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通用的有关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是1964年5月31日在威尼斯通过的《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即《威尼斯宪章》。该宪章主要是立足西方文物保护理念形成的一套关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国际原则，虽有其足够的权威性和广泛的适应性，但正如宪章的前言所说“每个国家有义务根据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运用这些原则”一样，它不是一剂万能的灵丹妙药。换言之，无论就人类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还是就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民族的遗产特性来看，《威尼斯宪章》都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进一步完善的空间。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遗产公约》，1977年12月在利马提出的《马丘比丘宪章》，1994年12月在日本古都奈良会议上通过的《奈良文件》，1999年3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通过的《圣安东尼奥宣言》和2005年10月在中国西安通过的《西安宣言》，都是对《威尼斯宪章》的补充和发展。但就东方遗产保护而言，它忽视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遗产的特性，违背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割裂了主体与客体的有机联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中国乃至东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无论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界的专家学者，还是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的行政官员，由于长期受到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束缚，或是由于对此理念理解上的偏差或教条移植，慢慢形成了消极、被动的保护思想，这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事实证明，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敌人不是不可抗拒的风霜雨雪等自然力量或战争，也不是相应保护技术的完全缺乏，而是各种片面和错误的认识观念，这是当今中国乃至东方文化遗产保护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与此同时，西安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十三朝古都，拥有独特而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对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也因此，这座千年帝都出于保护地下遗迹的需要，建一座工厂、修一条道路，都要报国家多个部门审批。因而，这座承载着中华民族辉煌记忆的古都，在城市的开发和建设过程中，显得举步维艰，一度被戏称为“废都”。

面对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通则的理论局限和城市自身发展的现实困境，西安决策层开始苦苦探索如何破解保护与发展的世纪难题。通过摸索和调研，西安市委、市政府创新性地提出“政府意志+科学规划+资本运营”的思路，对遗址保护探索出“文化+旅游+城市”的崭新模式。就其内涵来讲，就是立足文化遗产特性，结合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依据主客体有机关系，遵从民族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体现时代发展内涵，以遗产保护的真实性、遗产展示的可视性、生态建设的景观性、产业项目的文化性、文化产品的公益性、城市建设的地域性、产业发展的关联性、融资渠道的多元性、城乡发展的统一性和经济增长的明显性为要求，以展示和体验遗产内涵为主题，以多元主体和谐参与为保障，以居民幸福指数持续提升为宗旨，科学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程。此种举措不仅有效地保护了遗产本体，改善了遗产周边环境，突显出文化遗产的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和人文环境，而且大大提高了遗产区农民的经济收入，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效益。具体来说，西安模式具有如下时代特征：

一是充分体现以文化遗产特性为核心的保护发展特征。不管是秦始皇陵遗址公园、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大明宫遗址公园，还是大唐西市博物馆、汉杜陵遗址公园，无一例外都创新性地结合遗址自身特性和各自所处的遗址环境，结合各自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所要面对的经济社会难题，提出了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保护利用模式。如慈恩寺遗址、曲江池遗址、唐大明宫遗址更多的是宫殿建筑遗址，在展示手段上采用更加直观的、场景再现的方式，以重塑宫殿的气度与格局；而秦始皇陵遗址、汉杜陵遗址是陵墓遗址，主要是通过绿化种植、环境改造来营造帝陵的庄严、肃穆。

二是充分体现文化遗产与城市产业相结合的融合发展特征。不管是以文化旅游、文化创意、文化地产与文化遗产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大明宫遗址、大唐西市遗址的保护利用方式，还是以园林绿地、都市农业与文化遗址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秦始皇陵遗址、杜陵遗址的保护利用方式，都是在深挖文化遗产内在价值的基础上，植入新型的产业业态融合再生，产生聚集效应和裂变效应，使得二者发挥最大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价值。文化旅游、文化创意、文化地产与文化遗产的有机结合，不仅解决了遗产保护的动力机制，而且成为遗产的有效展示手段，为城市空间环境改善、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城市功能拓展提供了极具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文化景观系统、都市农业与历史文化遗产的有机结合，不仅为公众提供了众多的绿色休闲空间，更重要的是更好地保护了文化遗产的本体和历史环境风貌。

三是充分体现以人为本谋发展的和谐发展特征。从根本上来讲，文化遗产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增强幸福指数。实践证明，遗址公园的建设，不仅缩小了遗址区内的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与遗址区外居民收入的差距，而且逐步使居住在遗址区内的群众享受到遗址区外群众同样的教育机会、参与就业和发展的机会，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享有大体相当的生活水平。

这一点在大明宫遗址公园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使大约10 万遗址区居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原来住在“棚户区”的居民，都搬进了窗明几净的新居，水、暖、电、气设备一应俱全，生活质量大大提高，真正实现了人、遗址、环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

四是充分体现遗址保护区与周边地区联动发展的特征。以遗址保护区为基本单元，以推动遗址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为方向，调动区域内各组织要素的积极性，突破区域发展瓶颈，实现区域联动式发展。从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曲江池遗址公园和汉杜陵遗址公园的实践来看，对遗址的保护利用不仅仅局限在遗址本身区域，而是突破了遗址区的界线，放在大区域板块的尺度来进行保护利用。一方面使得遗址保护有了更广阔的土地利用空间，另一方面使得周边土地融入文化内涵后，土地价值得以升值，二者相得益彰，实现了遗址保护区与周边地区形成板块式联动发展。如通过3.2 平方千米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带动12.76 平方千米公园周边区域的改造，使得周边土地价值呈几何级增长，兑现了城市价值，无疑是区域突破跨越联动式发展的典范。

从以上遗址公园的保护利用实践可以证明，“西安模式”有效保护遗址本体、优化周边环境，有效传承遗址历史文化信息、展现教育价值，有效承载遗址所在民族或地区的审美习质、体现价值追求，有效提高遗址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增强幸福指数，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惠及人民生活，可以说是一种成功的实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