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具有多重价值的公众资产，既包含了能反映出见证历史活动的自身价值和美学价值，还包含着社会价值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经济价值。对于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文物古迹，中国人主要是考量它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关系，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更多地关注整体风格、人文环境与象征意义；西方则强调科学与理性，以历史信息的准确性作为判定文物古迹美与否的标准，更为强调遗产自身价值，更多地关注遗产真实性和对遗产实体元素的保留。形成这种表象差异的原因，是中西方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审美方式、价值取向之间的巨大差异。

一方面，中西方的审美崇尚是源自不同标准的。中国人的审美倾向在于“美即是善”，核心思想是“尚善”。而西方认为“美是和谐与比例”，核心思想在于“求真”。以善为美的具体内涵是重教化、尚伦理；而以真为美的具体内涵是重科学、尚真诚。以建筑遗产为例，中国古建筑无论从宫廷到官府还是民宅、寺庙，基本呈现以“主体居中、轴线对称、序列递进”的水平铺陈排列形态，凸显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这种建筑形态承载着我国古代宗法观念和封建祭祀礼制，建筑集合群是一个内向封闭系统，映衬着规范明确、等级森严的宗法礼制，开间、色彩、装饰囿于严格的礼制等级。受宗法守旧思想的影响，一直沿用木构框架体系；而以古代希腊建筑为代表的西方建筑，突出单体建筑，布局也不刻意追求对称，反而突出差异与不规则性，建筑整体简洁朴素。^[1]影响遍及世界的“希腊古典柱式”，堪称古希腊哲学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它是数、比例、人体美的凝集，强调各个部件和谐地组合。再如古希腊的帕提农神庙，其正面的高与宽完全按照黄金分割定律而设计，它是整个西方古建筑重视立面形象的设计构思，是重视几何概念和各比例关系和谐的结果。不同的审美思维形成了不同的遗产保护理念，中国人更注重意义的传承，西方人则更注重信息的可读。

另一方面，中西方的天人观念侧重不同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包容，主张天人合一，顺其自然，强调曲线与含蓄美，尚悟性，表现内向；而西方文化重对立、斗争，主张征服自然，提倡竞争扩张、优胜劣汰，强调规模与平直性，尚理性，表现外向。以园林为例，东方建筑讲求意境，特别重视人居与环境的统一，讲究风水，在小小庭院中融入缩微的山水意境，也融入了崇尚自由、崇尚自然的精神，园林的布局、立意、选景皆强调虚实结合，文质相副，或追求自然景致，或钟情田园山水，或曲意寄情托志。人工的建筑与空间场所常常是意境的点睛之笔，对于建筑与空间场所的重建，就是意境的重现。历史上的重要景观建筑多次损毁后多次重修，即缘于对意境和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而西方园林则以平直、匀称和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为美，如开阔平坦的大草坪、巨大的露天运动场以及宏伟壮丽的高层建筑等皆强调体现几何图形的分析性，而平直、空阔、外露等无疑都是深蕴其中的重要特点，其几何式园林则体现了天人对立、天人相分的思维与精神理念。每座建筑都是一个独立、封闭的个体，常常有着巨大的体量与超然的尺度，远远超出了实际需要，重在表现一种理念，赋予建筑向上与向四周扩张的性格，在某种意义上，它反映了西方人征服自然的外向、进取的行为模式与价值取向。在这两种哲学思想的引导下，中国人更看重整体的和谐，西方人则更看重个体的精确。

从上可见，由于受不同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国人偏重整体风格、人文环境与意义传承，尤其是关注遗产的象征意义。比如，我国著名文化遗产岳阳楼，在历史上曾不断进行重修，正如《岳阳楼记》所云：“政通人和，百废待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可以说，每一次岳阳楼的重修，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延续。

今天，我们对文化遗产实施保护，应充分遵从我国传统的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更多地关注遗产的整体风格、人文环境与象征意义，真正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