一、1920年前后中国存在着严重的毒品问题

（一）1920年前后毒品再次严重泛滥的原因

从19世纪中叶开始，鸦片烟毒曾经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作对华侵略、扩张和奴役、麻醉中国人民的罪恶“武器”。中国人民深受其害，对其深恶痛绝。20世纪初年的禁烟运动曾一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使种植罂粟和英印鸦片输入的规模、势头均有所减弱。但是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的状态，各路军阀为了争夺地盘而不断招兵买马、发动战争，军费开支急剧增长，几乎所有的军阀都以抽取鸦片税为主要方式来筹集军饷，致使1920年前后毒品再次严重泛滥。

盘踞在主要种烟省份的大小军阀凭借其掌握的军权、政权，大肆收取名目繁杂的鸦片税，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当时，鸦片烟土从产地到吸食者手中，税多如牛毛。如烟苗捐、烟苗税、印花税、起运税、落地税、过境税、出售税、内销税、烟灯税、护送税等，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1．军阀们劝说或强迫农民种植罂粟，抽取巨额烟税

1918年，陕西军阀劝说农民种植罂粟，并对每亩征收6两白银烟税，当年共收烟税在1 000万元以上。^[2]1920年，陕西督军陈树藩与省长刘镇华商议，委派40多名劝种烟委员分赴各县，劝导农民种植罂粟，并宣布每种1亩征收大洋30元的税金，一次缴纳完毕。因种植罂粟较之种植麦子所获之利超出4～5倍，农民纷纷犁麦种烟。^[3]1920年，甘肃省长借金融困难为名，倡议全省大种烟苗。省长电令各县知事，召集农会人员发给种子，饬令四乡农民播种，并派4名查勘委员，查勘各县种烟的数量，以定收款的数额。每县再设1名“产烟罚款委员”，与县知事一起负责收款，每亩烟田收白银4～10两不等，先交半数，余款待收烟后再交。省长此次倡导种烟名为解决金融困难，实为筹集军饷。^[4]云南护国起义后，唐继尧扩充军队，造成省库空虚，财政匮乏，为弥补财政支绌，决定开放烟禁，实行“寓禁于征”政策，鼓励农民种植罂粟，从中征收烟苗“罚金”（实为征税）。从1920年至1926年，共弛禁6届。云南全省130个县，除阿墩子行政区（今德钦县）因气候不宜种植外，各县均种植罂粟，鸦片产量连年递增。烟亩“罚金”已成为云南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5]云南省政府由此每年可增加收入600万～700万元。^[6]四川军阀为劝农民种植罂粟而费尽心机，如农民缺少烟种，他们就从别处运来散发给农民；如缺乏种烟的资金，就提供给农民贷款，本利以鸦片烟折算。四川军阀对不愿种植罂粟的农民加倍征收田赋，称为“懒捐”。农民种粮而不种罂粟，则种粮1年必须缴纳3年的粮税，而种罂粟者只需缴纳当年1年的税。如第2年仍不种罂粟，须缴纳5年的粮税。如第3年仍不种罂粟，就要缴纳7年的粮税。用这一方法迫使农民种烟。^[7]河南军阀勒令各县普种罂粟，每亩抽税8元，限定大县最少种150顷、中县120顷、小县100顷。种者纳税，不种者也纳税，不得缺少分文。每年可收取烟税1 200万元。^[8]福建各地军阀普遍采用摊派等办法强迫农民种植罂粟。1916年，军阀李厚基曾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征收田亩捐，实为鸦片捐，仅漳浦一地每年包银为50万银圆。^[9]1918年，陈炯明在漳州地区成立护法区，鸦片捐有增无减；到张毅治理漳州时，再次发动农民种植罂粟从中征收捐税，大发横财。1923年，臧致平在厦门禾山迫种罂粟，100多个村子额定烟苗13万元，限11个月内一次缴足；兴泉永镇守使孔昭同迫民种烟的布告，居然露骨地写道：“劝你早下种”，“不种亦须解囊”等。周荫人在此期间规定，每亩烟苗交正捐大洋12元，但另有附加税，多则每亩6元，少则1～2元。^[10]1923年11月，孙传芳、王永泉等在福建福清县要求农民种植罂粟，并威胁说，如若反对，即是阻挠军饷。同时派出军警到各乡强迫种植。种罂粟者每亩必须缴纳13．2元，不种则加倍科罚。^[11]1919年，贵州产鸦片约60万担，可抽产场税、通行税1 200万元左右，超过正税4倍。^[12]据1924年中华国民拒毒会调查，烟税年收甘肃省计2 000万元、湖北为1 500万元、陕西为1 000万元、福建为2 000万元，军费全部依赖鸦片烟税。^[13]

