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黄帝与历史上的黄帝

研究黄帝与其他历史人物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同，因为前者是传说时期的历史人物，一则可资参考的资料有限，二来资料的真实性难以把握，而后者不仅为史籍所记载，生平履历历历在目，而且史料丰富。远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宰我曾问孔子曰：“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1]直到今天，宰我提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有人认为历史上确有黄帝其人，有人主张黄帝不是一个具体人的名字，而是部落首领的称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研究黄帝，应该从传说中的黄帝与历史上的黄帝入手。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优美动听的远古传说，而每个民族的远古传说又都具有一种浓厚的神奇色彩，尽管由于活动地域、生存环境、风俗习质等方面的不同而使得他们各自的远古传说在具体内容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也就是说，世界各民族的远古传说的本质特性都是以“神格”为中枢，换言之，它们昭示给后人的都是一种神人交织的历史画面——那些伸张正义，驱除邪恶，造福于民的人总是被赋予神的特性：他们既能上天入地，又能呼风唤雨，无论在任何时候或任何情况下都无所不能。东方古华夏族、西方古希腊等众多的民族的远古传说几乎一无例外地都充斥着富于幻想色彩的神奇性。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缺乏征服自然的力量，因而“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2]。于是，“想象力”——这个“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3]被激发出来，相应，人间的力量便采取非人间力量的形式出现了。就拿印度民族来说，在吠陀时代（原始社会）创造的各种神，都是当时的人们借助想象去征服自然力和支配自然力的结果，如火神阿格尼、日神苏利雅、雷雨之神因德腊，等等，无一不是各种自然力和自然现象的体现。所以，在远古时期，人们总以为在各种自然现象的背后，存在着某种神秘的指挥者——有灵魂的“神”，他拥有超自然的强大威力与绝大气魄，从而主宰着一切。甚至认为，错综复杂而又严峻无情的客观世界——日月嬗递与季节交替、风云变幻与电闪雷鸣、野火燎原与洪水横流、禽兽肆虐与瘟疫流行……正是由“神”的生活、运动和争斗所造成。鲁迅曾经指出：

原始民族，穴居野处，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如风，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为惊怪，以为必有个主宰万物者在，因之拟名为神；并想象神的生活，动作……^[4]

正是基于上述根由，崇奉鬼神，以神意看待历史的发展变化便成为世界史上远古先民的共同特征。比如，在中华先民眼里，雷霆是天神在擂鼓，或者是天神的肚皮在轰鸣，太阳由御者羲和驾龙车飞跑，月亮由御者望舒驾天车奔驰，至于天地的开辟、人类的起源等问题更使他们不断地进行着种种天真的玄想。又比如，古希腊人认为，天空由天父乌拉诺斯掌管，大地由地母该亚坐镇，滔滔大洋由海神波塞冬治理，熊熊火焰由火神赫淮斯托斯控制，就连人的生老病死、祸福寿夭，也都最终取决于神意。不过，这并不是说，在远古时期，现实生活中的“人”完全成为“神”的附属物，而毫无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人的本能——强烈的生存欲望与享受欲望，促使上古时期每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都在想方设法为自己和大家在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争得一席生存的地盘。他们一方面把自己的良好愿望寄托在鬼神身上，另一方面凭借自己的主观努力。怎样依靠自己的努力改造大自然？在当时既无金属工具而又是草原、森林、荒漠、山川，鸟兽肆意的条件下，人们意识到，单凭分散的个体力量难以达到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目的，只有通过一种什么方式或者借用一种什么力量把大家组织起来，运用群体的智慧与力量才能改造险恶的生存环境。可是，究竟怎样把大家组织起来呢？人们经过认真思索，再加上各自的直观感受，不谋而合地悟出这样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与途径：选出大伙中最有才华也最有威望的人，借用他的号召力把大家团结与组织起来。于是，现实生活中具有杰出才能和高尚品德的人便成为大家共同拥戴的领袖人物，久而久之，这个领袖人物经过升华便成为拥戴他的这个民族的象征。他一旦成为该民族的象征，也就自然而然地超脱“凡俗”以变为全智全能的“仙人”“真人”或“神人”，从而，后人在他身上所见更多的便是那些凡人所不具备的“神奇性”。这也就是说，这个领袖人物在成为该民族象征之前，他确实是现实生活中的杰出人物，也就是说他是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在他成为该民族的象征之后，他也就成为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人物，也就是说他这时已成为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中国远古传说时期的黄帝就是如此。

