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

一

每个人的思维总是在一定方式下进行的，因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同理，每个民族也都有本民族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和思维形式与思维方法不同，它具有定型化的思维形式和方法，是比较稳定的思维模式。

从思维科学的角度来说，首先，人们的思想观念为人们提供思维空间，亦即为人们提供思考问题和认识问题的范畴和领域。不同观念为人们提供不同的思维空间。比如，牛顿经典力学为人们提供了宏观低速运动的思维空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一般来说，旧观念往往把人们思考问题和认识问题的范畴和领域局限在过去时代的思想体系之内。例如，中国“凡是派”信奉的“凡是”观念就把人们的思维挤压在书本里和过去时代的空间里。其次，观念是人们选择思路的出发点。比如中国古代“重本抑末”这一观念就要求封建政府考虑问题必须从维护封建农业、抑制并打击工商业出发。新观念使人们的思路四通八达，而旧观念往往使人们思维的出发点固定不变，也就是说人们只能从以往陈旧的框架出发来思考问题。比如“唯上唯书”这种陈腐观点要求人们考虑问题必须从上级的意图和原来的本本出发。第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指示着人们思路的路标。新观念指示人们的思路伸向远方、伸向未来，而旧观念只能使人们的思维在老路上迂回。综合上述三个方面，不难看出，人们的思想观念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新观念带来灵活多变的新思维，旧观念导致因循僵滞的旧思维。

人们通常所谓的新观念与旧观念，主要是就它产生的时间先后来说的。一般来说，产生于过去时代的观念就是旧观念，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观念就是新观念。因为，观念是人们基于社会现实反映客观事物时而形成的一种思想观点。在过去的时间里产生的观念尽管也曾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客观事物，适应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但是，它却不一定或根本不可能正确地反映新时代的客观事物和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变化。那么它也就成为新时代的人们必须要舍弃的旧观念。不过，这并不是说凡是在过去出现的观念都是旧观念，比如平等、共产主义理想等观念，便是永远常新也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观念。尽管如此，却也否定不了人们以时间先后来衡量观念新旧的合理性。

在人类的深层价值结构中，对时间的价值取向往往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内容之一。而在对时间的价值取向上，又有三种情形，这就是以过去为取向的因循守旧、以现在为取向的注重亲身经验和以未来为取向的鼓励开拓冒险。据国外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传统的中国人是以过去为取向的典型，欧美等国家则是以现在和未来为取向的代表。

的确，中华民族是一个偏爱传统的民族。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往往就是崇古取向，人们总是崇拜过去，向往以往，习质于把“过去”这一思维当作“时间性”和“历史性”的根基、本质与核心，忽而故国神游于“文武周孔”之福祉，忽而又醉心领略“雄汉盛唐”之光景。尽管“过去”实际上早已过去，但人们总是力图在“现实生活”中把这个“过去”挖掘出来，然后复制成型，用以指导“现在”，并进而投影到“未来”上去。因此，对中国人来说，“法先王”“祖宗之法不可变”成为生活中的最高原则。早在一百年前，谭嗣同就曾愤然指出：

欧美二洲，以好新而兴，亚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中国动辄援古制，死亡之在眉睫，犹栖心于榛狉未化之世，若于今熟视无睹也者，……可不谓之大哀？

