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佛两教在唐代好像一对冤家，展开激烈的斗争。从初唐开始，道士出身的傅奕便向佛教发起猛攻，他指斥佛教是外来户，是“胡神”。道士李仲卿也乘机帮腔，斥佛教为夷教。而佛教徒法琳则反驳说：中天竺是天地正中，而中国则在东边，所以“诸佛出世，皆在中州”，不能说是夷教胡神。双方唇枪舌剑，尖锐辩驳。可是，有趣的是，在这种互不相让的斗争中，两家却在哲理、仪式、方法甚至神谱等方面进行着一定的融合与渗透。比如，在道教徒所编的道经中，就有不少仿照佛经名称，窃取佛教话头的地方，如《太上元始元尊说金光明经》《太上真一报父母恩重经》，便是采用佛教《金光明经》《父母恩重经》的名称。有的道经甚至在内容上大量抄袭佛经，以致佛教愤然指斥道教“偷窃释典，持作老经”^[2]。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初唐以来，一些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开始认真地吸收佛教哲理成分，悄悄地改变着道教的理论结构。例如，王玄览的《玄珠录》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采佛家学说，表现出明显的道、佛合流的色彩。再比如，司马承祯的道教理论以论述怎样修道成仙为重点，他吸收儒家的正心诚意和佛教的止观、禅定学说，提出“易简”的学仙方法和渐进的修真步骤。

（载《碑林集刊》第五期，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

【注释】

[1]李翱：《再请停率修寺观钱状》，见《全唐文》卷六三四。

[2]《广弘明集》卷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