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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八世，这位战无不胜的英格兰国王，具备构成一位伟大君主的所有美德。由于他和最沉着冷静的卡斯提尔^[1]国王查尔斯之间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争执，故将我以他的大使的身份派往法兰德斯^[2]，去处理和调解他们之间的争端。同行的还有我的同事卡思伯特，他是一位无可匹敌的男子，不久前被国王封为最高法院民事法庭庭长（Master of the Rolls）^[3]时，差不多所有的同仁都大声叫好，真是众望所归。但是，在这里，我不准备对他作任何赞美，这不是因为我担心作为他的朋友我的证词会受到怀疑，而是因为他的学识和品德十分卓越，以至于我无法公正地评价它们，并且，它们广为人知以至于根本不需要我的赞美，除非我打算套用一句“用灯笼照亮太阳”的谚语。被查尔斯国王指派来接待我们的人，按照事先的约定在布鲁格斯和我们会面，他们都是受人敬仰的人物。布鲁格斯总督是他们的首领，也是他们中的首要人物。但是，被视为最睿智并代替其他人发言的却是卡塞尔西^[4]市长乔治·特姆斯。先天和后天的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他拥有很强的说服力；他精通法律，并且，通过长期的实践，他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方面显得非常娴熟自如，就像拥有某种非凡的才能似的。

在我们交涉了多次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后，他们离开了几天，去布鲁塞尔了解查尔斯国王的意向。既然公务容许，我就去了安特卫普^[5]。我在安特卫普逗留期间，有许多人来看望我，其中，我最认同的是彼得·贾尔斯。他出生在安特卫普，是一位很受人敬重的人，并在他的城镇有较高的地位，尽管低于他所应得的。因为，我不知道能否在任何地方找到一位有更多学识和更好教养的年轻人，正如他非常令人敬重又学识渊博一样，他对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对他的朋友很亲切，并且，他十分率直和富有爱心，以至于可能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出第二位在所有方面都如此完美的朋友。他异常谦逊，且一点也不造作；没有人比他更为谨慎和淳朴；和他谈话令人愉快，以至于他的陪伴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对返回自己的祖国、回到妻儿身边的渴望，并使我觉得四个月的外派期过得快多了。一天，当我从圣玛丽教堂（安特卫普最主要的、人们最常去的教堂）聚集返回时，碰巧看见他正和一位陌生人谈话，那位陌生人看起来已过了盛年期，他的脸晒成了棕褐色，留着长长的胡须，随便套着一件披风，我从他的长相和习惯断定他是一位水手。

一看见我，彼得就走了过来，并向我致礼。当我回礼时，他将我拉到一边，指着刚才与他谈话的那个人说：“你看见那个人了吗？我正要带他来见你。”

我回答之：“看在你的分上，他应当很受欢迎。”

“也看在他自己的分上，”他答复道，“如果你了解这个人的话，因为，没有任何活着的人能够像他那样滔滔不绝地讲述不出名的民族和国家，而我知道你非常想要此类信息。”

然后，我说：“我没有猜错，因为初看见他时，我就认为他是一名水手。”

“但你大错特错了，”他说，“他并不是作为一名水手，而是作为一位游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作为一位哲学家去航海的。他姓海思洛德名拉斐尔。他并不是不懂拉丁语，但他更精通的是希腊语，他在希腊语上下的功夫比拉丁语多得多，这是基于他研究哲学的需要，他知道在哲学方面，除了可以在塞内加^[6]和西塞罗^[7]的著作中找到的东西外，罗马人没有留给我们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在血统上是葡萄牙人，他渴望周游世界，以至于他将自己拥有的财产分给了他的几个兄弟，然后加入了厄梅里克斯·维斯普修斯^[8]的冒险之旅。正在发行的一本游记里描写的维斯普修斯的四次航海中，拉斐尔参与了三次，只是，在维斯普修斯的最后一次航海中，拉斐尔没有跟他一起返回，而是几乎凭暴力获准成为在去纽卡斯尔^[9]的最后一次航海中被留在其到达过的最远地方的24个成员之一。对于他这样一个宁愿旅行而不愿回国以便能葬在自己国家的人来说，留下他使他感到非常快乐，因为他过去常常说，‘上天堂的路到处远近都一样’‘死后没棺材，青天作遮盖’。然而，如果不是上帝对他非常仁慈的话，他恐怕已为这种心态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在和五位卡斯提尔人一起旅游了许多国家后，他最终靠着不可思议的好运气到了锡兰^[10]，并从那里到了加利卡特^[11]，在加利卡特，他非常幸运地遇到了一些葡萄牙船只，因而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这是谁也不曾料想到的。”

