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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岛中部宽200英里，它的大部分具有几乎同样的宽度，但是，当向两端趋近时，它逐渐变窄。它的形状颇似新月，在它的两个尖角之间有海洋伸进，入口处宽11英里，并延伸成一个大海湾，海湾被周长约500英里的陆地包围，不受海风的侵袭。在海湾内没有大波大浪，整个海岸就像一个连接在一起的大港口，给予岛上所有居民巨大的通商便利，但是，海湾的入口处非常危险，有很多暗礁和浅滩。在海湾的中央有一块岩礁突出水面，因而容易被躲开。在岩礁上建有一座塔楼，楼内有卫戍部队驻守，其余的岩礁藏在水面下，因而非常危险。只有本地人知道该航道，因此，任何陌生人如果在没有本地人引路的情况下进入海湾，就会有遭遇船难的大危险，因为，如果不是海岸上的一些标志指引航向的话，甚至本地人自己也不能安全地通过它，并且，如果这些标志稍稍有一点偏离原方向，那么，任何一支舰队都有可能撞上暗礁，无论它多么强大，都一定会遇难。

在岛的另一边同样有许多海港，海岸的天然和人工防御十分坚固，以至于一小撮人就能阻挡一大群人的突袭。但是，他们说（有足够的遗迹证明其可信性）这里最初不是岛，而是大陆的一部分。征服它的乌托珀斯（它现在仍以这个征服者的名字命名，而它最初的名称是亚伯克塞）将粗犷的、未开化的居民领入很好的统治，领入较高程度的文明，以至于他们现在远远优越于所有其他的人们。在征服他们后，乌托珀斯企图使他们和大陆分离，并使海洋环绕他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下令开挖了一条15英里长的深水道。他不仅强迫本地居民还强迫他自己的士兵为这项工程的实施出苦力，以防止本地居民认为他把他们当奴隶对待。由于驱使大量的人干活，他出乎所有人意料地使该工程快速完工。那些起初嘲笑该工程是愚蠢之举的邻国人，一看到它竣工，就充满了佩服和畏惧之情。

乌托邦岛有54个城市，它们都很大，都建设得很好，有相同的风俗、习惯和法律，都被规划成其地基所允许的最相似的风格。城市之间最短的距离至少有24英里，最长的距离不超过一个人步行一天所能完成的里程。每个城市每年都要派3位最贤明的议院议员去一趟阿莫罗特城，目的是商议他们共同关心的事宜。阿莫罗特城是乌托邦的首都，邻近它的正中心，因而是最便于他们聚集的地方。每一个城市的管辖区域至少绵延20英里。城市向外延伸一点，拥有的土地就要增加很多，没有一个城市想要扩张它的领域，因为人们宁愿把他们自己当作佃农，而不愿当作地主。他们在乡间盖满了庄稼人的农房，造型美观，且配备了所有干农活必需的东西。居民被轮流从城市派往乡间，居住在那些农房里。每一个农村家庭的男女成员数不少于40，外加2个奴隶。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位男家长和一位女家长；每30个家庭有一位行政长官。

每年，这种家庭中有20位已在乡村待满2年的成员返回城镇，同时又有20人被从城镇派去填补他们的空缺，以便他们能向那些已在乡间待了一年的人学习农艺，就像他们必须教下一批从城镇到他们那里去的人一样。通过这种方式，住在农场的人永远也不会不懂农业，因而不会犯下可能导致他们陷入小麦短缺困境的重大错误。尽管每年都有这样的庄稼人轮换，以避免任何人被迫违心地遵从那种艰难的生活方式时间过长，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很喜欢它以至于希望将田园生活延长许多年。这些庄稼人耕地、养牲畜、伐木并通过陆路或水路（视哪种交通方式最方便而定）将木材运到城里。他们以一种非常奇异的方式繁殖了不计其数的小鸡，因为，不是由母鸡孵化小鸡，而是将许许多多的鸡蛋放入温和的、与母鸡的体温等温的人造热中孵化的，并且，小鸡一破壳而出，就能够四处走动，它们看起来把那些喂养它们的人当作母亲，并像其他小鸡顺从孵化它们的母鸡那样顺从他们。

他们饲养的马少之又少，但是，他们拥有的马儿非常剽悍，饲养它们的唯一目的是训练年轻人的骑马技能，他们不役使马儿干活，无论是犁地还是拉车，而将这些活交给牛来干。因为，尽管他们的马更强壮，但是，他们发现牛更有耐力；此外，牛不像马那样容易感染那么多的病，饲养牛的花费更低，麻烦也更少，甚至当它们衰老得不再适合干活时，它们到底还是好肉。他们种小麦的唯一目的是做面包，他们喝葡萄酒、苹果酒或梨酒，常饮水，有时，他们在煮水时加入当地盛产的蜂蜜或甘草。尽管他们确切地知道每个城市及其所有附属乡村需要多少小麦，但是，他们播种的小麦和饲养的牛大大超过他们的消费所需，他们将自己派不上用场的过剩部分赠送给他们的邻国。当他们需要任何乡间不出产的东西时，他们就去城镇取来，不需要带任何东西交换。并且，城镇的行政长官亲自监督那些东西被交到他们手中，因为，他们通常每个月都要选一个节假日在城镇碰一次头。当收割期到来时，乡村的行政长官派人去见城镇的行政长官，并让其知道他们需要多少人手来帮助收割，在他们需要的人手被派来后，他们共同在一天内迅速收割完所有的庄稼。

只要了解他们的一个城镇，就了解了他们所有的城镇，因为，除了地理位置不同外，它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差别。因此，我将描述其中的一个城镇，以阿莫罗特城为例最适合不过了，没有一个城镇比它更卓越，所有其他的城镇都屈居它之后，并且，他们的最高议会设在那里。因此，我对它的了解胜过对所有其他城镇的了解（我总共在那里生活了5年）。

它位于一座小山（更准确地说是凸起的地面）的一侧。它的形状几乎是正方形，一边几乎高耸至山顶，然后，它沿着一个2英里长的下坡奔向安妮德河，沿河岸的那一边稍宽一些。安妮德河的发源处比阿莫罗特城高80英里，起初是一个小泉，后来有其他的小溪汇入它，其中，有两条小溪比别的小溪更壮观。当它流经阿莫罗特城时，已扩展至半英里宽，但它仍然在不断地变宽，直到在该城的下游60英里处流入大海。在大海和城镇之间以及城镇上游几英里的河段内，每隔6小时发生一次汹涌的海水涨落。海水上涨约30英里，将河床占得很满以至于河里除了咸咸的海水外一无所有，淡水统统被它的力量逼退了。从该处往上有一段河床的水是略带盐分的，但是，再往上一点，在它流经城镇处，河水已没有咸味了。当潮水退落时，它在流入大海之前一直是淡水。河上架有一座桥，它不是木制的，而是用平滑的石头建造的，并且，它由许多雄伟的拱组成；它位于城镇离海最远因而航行畅通无阻的那一部分。

还有另一条河流经该城，尽管它不壮观，却流得很欢快，它发源于该城坐落其上的那座小山，并沿着它向下流入安妮德河。居民在该河的源头建造了防御工事，因而没有一点源泉流出城外。这样做的目的是，万一他们被包围，敌军不可能切断水流或使其改道，也不可能在水中投毒。他们通过陶管将水从那里输送到地势较低的街道，对城市里那些河水无法被输送到的地方，他们用大的贮水槽来蓄积雨水以满足其需要。城镇四周建有又高又厚的围墙，城墙上有许多塔和堡垒，还有一条又宽又深的干渠围绕城镇的三边，渠内铺有厚厚的荆棘，在城镇的第四边上是河流而不是干渠。街道便于所有的车辆行驶，且不受风沙侵袭。他们的建筑物美观大方，并且，它们统一得以至于街道的整个一边看起来像是一座房子。街道宽20英尺，所有的房子后面都有花园，花园很大，但被从四面八方面向街道的建筑物包围，因此，每座房子都既有一扇朝向街道的前门，又有一扇朝向花园的后门。他们的门都由两叶组成，既容易被打开，又能自动合上。他们中不存在私有财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进入任何一所房子。每十年末，他们都要以抽签的方式重新分配房子。

他们精心开发自己的花园，于是，花园里就有了葡萄树、水果、草和花，所有的植物都被细致地修剪和精心地照料，以至于我从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见过那样多果实而又美丽的花园。这种精心地料理花园的性情之所以被保持，不仅仅是由于他们乐在其中，也是几条街的居民相互竞争的结果，事实上，没有任何属于整个城镇的东西比花园更有益和赏心悦目的了。创立这个城镇的那个人似乎对他们花园的呵护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事物，因为，据他们说，城镇的整体布局最初是由乌托珀斯设计的，但他将所有属于城镇装饰和改善类的东西都留给他的后继者来添加，一个人是很难使之达到完美的。关于他们城镇和国家的历史记载被完好地保存着，包括1760年的情况。从这些记载看，他们的房子最初像农舍那样既矮小又简陋，是用各种木材建造的，外加泥墙和草棚。但现在，他们的房子有三层高，正面的表层是用石头、石膏或砖建造的，在墙的两面之间塞入废料。房顶是平的，并敷上灰泥，这些灰泥花不了两个钱，却能很好地防火，还能比铅板更好地抵挡风雨。他们擅制玻璃，用来做玻璃窗。他们也用薄薄的亚麻布做窗户，再涂上厚厚的油或树脂，因而既能挡风又能让光线自由地照进房间。

每30个家庭每年选出一位行政长官，这个官职旧称摄护格朗特，现称飞拉哈，并且，每10位摄护格朗特（连同其管理的家庭）有一位更高级别的行政长官，这个官职旧称特朗尼菩尔，现改称首席飞拉哈。所有的摄护格朗特（总计200名）从4位候选人中选举市长，候选人由城镇的4个区的居民提名，但是，选举开始前必须先宣誓，他们将选择自己认为最适合那个职位的人。他们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因此，每个人将其选票投给了谁，是不得而知的。市长是终身的，除非他因涉嫌图谋奴役人民而被赶下台。特朗尼菩尔每年重新选举，但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能够连任。他们的所有其他行政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特朗尼菩尔每隔3天碰一次头（如有必要，可以更频繁地碰头），并和市长一起商议一般性的公务或人民中有时可能产生的私人分歧（尽管很少发生）。总是有两位摄护格朗特被请入议院，但具体人选每天更换。他们的一条根本政治规则是，与公众有关的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三次议会（每次持续几天）讨论才能下结论。任何人如碰面并商议市政，就犯了死罪，除非它发生在他们的常规议会或全体人民的集会上。

他们做出这些规定，是为了防范市长和特朗尼菩尔共谋改变统治和奴役人民，因此，当着手处理任何重大事情时，都要将其传达给摄护格朗特，摄护格朗特在将其转达给他们管理的家庭并召开摄护格朗特会议讨论后，将决议报告给议院，在重大场合，议题被提交给整个岛的议会。在他们的议会中观察到的一个规则是，从不在某个议题被首次提出的那一天讨论它，而总是交付给下一次会议讨论，以避免人们轻率地和在讨论的热烈氛围中过快地提出建议，而这可能使他们偏离公正的立场，以至于他们考虑的可能不是公众利益而是为他们最初的观点辩护，并且，出于乖张和可笑的羞耻心，他们可能宁愿危及他们的国家而不愿危及自己的名声，或冒他们最初建议的权宜之计被怀疑缺乏远见的风险。因此，为了避免此类情形，他们采取措施确保他们的建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不是贸然提出的。

在乌托邦人中，农业知识得到了高度地普及，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不懂得它。从童年起，他们就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包括在学校学习和在实际操作中学习。他们经常被领到城镇四周的田地，在那里，他们不仅观看其他人干活，而且还亲自实习。除了农业普及外，每个人还拥有某种他专门从事的职业，如羊毛或亚麻加工、泥瓦工、金工或木工，在他们中，没有任何一类职业不受到极大的尊重。在全岛各地，他们穿同一类服装，除了区分男性和女性、已婚者和未婚者所必需的差别外，他们的着装没有任何其他差别。服装式样从不改变，它不仅美观大方，而且适合那里的气候，并为夏冬两季而设计。每一个家庭都为自己做衣服，但是，他们中所有人，包括男人和女人，都学习某种前面提到的职业。绝大部分女人从事羊毛和亚麻加工（这类职业与她们的柔弱相称），而将粗重的活留给男人们去做。一般地，子承父业，因为职业倾向常常一脉相承，但是，如果任何人的天赋与其父亲相异，他就被过继给从事他偏好的职业的家庭。在过继这类事上，不仅他的父亲小心谨慎，行政长官也同样如此，以便他能被过继给一位稳重的好人。如果一个人在学习了某种职业后还想学习另一种职业，那也是允许的，其管理方式与前面提到的相同。当他学习了两种职业后，他从事他最喜欢的职业，除非公众更需要另一种职业。

摄护格朗特主要也几乎是唯一的任务是注意别让任何人无所事事，要让每个人都勤勉地各司其职。然而，乌托邦人并不让从早到晚不停歇的努力工作将自己弄得疲惫不堪，就像他们是驮兽一样（这实际上是一种沉重的奴役，但是，除乌托邦人以外的世界各地的所有工匠几乎都过着这样的生活）。相反，他们将白天和黑夜划分为24个小时，将其中的6小时用于工作，午饭前工作3小时，午饭后再工作3小时，然后，他们吃晚饭，并在晚上8点上床睡8小时的觉。每天除工作、吃饭和睡觉占用的时间外，其余的时间留给每个人自行安排，但是，他们并不将这部分时间滥用于享乐和闲混，而必须按照各自的爱好将其用于某种适当的活动，其中，大部分人将其用于阅读。通常每天在天亮前有公共报告，除了那些被选出来做报告的人外，没有人有义务出席，但是，许许多多的人，包括各种身份的男人和女人，都会去听他们喜欢的某类报告。不过，如果其他一些天生不善沉思的人宁可将那段时间用于他们的职业，就像他们中许多人做的那样，那么，他们也不会受到干涉，而会被称赞为专心致志于为国家效力的人。晚饭后，他们花一小时于某种娱乐活动，夏天在他们的园子里、冬天在他们的饭厅里进行，在那里，他们一起听音乐或交谈。他们不会玩掷骰子游戏或任何诸如此类的愚蠢和有害的游戏，但是，他们玩两种类似于我们的象棋的游戏，一种游戏是在几个数字之间，一个数字吃掉另一个数字；另一种游戏类似于好人和坏人之间有趣的战斗，战斗的内容包括坏人中的内讧和其一致反对好人，还有某特定好人和坏人之间的特别对抗，以及坏人公开攻击或暗中袭击好人和好人抵抗坏人进攻的方法。但是，规定的劳动时间受到严密监督，否则，你也许会想象，既然只有6小时用于工作，他们可能遭受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但是，说6小时不足以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各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离事实如此遥远，以至于实际上6小时的工作时间相对太多了。如果你考虑到所有其他的国家有那么高比例的人无所事事，你就容易理解这一点了。

