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德泉悖论的梁鸿，显然有对乡镇过人的熟悉，也就不会过于美化或丑化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神圣家族》里的人物，往往声口毕肖，有他们各自的模样，也有各自复杂的心事。读着读着，你开始要喜欢上书中的某个人了，却发现他有自己的缺陷；刚刚对一个人心生厌恶，他却又做出让人喜欢的事来。这是一个无法轻易判断是非对错的所在，你轻易论断了别人，别人就会反过来论断你。在这样一个世界，你应该多看、多听，多体味其中的无奈、辛酸以及笑容，如此，吴镇，甚至所有大地上的村镇，才不只是一个人实现自己雄心的泥塑木偶，人们也才真的会显露出自己带有纵深的样貌，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蓝伟热心、无私、诚恳、乐于助人、开朗活泼，镇上的人都说他是好人。妻子艳春可不这么认为：“你真的因为心地善良才去帮助别人吗？你不是。你只不过想让别人说你好，想获得别人的承认。你是在表演，你把表演看得比你老婆孩子，比你爹妈重要得多。”形势急转直下，仿佛戳穿了蓝伟的假面，把他无意的虚荣拷问了出来。可就是这个或许是虚荣的蓝伟，却真的爱着吴镇，爱着这里生活的人们。他在想象中劝说阿清，不要苛责阿花奶奶，“她只想让她儿子快乐、安全。并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是美的、对的，妥协也是美的”；他劝毅志不要自责，因为无法确认吴传友的死与他的换房有关，可他也指出，毅志仍然超越了生活的某些界限，心的一角便永远缺了；他让海红原谅作为男人的父亲，并忘掉圣徒德泉，因为他不是有意成为她生活中的阴影……到最后，蓝伟仿佛变成了这本书的作者，写下了“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正是《神圣家族》的第一篇。

这个蓝伟，是不是真的有点像这本书的作者梁鸿？或许是。不过，蓝伟还要等妻子来责备他，“梁庄”系列就写着乡村的梁鸿，早就开始了自我反思：“（我）没有真的参与一个社会形态里面，居住了一段又出来，安然无恙，却写了它，并且得到某种外界的成功，似乎利用了它……虽然从自我意识上，我已经自我定位为一个书写者，但问题是这样的定位就完全够了吗？”^[7]所有有过双重生活体验并反思过的人，大约都不难理解梁鸿这种亏欠的感觉。她永远无法只在一个世界里居停，而是要不断在城、 乡两个世界里出入，如果她更少停留的那个地方，恰好又是弱势的一方，这种亏欠的疼痛感就尤其强烈。兴许是为了安顿自己，梁鸿说：“我个人愿意保持这种痛感，被它折磨，我倒能感到轻松一点。”当留在家乡的、有被迫害妄想症的朋友骂她时，她“一方面怕被骂，另一方面，当他骂你时，你觉得自己真是卑劣的，看到自己真实的不堪面目”。这样，她就可以知道自己“永远欠着人，他们一直都在那里，而我在这儿。我欠自己一点东西，这点卑劣感提示了我的赊欠”^[8]。

这样一个自省的写作者，几乎主动承担起了在两个世界里穿梭的责任。不管乡村怎样衰退，精神的转化多么困难，周围的环境多么糟糕，她却不抱怨、不解释、不等待，不以这些为借口退进一个世界过自己的安稳日子，而是忍耐着两个世界的撕扯，做自己能做的，既让自己不断向前，又为未来的某个改善契机积攒着力量。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在《神圣家族》的颓败和腐烂、无奈和悲伤之上，能感受到一种隐秘的活力。

为什么会在无奈里感受到活力？为什么能在哀伤里感受安适？是不是略略有些让人生疑？借M.H.艾布拉姆斯在《诗歌的第四维度》里的话来说吧：“华兹华斯在他的抒情诗中直面最为哀伤的失却，爱儿之死，又将其转化为对于读者而言的一种安适（comfort）——甚至是欣喜（joy）的经验；我们将之称为一种美学欣悦（aesthetic delight）。他做到了这一点，因为经由揣度并使用与哀痛的情境极为切合的语言，他实现（同时也令我们实现）了一种对哀痛的驾驭的模式。他做到了这一点，同时是经由恢复我们对以下二事的信念：我们并不孤独，且我们借富有洞见的诗作来分享我们关乎人类境况的困惑。”

没错，梁鸿在《神圣家族》里实现了一种对乡村颓败的驾驭模式。她没把自己所见触发的感伤和伤痛带进文字（我们看到太多书中的感伤即是作者的感伤，书中的伤痛作者也没来得及转化不是吗），那些显见引发感伤或伤痛之物经过了她的精神转化，让我们即使在颓败里，也能感受到向上的力量，那隐秘流淌着的动人活力。梁鸿文字里最让人感奋的，正是这个隐藏甚深却处处可以感受到的活力。对这样一个写作者，人们能做的大概就是——小心地保护这活力，别向她索取太多。

【注释】

[1]引自对谈稿《梁鸿携新书〈神圣家族〉对话李敬泽：城镇人生的荒诞与神圣》。

[2]引自唐诺所著《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

[3]R.Schäfer语，转引自刘小枫所著《罪与欠》。

[4]引自唐诺所著《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

[5]转引自吕叔湘所著《未晚斋杂览》。

[6]引自阿道司·赫胥黎所著《美丽新世界》。

[7]引自袁凌采访稿《梁鸿：不能再像鲁迅那样去写乡村》。

[8]引自袁凌采访稿《梁鸿：不能再像鲁迅那样去写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