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黄金周期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台》讲解其《论语》心得，以其通俗易懂、贴近人生的解读方式受到广大观众的热情追捧。至此，这位被称为“学术超女”的于丹一举成名，成为继易中天之后又一个产自《百家讲坛》、以网络时代的速度迅速蹿红的“学术明星”。而中华书局善抓时机，疾速出版了以讲座为蓝本的《于丹〈论语〉心得》，现场签售的销售量和签售量刷新了全国所有书店的纪录。到目前为止，《于丹〈论语〉心得》已售出400 余万册。这一“于丹现象”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和广泛争议。赞同者认为于丹讲《论语》树立了人生典范，弘扬传统文化^[1]。批评者的声音亦相当尖锐，斥其为学者“不学而术”的堕落^[2]，斥其讲学之路为“歧路亡羊”^[3]。更有甚者，北大、清华等高校的10 名博士联名口诛笔伐，称其将人文理论庸俗化和媚俗化，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4]。

面对如此“冰火两重天”的态度，应该如何看待大众文化的又一经典范例——于丹现象，如何以此省思我们当代文化处境和文化问题，是学者不得不深思的一个文化哲学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