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口系统与社会发展

顾名思义，人口社会学是与人口学、社会学都有关联的一门学科。它既是人口学的一个分支，又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是介于人口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一门可以用社会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分析人口社会问题的学科，也是可以用人口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分析人口与社会关系的学科。因此，人口社会学关注人口结构、人口过程和人口变迁，以及它们与各种社会力量——文化、经济和政治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人口的内涵

世事万千，大多因人而起。从原初含义看，“人口”(population)是生物学种群的概念，就是一个生物物种在一定范围里所有个体的总和，人口作为一个生物群体，其生、老、病、死整个生命过程被规定于自然的生物的过程之中。而人类的人口(humanpopulation)则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构成了一个社会基本的结构性力量。人口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²⁾具体而言，人口作为一个内容复杂、综合多种社会关系的社会实体，具有性别和年龄及自然构成，多种社会构成和社会关系，经济构成及经济关系。人口的出生、死亡、婚配，处于家庭关系、民族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及社会关系之中，一切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都同人口相关。人口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必要条件，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由于社会条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口发展过程不同，人们对人口现象的认识和反映也不同，所以在每个社会都有与其相应的人口思想和理论。因此，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可以认为，所谓人口，是指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实现其生命活动并构成社会生活主体，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一般而言，人口状况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见图1-1)。

图1-1

(一)从静态考察

人口状况从静态方面进行考察，是通过一定时点上的人口数、人口密度及各种人口构成反映出来的，主要指人口结构。人口结构可粗略地分为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两大方面。人口的自然结构，包括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残疾人员(盲、聋、哑、残缺、痴呆等人员)的状况;人口的社会结构，包括阶级结构、社会劳动力资源结构、在业人口的行业和职业结构、人口的地区分布结构等。

(二)从动态考察

人口状况从动态方面进行考察，是通过在一定时期内各个时点发生的有关人口变动的总和反映出来的，即人口过程和人口变迁。人口的变动可分为自然变动、机械变动和社会变动三大方面。⁽³⁾人口的自然变动是通过新一代人口的出生来代替老一代人口的死亡而形成的人口变动过程，也叫人口再生产过程。它是生物的自然变化过程，同时又是婚姻、家庭、伦理等社会关系的变化过程。用人口的出生数、死亡数、自然增长数等绝对指标和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等相对指标来表示。人口的机械变动是指人口在空间上的移动，它通过人口的迁入和迁出来改变人口的地区分布，因而也叫人口迁移变动。人口机械变动用人口的迁入数、迁出数、机械增长数(或净迁移数)等绝对指标和人口的迁入率、迁出率、机械增长率(或净迁移率)等相对指标来表示。人口的社会变动是指人口的各种社会构成的变化。社会的人口过程就是由这三种人口变动组成的总和，它是一个经常都在进行、每日每时都发生的川流不息的运动。人口变迁是人口过程和人口结构在时间向度上的变化，它既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形塑着社会变迁，又深深地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社会变迁有两大类，一是结构性变迁，是新体制逐步取代旧体制的变迁过程;二是突发性变迁，是原有体制的突然中断，并产生了一种全新的体制，这是一种革命。无论哪种类型的社会变迁都可能受到人口过程和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同时这些社会变迁也会对人口过程和人口结构因素产生影响。

二、人口与社会的关系

人口与社会两大系统的关系也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来考察。从静态来看，人口与社会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存在的条件。一方面，人口是社会存在的前提，没有人类的产生和一定数量的人口的聚集，就谈不上社会的产生和存在;同时，人口也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现实生活中各种活动即社会生活，实际上只能是以人口为主体的活动，离开人口主体而存在的社会生活是不可设想的。另一方面，人口总是存在和活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中，脱离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生产方式，将人口作为一种抽象事物来孤立地看待，也是不可想象的。从动态来看，人口与社会之间处于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中。一方面，人口数量的增减、质量的高低及结构的优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的性质，以及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人口的发展必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尤其是社会生产方式，它决定着人口的变动过程和发展方向。因此，人口与社会这两个大系统总是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一)人口系统的静态部分和动态部分对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具有各种影响