二

中国人在对时间的价值取向上选择过去，是由两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

第一，传统的小农生活的影响。

在人类文明早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都经历了农业社会阶段。不过，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农业社会停留的时间达数千年之久。在农业社会里，由于科学和生产技术相当落后，人们借以取得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存的各种活动，诸如施肥播种、耕耘收割、抗旱防洪、饲养牲畜，等等，就不是主要依靠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用科学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而是靠日常积累的生产经验。比如，何时种植棉花为宜，人们通过长年累月的亲身观察与实践，发现棉籽下种和枣树发芽在时间上相一致，于是便总结出“枣芽发，种棉花”这一农谚。又比如，如何测知风雨以更好地掌握农时，人们通过长时间的体验，认识到燕子低飞和蛇过道每每是下大雨的征兆，便由此得出“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不久就来到”这一经验之谈。可以说，当时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知识，都是农民从实践中总结与积累起来的经验。经验成为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依靠所在。不惟农业生产，其他各行各业，人生方面从接生到葬殓，医学方面从选药到治病，手工业方面从粗劣之具到精良之器，商业方面从小本生意到腰缠万贯，学习方面从读书到做官，谋略方面从学艺之工到用兵之术，经世方面从做人之道到治国之道，等等，无一不是主要依靠经验。即便是科学研究，其研究对象也主要是经验。例如，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都停留与满足在对经验的总结之上。《齐民要术》《梦溪笔谈》《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无一不是这样。因此，经验在日常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指导方针。一般来说，凡经验都是对“过去”的总结，其内涵与外延都属于“过去”这个范围。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小农社会的变化极其缓慢，老祖宗面临的生活难题，到孙子辈依然如故，因而，一千多年前的经验，一千多年后依然有效。换言之，传统的经验对人们有持久的报答力。所以人们也自然以为，“温故”便可“知新”，只要熟悉旧的经验，就能获得新的知识。久而久之，传统的力量便加强了，并确立起它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地位。这样，人们也就必然在对时间的价值取向上选择过去。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老人统治的世界，年龄往往成了衡量尊卑贵贱的一个标尺，原因也正在这里。因为经验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富有经验的人也必然比那些缺乏经验的人显得重要。而经验的积累，一般都和年龄成正比例，老年人的经验自然要比年轻人的经验丰富。孔子曾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番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古代中国，朝廷由“老臣”左右局面，家族由“长辈”主宰一切，凡事不论大小都由老人说了算，“一家有个老，等于多个宝”。至于年轻人要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只有向老人学习、请教，以“听话”“乖”的姿态把老人的经验接过来。否则，不是受到长辈的好心警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是遭到“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讥讽。

第二，儒家思想的影响。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无论是它的心理结构、性格特征，还是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除受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条件的影响以外，都无一例外地要受制于一个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换言之，一个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必然通过其潜移默化的方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普遍社会成员的心灵和行为规范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这个民族某种共同的心理结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等。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界，儒家思想始终以其官方之学的身份占据统治地位。我们认为，只有把观察的着眼点放到儒家思想身上，才能挖掘出中国崇古取向的内在根源。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官方之学，尽管内容繁富多样，但其最根本的实质在于通过向人们灌输“法先王”的道德戒律，使人们“心安理得”地接受和维护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从而最终维护封建统治。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等儒学大师，没有一个不是在“过去”的天地里打转转——通过援引过去以阐发自己的思想见解。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开崇古取向之先河。他首先从我做起——“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言必称尧舜”，然后千方百计地要求人们以自己为楷模，回到以往的旧状态之中去，奉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世的一套礼仪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孔子这位圣人的社会地位的步步升级和统治阶级对儒家思想的大力提倡，儒家学说中“法先王”“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思想观念得到普遍社会成员的接受与赞同。从而一个学派的一种思想观念也就转变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思想观念。正是由于受这种观念的支配与影响，中华民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种“质性思维”。所谓“质性思维”，实质上是一种循旧性的思维方式，它相当于心理学的“思维定势”。具体而言，人们总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去认识现实与反映现实，对于同一件事，过去怎样看的，今天也怎样看。这是中国人自儒家学说产生以来就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的一种思维方式。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儒家思想的出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1]的循旧性思维模式就开始浸染中国人。赵武灵王倡导胡服骑射，“群臣上下无一人赞同”的唯一理由就在于这一变革不符合先圣前哲“用夏变夷”的思想教条。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人们又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以往的孔孟之道又成为人们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人们总是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思维活动限制在儒家的纲常礼教之中，总是在儒家思想中寻找认识、评论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和尺度。比如东汉史学家班固一再声称：“王者必因前王之礼。”在他看来，尽管朝代更迭，社会发展，但“圣人”“法天”即“法礼”的伦理教条却是永恒不变的。再如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反对当时佞佛、敬佛之风时也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理论依据的，他说，佛“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2]。这些都是循旧性质性思维方式的反映。到了宋代，随着理学的盛行，中国人的质性思维方式得到进一步发展。首先是那些理学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思维活动限制在儒家经典的天地里而不能任意驰骋。他们总是立足于先圣前哲的大经大法，通过论古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即便是在建构新思想的时候，也总是先在儒家经典中寻找一些貌似相关的名词术语，在经文的牵制下，凭借经典的概念、范畴来立论，然后再沿着儒家经典原有的思路作延伸性思维。宋代以后，由于理学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这种循旧性的质性思维方式通过代代相因，层层积淀，更加根深蒂固，成为中国人一个重要的思维传统。清代大学士徐桐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促使下喊出“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的守旧口号。尤其是到近代，这种质性思维表现得更为突出。大多数士大夫尽管生活在一个与古代社会决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之中，但仍然笃信三纲五常的圣人之教，“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3]，仍然像先辈儒学大师那样让自己的思维活动“浸淫于经史，餍饫于先儒语录之中，深求圣贤致治之道，博考帝王御世之方”^[4]。因为在他们看来，“祖宗制法皆有深意，历年既久而不能无弊者，皆以私害法之人致之。为大臣者，第能讲求旧制之意，实力奉行，悉去其旧日之所无，尽还其旧日之所有，即此可以复治。若改弦更张，则惊扰之甚，祸乱斯生”^[5]。这真是：“一切死亡前辈的传统，好像噩梦一般，笼罩着活人的头脑。……”^[6]

