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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概念从字面上来说，就是指孩子出生和养育的人类繁衍过程，是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是人口更新换代的前提条件，是人类生命得以延续的根基。但从学术研究的规范意义上来说，生育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并且包含一套理论体系，是具体性和抽象性的结合，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体。生育的概念是我们了解生育社会意义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分析生育和社会的双向关系。

一、生育的生理基础和生育能力

人具有自然属性，人的生理属性的发展遵循自然法则。所以人的生理发育成熟是人具备生育能力的前提条件，而人的生育能力也体现了人生理基础的状态。

一个具备完善的生育生理基础的个体，开始于活产婴儿，在生命得以生存的前提下，生命个体开始按照生命成长自然规律进行慢慢发育。人身体发育到一定程度后，男性就会出现遗精现象，这就表明男性已经具备生产精子的能力，而女性就会出现周期性(通常是一个月)来潮现象，这就表明女性具有产生卵子的能力。当男女的生殖系统都趋于成熟后，男女经过生殖器官来完成性交，精子和卵子就会结合在一起在子宫中形成胚胎，胚胎在适度的条件下发育，当胚胎发育到一定的程度后，分娩就会发生，婴儿从母体顺利出来并存活后，表明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生育过程完成了。

但是，由于人类生活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社会生活条件也不相同，在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人的生理发育水平和速度不同，生理基础状况也不相同。比如在经济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的现代社会里，饮食结构的改变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女性初经期从以前的十七八岁提前到了现在的十一二岁。这表明不同的社会经济时代里，人的生育生理基础会慢慢变化，具有时间和空间性。

生育能力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生育孩子的能力，有些人生育能力强，能生育很多的孩子，而一些人生育能力欠缺甚至没有，出现不孕不育。但从人的社会属性来说，人总是要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里从事一定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生育能力就必须通过他所处的社会的生育率来体现。生育率具有统计学的概念和性质，生育率是指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妇女或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或生育子女的数量。于是，生育率就成为一个地区一定时期里生育能力的指标，还可以通过生育率对一个地区不同时期生育能力进行比较，从中发现该地区的人口变动规律。

二、生育率的测量指标体系

生育率有一套科学的测量指标体系，其中有比较粗糙的测量指标，也有较为复杂的测量指标。指标的作用是使复杂的人口现象通过简单的数字体现出来。常用的测量指标有以下几种:

(一)一般出生率(CBR)

一般出生率也叫粗出生率，在所有的生育测量指标中，一般出生率的适用条件最为宽松，它表示某一地区一年中平均每一千人中的出生(活产)人数，用公式表示如下:

我国近年来一般出生率的变化如表3-1所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8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6.

(二)一般生育率(CFR)

一般生育率又称总生育率，是指活产婴儿数和某一时期内(通常为1年)从15岁到49岁全部育龄妇女之比。通常用千分比表示，即在一年的时期内每1000名育龄妇女所生育的活产婴儿数。用公式表示如下:

2006年全国育龄妇女年龄、生育状况如表3-2所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8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108.

(三)已婚妇女生育率(MFR)

已婚妇女生育率和一般生育率有点相同，都以育龄妇女人数为基数，但不同点是后者可以包括未婚的育龄妇女，前者只包括已婚妇女，即是以已婚为两者的分界线，所以已婚妇女生育率考虑了妇女的婚姻状况对生育率的影响，能更精确地测量生育变化。已婚妇女生育率是指一定时间内(通常为1年)的活产婴儿数与该时期已婚育龄妇女数之比。同样也用千分比来表示。用公式表示如下:

(四)总和生育率(TFR)

总和生育率正如其字面上的意义那样，表示一定时期内各个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相加之和。总和生育率指标能够较直观地反映生育变化，在一个年龄结构稳定的社会里，总和生育率具有较好的效度，能反映一个社会特定时期里生育率水平的变化。但在年龄结构异质性强的社会里，总和生育率的解释力就会下降。用公式表示如下:

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巴西、墨西哥的总和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比较如表3-3所示。

表3-3　　　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巴西、墨西哥的总和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上)［C］.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995.

