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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间文化遗产保护更多强调的是原真性原则，而对保护体系的理论构成关注不够。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实现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理论突破。

首先，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符合我国文化遗产特性。西方国家的古建筑基本上是石质结构，不易破损，保存时间长。如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一些神庙、宫殿，虽历经数千年风雨剥蚀，但其主体结构、基本轮廓依然保存至今。我国则不然，大部分古建筑都是土木、砖木结构，易破损，保存时间短，如果不主动积极地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保护，许多文化遗产将遭到人为或自然破坏，以致渐渐消亡。在我国历史上，前人在维修保护许许多多文物古迹时，都程度不等地根据文物古迹本身因土木、砖木结构而耐久性差的特点，采取积极有效的创新措施实施保护，从而使许多重要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至今。众所周知，唐代大雁塔之所以能够饱经1300 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旧巍然耸立在古城西安，就在于明代维修保护时在其外围加固了一层砖。今天，在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运用创新模式对大明宫遗址实施了保护。先是把遗址本体和周边环境共同纳入保护范围之内实施整体保护，并借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夯土层进行修复，在保持遗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上确保传承。再是通过建设紫宸殿、含耀门等东方古建筑遗址地标性标识，对遗址进行直观、形象的展示。同时，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建设再现大明宫风貌的微缩景观。应该说，这是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符合我国文化遗产特性的成功案例。

其次，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遵从我国传统的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我们知道，一方面，中西方的审美崇尚源自不同的标准。中国人的审美倾向在于“美即是善”，核心思想是“尚善”。而西方认为“美是和谐与比例”，核心思想在于“求真”。以善为美的具体内涵是重教化、尚伦理；而以真为美的具体内涵是重科学、尚真理。不同的审美思维形成不同的遗产保护理念：中国人注重意义的传承，西方人则注重信息的可读。另一方面，中西方的天人观念侧重不同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包容，主张天人合一，顺其自然，强调曲线与含蓄美，尚悟性，表现内向；而西方文化重对立、斗争，主张征服自然，提倡竞争扩张、优胜劣汰，强调规模与平直性，尚理性，表现外向。在这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的引导下，中国人更看重整体的和谐，西方人则更看重个体的精确。由于受不同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中西方形成不同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国人偏重整体风格、人文环境与意义传承，尤其关注遗产的象征意义。比如，我国著名文化遗产岳阳楼，在历史上曾不断进行重修，正如《岳阳楼记》所云：“政通人和，百废待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可以说，每一次岳阳楼的重修，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延续。今天，对文化遗产实施保护，应充分遵从我国传统的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更多地关注遗产的整体风格、人文环境与象征意义，真正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新路子。汉杜陵遗址保护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尝试。汉杜陵遗址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西安市东南角，北与曲江开发区邻接。2001年以前，遗址不断遭到损毁，周边环境不断恶化，成为西安版图上的“洼地”和“塌陷区”。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遗址管理部门提出“遗产环境+都市农业”的保护模式，即以杜陵遗址本身特性为基础，以展示和体验汉代风俗文化、文明为主题，以遗址环境保护、生态景观建设及发展现代都市农业为手段，积极实施杜陵遗址保护。该模式不仅有效地保护了遗址本体，改善了遗址周边环境，突显出文化遗产的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和人文环境，而且大大提高了遗址区农民的经济收入，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效益。这一思路和举措被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赞誉为“杜陵模式”。

再次，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体现出发展的时代内涵。毋庸置疑，无论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路和模式如何，都应体现出发展的时代内涵，离开发展，再好的保护举措都是徒劳无益的。近年来，西安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始终紧扣时代发展内涵，把有效保护遗址本体、优化周边环境，有效传承遗址历史文化信息、展现教育价值，有效承载遗址所在民族或地区的审美情趣、体现价值追求，有效提高遗址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增强幸福指数，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惠及全体人民作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具体讲，体现出以下几方面发展理念：一是充分体现了以文化遗产特性为核心的保护发展理念。结合遗址自身特性和各自所处的遗址环境，结合各自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所要面对的经济社会难题，采用了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保护利用模式。二是充分体现了文化遗产与城市产业相结合的融合发展理念。在深挖文化遗产内在价值的基础上，植入新型的产业业态融合再生，产生聚集效应和裂变效应，使两者发挥出最大的经济、社会、环境价值。三是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谋发展的和谐发展理念。实践证明，通过遗址公园建设，不仅缩小了遗址区内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与遗址区以外居民收入的差距，而且逐步使居住在遗址区内的人民享受到与遗址区以外人民同等的教育机会、参与就业和发展的机会，以及和谐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四是充分体现出遗址保护区与周边地区联动发展的理念。以遗址保护区为基本单元，以推动遗址周边区域经济发展为方向，调动区域内各组织要素的积极性，突破区域发展瓶颈，实现区域跨越联动式发展。

纵向考察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历程，应该承认，上述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从符合特性、遵从传统、正视发展三方面实现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理论突破。

无可否认，就人类文化遗产保护范畴而言，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仅仅是一个个的个体、个案，但通过对这些个案的总结分析，能够反映出具有共性的理念和思路，为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做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符合文化遗产特性是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和基础。保护文化遗产，无论采取何种模式，都首先要符合文化遗产自身的特性，这不仅是态度问题，更关乎保护方法的科学与否。在保护文化遗产的探索实践中，西安根据不同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总结出五种保护和发展模式，即以秦始皇陵遗址公园为代表的“国家公园模式”；以汉杜陵遗址公园为代表的“退耕还林模式”；以曲江遗址公园为代表的“市民公园模式”；以大唐西市遗址博物馆为代表的“民营资本投资模式”；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代表的“大集团运作模式”。这些模式不可能照搬照用，但其从理论层面为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探索出一条共性原则，即符合文化遗产特性是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和基础。

二是遵从民族的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和框架。任何民族的文化遗产，都是该民族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等深层文化结构外化的产物。保护文化遗产，只有遵从民族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才能确保文化遗产从物质到精神层面对民族风俗习尚、信仰追求的传承与弘扬，也才能使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始终充满活力与生命力。西安文化遗产保护严格遵从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崇尚与价值取向，注重文化遗产的整体风格、人文环境与意义传承，尤其关注遗产的象征意义。应该承认，这为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基本的原则和框架。

三是体现发展的时代内涵是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主旨和目标。社会总是不断发展的，文化遗产也是在不断发展中传承壮大的。保护文化遗产，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必须用发展的手段解难题。一句话，必须体现发展的时代内涵。离开发展，再好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都是徒劳的。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在确保遗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上，紧扣发展的时代脉搏，把遗产保护与改善民生、优化环境、带动相关产业相结合，着力彰显文化遗产保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功用，从而明确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宗旨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