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波及全球的躁动
马努埃尔·阿约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个性出众的工程师。他建立了“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以推广“奥地利学派”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化学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等人的经济学思想。几年之后，阿约和该中心的其他成员创办了一所大学，并以弗朗西斯科·马罗奎恩的名字命名了这所大学。马罗奎恩是一名西班牙主教，是与马丁·路德同时代的人。[1]
1972年1月，在内战愈演愈烈之际，阿约被任命为弗朗西斯科·马罗奎恩大学（UFM）的首任校长。
阿约的视野长远而深邃：
纵观世间大学之宗旨，念人类过往者寡，念世间永恒真理者众。故大学谨当立于世事纷争之外，以志科学与学术自由之不坠。自由者，人类生存之必须，须臾不能离也。或曰大学者，象牙塔也。余今视之虽其言不屑，仍不能弃也。为学者，切勿委身于政治之争。当反身自省，专攻学术，以证此塔之高洁。置身此水晶塔内，师生一堂，格物致知，方可见微知著，求得未来。[2]
马罗奎恩主教自己也曾在危地马拉建立过一所学校。这便是美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圣卡洛斯大学。阿约的新大学以教授自由市场和自由社会为重点，开设了与旧大学截然不同的课程。[3]
从“40名学生在租来的房子里”开始，弗朗西斯科·马罗奎恩大学10年内买下了市中心的40英亩土地。在这片曾经污水横流，垃圾满地的半废弃的土地上，在这个暴力肆虐却美丽自然的城市，一个宁静的校园拔地而起，错落有致的砖房，大树参天，绿草如茵，蜿蜒曲折的小径，构成了学术自由的宁静绿洲。
学术自由必将带来其他类型的自由。1996年，危地马拉新总统阿尔瓦罗·阿尔祖委任年轻的工程师、国会议员阿尔弗雷多·古兹曼负责该国功能失调、价格昂贵的国营电话系统的私有化。当时，危地马拉的国有电信公司将业务重点都放在城市地区，但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口都住在城市之外。
作为弗朗西斯科·马罗奎恩大学的毕业生，古兹曼召集了一个主要由该大学毕业生和教授组成的团队。过去农村人要想打电话就得开车数英里到城里去排队拨号，有的时候拨一个号码就得等上10分钟，而且价格还高得离谱。得益于这个团队的私有化计划，几年之后，这个国家成为中美洲各国当中人与人之间联系最紧密的国家。2012年的一项案例研究报告这样写道：“改革7年后，移动电话线路数量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4]
2003年，电信改革者之一吉安卡洛·伊巴根出任弗朗西斯科·马罗奎恩大学的新任校长，这所大学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Wi-Fi信号全面覆盖的大学（成为当地一家设备公司的“测试站点”）。目前弗朗西斯科·马罗奎恩大学在全球50所最佳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排名中名列前茅，甚至超过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主持的芝加哥大学。[5]2009年，彼得·蒂尔接受伊巴根的邀请前往该校参加毕业典礼发表演讲，并荣获该校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非常荣耀的是，这所大学设立了乔治·吉尔德计算机中心，它的这个举动吸引了我的注意。2013年6月，在伊巴根的继任者加布里埃尔·卡尔萨达鼓舞人心的领导下，弗朗西斯科·马罗奎恩大学成为美洲第一所接受比特币支付的大学。“创业城市研究所”在那里安家落户。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为电子货币的一个载体，成为马克·克鲁格曼运动的一部分。这让人想起了阿约校长在近半个世纪前的愿景——使大学成为一个致力于发现“未来可能样态”的社区。
“是谁抓着袋子不放呢？”
图尔·德默斯特那轻蔑的声音通过Skype网络电话从比利时传到危地马拉的教室里。大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留着传统发型，书生气息浓厚的年轻人。我原以为他的比特币可能只是一个庞氏骗局（Ponzi scheme），“矿工”发家致富，后来者却被敲诈洗劫。