以上介绍的几种生育率指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每一个指标优缺点兼有，不能完全绝对化。以上几种生育测量指标都属于时期分析指标，因为它们都以时间为分析起点，与之相对的还有群体分析。同时，它们也属于直接测量的方法，与之相对的是间接测量法，包括儿童妇女比和瑞利回归系数法。

三、生育率变化的变量分析

生育率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会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变量作用下，生育率的变化不同。但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众多变量共同对生育率产生影响，单独对生育率起决定性影响的变量不存在，只是在众多变量共存的情况下，一种变量的作用较为突出而已。从分类法角度而言，影响生育率变化的变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生物学变量

生物学变量是最基础的变量，一切社会性变量都在生物学变量的基础上发生作用。生物学变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性交、怀孕、分娩。两性性交是生物学变量发生作用的前提(人工授精除外)，因为只有完成性交，卵子和精子才会结合，如果卵子和精子结合的状况不好，那么就会直接导致不孕不育，怀孕又是分娩的条件。这样，三者环环相扣，互为因果。在这三个步骤中，如果每一个步骤都很顺利，那么，生育率就会提高。

(二)人口学变量

人口学变量具有社会属性，人口学从一个较为抽象的社会角度来分析人口的种种现象。具体说来，人口学变量主要包括婴儿死亡率、人口年龄结构、育龄妇女比重、初婚年龄等。如果一个社会的初婚年龄较小、婴儿死亡率低、老龄化程度低，那么这个社会的生育率就会提高。人口学变量是影响生育率变化较为直接的变量，它直接在人口的层面分析生育率的变化。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7.0%，2002年底则为8.2%。⁽²⁾而大于7.0%则表明人口出现老龄化。

(三)经济学变量

经济学变量从人口因素之外的经济因素来分析生育率的变化。经济学变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物质性基础，因为人的存在必须以一定的物质经济为前提。其次是它的成本和收益的二元结构，每一项经济活动都需要成本的必然性付出，而收益却具有非必然性。是否生育孩子，生育几个孩子，都基于一定的经济条件考虑。具体来说，微观经济学变量主要有孩子养育的成本和收益权衡、家庭经济条件等。宏观的经济学变量主要有国家的经济实力、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等。不同的职业所获取的工资收入不同，表3-4就表明了我国职业分类下的工资收入的差别，职业也是一个影响生育率变化的因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8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31.

(四)社会学变量

社会学变量的主要特点在于它的广泛性，既包括经济行为的社会性分析，又分析生物学意义上的社会性。社会学变量主要有:家庭权力的两性分布、家庭成员的教育文化水平、社会生育观念、国家层面上的生育政策、家庭类型及其规模等。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学变量对生育率变化的影响愈来愈大，主要体现在，随着受教育水平愈来愈高，人们对生育的传统认识有所改变，那种传宗接代的生育目的已经式微。核心家庭成为家庭主要模式的趋势愈加明显，生育率下降。2007年我国各地区性别、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如表3-5所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8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72.全国抽样比为0.900‰.

中介变量是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Davis)和布莱克(Blake)于1956年提出来的。⁽³⁾他们的研究结果认为，任何影响生育率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不是直接发生作用的，即社会结构的影响是非直接作用的。而那些连接着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因素和生育率变化结果之间的变量就是中介变量，他们把中介变量分为11种:永久性独身、不同居时间、自愿不同房、非自愿不同房、自愿节欲、性交频率、人工流产、非自愿的胎儿死亡、无生育能力、避孕、开始同居时间。他们认为，在上述11种中介变量中，都可以反映出影响生育率变化的任何一种社会经济文化的因素。

由于变量太多，无法确定哪一种变量和生育率变化的明确关系，造成了空泛的混乱，无法建立进行定量分析的实证分析模型，解释力受到削弱。针对这一不足，美国人口学家邦加茨(JohnBongaarts)在对中介变量模型修改的基础上于1978年提出了“邦加茨模型”。在他的这个生育率分析模型中，存在着7个直接因素，但其中4个因素最为重要，分别为晚婚、避孕、人工流产和婚后不育，以这4个最重要的变量为指数建立起了可以量化的生育率分析模型。用公式表示如下:

C_c为避孕指数，C_m婚姻指数，C_a为人工流产指数，C_i为哺育指数，T_f为假设的生育力。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指数的取值范围都在［0，1］。如果某个因素对生育率的作用达到最大，那么该指数的数值为0，反之为1。他曾经用这个模型对41个国家的生育率进行了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