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口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

一、人口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人口社会学是在中西方人口思想和各种人口理论发展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并发展的。中西方古代和近代的人口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人口社会思想。在中国，孔子、孟子、管子、韩非子、商鞅、洪亮吉等人的人口社会思想在人口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西方，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鲍太罗、魁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等人的人口思想则推动了人口学和人口社会学的产生。其中，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是人口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人口社会学的产生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下文将主要介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一)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1.产生的历史背景

马尔萨斯于1766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土地贵族家庭。他生活的时代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代，英国工业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运动”均在当时爆发，是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当时，英国经济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同时，人口也迅速增加。然而，随着机器作业代替手工生产，出现了大批的失业者和贫困者，他们对政府强烈不满，阶级矛盾愈演愈烈。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又进一步导致英国工人阶级革命情绪的高涨，这种状况引发了思想界对未来社会走向的全面关注和讨论。当时，英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高德文(1756—1836年)发表了《关于政治正义的探索》(1793年)一书，批判现存制度并提出修改意见。他从抽象的人类理性出发，认为普遍幸福的原则是人类活动的最高原则，而财产私有制违反了正义的原则，是人类贫困和罪恶的根源。为了消除贫困，他主张重组社会，建立乌托邦社会。马尔萨斯并不同意高德文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匿名发表了第一版的《人口原理》，其全名为《论影响未来进步的人口原理——兼评高德文、康多塞及其他著作者的理论》(An Essayon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asit Affectsthe Future Improvement)，初版的《人口原理》带有强烈的论战色彩。

第一版《人口原理》一经问世就在英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在后来的5年中，他对第一版《人口原理》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于1803年出版。第二版《人口原理》比第一版的篇幅多了三倍。此后又不断地修改和再版，在马尔萨斯逝世前，共计出过6个版本。虽然马尔萨斯对《人口原理》进行过多次修改，但其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2.主要观点

根据第六版《人口原理》总结的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前提(两个公理)、两个级数、两种抑制和三个命题的理论，其中心思想是人口的增长将快于可能提供给人类的食物的增长。

(1)两个前提

马尔萨斯认为建构人口理论必须明确两个前提，即两个公理:一是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二是两性间的性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保持恒状。他认为这两个前提，“自从我们有任何人类知识以来，似乎就是我们本性的固定法则”。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皆是建立在这两个前提基础上的，人口增殖是人类的一种“本能”(instinct)，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人口必然会无限制地增长下去。

(2)两个级数

从“两个前提”出发，马尔萨斯提出了两个级数理论，即“人口在无妨碍时以几何级数增加，人类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加”。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前者要大于后者。他以“土壤肥力递减规律”的命题，证明人类不可能改变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的状况，因为一切生物的增殖都有不断超过它所需要的营养物的趋势，因此人口过剩和食物匮乏便成为必然。⁽⁹⁾

(3)两种抑制

马尔萨斯认为，相对于“两种级数”引起的人口增加和生活资料增加之间的不平衡，存在“两种抑制”以限制人口的增加。这“两种抑制”是积极性抑制和预防性抑制。所谓积极性抑制，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而是指人口开始增加后才予以抑制的妨碍。主要是通过增加人口死亡率，减少现存人口来实现，其手段包括战争、瘟疫、饥荒和各种疾病。所谓预防性抑制，是指通过限制出生人数而控制人口增长，其手段包括晚婚、避孕、流产、杀婴和节欲。他认为积极性抑制是人类大部分历史上(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普遍现象，而预防性抑制则是“近代”欧洲的特殊现象。他在第二版《人口原理》中又提出“道德的抑制”，主张从道德考虑那些无力抚养子女的人应过独身生活，但他更偏爱预防性抑制，提倡晚婚。