2014年5月，我刚刚挤进了国际比特币黑客社区。当时，我在危地马拉接受了弗朗西斯科·马罗奎恩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在危地马拉城火山“第十区”的深谷中，我意识到一个新的世界体系正在脚下震颤，喷薄欲出。
我坐在这所大学一间教室里的一张大圆桌旁。从9层楼高由半透明的硅、相互连接的砖块和玻璃组成的高塔上，可以看到一棵巨大的九重三角形的树，并装扮以粉红色和红色的花朵。这就是阿约理想中“水晶塔”的模样。聚集在我身边的是一群“神谕”编码者、先驱教育家、技术冒险家、黄金导向的价值投资者、激情四射的自由主义者、“自由区域”的设计者以及解密高手兼比特币玩家。他们同时扮演着所有这些角色，并传递出了进行金融变革的一致愿望，这将使自由更加兴旺，使经济机会焕发出新的光彩。
起初，我对这一运动抱持怀疑的态度，主角们年轻气盛却好高骛远，他们既激进又保守，既天真又太过超越了体面的界限，我认为这样的品质无法为新的金融和银行业发展打下基础。但在他们强烈地呼吁我关注这所大学在开源编程语言方面的精湛技术，以及在政治范式改变方面的努力，并向我展示了管理错综复杂的金融加密市场的能力之后，我意识到他们的这场运动很可能会颠覆当前这种头重脚轻的监管制度，进而颠覆全球的货币银行体系。
犹如悬崖峭壁上矗立的科尔特斯雕像一样，我发现自己正面对的是一个由新货币形式推动的新型经济学领域的广阔海洋。毕竟，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所有让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的都是某种新的货币形式。如果人类依然深陷以物易物的艰难泥沼，那么世界的财富不可能有当下的规模。复式记账法促进了威尼斯的商业革命。现在，比特币玩家们已经开始探讨新的永久分类账及“三重记账法”在区块链中的运用。
无可争辩的是，货币和金融的发明与世界上所有的财富积累都是密不可分的。金钱的价值来自它能衡量数以万亿计的交易，并能储存随时间和空间而流动的价值。货币技术上的任何一个真正突破，都可能做出类似的贡献。
我想起了风险投资大师马克·安德里森曾经说他在寻找那些“花小钱办大事”的公司，毫无疑问，这群资金多数来源于自筹的企业家符合这一要求。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公司资金主要来自各自正在开采、铸造的比特币的增值，以及他们那套巧妙的新软件体系结构的支持。
与这一条相吻合的还有这座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大学。在短短的45年时间里，在美丽而贫穷的危地马拉城建立的这所大学，成为学识渊博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新时代技术专家的联盟，并在世界上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我们在弗朗西斯科·马罗奎恩大学，通过网络与远在旧世界中心的图尔·德默斯特交谈。2012年，23岁的德默斯特以5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比特币。他兑付了将近500美元投资了两家公司，一家是名为“克拉肯”的“交易所”，另一家是名为“科因特拉”的采矿设备公司。克拉肯蓬勃发展，登上彭博终端机，并成立了一个运行中的比特币“银行”；科因特拉在2014年的比特币危机中倒闭了。德默斯特陈述了更为宏大的自我融资壮举——比特币资源库项目。据说这是现在比特币领域最好的数字“钱包”之一。为了开发一款安全的比特币钱包软件，该公司在2013年发起了一轮10万美元的融资。出乎意料的是，资金大量涌入，他们筹集到了50万美元，他们在这个商业计划上花了10万美元，还存储了价值40万美元的比特币，这40万美元的比特币已经飙升到了400万美元。在接下来的5年里，他们将为近1500家区块链公司提供这种模式，让他们甚至不用再编写代码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在回答我有关“比特币即庞氏骗局”的问题时，德默斯特冷笑着说：“如果真是庞氏骗局的话，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立刻崩溃。比特币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波折，但是它每次都能卷土重来。”
我知道此言非虚。比特币屡次受挫，却又能坚强复苏。这些都源自它迄今为止坚不可摧的核心技术。这是一种长了腿的技术，能带着它周游世界，穿越了艰难困苦，穿越了美好时光，甚至穿越了天空中那些可怕的巨大触须。
追随第三世界教育工作者的脚步，彼得·蒂尔也支持了一系列与区块链相关的创业公司；在马克·安德里森的带领下，硅谷许多优秀的风险投资家都加入区块链的竞争。纽约狂热的比特币企业家马特·梅隆的报告显示，高盛、摩根士丹利和其他一些豪华的保守力量正排着队提供5亿美元以获取比特币。所有这些不禁让人愤怒地质疑，是否任何所谓比特币是庞氏骗局的说法都是高盛之流公司的幌子？
