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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如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国家，更是拥有丰富的人口思想宝藏，人口思想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的人口思想贯穿于各种哲学、政治和文化思想中。从主张人口增殖的孔子、墨子到提出适度人口增长的商秋、韩非再到近代的主张限制人口增长的洪亮吉及现代的马寅初是中国人口思想发展的线索。各种思想极其丰富，但主张人口增殖的思想一直是社会的主流，并深入人心。

一、中国古代人口思想

(一)人口增殖观

人口增殖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古代哲学家和思想家孔子、孟子和墨子。人口增殖观是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的主流思想，在中国古代长期占据支配地位。在殷商甲骨文关于祭祀的记述中，就有浓厚的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的思想。在《诗经》里也有许多诗篇歌颂了“则百斯男”、多子多福、子孙绵绵的思想。春秋时代，许多思想家都曾鼓吹富国强兵必先增加人口。管仲在辅助齐桓公建立霸业时就曾极力推行鼓励人口增加的政策，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国语·齐语》)，驱使青年男女早婚早育。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他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人口增殖的思想。孔子生活的年代正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代。诸侯割据，战争频繁。人口死亡率迅速上升，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增长十分缓慢。各国统治者为了征集兵力、收纳贡奉和摊派徭役，增加军事和经济实力，纷纷要求增殖人口，以赢得战争的胜利。由此形成了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增殖人口”思想。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而以体现血亲关系的“孝”为本。他很重视夫妇关系，并把繁衍后代看做婚姻和家庭的基本任务。他认为“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礼记·杂记下》)，把人口众多，人民能安居乐业视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好坏的重要标准。他主张先要使民“庶”，然后使民“富”。他提出增殖人口应采取各种社会经济措施，包括重视男婚女配，规定男子20岁应娶妻，女子15岁即可嫁人。他建议君主招徕“远人”尤其是“百工”，以增加劳动人口。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人口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人口思想。主张“广土众民”(《孟子·尽心上》)，进一步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的说法，强调生儿育女是人的使命。这种宣扬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在中国长期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观。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是最早详细论述人口问题的思想家，他积极主张增加人口，对影响人口增长的因素进行了较多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增殖人口。主要包括五点:第一，鼓励早婚。第二，反对战争，以避免人口大批死亡，增加成年夫妇生育子女的数量。第三，反对蓄妾，让更多的男人有妻，女人有夫。第四，实行薄葬短丧，以免大量王公贵族死后“杀人陪殉”。第五，减轻赋税徭役，以减少人口死亡率。

(二)适度人口的思想

中国提出适度人口的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是古代思想家商鞅和韩非。适度人口的思想主要是指人口与土地要相适应。孔子虽然主张人口增殖，但他其实已经开始注意人口和土地在量上要适应的问题。

最先明确提出人口和土地要相适应的思想的是商鞅，他认为国家富强在于农业，而要搞好农业，就应当使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相适应。“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算地》)人口太多，超过了土地的负担量，农业生产的产品就会不够，从而造成国弱兵危;相反，土地太多，人口太少，自然资源就会得不到利用，一样不能富国强兵。为了确定人口和土地如何达到平衡，商鞅具体计算出了“先王制土分民之律”，即要容纳五万生产人口需要方圆百里的土地。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是商鞅同时代的人，当时由于长期推行增殖人口的政策，人口数量有所增加，社会财富不足，人民生活贫困。他在人口与土地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人口与财货的关系也要相适应。他认为，上古时代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而他所处的时代则不然，人口增长过多而财货不足。他提出“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五蠢》)的思想，把人多财寡看做“民争”的根源。特别是韩非所在的国家已出现地少人多的矛盾。为了解决人口多、财货少的矛盾，韩非提出了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减少人口，甚至可溺杀女婴的“适度人口”思想。韩非的“适度人口”思想的主要特点是他并不单纯主张消极地减少人口，而是要求尽可能地减少一切非生产人口，同时还主张积极发展农业。