三

质性思维首先派生出引经据典的思维方式。上面已经指出，由于质性思维是一种循旧性思维，人们不是从新的角度思考问题，也不是不断地开辟新的思维空间，而是在以往陈旧的框架之内展开自己的思维活动。所以，人们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具体事物进行评价、取舍的尺度或标准就不是通过自己的独立思维和归纳判断而得到的，而是从那些先定的信条、原则和规范中照搬过来的。清末朱一新声称：

五经四子之书，日用所共，如水火菽粟之不可缺，无论古文今文，皆以大中至正为归，古今只此义理，何所庸其新奇，闻日新其德，未闻日新其理也。^[7]

因此，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只要引经据典，就能从前贤先哲的大经大法中找到日常所需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规范：

太虚一理，形为万物，散为万事，合则治，离则乱，顺（之）则正，悖（之）则邪。……所谓要领者，亦理而已。^[8]

也正因此，人们翻开中国史册，将会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各个朝代的百官大臣、文人学士，无论是上书言事，还是私下谈论研讨，几乎一无例外地都在运用一种论证方法，即引经据典——援引古制或古例。对他们来说，现实的经验和现实的价值目标似乎没有任何说服力。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朱熹，再到近代的魏源、康有为等思想家，从司马迁、班固，到刘知几、章学诚，再到近代的王国维、梁启超等史学家，从司马相如、张华，到韩愈、苏轼，再到近代的龚自珍等文学家，有哪一位不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运用者。且看苏轼关于“正名”思想的论述。他说：

正辞者，正名者也，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无道之世，唯不正名，故上有愧于民，而民不直其上，令之不行，诛之不止，其祸皆出于财。故圣人之言，“理财”必与“正名”俱，曰“理财正辞”。以此二者为一言，犹医之用毒，必与其畏者惧也。名一正，上之所行皆可以名言，则财之出入有道，而民之为非者可得而禁也。民不为非，则上之用财也约矣，又安以多取为哉？^[9]

在这里，苏轼先引孔子之言，再继之以圣人之语，好像撇开先圣前哲的语录，自己的论点就难以令人折服。清末唐才常曾以辛辣的笔调尖刻地指出，在那些士大夫心目中，“十六字心传，五百年道统，及纲常名教、忠孝节廉，尊中国、攘夷狄，与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脉，填胸溢臆，摇笔即来，且嚣嚣然曰：圣人之道，不外乎是”^[10]。这虽然刻画的是清末士大夫那种迂腐的引经据典的思维方式，但完全可以看作是整个古代，甚至近代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