当彼得给我讲述这些时，我感谢他让我结识一位他认为谈吐将会令人愉快的人的好意，紧接着，我和拉斐尔相互拥抱了对方。在完成那些陌生人之间初次见面的习惯礼节后，我们三人一起去了我的住所，进入庭院后，我们在一排绿色的桨手座上坐下，开始了愉快的交谈。拉斐尔告诉我们，当维斯普修斯乘船离开时，他和他的那些留在纽卡斯尔的同伴通过经常与这个国家的人们交往并彬彬有礼地对待他们，渐渐地赢得了他们的喜爱。最终，拉斐尔和他的同伴不仅毫无危险地生活在他们之中，还和他们亲密地交谈。拉斐尔和他的同伴赢得了一位国王（我已忘记了他的名字和国籍）深深的喜爱，以至于这位国王不仅充分供给他们一切必需的物品，还为他们提供旅行的便利：他们走水路所乘的船只和在陆地上旅行所乘的马车，都是这位国王提供的；国王派了一位非常忠诚的向导为他们引路，这位向导在途中将他们引荐给他们有意拜访的其他国王。在旅行了许多天后，他们来到了治理良好且适宜居住的镇、市和共和国。在赤道下方以及赤道两侧远至太阳运行的轨道处，有被太阳长年散发的热量烤干的大沙漠；小草枯萎了，万物都显得阴沉沉的，所有的地方一片荒凉，生存着许多野兽和大蛇以及寥寥无几的在野蛮和残酷方面一点不逊于兽类的野人。

但是，随着他们继续往前走，一派新的景色展现在他们眼前，万物都变得更为温和，空气不再那么炽热，小草变得青葱了，甚至兽类都变得更为驯良了。最终，他们看见了国家、城镇和都市，这些国、镇和市不仅在其内部发展贸易并与邻近的地方通商，而且还通过海上和陆上交通与非常遥远的国家进行贸易。在那里，他们发现了游览四面八方许多国家的便利，因为，不论拉斐尔和他的同伴选择哪艘船、哪条航线，他们都会被载往非常欢迎他们的国度。他们最初看见的船是平底的，船帆大多是用紧密地织在一起的芦苇和柳条做成的，只有少数是用皮革制成的。但后来，他们发现了另一类船，它们的龙骨是圆形的，帆是用帆布制成的，在所有的方面都跟我们的船很像。船上的水手们不仅掌握了航海技术，还懂天文学。拉斐尔通过向水手们演示指南针的使用（在此之前，他们在这方面是完全无知的）神奇地获得了他们的好感。这些水手们过去非常谨慎地航海并只在夏季出航，但现在，四季对他们来说变得没有差异了，他们完全信赖这块天然磁石，有了它的帮助，与其说他们变得安全了，倒不如说他们变得安心了。这样一来，就有理由担心，这个发现可能会因他们的轻率而给他们造成重大损害。由于篇幅的限制，我无法详细叙述拉斐尔向我们讲述的他在每一个地方观察到的一切事物，那会大大偏离我们的主题。需要指出的是，他观察到的那些在文明国家实施的理性和审慎的制度，我们可能会在一个更恰当的场合讲述。我们问了他许多与这些事物有关的问题，他都欣然做了回答；只是，我们没有问及怪兽，因为没有比这更普通的东西了——无论在何处，你都可能听到有关饿极了的狗和狼以及残忍的食人兽的谈论，但是，要找到得到良好和理性治理的国家，却不是那么容易。

正像拉斐尔告诉我们他在那些新发现的国家见到的许多糟糕的做法一样，他也谈论了不少可以效仿来纠正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些国家的错误的做法，对此，我可能会在另一时间详细叙述，正如我在前面已承诺的那样，因为在目前，我只打算详细叙述他告诉我们的那些乌托邦人特有的习俗和法律，但是，我将从引导我们谈起那个共同体的情景开始。拉斐尔以极强的判断力谈论了许多我们和那些国家共同存在的弊端以及理性的制度，他还清晰地讲述了他到过的每一个国家的习俗和政府，就像他整个一生都在那里度过一样。他的这些论述激起了彼得的赞赏，彼得说道：“拉斐尔，我对你没有供职于任何王室感到非常奇怪，我确信，任何一位国王都会非常欢迎你，因为，你拥有的关于人和事的学识不仅会令他们非常愉快，还对他们有很大的用处，譬如，你可以在他们面前树立榜样，你也可以给他们提建议，并且，通过这种途径，你不仅能实现自我价值，还能给你所有的朋友带来很大的好处。”