(三)控制人口的思想

控制人口的思想是中国古代人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人口思想中最具闪光处之一。随着历史的推移，中国人口逐渐增多，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控制人口的思想逐渐兴盛。它发展于两宋，完善于明清;就其内容性质而言，它是对“人口增殖”思想的一个大胆否定。主要代表人物是宋朝的苏轼和清朝的洪亮吉。

两宋时期，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农民或失去土地，或耕地不足。加之人口增多，人口过剩问题日益突出。早在北宋前期，思想家李觏(1009—1059年)就指出，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大量“冗民”，是社会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李觏所说的“冗民”，是指社会上剩余的人口。他主张要富国，就必须解决“冗民”问题。稍后的北宋诗人苏轼(1036—1101年)在《国学秋试策问》中提出，就宋代而言，人口增长，只意味着服徭役的人多，而不意味着生产者的增加。从富国的角度来看，人多“非徒无益于富，又且以多为患”，反倒是“以多为患”，使民众更加贫困。

继宋朝学者对“人口增殖”思想提出大胆质疑后，明清时期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以及市民意识的觉醒，一些学者和有识之士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与中国传统的追求人口众多相反的人口思想，即控制人口的主张。清代中期的洪亮吉是最典型的代表。洪亮吉(公元1746—1808年)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要注意人口增殖的学者。他的主要人口思想表现在:第一，他指出人口增长快于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增长。太平盛世，人口按三十年五倍、六十年十倍、一百年二十倍的速度增长，而耕地与住宅在同期只能按一倍、三倍、五倍的速度增长。第二，他认为，人口过剩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社会财富越来越少，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民生困难;造成大批人口失业，社会动乱不安。他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两个方法:一是“天地调剂之法”，它是指水旱灾害和疾疫流行等自然灾害，会造成人口的死亡，从而减少过剩人口。另一种是“君相调剂之法”，它是指政府采取的种种调控人口的方法，主要包括七个方面:“使野无闲田”，“使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赈以之”。

总的来讲，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的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强调人口为立国之本，人口众寡是君主德政和国家繁荣的标志。这种政治色彩一直成为中国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重要的特色，并使人口理论成为敏感的话题。

二、中国近代人口思想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的封建经济结构逐步瓦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时期，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资产阶级思想逐渐渗透。许多具有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学者，比如梁启超、严复主张效仿西方，解决各类问题。因此，近代人口思想主要表现为中西方人口思想的不断融合。此外，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人口思想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口思想。

(一)梁启超的人口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年)，曾追随其师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是中国近代的一个风云人物。他在政治、学术上的功过是非，一向为学术界所注目。梁启超的不少著作中都有对人口问题的独到见解。他的人口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一，他认为中国还没有达到“人满为患”的程度。他认为:“中国今日，动忧人满。然以地方之积，计其每里所有人数，与欧洲英、法、德、意诸国相比例，其繁盛未若彼也。”况且无论边疆腹地，“以余所见闻，其荒而不治之地，所在皆是，乌在其为人满也”!可见，问题不在人的多少，而在于自然界的物力大有供人类开发的余地，“尽地力”是解决“人满为患”的第一要义。他指出，中国还没有完全“尽地力”，仍然有大量未开垦和没有充分利用的耕地。第二，他将人口问题与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联系起来。帝国主义之所以跳出自己的国土，侵略其他国家，是因为本国的人口过多，本国的资源已经不能满足国民的发展。正如他所讲:“欧洲区区之地也，断不能容次孽生繁衍之民族，使之各得其所”。第三，提出“禁早婚”论。梁启超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晚婚的人。他认为，一个民族的人口的多寡，人口质量的高低，与婚姻迟早有密切的关系。他从五个方面对早婚的害处进行了分析:“害于养生”，早婚有害于青年男女的身体健康;“害于传种”，早婚不利于繁衍最优秀的人种;“害于养蒙”，早婚父母因学识、经验不足，缺乏教育子女的本领，不足“为后辈之模范”;“害于修学”，早婚不仅贻误子女教育，还会耽误父母自身受教育;“害于国计”，早婚不利于国计民生。