远古时期，在我国黄河中游，具体来说，在今天甘肃、陕西两省交界的黄土高原或它附近的地区，有一个著名的部族首领，他以自己聪颖的智慧和非凡的才能率领本部族人顽强抵抗外来民族的侵凌与干扰，并不断地务修德政，安抚百姓，从而受到全体族人的爱戴与信赖。这位部族首领就是神话传说中的黄帝。有人曾经指出，黄帝本为天帝^[5]。这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不曾有过黄帝其人。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就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而言，最早谈及黄帝的是春秋时期的荣伊，其次是孔子及其弟子宰我、子贡。据《大戴礼》记载：“宰我问于孔子曰：‘予闻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6]又据《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尸子》云：“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7]由上述孔子及其弟子对话的内容，不难看出黄帝曾经是现实生活中存在过的活生生的人。综合春秋战国以来有关文献典籍，还可进一步证实，黄帝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请看下列文献记载：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8]

（黄帝）又征诸侯，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于涿鹿之野，使应龙杀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9]

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10]

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11]

黄帝……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一则不泄地气，二则不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司，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有无相贷，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视，生产可得而均，欺凌之路塞，斗讼之心弭。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12]

无可否认，上述文献资料不无溢美扬善之辞，但它绝不全然是毫无根据的向壁虚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在中国历史上确有黄帝其人，而且他还是当时一位著名的部族首领。这也就是我们所要肯定的历史上的黄帝。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帝部族日益壮大，最后发展成为活动于黄河流域的强大的华夏族。相应，黄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最后成为华夏族的象征。黄帝既然由一个活生生的人一变而为一个民族的象征，那么人们也就会采用各种方法来对黄帝加以美化，其主要表现是，尽情描绘黄帝的神奇性和着力渲染黄帝的全智全能。且看下面几则例证：

轩辕，黄龙体。^[13]

黄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时，化生阴阳。^[14]

轩辕，主雷雨之神。^[15]

黄帝……劾百神而朝似之。^[16]

阴阳交感，震为雷，激为电，和为雨，怒为风，乱为雾，凝为霜，散为露，聚为云，气立为虹、蜺，离为背矞，分为抱、珥：此十四变，皆轩辕主之。^[17]

黄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职于明堂之廷。^[18]

黄帝之游天衢，奏钧天之鼓，建日月之旗，乘琱云之舆，驾六翼之龙。^[19]

黄帝定百物之名。^[20]凡技术皆自轩辕始。^[21]

诸如此类，举不胜举。显而易见，这些文献资料都是把黄帝作为一个超乎凡人的神来写的，从而也都反映的是神话传说中的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的黄帝。几千年来，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正是神话传说中的黄帝与历史上的黄帝。

两千年前，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写《五帝本纪》时，曾无限感慨地发了一段议论曰：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上述议论讲出了司马迁写《黄帝本纪》时遇到的困难，以及他对古史的认识，对史料的态度和写作方法。

五千年后，我们研究黄帝，遇到的困难依然如故。有关黄帝的史料，既没有新的文献可征，又没有新的实物可鉴。人们常常称述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但他的时代太遥远了，那是原始社会的事，流传下来的只有神话传说。若按照司马迁对古史的理解和方法去写黄帝其人，虽可省事，但讲不清黄帝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若反其道而行之，把神话传说当信史去阐述黄帝的作为，则更属荒诞无稽。

我国古代，人们虽然对神话传说产生过种种误解，但也有先哲注意到运用神话传说，去研究“人类历史的童年”，如韩非将“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和“钻燧取火”的燧人氏时代，称为“上古之世”；将“鲧禹决渎”时代，称作“中古之世”；将“汤、武征伐”时代，称作“近古之世”^[22]。韩非之所以能对古史作出颇具历史进化论的分期，是由于他运用了“趋时更新”的进化史观作指导，比较正确地运用了神话传说的缘故。

远古神话传说是人类历史童年期的创造，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23]，它经历了口耳相传的漫长岁月。即使文字产生以后，乃至秦汉时期，仍在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远古时期，确切地说，在文字尚未出现以前，流传于民间的神话传说就是后人研究这一时期客观历史过程能够凭借的重要资料。因为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人们要表达自己的看法，或彼此交流思想感情，只有依靠语言。不过，由于语言是从口中发出的声音，它既不能达到很远的地方，又不能长期保存下来，出口之后，随即消失。我们的祖先为了解决传播知识上的困难，便借助于自己的记忆，也就是把自己听来的话牢牢记住，然后再对别人重复讲出来。这样一来，人们讲过的话，不仅可以传到远方，而且还能够一代一代传得很久。正因此，远古时代的许多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历史的性质，或者说是具有历史成分，换言之，它们的产生与社会生活有紧密的联系，并不是出于人类头脑里的空想。正如高尔基所说：“一般说来，神话乃是自然现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要把费尽一切力量去为生存而斗争的两脚动物想象为离开劳动过程，离开氏族和部落的问题而抽象地思想的人，这是极端困难的”。^[24]

