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盛行的唐代，许多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不断地以儒学理论为基础，或以辨别华夷，或以强调忠孝，或以对社会的实际效果等方面，来反对佛教的教义和宗教哲学。比如，韩愈以儒家传统的思想材料为理论形式的出发点，高举反佛旗帜，他在《原道》一文中明确指出：只有排斥佛教，崇尚儒学，奉行儒家的纲常礼教，才能出现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与韩愈齐名的李翱，更与佛教势不两立，他在给皇帝的两篇奏文中，一再指斥“佛法害人，甚于杨墨，论心术虽不异于中土，考教迹实有蠹于生灵”^[1]。然而，另一方面，儒学与佛教却在宇宙本体论、人生观、价值观乃至思维方式等思想深层方面默默地进行着内在的融合与沟通。例如，唐代一些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便是调和儒家思想而创立的。如华严宗学者李通玄，用《周易》思想解释《华严》。另一华严宗学者宗密用《周易》的“四德”（元、亨、利、贞）配佛身的“四德”（常、乐、我、净），以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配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即便是公开地、激烈地反佛排佛的韩愈，也不得不隐蔽地，甚至是不自觉地容纳佛教的某些宗教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