“就我的朋友而言，”他回答道，“我不需要过多地费心，因为，我已经为他们做了所有我有义务做的事情，在我不仅身体健康并且年轻有朝气之时，我就将我的财产分给了我的亲戚和朋友，而其他人在年老生病之前是决不肯放弃其财产的，他们只有到年老生病时才会很不情愿地出让那些他们不再能亲自享受的东西。我认为我的朋友应当满足于此，并且，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应当期望我为了他们而去当任何国王的奴隶。”

“既宽厚又公平，”彼得说道，“我的意思并不是你应该给任何一位国王当奴隶，而只是你应当辅佐他们并对他们有用。”

“用词变了，”他说，“实质并没有变。”

“但是，不管你愿意称它为做奴隶也罢，辅佐也罢，”彼得答复道，“我看不到其他任何可以使你对你的私人朋友和人民大众有用而又能使你自己生活得更幸福的途径。”

“更幸福！”拉斐尔回复道，“通过悖逆我的性情的途径来达到吗？现在，我依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着，我相信几乎没有任何在王室中任职的人胆敢如此。并且，有很多巴结权贵的人，以至于如果没有我或其他与我同性情的人给这些权贵找麻烦，则根本不会有什么大损失。”

我插话说：“拉斐尔，我察觉到你既不想要财富也不想要高贵的地位，说句真心话，我对像你这样的人的敬佩远远超过我对世界上任何一位权贵的敬佩。但是，我认为，如果你将你的时间和思想用于公共事务，你就做了与你那无比开阔和通达的心胸相称的事情，即便你或许会发现它有些令你不自在，并且，没有比当某位伟大的国王的幕僚并说服他采取高尚和有价值的行动（我知道如果你居于这样一个职位，你就会这样去做）更能为民造福的了，因为，国王是整个国家善恶之流的不竭源泉。一个人只要拥有像你那样多的学识，哪怕没有任何处理公务的经验，或者，只要有过像你那样伟大的经历，哪怕没有其他任何学识，那么，他就能成为任何一位国王的非常得力的幕僚。”

“莫尔先生，你犯了双重的错误，”他说，“你对我的看法错了，你对事的判断也错了。其一，我并不具备你想象我具备的那种才能；其二，即便我真的具备那种才能，并为公众牺牲我个人的平静生活，公众的境况也不会得到较大的改善。这是因为，大部分国王将更多的精力和心思用于战事而不是有用的和平之术，而我既不拥有任何关于战事的知识，也不怎么想获得这方面的知识，一般来说，国王们更感兴趣的是攻占新的王国（不管正当与否）而不是妥善地治理自己已拥有的王国。此外，国王的每一位大臣都十分精明以至于根本不需要任何助手，至少，每一位大臣都认为自己十分精明以至于想象自己根本不需要任何助手，并且，如果他们寻求什么人，也只会寻求那些国王恩宠有加的人以及自己试图巴结和收买的人。的确，我们天性都喜欢被奉承和迎合。老鸦爱幼鸦，大猩猩喜欢小猩猩。在这样一个由妒忌所有其他人、唯我独尊的人组成的王室中，如果一个人建议任何从历史中读到或在旅行中观察到的做法，那么，其他所有人都会认为，如果他们不能驳倒它的话，他们的精明名声就会下跌，他们的既得利益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并且，如果其他所有的辩驳都不奏效，他们就会说，这些做法是令我们的祖先满意的，而我们的智慧要能及得上他们就不错了。他们依赖这样的回答作为对所有被提出的革新建议的充分驳斥，就好像发现任何比其祖先更聪明的人是一种巨大的不幸似的，尽管他们愿意废弃过去时代的所有好做法，但是，如果有人提出更好的做法，他们就会顽固地使用这个尊重过去时代的借口来自欺欺人。我在许多地方（尤其是英格兰）都曾遇到过对事物的这类傲慢、固执而又荒谬的判断。”

“你曾去过那里？”我问。

“是的，我去过，”他回答道，“并在那里待了几个月。那是在西部的叛乱以大规模屠杀参加叛乱的穷苦人民的方式被镇压之后不久。在那些日子里，那位受人尊敬的主教约翰·莫顿给了我很多的恩惠，他是坎特伯雷^[12]的大主教、红衣主教^[13]和英格兰的大法官，”他转向彼得，“彼得，你知道吗？在构成他受人尊敬的理由中，他的学识和品德至少与他高贵的出身同样重要。他中等身材，不因年老而体衰；他的神情让人产生敬意，而不是让人生畏；他的言谈很平和，但又很庄严；他有时喜欢以彬彬有礼却又尖锐刻薄的谈话方式来考验那些因公而来向他请愿的人的气魄，当他发觉他们的勇气和精神风貌与自己的性情非常相似而又不至于发展为放肆时，他就会感到非常开心，他认为这样的人最适合当公务员。他讲话既得体又有力，他在法律方面拥有卓越的才能，有着极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后天的学习和经历进一步提升了他天生具有的那些非凡的才能。我在英格兰期间，国王非常倚重他的建议，并且，看起来政府似乎主要是由他支撑的，因为，从他年轻时起，他就一直善于处理公务，并且，他经历过很多命运的波折，以高昂的代价累积了大量的智慧，而这些来之不易的智慧是不会很快丢失的。”

