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意外地读了凯利的书两年后，我遇到了一个能深入研究个人人格建构理论的机会。说来我真是好运——凯利来到了西海岸，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一门个性心理学课程。我急切地注册了课程，每天驱车56分钟沿皇家大道从伯克利开到帕洛阿尔托，只因我想挑战我的个人人格建构。凯利布置给我们每个人的作业极具挑战性，绝对不适合心脏不好的人。他让我们创立一个新的个性理论。

刚刚上完第一次课，我就小心地敲开了凯利办公室的门。他没有问“你是谁”，但我却告诉了他。我说我相信个人建构理论的概念，但我想在两个不同的问题上挑战他。首先，爵士音乐：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关于他的理论中有没有被动乐趣（比如听音乐）的空间。凯利的眼睛亮了，他开始热烈地聊起演奏爵士乐——我们将爵士音乐家的显著特征定义为：用个人人格建构解读音乐。他没有回应我“听爵士乐而不是演奏爵士乐”的问题，但他的回答引发了我的兴趣。我不依不饶，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我告诉了凯利我参与言论自由运动的经历，我认为这可以支持他的“人类是自己生命的积极主导者”这一模型。但我担心，用个人人格建构来研究人的话，我们可能对生活背景的关注就会不足，包括当时个人的处境、机构制度和政治大环境等。凯利鼓励我对此做更进一步的探究，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激动不已。

那晚回伯克利的路上，我构思了一些修正个性理论的可能性。我正行驶在南旧金山，突然脑子里灵光一闪——我的这段旅途，不仅能帮助探讨我的个人建构，还能带给我更多。但是还缺少一些东西。我的注意力被这个想法分散，无法再专心驾驶，于是在高速路上靠边停下了。彼时彼地我所意识到的，我正在追求的，就是一项个人计划。我开始考虑人们在生活中追求个人计划蕴含了哪些意义。这些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也可能是变革性的，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集体性的，可能是短暂的相遇，也可能是持久的承诺。个人计划的概念让我将个人人格建构提供的内在地图和外面的实际路线联系在一起（像匝道、断头路、宽敞的高速公路等，这些构成了我正在驾车行驶的道路系统）。

你的相对稳定的特性为你的项目可能探索的目的地设定了限制。你的社会、文化环境将开辟出一些路，同时堵住另一些。而你构建自己的旅途的方式——你定义、描述、判断你个人计划的方式——对于你是坚持探索，还是原路返回，抑或彻底失败，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简而言之，探索项目需要我们个性中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生物的、社会的和自我的，而它们的成功对过上幸福的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