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育与经济

在所有影响生育率变化的因素中，经济因素的影响很重要。可以说，生育和经济的关系相当复杂。本节主要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生育率的变化。

一、孩子的成本—收益分析

养育孩子需要消耗一定的物质基础。而家庭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人们对生育持一种最能体现效益最大化的态度。这个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人口经济学家莱宾斯坦(HarveyLeibensitein)。

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他把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妇女怀孕到生出孩子并且花费在这个孩子身上的一切实际货币成本，主要包括:婴儿分娩的一切费用;婴儿出生后的衣食住行总费用;孩子长大后的教育、娱乐、生活、医疗等支出。间接成本主要是指货币之外的成本，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存在。间接成本主要包括:父母因为养育一个孩子所失去的受教育和享乐等的机会，主要体现在时间稀缺性的牺牲上。比如一个母亲为了哺育婴儿，而失去了学习新知识的机会，母亲为了照料好幼小的婴儿，必须全心投入照看孩子，否则孩子无法顺利成长。时间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时间成本高昂。

但养育孩子存在成本的同时，孩子也给父母带了相应的收益。他把养育孩子带来的收益分为三类:第一是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得到了亲情和精神上的满足，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在父母的眼里类似“消费品”;第二是孩子会带来经济上的收入效益，这表现在孩子可以作为劳动力参与到创造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去，在劳动力稀缺的地方孩子的经济效益表现得更为明显;第三是孩子的养老保障效益。因为父母总会有老的一天，而老人的养老问题需要解决，在养老保障功能缺失的地方，孩子的养老功能就会出现。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育儿养老”更是盛行。

在他的理论分析中，家庭收入和生育成本成正相关关系。表现为:当家庭的经济收入增加的时候，投入到生育中的成本也相应地增加，反之亦然。在家庭收入增加的过程中，父母所付出的间接成本也会增加。但家庭收入却和孩子收益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孩子的边际效用也随之下降。因为家庭收入的增加减弱了孩子作为劳动力及其所扮演的养老功能的作用，家庭收入增加了，就表明家庭的收入很大部分从父母的工作业绩提高中获取，孩子对家庭收入的贡献率很低，这减弱了孩子扮演创造经济效益的角色的功效，相反，家庭反而为了提高孩子的质量牺牲了家庭的收入。

二、孩子的需求与供给理论

孩子需求分析建立在消费者需求理论之上。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G.S.Becker)借助消费者需求理论建立起孩子需求理论。在此对消费者需求理论简单说明:在消费者偏好固定不变的情况下，有着理性思考的消费者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实现消费需要的时候，其行为总是以满足消费最大化为目的。

父母对孩子的需求表现为两个方面:孩子数量和孩子质量的需求。父母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受到孩子收益、抚养孩子的商品价格、父母所获取的抚养津贴、父母的时间成本等因素影响。如果孩子给父母带来的净收益越多，那么父母就更倾向于多生孩子，这种现象在农村较为普遍。因为在劳动力缺乏和经济短缺的条件下，唯有加大劳动力供给，方能产生经济效益;父母养育孩子需要一定的商品供给，因为一个孩子的正常生长依赖于物质生活的改善，所以，商品价格的变化对父母养育孩子的成本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果抚养孩子的商品价格越高，那么家庭所支付的成本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就会考虑通过减少生育孩子的数量来达到减轻经济压力的目标;母亲的时间价值越高，那么母亲就会为了保持成本优势而选择少生孩子，这种时间成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那些以事业为主的女性身上。

父母对孩子的需求还表现在对孩子质量的需求上。孩子质量和生育成本之间有着强相关关系。孩子质量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孩子的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父母为了让孩子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父母就会在食品、住宿、穿衣等物质方面尽可能提供完美的服务条件，以保证孩子身体物质基础的牢固。而孩子的智力水平依赖于学习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完善，父母为了达到孩子智力水平提高的目的，会在那些有助于提高孩子智力水平的物质方面加大投入。

此外，父母的生育偏好也对孩子需求产生深刻影响。偏好是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偏好会影响到人们消费行为的改变，而这种行为改变也伴随着经济成本投入的改变。有些父母偏向于孩子的质量，而有些父母偏向于孩子的数量。

生育率决定的供给和需求理论由美国人口经济学家伊斯特林(R.A.Easterlin)提出。他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批判吸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从研究的层次来看，他的理论脱离了微观经济学而具有一定的抽象程度。他把影响生育率变化的因素分为两大块，一是影响孩子供给和需求的内生因素，二是现代化对孩子的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因素(外生因素)，前者具有微观经济学的知识基础，而后者则抽象地分析了生育率变化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

