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频繁的对外战争

战国时期，封建制开始确立，“集中”是它的一个必然目标，它不仅要求金钱、土地的集中，而且在政治文化领域亦是如此，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各国之间展开了十分频繁的兼并战争。截至吕不韦所生活的时代，这些战争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魏国独霸中原时期。魏文侯时期，李悝主持变法，促进了魏国封建经济的发展，并建立了一支以武卒制为基础的强大的武装力量。到魏武侯时，魏又向南发展，取得了郑、宋、楚三国间的大片土地。这样，魏国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霸权的鼎盛，不但各个小国纷纷臣服，就连韩、赵、齐等大国也不得不服从于它。这一时期大大小小的战争非常多，孙膑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及逐日减灶的马陵之战就是当时十分著名的两个战例。

二是秦齐对峙时期。马陵之战后，魏国衰弱了，出现了秦、齐两大强国东西对峙的形势。这时各国踢开名义上的周天子，陆续称王，作为缓冲区的小国逐渐消亡，大国领土直接连接起来，彼此间的冲突亦更加剧烈。秦、齐两大强国展开了争取友国、孤立敌国的激烈争夺，而魏、赵、韩等国内部也分成联秦抗齐和联齐抗秦两派，大兴合纵与连横。苏秦、张仪等纵横家大显神通，或合众弱以抗一强，或连数强以拆众弱之合。久而久之，合纵逐渐演变成六国并力抵抗强秦的主要手段，连横则成为秦国拆散六国联盟的固定策略。

三是秦赵大战时期。秦昭王时期，范雎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即要秦国远交齐楚，近攻三晋。昭王采纳这一建议，向三晋大举进军。三晋之中以赵国为最强，“尝抑强齐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2]，因而秦国和赵国这时成了针锋相对的两大对手。公元前262年，秦赵长平之战爆发，公元前260年，秦用反间计使赵孝成王撤掉了经验丰富的赵将廉颇，换上了只会纸上谈兵的新手赵括，结果致使赵军被迂回包围，最终全军覆没。长平之战后，赵已无力与秦抗争，秦国独霸中原的局面开始初露端倪。

经过这两百余年的战争，整个战国时期的动荡不安行将结束，战国七雄中的齐、楚、燕、韩、赵、魏均已衰弱下来，只有秦越来越强，由它统一中原已是大势所趋。

战国时期，中国政治舞台虽然风云激荡，变幻无常，但它却并未使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相反，由于封建生产关系代替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大部分直接生产者从奴隶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劳动兴趣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社会经济反而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农业生产方面铁农具已由春秋时的零星使用发展到广泛普及，这时的铁农具不仅分布地域广，而且数量多、种类全。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序，如犁田、中耕、除草、收割等，都已使用铁器。水利工程的兴修，也是这时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这时著名的水利工程有西门豹在魏国邺县修筑的治理漳水的工程、李冰父子在秦国蜀郡治理岷江的工程及后来秦始皇时关中修建的郑国渠等。这些工程使几条原本桀骜不驯的大河由水害变为水利，造就了数百万亩肥沃的良田。另外，到战国末期，农业生产已总结出深耕熟耨、辨土施肥、注意农时、疏密得宜等一系列经验。农业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

手工业也有了长足发展。战国时期的手工业与以前相比种类增多，生产规模扩大，技术也有进步。除各国官府手工业外，民间手工业也已兴起，大者取木、冶炼、铸造，小者自设坊肆，亦产亦销，较大的作坊中通常还有僮仆帮工。当时手工业中最发达的首推冶铁业。从已发现的冶铁遗址和遗存来看，其规模相当大，产品种类和数量都很多。南方楚国地区发现的铁器质量很高，当时就有记载说其铸造技术“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3]。车船制造业也是这时较为兴盛的一项手工业。战国时期车的名称有数十种之多，用于乘坐、运载和战争。交通工具的发达对商业的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及社会分工的扩大，农夫要“以粟易器械”，手工业者要“以器械易粟”^[4]，都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这使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逐渐繁荣起来。这首先表现为商人的活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5]，只要能赚到钱，他们不避艰难险阻。当时的商人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坐列贩卖”的普通商人和小本经营的“贩夫贩妇”，这些人主要依靠小本生意来谋生、求富。当时流行这样的谚语：“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另一类则是富商大贾。他们拥有雄厚的资本，囤积居奇，操纵市场，有的还在各诸侯国之间进行大规模的贩运贸易，他们甚至可以用其丰厚的财富来影响国家间的政治。春秋时就有“弦高犒师”的故事广为流传，到战国末年，最有名的无疑当属卫国商人吕不韦了。