首先，一般而言，占人口1/2的妇女干的活少之又少，如果极少数妇女很勤劳，那么她们的丈夫一定很懒惰，加上一大批游手好闲的祭司和所谓的神职人员，再加上所有的富人，主要是那些拥有地产的、被称作贵族和绅士的人，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一道构成中看不中用的懒汉群体。此外，还有所有那些强壮的、健康的乞丐，他们四处游荡并以假装患有某种疾病作为乞讨的借口，将所有这些人的数目加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供给人类物质资料的劳动人口的数目，远远少于你可能想象的。其次，考虑一下，这些劳动者被雇佣到生产性岗位的人数是多么少，因为，用货币衡量一切的我们引出了许多无益和多余的、仅仅有助于支撑华丽和奢侈的职业。如果那些干活的人只被雇佣于生产那些为生活的便利所必需的物品，那么便利品的供给量就会大到导致价格下降到商人无法维持收支平衡的程度。如果所有那些生产无益物品的人被用于生产更有益的物品，如果所有那些将生命消耗于懒惰中的人（他们中每一位的消费量相当于两个劳动者的消费量）被强迫劳动，那么你就容易想象，一小部分时间就足以提供人们生活所必需或愉悦人们的一切物品，尤其是当享乐被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时。

这在乌托邦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那里的大城市及其周边的所有区域里，你很少能发现500个有劳动能力的男人或女人不劳动，甚至摄护格朗特（尽管法律免除了他们劳动的义务）也不逃避劳动，相反，他们勤勉地工作，以便通过他们的以身作则激发其他人的劳动热情。那些被祭司推荐给人们并通过摄护格朗特的不记名投票获得免于劳动特权的人也被免除劳动义务，以便他们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如果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辜负了人们最初对他们抱持的期望，他们会被强迫回去工作。有时，一位利用闲暇时间在学习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的技工会被解除当工匠的负担，并被归入学者之列。这些人是他们的大使、牧师、特朗尼菩尔和市长的人选，担任这些职务的人旧称巴桑，但现称阿德默斯。

鉴于他们中有很多既非无所事事也没有被雇佣到徒劳无益岗位的人，你很容易估计出在他们法定的6个工作小时内能生产出的物品是多么的多。但是，除了所有那些已被谈到的因素外，还要考虑到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即他们中必要的建筑物花费的劳力低于其他任何国家。我们的房屋建设和修缮使用很多人手，因为，一位奢侈的继承人常常使其父亲建造的房子遭受朽烂，结果，他必须花费高昂的费用修缮它，而他本来可以花费很少的费用好好保养它。常常发生这样的事，一个人花了一大笔钱建造一座房子，而另一个人却荒废它，因为他认为自己对建筑物有更高的审美能力，于是，他荒废它，并以同样高的成本另建造一座房子。但是，在乌托邦人中，所有的事情都受到合理的管理，使得人们很少在一块新的地基上建房。他们不仅及时修缮他们的房屋，而且还显示出在防止房屋朽烂方面的远见，结果，他们的建筑物保存的时间非常长，而花费的劳力又非常少，从而那些负责保修房屋的建筑工人除了伐木和削石以便为突发性的建房准备建筑材料外，常常找不到别的活干。

从他们的服装上可以观察到花费的劳力是多么的少，他们在劳动时穿皮衣，皮衣随意地套在他们身上，可以穿7年。当他们出现在公共场合时，他们穿一件外套，遮盖住里面的衣服，所有的外套都是同一种颜色，并且是羊毛的天然色。不仅他们对毛织品的需求少于其他任何地方，而且，他们利用羊毛的成本也更低。他们更多地使用亚麻布，而亚麻布的预处理所需的劳力更少。他们只以亚麻布的洁白或羊毛的干净作为评价布料质地的指标，并不怎么看重线的精细。尽管在其他地方，有少数人拥有四五件颜色各异的毛外套和同样多的丝质内衣，尽管那些更漂亮的人认为拥有十件衣服都嫌太少，但是，乌托邦的每个人都满足于拥有一套服装，并且，他们常常一套衣服要穿两年。那里也不存在任何能诱使一个人想要更多服装的因素，如果他拥有更多的服装，他既不会更暖和也不会变得更好看一点。他们每一个人都从事某种有益的劳动，而且都满足于拥有更少的物品，结果，在他们中，所有物品的供给都非常充裕，还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由于缺少其他可干的活，大批的人被派去修路。但是，当没有公共工程要完成时，工作时间就会缩短。行政长官从来不会让人们从事不必要的劳动，因为，他们的体制的主要目的是，根据公众的需要调节劳动，并允许所有的人拥有改善其精神世界所必需的时间，他们认为，这是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该向你们讲述乌托邦人的相互交往、贸易和物品的分配规则了。

他们的城市由家庭组成，与乡间的临时家庭不同，城市的家庭由那些相互有近亲关系的人构成。他们中的女人在长大成人后就要出嫁，但是，所有的男人，包括儿子和孙子，则仍然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服从他们共同的家长，除非他年老智衰，在那种情况下，按年龄排在他下一位的人将接替他的位置。但是，为避免任何城市变得太大或因任何灾难而出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他们做出了这样的规定，即任何城市容纳的家庭数（含城市周边的乡村容纳的家庭数）都不得超过6000。他们还规定，每个家庭的成员数都不得低于10或高于16，但是，对未成年的孩子的数目没有做出确切的规定。这条规定很容易被遵守，办法是，将生育更多的夫妇的一些孩子过继给其他任何没有这么多孩子的家庭。

同样，他们从人口繁殖更快的城市向其他人口增长没有这么快的城市输送人口，如果全岛各处的人口都出现了增长，他们就从几个城市抽出一定数目的市民，并将其送到邻近的大陆。如果他们发现某个邻近地区的居民拥有的土地量超过其能够很好地耕种的数量，他们就在那里建立殖民地，将当地居民纳入他们的社会，如果这些人愿意跟他们住在一起的话。在当地居民自愿加入的地方，他们很快融入乌托邦人的生活方式，遵守他们的规定，这被证明是两个国家的幸事，因为，根据他们的制度，土地得到精心地照料以至于它的产量足以供给两个国家，尽管它在开发前贫瘠得连一个国家都养不活。但是，如果当地居民拒绝遵守他们的法律，他们就将其驱逐出他们为自己划定的边界，并在他们抵抗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他们把这样一种情况当作是发动战争的非常正当的理由，即一个国家阻碍其他国家拥有一部分其闲置不用的、不加以开发的土地，因为，根据自然法，每个人都拥有对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一块荒地的权利。如果某次灾难导致他们任何一个城市的居民数锐减至无法由本岛的其他城市（在不使这些城市的人口数减少过多的前提下）补足的地步（据说，自从他们最初联合成一个国家以来，这种情形只出现过两次，是由瘟疫造成的），那么，损失的人口就通过从他们的殖民地召回所需数目的人口来补充，因为，他们宁愿放弃殖民地，而不愿使岛内的城市遭受人口的过度减少。

现在，让我们将话题转回到他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前面已经说过，每个家庭的最长者是其总管。妻子服从其丈夫，孩子服从其父母，总是年轻的服从年长的。每个城市都被划分成四个相等的部分，在每个城市的正中间，有一个集市，由几个家庭加工并带到集市上的物品被从那里运往指定的房子，物品在房子中被分门别类地摆放，每位父亲去那里取走任何他或他的家庭需要的物品，无需付款或留下任何东西作为交换。没有理由拒绝任何人，因为他们中有很充足的各类物品，不存在一个人索取超过其所需数量的风险，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激励，因为他们确信，他们随时都能获得需要的物品。任何一种动物变得贪婪或穷凶极恶，都可归因于对短缺的担忧，但是，就人类而言，除了对短缺的担忧，还有虚荣心在作怪，这种虚荣心使他们想象，在奢华方面超过其他人是一种特殊的荣耀。但是，根据乌托邦人的法律，那里没有虚荣的容身之地。在市中心的集市附近，还有其他一些各类物品的市场，在那里，不仅有植物、水果和面包，还有鱼、家禽和家畜。

还有一些位于他们的城市之外且靠近流水的地方被指定为宰杀牲畜并洗去其污物的地点，这些活由他们的奴隶干。他们不让其任何一位市民遭受宰杀牲畜之苦，因为，他们认为，同情和善良这些我们与生俱来的最美好的情感会受到屠杀动物的严重损害，他们也不允许任何肮脏或不洁之物被带入他们的城市，以免空气被可能损害他们健康的难闻气味污染。在每一条街道上，都有许多彼此间隔相等距离的大会馆，名称各异。每位摄护格朗特和其管理的30个家庭一起住在一座会馆里，15个家庭住在会馆的一侧，其余15个家庭住在另一侧，摄护格朗特住在30个家庭的上方。会馆的所有住户聚在一起用餐。他们的伙食管理员在指定的钟点去市场并按照会馆居住的人口数搬回所需的食物。但是，他们对病人比对其他任何人更为关心，病人们吃住在公共医院里。每个城市有4家医院，建在城墙外，医院很大以至于可能会被视为小镇，通过这种措施，如果城市中出现许多病人，他们可以方便地将病人安置在较远的地方，从而能将传染病人和其他人口隔离得很远，以至于能完全排除传染的危险。医院装备和储存有助于病人减轻痛苦和恢复健康的一切物品，住院病人得到体贴入微的照料，并得到技术娴熟的医生持续不断的护理，以至于在整个城镇中很少有人在生病时宁愿待在家里而不愿去医院，正像没有人是在违背其自身意愿的情况下被送进医院一样。

在医院的伙食管理员为病人取来医生开出的东西后，市场上剩下的最好的东西在各会馆间平等分配，与各会馆的人数成比例，只是，他们要首先满足市长、首席牧师、特朗尼菩尔、大使和陌生人（如果有的话，这种情况很少见，有装备良好的房子专用于在他们光临时接待）的需要。中餐和晚餐时间，摄护格朗特和他管辖的所有家庭的成员被喇叭声召集到一起，他们聚在一起进餐，只有住院或卧病在家的人例外。然而，在会馆用餐后，没有人被阻止从市场带食物回家，因为他们知道，任何人这样做必定有其正当的理由。尽管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在家进餐，但是，没有人愿意这样做，因为，在可以吃现成的丰盛饭菜的情况下，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给自己找在家准备拙劣饭菜的麻烦。会馆的所有脏活累活都由他们的奴隶干，但是，烹饪和收拾桌子的工作专属于妇女，每个家庭的所有妇女轮换着干。他们坐在三张或更多张（视人数而定）桌子边吃饭，男人们面墙而坐，女人们坐在另一边，这样安排的用意是，如果她们中任何一位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这种情况在孕妇中常常发生），就可以在不打扰其他人的情况下起身去保姆的房间。保姆在那里照料吃奶的孩子，那里随时备有干净的水、放婴儿的摇篮和火炉，在给婴儿穿衣服时，她们可以将火炉移到摇篮旁。

每个孩子都由其生母哺乳，除非她死亡或患病，在那种情况下，摄护格朗特的妻子会迅速找来一位奶妈。这不是什么难事，因为，任何一位有能力为别的孩子哺乳的妇女都乐意这样做，正如她们很有慈悲心一样，吃她们奶的孩子也把她们当母亲。所有五岁以下的孩子和奶妈坐在一起，其余的年轻男女在到适婚年龄前，要么侍候那些在桌前进餐的人，要么（由于还没强壮到能够服侍大人）安静地立在大人身边，并且，他们吃大人们赐给他们的食物，没有其他任何进餐礼节。摆在餐厅最前方的第一张桌子的正中坐着摄护格朗特和他的妻子，因为那是最高和最引人注目的席位。在摄护格朗特旁边，坐着两位最长者，因为总是四人成一组。如果那个摄护格朗特辖区内有寺庙，那么，牧师和他的妻子就和摄护格朗特一起坐在高于所有其他人的席位上。在他们下方，老人和年轻人混坐在一起，使得年轻人旁边不仅有其他年轻人，还有年长者。据他们说，这样安排席位是为了让老人的严肃和他们应有的威严抑制年轻人所有不得体的言谈举止。菜肴不是在一开始就端上所有的桌子，而是首先将最好的菜摆在年长者面前（年长者的座位与年轻人有区别），给年长者上完菜后，再给所有其他人端上同样的菜肴。老人将偶尔摆在他们面前的罕见菜肴分给年轻人，如果它们的量没有多到可以给所有的人各上一份的话。

可见，年长者受到特殊的敬重，然而，所有其他人生活得和他们一样好。午餐和晚餐都以向他们宣读某篇道德报告开始，报告较短以至于听者不会感到冗长乏味和不自在。从那时起，年长者趁机向坐在其身边的人就报告做一些有用并令人愉快的阐释，但是，他们并不独占进餐过程中的全部谈话，让年轻人插不上话，相反，他们让年轻人加入谈话，以便他们能通过那种自由的交谈方式发现每个人的精神力量并观察其性情。他们的午餐时间较短，但晚餐时间较长，因为他们在午餐后要去工作，而在晚餐后则是睡觉，他们认为，在睡眠中，胃消化食物更为有力。他们吃晚餐时必放音乐，在用完膳后，总会端上水果。当他们坐在桌边时，一些人烧香、喷香脂和香水。简而言之，他们不缺乏任何助兴的东西，他们以那种方式给予自己很大的享受，并使自己沉浸于所有无害的娱乐。这就是在城市中住在一起的人的进餐方式，但是，在乡间，人们居住的地方彼此相隔很远，因而每个人都在家里吃饭，没有任何一个家庭缺乏任何生活必需品，因为住在城市的人的生活必需品正是从他们那里运去的。

任何人如果想去其他城镇看望朋友或旅游观光，只要没有要求其留在家乡的特殊理由，就很容易得到摄护格朗特和特朗尼菩尔的批准。这样的旅行需要携带从市长那里领取的护照，它既证明他们获得了旅行的许可，又限制着他们的归期。他们坐牛拉车旅行，有一个奴隶负责驾牛和照料他们，但是，除非有妇女同行，牛拉车在到达旅行目的地后就会被作为多余的累赘打发回去。在旅行途中他们不携带任何食物，因为他们不缺乏任何东西，在任何地方都会受到像在家乡那样的款待。如果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超过一个晚上，每个人都要从事其专职的工作，并被他们的同行很好地使用。但是，任何人如果未经批准就擅自离开其所属的城市并被发现无护照地四处闲荡，就会受到严厉的对待，会被当作流亡者来惩罚，还会被失体面地遣送回乡，如果他再次犯同样的错误，就会被罚做奴隶。任何人如果只想在他自己的城市境内旅行，只要其父许可和其妻同意，他就可以自由地这样做。但是，当他进入任何一所乡间的房子时，如果他期望得到款待，就必须和主人一起干活并遵守规矩。如果他做到这些，就可以自由地在整个区域内走动，这样，他仍在为其所属的城市做贡献，就像他仍然置身其中一样。你们看到了，他们中没有任何懒人，也没有使任何人免于劳动的借口。他们没有小酒馆，没有啤酒馆，也没有酒鬼；更没有其他任何相互腐化、暗中勾结或拉帮结派的机会，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众目睽睽下，因而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干他们的日常工作并充分利用他们的空闲时间。这么有秩序的群体必定享有各种物品的极大丰富，并且，物品在他们中平均分配，没有人可能缺东少西或被迫乞讨为生。

