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是当今世界学术界和实践工作的难点。西安和全国一样，主要存在以下几组矛盾和难点：

一是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文化遗产特别是遗址一般占地范围广、区内居民多，多数位于城市区域的重要区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遗产保护区内城镇居民的生活状况得不到有效改善，有些人甚至对文化遗产保护产生抵触、怨恨情绪。

二是文化事业与文化企业的矛盾。在我国现行的体制机制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单位大多数是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与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法人制度相距甚远，尤其是文化遗产保护需要的巨额资金在当前国情财力下难以支撑。

三是小机构与大社会的矛盾。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涉及城市规划、园林绿化、经济发展、就业安置等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目前国内文化遗产管理单位受到行政职能权限等因素的限制，仅为行业管理部门，在跨部门、跨行业方面缺乏协调话语权，很难从大遗产视野统筹调动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大遗产保护和发展。

四是文化资源与文化产品的矛盾。当下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隐性文化资源多，显性文化产品少；书本里的文化资源多，可消费的文化产品少；口头上的文化资源多，可感知的文化产品少。把隐性文化资源变成显性的、可感知、可亲近、可消费的文化产品，真正解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长期存在的“有说头、没看头；有看头、没品头”的现象，任重而道远。

经过艰难探索和选择，西安决策层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所牵涉的各种利益主体作了更为科学的安排和调整，积极寻求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文化资源与文化产品的和谐互动，在立足文化遗产特性的基础上，结合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依据主客体有机关系，遵从民族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体现时代发展内涵，创新性地提出了“政府意志+科学规划+资本运营”的思路，对遗址的保护探索出“文化+旅游+城市”的崭新模式。新思路和新模式的确定，为西安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打开了通向成功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