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现象”的又一成因则要归功于现代传媒的桥梁作用，它借助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大众主流媒体——中央电视台，解读经典文本。“于丹现象”充分表明了大众媒体所具有的明星“地位授予”功能，合理利用这样的传播效果，将小众化的课堂教学内容搬上荧屏，是发挥稀缺教育资源效益最大化的有益尝试，提高了电视媒体的文化品位和公共效益，也具有积极的传统文化传播效果。^[9]在这场关于于丹的争论中，多种方式的媒体互动，促成“于丹现象”争鸣风暴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够呼啸而来的，除电视、报纸、书籍等传统媒介外，互联网的论坛和留言也在此推波助澜。于丹本人也曾说过“如果说我的讲法有什么吸引的话，就是我是学传播的，传播学是有策略的……”，本身央视在节目运作中就是有选择的，百家讲坛除要考虑主讲人的学术水平，更多的是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考虑受众的接受程度和节目最终的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由此可见，“于丹现象”也是多媒体时代的一个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