每年在阿莫罗特城召开一次大会，每个城镇派三位代表参加。在会议中，他们检查哪些城市物产丰富，哪些城市物品短缺，以便后者能从前者处得到供给。这种供给是无偿的，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交换，因为，他们按照各自的充裕或短缺情况相互供给或被供给，整个岛事实上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庭。在这样照料他们的整个国家、贮备足以维持两年生活的物品以避免不利季节的恶劣后果后，他们将剩余的谷物、蜂蜜、羊毛、亚麻、木材、蜡、兽脂、皮革和牲畜出口。他们通常输出大量的这些产品给其他国家，他们将这些产品的1/7无偿赠送给这些国家的穷人，并以公道的价格出售剩余的部分。通过这种交换，他们不仅换回了他们国内需要的极少数产品（实际上，除了铁，他们几乎什么都不缺），而且换回了大量金银。由于他们开展这种贸易的时间较长，他们获得的金银已多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因此，现在他们不大在乎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是以延期付款的方式出售他们的商品。

现在，他们的金银大部分以债务合同的形式存在，但是，在他们的所有合同中，没有任何私人作为合约主体，而是以城市的名义缔结合同。欠他们钱的城市从欠该城市钱的私人手中收集欠款，将其存在城市的公共金库中或在乌托邦人索取前用于赚取利息。他们宁愿让最大部分钱留在能利用它的人手中，而不愿去收回。但是，如果他们发现其他任何邻国更需要钱，那么，他们就会收回它并借给这些邻国。每当他们卷入战争（这是他们的金银唯一能派上用场的时机），他们就自己利用它。在大困境或突发的事故中，他们花钱雇佣外国士兵，他们宁愿让外国人而不愿让本国人遭受危险。他们付给外国士兵高薪，清楚地知道钱甚至会对他们的敌人起作用，知道钱会诱使敌人们背叛自己的国家或至少抛弃它，知道钱是激起敌人之间相互猜忌的最佳手段。他们有不计其数的金银财宝可用于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他们不把它当财宝保存，而是挥霍到某种我几乎不敢说出来的程度，因为，我担心如果我说出来，你们会认为几乎不可置信。我担心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任何人的讲述都不可能轻易令我信服。

毫无疑问，任何事情对我们来说难以置信，都可归因于它与我们的习俗不同。但是，一个能够做出正确判断的人会毫不奇怪地发现，既然他们的体制与我们有如此大的差异，那么，他们对金银的评价就应当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标准来衡量。既然金钱对他们没有用，而是为应付很少发生的事件而储备，并且，在这种事件之间通常有很长的间隔期，那么，他们对金钱的评价自然不会超过它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与金钱的用途成比例。显而易见，他们必定宁要铁而不要金或银，因为，没有铁，如同没有火或水一样，人们就无法生存，但是，其他一些金属没有天然的用途，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人们因金银的稀缺而提高它们的价值是愚蠢之举；与此相反，乌托邦人认为，自然界像溺爱的父母一样将所有最好的东西（比如水和土壤）都慷慨地赐予了我们，而贮藏起来的都是既无用又无益的东西。

如果这些金属被贮存在王国的任何宝塔中，就会引起人们对国王和议会的猜忌，并产生那种愚蠢的不信任（人都有不信任的倾向），怀疑他们有意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来为自己牟私利。他们担心如果将金银加工成器皿或任何类别的餐具，人们可能会变得太喜欢它，以至于在战争使得用金银来酬劳他们的士兵成为必要时不愿让餐具被熔炼。为了避免所有这些不便，他们想出了一个计策，它与他们的其他政策一致，但与我们的政策迥然不同，几乎无法令我们这些看重并小心贮存黄金的人相信。他们吃饭和喝水用的是土制或玻璃器皿，尽管是用易碎的材料制成的，但外观却宜人，而他们的便壶和马桶却是用金银制成的，不仅在公共公馆中如此，在私人的房子中也一样。他们用同样的金属为他们的奴隶制造链条和脚镣，作为耻辱的标志，他们给一些奴隶挂上金耳环，给另一些奴隶戴上金链条或头箍。这样，他们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使金银成为低贱的象征。因此，尽管其他民族不情愿放弃他们的金银，以至于要他们放弃金银就像是有人要扯掉他们的肠子一样，但是，乌托邦人却把放弃其拥有的全部金银（当它们有任何用处时）仅仅看作是放弃微不足道的东西，换句话说，就像我们对失去一便士的感觉那样。他们在其海岸上发现珍珠，并在岩石上发现钻石和红榴石。他们不照看这类珠宝，但如果碰巧发现，就将它们磨亮，并用来装饰他们的孩子。孩子们喜欢宝石，并在他们的童年以拥有宝石为荣，但是，当他们长到一定年龄并发现只有孩子使用这些不值钱的装饰物时，不用父母吩咐，他们就会自动地将它们扔到一边，再长大些，他们还会对使用宝石感到非常羞耻，就像我们这里的孩子长到一定年龄会对玩木偶和其他玩具感到非常羞耻一样。

关于不同的风俗给人们留下完全相反印象的例子，我见过的最显著的例子发生在安尼蒙利安的大使身上，当我在阿莫罗特城时，他们来过那里。他们来处理重大的事情，因此有来自几个城市的代表聚在一起等候他们的到来。毗邻乌托邦的那些国家的大使知道他们的习俗，知道他们一点也不看重华丽的衣服，知道丝绸被蔑视，知道金子是耻辱的象征，因此，这些大使来访时通常穿着非常朴素。但是，安尼蒙利安人居住在距离阿莫罗特城更远的地方，与乌托邦人几乎没有过交往，听说他们的穿着质地粗糙、款式单一，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不拥有任何华丽的东西，于是，他们（与其说他们是明智之人，不如说他们是虚荣之人）决定将自己装饰得非常华丽以至于他们看起来就像上帝，并以他们的华丽冲击贫穷的乌托邦人的眼球。3位大使带着100名侍从入境，所有的人都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大部分人的衣服是丝质的，大使自己，作为他们国家的贵族，穿着金质衣服，戴着大而重的金项链、耳环和戒指，他们的帽子上镶满了一圈圈的珍珠和其他珠宝。总之，他们用所有那些在乌托邦人中作为奴隶的标志、耻辱的象征或孩子的玩物的东西来装饰自己。

一方面，看到他们在将自己的华丽服饰与一大批出来迎接的乌托邦人的朴素穿着进行比较时那种自鸣得意的样子，让人觉得很可笑；另一方面，观察到他们对这种华丽会给乌托邦人留下的印象的预期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也让人觉得很可笑。对所有那些从未离开过自己国家和从没见过其他国家的风俗的乌托邦人来说，这种场面显得如此滑稽，以至于尽管他们对那些穿着最寒酸的侍从表示敬意，就像他们是大使一样，但是，当他们见到浑身都是金子和链条的大使本人时，却视其为奴隶，不向他表示敬意。如果你们当时在场，就可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年龄大到足以蔑视玩具和扔掉宝石的孩子呼唤他们的母亲，轻轻地推她们，并嚷道：“你看那个戴着珍珠和宝石的大傻瓜，好像他还是个孩子似的。”而他们的母亲非常天真地答复道：“别嚷，我相信这是一位大使的小丑。”其他人批评他们链条的样式，并观察到它们毫无用处，因为，链条太纤细以至束缚不了他们的奴隶，奴隶们能轻易地扯断它们；此外，链条如此松地挂在身上以至于他们认为很容易取下从而摆脱束缚。

但是，大使们在他们那里待了一天，在他们的房子里看到庞大数量的金子（他们对金子的蔑视程度与金子在其他国家得到的崇拜程度相当），并看到一个奴隶的链条和脚镣的金银含量就超过了他们所有装饰品的金银总含量之后，他们的羽毛脱落了，他们对过去引以为荣的所有东西感到羞耻，并因而将之搁置一边。在他们通过与乌托邦人的自由交谈了解到其对这类东西的看法和乌托邦人的其他风俗后，他们当即做出这样的决定。乌托邦人不明白，既然一个人可以抬头看太阳或星星，为何还要戴如此多闪闪发光的珠宝或石头；或者，一个人为何会因他的衣料是用更精细的线织成的而自鸣得意，因为，无论线有多细，它原本不过是羊毛，并且，无论羊穿什么，羊还是羊。当他们听说像金子这样本身毫无用处的东西到处受到很高的崇拜，以至于使用金子并赋予金子价值的人甚至被认为不如这种金属宝贵时，他们感到非常惊讶。令他们惊奇的事情还有，一个笨得像根木头又坏透了的人，仅仅因为他有大量的那种金属，就可以让许多聪明善良的人来侍奉他。如果，由于某个偶然事件或法律把戏（有时，二者能导致同样大的变化），这类财富被全部从主人那里转移给他的整个家庭中最卑贱的仆人，主人自己就很快会成为那个获得财富的人的仆人之一，就像他是一个隶属于他的财富的东西从而有义务跟着财富走一样。但是，更让他们惊讶和憎恶的是另一些人的蠢行，这些人看到一个富人时，尽管他们既不欠他任何东西也不在任何形式上依赖其施恩，却仅仅因为他有钱而给予他至高的敬意，即使他们知道他贪婪和卑鄙以至于不管他多么有钱，只要他活着，他就不会分一丁点儿钱给他们。

乌托邦人持有的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观念，部分源自他们的教育（他们生长在一个风俗和法令与所有那些愚蠢的格言相抵触的国家），部分源自他们的学习和研究，因为，尽管任何城市都仅有极少数人被完全免除劳动的义务从而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只有那些从童年起就展示出非凡的读写才能和倾向的人才享有此特权），但是，他们的孩子和大部分国民（包括男人和女人）都被教导将法定工作小时以外的时间用于阅读，并且他们终生这样做。他们所有的读物都是用自己的语言撰写的，那是一种既丰富又流畅的语言，一个人可以用它来充分表达其思想感情。这种语言被传播到广袤土地上的许许多多国家，但是，它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同等的纯正。尽管在我们去他们那里之前，他们甚至从没听说过任何一位在我们这边十分著名的哲学家的名字，然而，他们在音乐、逻辑、算术和几何领域却有过与希腊相同的发现。事实上，他们不仅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与古老的哲学家旗鼓相当，而且远胜过我们的现代逻辑学者，因为，他们还从未遭受过我们的年轻人被迫在我们这边的无聊的逻辑学校学习的那种苛刻的精确。他们远离愚蠢无聊的幻想，以至于当我们对他们谈起既与所有特定的人有共性（尽管我们向他们解释，某个特定的人就是某个我们能用手指着的东西，他们中却没有一个人能领会）却又区别于每一个人的抽象的人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明白我们的意思，就像这个抽象的人是某个传说中的巨人一样。

尽管他们对这些空洞的概念一无所知，但他们懂天文学，并通晓天体的运行，他们还有许多用来精确地计算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轨道和位置的精密设备，但是，对于借观察星象来推断吉凶的骗术，他们连想都不曾想过。在大量观察的基础上，他们获得了一种判断天气的特殊智慧，借此，他们预测何时可能下雨、刮风或出现大气的其他变化。但是，他们在这些事物的原理、海水咸和涨落潮的原因以及天地的起源和性质等问题上存在争论，他们不仅有一些与我们的先哲相同的观点，还提出了一些新的假说，这些假说不仅与我们的先哲不同，而且他们自己内部也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达成了一致意见。

至于道德哲学，也存在与我们这边相同的争论，他们探讨什么是对身心有益的，是否有任何外在的事物可以被称作真正的美德，或者，是否美德这个术语仅仅属于灵魂的禀赋。同样，他们探究美德和快乐的本质，但是，他们最主要的争论涉及人类的幸福：幸福在于什么？是在于某一事物呢，还是许许多多事物？实际上，他们似乎更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的幸福最主要的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在于快乐，看似更奇异的是，他们甚至利用宗教中的论证（不管其严厉和苛刻）来支持偏爱快乐的观点，他们每次争论与幸福有关的问题，都会从宗教教义以及自然法则中援引一些论据，因为，他们认为，缺少了宗教教义，对幸福的所有探究都必定流于猜测和偏颇。

他们的宗教教义是，人的灵魂是不灭的；根据仁慈的上帝的设计，灵魂将会是幸福的；上帝为今生的行为设定了来生的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尽管他们传承这些宗教教义是通过传统，但他们认为，甚至教义本身就使人们决定相信和认同它们，并且，他们坦率地承认，如果这些教义被带走，没有任何人会愚钝得不去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合法的或非法的）追求快乐。需要告诫人们的仅仅是，不要因贪图较少的快乐而失去较多的快乐，不要因贪图一时的快乐而招致随后的许多痛楚。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在没有获得任何奖赏的期望的情况下，追求德行这种既痛苦又困难的东西，不仅放弃人生的快乐，还甘愿承受许多痛苦和烦恼，是世界上最疯狂的事情。如果没有任何被期望在死后得到的东西，那么，对一个不仅没有快乐而且痛苦地度过其整个一生的人，还可能有什么样的奖励呢？但是，他们不把幸福寄托于所有类别的快乐，而仅仅寄托于那些具有善良和诚实属性的快乐。

他们中存在一个把幸福寄托于纯粹美德的团体，其他人认为，我们的本性被美德引向幸福，这是人类最主要的善。他们对美德的定义是，美德就是按照本性生活。他们认为，上帝就是为了那个目的而创造我们的；他们相信，当一个人按照理性的指示追求或避免某些东西时，他就是在遵从本性的命令；同时认为，理性的第一道命令是激发我们对上帝的爱和敬，我们拥有和能够期望的一切都归功于上帝。然后，理性命令我们竭尽所能摆脱愤怒并保持快乐的心境，并命令我们将自己看作受到“尽最大努力去帮助促进其他所有人的幸福”这一善良本性和人道的约束。从来不存在任何严苛地追求美德并与快乐为敌的人，以至于尽管他制定使人类遭受许多劳苦、守夜（做通宵祈祷）和其他困苦的严苛规则，却同时劝告他们做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以缓和痛苦；也不存在任何不具有友善倾向的人。由此，他们推断，如果一个人应该促进其他人的福利和舒适，那么，就没有任何德行比缓和其他人的痛苦、解除他们的烦恼和忧虑、为他们提供生活的舒适（快乐在于此）更为我们的本性所固有，本性引导他们做这一切，要比引导他们做其他善事有力得多。

如果快乐的人生是真正的灾祸，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帮助其他人追求它，相反，我们应该尽力阻止他们追求它，就像避免最有害和最致命的事物那样，但是，如果快乐的人生是好事，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帮助其他人得到它，既然这样，为什么一个人不应该从帮助自己做起呢？因为，没有任何人有义务更多地照顾他人的幸福而不是自己的幸福，本性不可能指导我们对其他人友善，也不可能指导我们对自己残酷。这样，正如他们将美德定义为按照本性生活一样，他们也想象本性驱使所有的人追求快乐，把快乐当作他们所做的一切的目的。他们也观察到，为了支撑人生的快乐，自然使我们进化出成为社会一部分的倾向，因为，没有任何人被抬到比其他人高如此多的位置，以至于成为唯一最受自然宠爱的人，相反，自然似乎已将所有属于同一物种的生物安置在同一位置。由此，他们推断，没有任何人急切地追求自己的便利以至于损害其他人的便利；他们认为，不仅所有私人间的协议应该被遵守，并且，所有关于如何分配生活便利品（它们是我们的全部快乐的基础）的正当法律都应该被遵守，这些法律要么是正直的国王以正当的形式颁布的，要么是民众在既没有被暴力胁迫也没有被诡计误导的情况下一致同意的。