“一天，当我和他一起进餐时，一位英国律师碰巧也在用餐，他利用一个机会将谈话引到对严厉惩治盗贼的高度称赞上，据他说，那时盗贼被绞死得如此之多以至于有时在一个绞刑台上放有20个盗贼的尸体。接着他说，令他无限困惑的是：既然很少有盗贼能逃脱法网，为什么仍然有如此多的盗贼在各处行窃呢？有胆量在红衣主教面前无拘束地说话的我接过他的话题说，没有理由对这种情形感到奇怪，因为，这种惩罚盗贼的方式不仅其本身不正当，而且对公众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严厉过了头，就如同治疗没有达到足以产生效果的程度一样，纯粹的盗窃不构成死罪，无论多么严厉的惩罚都不能抑制那些找不到其他任何谋生方式的人盗窃。‘在这方面，’我说，‘不仅你们英格兰人，而且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人都效仿一些拙劣的中小学教师采取的宁愿惩罚学生而不愿教育学生的做法。大部分地方都有对盗贼的可怕的法律制裁，但是，一个好得多的做法是，制定一些有用的法律条款来确保每个人都有谋生手段，以防止他们不可避免地走上偷窃的道路并为此丧生。’

“‘已给予了这个问题足够的重视，’他说，‘如果他们愿意改邪归正，有许多种手工业还有农业可供他们选择来作为谋生手段。’

“‘那产生不了你想要的效果，’我说，‘因为，许多人在内战或对外战争（比如最近的康瓦尔^[14]叛乱、一段时间前你们的对法战争）中失去了手足，这些在为他们的国王和国家服兵役过程中残废的人不再能从事以前的营生，他们也因年龄太大而无法学习新的营生，但是，既然战争仅仅是突发的事情并有间隔期，就让我们多考虑那些日常发生的事情吧。你们中有许多贵族，他们自己像雄蜂一样懒惰，依赖其他人的劳动为生，更确切地说，依赖他们的佃农的劳动为生，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他们榨干了这些佃农的油水。实际上，只有在这一情形中，他们才表现出节俭的行为方式，因为，他们在其他所有情形中都是奢侈浪费的，甚至挥霍到了使自己陷入穷困的地步。不仅如此，他们还找了一大批懒家伙当他们的跟班，这些跟班从来不学习任何谋生的本领，一旦他们的主人去世或他们自己患病，他们就会被扫地出门，因为，你们这些主人宁愿豢养懒人而不愿照料病人，并且，继承人常常没有能力像其前辈那样维持如此大的一个家庭。当那些被逐出门外的人饥肠辘辘时，他们盗窃的动机就会变得强烈，不盗窃，他们还能干别的什么吗？当他们在流浪中逐渐变得衣衫褴褛和面容苍白时，有身份的人不愿收留他们，穷人则不敢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在游手好闲和寻欢作乐中长大、习惯于随身携带刀和盾四处游荡、极端蔑视所有邻居的人不适合干农活；这种人也不愿意为穷人干活，以换取穷人所能支付的微薄的薪水和粗劣的饭食。’

“关于我的以上言论，他答复道：‘这类人应当受到特殊照顾，因为，备我们不时之需的陆军的实力取决于他们，他们的出身激发出他们比商人或农夫更高尚的荣誉感。’

“‘你不妨说，’我回复道，‘由于战争的缘故，你必须照顾盗贼，因为，只要你拥有了另一个，你就永远不会想要这一个，正像盗贼有时被证明是英勇的士兵一样，士兵也常常被证明是大胆的盗贼，这两种生存方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十分普遍地存在于你们之中的拥有许多仆人的不良习俗，并不是你们那个民族特有的。在法国，还存在一类更令人头疼的人，因为整个国家充满了士兵，即使在和平时期也要维持这种局面，如果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状态也可以被称为和平的话，并且，根据你为那些贵族身边的懒惰侍从辩护的同样的理由，这些人一直享受薪俸。那些虚伪的政治家的信条是，为了公共安全，有必要常备一大批富有作战经验的士兵。他们认为新兵靠不住，他们有时还寻找发动战争的机会，以便训练他们的士兵掌握杀人的技能；或者，就像萨拉斯特观察到的那样，使士兵们经常有用武之地，以免他们因过久的休战而变得迟钝。但是，法国已亲身体验到喂养这样的牲口有多么危险。