2．军阀们替烟土商贩包运包卖烟毒，从中牟利

1916年，王占元督鄂后与孙传芳商定，以地方协助军饷为名，准许武汉福记、福康隆、同康等8家公司领照开设土栈。这8家公司公推赵典之为代表，同当地军警负责人协商议定每担（1 000两）烟土缴纳“协饷税”款200元，由烟土商在宜昌交货贴花，然后由“武汉”“飞熊”“楚雄”3只兵船包运到武汉，再卸至烟土公栈，提货时则需缴纳税款、运费和栈租。军警督察处成立后又将土栈增加到16家，税款增加到每担300元。1922年，肖耀南督鄂后，又将原来的“地方协饷”名义改为“统筹军饷”，军警督察处改为禁烟督察处，并将土栈、土膏店调整为32家，增税为400元一担。^[14]湖南军阀包运烟土，起因是下级军官帮助烟商私运鸦片，获了大利，被上级军官和司令发现，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财源，于是设立检查局所，规定包运税则，正式征收运税，使军队包运烟土公开化。烟土由贵州边境运至长沙或临资口一带，每100斤收运税大洋100元，外加护送茶钱。^[15]江西自蔡成勋主政后，设立拒毒局，招商包运包卖，并调动军队护送。为此特制定《江西拒毒局章程》，第一条即开宗明义写道，此举是为筹办军饷起见。全省分为14区，又分为甲、乙、丙三等，每区招一名商人承包专卖。甲等区每月上交1．5万元，乙等区每月交1．2万元，丙等区每月交8 000元。每区除随时可调用军队、水陆法警保护外，还特设巡缉队供其调遣。同时，全省分为4处，招商承包专运，承运人运入烟土每100斤纳税大洋320元，而承运人收贩商多少税款不再过问。^[16]

（二）1920年前后毒品再次严重泛滥的表现

在军阀的纵毒政策影响下，1920年前后，烟毒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泛滥。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陕西、宁夏、湖南、湖北、河南、福建等省开始大面积栽种罂粟，鸦片产量大幅度增长

1918年后，陕西全省各地皆种罂粟，每县少的种800亩，而多的超过2 000亩。^[17]当时陕西全省罂粟面积达到农田总面积的90%。^[18]1920年后，甘肃“除了少数过于硗瘠的地方以外”，“每一县都种鸦片”；有些地区罂粟面积占耕地的80%；到1925年，全省种烟面积高达50万亩，约年产鸦片1．5万担。^[19]甘肃积存的鸦片可供全省用15～20年。^[20]1920年后，云南种植罂粟进入“鼎盛”时期，最多的一年种植90多万亩，产量250多万千克。1924年，仅昆明一县即种植罂粟3万亩。^[21]云南“全省几乎是一片广大的鸦片田。据北部、南部、东部和西部的报道说，有2/3的土地都种着鸦片。”^[22]“贵州产烟之处，约占全省三分之二。”^[23]1924年，四川重庆一县种植罂粟则多达10万亩；^[24]安徽全省有1/5土地种植罂粟；^[25]河南全省种烟区占30%左右。湖南只有数县不种罂粟；湖北西半部种罂粟较多；宁夏全省10个县，有7个县种罂粟；西康几乎全省遍种罂粟。^[26]福建在1919年以后，开始大量种罂粟，有些地区，种植面积达到耕地的70%～90%；1925年后遍及全省。^[27]

2．制造、走私、贩运毒品的活动十分猖獗

1919年，广州公开售烟。外烟也乘虚而入，数量惊人。据中国海关统计，1920年、1921年，天津共破获吗啡、海洛因约为11．3万两。^[28]

3．全国各地烟馆林立，吸毒者数量惊人

云南男子约有60%吸食鸦片，女子虽少些，但大姑娘抽鸦片也绝非什么新鲜事。四川鸦片产量为世界之最，烟馆数量亦为世界之最，平均每县有烟馆300家，全省达5万家之多。[4]四川6 000多万人，烟毒患者有310多万；云南1 700万人，约有1/10的人吸食毒品，即170万人；贵州吸食毒品成瘾者至少有24万人。^[29]陕西男女老少人人吸烟，吸食成瘾者占总人口的50%以上，鸦片成为最普遍的应酬品。^[30]陕西汉中人口不满5万，却有烟馆1 000多家，每馆烧烟枪手数名，以此为生者不下2 000～3 000人。南郑县的一个集镇，居民不过200户，烟馆就有30多家。^[31]宁夏有烟店1 000家，吸食者不下数百万人，煤矿工人、黄包车夫几乎人人嗜好，连女人、小孩也普遍吸食。^[32]北京虽不产烟，但吸食者众多，一年要销售鸦片1 080万两。天津的烟馆数量更多，警察对此不仅不干涉，反而采取保护的态度。福建烟馆多于米店，仅厦门、龙溪、闽侯、宁德、南安、长乐等6县，烟馆就达1 200家以上。^[33]广东汕头有烟馆数百家，偏僻的连平县却有烟馆800家，增城县也有300余所。湖南东部烟馆虽不普遍，但吸食者却不在少数；至于湘西本为产烟区，因此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烟枪；而省会长沙竟有烟馆7 000家。^[34]安徽“人民吸食鸦片成风，仅安庆一个城市，烟馆林立，其他城市可想而知，流毒非常之深。”^[35]即使在“安徽最小的集镇，那时也有几家烟馆，几户人家的村庄，也有几条烟枪，吞云吐雾的病夫，触目皆是”。^[36]

