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你是谁？我知道，这问题是在打探人的隐私，让人不舒服。如果我问你这个问题时，正巧你在酒吧喝着啤酒，没准儿你会夺门而逃。不过，你一旦意识到我只是个爱打听别人隐私的心理学家，我想你也许会愿意分享你的人格特点来帮助我的研究。“我很外向。”你可能自豪地说。或“我习惯照顾别人”“我总杞人忧天”，或“地球上不自恋的人里面我排第五”。我们每个人都能觉察到定义自己的基本特征。

那么如果我问，为什么你是那样的你，你可能接着就有自己的答案。你可能会说：“因为我来自西海岸。”或“因为我是家里最年长的孩子”，或“因为我爸是个酒鬼”，或“我上高中时正赶上经济大衰退”。你有充分的理由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很明显，外部影响——你的家庭生活、成长环境、出生时的政治大背景——塑造了你的生活轨迹和行为方式。

而你可能认为，生活就是如此，一切已成定局。你的内在天性与那些影响你一生的外部力量一起，使你成为现在的你。这并不是那么复杂，对吧？你有充足的时间了解自己，直到现在，你应该对自己的个性有较为清晰的认知了。是吧？

你最好习惯这一点，因为我们对你的探索才刚开始。

其实，基因的作用和生活经验并不能解释一切。还有第三种力量在发挥作用，决定了你的个性。当提到这种力量时，我们是反过来推的，并不是“你是谁”决定“你做了什么”，而是相反。实际上，这才是我打算向你们解释的一种理念。这是审视个性的一种重要新方式，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大多数时间都用来研究、思考这一新方式。

你的生活经历和身份认定不只源于你的先天特点和后天环境，还源自你的抱负、承诺、梦想和日常做的事情，而这些能定义你的活动可简单描述为你的“个人计划”。个人计划可以是微小的，如每周四具体做什么；也可以是宏大的，如你的人生目标。个人计划包括各个方面的努力，从处理私人关系到研究自己的专业领域，平凡如生活琐事，伟大到关乎人类存在。个人计划涵盖从“解决家里的垃圾”到“解决政治对手”等问题，范围极广。这些个人计划或好或坏，部分由我们的生物特性和成长环境共同作用形成，但它们能超越彼此。与先天、后天因素不同，个人计划作为人类生命的一大特点，并不是遗传因素或社会作用给予我们的，而是我们的内心产生的。

你可能早就在想，你做的事中有多少能真正影响你那些稳定的部分，比如你的个性，以及你的自我感知。答案或许超过你的想象。个人计划是许多问题的焦点——你认为自己是谁，你在生活中表现得有多好——你过得很顺利，还是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使出吃奶的劲混日子。简言之，个人计划是助你前程似锦的关键。你应学着理解个人计划及其影响，学着引导你的生活轨迹朝理想方向行进。

在本书中，你的个性将在你过去生活和现在生活两个方面得到审视。同时，你未来的生活走向也会得到密切的关注。你的个人计划在以下方面发挥作用：一旦你能明确自己的个人计划及其作用，你将会明白你的行动的自由程度以及空间，而这些决定了你将采取何种对策。我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帮助你理解并掌控自己的生活方向。可能，你正在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却要面对跌倒擦伤的孩子，或是吐毛球的猫咪，或是此刻拉着你说话不吐不快的朋友，这本书能够在这样的时刻帮助你。

因为我想和你成为朋友，把这当成自己的事儿来谈，所以我想先跟大家聊聊我是怎么做起人的个性研究的。

那是1965年9月的一个炎热下午，我小心翼翼地敲开了萨宾教授办公室的门。萨宾教授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领域的杰出学者，而我是渴望加入他科研团队的二年级研究生。办公室的门一开，一个严肃的声音缓缓传来：“你是谁？”从萨宾教授那响亮的嗓音以及他对尾音的强调，我推断他很想知道我的名字。他想让我表明身份！说清楚我同人相处、在这世上扮演的角色，以及当时的我在做怎样的自己。所以我以自嘲的语气兴高采烈地答道：“一个追求真理的人。”萨宾教授翻了个白眼，笑道：“千万别，怎么又来了一个这样的。”

如果我回答萨宾教授时更诚实一点就好了，那样的回答会更有趣多样，而不是那么的浮夸。我本可以描述我从小以来就具有的人格特点：内向、好奇、谦恭。我本可以将我在人际关系中担任的角色、将我在这世上的定位描述为：一个心理学专业学生，狂热的钢琴爱好者，肯尼迪总统的支持者且尚未从他遇害的伤痛中走出来。但在一位大教授的门口突兀地说这些内容未免太多了。而且即便如此，这些也远不能精准地描绘出我完整的个性。因为恰在那时，我正经历着彻底的改变，它由正包围我的卓越政治活动而激发，这个我稍后会做解释。