(二)严复的人口思想

中国近代以来，人口迅速增长。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认为，早在19世纪初期，中国人口增长已经导致了“人地关系”的失衡，中国众多的人口，使中国经济陷入了停滞的“高水平均衡陷阱”或“内卷化发展”，造成了人口增长的“马尔萨斯”危机。⁽¹⁴⁾近代中国如此严重的人口问题和社会问题，引起了严复的深刻思考。严复思考的“深刻”，不仅仅在于他有着坚实的“中学”基础和深厚的“西学”素养，而且还在于他往往是用“中西会通、交融、互释”的思维和方法来观察、分析这些问题，这就使得严复的人口思想，不仅超越了前者，而且也成为时代“同仁”中的佼佼者。他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系统地介绍和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他的人口思想主要体现在:第一，重申了马尔萨斯的“两个级数”的观点，并且引申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且地产之进有限，而民物之蕃无穷，故地之养人，其势必屈。而没有新地可以移民，则兵饥疾疫之祸，殆无可逃”⁽¹⁵⁾。第二，针对人口问题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严复提出了“反比例”说。所谓“反比例”说，就是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高低与人口增长成反比。第三，提出了“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生产相互促进”的观点。第四，提出了“教育妨生说”。所谓“教育妨生说”，就是通过发展教育，提高民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可以阻碍人口的过快增长。第五，提出了“晚婚”的观点。严复认为，早婚是造成中国人种低下、人口众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人口思想

孙中山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思想体系十分庞杂。其中，他的人口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其博大的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孙中山历来重视中国的人口问题，在长期的民主革命和建设生涯中，他曾多次专门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孙中山的人口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后存在鲜明的不同，可以说是一个悖论。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坚持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他提出的人口思想是“人满为患”论。认为人口过多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当时中国社会的众多问题就是由人口过剩引起的。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人口思想发生重大改变，他提出了民族主义的人口思想，认为中国的人口不是过多，而是需要增殖。他提出，人口的多寡关系着国家的盛衰。一个国家民族的兴衰，往往与人口的多少有着密切关系。在人口较少时，国家民族就可能会衰败;人口较多时，则会兴盛。他主张人口增加除了与奖励生育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有密切关系外，最重要的是大力发展农业，解决人们的吃饭、穿衣问题。针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认为中国的土地只要利用得法，完全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强调人口的多少必须与农业的发展、吃饭穿衣问题的解决相适应，又有其积极意义。他主张应该合理分布人口，因此要“移民实荒”。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人力和地力，又可使应裁之兵和众多的人口得到妥善安置。为了做好移民实荒，孙中山除了主张从经济上、政治上给予移民各种优待外，最重要的是大量兴建铁路、港口、进行物质建设，以便移民。此外，他还重视人口质量的提高，主张提高人们的道德风尚、知识和才能。

三、中国现代人口思想

现代人口思想，是在我国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主要以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人口思想为主，这一时期也是人口思想本土化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他们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人口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这一时期，最值得重视的应该是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中所体现的人口思想，其对中国人口思想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马寅初(1882—1982年)，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的人口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20世纪50年代，他三次来到浙江、上海等地，就人口问题做调查研究。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观点。“反右运动”以后，《新人口论》受到错误批判，1979年获得平反。

1.《新人口论》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我国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激增，出现了令人瞩目的社会人口问题。据1953年人口普查，全国共有601938035人，出生率为37‰，死亡率为17‰，自然增长率为20‰。这就是说我国一年增加人口1200万。又据1954年5个省和1个自治区的统计，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了23‰。根据这个材料推算，预计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1962年)我国人口将超过7亿，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末(1967年)将达到8亿，这就使我国人口增长率成为世界各国中最高的国家之一。马寅初先生基于爱国爱民的热忱，于1955年视察浙江、上海等地时特别留心了这个问题。他走遍浙江绝大部分地区，向干部和群众认真地进行调查。调查表明:虽然各地的人口增殖情况略有差别，但具有共同性的问题是人口普遍增长过快，增长率至少也在22‰，上海则高达39‰。在视察归来后，马先生就着手准备了一篇关于人口问题的发言稿，打算作为提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可是根据会议程序规定，提案在向大会提出前须在小组内加以讨论，结果由于浙江小组某些代表的反对，未能提交大会。对此，马寅初先生表示:“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我认为都是出于善意，故我自动把这篇发言稿收回，静待时机成熟再在大会上提出来。”