我国远古时期的许多神话传说，在先秦和汉初史籍中以各种不同形式的记载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尽管这些记载既是零碎的，又在很大程度上经过后人的加工，但它毕竟保存着后人无法虚构的内容，亦即保存着原来历史的真实性，并非完全属于向壁虚构。正如拉法格在论述远古神话传说的史学价值时所说：

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幻想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有当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于原始人和他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25]

黄帝作为远古传说时期的人物，我们研究他，势必要依靠当时的神话传说。很清楚，有关黄帝的神话传说，既有真实可靠的，也有虚假错谬的。究竟怎样来辨别孰是孰非呢？正确的态度是要以人类社会历史的模式来处理这些神话传说，亦即凭借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立足于当时社会条件来剖析神话传说，也就是说用历史来说明神话传说，而不是用神话传说来说明历史。比如，在有关黄帝战炎帝的传说中有这样一条资料：“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黄帝）帅熊、罴、狼、豹、、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26]在对待这一传说资料时，应把它解释为：“黄帝率领过去曾以熊、罴、狼、豹、、虎等为图腾的氏族部落，挥舞着用雕、鹖、鹰、鸢等鸟的羽毛制作的旗帜英勇杀故。”因为我们知道，在上古时期，每个氏族、部落都有他们的图腾，而这些图腾都是取自于动物或无生命的物体的名称，比如蛇图腾、龙图腾、凤图腾、云图腾等。在这里，所谓“帅熊……为前驱”，当是那些过去曾经以熊等动物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象征，他们也是黄帝族的组成部分。所谓“雕……为旗帜”，实质上是说这些氏族部落挥舞着用雕等鸟类的羽毛制作的像这些鸟的形状的旗帜。因为在我国古代，人们常常用鸟的羽毛来制作或装饰旗子，如李斯《谏逐客书》中的“建翠凤之旗”，意即树立起用翠羽编成的凤鸟形状的旗帜。

史传之作贵在纪实，然而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前人的著作中往往存在着谬戾乖舛和子虚乌有之处。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在中外历史上，那些“指鹿为马”、存心伪造历史的人时有所现，他们或者为讨主子之欢心，或者为求一己之私利，而每每不惜颠倒黑白。另一方面，我国古代文献所用的书写材料，经过由简策而缣帛、由缣帛而为纸的演进阶段，书写的字体也经过由古籀而篆隶、由隶而楷书的发展过程。沧桑变迁，伴随着漫长岁月的辗转流逝，自然免不了因简策的残缺、缣纸的腐烂和字体的嬗变而造成的讹误失真。同时，在雕版印刷术尚未发明以前，书籍皆为手抄本，而在抄写的过程中，由于一时的疏忽而讹、脱、衍字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以致造成种种混乱。作为史学工作者，只有采取详加考证的求实态度，才能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否则，将会导致极其恶劣的后果。郭沫若曾经指出：“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27]可见，求实的态度何等重要。

研究黄帝，除参阅古代文献外，还要注意到黄帝陵园的现存古迹和新的考古发现以及《陕西通志》《续修陕西通志》《中部县志》《续修中部县志》，特别是于右任的《黄帝功德记》、黎锦熙的《黄陵志》^[28]等近人之作。对于这些论著，必须坚持详加考证的求实态度，对待每一条史料、每一种观点，既不盲从，也不主观臆断。比如，关于黄帝与炎帝之战的炎帝，有人认为即是蚩尤^[29]。其主要依据是《路史·后纪四·蚩尤传》所说：“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而喜乱，逐帝（炎帝）而居于涿鹿，兴封禅号炎帝。”在他们看来，蚩尤作为炎帝的后代，图谋取炎帝而代之，于是发动进攻，炎帝避让到涿鹿（今河北涿鹿县），蚩尤终于夺得了氏族的领导权。由于他是炎帝的后裔，从而也就“名正言顺”地“兴封禅号炎帝”了。所以断言黄帝与炎帝之战的炎帝即是蚩尤。其实这种说法难以成立。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据《尚书·吕刑》疏云：“九黎之君，号曰蚩尤。”蚩尤既然是居住在古黄河下游，即今山东省、江苏省北部一带的九黎族的首领，怎么能够成为居住于西北岐水一带的炎帝氏族的后代呢？第二，无论就蚩尤的相貌还是其生活习性来看，都不能得出蚩尤是炎帝后代的结论。第三，《路史》乃南宋罗泌所作，一来时间甚晚，二来该书多取材纬书及《太平经》《洞神经》《丹壶记》等道家依托之言，不仅驳杂不纯，而且尤多附会。