他们认为，一个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这证明他确实是理性的。至于宁可追求公共利益也不追求私人利益，他们视之为虔诚。但是，他们也认为，一个人以夺取另一个人的快乐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快乐是不正当的；反之，他们认为，一个人为其他人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利益是慈善的灵魂的标志，借此，慈善的人通过某种途径获得与他放弃的快乐同样多的快乐，因为，不仅轮到他需要帮助时，他可以期望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帮助，并且，即便他的期望落空，意识到自己做了善事并回想起那些受他恩惠的人对他的爱戴和感激给精神带来的快乐，比肉体可以在其放弃的东西中得到的快乐更多。他们还相信，上帝会用大的和无尽的快乐补偿失去的那些小快乐，宗教容易使一个善良的灵魂确信这一点。

因此，通过探究问题的各个方面，他们认为：我们的所有行为，甚至包括我们的所有德行，都以快乐为终极目标，快乐是我们最主要和最大的幸福。他们把本性教导我们喜欢的一切身体、精神的活动或状态都称作快乐。因此，他们审慎地将快乐界定为本性将我们引向的那些欲望，因为他们认为，本性将我们引向的嗜好，仅限于那些理性和感性将我们载往的、不会损害其他任何人、不会失去更大的快乐和引发任何后续麻烦的嗜好。至于那些人们愚蠢地（尽管是常见的错误）称作快乐（仿佛他们能够像改变用词那样容易地改变事物的本性）的嗜好，他们却视之为大大地阻碍而不是促进他们真正幸福的东西，因为，人们一旦因错误的快乐观而对这些东西着迷，它们就会彻底地控制他们的心智，以至于没有任何余地留给更真更纯的快乐。

有许多东西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含有任何真正令人快乐的东西，相反，它们本身含有大量苦涩。然而，由于我们对被禁止的东西的乖张欲望，我们不仅将它们归入快乐之列，甚至还将它们当作最伟大的人生设计。乌托邦人将我前面提到的认为自己因拥有漂亮衣服而更快乐的人，归入追求这些成人快乐的人之列。他们认为，这些人犯了双重错误，一方面，他们对其服装的看法错了；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也错了。因为，如果你考虑服装的功用，为什么细线应该被看作比粗线更好呢？然而，这些人却自以为拥有某些超越其他人的真正优势，不将它们完全归于自己的错误。因此，他们看起来自高自大，似乎想象自己更有价值，想象他们因昂贵的服装而应受到尊重（假如他们穿着更寒酸，他们就不会这样自以为是）。如果没有受到尊重，他们甚至会愤慨，就像受到了侮辱一样。在乎外部的尊重同样表示愚蠢至极，那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一个人能从另一个人的脱帽或屈膝中得到什么真正的快乐呢？弯下另一个人的膝盖能减轻你膝盖的疼痛吗？另一个人的脑袋露出来能治愈你的精神错乱吗？但是，你们会不可思议地看到这种错误的快乐观是怎样地蛊惑许许多多以高贵和出身豪门的幻觉为乐的人，因为这就是目前构成高贵的全部东西，即便他们的父母没有留下任何财产给他们，或他们自己已将继承的财产挥霍一空，他们也不认为会对自己的高贵造成一丝一毫的损害。

乌托邦人对这样一些人的看法同样的糟，这些人看重珍珠和宝石，如果他们买得起很不同寻常的一颗珠宝，尤其是如果它属于当时最抢手的那类，他们会将其视为仅次于极乐的快乐。因为，同一类珠宝不是在所有的时期和地方都具有相同的价值，并且，除非将它从金镶座上卸下来，然后，让珠宝商提供质量保证并庄严地发誓说石头是真的，以确保不可能买到以假充真的石头，人们是不会购买它的。但是，如果你检查它，你的眼睛不能发现假石头和真石头之间的任何区别，它们对你来说是完全无差异的，就像你是一个瞎子一样。或者，有些人蓄积一堆无用的财富，并不是为了使用它，而仅仅是为了看着它高兴，可以认为他们因此享受到任何真正的快乐吗？他们得到的仅仅是快乐的幻影而已。那些所犯错误稍有不同、出于对失去财富的恐惧而隐藏它的人和前面那类人一样愚昧，因为，将财富埋在土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将它放回土里，从而阻止它对其所有者或其他人派上用场，这不是快乐的幻影又是什么呢？然而，已小心地将它藏匿起来的所有者却很开心，因为他现在确信自己拥有它。如果这些财富被偷走，而它的所有者在它被盗后十年的时间里对其一无所知，他就会发现，拥有它或失去它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它对他都同样无用。

他们将嗜好狩猎、打鸟或赌博的人统统归入愚蠢的快乐追求者之列，这些人的疯狂，他们只是有所耳闻，因为他们中不存在任何这样的娱乐。但是，他们问过我们，人们能从掷骰子中得到何种快乐？因为他们认为，即使掷骰子中存在任何快乐，经常性地玩这种游戏也会使人对它餍足。还有，一个人能从听狗的吠嗥声（与其说它悦耳，不如说它可憎）中得到什么快乐？他们也不能理解，看狗追兔的快乐怎么会多于看一只狗追另一只狗的快乐。如果看它们跑是令人快乐之事，那么，你的眼睛就会在这两种情景中得到同样的享受，因为，在它们中跑是相同的。但是，如果快乐在于看兔被狗咬死和撕烂，这就更难以理喻，因为一只虚弱、无害和恐惧的野兔被强壮、凶猛和残忍的狼狗吞食，本应该激起人们的同情。因此，在乌托邦人中，所有的狩猎工作都被移交给他们的屠夫，并且，正如前面已说过的那样，屠夫都是由奴隶来充当的。他们把狩猎看作是屠夫工作中最卑贱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将杀那些对人类必需和有用的野兽看作是更有益和更体面的工作，而厮杀这样弱小和可怜的动物只可能吸引抱有错误快乐观的猎人，他从中能得到的仅仅是小小的优越感。他们将对流血（哪怕是动物的血）的热望看作是心灵已蜕变得残忍的标志，至少，通过频繁地回到如此野蛮的快乐，心灵必定退化至残忍。

因此，尽管人类中的乌合之众将这些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具有同样性质的东西视为快乐，但乌托邦人却观察到它们中不具有任何真正令人快乐的东西，从而认为它们不属于快乐之列。因为，尽管这些东西可能创造某种感官上的刺激（这似乎是真实的快乐观），但是，他们想象，这种感觉并不是由这些东西本身产生的，而是由堕落的风俗引起的。这种风俗可能损害一个人的味觉以至于苦的东西可能被视为甜品，就像孕妇认为松脂或兽脂比蜂蜜更甜一样，但是，正如一个人的味觉被疾病或某种坏习惯损坏不会改变其他东西的性质一样，它也不会改变快乐的性质。

他们将几类快乐视为真正的快乐，其中一些属于肉体上的，另一些属于精神上的。精神上的快乐在于知识，在于那种对真理的思索所携带的快乐，此外，还有对度过的好日子的愉快回忆以及对未来幸福的可靠预期。他们将肉体上的快乐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正愉悦我们感官的东西，当通过吃喝恢复体力和为身体充电时；当排泄的要求被满足时；当我们被解除突发的疼痛或那种因自然为将我们引向物种的繁殖而明智地赋予的欲望而产生的痛苦时，我们的肉体就感受到这种快乐。还有一种快乐，它既不产生于我们得到身体所需要的东西，也不产生于身体被解除多余的负荷，而是通过一种隐蔽的、看不见的魔力影响感官、激发情感并使心灵变得豁达，这就是产生于音乐的快乐。另一类肉体上的快乐产生于舒适和充满活力的体质，这时，生命和活跃的精神似乎将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发动起来。这种在被彻底解除所有苦恼之时出现的充满活力的健康状态，其本身就能给予人内在的快乐，独立于所有外在的令人快乐的东西。尽管这种快乐对我们的影响和对我们的感官的作用不如另一些有力，但是，它可以被视为所有快乐中最重要的快乐，并且，几乎所有的乌托邦人都认为它是所有其他生命之乐的基础，因为单单它就使得生命达到舒适和令人满意的状态，事实上，缺少它一个人就不能得到其他任何快乐。如果痛苦的解除并非建立在完美的健康基础上，那么，他们就视之为愚钝状态，而不是快乐状态。

在乌托邦人中，这个主题被非常严密地考察过，他们讨论过，坚实而全面的健康能否被称作快乐？一些人曾认为，除了被体内某种可感觉到的运动激起的东西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快乐。但是，这种观点在很久以前就被他们否决了。他们现在几乎一致同意，健康是所有肉体快乐中最重要的快乐。患病的痛苦与快乐的性质相反，正如生病本身与健康的性质相反一样，反之，健康与快乐相伴相随，如果任何人说，生病实际上不是痛苦，而只是携带痛苦，那么，他们就会视之为一种并不改变事物本质的诡辩。在他们看来，无论说健康本身是快乐，还是说它产生快乐，实质上都是一回事，就像火与热的关系一样，这样，所有那些全身健康的人从享受健康中获得真正的快乐就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是这样推理的，除了在一个人身体虚弱时，用食物来帮助其赶走饥饿从而恢复先前的活力外，吃还能带来其他任何快乐吗？这样恢复活力后，身体就从那种斗争中获得了快乐，如果这种斗争是快乐，获胜就一定会产生更大的快乐，除非我们想象，一旦得到他追求的东西，他就变得愚钝，从而既不知道他自己的福祉也不因之而喜悦。如果有人说健康不能被感觉到，他们绝对会否定之，因为，身体健康却在醒着时感觉不到它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存在任何如此愚钝以至于不承认他从健康中感觉到高兴的人吗？高兴不是快乐的别名又是什么呢？

但是，他们认为在所有的快乐中，最有价值的是精神上的快乐，其中，最重要的是产生于真正的美德和良知的快乐。他们将健康视为身体上的最重要快乐，因为，他们认为，吃喝之乐和所有其他快感只有局限在给予或维持健康的范围内才是合意的。但是，除了抵抗那些我们天生的虚弱仍然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作用外，它们本身并不令人快乐，因为，正像一个理性的人宁愿避免生病而不愿服药、宁愿被免除痛苦而不愿通过治疗缓和痛苦一样，不需要这种类型的快乐比被迫满足它更令人向往。如果任何人想象在这些享乐中有真正的幸福，那么，他就必须承认，如果他将他的生命领入无休止的饥、渴、痒，从而进入无休止的吃、喝和搔痒，他就是所有人中最幸福的人，任何人都很容易明白，这是一种既卑贱又可怜的生命状态。事实上，这些是最低层次的快乐，也是最不纯粹的快乐，因为，除了它们与痛苦混合在一起之时外，我们永远不可能喜欢它们。饥饿的痛苦必定给予我们吃的快乐，这里，痛苦比快乐重要，痛苦更剧烈，也持续得更久，它不仅先于快乐出现，而且，它不终止则已，一终止则必定和熄灭它的快乐一道终止，也就是说，它们一起消失。

因此，他们认为，对这些肉体快乐中任何一种的看重都不应超过一丝一毫必要的程度，但是，他们喜欢这些快乐，以应有的感激承认伟大的造物主的仁慈，他赋予我们欲望，从而使得那些为我们的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同样成为令我们快乐的东西。因为，如果这些日常的饥渴病要用我们在患那些很少在我们身上发作的疾病时必须服用的苦药来祛除，那么，生命该有多可悲？因此，这些快乐，就像自然赋予我们的真正礼物一样，维持着我们身体的力量和活泼。

他们也用其他愉悦其眼、耳和鼻孔的东西来娱乐自己，它们似乎是大自然特别为人类选出的为生命增添乐趣的东西，因为，没有其他任何动物欣赏宇宙的姿态和美丽，不因闻到除食物气味之外的其他气味而兴奋，也领悟不到声音的和谐或不和谐。但是，在所有的快乐中，他们注意不因较小的快乐而失去较大的快乐，避开滋生痛苦的快乐，他们认为，痛苦总是跟随不正当的快乐而来。但是，他们认为，有些行为是非理性的，比如，一个人耗尽容颜的美丽或身体的活力，因懒散而腐化身体的活力，或因禁食而糟蹋它，使体质变弱和拒绝生命的其他快乐，除非他能通过放弃自己的满足为公众效力或促进其他人的幸福，并期望从上帝那里得到更大的回报。因此，他们视这样的生活方式为精神自虐（亦即，一个人为了美德的幻影或者为了使自己有能力忍耐那些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不幸而折磨自己）或对造物主不存感恩之心（亦即，我们不愿感激造物主的恩惠从而拒绝他所有的恩泽）的标志。

这就是他们的美德与快乐观，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理性能将他载往更适宜的美德与快乐观，除非来自上天的某个发现激发他产生更高尚的观念。我至今还没有空检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对是错，我也不认为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我的任务仅仅是向你们描述他们的体制，而不是为他们的所有信条辩护。我确信，无论如何评说他们的观念，在整个世界中都不存在比他们更好的民族或更幸福的治理，他们的身体充满活力，尽管他们只是中等身材，他们的土地不是世界上最富饶的，他们的空气也不是世界上最纯净的，但是，他们通过有节制的生活方式有效地抵御空气对健康的危害，通过勤劳有效地耕耘他们的土地，以至于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的粮食和牲畜的产量比他们更高，也没有任何地方的居民比他们更健康或更少生病。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庄稼人使用各种技术来施肥和改良劣质土地，看到他们将整片树林连根拔起并在其他以前没有任何树的地方种植一片新的。

主要是为了运输的方便，他们的树林要么在城市附近，要么生长在大海或一些河流的岸上以便能通过水路运到城市，因为，通过陆路运输木材（无论距离的长短）是一项比运输粮食困难得多的工作。乌托邦人是勤劳和爱学习的，也是快活和令人愉快的，假如有必要，没有人不能忍耐更多的劳动，除非在那种情况下，他们热爱自己的悠闲。他们对知识的追求永无止境。当我们向他们略微透露希腊人的学问和学科时（我们只向他们传授与希腊人有关的知识，因为，我们知道，在罗马人中，除了历史学家和诗人外，不存在任何他们会看重的东西），我们惊奇地发现他们热切地希望学习希腊语。我们开始读一点儿希腊文给他们听，与其说是出于对他们能从中吸取长处的希冀，不如说是顺从他们的殷切要求。但是，在试讲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他们的进步很大，以至于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劳动可能会取得超出意料的成效。他们学会了准确地写希腊字母和发希腊语的音，他们有敏锐的理解力，将希腊语记得十分准，在运用希腊语方面也很娴熟和正确，以至于如果我们教的大部分学生不是既具有特殊才能又处在学习的黄金年龄的人，那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奇迹。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通过最高议会从他们的学者中挑选出来的，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自发地来学习的。在三年的时间里，他们成为了希腊语的精通者，从而能准确理解希腊人的最佳作品。事实上，我倾向于认为，他们学习希腊语较为容易，因为希腊语与他们的语言比较接近。我相信，他们曾经是希腊人的殖民地，尽管他们的语言更接近波斯语，但他们保留了许多源自希腊语的城市和行政长官的名称。