随着岁月的流逝，几千年封建时代结束了，那段令人悲愤痛心的近代史也过去了，中国揭开了现代史的新篇章。时过境迁，很多东西发生了变化。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中国人引经据典的思维方式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历史的陈迹。现代以来，它不但依然存在，而且还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每一个中国人都曾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多少年来，每当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大步向前迈进的时候，每当中国大地上出现一些新观念、新事物的时候，人们不是首先着眼于实际去认识、去体验、去鉴别，而常常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以往的信条、公理、原则中寻找理论依据，这就是有人所说的“打语录仗”。一种主张、一个看法、一点思想感受，本来是自己通过对客观事实观察、研究的结果，但到有些人手里，不是用事实来证明自己思想的正确与否，而是想方设法为自己的某种观点找到经典性的论证依据。在十年内乱期间，这种现象越发严重，只要谁为自己找到经典性的理论依据，谁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即使论战对方有理，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除非他找到另外一条“语录”来同你对抗。

引经据典的思维方式在今天遗风犹存。比如，面对一个将要付诸实施的改革方案，许多领导总喜欢问这样一些问题：马、恩、列、斯的书上是怎么说的？别人又是怎么干的？别人没干过的我们不能干。结果左引右证，到头来不是坐失良机，就是将一个没有在前人论著中找到证据的好方案予以否定。

如果说上面的例举还只是泛泛而论，没有涉及某个具体问题的话，那么下面让我们看看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几则引经据典的实例：

前几年，社会上兴起一股喇叭裤热，许多青年人为了赶时髦，都竞相穿起喇叭裤，这下引起许多思想守旧的人的反对。有些人为了说服人们接受喇叭裤，迅即操起引经据典的方式，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古代找到佐证，于是挥笔成文：喇叭裤在我国“唐代就有，不信请看敦煌壁画”！

1986年下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根据国际泳联的规定，允许参加国际健美游泳比赛的中国运动员身穿“三点式”游泳衣。为此，一些报纸纷纷发表文章，以引经据典的方式来证明此举的合理性：“早在唐朝即允许妇女袒胸露臂”，并要求人们“去看敦煌壁画”。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人提出“时间就是金钱”这一口号。开始，有的人感到诧异，接受不了。后来，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一口号的价值。然而，由于没有找到经典性的依据，还是不敢在公开场合讲。直到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表态赞同这个口号后，社会上才予以宣传。不过，善于引经据典的中国人还是感到不踏实，总要为此找到经典性的依据。于是，人们不辞艰辛，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钩稽爬梳，结果，有人终于在八百年前的朱熹那里找到一条权威性的佐证：“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有人也在恩格斯那里找到一条经典性的依据：恩格斯不是也赞扬过富兰克林的“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口号吗？

诸如此类的例证绝非个别，甚至可以说俯拾皆是。这充分说明引经据典的思维方式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心灵之中。于此读者也就十分清楚，为什么在中国进行一两次或多次思想解放运动，根本不足以把人们从僵滞窘迫的困境中彻底解放出来。

更为严重的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引经据典的思维方式又一变而为寻章摘句的思维习质，人们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或者为了说明别人观点的错误，置掐头去尾、断章取义于不顾，一味地从革命导师或前辈大家的论著中寻找一些有利于自己思想观点的片言只语以为佐证。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革命等论题，全凭需要在本本里寻章摘句。人们只是去保护马克思主义曾经占领的思想阵地，而不去开拓新的思想认识领域。这就使人们的思路全被挤压在书本和过去时代的空间里。

