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吕氏春秋》的认识论思想

《吕氏春秋》的认识论思想比较丰富，而且自成体系。

首先，“物多类然而不然”。这是强调认识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别类》篇说：“物多类然而不然，故亡国戮民无已。夫草有莘有藟，独食之则杀人，合而食之则益寿。万堇不杀，漆淖水淖，合两淖则为蹇，湿之则为干。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燔之则为淖。或湿而干，或燔而淖，类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类也；小马，大马之类也；小智，非大智之类也。”这是说，有许多事物看起来十分相似，但其间却往往会存在本质的区别，在认识领域尤其如此。对此，《似顺》篇也曾指出“事多似倒而顺，多似顺而倒”；《精通》篇举例说“人或谓兔丝无根。兔丝非无根也，其根不属也，伏苓是”。这是说，不仔细观察就不能发现事物的真相。对此，《任数》篇中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其云：

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孔子佯为不见之。少顷，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炱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难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难也。

这段话是说，孔子曾一度被困于饥饿，颜回找人要到一些米，拿去煮饭，饭快熟时，孔子看到颜回从饭锅中抓饭吃，而且过了一会儿才告诉孔子说饭熟了，可以吃了。孔子吃饭时委婉地对此提出批评，颜回解释说事情并非像孔子所想象的那样，而是有灰落入饭中，又不能扔掉，所以自己才捡拾那块饭的。孔子由此深为感慨，说：我相信我的眼睛，但事实却证明自己的眼睛看到的并不真实；我相信自己的心灵，但我的心灵却不能作出完全正确的判断。所以，要想真正认识一个人或一件事实在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其次，探寻本质，去除成见。这是认知中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审己》篇说：“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这是明确肯定事出必有因，认识的终极目的就是要知其故。《任数》将这一说法落实到认识的主体上，其说：“凡耳之闻也借于静，目之见也借于昭，心之知也借于理。”即是说，耳朵之所以会听见声音是因为四周是安静的，眼睛之所以能看到东西是因为有光照射，人心之所以能理解事物是因为有道理的存在。这几句话饱含辩证意味，它们也说明人对周围事物的感知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正因为这些条件的存在，人才可以实现对事物的认知。当然，认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除了事物本身以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两方面都需具备的一些条件外，人们还必须克服一些障碍，主要是要做到解蔽去囿。《别类》篇认为“物多类然而不然”，所以“类固不必可推知也”，这是要避免用僵化的思维去进行盲目推断。《必己》篇举庄周论木与雁的命运来说明规律的错综复杂：庄周从山里经过，伐木者因一树过于高大无所可用而不伐它；而当他去朋友家做客时，主人要杀雁款待他，所杀之雁却是不能鸣叫的。于是有人问庄子，树以不材得活，雁却以不材而死，同为不材，为什么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这就表明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规律，要准确认识这些规律，就必须审慎对待每一个不同的事物，而不能以成见生搬硬套。这即是去除偏见之意，《疑似》说：“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从主观方面来讲，即是人为自己的成见所蒙蔽。《去尤》篇说：

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则听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人所恶。东面望者不见西墙，南乡视者不睹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亡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也；颜色，窃也；言语，窃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也。抇其谷而得其，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者。其邻之子非变也，己则变矣。变也者无他，有所尤也。

这个例子表明：人一旦被自己的成见所蒙蔽，就会影响自己对事物的认知，即会努力将事物按自己的想象去理解，这样当然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要想获得正确的认识，就必须挥去笼罩在事物表面的干扰因素，抛开主观上的成见，努力去发现事物的本质。

再次，排斥淫辞，循名责实。这是反对用诡辩来干扰人们的认识。战国时期，各家学派的兴起使诡辩逐渐兴盛起来，《离谓》篇所记富人赎尸之事便是这样的例子，其云：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

这是说有富人家淹死了一个人，别人找到了尸体，富人欲赎回尸体，得尸者欲卖掉尸体，但双方却因价钱问题争执不下，两人都去请教邓析。邓析告诉富人不用着急，因为得尸者不可能将尸体卖给别人；同时他又告诉得尸者不用着急，因为买主不可能从别家去买。这样的辩论，除了给双方都造成麻烦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所以《吕氏春秋》对这种诡辩是极力反对的。在此基础上，它还提出要循名责实。《审应》篇说：“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执其要矣。”《审分》也说：“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夫名多不当其实，而事多不当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不审名分，是恶壅而愈塞也。”这些都是强调正名审分的重要性。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了《吕氏春秋》的言意说观。《离谓》篇认为：“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贤不肖不分。以此治国，贤主犹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淫辞》篇则提倡“言不欺心”，作者立足于治国的实用目的，着眼点在于是否“言不欺心”“言意相符”，落实到最后，还是要循名责实。

以上是从天人观、辩证思想及认识论三个方面对《吕氏春秋》的哲学思想所作的一些简略的分析。《吕氏春秋》一书杂采诸子百家之精华而成，其中的思想素材十分丰富，要想将其一一触及实在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所以这里也只是就其中比较典型的看法理出一条思路，其中更丰富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缕析研究。

（载《吕不韦与〈吕氏春秋〉》，西安出版社2007年6月版）

【注释】

[1]《仲夏·大乐》。

[2]《季春·数尽》。

[3]《有始览·应同》。

[4]《有始览·应同》。

[5]《史记·秦始皇本纪》。

[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120页。

[7]《论语·卫灵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