“‘罗马、迦太基、叙利亚等国家和城市的命运（它们都是被那些常备军推翻和摧毁的）应当使其他国家变得更明智；法国训练有素的士兵常常发现你们的新兵太难对付，仅仅是这一点就清楚地说明了那个信条显然是荒谬的。对此，我不打算多谈，以免你认为我在奉承英国人。日常经历表明，城里的手工艺者或乡间的农夫不害怕与那些懒惰的绅士战斗，除非他们由于某种不幸而患有残疾或被极度的穷困弄得意志消沉，因此，你不需要担心那些曾经身强体壮（因为唯有符合这样的标准，贵族们才喜欢收留他们，直到腐蚀掉他们）、但现在已因安逸而变得衰弱并已被他们的仰人鼻息的生活方式软化的侍从们，在经过恰当的训练和使用后会变得更不适合战斗。并且，你们为了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事实上，战争只会在你们想要它发生的时候发生）而供养很多懒汉，似乎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这些人总是会在和平时期给你们添乱，而和平从来都应当被给予比战争更多的关注。但是，我不认为盗窃的必然性会因此而上升，还存在另一个导致盗窃盛行的因素，它是英格兰特有的。’

“‘是什么呢？’红衣主教问道。

“‘是牧场的增长，’我说，‘由于牧场的增长，你们的那些天性温顺、易于驯服的羊现在变得吃人了，并把城镇和乡村都弄成无人居住之地，无论在何处，只要发现任何一片土地上的羊长出比寻常更软和更鲜艳的羊毛，就会有贵族、士绅^[15]，甚至那些神圣的主教，因不满足于自己牧场以前产生的租金，也不认为过着无忧无虑生活的自己应该为公众做一些善事，于是决定加害于公众，而不是造福于公众。他们中止农业进程，毁坏房屋和城镇，仅仅保留教堂，圈占所有他们可以用来牧羊的土地。似乎是过去森林和大庭院占用的土地太少了，那些了不起的乡绅们现在将最适宜居住的地方变成了人迹罕至之处。当一个贪婪无耻的乡间瘟疫决定圈占成千上万英亩土地时，他们就用诡计骗取或用武力夺取土地所有者以及佃农的所有物，或通过将他们虐待得疲惫不堪来逼迫他们出售其所有物。通过这些手段，那些可怜的男人和女人、已婚和未婚的人、年老和年轻的人都被迫与他们贫穷而又众多的家人（因为农活需要很多劳动力）一道背井离乡，且不知哪里才有他们落脚的地方。他们不得不几乎相当于白送地卖掉他们的家用器物，即使他们留下来慢慢等买主，这些东西也为他们换不来几个钱。当那一点点钱花光后（因为它们很快就会被花光），他们除了盗窃从而被绞死（天知道这有多正当）或四处乞讨外，还能做什么呢？并且，如果他们四处行乞，他们会被当作懒惰的流浪汉关进监狱。不是他们不愿意工作，而是他们找不到任何愿意雇佣他们的人，因为，当所有的耕地都被改成牧场后，他们掌握的耕种技术就再也派不上任何用场了。一块田地需要许多人手来耕种和收割，而在同样大的一块牧地上放养的羊群，只需要一个牧羊人来照看。在许多地方，高昂的谷物价格正是由高劳力成本引致的。’

“‘羊毛的价格也上涨得很高，以至于那些以纺织为业的穷人们不再能买得起羊毛，这同样会使许多人变得无所事事。自从牧场增多以来，上帝已通过一场羊瘟（它毁坏了无数的羊）惩罚了牧场所有者的贪婪，在我们看来，如果这场瘟疫降临在牧场所有者自己头上，可能更为公正。但是，即便羊的数目获得了很大的增长，它们的价格也不大可能下降，因为，尽管它们不能被称作独家垄断，并没有一个人独占，然而，它们被控制在很少的人手中，而这些人又很富裕，以至于要等到将价格抬到尽可能高的水平之时才会出售它们，正如这些人不会在想要出售它们之前被迫出售一样。另一种牲畜（牛）的价格之所以高昂，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亦即，许多村庄被拆毁，所有的乡村劳动力都被大大地闲置，没有人以饲养它们为业。富人不会像他们饲养羊那样饲养牛，而是以低价购买瘦牛，在他们的土地上将其养肥，再以高价售出。我认为，这种经营方式还将产生一些尚未被观察到的麻烦，因为，如果牛的消费速度超过了它们的原初饲养地所能供给的速度，那么，存货必定会减少，并最终演变为严重的短缺，而这同样会导致牛价的高昂，通过这些方式，你们这个看似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将会因一小撮人可恨的贪婪而遭受许多的痛苦。除此之外，谷价的上涨使得所有的人都尽可能减少他们的家庭成员数，那些被他们解雇的人除了乞讨或盗窃外，还能做什么呢？并且，盗窃对一个人的吸引力比乞讨要强烈得多。’

