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帝国重现

在密算体系的大厅里，当一群老朽的建制派纷纷站起来准备谴责加密货币的时候，我们都笑着拍了拍手。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这简直是在诈骗”），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这就是老鼠药”）、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时报》的保罗·克鲁格曼（“这太邪恶了”），就是马克·安德里森所说的那些“日渐衰老的白种人”而已。在马克看来，他们这些人一谈到技术“每次几乎100％”漏洞百出。听在我们这些唱反调的人的耳朵里，那些老家伙们简直就是在通过曲折的方式肯定我们的说法。

2017年12月，年轻的金融顾问兼企业家凯·斯汀科姆发表了一篇博客文章。他说自己“就是未来主义者的反面”，还宣称，“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实际上除了货币投机和非法交易之外，区块链就像病毒一样，并没有什么别的用途。”他宣布，加密的派对已经结束。他说，现在是到了收拾一下各种吹捧和兜售，收拾一下比特币的残局，打理好各种图书和宣传册的时候了。他说各种比特币峰会也该收场了，金融黑客马拉松，初币发行的仪式和区块链的庆典都是时候该结束了。带着一种神圣的口吻，他呼吁回归现有的全球经济，并建议大家在勤奋的劳动中建立真正的信任和价值。[1]

之前，斯汀科姆一直隐藏在欢迎中本聪的游行队伍中。现在他勇敢地站出来告诉我们，这位拥有假名的创始人不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傻瓜，而且他麾下大将们所做的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风投，目的都只是在兜售“区块链”而已。蒂姆·德雷珀、彼得·蒂尔、马克·安德里森，他说的就是你们。

“区块链不仅是糟糕透顶的技术，”斯汀科姆写道，“更是对未来的糟糕展望。”它不仅极具破坏性，而且“永久地”将这个世界引向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这种技术发展得越好，这个世界就会越糟糕。

他也承认，“数据结构建立在包含以前文件散列的一串小文件上”，这种方法可以解决建立不可变数据库的问题。但是谁又希望如此呢？不可变的？真的吗？无论错误或欺诈有多么巨大，都不能被逆转吗？

维塔利克·布特林肯定不想要这样的系统。当Ethereum DAO（以太坊的分布式自治机构）被黑客攻击损失1.5亿美元的时候，他挥舞着“硬分叉”，冲进代码库，并撤销了那些交易。你想把在互联网上签署的所有“条款和条件”里脆弱的合约都具体化，使之适用各种永久数字订阅吗？还是说你想要一粒保你长生不死的药丸？或者你更愿意有一个“值得信赖的第三方”，并有机会改正错误呢？无论这个第三方是维萨卡、亚马逊，还是联邦贸易委员会，甚至是普里特·巴拉拉检察长。

斯汀科姆充分表明区块链和智能合约并不能排除对信任、监管、执法、政府或受信任的中介机构的需求。我不能说他的这些断言有什么明显的错误。在上一篇文章中，他曾大胆地提出，经过10年的实验和各种雄心勃勃的主张，加密货币或区块链仍然没有可行的“运用案例（use-cases）”。斯汀科姆写道，即使是对于投入了大量广告来宣传其区块链和密码货币的瑞波币，在大多数正在进行的货币兑换中，都依然没有使用到这些设备。瑞波币更喜欢采用流动性更强、更简单、波动性更小也更麻烦的美元、日元、人民币和欧元进行结算。

同样，所有其他区块链或哈希链（hashchain）的先知——从商用分布式应用（EOS）的丹·拉里马尔，到埃欧塔（IOTA）的大卫·桑斯塔博，以及哈希图（Hashgraph）的利蒙·贝尔德，或者是R3项目的迈克·赫恩——都纷纷部署了可信任的第三方或者挑选出了“证人”，委托股东，有信誉的机构、企业财团、矿池、正直的监管机构，或某些干预性“协调员”以确保系统顺利工作。

斯汀科姆指出，“智能合约”仅仅是将信任的焦点，从用小号字体准确地写出英语句子的律师转移到在吉特仓库（GitHub）上用数十种外语编写难以理解的代码的软件工程师而已。固态编程语言虽然坚固，但是有人能懂吗？铁轨上的红宝石（Ruby-on-Rails）是什么东西呢？超文本预处理器（PHP）是什么？哈斯凯尔（Haskell）是什么？爬虫（Python）是什么？对于密码高手程序员里的精英（这些超级聪明的家伙总是留着马尾辫，满脑子都是阴谋论的迷宫，他们甚至认为世界很可能是外星人的模拟），智能合约是不透明的终极表现形式。但对于除程序员之外的人来说，“开源”只是一种极其秘密的花哨形式。和软件语言相比，法律术语显得那么地明白易懂。

即便如此，为什么我依然觉得斯汀科姆的反对无关紧要呢？甚至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比如说，在整个密算体系中，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货币是瑞波币，它起源于发表在某个晦涩的解密高手公告板上的一篇难懂的白皮书，迄今为止这一创业浪潮只有短短的10年时间，它的产品仍然存在缺陷，很多还尚未被开发。但是不要忘了，这种类型的公司很多，而且他们的创造力惊人。斯汀科姆发现了当下解决方案中的大多数缺陷和局限性，但这并不表示他比提供这些解决方案的作者更有洞察力。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新公司和新技术的爆发一样，他们的工作充满了创新性和创造性。

