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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死亡率变动的经济因素中，比较突出的因子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差别、职业与个人收入等。

(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死亡率的高低不仅是这个国家和地区重要的人口自然变动指标，而且也是衡量和评价社会经济等方面发展状况的客观尺度。反过来，社会经济状况的优劣，也会给死亡造成不同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会导致人口死亡率的不同。

有学者以1952年以来的中国时序数据和1992年中国截面资料为样本，运用相关、多元回归和路径分析等统计方法，系统研究了影响死亡率水平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

时序资料分析中的因变量有:中国人口死亡率D₁(‰);城市人口死亡率D₂(‰);县人口死亡率D₃(‰)(农村人口死亡率)。自变量有:人均国民收入S₁(1980年的价格，元);国民收入积累率S₂(%);居民消费水平指数S₃(以1952年为100);农民消费水平指数S₄(以1952年为100);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S₅(%);市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S₆(%);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S₇(%);中学生入学率S₈(%);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教育费用支出S₉(1950年的价格，万元);每万人医生数S₁₀(人/万人)。

由原始资料可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口死亡率呈下降的总趋势。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4-3。除S₂和S₇外，其他各自变量在无控制条件下均与D₁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与D₁相关最强的是中学生入学率S₈，其次为经济因素指标S₁，S₃，S₄，再次为医疗卫生水平指标S₉，S₁₀，最后是社会结构指标S₅，S₆。

中国人口死亡率保持着持续下降的趋势，但其中某年份也曾出现反复，而且在不同时期下降的幅度也不相同。把中国人口死亡率转变分为5个阶段，计算的相关系数见表4-4。

由表4-4可知，在各阶段人均国民收入与人口死亡率的相关方向和程度各不相同。1952—1957年，S₁与D₁和D₃有高度负相关关系，D₂与D₁的关联不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连年战乱、灾荒不断的局面，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同时经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迅速发展。这些巨大变化带来了中国人口死亡率的高速下降。1958—1962年，S₁和人口死亡率的关联不显著，更令人疑惑的是二者呈同方向关联，可能的解释是该时期的经济指标数字的质量有问题。当时全社会的浮夸风，使经济指标不实，据此算出的结果不大可靠。1963—1965年，经济与城市人口死亡率呈负向关联，但全国和农村的死亡率与经济的关联程度都不显著。因样本单位太少，计算结果不可靠。1966—1977年，D₁与S₁呈高度负相关，r=－0.9277，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死亡率以较快的速度持续稳定下降。1978—1991年，经济与死亡率之间无明显的关联。中国人口死亡率经过持续下降已经达到相当低的水平，进一步下降的速度明显减慢。这是符合死亡率转变由快到慢的一般规律的。

城乡之间死亡率的差异是研究死亡率地区差异的重要内容。一般说来，城镇在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等方面都比农村有明显的优势，这些优势会使死亡率处于较低水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乡之间社会经济条件会逐渐接近，死亡率差距也会缩小。因此，弄清城乡之间死亡率的差异及其变化规律是很有意义的。

由于我们缺乏严格按城乡划分的死亡率资料，不得不借用按市、县口径统计的生命统计资料。市县资料不等于城乡资料，但1982年人口普查所得到的1981年出生和死亡的资料表明，年度户口登记所得到的资料与普查资料基本一致，由此可以认为它大体可代表城乡死亡率及其变化趋势。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重要年份的市、县死亡率资料如表4-5所示。由于1959—1961年困难时期死亡率非常高，它不能代表在正常情况下，城乡死亡率的变化，故在上述资料中未引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前五年城乡死亡率差距较大，70年代后五年，城乡死亡率差距逐步缩小。因为城市人口死亡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下降速度减慢了;农村人口死亡率下降速度则相对快一些。尽管市、县死亡率的差异受到市县人口年龄构成的一定影响，但它不能改变上述城乡人口死亡率的变动趋势。