(4)三个命题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主要是为了证明三个命题。根据上面的两个前提和两个级数，马尔萨斯推论出三个命题，也是全书的结论。第一，人口增加必然地要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第二，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始终不渝地增长，除非受到某种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碍。第三，占优势的人口增加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使人口和生活资料保持均衡。这三个命题构成马尔萨斯的人口波动规律的理论:当人口增长到接近食物供给的极限时，所有的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性抑制自然就会以更大的力量发挥作用……直到人口降到食物所能维持的水平以下;然后，食物再度丰富起来，于是又产生了更多的人口;经过一定时期，更多的人口又因同样的原因受到抑制。这种循环往复的人口发展与倒退运动被称做“人口波动理论”，是“大自然的规律”，它构成了《人口原理》的核心。

此外，马尔萨斯根据上面的主要观点引申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失业和贫困并非社会制度造成，而是人口自然法则作用的结果。任何社会改革和农业条例，都不可能消除人口法则的压力。废除财产私有制，实行婚姻自由，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势必刺激人口增加，但生活资料的增长总是有限度的，即使建立起平等的社会制度也必然很快陷于瓦解。第二，财产私有制是人口自然法则作用的结果。因为财产私有制使人们不致因纵欲而生殖过多的子女。它是发展人类的能力和智慧，培养和提高人类德性的好制度。第三，他极力反对当时英国实行的济贫法，他认为济贫法使无力维持家庭的人，也要结婚，生育子女，结果是使得贫民制造贫民。第四，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工人的生活随工人人口的增减而进退。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问世以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正如本章开篇所述，它对世界人口理论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尽管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尖锐批判，他的许多观点也是荒谬的、不科学的，甚至是反动的，但作为早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人口问题，并加以论述，这对人口学的发展和人口社会学的产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马克思、恩格斯人口社会思想

19世纪40年代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论述了许多关于人口与社会关系的观点。在马克思起初的研究计划中，要建立“人口论”卷，但是最终没有实现。但是，他同恩格斯留下了大量人口方面的观点和主张，系统、完整、科学地将其人口思想展示出来。他们并没有专门的人口学著作，其人口社会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们的众多著作中。如《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他们的人口社会思想主要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发展规律。

1.主要观点

(1)对人口范畴进行了科学阐释

马克思、恩格斯在解释人口本质的基础上，对人口范畴进行了科学阐释。马克思把19世纪40年代形成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思想，运用于人口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他十分重视人口的阶级性，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如果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他最先说明了，只有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人口，它才不会是混沌的表象或空洞的抽象。对人口范畴进行科学阐释是马克思、恩格斯人口思想的出发点。

(2)提出“两种生产”的原理

“两种生产”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的基石，它揭示了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律性，揭示了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的内在关系。两种生产是指，人类的生产有两种，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序言中指出的:“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¹⁰⁾人类社会历史的前提，就是生产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人类自身的生产正是通过劳动和物质资料生产联系在一起的。

“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¹¹⁾两种生产，是人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两种生产都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都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人类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类在自身的繁衍中，使人这个自然之物越来越人性化。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物质资料的生产为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人类的生存、繁衍又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前提。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类自身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繁衍;而没有人类的繁衍，也就不可能有物质资料的生产。二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互为条件。

2.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发展起决定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无论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一切现象，都由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人口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必然也受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的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不仅决定了人口的数量、质量、分布、迁移、自然结构、社会结构、发展方向、发展速度，而且还决定了人口再生产的社会形式，如婚姻、家庭制度等。离开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抽象地解释和说明人口现象，把人口规律说成是永恒不变的规律，只能把人口问题引向歧途，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人口论。具体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口思想是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出发的，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状况。他们驳斥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压力假说，认为根本没有普遍存在的人口规律，过剩人口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方式，势必产生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从而产生大量的失业。但是，他们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过剩是一种“相对过剩”。相对过剩人口是指经济与人口不相适应，劳动力不能与物质资料的生产条件完全结合，从而人口相对于物质资料的不足而出现过剩的现象，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人口相对过剩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解决人口相对过剩的问题，必须采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总的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口社会思想，将人口与社会直接联系起来考虑，推动了人口社会学的发展，为后来人口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中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口社会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可以说中国人口社会学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人口社会思想的基础上起步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口社会思想并未形成系统的人口社会学理论。

