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杜陵遗址区位于西安市东南角，北与曲江开发区邻接，面积共20.9 平方千米。汉杜陵遗址区域主要遗址资源有汉宣帝陵园遗址（寝园遗址、陵园东门遗址、陵园北门遗址），王皇后陵园遗址（寝园遗址、东门遗址），陵庙遗址，九号遗址，十号遗址，杜陵陪葬坑（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杜陵共有陪葬墓108 座，现地面上有封土的62 座。据史载，陪葬者有大司马车骑将军张安世、丞相丙吉、建章卫尉金安上、中山哀王刘竞等。遗址区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如花岗岩础石、几何纹或素面方砖、绳纹筒瓦、铜壶、铜钟、铜泡、铜镦、鎏金铜环、五铢钱、小五铢钱等。

汉杜陵遗址区虽然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但在2001年以前，由于受文物保护理念固有思维定势的制约，遗址区的遗址不断遭到损毁，周边环境不断恶化，区内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得不到改善，群众生活长期停留在较低水准，群众保护遗址的积极性受到打击，整个遗址区形成了西安版图上的“洼地”和“塌陷区”，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发展。2001年这里的土地亩产值仅有200 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00 元，低于雁塔区平均水平800 元，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相差甚远。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遗址所在地的雁塔区委、区政府创新性地提出“遗产环境+都市农业”的发展模式，即以汉杜陵遗址自身特性为基础，以遗址保护的真实性、遗址展示的可视性、生态建设的景观性、产业项目的文化性、村镇建设的地域性、产业发展的关联性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明显性为要求，以展示和体验汉代风俗文化、文明为主题，以遗址环境保护、生态景观建设及发展现代都市农业为手段，以多元主体和谐参与为保障，最终实现汉杜陵遗址资源的有效保护、合理开发利用和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按照这一思路，从2001年开始在汉杜陵遗址区实施了由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化运作方式的植树造林，建成了生态经济林11000 亩，其中生态林5600 亩，果林5200 亩；种植各类苗木160多个品种，合计540 多万株，形成了千亩示范生态园、千亩银杏林、千亩柿子林等。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引进雅森、万达、缔缘等20 余家生态园林企业，这些企业除了从事所承包林地的管护与经营外，还从事农家乐餐饮、盆景养殖与租赁、农业采摘休闲体验旅游、狙击野战拓展训练等项目。通过以上举措，汉杜陵遗址区结束了靠天吃饭的历史，生产上达到了旱涝保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明显提高。通过植树造林，有效防止了遗址区的水土流失，昔日光秃秃的塬坡变得草木葱茏，生机盎然。通过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农民踊跃种植生态林和枣、柿等经济林。初步估计，惠及周边三兆村、缪家寨等六个村的村民一万余人。与此同时，企业和农户在政府引导下，不仅注重经济收入的增加，更加注重农产品品牌建设，如“好娃娃”葡萄、樱桃、鲜桃，“博达”盆景，“溢绿”鲜果都成了西安都市农业的知名品牌，先后荣获全国及省市优质产品。在品牌战略的带动下，不仅农产品附加值得到很大提升，而且以前滞销的农产品如今都成了市民的抢手货。“好娃娃”葡萄还被推荐为2008年奥运会特供水果之一，“唐园”盆景誉满西北五省。通过以上新模式和新举措，不仅有效地保护了汉杜陵遗址本体，改善了遗址周边环境，而且大大提高了遗址区农民的经济收入，汉杜陵遗址区已成为西安居民周末休闲、度假、娱乐的首选之地，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效益。这一思路和举措被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赞誉为“杜陵模式”。

由上可知，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仅局限于对文物古迹、历史建筑等“器”的保护，而应该强调文化遗产的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和人文环境，强调文化遗产除了纪念功能以外之于现代人和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的意义，以使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具有内涵上的深化和方向上的纠正，使保护的目的最终统一在“延续我们所知并能给我们带来延续性的物质和精神世界”。

具体来讲，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和汉杜陵遗址公园模式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理念：

一是充分体现了以文化遗产特性为核心的保护发展理念。不管是唐大明宫遗址还是汉杜陵遗址，无一例外都创新性地结合遗址自身特性和各自所处的遗址环境，结合各自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所要面对的经济社会难题，提出了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保护利用模式。在保护利用方式上更是从遗址不同个性出发，唐大明宫遗址更多的是宫殿建筑遗址，在展示手段上采用更加直观的、场景再现的方式，以重塑宫殿的气度与格局；而杜陵遗址是陵墓遗址，主要是通过绿化种植、环境改造来营造帝陵的庄严、肃穆。

二是充分体现文化遗产与城市产业相结合的融合发展理念。不管是以文化旅游、文化创意、文化地产与文化遗产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大明宫模式”，还是以园林绿地、都市农业与文化遗址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杜陵模式”，都是在深挖文化遗产内在价值的基础上，植入新型的产业业态融合再生，产生聚集效应和裂变效应，使得二者发挥最大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价值。文化旅游、文化创意、文化地产与文化遗产的有机结合，不仅解决了遗产保护的动力机制，而且成为遗产的有效展示手段，为城市空间环境改善、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城市功能拓展提供了极具可持续性发展的空间。文化景观系统、都市农业与历史文化遗产的有机结合，不仅为公众提供了众多的绿色休闲空间，更重要的是更好地保护了文化遗产的本体和历史环境风貌。

三是充分体现以人为本谋发展的和谐发展理念。从根本上来讲，文化遗产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增强幸福指数。实践证明，通过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和汉杜陵遗址公园的建设，不仅缩小了遗址区内的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与遗址区以外居民收入的差距，而且逐步使居住在遗址区内的人民享受到遗址区以外的人民所享受的教育机会、参与就业和发展的机会，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享有大体相当的生活水平。这一点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表现得尤为突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使10 多万遗址区居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原来住在“棚户区”的居民，都搬进了窗明几净的新居，水、暖、电、气设备一应俱全，生活质量大大提高，真正实现了人、遗址、环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

四是充分体现遗址保护区与周边地区跨越式发展的理念。以遗址保护区为基本单元，以推动遗址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为方向，调动区域内各组织要素的积极性，突破区域发展瓶颈，实现区域跨越式发展。从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和汉杜陵遗址公园的实践来看，对遗址的保护利用不仅仅局限在遗址本身区域，而是突破了遗址区的界线，把遗址放在大区域板块的尺度来进行保护利用，一方面使得遗址保护有了更广阔的土地利用空间，另一方面使得周边土地融入文化遗产后，土地价值得以升值，二者相得益彰，实现了遗址保护区与周边地区形成板块式突破发展。如通过3.2 平方千米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带动12.76 平方千米公园周边区域的改造，使得周边土地价值呈几何级增长，兑现了城市价值，无疑是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典范。

从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和汉杜陵遗址公园的保护利用实践可以证明，这种保护模式有效保护遗址本体、优化周边环境，有效传承遗址历史文化信息、展现教育价值，有效承载遗址所在民族或地区的审美习质、体现价值追求，有效提高遗址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增强幸福指数，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惠及全体人民，可以说是一种成功的实践模式。

（本文是作者立足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路和举措所作的探讨，完稿于2009年12月）

【注释】

[1]刘天华：《文化传统和建筑学——简论中西方建筑差异之原因》，《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