当我进行第四次航海时，我碰巧随身携带着许多书，而不是商品。因为，我是远离很快返回的想法，以至于甚至打算永不返回，并且，我把书全部给了他们，包括许多柏拉图的著作和一些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我也有西奥弗拉斯图斯^[1]的《植物学》，遗憾的是这本书残缺不全，当我们在海上时，由于粗心大意地将它放在一边，结果一只猴子抓住它并撕毁了许多页。除了拉斯卡里的语法书，他们没有其他任何语法书，因为我没有带狄奥多的语法书；除了黑西基阿斯和代俄斯科里提斯的词典，他们没有其他任何词典。他们非常尊敬普卢塔克并非常喜欢琉善的机智以及他的作品的趣味性。至于诗集，他们有亚里斯多芬、荷马、幼里披底斯和索福克里斯的阿尔德版本；就历史学家而言，他们有修昔得底斯、希罗多德和赫罗提安。我的一位航海同伴特里西阿斯·阿彼奈德碰巧随身带着希波革拉底的一些著作以及伽蓝的《小技术》，他们对这些书的评价非常高。因为，尽管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像他们那样几乎不需要医药，但却没有任何国家像他们那样尊重医学。他们认为，这方面的知识是哲学中最令人愉快和最有益的部分，他们不仅借助它探究自然界的奥秘，还发现这门学问非常令人愉快，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造物主非常认可的。想象一下，正如造物主（类似于人类中奇异机器的发明者）将宇宙这个大机器暴露于唯一有能力想象宇宙的生物的视野中一样，造物主对一位敬重他的杰作且严谨而好奇的观察者的认可，要比对一位平凡的、像没有推理能力的动物一样以迟钝和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的眼光观看这幅壮丽景象的人的认可高得多。

乌托邦人的头脑，在被对学识的热爱包围起来后，擅长发现一切有必要进行改进的技术。他们将两类技术归功于我们，即造纸和印刷术，但实际上，他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并非完全是从我们这里学到的，其中的大部分是他们自己发明的。我们拿一些阿尔德印的书给他们看，并向他们解释造纸方法和印刷的奥秘，但是，由于我们从未实践过这些技术，我们的描述是非常粗糙和肤浅的。他们抓住我们给的提示，尽管最初不能够达到完美，但是通过进行许多试验，他们最终发现并纠正了所有缺陷，并攻克了所有的难题。在此之前，他们只在羊皮纸、芦苇和树皮上写字，但现在他们已建立了造纸厂，并安装了印刷机，因此，他们只要有一定数量的希腊作品，就很快会得到许多这些作品的拷贝。现在，尽管他们仅仅有我前面提到的那些书，但是，通过几次印刷，他们将其扩大到了成千上万本。

任何一位有特殊才能或通过旅游观察过许多国家的风俗（这使我们很受他们的欢迎）的人去他们那里，都会受到由衷的欢迎，因为他们非常渴望知道整个世界的状况。很少有人为贸易的缘故去他们那里，因为一个人能够带给他们的商品只有铁、金或银，而这些东西是商人们宁愿从一个陌生的国家带走而不愿带入的。至于他们的出口，他们认为自己经营比委托给外国人更好，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邻国的状况，还可以保持航海技能的娴熟（这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践才能被保持）。

他们不奴役战争中的俘虏，那些好斗的人除外；他们也不奴役其奴隶的儿子和其他国家的奴隶，他们中的奴隶仅仅是那些因犯罪而被判处那种生活状态的人，或那些他们的商人在其做生意的国度发现的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时他们以低价赎买，而在另一些地方，则可以不花分文地领走），后一种情况更为常见。这些奴隶持续劳动，并总是带着锁链，有所区别的是，他们本国的奴隶比其他国家的奴隶受到更严厉的对待，被视为比其他国家的奴隶更放荡。因为，既然如此优越的教育未能对他们起到管束作用，他们就应受到更严厉的对待。另一类奴隶是邻国的穷人，主动要求过来为他们效力。他们对这些人更好，除了有义务从事更多的劳动（对于那些已习惯于做苦力的人来说，完成这一劳动量一点也不困难）外，其他方面的所有待遇都和本国的农民一样好。如果其中有任何人想要回自己的国家去（这实际上很少发生），他们不仅不会被迫留下来，还不会两手空空地回国。

我已告诉过你们，他们十分细心地照料他们的病人，以至于没有任何有助于减轻病痛或恢复健康的办法未付诸实施，对于那些患上顽固的、无法治愈的疾病的人，他们会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去关怀，使其生活尽可能地舒适。他们经常看望病人，煞费苦心地使病人的日子过得容易一些，但是，当任何人久病不愈、痛楚不堪以至于没有治愈或缓和的希望时，牧师和行政长官就会来劝告他们，既然他们现在不能继续履行人生职责，成了自己和身边所有人的负担，实际上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既然只能痛苦地活着，就不应继续供养这样根深蒂固的瘟病，而应选择死亡，并使他们确信，如果他们将自己从痛楚中解脱出来，或者愿意别人帮助其了结痛苦，就会在死后获得幸福。乌托邦人认为，既然通过这样做，苟延残喘的病人没有失去任何生命的快乐，而只是摆脱了生命的苦恼，那么，这种行为就不仅合乎理性，而且与宗教和虔信相一致，因为他们遵从的是作为上帝意志代言人的牧师的劝告。这些说服导致的结果是，要么自动饿死，要么服鸦片无痛苦地死去。但是，没有人被强迫结束生命，如果他们不能被说服，也不会导致其他人中断对他们的照料。但是，如果任何人在未经牧师和议会批准的情况下夺去自己的生命，那么，他不会被给予任何体面葬礼的荣誉，他的尸体会被扔进沟里，正如他们相信遵从牧师的劝告选择自愿死亡非常光荣一样。

乌托邦人的女性不在18岁之前出嫁，他们的男性也不在22岁之前成家。他们中的任何人如果发生被禁止的婚前性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并被剥夺结婚的权利，除非能从市长那里得到特许。发生这种不守分行为的家庭的男家长和女家长也会因失职而大受责备。之所以严惩这种行为，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对他们所有放荡的欲望加以严格管束，就没有几个人愿意进入以其整个一生的安宁做赌注、被限定于一个配偶、有义务忍耐一切与配偶一起生活之不便的状态。

他们在选择妻子方面使用一种在我们看来非常荒唐和可笑的办法，但是，他们持续遵循它，并认为它与理性完全一致。在结婚前，某位庄重的已婚妇女将裸体的新娘（无论她是未婚女子还是寡妇）展示给新郎看，然后，某位庄重的男人将裸体的新郎展示给新娘看。我们确实既嘲笑这一仪式，又谴责它非常不体面。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惊讶于所有其他国家人的蠢行，这些人仅仅是买一匹值不了几个钱的马，都要小心翼翼地检查它的每一部分，摘去马鞍和马身上的其他装备，以确保这些装备下面没有隐藏着任何缺陷，但是，一个男人在选择对其余生幸福与否起决定性作用的妻子时，却不顾信托的风险，只查看巴掌大的一张脸，身体的其余部分被衣服掩盖了，而在衣服下面可能藏着传染性和令人作呕的东西。所有男人都不会理性到仅仅因一个女人的好品质而选中她的程度，理性的男人甚至认为，身体能为心灵增添很多光彩。毫无疑问，衣服下可能藏着足以导致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完全疏离的缺陷，而等到婚后发现时，已因太迟而不能分手了。如果在婚后发现这样的缺陷，男人除了忍受外别无他法，因此，他们认为，采取有效的措施防范这种有害的欺骗是合乎理性的。

他们作出这样的规定还基于许多别的理由，因为他们是唯一既不允许重婚也不允许离婚（通奸或难以忍受的乖僻例外）的民族。在例外的情形下，由议会解除婚姻关系，批准受伤害的一方再婚，但是，有过失的一方会被弄得声名狼藉，并永远不得再婚。没有人被容许因降临在其妻子身上的任何大灾难而违背其意愿地抛弃她，因为，他们认为，当婚姻关系中的任何一方最需要另一方的体贴时（主要是在年老多病时），后者却抛弃前者是高度的残忍和背叛。但是，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当夫妇双方性格不合时，他们在相互同意的基础上分手，并找到其他可望与其共同生活得更幸福的人。然而，未经议会允许，乌托邦人不能这样做，而议会要批准离婚，必须首先由议员及其妻子对离婚的理由进行严格的审查，甚至当他们对离婚的理由感到满意时，他们也故意拖延，因为他们想象，太轻易地批准离婚和再婚会大大动摇已婚者的包容。他们严厉惩罚那些亵渎婚姻的人。如果通奸的双方都已婚，他们就都得离婚，受伤害的两个人可以结婚，也可以分别跟他们喜欢的人结婚，但奸夫和奸妇都要被判做奴隶。然而，如果受伤害的人仍然爱其配偶，那么，可以仍旧生活在一起，但是，必须去干奴隶的活。有时，有过失一方的懊悔连同无辜和受伤害一方不动摇的爱流传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传到了市长的耳朵里，结果，他们获得了市长的赦免，但是，那些在一度被宽恕后又故态复萌的人会被判处死刑。

他们的法律并不规定对其他犯罪的惩罚，而是委托议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丈夫有权惩戒妻子，父母有权惩戒孩子，除非过失大到被认为有必要实施公共惩罚以威慑其他人。对绝大部分犯罪（甚至最严重的犯罪）的惩罚是做奴隶，因为他们认为，不仅罚做奴隶与判死刑对罪犯自身来说同样可怕，并且，将他们保持在被奴役状态比处死他们更有益于公众。因为，不仅他们的劳动比死亡更有益于公众，而且，目睹他们的悲惨对其他人的威慑作用也要比处死他们持久得多。如果他们的奴隶造反，不愿忍受施加在自己身上的锁链和苦役，则会被当作不可能被监禁或锁链驯服的野兽，并最终被处以死刑。但是，如果奴隶耐心忍受对他们的惩罚且因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沉重压力而悔恨自己的罪行，以至于似乎他们所犯的罪行给他们带来的内心痛苦更胜于他们遭受的苦役，那么，他们就可以指望市长最终运用其权威或公众运用其表决权重新恢复他们的自由或至少大大减轻他们的苦役。引诱已婚妇女通奸的男人所受的惩罚与实施了通奸行为的男人一样重，因为他们认为，犯罪的蓄谋与犯罪的事实一样恶劣，“未付诸实施”一点也不减少阴谋未遂者的罪恶。

他们很喜欢逗傻瓜，他们认为，恶意地耍弄傻瓜是卑劣和不适当的行为，但以傻瓜的蠢行为乐没有什么不妥，在他们看来，这对傻瓜自己也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如果人们严肃刻板到一点也不以他们的滑稽行为和愚蠢言辞（这是他们为使自己受其他人喜欢所能做的全部事情）为乐，他们就没有吃穿不愁并受到亲切对待的指望。如果任何人取笑另一个人身体任一部位的先天缺陷，这一点也不被认为是被取笑者丢脸，而会被认为是取笑者可耻。不小心维护一个人的自然美被视作性情懒惰与邋遢的标志，但是，使用化妆品同样会被他们视作可耻。他们都认为，没有任何美丽像本分和顺从那样使妻子受其丈夫的喜爱，因为仅仅为美色着迷的人寥寥无几，而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为迷倒整个世界的美德所吸引。

正如他们用惩罚手段使人们不敢犯罪一样，他们也用公共荣誉来激发人们追求美德，因此，他们建造雕像以纪念有功于国家的高尚之人，并将雕像竖立在他们的市场里，既为了永远纪念其光辉事迹，也为了激发他们的后代效仿。

任何人如果志在做官，他肯定永远无法遂愿。官员们都很容易相处，因为没有一位行政长官对人民蛮横或残忍，他们喜欢被称作父亲，且与这个称呼非常相称，事实上他们确实就像父亲一样，人们向他们表示各种敬意时非常自由，因为他们不会强迫任何人这样做。市长自身并没有任何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志（无论是在服装方面还是在头冠方面），而仅仅以他前面的人拿着一束谷穗为标志，正如高级牧师以他前面的人端着蜡光为标志一样。

他们只有很少的法律，因为他们的体制使其不需要多少法律。他们严厉谴责那些法律条文及其解释膨胀至许多册的国家，因为他们认为，强迫人们遵守繁多和晦涩以至于不能被每一位臣民阅读和理解的法律条文是不合理的。

他们中没有律师，因为他们视律师为专门干歪曲事实和曲解法律勾当的人，他们认为，每一个人为他自己的案子辩护，并将案子托付给法官（就像在其他地方客户将案子托付给律师一样）要比律师介入好得多。借此，他们既避免了许多拖延，又能更确切地查出真相，因为，在原告和被告真实地（不使用那些律师倾向于建议的策略）披露事件的是非曲直后，法官调查整个事件，支持善良人的诚实（而在有律师介入的情况下，狡猾的人一定会击败老实人），这样，他们就避免了所有法律负荷沉重的国家存在的引人注目的弊病。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精通他们的法律，因为，不仅阅读它们所花的时间非常短，并且，它们是用最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述的。他们认为，所有法律都应广而告之，以便每一个人都知道其义务，因此，法律应该用最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达。微妙的措辞不易理解，只会导致法律对大多数人无用，尤其是那些最需要法律指导的人们。以没有敏锐的理解力和很多的研读就不能理解其真正含义的文字表达法律，无异于不制定任何法律，因为，大众既愚钝又忙于工作，以至于没有精细研读这些法律条文所必需的空闲和能力。

很久以前，一些独立自主的邻国在他们的帮助下摆脱了专制统治，并非常喜欢在乌托邦人中观察到的美德，希望乌托邦派行政长官统治他们，一些国家每年更换一次行政长官，其他国家每五年一换。在行政长官的任期结束时，这些国家的人向其致以崇高的敬意，然后将其送回乌托邦，并接走继任的行政长官。这一策略似乎非常有益于这些邻国的幸福和安全，因为，既然一个民族的善恶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行政长官，他们就不可能有比寻找能够保持中立立场的人来担任行政长官更好的选择了。财富对来自乌托邦的行政长官没有用，因为他们必须很快回到自己的国家，并且，他们与这些国家的人民是陌生人，因此不存在任何私人恩怨。毫无疑问，当公共法官被贪婪或偏私之情动摇时，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公正这一社会主要支柱的崩溃。

乌托邦人称那些来他们这里延请行政长官的国家为邻居，但是，他们称那些他们为其做出过更特别贡献的国家为朋友。他们从不与任何国家结盟，正像其他所有国家永远都在结盟或破坏联盟一样。他们认为，联盟是无益的，如果人道这一共同纽带不能将人类凝聚在一起的话，誓约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观察到周边国家从不严格遵守联盟和条约使他们更加确信这一点。我们知道，联盟和条约在欧洲得到多么虔诚地遵守，尤其是那些信仰基督教（联盟和条约神圣不可侵犯是基督教教义之一）的国家，这部分归功于国王自己的公正和仁慈，部分归功于他们对罗马教皇的崇敬。正如他们自己是最虔诚的遵守者一样，他们也力劝其他所有国王履行其承诺，当这种较为温和的方法不起作用时，他们就通过牧师的严厉谴责来迫使他们守诺，并认为那些有“忠实信徒”身份的人不虔诚地信守其条约是最不体面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新发现的世界（它与我们之间在地理位置上的距离不像在生活方式上的差距那样大），没有任何对联盟的信守，即使在结盟时举行了最神圣的仪式，相反，仪式使得联盟更快地被破坏，因为可以在条约的字里行间找到某些小漏洞。人们故意以模棱两可的文字来表达条约内容，以便他们永远也不会受到严格的束缚，而总会找到一些漏洞来逃避合约义务，这样，他们既破坏了他们的联盟，也破坏了他们的忠实。这类行为被厚颜无耻地实施，恰恰是那些因向国王建议此类诡计而自鸣得意的人，一旦发现私人在他们的买卖中使用此类伎俩（或者说明白点，这样的欺诈）就以极端轻蔑的口气加以痛斥，并乐意说他们应当被绞死。