先来补充些背景：当时的心理学发展正经历着一场论战——对于塑造人的个性而言，生物因素和社会作用哪个产生的影响更大——当时我们称其为“先天一后天之辩”。

我当时本可以回答：“萨宾教授，从本质上来看，我是我的大脑。”这样我就能把自己纳入先天派、生物决定论阵营。实际上，我之所以将伯克利分校当作我的首选，就是想探索生物成因对人的行为产生的影响。成为研究生前，我一直在神经心理学实验室做研究助手。而申请读研时，我相信主要是基因和神经心理学塑造了我们的个性——我称之为生物作用影响。那时的我坚信对人脑的研究将是理解我们究竟是谁的最佳途径。

或者我可以宣称我支持后天派阵营。我来自加拿大西海岸，身材瘦小，父亲是爱尔兰人，爱异想天开，母亲是英国人，慈爱有加，我作为他们的儿子在充满幽默与关爱的环境里长大。这些社会影响同萨宾教授指出的塑造我们行为的因素一致：他将个体视为社会和文化作用的产物，而社会和文化就我们如何生活提供了准则、角色和脚本。

当时除了“先天一后天之辩”，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论点。一个由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家和解剖学者组成的跨学科研究证明，通过改善啮齿目动物的生存环境，能够直接改变它们的脑部结构和生物化学成分。1在笼子中的实验动物，经过社会刺激，以及复杂的、需要进行探索的物体（用研究者的话说，就是“朋友和玩具”），大脑会变得更重，而且具有更复杂的神经回路。这一研究是开创性的，同时又充满争议，为改善鼠类，乃至人类的生命质量提供了许多启发。没错，理解生物作用产生的影响对充分理解生物体行为十分必要，但是这种影响不是确定无疑、不可改变的；变化可能发生，而非必然发生。

直到今天，心理学发展早已跨越了我学生时期流行的“先天一后天之辩”，现在，我们认为这些不同的影响是相互渗透的。培养天性是可能的——毕竟在伯克利分校的实验中那些有“朋友和玩具”的小型啮齿目动物早已证明了这一点。2

但是我逐渐认识到，针对“你是谁”的这些答案，远远不能为理解我们的真正天性提供真知灼见。敲开萨宾教授的门改变了我的命运，自那以后我一直在探索我们独特的、具有个人特性的追求，也就是我们的个人计划，是如何同生物作用、社会作用平起平坐的，不仅解释了我们是谁，而且更进一步，还改变了我们对生物作用、社会作用的看法。这些个人计划甚至是强有力的驱动器，促使我们做出不合乎性格的事，重新定义我们最本质的人格。我就亲自经历过这一点。

我之前简单提过，我走进萨宾教授办公室时，正处于个人转变的重要时期。一年前，也就是1964年9月，我来到了伯克利分校。入学那周正值学校开始了校园言论自由运动。学生们开始集中招募到美国南部参与自由游行的志愿者，而学校管理部门禁止在校内摆放桌子。这一政策激发了学生的抗议游行、静坐示威，以及相关的辩论会。抗议者宣称这所有着卓越影响力的大学——自称为大型综合性大学——却被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工业合同所束缚和奴役，毫不关注学生的诉求。

言论自由运动让我心潮澎湃，而它的影响力也十分明显。它呼唤我行动——让我投入越发个人化，甚至是我自定义的计划。我身体里的那个我，那个内省的心理专业学生，那个更愿意在歌曲里吟唱革命，却绝不想发起革命的人，突然感到必须挺身而出，发出自己的声音，战胜不公。这样的体验是全新的，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自己的认知。也是这次转变使我在思考、感知新事物的同时，学会采取新的行动。我所选择去做的，就是通过几乎无形的方式，重新塑造自我。“静坐示威”“抗议游行”“追求公平”，现在成了我决心去做的事情——它们是有意义的行动，其结果就是使我变成了后来的样子。

回到一开始我问你的那个问题，也就是那个酷热的日子，当我敲开萨宾教授的门时，他所问的让我大吃一惊的问题：“你是谁？”将自己视作生物作用下形成的产品，或认为是社会作用塑造了自己，这些观点都过于局限了。我想让你相信，衍生于你的先天个性和后天环境的个人计划也参与塑造了你，而且我们会看到，它也能改变先天和后天的因素。这种个人计划可能使你朝新的方向发展，并为你的生活带来意义。用这种新的方式思考你自己，会让我们不禁自问：我到底是谁？对自己有了这样的了解以后，你就能认清自己做得好不好，并且开始积极地主导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