在详加考证的同时，还需要采取疑以传疑的态度。尽人皆知，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典籍中，同记一事而诸说有别，或截然相反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特别是由于我国历史悠久，史籍浩繁，同一王朝史就达数种或数十种之多，因之，这种情况就显得尤为突出。如众所知，关于上古时期的五帝就有三种说法，春秋时期的五霸亦有三种说法。不独古代如此，今天亦然。如肇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古史分期问题迄今一直聚讼纷纭，各种说法相持不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著述之中遇到这种情况，采取何种态度，将直接影响作品质量的高低。同时这也是衡量一个历史学家是否具有谨严审慎的治史态度的重要标尺。研究黄帝，应该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态度。对于那些同记一事而辞有乖杂，或事出本异而疑不能判的记载，要“并皆抄内，以备异闻”。比如，关于黄帝陵究竟何在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五六种说法：一、陕西说（内含黄陵、安定两说）。二、甘肃正宁说。三、河北涿鹿说。四、山东寿丘说。五、河南阌乡说。我在研究黄帝的过程中，根据历史资料、黄陵现状和研究成果进行具体分析。对于陕西中部（即今黄陵县）说，在排比资料的基础上予以重申，提出：“今之黄陵，古之上郡，古之阳周，即今黄陵。”对于陕西安定说，也给予支持，使上述互相矛盾的说法共存，以待进一步求得共识。对于甘肃正宁说，则尊重乾隆时《正宁县志》的说法，桥山在县东七十里，黄帝陵在桥山。对于河北涿鹿说，则确认其有庙无陵。对于山东寿丘说和河南阌乡说，则认为产生时代较晚，乃附会黄帝传说神话之作，不足为据。关于这些问题，都尽可能搜集资料，予以论述，并提出维护陕西中部说的必要。因为这里不仅埋藏着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而且埋藏着一部文明史话的宗卷，埋藏着中华民族最富有的精神矿藏。五千年的历史上，人民用不朽的口碑，记录了黄帝的丰功伟绩。假若说普罗米修斯从天国盗给西方人世间的只是一枚火种，那么黄帝在东方播给中华民族的却是一片光明。两种创世说，谁弱谁强？

史学是以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性为对象的科学。史学所肩负的这一繁重的历史任务便决定了它具有“通古启今”“鉴往知来”这种特殊的社会功能。在我国，远在上古时期，人们即对此躬行有得。《诗·大雅·文王》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国语》亦云：“人之求多闻善败，以鉴戒也。”通过总结历史上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以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鉴戒思想，开始在我国古老的史学园地里孕育成长。战国以后，著史以供鉴戒成为史学领域里重要的优良传统之一。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这方面为后世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的确，“欲明大道，必先知史”。我们研究论述作为中华民族始祖和中华民族象征的黄帝，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当代中国人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加深对伟大祖国的热爱，焕发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从而使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迅速地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唯有如此，每一个中国人才无愧于我们的民族始祖——黄帝的在天之灵。

（本文是拙著《黄帝传》的导论，题目是这次新加的，特说明）

【注释】

[1]《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大戴礼》。

[2][德]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9 页。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 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 页。

[4]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第8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14 页。

[5]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尚书中的神话》说：“至于黄帝，虽然人们不曾明确地说他来自天上，但既然‘天女’魃是‘黄帝女魃’，其来自天上，也极显然。”

[6]见《史记·五帝本纪》正义。

[7]《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帝王世纪》亦云：“力牧、常先、大鸿、神农、皇直、封矩、大镇、大山、稽鬼、臾区、封胡、孔甲等，或以为师，或以为将，分掌四方，各如己亲，故号曰‘黄帝四面’。”

[8]《史记·五帝本纪》。

[9]《帝王世纪》。

[10]《淮南子·览冥训》。

[11]《商君书·画策》。

[12]《通鉴外纪》卷一。

[13]《史记·天官书》。

[14]《淮南子·说林训》高诱注。

[15]《离骚》洪补引《春秋合诚图》。

[16]《竹书纪年》沈注。

[17]《太平御览》卷六引《天文录》。

[18]《路史·发挥二》引《程子》。

[19]《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孙绰子》。

[20]《云笈七签》卷一百引《轩辕本纪》。

[21]《事物纪原》卷七。

[22]见《韩非子·五蠹》。

[23][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 页。

[24][俄]高尔基：《苏联的文学》，新中国书局1949年版。

[25][法]拉法格：《宗教和资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 页。

[26]《列子·黄帝》。

[27]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8]《黄陵志》原为1944年余正东修纂《中部县志》的第二十一卷，该卷为黎锦熙纂，全书在印刷之际，中部县更名黄陵县，因书已印就，仅将书签及封面改题为《黄陵县志》。

[29]见蒋观云《中国人种考》、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及近年出版的《炎帝与炎帝陵》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