正如蒂尔不断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大学与弗朗西斯科·马罗奎恩大学完全不同。2014年春天，作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校友和往昔同侪，就在我来到危地马拉之前，哈佛大学的校长宣布发起了一项4亿美元的基金，意在提升哈佛大学在所有科学研究领域的能力，并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些努力旨在抑制对环境保护毫无裨益的能源生产。
哈佛大学的这一举措，是在美国上流社会日渐式微，总仰仗着靠用别人那“少得可怜”的资金来推行越发沉迷于其中的精英教育的体现。停止进步、停建电厂、拆毁化工设施、动员反犹浪潮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反对运动，常春藤高校还沉溺于过时的知识分子和商业精英的幻想之中不能自拔。化学恐惧症患者像是喋喋不休的跛脚鸭，只知道在那遗毒满目的旧世界里绕圈子，哪里知道这个世界早已经从他们身边疾驰而去。
2013年秋天，德国和西班牙的首席环境部长们都已经承认，为了促进“替代能源”项目，他们曾经倡导的交叉补贴、上网电价补贴和惩罚性税收已经完全失败。而哈佛的特权学生团体却在这个时候加入进来，他们以80％的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旨在清理该大学5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以便用于向所有涉及提取碳基矿物燃料的公司投资。
在要求从以色列撤资的同时，同是这一批人也曾与臭名昭著的“抵制、撤资和破坏”运动（BDS）站在一起。他们加入全球反犹分子的行列，其中一些人还把他们以石油为基础挣到的大部分财富都捐给了哈佛大学。以色列是倡导水和燃料效率等创新项目的源泉。自1948年以来的70年里，以色列的净用水量减少了10％，但是产出却增加了60倍。以色列也是影响哈佛学生日常生活的许多信息工具和密码洞见的源泉。从脸书公告、谷歌搜索、跨校区短信、Kindle stream以及体感游戏Kinect，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的杰作。没有以色列的低能量生活方式，就像没有石油一样无法接受，这些学生根本无法对此说“不”。
目睹危地马拉弗朗西斯科·马罗奎恩大学的激情满满，再将之与美国的当下相比，你就能发现这里的声音是如此理性，如此美好，让我不禁憧憬更加美好的未来。我能真切地感受到所有的变化，知识和经济方面极具历史意义的转型导致美国精英阶层领导权的旁落。那些通常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的某些方面正在迅速地超越依然处于冰冻区的美国。这种情景在危地马拉城、在上海市随处可见。
美国也正在重整旗鼓，部分原因是新一代的企业家被彼得·蒂尔从大学里挖了出来。2017年10月底，由蒂尔启动的投资基金1517庆祝了马丁·路德的95条论纲发表500周年。那些论纲的发表引发了宗教改革，而1517基金也聚集了数百名辍学的企业家。维塔利克·布特林原定发表的演讲却在最后一刻不得不取消，原因是他太忙了——这真是个好兆头。
就在举办庆典的前几周，“新95条论纲”出现在1517基金的博客“颠覆者”上。第19条这样写道：
1987年，史蒂芬·特拉亨伯格出任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校长。这一年学生们需要为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支付2.7万美元，20年后当他退休的时候，学生们支付的费用翻了两倍多，接近6万美元。特拉亨伯格一手将乔治·华盛顿大学变成了全美国最昂贵的学校，却完全没有提高该校的教育水平。“学位只是一个奖杯，是一个象征，”他说，“我对所做的一切并没有感到任何的尴尬。”
这所大学的校园里有以特拉亨伯格的名字命名的建筑物。
“新95条论纲”一文的作者是1517基金的迈克·吉布森，在该基金杰出的领袖丹妮尔·斯特拉克曼的帮助下，这95条论纲呼应了其赞助人蒂尔的哲学深思。
他们拉响了警报：这个系统的收获和它可怕的学生债务将整个时代逐出了创业经济。第8条论纲问：“为什么拥有5300多所大学和学院的美国，只有一种观点？”第23条问：“政府的权力不应该被用来强迫每个人以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年龄，在同样的地点，以同样的速度学习同样的东西。”第28条：“学校教育的问题不在于投入得太少，而在于投入这么多收获却那么少。”