二、人口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人口社会学理论体系形成于19世纪末，完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代表是社会学派人口理论和当代一系列的人口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主要的特点是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口现象，将人口现象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考察。主要代表理论有社会有机论、“社会毛细管”论、社会文化论、社会教育论、福利人口论、功能主义人口论等。此外，结构主义理论也影响着人口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完善，逐渐发展为一种新型的人口社会学理论。

社会有机论，主要运用生物学的原理解释人口现象。认为社会和人口都像动物有机体一样，服从生物有机体的规律，人口分为阶级就像生物有机体各部分的分工一样，是一种自然的、永恒不变的现象，人口的生存力和生殖力成反比例变化，优胜劣汰是人口发展的规律等。早期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82—1903年)是社会有机论的代表。他用社会学的观点建构的人口理论，被称为“社会人口有机论”。他将人类社会比做动物的机体，两者都是有机体，服从一定的规律。他认为，同生物有机体一样，社会人口也有机能上的自然分工。⁽¹²⁾他把人口阶级结构看做一种以社会人口的自然分工为基础的自然现象。他认为，生物繁衍能力包括两方面:个体自身生存的能力和生育新个体的能力，这两种能力成反比。根据这一观点，他分析了社会文化和智力对生育率的影响。他认为越是处于上层社会的个体，由于受教育程度高，智力发达，对于自身生存发展的要求越强烈，他们致力于追求个人的幸福和发展，因而生育儿女的期望必定降低。此外，他还指出，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文化进一步发达，人类知识必将进一步丰富，个体追求自身发展的思想也将日益盛行。因此，展望未来，文化发达的社会中，人口压力将趋于消失。他对社会文化和智力对生育率的影响的分析也是社会文化论和社会教育论的雏形。

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阿森·杜蒙特(ArseneDumont，1849—1902年)以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了法国人口发展停滞、出生率下降的问题，提出了“社会毛细管”论。他赞成斯宾塞提出的个体自身生存的能力和生育新个体的能力成反比的观点。他认为，人口出生率是由社会和心理因素造成的，受现代文明发展程度的影响。他主要从社会流动的视角解释法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发展停滞的现象。他把一个人改进现状、提高地位的所有愿望归纳为“社会毛细管”作用，即包括渴望更多的财富和权力，希望得到更美好更完善的东西和更多的知识等。他提出，在现代文明社会，每个人都具有不断向上发展的渴望和机遇，这些向上发展的渴望就像油灯中的油，会顺着燃烧的灯芯自然地向上升。社会个体会被向上的欲望所驱使，不断向更高的阶层上升;社会给予个体上升的机会越多，个体上升的欲望就越大，社会毛细管现象也越强。他断言，在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热衷于对个体发展的追求，为了顺利到达上升的目的，他们会自觉减少上升过程中的负担。对于个体而言，生养子女就是他们上升过程的沉重负担。因而，个体会减少生育率，以便他们能够轻装上阵地实现上升。正是这种“社会毛细管”作用，使得个体自觉地限制子女数，降低生育率。19世纪后半期的法国，人口发展出现停滞的现象正是现代社会中“社会毛细管”作用的结果。杜蒙特还按阶级、地区调查了“社会毛细管”作用的强弱与出生率高低的关系，指出欧美现代国家尤其是法国出生率的逐渐下降主要是社会因素。出生率的变化和“社会毛细管”的作用程度成反比。他认识到由于不同阶级的文化程度不同，“社会毛细管”的作用是不同的。他还认识到在不同的社会中，社会毛细管的作用是不同的，那些不鼓励人们向上流动的社会，“社会毛细管”的作用难以发挥。综述杜蒙特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其理论是建构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的，认为个人主义是人口停滞的重要原因，但是他忽视了社会经济制度对人口增长的决定性作用。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杜蒙特的理论对于后来的学者关注社会文化对人口的作用有重要的影响。