一个地区人口的数量、密度、各种构成及其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贫穷问题、就业问题、饥饿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保健问题、环境问题、婚姻问题、老人问题、民族问题、犯罪问题等。据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分析，人口的增加会产生22个方面的影响。他把这些影响分成3大类:政治、经济、社会类，生态类，医疗健康类。从他所列举的22个方面的影响中可以看到，有许多是涉及人口变化对狭义的社会问题的影响。日本20世纪对外扩张的内在冲动，首先是人口压力引起的。从1600年到1854年3月《日美神奈川条约》签订以前，日本的人口一直稳定在2600万左右。自从美国打开日本的大门后，日本人口迅速增长。明治维新后，经济条件和卫生条件的改善更大大降低了死亡率，日本开始面临人口压力的威胁。自1917年以后，日本的人口增长曲线和土地增长曲线二者的距离越来越大。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大，日本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进一步降低生活标准，要么就扩大供养能力。由于日本本土资源的限制，不可能用纯经济手段来获得和人口增长相适应的原料和粮食，而且西方国家也不是日本的经济力量所能渗透进去的。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困境的办法就是掠夺比它更为弱小的国家，侵夺别国的土地。由此可见，人口压力乃是日本向亚洲扩张的首位原因。人们常说的日本人试图主宰亚洲的天命观和军国主义精神，虽然也是向外扩张的精神动因，但都不具有生存手段受到巨大压力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压倒一切的强制性。

再看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著名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曾详细论述过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人口因素促进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生产方式的变革，即奴隶制生产方式转变为封建生产方式。殷商时期，中国曾长期滞留在原始的游农阶段上，在最早开发的经济区——黄河中下游的冲积平原上游移不定。而实行游农或游耕的先决条件是地广人稀，经过数百年生育繁衍，人口的增殖很快，逐渐改变了人地关系，使土地由相对过剩逐渐变为相对不足，土地公有的情况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盘庚迁殷后，结束了游农生活，殷周之际，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周人完成了这一巨大的历史变革，改变原来公有的一种土地制度，建立起一种介于土地公有和私有之间的特殊土地制度:井田制。这个制度的要点是实行“计口授田”，并把耕作者固定在土地上，从而派生出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出生性别比严重失常等日趋严重的人口结构失调问题也将会给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二)各种社会因素也会影响人口系统的静态部分和动态部分

因为人口的出生、死亡、迁移和各种社会构成的变化，不仅受到许多自然条件如土地、矿藏、气候、水流及人类自身的遗传、变异、发育、衰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在社会条件中，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一般说来对人口变动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其他各种社会因素如政治、军事、思想、道德、文化、教育、家庭、宗教、风俗习惯等，对人口变动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影响。

此外，理论和政策对人口变动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在错误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问题上所造成的恶果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事例。⁽⁴⁾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许多人在理论上分不清马克思主义与马尔萨斯主义的根本区别，误认为凡是主张增加人口，强调“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的，便是马克思主义人口论;凡是主张减少人口，认为“人是消费者，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的，便是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结果尽管当时马寅初在文章中明确声明“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并用《新人口论》作为标题，但仍被当做“中国的马尔萨斯”进行粗暴的批判。于是人口问题的研究在很长时期内成了一个“禁区”，计划生育政策也推迟贯彻执行，从而使我国人口继续盲目增长，以致在1963年中国内地人口出生数竟达到了2959万人(包括经济困难时期补偿生育等因素的影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多年中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反过来说，人口对社会问题的影响也很大。

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粮食生产的能力很少超出供养能力，人口和物质资料的生产维持着一种低水平均衡。只要人口超过当地的供养能力，便只有死路一条。古希腊人在人口方面表现了与众不同的智慧。他们感到了人口过剩的经常性威胁、有意识地采用杀婴、移民等方式来保持人口和生活环境的平衡。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对希腊城邦在公元前725—325年这400年间的历史作了一番探讨，并认为正是由于各城邦面临人口压力问题采取了不同的对策才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在公元8世纪以前，各城邦的社会状况差不多相同。科林斯和卡尔基斯采取的对策是在西西里、意大利南部、色雷斯和其他地方夺取农业土地作为殖民地。这种殖民地的意义仅仅是扩大了希腊社会的疆界，并没有改变它们的生活方式，因此整个社会仍然按照惯性滑行。斯巴达则采用了侵略邻邦的办法来满足其人民对土地的要求。其结果是培养了斯巴达的尚武精神使斯巴达的生活彻底军事化，从而复活并适当改变了希腊社会某些原始的社会制度。雅典的应付策略是使农业生产专业化，对外输出粮食并兴办了与此相适应的制造业。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商业阶级。为了适应新阶级的需要，雅典的政治家成功地进行了一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改革。雅典因而避免了一场社会革命，还为整个希腊社会开辟了一条新的前进途径。从汤因比的研究还可以看出:对人口压力做出的不同反应，乃是古希腊各城邦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进行历史选择时，人的精神因素无疑起了决定作用。各城邦领袖的素质差异决定了他们的决策方向不同，从而引导他们的城邦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首先是人口压力把历史选择的问题摆到了希腊人面前，迫使他们做出决策。在这里人口压力乃是第一位的因素。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现实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水平往往是数十代人民不懈努力积累的结果。这个事实表明，我们思考任何问题，把人口因素舍去掉或将人口当做处于无动力状态的消极因素，都将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