不论是引经据典，还是寻章摘句，都把人们的思维角度和思维空间固定在以往那些陈旧的思想体系的框架之内，从而都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它势必造成人们思想枯竭、思维老化。这就如同一个摄影师，如果他老是把自己的摄影机固定架在一个地方，并且不变换拍摄角度，那么他肯定不会拍出既新又美的照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说得好：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样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会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当前，一方面，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强烈冲击下，中国社会变化的节奏大大加快，以往的一些至理名言、公理、原则、经验、知识等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过时的东西。今天是先进的东西，明天就可能变成被淘汰的东西；今日之长很可能成为明日之短。因为前人、长辈的经验不管多么重要、多么宝贵，也不能代替新的探索、新的创造。如果人们没有不断开拓、勇于探索的观念，也就是说没有强烈的创新思维，仍然是在“过去”这巨大的向心引力下，展开引经据典的或寻章摘句的思维方式，那么现在包括未来的任何一点新的可能性均会被吞噬、碾碎、消化和瓦解，从而最终也就赶不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另一方面，中国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央关于改革的总方针是全面而有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全面而有系统地改，就必须破除那些陈腐的旧观念，而反映到思维方式上，就是要敢于否定和善于否定。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就意味着要不断探索，逐渐树立新时代的新思想、新作风，这反映到思维方式上，就是要勇于创新，精于创新。上述两个方面都强烈要求中国人具有一种创新思维。这也就要求中国人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力度摈弃质性思维方式。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曾经指出：

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中国人只有把自己的思维方式从习质于守旧体系中的照搬照抄更换到放眼全球的求新求异思维方式的方位上去，使自己的思维活动以发展变化着的实践为出发点，充分发挥思维的创造力，才能脚踏实地地完成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使命。

四

质性思维除派生出引经据典的思维方式以外，还直接导致直线或单向演绎的思维方式。因为质性思维是一种循旧性思维，运用这一思维方式的人总是用旧的章程、秩序与习质来认识和反映客观现实，这也就是说，前者与后者即旧与新的关系，实际上是前者对后者的直线性或单向性的“投射”和“渗透”关系。换言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必需的具体知识和判断是从以往先验性的原则中直接演绎出来的，并不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在中国古代，直线或单向演绎法是一种比较盛行的思维方式。西汉董仲舒正是采用这种思维方式把儒学绝对化和偶像化，又继而把孔论异化为孔教，最终演绎成盲目崇拜的对象。同样，宋代以来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也是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把作为儒学变种的“理学”的种种概念与范畴绝对化、凝固化，然后用僵硬的儒学说教禁锢和束缚人们思考的权利。十分清楚，这里所说的演绎是没有归纳的演绎。而我们知道，没有归纳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类”的概念。没有正确的“类”的概念，也就不会有正确的演绎推理。因此，我们说，直线或单向演绎是一种窒息和扼杀人的思维机制的思维方式。近代以来，正是由于这种思维方式与不断升级的盲目自大、闭关锁国政策的交相呼应，终于使中华民族丧失了科学技术发达的优势和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势头，失去了继续置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良机。

现代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直线或单向演绎的思维方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反党夺权的政治目的，抓住领袖的片言只语，大搞“上纲上线”，他们按照“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单向演绎的思维方式，把科学技术演绎成为革命理论的对立物。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竟用政治方面的大前提，推论火车该不该正点运行、工厂规章制度该不该遵守。今天，这些都已成为历史，我们对此不必多饶口舌。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客观现实要求每一个中国人必须从过去的经验中总结规律以把握未来，又必须从现实的变化中寻找规律去开拓未来，这就越发显示出归纳思维的重要性。总之，中国人要使自己的思维跟上历史前进的脚步，就必须坚决舍弃直线或单向演绎的思维方式，而把演绎法和归纳法结合起来，使两者相互佐证、相互补充，并在中华民族的整体思维中交替出现。

（载《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

【注释】

[1]《孝经·卿大夫》。

[2]韩愈：《论佛骨表》。

[3]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4]刘锡鸿：《英轺私记·观格致书院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 页。

[5]刘锡鸿：《英轺私记·观格致书院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 页。

[6][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 卷，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

[7]朱一新：《复张孺第四书》，见《佩弦斋文存》卷上。

[8]徐明善：《读史要略》，见《芳谷集》卷三。

[9]苏轼：《东坡易传》。

[10]唐才常：《时文流毒中国论》，见《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