社会文化论，认为文化是调节生育水平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文化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文化水平越低，生育率越高。斯宾塞和杜蒙特都曾探讨过社会文化对生育率的影响。他们认为，社会文化水平越高，人们追求自身发展的期望越高，从而对子女的爱好就越低。后来意大利的柯雷多·基尼分析了社会文化与人口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一国文化落后，生育率高，人口增加快，人口压力也大。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了“文化时间差距论”，他们主张由于文化水平不同，节育思想的推广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阶级之间存在差异。一般大城市的推广速度快于乡村地区，而上层阶级的推广速度快于下层阶级。

社会教育论与社会文化论有密切的关系，这是由于社会文化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可以说社会教育论是由社会文化论衍生出来的。社会文化论的学者基本上有谈及教育对人口增长的影响。社会教育论认为，教育发展水平是制约生育率的根本因素。生育率随教育发展水平而趋于下降，两者成反比例变化。社会教育论又可划分为普及教育降低生育率论和提高教育降低生育率论。前者认为，促进生育率下降，起决定作用的是普及教育，并且他们还强调起决定作用的是教育的广度而不是深度。在他们看来，少数人达到较高学历只会影响到这少部分人的生育率，而对整个社会生育率的影响无足轻重，只有普及教育才会对整个社会发生影响。后者强调教育程度的提高对降低生育率的作用。其中有些学者着眼于子女教育程度的提高，认为随着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社会竞争加剧，子女受教育出现了高学历化，花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费用增加，父母为使子女获得高学历，就会主动降低生育率。另外一些学者，则着眼于父母教育程度提高，促使生育率下降。他们根据大量统计资料揭示出，父母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成反比，说明父母受教育程度提高，生育率会下降。

社会福利论主要强调社会福利与人口增长的关系。德国的布伦坦诺于1909年在《马尔萨斯学说与近几十年的人口动态》一文中提出了“福利人口论”，他从社会心理学方面解释人口出生率下降这一人口现象，认为西欧生育率的下降，除了一部分是由于受到性病和精神病增加的影响外，主要原因是福利增加会引起生育意愿的减退，追求享乐的心理增强就会使出生率下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人口学家汤普逊开创了社会学研究的人口学派。他强调应该采用综合的方法研究人口问题，因为影响人口发展的因素是综合的，探讨人口发展问题必须把出生率、死亡率和社会环境因素综合起来。其中社会环境因素包括生物学因素、技术因素、心理因素、社会性因素等。他尤其强调经济以外的社会因素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他试图将社会进化的、生物学的、福利的各种资产阶级人口学说综合起来。具体到福利人口论方面，他强调人口数量和社会福利的关系。他认为，人类福利水平与人口数量明显相关，在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时，不能离开对人类现在和未来福利的思考。

功能主义人口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种人口理论。美国社会学家摩尔明确提出了功能主义人口理论。摩尔认为，人口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当用功能主义的观点，特别是必要功能这一概念分析人类社会时，人口学的各个变量就自然纳入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中了。众所周知，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对象是社会行为中具有重复性的类型(结构)以及这些类型的结果(功能)。⁽¹³⁾其中最典型、最重要的问题是哪些东西是社会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必要功能(结构性结果)。摩尔从三个方面提出功能主义人口理论:①社会得以延续的首要条件是社会对性关系的恰当安排，并提出这一恰当安排的功能是满足人类社会再生产的需要。人类社会由人组成，只有性关系得到恰当安排，人类社会才能得到顺利的再生产。②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延续也有赖于其他的必要功能，这些必要功能包括社会化、语言沟通、经济生产、社会稳定以及社会的价值体系等。只有这些必要功能同时存在，人类社会才能存在和延续。③因此，人口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其他方面息息相关，决定人口现象增减的生育和死亡现象绝不是单纯的生物现象，而是社会现象。对于人口现象的考察不能仅仅分析生物因素，应该综合考虑各种社会因素。他认为，用功能主义分析方法分析人口现象，能够把人口现象和生命事件牢牢地置于社会关系的类型中，而这些类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他指出，人口分析存在两个命题:一是生育行为总是处于社会制度的控制之中，如不同社会对婚外性关系和怀孕的容忍度是不同的，但是不同社会奉行这样一条共同的法则，即生育必须发生在社会规范所定义的家庭中。二是人类的生育行为不是简单的生物性繁殖，它受三方面的因素制约:生育行为必须符合“结构适应性”原则;生育行为必须适应特定社会结构和社会类型;人口的各种行动模式，包括生育行为与各种社会分层体系、社会功能相关。