影响孩子供给和需求的内生因素是指家庭的收入、孩子的相对价格、抚养孩子成本和父母的生育偏好。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父母更偏向选择高质量的孩子而放弃对孩子数量的追求，因为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孩子的相对价格和父母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就会随之提高。孩子的供给主要从潜在供给的方面来分析，指如果父母都没有意识到节育，他们可能生育成活的孩子数目。当然，这种潜在供给由自然生育率决定，而影响自然生育率的因素又包括夫妇同房的次数和时间、不孕率、遗传、疾病和营养状况等，这是从人的生物基础来分析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也会间接地影响到自然生育率的变化，比如社会生育观念、生育传统等。

节育因素也会影响到孩子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如果夫妇的潜在生育能力过强，超出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他们就会采取节育手段，因为供大于求会加大家庭的生育成本。

影响孩子供给和需求的外生因素主要是指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尤其是现代化的因素。由于这一系列的因素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生育的自然因素缺乏连接，需要一定的中介变量作为基础。社会经济文化的因素主要包括:城市化因素、教育和大众传媒、公共卫生和医疗等。城市化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乡生育率的变化上，因为城市市场经济中商品的价格高于农村，城市夫妇生育孩子的货币成本要高于农村;城市化也会影响到节育成本的变化;教育和公共传媒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升夫妇的教育程度从而改变他们的职业收入和他们对孩子的认知态度;公共卫生和医疗条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改善妇女的生殖条件上，降低疾病对婴儿的危害，婴儿的成活率会提高，从而最终提高自然生育率。

三、财富流理论

财富流理论由澳大利亚人口学家卡德威尔(J.C.Caldwell)在研究生育率变化的过程中提出。与其他人口学家不同，他认为对人口生育率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不是经济而是家庭关系。他反对把人口转变、生育率转变看做经济变动的产物，认为决定生育率高低的根本条件是家庭关系的革命，特别是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的革命。⁽⁴⁾

在他的财富流理论中，“财富”概念的范畴超出了一般财富概念的范畴，主要包括实际的货币收入，物质形态产品，服务性收入和精神财富。“流”在“财富流”概念中的意思就是财富的净流。

在传统家庭关系里，父辈占据着核心的家庭位置，父辈掌握着家庭财富流转的方向，子辈失去了支配财富的主动权。在这种家庭关系中，子辈的财富向父辈流入，父辈获取了财富上的收入，就倾向于多生育孩子，孩子数目和财富增长成正相关关系。而在现代家庭关系结构中，随着子女主体性的增强，个性的独立和自由的获取，子女的财富主动权逐渐地回归于子女的手中，父辈失去了掌控财富流的方向，父辈获取的财富相应地减少，于是，父辈倾向于少生孩子。

由此可知，决定生育率变化的是家庭的内部关系，而从根本上来说，家庭内部关系是社会现代化的结果，如果没有社会的现代化，家庭内部结构的现代性转变不可能发生。财富收入流状况在不同的社会里，表现也不相同，一定的社会就存在着一定的财富收入流。他特别强调教育因素在改变家庭内部关系上的作用，因为教育能增加经济收入，教育也是孩子质量提高的关键途径。

四、生育与经济

生育与经济的关系不仅仅表现在生育过程的经济性，还表现在人口再生产给社会带来的经济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育与经济的具体表现就是人口增长和就业以及贫困的问题。西方人口学家研究得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压力来源之一就是人口的过快增长，人口放慢增长有利于降低社会抚养系数，减少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从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从这里可以发现，人口增长缓慢将会减少人口对就业的压力。

人口与就业关系在中国表现最为明显，由于中国人口规模过大，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每年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和新增人口数量不平衡，于是就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意味着失去了谋生的来源，这类人迫于生计，会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从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在我国，就业始终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近年来的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减少了岗位的供给，而大量农民工失业和大学生未就业也造成了我国就业市场的压力。

生育与经济的关系还表现在社会人口的贫困化问题。M.里维-巴奇(M.Live-Bacci)认为人口的社会贫困是人口迅速增长的直接结果，他认为世界上的贫困人口大多聚集于落后的农村，因为在那些贫穷国家，农村的生育率高于城市的生育率。造成人口贫困化的因素很多，其中经济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其次是人口众多。就中国的目前实际情况而言，人口基数大是人口的最大实际情况，虽然严格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但人口增长的绝对数字仍然很大，所以我国每年新增人数不可忽视。而我国经济条件不可能满足那么多人的需求，于是就产生了大量的贫困人口。我国贫困人口的贫困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的贫困，还表现在能力的贫困、权利的贫困等方面。但解决人口的贫困问题，首先要减少人口的增长，其次要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水平。2007年世界人口、社会和经济指标如表3-6所示。

表3-6　　　2007年世界人口、社会和经济指标

续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8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