“‘同样，奢侈突然出现在你们的社会，这加深了你们的贫困和痛苦。在着装上过分地图虚荣，在饮食上也极其铺张浪费，这种浪费性的消费不仅出现在豪门中，甚至也出现在商人、农民以及所有的阶层中。还有许多臭名昭著的大酒馆，以及不计其数的虽然不出名但同样低劣的小酒馆和啤酒屋，此外，还有掷骰子、纸牌、足球、网球和套圈等快速吃钱的赌博，那些参与赌博的人最终必定会走向以盗窃为生之路。要清除这些瘟疫，就要强制那些掠夺了人们很多土地的人要么重建他们拆毁的村庄，要么将他们的土地出让给那些愿意重建村庄的人；抑制富人们的那些几乎和独家垄断一样有害的寡头垄断行为；减少游手好闲的机会；重建农业，整顿羊毛加工业，以便那些懒人群体（这些人要么已被穷困逼上以盗窃为生之路，要么现在是懒惰的流浪汉或没用的仆人，但最终必然会变为盗贼）能够找到工作。如果你们找不到医治这些弊病的方法，那么，自吹自擂你们在惩罚盗贼方面的严厉（尽管这可能披着公正的外衣，但就其自身而言，既不公正也不适当）就是徒劳无益之事。因为，如果你们容许你们的人民受到不良教育，容许他们的行为方式从婴儿期起就受到腐蚀，然后又因那些从小就被引向的犯罪行为而惩罚他们，这除了说明你们首先制造盗贼然后惩罚他们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当我说这些话时，在场的那位律师已准备好了答词，并已决定按照辩论的程序复述我说过的一切。在辩论中，对事情的复述通常比答复更确切，就好像主要是考查人的记忆力似的。

“‘作为一位初来乍到者，你谈得相当不错，’他说，‘你听说了许多有关我们国家的事情，但你还未能很好地考虑它们，而我将让你明白整个事情。首先，我将按顺序复述所有你说过的话，然后，我将表明你对我们的事情的无知是多么深地误导了你，最后，我将答复你所有的论据。下面，我就开始复述你说过的话，你谈到四个方面的事情……’

“‘且慢，’红衣主教说，‘这会占用太多的时间，因此，我们现在解除你答辩的麻烦，并将它延迟到我们的下次会面，如果拉斐尔和你明天有空的话，我们将在明天再次会面。但是，拉斐尔，’他对我说，‘我很想知道你认为盗贼不应被处以死刑的理由何在，你愿意谈谈吗？或者，你愿意建议任何其他更有益于公众的处罚吗？既然死刑起不到抑制盗窃的作用，如果人们认为他们的生命将会是安全的，那么，还有什么恐惧或力量能对坏人起到抑制作用呢？相反，他们会将处罚的减轻看作是对犯更多罪的引诱。’

“我回答道：‘在我看来，因一点钱财而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不公正的事情。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的价值比得上一个人的生命，并且，如果说处罚一个人的理由不是钱财，而是他触犯了法律，那么，我就不得不说，极端的司法是极端的损害，因为，我们不应当赞成这些使最轻微的犯罪成为可处以死刑的罪行的可怕的法律，也不应当赞成斯多葛学派的主张，亦即，对所有的犯罪等量齐观，就好像杀一个人与夺取他的钱包之间不存在差异似的，但是，如果我们公正地考察这两类行为，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既不类似也不相当。上帝命令我们不可杀人，难道我们应该因一点点钱而如此轻易地杀人吗？也许有人会说，上帝只是禁止任何国法不允许的杀人行为，但是，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根据同样的理由，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制定允许通奸和做伪证的法律，由于上帝已剥夺了我们处置自己和其他人生命的权利，因此，如果厚着脸皮声称，可以在人们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制定法律来授予在上帝没有给予我们先例的情况下杀人的权利，以解除人们遵守神圣戒律的义务从而使杀人成为合法的行为，那么，这不是给予人类法律相对于神圣戒律的优先权，又是什么呢？