(三)职业与个人收入

人口死亡率不仅与生物、遗传和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有关，而且也受职业、文化程度、婚姻以及收入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不同社会经济水平通过营养状况、工作条件、居住环境、医疗服务以及生理和心理健康等对死亡率产生影响。许多国家的研究表明，一般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具有较低的死亡率。与其他社会经济变量相比，职业作为不同社会经济人群分组的重要特征与死亡率有更直接的联系，在死亡率的社会经济差异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同职业人口在收入、工作条件、生活环境、医疗服务以及文化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对死亡率产生影响。

有学者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不同职业人口的死亡率差异，以认清影响中国死亡率的职业因素。第四次人口普查调查了中国1990年15岁以上分职业(包括不在业)的人口数和1989年1月1日到1990年7月1日不同职业的死亡人口数。1990年中国15岁以上在业人口占全国15岁以上人口的79.2%，其中八大职业分性别的人口分布表明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的职业构成仍以农林牧副渔劳动者为主(见表4-6)，加上生产工人及有关工人、商业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共占在业人口的90%，各职业中的男女比例也存在差异。15岁以上不在业人口占全国15岁以上人口的20.8%，包括在校学生、市镇待业人员、离休、退休和退职人员和其他一些人。

资料来源:《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

用1990年上半年分职业死亡人数乘以2并除以1990年相应职业的人数，得到1990年15岁以上各职业分性别人口的粗死亡率(见表4-7)。从表4-7中可以看出，在业人员各职业的粗死亡率由低到高的顺序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工人、商业人员、干部、服务人员，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和农林牧副渔劳动者。我们知道，干部的年龄结构较其他职业略大，而工人、农民则较轻，为了消除年龄结构的影响，以全国15岁以上分性别的人口作为标准人口，得到各职业15岁以上及15～54岁年龄区间上的标准化粗死亡率(见表4-8)。15岁以上的标准化粗死亡率中，商业人员、服务人员及办事人员较低，工人、农民则较高。而在15～54岁年龄区间上，则是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干部的标准化粗死亡率最低。

表4-7　　　中国1990年15岁以上各职业分性别人口的粗死亡率(‰)

二、影响死亡率变动的技术因素: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

世界医疗发展史表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是降低人口死亡率的重要社会因素。鼠疫，又称黑死病，曾经在欧洲及世界各地发生过，导致数以亿计的人口死亡。人类历史上曾有过数次毁灭性的鼠疫大流行。首次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疫情持续了五六十年，流行高峰期每天死亡的人数数以万计，死亡总数近一亿人。第二次大流行发生于公元14世纪，持续近300年。这次大流行仅在欧洲就造成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人口的1/4;意大利和英国死者达其人口的半数。据记载，当时伦敦的人行道上到处是腐烂发臭的死猫死狗，人们把它们当做传播瘟疫的祸首打死了。然而，没有了猫，鼠疫的真正传染源——老鼠，就越发横行无忌。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于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峰，总共波及60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随着人类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和对鼠疫的科学认识不断加深，鼠疫目前总体处于平稳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的地位，其卫生事业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人口死亡率的下降极为明显。1964年尼加拉瓜报告其婴儿死亡率为49.7‰，而美国为24.8‰，是前者的1/2。可是，1992年尼加拉瓜报告的新生儿死亡率却只有10.9‰，美国为17.9‰，比美国还低39%。在尼加拉瓜降低婴儿死亡率的措施中，卫生服务的改善是十分关键的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基本建立起遍及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目前全国现有医疗、预防、保健、监督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近30万个;2004年，各类医疗机构床位数达到327万张，平均每千人3.1张;卫生人员总数525万人，平均每千人有执业医生1.5人。⁽⁴⁾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标准，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的健康水平主要有三大指标:一是人均期望寿命，二是婴儿死亡率，三是孕产妇死亡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期望寿命为35岁，目前提高到71.8岁;婴儿死亡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为200‰，目前下降到25.5‰;孕产妇死亡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为1500/10万，目前下降到50.2/10万。

三、影响死亡率变动的社会因素

影响死亡率变动的社会因素主要有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生活方式等。

婚姻状况是影响死亡率的重要社会因素。本质上，婚姻状况反映了个体对于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结婚的意义不仅在于组成家庭，维护社会安定，进行人口再生产，而且对维护人们的健康，预防疾病，降低死亡率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的情况表明，丧偶者的死亡率水平最高;有配偶者的死亡率水平最低(见表4-9)。稳定的婚姻生活有利于健康和降低死亡风险。

