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府改革首先面临的是要破解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一难题。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每一届政府都进行过精简机构和裁减人员的改革。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每隔五年的这一变革可以说构成了最近20 多年来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涵。尽管人们往往把政府机构改革描述为一个个的怪圈：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公平地说，虽然有循环，但循环是渐进的，而不是原地踏步的。因为每一次改革，都留下了重要的改革成果。最近的一次改革，也就是2003年的机构改革，既没有大幅度精简机构，也没有大幅度转变职能，并且还建立了国资委等特设机构。主要原因是，在当时条件下，组织效率的提高已经没有什么空间，职能的进一步转变，主要取决于进一步解决固有企业的种种问题，取决于如何完善证券市场、金融市场等。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广泛的行政监督无法淡出，公共服务部门的改革刚刚开始，立法和司法部门发展不充分，无法替代国务院对行政部门比较独立的直属局进行有效的立法和司法监督。

其次，行政成本过高。中国行政成本与发达国家相比是相当高的，以税务系统为例，2002年中国税收达1.5 万亿，完成这项工作的税务系统人员为100 万人，美国的税收远高于中国，而税务人员仅有10 万人。行政成本增高的主要原因是行政审批。烦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使政府机构设置臃肿，人员增加；基层政府行政成本居高不下，除了观念陈旧外，财政支出的行政化运作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再次，行政效率低下。影响行政效率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纵向层次多，机构规模庞大。据有关资料，世界168个国家中，有8 个国家只设中央一级，25 个国家仅设一级政府，有67 个国家地方上只设三级，而我国是二、三、四级并存。其二，横向部门划分过细，造成管理幅度过大，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其三，职能交叉，职责不清，互相扯皮。其四，领导权限不下放，不少领导凡事都过问。还有领导信息拥塞，管理态度骤折，行政效率下降，行政机构工作人员本身素质问题，文山会海，管理手段不科学，等等。

行政改革目前已成为中国整体改革的“瓶颈”。但行政体制改革也面临重重的阻力。这些阻力主要来自三方面因素的制约。其一，经济体制模式模糊性的制约。行政系统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质、功能、排列组合方式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为之服务的经济基础。其二，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的制约。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一方面我们要求企业不找市长找市场。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产权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等发育不完善，企业又找不到市场。其三，配套程度的制约。行政改革必须与党的领导制度、工资人事管理制度、企业制度改革等协同，如果没有相关改革协同，行政改革也难以取得大的成效。

事实上，行政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于行政系统，来自于政府及其公务员。比如：基于利益和权力的调整而产生的阻力；基于习质和官本位意识产生的阻力；基于对改革预期不确定性的忧虑而产生的阻力；基于长期形成的依赖性而产生的阻力；基于因改革曲折而产生阻力，等等。

行政体制改革进展到今天，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调整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其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政府的权力归政府，市场的权力归市场，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其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使政企分开，切实解决政府的“越位”“错位”和“缺位”问题。其三，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使政社分开，构建服务型政府。其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既维护中央政府权威，又增强地方政府活力。其五，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切实解决职能交叉、多重多头执法等问题，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

相对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说，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仍将是整个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李兴山说，之所以说是重点，是因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许多深层次问题的解决，都有待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和机构改革。之所以说是难点，是因为：其一，不但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还涉及整个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较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其二，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是革自己的命，俗话说，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尽管如此，政府改革由于已处于整个体制改革的中心地位，冲刺难点已箭在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