金属货币的大量流通是这时商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为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各国大量铸造金属货币，并在商业活动中广泛流通。当时的货币从质地上可分为铜币和金币两大类。铜币的形状主要有四种：形状像刀的叫刀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形状像铲的叫布币，流通于韩、赵、魏等国；圆形圆孔或方孔的叫圜钱，流通于秦国和周王室辖地；形状像贝壳的叫贝币，也叫蚁鼻钱，俗称“鬼脸钱”，流通于楚国。金币主要流通于楚国，谓之“郢爰”，是在扁平的金版上打出一块块金印，印文为“郢爰”，使用时从大版上切下，依重量定其价值，是一种称量货币。后来楚都由郢迁陈以后还铸造过“陈爰”。战国时期的金属货币的数量较大，反映了商业较过去发达；货币的式样多，则说明货币的流通还带有地域性。

城市的发展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商业的繁荣。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均有所集中，城市迅速发展起来。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在描述当时临淄城的繁华景象时说：“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6]这里的描述虽然不免加入了纵横家所质用的夸张，但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临淄城车马喧嚣、熙来攘往的热闹情形。另有一则描述楚都郢的繁华景象的记载：“楚之郢都，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7]说的是郢市的街道上车碰车、人挤人，早上穿的新衣服到晚上就挤破了，真是热闹非凡。从这时的诸多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封建城市的分布，这时已初步定点了。

除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空前的经济繁荣外，这个大变革的时代给人们的思想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士人们各抒己见。在诸侯割据纷争的背景下，统治者无力推行文化专制，这就使各个学术派别都获得了生存发展的良机。他们纷纷著书立说，不仅争论学术，而且议论政治，既互相批判，又互相影响，真可谓“百家争鸣”。当时参与争论的学派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兵家等，他们合力促成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他们的智慧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发展，而且也为后来的华夏大地留下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文化宝库。

在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领域，这个时代也是成绩斐然。《左传》《竹书纪年》等重要史书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史学在独立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百家诸子的散文大都思想开阔、文辞多采、议论风生，并善于用寓言故事来阐明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文笔生动活泼，极具说服力；楚辞这种新的诗歌体裁也于此时诞生，它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适宜于抒写复杂的社会生活，其中以屈原的《离骚》最负盛名。战国青铜器工艺造型精巧，精细的鎏金纹和刻纹将其升华为一种艺术；绘画方面也有新的发展；编钟音乐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甘石星经》这本天文学专著已经出现，“四分历”、月令等先进历法成果已被广泛采用；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司南”也于此时问世。在医学领域，医学家已懂得人体解剖，知道内脏、血管、血液循环的情况；望、闻、问、切四诊法被付诸实践；《黄帝内经》等医学著作已经完成。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墨经》中记载了小孔成像的实践和点、线、面、方及圆等几何概念，这表明我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也开始起步了。

以上就是战国末期我国社会的基本状况：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与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并行不悖，人文科学的激烈争鸣与自然科学的小有成就百花齐放。

（载《吕不韦与〈吕氏春秋〉》，西安出版社2007年6月版）

【注释】

[1]《荀子·强国》。

[2]《战国策·赵策》。

[3]《荀子·强国》。

[4]《孟子·滕文公上》。

[5]《史记·货殖列传》。

[6]《战国策·齐策》。

[7]《战国策·楚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