表4-9　　　1990年中国20～60岁人口分婚姻、分性别的标准化死亡率(‰)

(二)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水平不仅标志着社会成员个人科学文化知识水平的高低，而且是反映人口素质的重要标志。人们随着文化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自身的生命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不断增加，因此在生活的各方面将尽力遵循科学的规律以提高和保持身体的健康。全国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的粗死亡率和标准化死亡率如表4-10所示。

表4-10　　　全国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的粗死亡率和标准化死亡率(‰)

根据表4-10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受过教育的文盲人口其粗死亡率远高于受过教育的人口。从粗死亡率来看，随教育程度的提高，粗死亡率下降十分快。文盲人口比受过教育的人口粗死亡率高4～5倍，但这一过高的死亡率并不能完全反映文盲人口的真实死亡水平，原因在于文盲人口中老年人口所占比例较大，而老年人口的死亡率又相对较高。为了便于比较，以全国总人口为标准人口对各种受不同程度教育的人口(包括分性别人口)分别进行标准化，以消除年龄构成的影响。标准化死亡率显示，文盲人口的死亡水平比大学文化程度人口高2.96倍，比高中文化程度人口高1.5倍，比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分别高1.34倍和1.14倍。受过大专文化程度以上教育的人口粗死亡率比文盲人口要降低一半以上，反映了高等教育对人口死亡的影响较大。总的来说，粗死亡率随着教育程度的上升而逐渐下降的规律是十分清晰的。

从表4-10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同性别人口的粗死亡率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变化的情况。各级教育程度的男性人口粗死亡率均高于女性人口，其中男性文盲人口的粗死亡率高于女性人口1.68倍，但是由于分性别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口同样受到年龄构成的影响，变化的规律不明朗，也需要进行标准化。从标准化死亡率看，分性别人口标准化死亡率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的规律十分明显，其中同等教育程度下男性人口死亡水平高于女性人口。在男性标准化死亡率中文盲人口比大学文化程度人口高3.30倍，比高中文化程度人口高1.97倍，比小学文化程度人口高1.42倍;在女性标准化死亡率中文盲人口比大学文化程度人口高2.59倍，比高中文化程度人口高1.63倍，比小学文化程度人口高1.36倍。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男性标准化死亡率比女性下降快。男性人口粗死亡率高于女性人口符合一般的规律。

生活方式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的概念，它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劳动工作、休息娱乐、社会交往、待人接物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这些方式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与社会条件下，各个民族、阶级和社会群体的生活模式。生活方式是人的社会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决定了个体社会化的性质、水平和方向。

在农业型生产为主的国家和社会里，生产水平低，物质生活极贫乏，人们的健康主要受传染病、寄生虫病和营养缺乏症等的危害;而在工业型生产为主的国家和社会，生产水平高，物质生活富裕，人们的健康则主要受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营养过剩和遗传性疾病等的威胁。在这两类不同条件下，疾病的发生，虽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与人们缺乏必要的卫生保健知识，以及生活方式存在不健康不科学的因素有很大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影响，产生了一些由新的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或称“现代文明病”，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心理情绪紧张刺激增加、饮食营养结构不合理、环境的污染、吸烟饮酒的人增多等多方面的因素，导致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恶性肿瘤、意外伤亡等因果性疾病发病率增高，成为早亡、致残的重要原因;②由于现代生活节奏加快，时空观念、竞争观念增强，独生子女及离退休职工增多，生活中的紧张刺激增加，心理因素和情绪反应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致病因素，引起了一些心理情绪反应性疾病如临考紧张综合征、离退休生活不适应、情绪性腹泻等;③由于缺乏美容化妆的卫生知识，接触性皮炎、染发剂过敏性皮炎、戴耳环引起的感染等发病率在女青年中明显增加;④现代穿着引起的高跟鞋病、隐形眼镜角膜炎、太阳眼镜病等在男女青年中较常见;⑤养鸟、养猫、养狗等宠物导致动物传染的疾病增多，尤其是狂犬病已在许多地区呈散发性流行;⑥吸烟人数大增，已成为肺癌、心脑血管病的重要致病因素;酒精中毒也经常发生;⑦在脑力劳动者中间，由于久坐、用眼、用脑等，脑力疲劳，视力疲乏较常见;⑧性乱交、同性恋、吸毒、艾滋病的传播。

