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国内不少专家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由于既有的改革基本上是遵循经济体制改革驱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形成经济体制改革先导、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发展序列，这就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时间落差和进度落差。这两大落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拉大，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矛盾日渐积累，引发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双重困境，并且相互激化。因此，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采取了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又相互配套的发展模式，同时兼顾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按照这一改革路线，行政体制改革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有的学者指出：“当行政体制改革的诉求被提出后，它就同时承担起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克服旧体制下形成的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某些弊端，巩固新的经济基础。”行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启动的共同要求，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制决定了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府发挥着非常活跃的国家治理功能，在所有国家机器（人大与“一府两院”）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承担着大量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事务。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政府的效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行政领导，政治与行政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交织关系。这就决定了行政活动对于政治的重要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有效促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行政体制改革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同时行政体制改革导向责任和效率，改善政府的成本—效益关系（紧缩编制、转换职能、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因此，将行政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单列出来，一方面有利于推进行政领域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带动政治体制的变革。一些专家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的政治发展经验，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提供了趋同的对象。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优先模式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优先模式并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涉及政府功能的定位、政府组织结构的设置、行政权力的运行、行政法制的建设以及行政人员的管理等，可以广泛借鉴外国政府管理的经验，故具有较高的实际可操作性。

在现时代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以下重大意义：

第一，它是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连接点，是政治体制改革中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部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有力地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第二，它是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发挥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作用。我国的市场经济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行政力量的推动建立起来的，但随着市场机制的形成及其作用越来越充分的发挥，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的矛盾日益显露，突出表现在政府干预过多、机构庞大、行政审批过滥、行政行为不规范等方面。因此，如何进一步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政府管理体制，已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紧迫课题。

第三，它是我国适应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的迫切要求。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要承担义务、履行协议就必须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比如在我们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普遍存在的办事程序不规范和缺乏透明度、规则意识不强和法制观念较弱等做法，都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所以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为行政程序再造提供了指导，同时也为行政分权的规范化和行政主体的重塑提供了压力和范例。

第四，它是我国应对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的现实要求。资本总是寻找风险最小、成本最低、服务最好的地方投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靠优惠政策发展经济的战略已让位于地方政府服务水平的优劣，让位于是否拥有一个透明、高效、法治的发展环境。一个地区的经济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谋求发展，必须优化政府服务，增强竞争优势，提升区域竞争力。

现代社会调控规模日益扩大，内容日趋复杂，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阶段，行政系统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主导力量，对于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应该通过积极的行政体制改革建构能够驱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行政体系，再构和优化社会调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