通过这种方式，世界上所有类型的公正被视为低贱的品德，远低于国王的高贵。至少可以说，创立了两种类型的公正：一类公正极其卑贱，因而只与下层民众相称，且必须受到许多严厉的管束以防止它越轨；另一类公正是国王特有的品德，正如它比与下层民众相称的品德更高贵一样，它也应更少受束缚。这样，（国王行为的）合法和不合法就只由快乐和利益来衡量，乌托邦邻国国王轻视忠实的做法似乎是他们不结盟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他们生活在我们中间，也许会改变其想法。但是，即使条约被更虔诚地遵守，他们仍然不喜欢结盟这一习俗，因为世界接受了一个错误的格言，似乎不存在任何将仅仅被高山或河流分隔开的不同国家联结在一起的自然纽带，似乎所有的国家天生处于敌对状态，因而如果不受条约约束就可能合法地做所有伤害其邻国的事情，并且，在缔结条约后，他们也不会停止敌对或克制疯狂的相互掠夺，如果合约条款因表述不严密而不能对此类行为起到有效约束作用的话。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从没伤害过我们的人不应被视为我们的敌人，人性的亲和应取代联盟。友善作为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比任何协定都更有效和有力，因为人们的心理契约比字据更牢靠。

他们憎恶战争，视其为非常野蛮的事情。人类的战火比任何种类的动物都要多，这是人性可耻的一面。与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通过战争赢得的荣耀更可耻。因此，尽管他们养成了军事训练和战争演习的日常习惯（不仅男子受训，妇女也要受训，以便在必要时能派上用场），但是，他们从不轻率地卷入战争，除非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或朋友免受任何非正义的侵略者的伤害，或者，出于善良或同情帮助受压迫的国家摆脱暴虐的统治。他们确实不仅在保卫战而且在攻击战中帮助其朋友，但是，他们从不轻率地采取此类援助行动，除非他们的朋友在开战前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并且他们对开战的理由感到满意，了解到所有赔偿的要求都遭到拒绝因而战争成为不可避免之事。他们认为，不仅当某个邻国公然侵略另一个邻国并掠走战利品时，受损害的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开战是正义的，而且，当一个国家的商人在另一个国家受到虐待（假借一些非正义的法律或通过曲解正当的法律）时，也同样如此。他们甚至认为，后一个开战理由比前一个更正当，因为那些伤害是打着法律的旗号实施的。

这就是他们不久前参与尼法罗哲德人抗击亚拉奥柏利坦人的战争的唯一理由，因为他们认为，前一国家的商人在后一国家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对待，这（不管其本身正当与否）引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他们的许多邻国都参与了这场战争，他们的军事力量支撑其将战争继续下去的热望。这场战争不仅撼动了一些非常繁荣的国家，而且使另一些国家饱受痛苦，但是，在造成一系列重大伤害后，战争以完全征服和奴役亚拉奥柏利坦人告终，尽管在战前，亚拉奥柏利坦人在所有的方面都比尼法罗哲德人优越得多，但他们却被击败了。乌托邦人在战争中援助了尼法罗哲德人，却没有要求分享任何战利品。

尽管他们大力帮助其朋友获得在这种性质的事件中所受伤害的赔偿，但是，如果他们自己遭受任何这样的欺诈且提出的赔偿要求遭到拒绝，只要他们的人没有受到暴力侵害，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不再与这样的人进行贸易。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邻居的重视更胜于对本国人民的重视，而是因为他们的邻居进行贸易的主体是个人，因而欺诈对他们造成的损害比对乌托邦人造成的损害（乌托邦人在这种情况下受损害的主体是公众而不是个人）更显著。既然他们对出口商品的回报预期仅仅是那些他们富有且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用的东西，损失也不会对他们造成多大影响。他们认为，仅仅因为一点小损失（给他们的生活或生存造成的不便相当微不足道）就采取以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报复行动太过严酷了。但是，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人被不正当地杀死或打伤（无论凶手是公共权威还是私人），那么，他们一接到相关消息，就会派大使去要求交出罪犯给他们，如果该要求遭到拒绝，他们就会宣战；如果该要求被依从，罪犯会被判死刑或被判做奴隶。

他们对以流血为代价战胜敌人感到既苦恼又羞耻，并认为这样的胜利与以过高的价格购得最有价值的商品一样愚蠢。他们对任何胜利的自豪程度都不及在不流血的情况下通过机智和正当行为赢得的胜利。如果赢得这样的大胜利，他们就举国欢庆，并立碑纪念有功之人，因为他们认为，除人类外其他任何动物都没有能力采取以智取胜的策略，这才与人类的本性相称。熊、狮子、野猪、狼、狗和所有其他动物使用体力来对付彼此，尽管其中的许多动物在体力和凶猛方面都胜过人类，但它们统统被人类的智慧所征服。

乌托邦人进行战争的唯一目的是通过武力获得如果被及时给予本可以避免战争的东西，或者，在正当要求被拒绝的情况下对那些伤害他们的人进行严厉报复使其今后不敢再做此类事情。他们用这些目的衡量和管理其所有作战计划，确保对名声或虚荣的欲望对他们的影响不像对自己安全的正当关心那样大。

他们一宣战，就派人将许多盖有其公共图章的通缉名单贴在敌国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这一行动被秘密地执行，并在许多地方同时进行。在这些布告里，他们承诺重赏杀死国王的人，次重赏将其他他们认为在挑起战争方面罪行仅次于国王的人杀死的人。如果将这些被通缉人士活捉，就会获得双倍于杀死他们的奖赏。至于那些被通缉的人士，如果他们愿意对抗其同胞，就不仅会获得赦免，还会受到奖励。通过这种手段，那些被通缉的人变得不信任其同伙，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互妒忌，并被恐惧和危险弄得张皇失措，因为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即许多被通缉的人（甚至包括国王本人）被其最信任的人出卖，因为，乌托邦人提供的奖赏如此之高以至于能将人引诱去犯任何罪行。他们考虑到扮演此类角色的人所冒的风险，给予他们与风险相称的补偿，不仅给予庞大数量的金子，还给予巨大的土地收入（土地在乌托邦人的友邦境内，他们可以去那里过安乐的生活），并且，他们最虔诚地遵守其许下的诺言。

他们非常推崇这种收买敌人的方式，尽管其他人可能认为它卑鄙和残酷，但他们将其看作明智的计策，因为使用这种策略能够获得在不使用这种策略的情况下需要经过漫长且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害的战争才能获得的结果。他们还认为，通过少数罪恶最深重之人的死亡避免敌我双方的大规模厮杀是对人类的仁爱之举，这甚至也是对敌人的仁慈之举（他们知道敌人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是自愿而是被其国王强迫参加战争的，因此，他们对这些人的同情不亚于对自己人的同情）。

如果这种办法不奏效，他们就在敌人中播下争斗的种子，并诱使国王的兄弟或某些贵族篡取王位。如果不能通过内讧离间敌人，他们就诱使敌人的邻国与之交战，并让邻国重新提出一些先前的领土要求（如果有必要，国王们从来不会找不出这类要求）。他们提供给这些人大量金钱，尽管在派援助部队方面非常吝啬，因为，他们爱惜自己的人民以至于甚至不愿意以任何一位人民交换敌国的国王。

但是，正如他们仅仅为了战争的需要而储备金银一样，他们在战争过程中也花钱如流水，因为即使他们的金银储备变为零，也不会造成任何不便。除了储存在国内的财富外，他们在国外还有大量的财产，周边的许多国家都对其负债累累，因此，他们从世界各地雇佣士兵来为其作战，但主要是从居住在乌托邦以东500英里处的塞波雷得人中招募。塞波雷得人是一个粗鲁、野蛮和凶残的民族，他们喜欢森林和岩山，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他们耐暑耐寒耐劳，不知道优雅的生活为何物。他们不从事农业，也不操心住房或服装；牲畜是他们唯一照料的对象；他们中绝大部分人以狩猎或抢劫为生，他们似乎是专为战争而生的。他们守候所有作战的机会，并非常乐意接受提供给他们的作战机会。他们中的一大批人频繁出动，为换取微薄的报酬而为所有愿意雇佣他们的人卖命作战；他们不懂得生命的任何艺术，却掌握了夺人性命的技术；他们勇猛忠实地为那些雇佣他们的人效力，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固定期限的雇佣，却喜欢与雇主达成这样的协议：如果现雇主的敌人在第二天开出更高的报酬，他们就会转移到敌人那边去，并且，他们也可能在第三天因前雇主提供更高的报酬而再次倒戈。

几乎在所有的战争中，交战双方的军队中都有许多塞波雷得人，因此，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即那些相互有亲戚关系或在同一国家受雇因而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将其血缘关系和先前的友谊抛诸脑后，相互厮杀，不为别的，只为被有不同利益的国王雇佣来攻打对方以换取一点点报酬，他们在乎金钱以至于一便士的日报酬差异就能诱使其改变效力的对象。他们的贪婪完全支配了他们，但是，他们看重的金钱却对其几乎没有任何益处，因为，他们用流血换来的东西很快被浪费在了奢侈上，并且，他们中的奢侈仅限于低俗鄙陋的类别。

无论乌托邦人与哪个民族交战，塞波雷得人都为他们效力，因为他们付的报酬高于其他任何民族。乌托邦人的信条是，正如他们寻求最好的人在国内为其效力一样，他们也为战争的消耗利用最坏的人。因此，他们以巨额报酬雇佣塞波雷得人去冒各种类型的危险，大部分受雇者永远也不会回来索取其报酬。但是，他们最虔诚地善待逃兵以激励其一有机会就再次去冒险，因为，乌托邦人一点也不为有多少人可能被杀死而烦恼，相反，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将恶毒下流的人驱逐出世界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除了雇佣的塞波雷得人外，在战争中为他们效力的还有其援助的国家（正是为了这些国家的缘故，他们才发动战争）的士兵以及其他友邦的援军，他们只派很少的本国人去作战，并派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去当总司令。有两个人跟随总司令，在他指挥期间，那两个人无官职，但如果他不幸被杀死或俘虏，其中的一位就接替他担任总司令，万一继任者遭遇类似的不幸，第三个人就接替他，他们以这种方式预防不幸事件，避免可能降临在将军身上的意外威胁到整个军队。

当组建由本国人组成的军队时，他们从每一个城市招募志愿参军的人，没有人被强迫参军，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任何缺乏勇气的人被强迫参军，则不仅他们自己会在战斗中表现懦弱，而且他们的胆小还会使其他人气馁。但是，如果他们的国家遭受侵略，他们就会使用身体强壮但不勇敢的人，要么将这些人送上船，要么放在城墙上，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不给这些人任何逃跑的机会，这样，羞耻心、战斗的激烈或没有逃跑的可能性将会压倒这些人的胆小。人们经常爽快地做非做不可的事并表现良好，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但是，正如他们不强迫任何人参加任何国外战争一样，他们也不阻碍妇女自愿随同其丈夫去国外，相反，他们鼓励并赞扬她们，而且，这些妇女常常在前线与丈夫并肩作战。他们也将有亲戚关系的人（父母和子女、有血缘关系的人和那些相互结盟的人）安置在一起，那些被自然赋予了最大的互助热情的人也许最乐意这样做。如果夫妇中的一方牺牲了另一方还活着，如果父母牺牲了子女还活着，那是很可耻的事情，因此，当他们作战时，只要敌人不撤退，他们就会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阵亡为止。

尽管他们使用所有慎重的方法来避免使自己的人民遭受危险，并且如果有可能就让所有的战斗和危险都落在其雇佣军的身上，但是，如果有必要在战争中使用自己的人民，他们也会勇敢地承担责任，其勇敢的程度与他们之前小心谨慎的程度不相上下。一开始他们也不是很勇猛，但程度会逐渐上升，随着战斗的延续，他们变得更顽强，进攻也更猛烈，以至于宁愿阵亡而不愿败退，因为他们确信，如果自己牺牲了，孩子会受到很好的照顾，因而无须对自己的孩子有任何担忧，而正是这些担忧常常压倒了勇敢的人，这样，他们就为崇高和不屈不挠的决心所鼓舞。他们的军事技能增加了他们的勇气，按照他们国家的法律，明智的观念通过教育逐渐灌输进他们的头脑，这为他们的头脑增添了活力，因为，正如他们对生命没有轻视到要抛弃它的地步一样，他们也没有贪生怕死到以不名誉的方式保存它的地步。在最激烈的战斗中，他们中最勇敢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年轻人识别出敌人的将军，公开或隐蔽地袭击他，四处追赶他，当他们筋疲力尽时，就由其他人接替他们继续追赶，要么在他们能够逼近他时以近距离的武器攻击他，要么在他们之间隔着其他人时使用可以远程射击的武器，因此，除非他插翅飞走，他们很少最终未能杀死或俘虏他。

他们在获胜后尽可能少杀人，他们对俘虏许多敌人的偏好远大于杀死那些在他们前面逃窜的敌人。他们也从不让自己的士兵在追击敌人时松散到不能保持整体秩序的地步。如果他们不得不在赢得胜利前进行最后一战，那么，当自己的部队失去秩序时，他们就宁愿让敌人全部逃走也不愿追赶，因为他们牢记这样一种自己经常经历的情形：当他们的主力部队被击败并溃不成军时，当敌人想象着胜利在望因而放松管理、进入无序的追击状态时，他们后备的、等待合适的追击机会落在其身上的士兵，在敌军无秩序地散开、以为没有任何危险、以为自己必胜之时扭转了整个形势，从敌人手中夺走了看起来确定无疑的胜利，出其不意地转败为胜。

很难讲他们更巧于设埋伏还是避开埋伏。他们有时看起来像是要逃跑，而实际上，他们的意图与此大相径庭；当他们打算撤退时，他们也以让人很难发现其真实意图的方式行事。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地势不利，或者像是要输阵，他们就会在晚上静悄悄地进军或通过某种计谋迷惑敌人；如果他们在白天撤退，他们会秩序井然地撤退，因为撤退的危险一点也不比进军小。他们在营地开挖又深又大的战壕，并将挖出来的土抛到墙上。他们不单单使用其奴隶挖战壕，整个部队，除了那些当时正在站岗的人外都要参与。他们的护身盔甲非常坚固，但又没有重到给其行动造成不便的地步，他们甚至能穿着盔甲游泳。所有受过军事训练的人都会游泳，骑兵和步兵都是射箭高手。他们没有剑，但在战斗中使用一种又重又锋利的斧头，他们能用这种斧头刺杀或击倒敌人。他们擅长发明战斗用的机器，并将它们伪装得很好以至于敌人在遭受它们攻击前不知其为何物，因此，敌人不可能准备好使它们不起作用的防卫措施。在制造这些机器时，他们最重视的属性是便于携带和使用。