“‘并且，一旦认可这一看法，那么，根据同样的规则，在其他任何事情上，人们都可以添加他们想要的任何限定在上帝的戒律上。既然根据摩西律法这样给顽固的奴隶制国家颁布的非常严苛的戒律，人们因盗窃而受到的处罚仅仅是罚款而不是死刑，我们就无法想象，在这部慈悲的新律法（在其中，上帝以父亲般的仁慈对待我们）中，上帝给予我们的残酷许可度，会大于他给予犹太人的。正是根据这些理由，我认为，对盗贼处以死刑是不正当的，并且，对杀人犯和盗窃犯处以同样的刑罚，显然，既是荒谬的，又会造成对公众有害的结果。因为，如果一个盗贼知道他犯盗窃罪所冒的风险跟犯杀人罪一样大，那么，这自然会激励他去杀死那个他在盗窃不致冒送命风险的情况下只打算盗窃其财物的人，因为，如果对二者的处罚是相同的，那么，当他干掉盗窃对象后，他就会变得更安全，他被发现的风险也更少了。可见，威慑盗贼过了头，会激发他们的残忍。

“‘至于你提的另一个问题，即可以找到什么样更有益的惩罚方式，我认为，发现它要比发明任何更有害的惩罚方式容易得多，在精通治理之道的古罗马人中使用了很长时间的方式难道不适用于对他们的处罚吗？古罗马人对那些被发现犯有重罪的人的处罚是终身在采石场工作，亦即，终身戴着镣铐开采矿物。但是，我最喜欢的方式是我在波斯^[16]旅游期间观察到的在人口可观、治理良好的波利人中实施的方式。他们每年给波斯国王进贡一次，但是，在其他所有方面，他们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并根据他们自己的法律来治理。他们远离大海，被山脉所包围。由于满足于自己国家丰富的物产，他们几乎不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一方面，根据他们的民族特质，他们没有扩张领土的倾向；另一方面，他们的高山和他们给波斯人缴纳的贡金确保他们不受任何侵略。

“‘因此，他们中不存在任何战争，与其说他们生活得奢华，不如说他们生活得舒适；并且，与其称他们为著名的国家，不如称他们为幸福的国度，因为，我认为，除了他们的邻国外，没有其他任何国家知道他们的国名。他们中那些被发现犯有盗窃罪的人有义务将所盗之物归还给失主，而不是像在其他地方那样上交给国王，因为他们认为，国王与盗贼一样不拥有对被盗物的权利。但是，如果被盗物已不再存在，那么，盗贼的财产就会被估价，并从中提取一部分作为损害赔偿，剩下的财产归盗贼的妻子和儿女所有，盗贼本人被判在公共事业中服役，但既不被囚禁，也不被上镣铐，除非碰巧在他们所犯的罪行中存在某些特殊情况。他们不受束缚地四处走动，为公众工作。如果他们在工作中偷懒，他们会被鞭打，但是，如果他们努力工作，他们会被合理地使用和对待，不会受到任何呵斥，只是在晚上，他们会被点名，然后被关起来。除了固定的劳动外，他们不会遭受其他任何痛苦。因为，正像他们为公众工作一样，公众也为他们提供生活费，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筹资方式。在一些地方，所有花在他们身上的钱都通过慈善捐助募集，尽管这种方式可能看起来不可靠，但是，那个民族有仁慈的倾向，以至于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使犯人们获得充足的生活供给；但在另一些地方，这项开支是从公共岁入中拨出的，或者，有稳定的人头税被征收来用作他们的生活费。在一些地方，他们不被指派任何公共工作，而是每一位需要雇佣工人的私人到市场上以略低于雇佣自由人的工资雇佣属于公众的他们，如果他们在工作中偷懒，雇主可以用鞭子驱使他们加速干活。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总有活干，除了挣得生活费外，他们还能为公众做点贡献。他们都穿着某一特定颜色的特殊服装，头发被剪短至稍高于耳朵处，一只耳朵被割掉一小片。他们的朋友被允许给他们送吃的、喝的以及合乎规定颜色的服装，但是，如果他们的朋友给他们钱，则授受双方都会被处以死刑；任何自由人，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只要从他们那里拿走钱，也会被处以同样严厉的刑罚；这些奴隶（他们被这样称呼）中的任何一位，如果使用武器，也会被处以死刑。无论在这个国家的哪一处，都可以通过一种特殊的标志将这些奴隶识别出来，如果他们抹去其标志，从其所在辖区外逃，或与另一个辖区的奴隶谈话，他们会被处以死刑；对企图逃跑的处罚，丝毫不轻于逃跑本身；协助逃跑的其他任何奴隶都会被处以死刑；如果一个自由人协助奴隶逃跑，他会被判做奴隶。那些发现奴隶逃跑的人，如果是自由人，会获得金钱作为奖赏；如果是奴隶，会获得自由作为奖赏，同时赦免其协助逃跑罪，以便他们能意识到，对他们更有利的是悔改自己的协助逃跑行为，而不是坚持这样做。

