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现象”得益于中华民族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资源，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挖掘。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国学思想源远流长，《论语》作为衍生出洋洋大观的儒家文化思想和体系的发端，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16世纪后又被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理性纯粹道德和无神哲学就是西方启蒙思想家从孔子原始精神中摄取的精华部分。当时富庶的中国一统天下，世俗权力独尊儒术，标榜德政和礼治，倡导仁爱和德政，这些均给西方文化造成了冲击。然而，19世纪后，伪儒当道，中国从泱泱天朝大国沦为俎上鱼肉，理性治世之道的真儒理论不再受到高度重视，仅仅成为凤毛麟角的“求真悦学”者的研究对象。如今随着中国经济复兴，大国发展的姿态愈发凸显，而全球化浪潮在物质甚至制度层面带来“一体化”的同时，也日益凸现文化认同与根源意识，而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中国文化在现代文化中应有其合理的表达渠道，“于丹现象”只是大国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小小的片断而已^[5]。我们不能把“于丹现象”引发《论语》关注热潮的功劳全部归于宣讲者，“因为传统文化本身的内容构成特点，已然具备了这种现代性的潜质”^[6]。“微言大义”的于丹“让人们对中国的传统感到自豪，同时现实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要求是和谐一致的”^[7]。当然这样的挖掘还需要在探索历史深度和文化深度后进行“深入浅出”的设计与把握。

“于丹现象”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下民众文化对“人文理论”的渴求。对“于丹现象”的评价和解读，不能仅仅停留于所谓的“解释学层面”进行简单、孤立的品头论足，而需要将这一文化事件置于当代文化消费时代的具体语境当中去剖析和理解。我国正处于社会快速转型期，在市场化态势日益强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承负着很多人文价值的精神失落问题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受到削弱的代价，一部分在社会价值准则和道德秩序观上的评判产生了紊乱，多少会出现浮躁、失落、冷漠等诸多心理结构上的失衡，一方面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民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也随之水涨船高；另一方面，面对这些困惑与压力，人们寻求更多的“人文关怀”进行心理慰藉和灵魂舒缓。在此社会语境中，“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的文化普及工作，显得尤为重要。通俗、有趣、有用的于丹式《论语》讲解正是满足了当今中国百姓心灵深处对于通俗易懂的人文理论的强烈渴求。

“于丹现象”是“消费文化”与“精英文化”结合的产物。一方面，近几年，在消费主义、大众传媒与后现代主义的共同推进下，大众文化借助商品经济和现代传媒两个翅膀顺势勃兴。“我国大众文化勃兴是文化受到长期禁锢之后重获解放的结果，是对大一统的文化格局的颠覆，这是历史的进步。”^[8]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此种文化形态同时也是一种消费文化，它要遵循市场逻辑迎合市场选择，需要尽可能多地占有大众，而无法以严肃文学和高雅艺术来自娱自乐，不可避免地促使文化从一种教化工具和审美形式，过渡为大众娱乐方式和消遣方式，使文化产品日益蜕变为“消费品”，甚至部分消解崇高、消解意义、消解精神。无需深沉思考、无需费心钻研的《论语》心得，占据了社会强势地位的“市场逻辑”，又与主流意识形态合谋。另一方面，面对一定程度的文化困境与危机，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的精英文化亦认识到自身应有所作为，而以《论语》《庄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文化透过大众媒介“飞入寻常百姓家”，正是学术精英文化与消费文化争论、交融的结果，而与以李泽厚、朱维铮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之间的意见分歧，也助推了“于丹现象”在舆论媒体中的过度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