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了人口问题，明确指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增长。”当时，马寅初先生认为:“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他就把旧发言稿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简明地讲了一遍。为了使这个问题得到更大的反响和支持，马先生在同年4月27日向北京大学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演说，受到北大师生的热烈欢迎。1957年6月，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召开，马先生将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稿重新加以整理补充，作为一项提案，并冠以《新人口论》的题目，发表在1957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新人口论》鲜明地阐述了马寅初的基本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人口迅速增加必然同加速资金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增产粮食、增加工业原料和设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间存在矛盾，影响工业化进程，因此必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

2.《新人口论》的主要观点

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主要阐述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但也包含丰富的人口社会思想。

(1)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

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在分析我国人口增长的多方面因素时，既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内战结束和匪患平息，国内秩序空前安定，以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加之国家对老人和鳏寡孤独的照顾和安置，对妇幼保健事业的重视，造成了人口增殖率迅速提高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的情况;又进一步指出存在于人们头脑中一些落后封建意识，什么“五世其昌，子孙满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旧传统和旧习惯，以及政府对多子女家庭给予经济补贴的政策，也助长了生育率的增高。

(2)必须掌握正确的人口数据

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中国总人口达到601938035人，自然增长率达到20‰。马寅初认为，“这是一个静态的记录”，缺少“动态的人口记录”，1953年的数据并不能说明未来四年的情况。实际情况也如他所料1953—1957年四年的平均自然增长率为22.2‰，高于1953年的数据。对于人口数据掌握不清会影响人口政策制定，只有掌握正确的人口数据，才能制定更加完善的政策，以解决人口问题。

(3)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矛盾

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矛盾，马寅初主要从五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论述:第一，人口增殖与加速资金积累的矛盾。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而资金积累过慢是中国最大的矛盾。因为中国人口多，消费大，所以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第二，人口增殖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矛盾。提高劳动生产率，有赖于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业方面:首先，要进行技术装备方面的改造，而技术装备方面的改造又需要大量的资金积累。人多不利于资金的积累，所以人口增殖过快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次，人口增殖过快，社会就业问题同采用先进技术装备就会发生矛盾。农业方面，我国地少人多，由于人口的增长，人均耕地正在减少，这意味着将出现农业生产的“内卷化”。第三，人口增殖与工业原料的矛盾。他认为，人口增殖意味着粮食的增加，而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缩小，进而直接影响到轻工业。因为，轻工业的原料大多来自农业，要保证粮食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就腾不出多少地种诸如棉花、蚕桑、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第四，人口增殖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矛盾。他指出，现在“粮食紧张，布匹紧张，肉食紧张”，增殖的人口拖住了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后腿。第五，人口增殖与促进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矛盾。他指出，一方面科学研究要求雄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求有受过相当教育的人，人口过多，普及教育的机会就会降低。

(4)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问题的建议

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存在的人口问题，马寅初提出要“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具体的建议如下:一是要求政府进行新的人口普查，以了解在5年或10年中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政府在大量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掌握人口动态统计，认真制定人口政策。二是大力宣传节制生育的好处，破除“早生贵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五世其昌”等封建传统观念;等到宣传工作收到一定效果后，再行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大概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比较适当。三是主张用行政力量节制生育，采取经济措施，奖罚相结合。少生孩子有奖，多生征税即罚款。具体为“生两个孩子有奖，生三个孩子要征税，生四个孩子要征重税”。以征来的税金作为奖金，国家财政不支出也不收入。四是在节育的具体办法上，主张避孕，反对人工流产。