51.颁发许可是获得和实施垄断的工具……医学院、法学院和其他专业学校应该取消对大学学位的硬性要求。
65.大多数已经发表了的研究结果都漏洞百出。是的，这就是你的脚注。[6]
78.每份学术和科学杂志都应该公开并免费向公众开放。10亿只眼睛一起来检视结果，事情就好办了。
79.尽管学生们已经自己编写了8年的代码，像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居然也要求所有的新生必须修习“计算机科学课程入门”这门课。如此你就知道学校在创造利润方面是多么地努力。
94.我们将被一代又一代的人评判。评判的标准是我们创造了什么，而不是我们消耗了什么。这些创造物会比它的创造者活得更好吗？
95.教育的使命不仅在于指导这个世界，也在于解放这个世界。
然而，大学正专注于教会学生如何拒绝开挖管道、能源勘探、化学创新、新植物形式、新企业，而不是教会他们该如何创造。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大学倡导的“反化学法规”最终将硅谷的硅芯片制造企业拒之门外，美国的芯片行业也基本上转移到了亚洲。
作为美国当权派支柱之一的科学院，在其意识之中始终视获得政府的支持为己任。几十年来，学费和其他教育费用的飙升速度比通货膨胀快了好几倍，但是大多数毕业生的收入却都在减少。大学却在负债累累的学生们的支持下，变得日益富有。年轻人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他们不愿从事创业活动，甚至不愿结婚。
谷歌是美国硅谷公司中的执牛耳者，它诞生在斯坦福大学的盖茨大楼里，那里满是著名的教授，是大学、工业和政府紧密合作的缩影。斯坦福大学前校长约翰·轩尼诗从谷歌股票中收获了3.6亿美元，并以此设立了该校的捐赠基金。
64.看上去产出的博士越多，我们的科学革命反而越少。今天科学家的数量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多。可能是科学变难了，也可能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真正的科学家。
1517基金和蒂尔基金会不是口惠而实不至的虚名，自2014年该基金成立以来，它直接资助了数十家由大学辍学者领导的公司，并间接资助了数百家其他公司。终于慢慢看到效果了。
布特林的以太坊引领了这一波的攻势。2017年7月，以太坊企业联盟迎来了34家大公司，这其中就包括英特尔、摩根大通、万事达和三星等公司。该联盟建立的目的在于扩展基于以太坊的标准和体系结构，也证明以太坊区块链技术获得了来自金融和工业顶层的广泛兴趣。
同年9月底，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丰田宣布将从乐美雅公司获得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中的关键组件——激光雷达系统，这个消息让专家们大吃一惊。名不见经传的乐美雅正是在1517基金支持下成长起来的初创企业（具体介绍参见第九章）。丰田紧随其他三大汽车公司选择乐美雅，这意味着乐美雅正逐渐接管全世界的激光雷达业务。
当谷歌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庞大的数据中心以便为谷歌大脑提供服务，受到1517基金资助的斯蒂芬·巴拉班正在为建立紧凑、廉价的计算中心而努力，这些中心可以在公司内部执行同样的职能。兰姆达实验室的深度学习机器发现企业对于将自己最宝贵的资产——数据——上传到谷歌、亚马逊或微软等竞争对手控制的中央服务器犹豫不决，对此它们做出了强烈反应。三大巨头——苹果、亚马逊和微软——现在已经成为兰姆达实验室的客户，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公司，包括通用电气和IBM，更不用说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了。巴拉班将更大的云计算市场视为公司发展的下一步。“未来，”他预测道，“我们将成为一个分布式计算工具，就像太平洋燃气电力公司一样，我们将在市场上销售客户的备用计算周期……”
区块链从下到上转变了因特网的架构。维塔利克·布特林的以太坊将网络从一系列狭隘的等级制度，转变为一种以新的安全模型为基础的全球异构体系。奥斯汀·拉塞尔正将独特的硬件创新带回到这个充斥着自负软件杂食者和集约式计算爱好者的硅谷。斯蒂芬·巴拉班正在把云的运动（cloud movement）转变成“降雨（rainmaking）”，使集中式和转包式的超级计算机，转变成具备分布式和个性化的特点。
42.莱特兄弟只有一个家庭图书馆，还有一家自行车店，没有大学学位，但是他们开启了飞行时代。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塞缪尔·皮尔庞特·兰利是美国政府和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资助的数学教授，但他设计的飞机最终冲进了波托马克河。