四、影响死亡率变动的自然因素

影响死亡率变动的自然因素主要有性别、年龄和自然环境等。

两性人口的死亡率存在差异是世界普遍的现象，中国及其各地区人口也不例外。造成这种差异既有生物学因素，又有后天存活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生物学因素是两性死亡率差异的自然基础，并赋予女性较强的存活能力，使女性人口死亡率低于男性，寿命较男性更长。一般来讲，女性在死亡率方面的优势主要集中在5～9岁左右和25岁以后的成年和老年段。但是在不同人口中，男女寿命的差异却又不尽相同，这主要是后天环境因素的作用。在生物学因素与社会因素两者之中，人口研究通常更关心社会因素，因为我们所关心的两性在健康上的不平等主要是社会方面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可以通过人为努力改变的。由于同一地区、同一人口内的两性是生活在相同的社会经济、自然地理宏观环境内的，因此，从死亡率的性别差异往往能够看出同一人口内两性的社会地位是否平等，并揭示两性之间不平等的程度。因此，死亡率的性别差异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程度。

(二)年龄⁽⁵⁾

有学者根据中国妇女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登记的从1930年7月至1973年6月出生的妇女生育活产子女的死亡情况，同时回顾调查了1981—1988年6月的人口死亡情况，运用了分年龄死亡率的构造方法和生命表的编制方法，分析了40年来中国人口的分年龄死亡率变动情况。

1.全国分年龄死亡率及其变动趋势

40年来，中国人口分年龄死亡率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迅速下降的过程，为了深入分析其变化过程，这里按人的生命过程划分为四个时期，以便详细展示其变动特点(见表4-11)。①儿童期分年龄死亡率下降幅度最大。以0～4岁组的死亡率为例，40年代后期死亡率很高，为143.3‰，50年代迅速下降，到50年代后期下降到49.73‰，短短10年之间下降了93.57个千分点，下降了65.3%。60年代下降速度开始放慢，70年代死亡率下降速度进一步放慢。80年代后期死亡率下降到10.54‰，下降了14.5%，表明进入80年代死亡率的下降速度明显变慢。40年来，0～4岁组的死亡率下降了132.76个千分点，下降了92.6%。由此可见，我国人口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死亡模式的迅速转变，与儿童期分年龄死亡率的迅速大幅度下降有密切关系;②老年期分年龄死亡率下降幅度也很大，是中国人口死亡率下降快的又一特点。以65～69岁组死亡率变动过程为例，死亡率由40年代后期的104.72‰，下降到80年代的32.11‰，下降了72.61个千分点，下降了69.3%，仅次于儿童期分年龄死亡率的下降速度;③中年期分年龄死亡率的下降速度也很可观。以40～44岁组死亡率为例，由40年代后期的7.31‰，到80年代后期下降到2.82‰，下降了61.4%，略逊于老年期死亡率的下降速度;④青年期分年龄死亡率的下降幅度相对较小，以20～24岁组死亡率为例，该年龄组死亡率的变动过程表明，40年来青年期分年龄死亡率的下降情况也比较可观，40年间下降了一半还多，但与中老年或儿童期死亡率相比，则相对较小。

