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至1986年，我在西北大学历史系先后攻读考古专业本科和汉唐典籍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1992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同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7年调离西北大学，先后在西安市文物局、社会科学院、西安日报（晚报）社、教育局和陕西省社科联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其间，一直兼任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历史文献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培养了30 多名研究生。1998年被评为西安市跨世纪学术带头人，2005年被评为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

之所以比较详细地胪述自己的工作经历，主要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数十年来，无论是在高校进行学术研究，还是到地方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我始终保持专家学者的本色，在工作性质上既未离开学术研究这个“行列”，在工作内容上也没有超越历史文化这一概念范畴。事实上，自1997年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以来，我结合自己所在部门、单位工作的文化属性，一直在进行有关文化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撰写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并先后主编出版了《西安文博丛书》和《节日长安》丛书。

我觉得，立足具有文化属性的行政管理，不断从文化层面思考工作的理念、思路和举措，十分有助于提高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水平。比如在文物局工作期间，经常目睹因受“保存现状”“原封不动”文物保护观念的制约，致使文物工作者面对一些遭到破坏亟须保护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束手无策的现象，我从中国文物特性、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主体与客体的联系三方面入手，撰写了《对当代文物保护观念的质疑》一文，在指出“保存现状”“原封不动”文物保护观念危害性的同时，吁请各级文物管理部门和有关文物考古专家及广大文物保护工作者，彻底改变这种有害无益的思想观念，积极主动地根据我国文物特性和文物古迹现存实际状况，采取灵活多样、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真正肩负起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神圣使命和历史责任。再比如，在教育局工作期间，针对多数家长“唯分数论”，只看重学生文化课成绩而忽视道德素养教育和整体教育品质的提高这一社会问题，我撰写了《教育品质决定社会气质》一文，指出高品质教育在引领促进社会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社会管理方式改变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是盲目地迎合社会、机械地服务社会，而是引领社会发展方向，培养社会发展人才，优化社会发展环境，塑造社会精神气质。古往今来，凡是把教育政治化、工具化、功利化、庸俗化的时期，都是社会偏离良性发展轨道、道德水准失衡、社会气质处在文明“低谷”的时代。进而从教育品质的高低，决定着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着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决定着社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三个层面论述了教育品质的作用及重要性，倡导和鼓励教育事业管理者、广大学生家长，要不断深化对教育品质在历史进程中地位作用的认识，正确把握教育品质的发展规律，主动担当起提高发展教育品质的历史责任。

回顾总结自己走过的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之路，我体会最深的是六个字：求真、创新、致用。

关于求真。毋庸置疑，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穷尽真理。但对每一位研究工作者来说，都必须立足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凭借真实可靠的资料，以严谨求实的态度，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为接近或恢复历史的真实，为揭示规律和探寻真理做出实质性的探索与努力。这也是学术研究者的天职和本分。几十年来，在历史文化研究中，我始终坚持求真的治学态度。

首先，是对所运用的文献资料详加考证。史书之作贵在纪实。历史学家必须诚信无欺地记载历史的真实。欧洲杰出的史学家波里比阿曾经形象地指出：真实之于历史，正如双目之于人身。如果挖去某人的双目，这个人就将终身残废；同样，如果从历史中挖去真实，那么所剩下的岂不都是无稽之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前人的著作中往往存在着谬戾乖舛和子虚乌有之处。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在中外历史上，那些“指鹿为马”、存心伪造历史的人时有所现，他们或者为讨主子之欢心，或者为求一己之私利，而每每不惜歪曲历史，颠倒黑白。另一方面，我国古代文献所用的书写材料，经过由简策而缣帛，由缣帛而为纸的演进阶段；书写的字体也经过由古籀而篆、而隶、而楷书的发展过程。沧桑变迁，伴随着漫长岁月的辗转流逝，自然免不了因简策的残缺、缣纸的腐烂和字体的嬗变而造成的讹误失真。同时，在雕版印刷术尚未发明以前，书籍皆为手抄本，而在抄写的过程中，由于一时的疏忽而讹、脱、衍字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以致造成种种混乱。作为历史文化研究者，只有采取详加考证的求实态度，才能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否则，将会导致极其恶劣的后果。郭沫若曾经指出：“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1]我在撰写《黄帝出生及出生地考辨》《论黄帝的生活时代》《论黄帝的治世方略》几篇论文时，除参阅古代文献外，还注意到新的考古发现、黄帝陵园的现有文物和《陕西通志》《续修陕西通志》《中部县志》《续修中部县志》及黎锦熙的《黄陵志》等近人有关之作。对于这些著作，均坚持以详加考证的求实态度对待每一条史料、每一种观点，既不盲从，也不主观臆断。