当前金融机构依然甚嚣尘上，斯汀科姆处就是其中的一员，正是金融机构的瘫痪，导致了过去十余年全球资本主义的衰退。他们相信外汇交易，相信多德-弗兰克法案，相信中央银行，认为政府担保的大型商业银行“具有系统重要性”；他们还相信沃尔克规则，相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相信内幕交易法以及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魔力，等等，这些都是他相信的事情，他其实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他认为全球金融结构是静态的，只能进行渐进式的改进。他说，其实一张维萨卡就能解决全球所有的复杂性问题。对于那些对现有官僚体制感到失望的人，他的解决之法不是寻找鲁伯金堡的密码变体，而是简单地用“投票”的方式把它们投出去。好主意。

如果想要有更好的社交网络，就别用“不变的”区块链把它们搞砸，而是要设计更好的规则（更多关于网络的规定）。如果你想为穷人提供更有效果的服务，就不要把他们那些有争议的土地所有权放在一个不变的数据库中。自愿去做标题搜索和社区发展，到救济厨房去做服务，或者成为一名律师，为法律援助提供你的技能（更多社区行动计划和诉讼）。他向我们保证，央行是“由民选官员任命的”。如果作为“人民”的你们真的想要一个不受监管的银行体系的话，那就把现任的政客们都踢出去吧。为什么不呢？正是他们任命了这些帝国的货币管理人，他们这些人大肆宣扬转移支付，并用不可能实现的、永无止境的养老金承诺向选民们行贿（如果你无法投票否决他们，那就意味着将把更多的法定货币和债务注入已经高达280万亿美元的世界末日之池中）。

这些方面就不必再多加赘述了。承认裙带资本主义和旧官僚主义已经失败，才是加密货币运动的前提。这是问题本身，而非问题的解决方案。

斯汀科姆关于加密货币本身的概念就是招致困扰的原因之一。他的观点涉及加密货币运动本身，并认为智能合约与全球货币是一种全新的事物。他暗示，区块链带来的受信第三方的非中介化，是一种激进的背离。但是，从织布机到缝纫机、金属切割机、电话交换机、互联网路由器以及万维网，机械化和工业化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一部分人放弃对各种机械语言的控制。数控焊机将会由智能合约管理，自动取款机或其他自动售货机也必将如此。数据中心机顶盒开关中的网络处理器也是一样。

斯汀科姆这样的人之所以把区块链和其他类似的技术视为新奇和威胁，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谷歌时代的末世论观点。他们认为自动化、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占据了人类支配和控制的有限领域，这个领域终将在一个机器人宇宙，即生命3.0中消耗殆尽。但是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库尔特·哥德尔、阿隆索·丘奇、艾伦·图灵、埃米尔·波斯特和格雷戈里·蔡汀等人，从最基本的数学逻辑层面驳斥了这一假设。

数学不是一个封闭的或有界的系统，它开启了人类想象力宇宙的每一步。正如皮尔斯的三元逻辑所阐明的那样，每一个符号都有属于自己的无限想象解释。一个符号和它的对象如果没有解释器，那么它就是不连贯的（皮尔斯用了“解释者”一词）。蔡汀将这一理论视为在哥德尔和图灵推翻了希尔伯特关于完整而一致的数学宇宙的假设之后，一种新的创造力的数学。

基于数学逻辑的机器只能拓展，却无法穷尽人类的所有领域，这是必然得出的结论。每一种新的机制都能解放人类的思想，让人类有更多创造性的冒险和成就。期待人类祭祀机器，这违背自然和真理。

区块链、哈希链、区块堆、智能合约、令牌、加密货币等，都是解决谷歌时代弊端的新方法。这些弊端包括：漏洞百出的互联网安全、资金闲置、过度监管、网络集权、毫无意义的延迟以及大数据收益递减。所有这些问题都源于被信任第三方的过度膨胀。急需要将其分解为更简单的系统，并能由更接近服务点的单个代理来控制。事实上，某些第三方可能是金融交易员、搜索引擎，也可能是社交网络或全球零售商，而支撑他们的都是密集的“塞壬服务器”。央行、议会和财政部管理的货币体系也是如此。这些货币体系都只是将货币当作魔杖，而不是使用金条进行衡量。所有这些都需要去中心化，并让其回归到那些真正了解商业机制，真正懂得投资机会的私营部门去实现。

帝国的统治者可能会认为，中本聪及其追随者的根基并不稳固，但皇帝和朝臣们应该多考虑一下他们自己所持有的280万亿美元的债务，这是一笔摇摇欲坠的巨债，他们的命运也会因此而受到波及。为了准备迎接世界新的金融体系，迎接法定货币的最终崩溃，各国政府和投资者都应该欢迎加密技术的爆炸式发展。

注解：

[1]　凯·斯汀科姆：“十年过去了，没人知晓区块链的用途”，《媒体》，2017年12月22日。https://hackernoon.com/ten-years-in-nobody-hascome-up-with-a-use-case-for-blockchain-ee98c18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