“反右运动”时期，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被打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然而，那些批判者们，只是看到了人是生产者的一面，是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者，没有看到人还有作为消费者的一面，特别是幼年和老年两个阶段更为明显。人正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而存在的统一体。现在，我们应该对于马寅初先生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大胆尖锐地提出的独具创见的人口理论，给予肯定和发扬。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绝不是同一个“马家理论”。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习他维护学术尊严，为追求真理，知难而进的战斗精神。

四、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发展

同人口学和社会学一样，人口社会学作为一种“舶来品”，其在中国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一种“本土化”的过程。人口社会学的“本土化”过程与社会学的“本土化”过程基本融合在一起。社会学的“本土化”过程是指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和学术取向，其研究思路是一种内外结合的本土化路向。⁽¹⁶⁾人口社会学的“本土化”过程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目前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人口学和社会学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存在，都已经历了一百多年和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对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可以追溯得很早，但将这两个学科结合起来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效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情，当时出了一批以陈长蘅、许仕廉、陈达、吴景超、李景汉等为代表的人口社会学派，发表了《中国人口论》、《中国人口问题》、《人口问题》等论著，他们主要针对当时中国“人满为患”的状况，将西方人口思想本土化，从社会学角度阐述了人口节制思想。

1918年，陈长蘅先生出版了《中国人口论》，是最早的一部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专著。⁽¹⁷⁾他信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主张“人多致贫”的观点，曾断言中国民贫的最大原因是人口增长过快而生产力的增长不及人口的增长。他认为缓解人口压力的根本途径在于:提倡比欧美各国更加健全和彻底的、以节育和优生为内容的“生育革命”。这一革命须由国家干预，并通过各专门机构宣传优生知识，推广不悖人道、不伤身体、普遍实用的“自然节育法”。他还认为:“一国人口太疏，或太密，生产率太高，或太低，皆不利于国家之富强，种族之昌大，个人之健康。与文明之增进，必折中于二者之间，而后国家与人民最适于生存发展。”⁽¹⁸⁾

许仕廉，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早年曾留学美国。他提出要讨论中国的所有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必须从人口问题入手。他在《中国人口问题》一书中说:“人口是社会与国家的原料，是文化与财富的生产者。所以，要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教育文化问题，必从人口入手。”他认为，交通建设，现代工业的振兴，农业之改良，及边地之垦殖，大致可以解除“边陲人口过稀，人口分配不均，人口不流动”所发生的贫穷现象。而要解除人口过剩现象，需另寻出路:第一，中国过剩人口，可向国外移民。第二，若不能扩充殖民地，即需实行生育节制，自动地限制人口总额。第三，若不愿实行节育，即需改变生活习惯，减低生活程度。

陈达，著名社会学家，长期从事人口问题和中国劳工问题的研究和教学，注重实地调查，是现代中国人口学的开拓者之一。他认为，人口问题的研究可引导社会学步入实际科学的正路。1926年，陈达在清华大学开设人口问题专题，1932年在北平《晨报》创办《人口副刊》，1934年出版了《人口问题》一书。陈达认为:“社会学者既有较广的观点，所以对于人口问题亦有较深的兴趣，其兴趣可分两个相辅而行的方面，即理论与实际。社会学者对于人事登记的各方面是有兴趣的，对于人事登记的意义是有兴趣的，今举例以明之:人口的地理分布，是一个事实问题，但形成人口密度的元素，既有理论的基础;生育率与死亡率的记载是事实问题，但关于高(或低)生育率与高(或低)死亡率的解释，即理论的探讨。……社会学者研究每种重要的人口事实，以便得到适当的解释;并研究相关的人口事实，以期了解人类的整个行为或其重要部分。”⁽¹⁹⁾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的学科。在陈达看来，人口社会学就是社会学者对重要的人口事实进行研究，并作出适当的社会学解释，同时通过对相关人口事实的社会学解释来理解人类的行为与人类社会的重要方面。

