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现象最重要的正面效应在于此，它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且也达到了普及传统文化典籍的目的，即使在内容讲解上存在偏差和不足，但她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也值得称道嘉许。因此许多人在买《论语》和读《论语》，甚至远在新加坡也刮起了“于丹旋风”，“于丹现象”带动了相关学术书籍的销售，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从此前四五千册的年销售量增至一两万册，朱熹的《论语集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以及李泽厚的《论语今读》等读本销量均有上升趋势。不能说这全部归功于于丹，但是“于丹现象”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些浅阅读者被引进了书斋，开始了严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