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具有丰富的辩证思想。如《决胜》篇说“夫众之为福也大，其为祸也亦大”，这是看到了祸福相倚的辩证；《荡兵》篇说“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这也是明显的辩证思想；《异用》篇用辩证思想来看待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它说：“万物不同，而用之于人异也，此治乱存亡死生之原。故国广巨，兵强富，未必安也；尊贵高大，未必显也；在于用之。桀、纣用其材而成其亡，汤、武用其材而成其王。”意思是同样的人力财富，由不同的人来支配使用，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这种能从正反两方面注重人事的做法，与当时仍十分流行的天命观相比，自然合理得多。

《长攻》篇还根据辩证思想来批判历史上的不实之评，其云：“若桀、纣不遇汤、武，未必亡也；桀、纣不亡，虽不肖，辱未至于此。若使汤、武不遇桀、纣，未必王也；汤、武不王，虽贤，显未至于此。故人主有大功，不闻不肖。亡国之主不闻贤。”这是说，世人往往偏爱成功者，将所有的光环都尽量往他们身上加，而对失败者，却恰好相反，是将所有的污水都泼向他们，以此来证明他们该亡。《吕氏春秋》的这一认识，无疑在历史认识论上有重要的地位。

《似顺》篇中提出了看待事物应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观点：“事多似倒而顺，多似顺而倒。有知顺之为倒、倒之为顺者，则可为言化矣。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它举了荆庄王伐陈的例子：

荆庄王欲伐陈，使人视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王曰：“何故？”对曰：“城郭高，沟洫深，蓄积多也。”宁国曰：“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赋敛重也，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洫深，则民力罢矣。兴兵伐之，陈可取也。”庄王听之，遂取陈焉。

这是说，楚庄王想攻打陈，派使者探得陈国的情况是城高沟深、积蓄又多，不能攻打。但大臣宁国经过分析认为陈是小国，积蓄多必定是过度使用民力的结果，既然民力已经疲劳，那么攻打它一定会成功。楚庄王听从宁国之言，果然得偿所愿。这个例子正说明，凡事不能只看表面，而应从其具体条件出发，经过分析，掌握其规律后，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吕氏春秋》的这些看法，相当理智，甚至是超乎当时人的思维的，这可能也是其理论未被秦始皇采纳弘扬的原因之一。

然而也有人指责《吕氏春秋》在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中有复古主义的倾向，理由是《长利》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而问曰：“尧理天下，吾子立为诸侯，今至于我而辞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当尧之时，未赏而民劝，未罚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说，愉愉其如赤子。今赏罚甚数，而民争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后世之乱自此始。夫子盍行乎？无虑吾农事！”协而耰，遂不顾。夫为诸侯，名显荣，实佚乐，继嗣皆得其泽，伯成子高不待问而知之，然而辞为诸侯者，以禁后世之乱也。

这段话，颇有今不如昔之嫌，因为伯成子高无论是在行动上还是在语言上，都表示了对前世的赞美和对当世的不满，而《吕氏春秋》对其言行却又表示赞同，这自然会引来一些非议，导致复古主义的帽子扣到它头上来，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吕氏春秋》引用这一事例的落脚点实际上是最后一句的“禁后世之乱”，这表明它的目的还是要为现实服务，引这段话的用意无非是劝导统治者把天下当作天下人的天下，不要那么贪婪、残暴，以防造成天下大乱。这实际上是试图借用古代的经验来弥补当时的不足。在我国，从孔子时代起，托古改制就已成为许多哲学家实现自己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孔子就“信而好古”，颜渊问他应当怎样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7]这里所提及的都是古代，但并非提倡完全恢复到某一个具体的上古之世，而是要采前朝各代之长而避其所短。这一扬一弃之间，一种新的理想体系便已生成，虽然它仍披着“古制”的外衣，但其整体内容却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这种托古实际上是一种创新。《吕氏春秋》的“褒古”亦是如此，这种“古”其实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只因它被冠以“先王之世”的名称，才被认为是“古”，因此，这种赞扬古代的做法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附和众人的理想心态，其最终目标仍在于改善现实社会，促进历史发展，这岂能称为“复古”呢？

综上所述，由于即将统一的政治背景呼唤适应新体制的统治理论，加之战国末期的学术氛围中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具有强烈务实精神的《吕氏春秋》迎合这些时代特点的需要，在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评价中能高屋建瓴，从大处着眼，统观全局，因而其结论大都十分理智、客观，带有明显的辩证色彩，的确是那个天命迷信思潮非常泛滥的时代里不可多得的一枝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