从某种意义上说，蒂尔奖学金是风险资本家在新一代学生中寻找最具驱动力、最能干，甚至最缺乏耐心的创业人才的巧妙方式。蒂尔的财富始于贝宝，但当他说服了18岁的马克·扎克伯格将设在哈佛大学的脸书公司搬到硅谷并向世界开放的时候，他已经站到了财富的巅峰。
当互联网公告板（Internet bulletin）和我的空间（MySpace）等社交网络充斥着模糊的匿名性时，蒂尔发现互联网需要的是面孔，他在互联网帖子背后寻找真实身份的可靠性。他也知道，最年轻的企业家往往是那些拥有最伟大变革性观念的人，从哈佛辍学的比尔·盖茨和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拉里·佩奇就是最好的例证。如果你是一名风险资本家，想要在经济和社会中实现重大变革，那么对年轻人的大胆关注对于成功至关重要。
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申请者的蒂尔奖学金，每次只有20人有幸入围，2013年的拉塞尔和2014年的布特林都是这个群体的早期成员。通过颠覆佩奇自上而下的革命，布特林已经走上了成为新一代拉里·佩奇的道路。
然而，仅仅将这些年轻人视为风险资本家野心的载体，将会导致失去他们作为世界新制度的象征和主角的可能性。彼得·蒂尔是著名的企业家和金融家，但对他最深刻的称呼应该是最有远见卓识的哲学家和学术界的批判者。
在欢迎维塔利克·布特林和其他2014年蒂尔奖学金获得者时，蒂尔说：“我们希望（他们）能激励各个年龄段的人，因为他们展示出的对知识的好奇、勇气和决心，比起那些提升文明程度的证书来说更为重要。”文凭是旧学术秩序的延续，也体现了旧秩序的等级制度。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大学把学生们引导到一个越来越反动的环形走廊里。大学不惜一切代价，引导学生进入反动教育体制的回廊。要想让学生们远离这一切，需要采取革命性的举措。
36.没有哪条经济学的铁律说过学费应该只涨不降。从许多方面来看，当下的大学教育和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比那个时候更糟。即便如此，学生们现在支付的学费是当时的4倍。想象一下，如果一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飞得更慢、坠机事故更频繁的情况下，还连年调涨机票价格，那么这些多出来的钱肯定是被花在了糟糕透顶的候机厅和休息室上了吧。你敢把这几句话贴在汽车的后窗上吗？
蒂尔视其为由政治正确性催生的“教育泡沫”，谷歌的世界体系在意识形态、放纵、权利和偏见等诸多方面与学院派相互应和。蒂尔和1517基金号召学生们反抗这一切束缚，号召大家重新思考。
停滞不前和自满的美国不是我们想要的美国。信息被几大集团垄断、业务萎缩、IPO萎缩、创造力枯竭，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美国。
世界不会停下来等待。
注解：
[1] 弗朗西斯科·佩雷斯·德·安东，《弗朗西斯科·马罗奎恩赞歌》，危地马拉：弗朗西斯科·马罗奎恩出版社，1999年版。
[2] 马努埃尔·阿约在1972年弗朗西斯科·马罗奎恩大学的“哲学陈述与就职演说”。
[3] 玛拉·迪克森：“左翼思想脱离教学大纲”，《洛杉矶时报》，2008年6月6日。http://www.latimes.com/world/mexico-americas/la-f-guatemala6-2008jun06-story.html。
[4] 卡洛斯·萨比诺，维恩·莱顿：“危地马拉电信私有化：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案例研究》（Antigua论坛，2013年版）。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entral-americas-violent-northerntriangle。
[5] 学习经典经济学的50个最佳选择。https://thebestschools.org/features/top-places-to-study-classical-economics/。
[6] 约翰·埃尼迪斯：《为什么大多数已发表的研究和发现都是假的》，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2005年8月30日。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med.00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