2.分年龄死亡率的性别差异

40年来，中国人口分性别、分年龄死亡率都有很大的变化，下降速度女性略快于男性，差别渐趋明显。以4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后期分性别死亡率作比较(见表4-12)，从总的变动趋势来看，40年代后期，男性和女性各年龄死亡率虽有一定差别，但差别较小。唯有0～4组死亡率显得突出，可能是随机波动的影响;20～24岁组死亡率女性高于男性，这与妇女生育孩子多，生育高峰期产妇死亡率高有关，40～44岁组以后，男性死亡率逐渐高于女性，到60～64岁组达到最大值，65～69岁组以后女性死亡率渐趋升高，差别亦逐渐缩小。从80年代后期的数据看，男性和女性死亡率都有很大的变化，相比之下女性死亡率下降速度略快于男性，两性间死亡率的差别从而变得明显起来。女性生育旺盛年龄组死亡率高于男性的情况已经消失，表明通过控制生育和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产妇死亡减少。其余变化规律并未改变。

表4-12　　　1945—1949年与1985—1988年分性别、分年龄死亡率比较

人口学历来重视环境对人口健康与人口死亡的影响。这里说的环境与健康、死亡的问题，指的是环境公害问题，即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破坏了自然环境，已危及人类自身，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环境问题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共同关心的问题。环境破坏对人类健康的损害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有毒物质对健康的危害。当今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每天都在产生各种有毒物质，具体表现在:①大气污染。伴随着工业和城市化进程，以发电厂等大规模工业污染源以及汽车尾气为主体的城市公害，其污染由点扩展到面，成为全球性问题。长期接触污染的空气，会降低人体呼吸系统的免疫力，使喉头炎、支气管炎、心肺病的发病率增加。著名的大气污染事件是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造成约4000人死亡。②重金属污染。人类活动导致重金属在大气、水体和土壤中富集，形成重金属污染。其中汞、镉、铅、铬和砷最为常见，被称为“五毒”。重金属污染的特点是不能被微生物分解，相反却通过食物链上千上万倍富集。重金属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后不易被排泄，而在人体一定部位富集，造成慢性中毒，中毒后又极难治疗。③“三致”物质。“三致”物质指的是致突变、致畸变和致癌的物质。“三致”物质许多是在人类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如有机氯化物、农药等。致突变物质能引起生物遗传性改变，改变基因，改变染色体，使其数目和结构发生变化。致畸变物质则会引起生育缺陷。致癌物质会导致细胞不受控制地生长，目前已确认为动物致癌物质达数千种，其中确认对人类有致癌作用的化学物质有80种。④环境激素。这些年来，人类不断发现在大气、水体、食物中含有一些微量毒素，它们存在于生物机体之外与雌性激素作用，破坏人体或其他动物体内的激素平衡，这些物质称为环境激素，又称环境荷尔蒙。环境激素主要是在制药、塑料制品添加剂生产、除草剂的使用和垃圾处理等过程中释放。环境激素不易分解，可在食物链中循环，又可随风飘散。环境激素可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遗传基因受不良影响，癌变增加，过敏症加重。⑤放射性污染，著名的例子有1945年美国向日本长崎、广岛投放的原子弹，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⑥病原微生物。病原微生物主要有病菌、病毒、寄生虫三类。水体病原微生物主要来自医院污水、生活污水以及生物制品、屠宰、制革、洗毛等工业废水和牧畜污水。病原微生物通过水、鱼、贝类和一些水生物进入人体，造成很高的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贫困国家中腹泻的70%是由食物传播的病原微生物引起的。

其次是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可能影响。关于全球环境变化对健康和死亡可能造成的影响，可列举以下几个方面:①温室效应增强，导致全球变暖及气候异常，使海平面上升及发生各种自然灾害，如龙卷风、洪水、山崩、大火的危险增加。意外死亡发生，耕地流失，使农业受损导致食物短缺，人类的营养不良，体质下降。②平流层臭氧枯竭，使地表紫外线辐射增加，晒伤、结膜炎、免疫系统受损，感染的危险增加。食用谷物及海洋微生物(水中食物链的基础)受破坏。③酸雾(来自硫化矿物燃烧的燃料)，直接对呼吸系统有影响，形成酸雨，对水域造成破坏(鱼量减少)，谷物生长受破坏，森林生长受破坏，使生态生产力下降。④生物多样性丧失，使生态系统衰退和生物基因的多样性丧失。这将使生态生产能力下降，药用物质及其他有助于健康的物质丧失，人、农作物和牲畜更易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