其次，是采取疑以传疑的治史态度。尽人皆知，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典籍中，同记一事而诸说有别，或截然相反的现象不胜枚举。特别是由于我国历史悠久、史籍浩繁，同一王朝史就多达数种或数十种，因之，这种情况就显得尤为突出。如众所知，关于上古时代的“五帝”就有三种说法，春秋时期的“五霸”亦有三种说法。不独古代如此，今天亦然。如肇端20世纪50年代的古史分期问题迄今一直聚讼纷纭，各种说法相持不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著述之中遇到这种情况，采取何种态度，将直接影响自己作品质量的高低。同时，这也是衡量一个史学家是否具有谨严审慎的治史态度的重要标尺。我写作《论黄帝的发明创造》一文时，正是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态度，对于那些同记一事而辞有乖杂，或事出本异而疑不能判的记载，均采取“并皆抄内，以备异闻”的手法，以俟后贤详加考订。

关于创新。我始终认为，创新永远是推动学术发展、促进行政管理的不竭动力。就学术研究来说，没有创新，就无从彰显其魅力与生命力，更无从谈及其价值与意义。尤其是对文化研究来讲更是如此。我们知道，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扬弃与创新的过程，每个时代的文化总是在继承前一时代文化的精华并剔除其糟粕，同时再融入本时代新的文化成分而不断加以创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对以前文化的继承，文化的发展就没有根基。相应，只是一味地继承，而不融入新时代新的文化因素，不加以创新，文化的发展只能是一种毫无生机、毫无价值的僵硬的重复。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来说，只有秉持创新的治学精神，不迷信权威，不盲从大家，敢于发前人所未发，才能占据学术研究的主动与先机，也才能永葆学术研究的魅力与活力。

长期以来，我在研究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始终把学术创新放在首位，不步他人后尘，积极大胆创新。迄今为止，在我发表和出版的学术论著中，有大小30 多种创新的学术观点，收录于本书中的文章，也基本上都有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在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中，我一直把锐意改革、勇于创新贯穿其中，向创新要动力、求活力。比如，2011年至2017年在西安市教育局工作期间，我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西安教育存在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短缺、中小学生综合素质不高、用奥数选拔学生现象突出等问题与矛盾，先后推出“大学区管理制改革”“民办学校初中招生制度改革”和“创新中小学素质教育”“创新教育评价体制”四项改革创新举措，对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提升基础教育质量水平、增强学生综合素质、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产生积极影响，《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国家主流媒体先后多次予以跟踪报道，并受到中央和省市领导及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关于致用。学以致用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与传统。《诗·大雅·文王》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国语》亦云：“人之求多闻善败，以鉴戒也。”早在先秦时期，通过著书立说总结历史上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以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致用思想即已形成和发展。司马迁撰写《史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在这方面为后世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多年来，在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中，学以致用始终是我不懈努力的方向和追求。一方面，在历史文化研究中，致用一直是我从事研究和写作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比如，我研究论述作为中华民族始祖和中华民族象征的黄帝，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当代国人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加深对伟大祖国的热爱，焕发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从而使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迅速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只有这样，每一个中国人才无愧于我们民族始祖——黄帝的在天之灵。另一方面，在行政管理工作中，我积极用日积月累的历史文化知识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与矛盾，努力做到直面问题、破解难题。例如，在二十多年的行政工作中，我先后针对文物古迹周边环境保护难、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不健全、文化发展创新能力不强、传统节日资源挖掘不够、教育品质不高等诸多问题与难题，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运用纵向考察与横向比较的方法，撰写了《当前文物保护工作的难点和关键》《民族复兴与当代国人的文化责任》《中国文化特性与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构建》《深掘长安节日资源 共建民族精神家园》《教育品质决定社会气质》等三十余篇学术或政论文章，提出许多具有一定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工作举措及意见建议，既减轻了行政工作压力，又有助于活跃思维、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行政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以上是对我数十年来在历史文化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中所走过的求真、创新、致用之路的概要梳理和总结，一方面旨在对此期间取得的些许成果略作归纳整理，以很好地反思其中的得与失，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和行政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另一方面，欲就自身微不足道的探索追求和从事学术研究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新人略作一些分享。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我萌发了将自己的研究所得结集出版的想法。收入本书中的文章，无论是已公开面世（有24 篇已公开发表），还是尚未发表的，除个别地方略作删节外，所有观点论述均保持写就时的原貌，未作任何改动。本书的最后一篇小文《秦人，关于秦岭的断想》，是我2011年6月为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秦岭文化地理书系》之一的《道汇长安·秦岭古道文化地理之旅》所写的书评，因其内容属于山水文化范畴，故收录之。假如这本小册子还能得到读者一瞥，或者有所启迪，我将深感欣慰。

由于受自身学术见识、研究水平、工作能力所限，书中必有不少错误与偏颇之处，诚请专家学者、读者给予严厉的诘驳、指正。

李颖科

2017年11月于西安

【注释】

[1]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