他们如果同意签署停战协定，就会虔诚地遵守它以至于没有任何挑衅会导致其违背它。他们从不蹂躏敌人的土地，也不焚烧其庄稼，甚至在进军时，他们也尽可能当心不让自己的马或脚践踏庄稼，因为他们不能肯定自己没有用得着这些庄稼的时候。他们不伤害任何赤手空拳的人，除非他是一名间谍。当一个城市向他们投降时，他们会保护它；当他们通过武力占领一个地方时，他们从不抢掠，而只是杀死那些反对投降的人，并使其余的驻军成为奴隶，至于居民，他们是不会伤害的。如果敌军中有任何人曾建议投降，他们就用其没收的财产重赏这些人，并将剩下的土地分给他们的外籍援军，但他们自己不要任何战利品。

当战争结束时，他们不强迫其朋友补偿自己所支付的费用，但是，他们从战败国那里得到货币（他们将其作为下次作战的经费保存）或土地（借此获得固定的收入）形式的赔偿。通过许多次累加，他们从几个战败国提取的收入现在增长到了每年七十万达克银币（金币）^[2]。他们派一些自己的人民去收取这些款项，这些人在那边过着国王一样的富贵生活，因而将收的钱花掉许多，剩下的钱要么带回乌托邦，要么借给付款国。后者是他们最惯常的做法，除非某个很少发生的重大事件迫使他们将钱全部收回。他们用这些土地奖励那些被激励去冒生命危险的人。如果任何与他们交战的国王正在为入侵他们的国家做准备，他们会阻止他，并使他的国家成为战场，因为他们不愿意遭受任何会破坏其岛屿的战争。如果发生敌国入侵这种事，他们只会依靠自己的人民保卫自己，而不会去请外国援军。

不仅在该岛的不同部分存在不同的宗教，甚至在每一个城市内也同样如此，一些人崇拜太阳，另一些人崇拜月亮或某一行星；一些人崇拜先前时代德高望重的人，不仅包括普通的众神，也包括至高无上的上帝。但是，他们中更高贵贤明的人不崇拜这些神中的任何一位，而崇拜某个不灭的、看不见的、无限的和高深莫测的造物主。作为远远超越我们全部理解力的存在，这个造物主的躯体、力量和美德遍及整个宇宙，他们称他为圣父，并认为万物的诞生、增加、发展、变迁和终结都仅仅来自于他，他们也单单虔敬他这一个神。实际上，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存在观点的分歧，但却一致认同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创造并统治全世界，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称其为Mithras。至于那个至高无上的存在是谁，则存在观点的分歧，每个人都把他崇拜的人物当作那个至高无上的存在。但是，他们一致认同一个原则：不管这个至高无上的存在是谁，他一定是一位世界各国一致同意把全部荣耀归于他的伟大精英。

他们逐渐摆脱了各种各样的迷信，进而为信仰一种最好和最为人们所需要的宗教，如果一些建议他们抛弃其迷信的人不曾遇到某个不幸的灾难（那个灾难被当作天谴，使得他们害怕那些不再被人们崇拜的神会介入并报复那些蔑视其权威的人），那么，其他所有信仰（即那些迷信）必定早已消失。在听我们讲基督的教义、一生的经历和奇迹，讲许多殉教者惊人的忠贞（他们心甘情愿地奉献的鲜血是其宗教被传播到无数国家的首要原因）后，他们倾向于接受基督教的程度是你们无法想象的。我不确定他们认同基督教是源自上帝的任何秘密启示，还是因为它十分适合他们情有独钟的财产共有观念，因为他们了解到，基督和他的信徒按照那种规则生活，并且，在一些由最虔诚的基督徒构成的团体中，仍然保持着这种社会生活方式。无论出自哪种动机，他们中许多人确实认同我们的宗教，并经过洗礼加入基督教会。但是，我们的同伴死了两位，而活着的四位中没有一位是牧师，因此，我们只能为他们施洗，却不能为他们举行其他圣典（那些圣典只能由牧师来施行），但是，他们被传授了关于这些圣典的知识，并最热切地盼望它们。他们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即一位被他们选出来担当牧师的人是否有资格做所有属于牧师角色的事情，即使他没有罗马教宗授予的任何权威。他们似乎决定选出某人来担任牧师一职，但是，当我离开时，他们还没有这样做。

他们中那些还没有接受我们宗教的人不恐吓任何人以使其不敢接受它，也不恶劣地对待任何转而信仰它的人，因此，我在那里停留的全部时间里，只有一个人因信仰问题而受到惩罚。他刚受洗入教，就公开地就与基督教有关的事情发表与我们的本意完全相反的言论（与其说他慎重，不如说他狂热），他狂热得以至于不仅宁愿选我们的礼拜而不选他们的礼拜，而且将他们的所有祭典贬斥为玷污神圣，他不遗余力地指责所有固守它们的人，说他们是不敬、亵渎和该判无期徒刑的。在频繁地以这种方式蛊惑人心后，他被逮捕并被判驱逐，并不是因为他贬抑他们的宗教，而是因为他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因为没有人应该因其信仰而受到惩罚是他们最古老的法规之一。在首次设立政府时，乌托珀斯国王就已明白，在他来到他们中间之前，古老的居民曾卷入关于宗教的大论战，他们在这场大论战中变得分崩离析以至于他发现征服他们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因为他们不是合力抵抗他，而是每一个不同的宗教团体各自作战。在征服他们后，乌托珀斯国王制定了一条法律，规定每个人可以按照其意愿选择宗教，每个人可以努力通过辩论的力量和友好温和的方式吸引其他人转向自己的宗教，但不得尖刻地抨击信仰其他宗教的人，除了说服力外，每个人不得使用其他任何力量，也不得在劝说中掺杂谴责和冒犯，否则会被处以流放或做奴隶。

乌托珀斯制定这条法律不仅是为了维持公共和平（他发现日常的争论和不可调和的狂热大大损害公共和平），还因为他认为它符合宗教自身的利益。他认为，轻率地决定任何事情都是不适当的，他似乎还怀疑那些不同形式的宗教可能全部都来自上帝（上帝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激发人们，并以这种多样性为乐），因此，他认为，任何人恐吓另一个人以使其相信原本不信的东西都是不适当和愚蠢的。他想象，假如只有一种宗教是真的，而其余的都是假的，那么，如果仅仅由辩论的力量来支持并以温和和无偏见的心灵来倾听的话，真理固有的力量终究会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另一方面，如果这样的辩论以激烈的方式进行，那么，正如最邪恶的总是最顽固的一样，最好和最神圣的宗教也可能被迷信堵塞，就像小麦被荆棘阻塞一样。

因此，他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以便人们能自由信仰其认为有理由相信的宗教，只是，他制定了一条严厉的法律来制止从人性的高尚退化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认为我们的灵魂和身体一起死亡或认为世界受偶然性支配、不存在理性地统治世界的神意。因为，他们以前都相信，存在是对善行的来生奖赏和对恶行的来生惩罚；现在，他们认为，那些持其他看法的人几乎不配称作人，因为他们贬损像灵魂这样高贵的存在，认为人的灵魂不比动物更好。由此，他们认为这样的人远不适合人类社会或不配当治理良好的共和国的公民，因为，持这样信条的人必定会经常蔑视他们所有的法律和习俗，毫无疑问，一个除了法律外什么都不怕且不畏惧死后遭任何报应的人会无所顾忌地通过诡计或暴力违反国家的所有法律，如果通过这种手段能满足其欲望的话。乌托邦人从来不给予任何持这些信条的人荣誉或职位，也不在任何公共部门中使用这些人，而是鄙视他们，把他们当作心灵卑贱的人，但是不惩罚他们，因为乌托邦人铭记这样一句格言，即一个人不可能使自己相信任何自认为奇怪的东西。他们也不通过威胁迫使任何人隐蔽其想法，因此，没有人被引诱撒谎或掩饰其见解，这是乌托邦人憎恶的一种欺诈。事实上，他们小心避免为这些观点进行辩论，尤其是在公众面前，但是，他们容许甚至鼓励这些心灵卑贱之人在私下与牧师或其他神职人员进行辩论，相信通过在这些人面前摆道理，那些疯狂的想法会被去除。

他们中有许多人滑向另一个极端，但它并不被认为是邪恶或不合理的见解，因此一点也不被劝阻。这些人认为，动物的灵魂是不朽的，尽管远逊于人类灵魂的高贵，也没有能力得到像人类灵魂那样大的幸福。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非常坚定地相信，好人会在另一个世界里获得无限的幸福，因此，尽管他们同情所有的病人，却不悲叹任何人的死亡，除非看见他不愿与生命分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好的兆头，似乎是灵魂从一些关于厄运将至的秘密暗示中意识到自己的罪过颇感绝望，因而害怕离开身体。他们认为，这样一个正在被召唤、却不是快乐地离去、而是在后退和不情愿状态下被硬拖走的人，当他出现在上帝面前时，不可能受到上帝的欢迎。当他们看见任何人以这种方式死去时，他们会感到恐惧，怀着沉重的心情默默地将他抬出去，并在埋葬他时祈祷上帝宽恕这个已离去灵魂的过错。但是，当任何人快乐和满怀憧憬地死去时，他们不会为他哀悼，而会在将其尸体抬出去时唱赞美诗，诚挚地向上帝赞美他的灵魂，他们的整个行为与其说是难过，不如说是肃穆，他们焚烧尸体，并在坟上立一根柱子，在柱子上刻上墓志铭以纪念逝者。

在参加葬礼归来后，他们谈论死者善良的一生和高尚的行为，但最经常、最愉快地谈起的是他死去时的平静。他们认为，以这种方式怀念死者既能最有力地激励其他人效仿死者，又能向死者表达最受其欢迎的敬仰。因为乌托邦人相信，尽管由于人类视力的局限，我们看不见已经逝去的人，但他们存在于我们之中，并听得见这些与他们有关的谈话。乌托邦人相信，不能自由地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是与逝去灵魂的幸福不相符的，他们想象死者不可能做出不想来看望一起在地球上生活过的最亲密的朋友这样不知恩图报的事情。此外，他们还相信，好人具有的爱心和所有其他好性情在死后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并由此推论死者仍然存在于活人之中并观察得到他们的所有言行。因此，他们在做任何事情时都因相信有死者的保佑而对成功更加有信心，这种相信其祖先存在的观点还能抑制他们干坏事。

他们蔑视并嘲笑占卜和在其他国家大量存在的、无益的和迷信的其他预言术，但是，他们崇尚不可能源自任何自然力量的奇迹（他们讲了许多发生在他们中的这类奇迹），并视这些奇迹为上帝存在的结果和印迹。有时，在重大和危险的场合，他们集体向上帝庄严祈祷，确信上帝听得到他们的祷告并以奇迹般的方式回应他们。

他们认为，在上帝的杰作中冥想上帝并因它们而崇敬他，是上帝非常高兴接受的向他表达敬仰的方式。

他们中有许多人出于宗教动机忽视学习，不投身任何类型的学习，也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空闲时间，而是不停地劳作。这些人相信，一个人可以通过做善事确保自己在死后得到幸福。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探望病人；另一部分人修缮公路，清洗排水沟，修理桥梁，或者挖草皮、沙砾或石头；还有一部分人砍倒并劈开树木，用马车将木材、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运到城里。他们不仅为公众效力，甚至也为私人效力，他们干的活比奴隶还多，因为，如果任何地方有粗活、重活、脏活（其中，有许多活是让人畏惧或令人作呕的）要干，只要有完成的希望，他们就乐意并志愿去分担。借此，他们一方面大大减轻了其他人的负担，另一方面使自己受苦并将整个一生花在艰苦的劳作上。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高看自己，也不贬低其他人的生活方式。通过屈身于奴隶般的劳动，他们受到的远不是鄙视，而是整个民族对他们的尊敬，其程度要比普通人高许多。

这些人可分为两类，一类不结婚，保守贞操，禁绝任何肉食。总之，他们戒绝所有现世快乐（他们认为这些快乐是有害的），甚至以最艰苦的方式追求其期望在来世得到的无上幸福，他们越接近于此就越快乐并尽最大努力追求它。另一类人不愿意过艰辛的生活，宁愿结婚而不愿单身，他们不仅不节制自己享受婚姻的快乐，还认为生儿育女是他们欠自然和国家的债。他们也不戒绝任何不妨碍劳动的快乐，因此，他们更愿意吃很多肉，因为他们发现吃肉可以提高其劳动能力。乌托邦人认为，后一类人更明智，而前一类人最虔诚。他们确实会嘲笑任何出于理性原则宁愿单身而不愿结婚、宁愿过艰辛生活而不愿过安逸生活的人，但是，他们敬重出于宗教动机而这样做的人。他们在提出关于任何类型宗教的正面见解时最为小心谨慎。那些过艰苦生活的人在他们国家的语言中被称作“布鲁西斯卡斯”，对应于我们称作“宗教笃信者”的人。

他们的牧师是极其虔敬的人，因此，其人数非常少，每个城市只有13位，每座教堂只有1位。当他们去打仗时，这些牧师中的7位和军队一起上战场，并选出另外7位在其离开时顶替职位，上战场的牧师在返回后将恢复原职。那些在他们离开时暂代他们职位的人侍奉高级牧师，直到因死亡而出现空缺。有一位牧师的职位高于其他所有牧师。他们和其他行政长官一样，由人民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以避免派系之争，当他们被选出后，由牧师团体为其举行授予圣职的仪式。他们的职责是料理所有宗教事务，礼拜上帝，并检查人们的行为方式。他们中任何人派人去请某个人或与某个人秘密交谈都是该受谴责的事，因为那总是令人生疑。所有居于牧师职位的人只能劝诫人民，因为纠正和惩罚坏人的权力完全属于国王和其他行政长官。牧师所能实施的最严厉惩罚是拒绝那些坏得不可救药的人参加其礼拜。不存在比这更令他们畏惧的惩罚类别，因为，这不仅使他们背负恶名，还使他们心中充满恐惧（对他们的宗教的敬畏）。他们的身体也不会被长久地免除处罚，因为，如果他们不迅速使牧师相信其忏悔，就会被议院逮捕并因其不敬而受到惩罚。教育年轻人是牧师的职责，但他们做得更多的是正确引导年轻人的心智和行为方式而不是教他们识字，他们使用所有可能的办法来及早向孩子天真和有弹性的心灵灌输对国家有益的观念，在那个年龄形成的对事物的深刻印象会伴随人们的整个一生，并引导许多人维护国家的和平（政府遭受最多的就是源自邪恶观念的罪行）。牧师的妻子是整个国家中最不平凡的妇女，有时，这些妇女自己也被选为牧师，尽管很少发生，且只有老寡妇可能被选进那个职位。