（三）1920年前后毒品再次严重泛滥的危害

1920年前后，由于军阀的纵毒政策，鸦片种植、运输、销售、吸食之风弥漫全国城乡，烟毒空前泛滥，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1．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导致各省饥荒频仍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耕地为14．169 5亿亩，人均面积较少，仅3亩出头。由于政治和技术的原因，粮食产量一直徘徊不前。而随着罂粟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加剧了粮食的短缺。以1925年为例，罂粟面积约为1 800万亩，以当年中国粮食平均亩产300斤计算，因种植罂粟而每年少生产粮食54亿斤。^[37]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各地频频发生饥荒。贵州省粮价一向比较便宜，每担米只需2～3元；1921年后，因罂粟大量种植，粮食严重短缺，每担米上涨到40多元，是年因缺粮饿死的5万～6万人。^[38]云南省东部因广种罂粟，1924年“谷物几乎接近饥荒年头的价格，小麦价格相当鸦片的五倍，而且不易买到”。^[39]1925年，云南发生饥荒，仅昭定一城就饿死1 000人。^[40]四川种植罂粟最多，几乎无县不种，无村不有，因此，自20世纪20年代初起，几乎年年缺粮、发生饥荒。涪陵因广种罂粟，“大饥，栽烟者，一家吞烟自尽”。“巴中饿死者，埋万人坑”。^[41]

2．严重损害了人民的身心健康

众多的烟民，不事生产，终日吞云吐雾，晨昏颠倒，形体枯槁，浪费社会财富，损害身心健康，甚至导致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据记载，甘肃“河西为产烟区，吸食之人，无家无之，以大烟为应酬宾客之用，鸠形鹄面者比比皆是，而以倾家荡产者，又不知凡几”。^[42]

3．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和加深了农民的贫困化

农民种罂粟，要交高额烟税，通常要比种其他作物多交一倍以上的赋税，“有的甚至三倍的赋税”。^[43]如陕西汉中地区农民在军阀的强迫下种植罂粟，被收取的捐税繁多，“常有鬻妻卖子之惨举”。^[44]如遇烟价大跌或种烟失败时，人民受损尤巨。湘西土家族地区因鸦片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人民所收烟土不够交纳捐税，一时告贷无门，有的卖耕牛，典青苗，售房屋，嫁妻鬻子，有的个人自杀或全家自杀”。^[45]1925年，福建省“因烟苗失败，征税加重，穷无所之，自杀者有之，典田鬻子者有之；强壮者散而之四方，老弱者束手无策”。^[46]

4．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1）军阀与农民之间因逼种和拒种、征税和抗税而冲突不断。新疆农民因拒种罂粟，与前来逼种的军队发生冲突，结果被杀死多人。^[47]湖南湘阴、石门等县，军阀强迫农民种烟，如若不从，除处以罚款外，有的竟被处死。^[48]1923年，福建军阀王永彝在其辖区强迫农民种烟纳税，农民反抗纳税，竟遭杀戮，一连数乡，农民死伤者以万计，房屋被焚者数千座。^[49]（2）军阀与军阀之间为争夺鸦片利益而战争不断。由于鸦片是近代中国军阀的命根子，所以他们为了争夺鸦片利益不惜兵戎相见，大动干戈。据统计，从1912年至1922年，中国发生大小内战达139次，这些战争多与鸦片有关。^[50]此后，军阀为争夺鸦片税的争战绵延不绝，甚至愈演愈烈。例如，1923年，湖南军阀谭延闿、赵恒惕为争夺鸦片利益爆发战争，谭、赵战争历时4个月，蹂躏30余县，死伤1万余人，耗资200余万元。^[51]1924年9月，为抢夺上海的烟土地盘，盘踞在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和盘踞在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发生战争，时称“国内的鸦片战争”。^[52]尤其是1925年集中爆发了13次军阀战争，几乎都与鸦片税有关。正如唐绍仪在1926年1月11日所言：“民国14年来之数次战争，均为鸦片，故可称为14年之鸦片战争。”^[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