结构主义理论强调社会结构是社会关系的结构，人口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分为许多类别，形成不同的结构。结构分析的思想可以上溯到社会学的早期代表人物斯宾塞。他强调结构的形式和结构本身限制个体的行动，人口增长产生了一系列人口结构。他认为:①人口规模的增大改变了成员活动的组织方式，社会出现分化，不平等内在于分化过程中。②人口增加扩展了领土，加强了地域居住和互动，形成了具有地域性差别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出现了文化上的分化。③人口的增长带来了资源压力，并导致专业化的出现，即产生了专业分工。以斯宾塞的观点来理解，人口规模的增加伴随着人口结构的多样化，产生出人口的阶级和阶层结构、人口的空间结构和人口的职业结构或劳动分工结构。齐美尔的结构主义观点关注人口数量的增长对人们互动模式的影响。近年来，结构化理论影响人口社会学的研究。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强调“结构的二重性”和时空向度上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秩序。他提出了“共同在场”的概念，把时间、空间概念加入到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分析中。对某一时代或某一社会人口过程、人口结构和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研究本质上都是这一时代和这一社会中无数“个体”的总和，这些人的共同在场成为透视社会变迁的前提。结构化理论有利于我们理解人口事件的过程以及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各种人口社会学理论都强调从社会学视角研究人口问题，承认人口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因素，如文化、教育、福利水平等是制约人口发展的根本因素。只是他们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强调的重点不一样，从而形成了社会文化论、社会教育论、社会福利论等。但是有部分学者过分夸大了人口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例如，汤普森提出的“人口压力论”。他指出，各国的人口与资源存在不同的比例，从而产生不同的“人口压力”，为了解决“人口压力”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他认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源就是为了对付“人口压力”。

人口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推动了人口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人口发生重要改变。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增长发生戏剧性变化，人口流动增加、人口老龄化的出现以及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式的增长促使人口社会学迅速发展，特别是具体的人口社会学研究得到拓展，人口社会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日臻成熟。

三、人口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发展的问题，在不断变迁的时代中，人口问题依然会是学者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加之现阶段的人口社会学还未成为系统成熟的学科，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未来人口社会学的发展趋势应该是:第一，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将进一步扩展。当今时代，社会处于剧烈的变迁中，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口变动与社会多元化因素之间的直接、间接影响也会越来越多。这时，人口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将会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因素的研究，而是多因素相关分析和综合分析的结合。对于人口问题的考察也应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有更多的交融。第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和现代化。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科技的发展和广泛运用，为人口社会学进行高水平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手段，因而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将更多地使用现代的科技手段:除广泛使用计算机和多种统计分析软件，还包括地理信息技术、定位抽样技术、程控电话调查技术、网络传输技术及实验室手段。第三，进一步加快“本土化”进程。一门学科的发展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社会状况相符，人口社会学这门学科源于西方，但是其在各国的发展会因为社会状况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即人口社会学的发展必须坚持“本土化”。就中国而言，人口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虽已有一些进展，但是创新还不够。未来的人口社会学若要获得更大的发展，应在“本土化”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第四，学科发展的综合化。人口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应该在不断拓展自身学科，加强专业化的同时，不断与其他学科统合，形成更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使人口社会学不再是单一的学科，成为复杂组合的体系。第五，学科建设的国际化。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推动了各门学科的国际化。人口社会学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不断扩大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在学术研究过程、研究成果、学术规范、人才培养、学术机构设置等方面借鉴各国的经验。第六，学科发展的实践性。人口社会学注重解决社会问题，未来的人口社会学将加强政策和对策研究，以解决切实的人口社会问题。总的来说，社会发展要求人口社会学向现代性、综合性、实践性的方向发展，以便形成系统的人口社会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