在人口社会学“本土化”的第一个阶段，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口社会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学的初创时期，第一代社会学家们十分重视对人口问题的研究，重视社会调查，通过理论和实际的结合研究社会和人口问题。除了上述三个学者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外，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林耀华、费孝通主持的云南调查、江村调查等也都是在人口社会学“本土化”方面的有益探索。他们都推动了人口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2.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至1957年

人口社会学“本土化”的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初至1957年。这一时期，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导致人口大幅增长，人口与国家工业化的矛盾日益突出。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后，中国人口已达到60190万人以上，这引起了国家领导人、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人口问题的广泛关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大家最熟悉的。陈达、吴景超等老一代社会学家也就人口与工业化问题以及节制生育问题发表过文章。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是对国家最现实问题的研究，且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不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正确主张，如推行晚婚、节育、将人口发展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等。以马寅初为代表的这批学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思想改造的同时，在当时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下，开始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反思。但是这次人口研究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并不长久，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尤其是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错误批判，这次研究热潮很快就由学术论争演化为政治论战和政治事件。1957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陈达等一批老一辈的社会学家几乎都被打成右派，人口研究因此成为学术禁区，人们对人口这一客观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有人开始研究。

3.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至今

20世纪70年代起，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尖锐，70年代末，中国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人口也处于无政府状态，增长速度极快。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势在必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被提上议程，人口研究的禁区开始被打破。1983年我国开始正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推动了人口理论的研究和实际调查工作的开展，人口研究出现新的热潮，出现了一大批学术著作，1986年桂世勋出版了第一本人口社会学教材《人口社会学》。

这一阶段，随着人口研究禁区的打破，人口社会学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人口学开始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讨论。国内学者从研究对象、国外理论介绍、具体课题的实证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①介绍了大量西方人口社会学的理论，并将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②明确了人口社会学是研究人口过程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它的研究范围是与社会问题有关的人口问题或与人口问题有关的社会问题，如人口增长过快导致的衣食住行、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的问题，社会偏见造成的生育偏好问题等。③对大量人口问题开展了社会学的实证调查研究，如大规模的生育率抽样调查、残疾人抽样调查、儿童死亡率调查、城市人口迁移调查、老年人口调查等。对生育率的研究最为显著，学者们分析了社会制度、社会行为、社会组织、文化传统、政策法律、教育水平、家庭、婚姻、社会心理等方面对生育率变化的影响。④研究课题愈来愈向纵深发展，出现了大量文章和著作。目前对人口政策及生育率的分析和有关人口预测已成为普遍的研究课题，并已扩展到人口与社会、经济、生态各个方面相互关系的研究，如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婚姻和家庭、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人口老龄化、独生子女问题、少数民族人口问题、贫困地区人口问题、人口素质等，都有了一批研究成果。

总的来说，人口社会学在引入以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本土化”过程稳定而有序地进行。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正如社会学在中国没有得到全面认可和重视一样，人口社会学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对人口问题的进一步关注，中国人口社会学必然会获得更加长远的发展。

新人口论　人口原理　两种生产　社会毛细管

人口思想和人口理论伴随着人口发展不断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学学科体系形成，人口科学获得巨大发展。人口社会学作为人口学学科体系的内容之一，汲取了国内外丰富的人口思想和人口理论的精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社会思想对其产生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早期社会学家的人口思想导致了人口社会学的产生。中国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的人口思想和研究态度对人口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近年来，中国人口社会学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本土化”进程不断加快。同时，社会变迁速度加快，众多人口问题涌现，这引起了人口社会学家的关注，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1.简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口思想。

2.简述人口学学科体系的内容。

3.简述并评价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4.论述马寅初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

5.简述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社会思想。

6.简述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1)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16.

(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82.

(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72.

(6)南亮三郎.人口论史——通向人口学的道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232、233.

(7)南亮三郎.人口论史——通向人口学的道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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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佟新.人口社会学(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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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301，317.

(16)田毅鹏.找回“丢失的传统”［J］.天津社会科学，2005(2):62-66.

(17)佟新.人口社会学(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