没有一位行政长官享有比牧师更高的荣誉，如果牧师碰巧犯下什么罪行，他们会因此而受到质疑。对犯罪牧师的惩罚被交给上帝和牧师自己的良心，因为乌托邦人认为对任何已以一种独特方式献身于上帝的人（无论他多么邪恶）动武是不正当的。他们也没发现这种做法有甚大碍，因为他们拥有的牧师很少，也因为这些牧师是被慎重地选出的，因此，一个仅仅由于其美德和被公认为格外好而被推举到如此神圣职位的人堕落为腐败和邪恶的人必定是非常罕见的。即使由于人是善变的动物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由于只有很少的牧师，并且，除了源自人们对他们敬重的权威外，他们不拥有任何其他权威，因此，牧师享有的赦免不会给公众造成重大后果。

他们确实只有很少的牧师，唯恐更多的人分享同一荣誉会损害那个受尊敬职位的神圣性。他们还认为，很难找到许多具有高尚的美德以至于与那个职位的神圣（要求高于普通水平的美德）相称的人。他们对其牧师的崇敬程度不比其邻国更高，就像你们可能从我给出的事例中想象到的那样。

当乌托邦人参加战争时，随同他们去战场的牧师身穿祭服，在战斗过程中跪在离战场不远的地方，抬手向天，首先祈祷和平，然后祈祷自己一方的胜利，尤其是在任何一方不至流太多血的情况下获胜。当胜利转向他们一方时，牧师们会跑进自己人中间并抑制其狂暴。如果任何敌人看见牧师或冲他们大声喊叫，就能通过那种方式受到保护，那些能够接近他们以至于能触到他们衣服的人则不仅能保全性命还能保住财富。正因为此，周边的所有国家都非常看重他们并虔敬地对待他们，以至于他们保护自己的人民免受敌军肆虐的能力常常不亚于把敌军从己方的狂暴中拯救出来的能力。因为，有时发生的是，当他们的军队失去秩序并被迫逃走从而敌人开始屠杀和劫掠时，牧师就会插入其间将双方隔离开来并阻止更多的流血。因此，通过他们的调停，最终能以非常合理的条款达到和平。他们周边没有任何国家凶猛、残忍或野蛮到不认为国民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

每年和每月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是乌托邦人的节日。他们根据月亮的运行计算月份，并根据太阳的运行计算年份。每年和每月的第一天在他们的语言中被称作“西奈梅尼”（Cynemerne），最后一天被称作“特拉佩梅尼”（Trapemerne），与英语中的季初^[3]或季末的节日（the festival that begins or ends the season）相对应。

他们拥有雄伟的教堂。这些教堂不仅外观壮丽，而且极其宽敞。考虑到教堂的数量很少，这就更有必要。教堂里边有点黑，这并不是由建筑上的任何失误引起的，而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因为牧师认为太亮会分散心思，而更柔和的光亮既聚集心神又唤起虔诚。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不同形式的宗教，但是无论宗教的形式多么多样化，主旨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崇拜上帝，因此，不会在他们的教堂里看到或听到几个宗派不能调和的情况，因为每一个宗派都在其私房里举行其特有的祭典，而公共礼拜中也没有任何与不同宗派的特定仪式相抵触的东西。在他们的教堂里没有任何上帝的画像，以便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其宗派的风格在心中描绘上帝的形象。除了Mithras外，他们也不用其他任何名词称呼上帝，Mithras是他们所有人表达上帝之意的共用名词，无论他们认为上帝是什么样的人物，所用的祈祷文也不会和任何人的信仰相抵触。

季末节日的晚上，他们聚集在教堂里，在开斋之前，他们首先为在本年或本月中取得的好结果而感谢上帝。第二天，亦即新的一季开始的那天清晨，他们又聚集在教堂里，祈祷在本季中所有事情都能取得好进展。在季末的节日里，去教堂之前，妻子和子女都要跪在丈夫或父母面前，承认其所有过错和失职并乞求宽恕。这样，家庭中所有的不满都被消除，以便他们能以纯洁平静的心灵向神祷告。因为他们认为，心神不宁或者心里装着对任何人的憎恶或愤怒进入教堂是对神的大不敬，如果胆敢在没有净化其心灵和调和其所有分歧的情况下献祭，就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在教堂里，两性被分隔开，男人们去右边，女人们去左边，男人和女人都站在其所属家庭的男家长或女家长的前面，这样，那些在家里管理他们的人就能看见其在公共场合的举止。而且，他们将老少混杂在一起，因为如果将所有的年轻人安置在一起，他们也许会大大浪费掉本应该在内心深处产生对上帝的虔诚敬畏的时间，而那是对美德最大且几乎是唯一的激发。

他们不用任何活的生物作为供奉上帝的祭品，因为他们认为，是上帝赐予了这些生物生命，以它们的死或血为乐是与上帝的身份不相称的。在礼拜过程中，他们点燃香和其他发出芳香气味的东西，还有许多蜡烛，不难想象，这样的供品不能为神性增添任何东西，甚至祈祷也同样如此。但是他们认为，这不仅是无害和纯洁的供奉上帝的方式，而且在庄严的礼拜过程中，这些芳香气味和烛光连同其他一些仪式会借助一种神秘和不可思议的力量使人们的灵魂得到升华，激发出他们更大的活力和愉快。

所有的人都穿着白衣出现在教堂里，但是牧师的祭服是杂色的，做工和颜色都绝妙无比。祭服是用廉价的材料制成的，没有绣图案或镶宝石，而只是用几根鸟的羽毛做装饰，这些羽毛精巧地织在一起，以至于它们的真正价值远超过最昂贵的材料。他们说，在这些羽毛的组合中，含有某种秘密的玄义，是通过一个与羽毛有关的秘而不宣的传统在他们的牧师中传递下来的，它们如同象形文字，使他们想起其从上帝那里获得的恩惠以及对上帝和邻人的义务。当这身装束的牧师出现时，他们立即全部拜倒在地上，并且，他们的虔敬和沉默使任何人看到这种场面都不能不深感震撼，就像是神出现的场面一样。在保持这种姿势一定时间后，在牧师的示意下，他们全体站起来唱赞美上帝的诗，并有一些乐器在整个过程中伴奏。与我们使用的那些乐器相比，他们的差不多是另一种形式，这些乐器中的许多比我们的美妙得多，但另一些也被我们所使用。

但是，在一个方面他们胜过我们许多：他们所有的音乐，包括声乐和器乐都适合模仿和表达情感，并且，这些音乐巧妙地适合每一个场合，以至于无论赞美诗的主题是欢快、安抚心灵的还是表达悲恸或悔恨的，他们的音乐都能给人留下想要的印象，它既动情又煽情，使情感沁入听众的内心深处。当音乐响起时，牧师和大众都向上帝献上庄严的祈祷（祷词是固定的）。祷词写得十分绝妙，以至于无论整个群体念什么，都可以被每一个人专门用于他自己的境况。在祷文中，他们承认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是他们获得一切幸福的源泉，并因而向上帝献上他们的感激，特别感谢仁慈的上帝让他们出生在世界上被治理得最幸福的国家，拥有他们认为最真的宗教。但是，如果他们错了，如果存在上帝更认可和更好的政府或宗教，他们就恳请仁慈的上帝让他们知道，并发誓他们决定让上帝引领去任何地方。如果他们的政府是最好的，他们的宗教是最真的，那么，他们就祈祷上帝让其坚守在那里，并将整个世界引向相同的生活规则和相同的关于上帝的观念；除非，根据上帝之心的不可捉摸，他以宗教的多样化为乐。然后，他们祈祷上帝为其指引通向他那里的最好走的道路，而不敢向他祈求时间的早迟，但是，如果有可能在不损害他的无上权威的情况下希求，他们想要被迅速送往上帝那里并被他接纳，即便是通过最可怕的死亡，也胜过长时间地被最荣华的生命过程拘留而迟迟不能去见上帝。在念完祈祷文后，他们又全体拜倒在地上，稍后，他们站起身，回家去吃晚饭，并将这一天余下的时间花在娱乐或军事训练上。

我已竭尽所能向你们描述了那个共同体的体制，我并不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但的确是唯一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同体。在其他所有地方可以发现，尽管人民谈论共同体，但每一个人都仅仅追求其自身的财富，而在那里没有人拥有任何私人财产，所有的人都热衷于追求公众利益。观察到人们表现出的不同的行为方式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其他共同体里，每个人都知道，除非他自力更生，否则，无论共同体多么繁荣，他都必定会被饿死，因此，他认识到宁可为自己打算而不为公众考虑的必要性。但在乌托邦，每一个人都拥有对所有物品的权利，他们都知道，如果小心维持充足的公共储备，就没有任何私人可能缺乏任何东西，因为在他们中不存在不平等的分配，因而没有人贫穷，也没有人匮乏，尽管没有人拥有任何东西，但他们都非常富裕，因为，什么能使得一个人富裕到过着安宁快乐和无忧无虑的生活，既不担心自己的穷困也不为妻子的无止境抱怨所困扰呢？他不担心孩子的穷困，也不考虑如何养活他的女儿，而是确信他和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和孙子乃至他所能想象的许许多多代都会过着富裕和幸福的生活，因为在他们中，对那些曾经劳动过但后来变得不能继续劳动的人的照料不亚于那些在其他地方仍然继续被雇佣的人。

如果我听说任何人将他们的公正与所有其他民族的公正进行比较，我将会非常高兴。我敢用性命担保，在其他民族中，看不到任何看起来公正或平等的东西。因为在那些民族中，贵族、金匠、银行家或其他要么根本不做任何事情，要么至多做一些无益于公众的事情的人，靠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财富过着极其奢侈和豪华的生活，而那些甚至比牲畜更艰苦劳作、从事为共同体的持续存在所必需的劳动的平民，如马车夫、金属工匠或农夫等却只能挣得微薄的收入，不得不过着贫困的生活，以至于牲畜的境况都要比他们好得多，在这样的民族中存在什么样的公正呢？牲畜不仅无须不停顿地工作，它们还被喂养得很好，并享有更多的快乐，它们也不用担心未来；而这些人却被报酬微薄的雇佣弄得衰弱，并因担心年老时的匮乏而苦恼，因为他们的日常劳动所得仅够维持其目前的生活，且差不多钱一到手就立即被花光，没有任何剩余可存下来养老。

一个政府，如果一方面对那些所谓的绅士、金匠或其他懒惰和以阿谀奉承或提供无益计策为生的人如此慷慨，另一方面却一点也不关心那些离开政府就难以为继的农夫、煤矿工或金属工匠等平民，这难道不是既不公正又忘恩负义吗？在公众收获了那些平民劳作的所有好处后，当他们逐渐为年老、生病和匮乏所困时，他们所有的劳动和他们所做过的一切有益的事情都被忘记了，给予他们的全部回报仅仅是听任他们悲惨地死去。富人们常常想方设法地降低劳动力的工资，不仅通过欺骗，还借助制定法律来获得其想要的结果，因此，尽管给予那些有功于公众的人微薄的报酬本身就是最不公正的事情，但是他们却通过制定法规给那些艰苦抹上公正的名义和色彩。

因此，我必须说，正如我希望慈悲一样，我对所有其他我见过或知道的政府的看法只能是，他们是富人的同谋，他们假借管理公共事务之名追求私人目的，并使用所有其能够发现的手段和计谋。其目的是：首先，他们能安全地保有其不正当地获得的一切。其次，他们能以尽可能低的工资雇佣穷人为其辛苦劳作，并随心所欲地压迫他们。如果他们能以公共权威（这被视作代表全体人民）的形式使这些计谋得逞，那么，它们就被视为法律。然而，这些邪恶的人在以最不知足的贪婪瓜分掉那些本来可以使其他所有人得到充分供给的东西后，却远远达不到乌托邦人享受的幸福，因为，在熄灭钱的用处和对钱的渴望后，许多焦虑和伤害也随之消失了。谁不明白，如果钱不再被世界看重，欺诈、盗窃、抢劫、争吵、暴动、争斗、煽动、谋杀、背叛、妖术这些宁可被严厉的法律惩罚而不愿被其抑制的邪恶就会全部消失，人们的恐惧、忧虑、担心、劳瘁和守夜也统统都会随着钱的贬值而消失，甚至贫穷（为消除贫穷，钱似乎最最必要）本身也会消失。为了正确地理解这一点，让我们看一个例子。

想想任何一个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的大灾之年，如果在年末检查一下所有富人贮藏谷物的仓库，就会发现里面的谷物足以养活所有那些悲惨地丧生的人。如果这些谷物被分配给平民，就不会有任何人感受到歉收的可怕后果。满足所有人的生活所需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那个可恨的被称作钱的、谎称是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发明的东西阻碍他们得到生活必需品的话。

我确信，富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他们清楚地知道，不缺乏任何必需品是比存在许多剩余大得多的快乐，从悲惨境况中被救出是比囤积大量财富大得多的快乐；我认为，意识到每个人的利益，再加上基督（他具有无边的智慧，因而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他还无比仁慈，因而会将它告诉我们）命令的权威，会将整个世界引向乌托邦人的法律，如果不是傲慢这个人性的瘟疫和如此多痛苦的根源妨碍它的话。这个邪恶的东西更多的是用其他人的痛苦而不是它自己的便利来衡量幸福，它不满足于在不留下任何痛苦之人的情况下被视为女神，因为如此一来，就没有了可供她羞辱的人。傲慢的人认为，通过将自己的幸福与其他人的不幸进行比较，自己的幸福会更耀眼；通过炫耀自己的财富，穷人们会对其贫穷更敏感。也就是说，那个恶魔潜入人的内心且深深地迷住人的心智，以至于很难被去除。因此，我很高兴乌托邦人拥有这种形式的政府，但愿整个世界都能理性到效仿他们的地步。他们确实已建立了一种有效的政策框架和基础，不仅能保证人民的幸福生活，其自身也是可持续的，因为他们已将所有野心和派系之争的种子从其人民头脑中根除了，国内没有任何动乱的危险，单单是这些因素就毁了许多似乎不存在这些因素就能确保安定的国家。只要他们在国内和平地生活并被较好的法律治理，所有邻国国王（这些国王常常试图毁灭他们，尽管都是徒劳）的妒忌就永远不能使他们的国家陷入动乱或无序。

当拉斐尔这样结束谈话时，尽管我想起许多与那个民族的习俗和法律有关的、看似荒谬的东西，以及他们的作战方式、宗教观和礼拜活动，还有其他几个他们特有的东西，但主要是那些似乎构成所有其他事物基础的东西，即他们的共同生活和不使用货币（借此，所有的高贵、辉煌、显赫和威严这些按照通常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真正值得夸耀的东西统统消失了），但我察觉到拉斐尔已筋疲力尽，不确定他是否易于容忍反驳，想起他曾谈到某些人为维护自己博学的名声而找出某些东西来诘难除自己外其他所有人的发明，因此我只是称赞了他们的体制和他所给予的总体说明。我拉着他的手，带他去吃晚餐，并告诉他我会找其他时间更仔细地研究这个主题并更多地谈论它，我真的很高兴拥有做此事的机会。同时必须承认，他既是一位博学之人，又从亲身经历中获得了大量关于世界的知识。但是，我还是不能完全同意他所叙述的每一件事情。可是，乌托邦共同体中确实有许多东西是我但愿（与其说是希望，不如说是但愿）能看到我们的政府效仿的。

[3]这里的“季”（season）并非指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或以三个月为计时单位的季度，而是指某一段时期。根据上下文可知，此处指的就是某年或某月。——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