“‘以上就是他们与盗窃有关的法律法规，显然，它们既是宽大的，也是有益的。因为，它们不但消灭了罪恶、保存了生命，而且，这种对待盗贼的方式可以使他们认识到诚实和将余生用于弥补先前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的必要性，也不存在任何盗贼重蹈覆辙的风险，并且，旅行者对受到他们伤害的担心很少，以至于旅行者通常利用他们作为从一个辖区到另一个辖区的向导，因为，没有给他们留下使盗窃成为可能或最佳选择的任何东西，他们不但被收缴了武器，而且，单单拥有钱财就构成犯罪；不仅逃跑被发现一定会受到惩罚，并且，他们也不可能成功地逃走，他们服装的每一部分都区别于普通人的穿着，除非他们赤身裸体，并且，即便这样，他们被割去一小片的耳朵也会暴露其身份。唯一让人担忧的是，他们可能图谋推翻政府，但是，一个辖区及其邻近辖区的奴隶们不可能有任何作为，除非好几个辖区的全部奴隶共同谋划，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不同辖区的奴隶不可能碰面或交谈；在一个隐瞒如此危险而揭发又如此有利可图的地方，也不会有任何奴隶胆敢搞阴谋。没有一个奴隶不对恢复自由身抱有希望，因为，通过服从和忍耐，通过提供足以使人们相信他们会在未来改变其生活方式的理由，他们可以期望最终获得自由。每年，都有一些表现好的奴隶被恢复自由身。’

“在讲完这些话后，我补充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方式（它的好处多于这位律师大肆吹嘘的严苛的司法可望产生的好处）不可以被仿效。关于这一点，律师回答道，如果英国引进这种做法，就一定会使整个国家遭受危险。他边说边摇头，还做鬼脸，并努力保持镇定，差不多所有在座的人看起来都赞成他的观点，只有红衣主教说，由于还从未试验过这种方法，因而不易判断其成效。

“‘但假如，’红衣主教说，‘当给一个盗贼判死刑时，国王暂时赦免他一段时间，并在剥夺他的庇护权^[17]的基础上拿他做试验，然后，假如这对他产生了好的效果，那就可能出现对他免处死刑而不危及国家的情况；而如果试验不成功，最坏的情况是最终对罪犯执行判决，我不明白，’他补充说，‘为什么容许这样的缓期执行会是不公正的、引起不便的或根本就是危险的，我认为，应当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流浪汉，尽管我们制定了许多制裁他们的法律，但我们还未能达到我们的目的。’红衣主教发表这样的言论后，他们都称赞这一主张，尽管如果它是由我提出的话，他们会蔑视它，但是，与流浪汉有关的观点更是格外受到赞扬，因为它是红衣主教自己的见解。

“我不知道是否值得讲述随后发生的事情，因为它非常可笑，但是，我将冒这个险，因为，它不仅与这个议题相关，并且，或许我们还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迪。有一位弄臣^[18]站在一边假装小丑，他演得十分自然，以至于他看起来就像真的小丑一样。他开的玩笑枯燥乏味且让人扫兴，以至于与其说是他说的话不如说是他本人惹得我们发笑，但有时，他像是碰巧地说出一些并非让人不愉快的事情，简直就像是在印证那句古老的谚语——‘经常掷骰子的人有时会撞上好运’。一位在座者说，拉斐尔照料了盗贼，红衣主教照料了流浪汉，因此，仅剩下那些因疾病或年老而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穷人们的公共赡养问题了。正说到这些，小丑插话说：‘这个问题交给我来处理，这类人的丑态最让我憎恶不过了，因为，我是经常地受到他们抱怨的烦扰，但是，无论他们多么悲戚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从我这里讨得一便士，因为，别说我不想给他们任何东西，就算我有意给他们点什么，我也没有任何可施舍给他们的东西，现在，他们清楚地了解我以至于不会再白费力气，而会让我不受任何烦扰地通过，他们从我这里指望不到任何东西，就像我是一位僧侣一样，但是，我希望制定这样一条法律，亦即，将所有这些乞丐送去修道院，将男乞丐送到本尼迪克特^[19]教团去当俗人修士，把女乞丐送去当尼姑。’

“红衣主教笑了笑，并开玩笑地表示赞同，但是，其他人却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提议。有一位圣职人员在场，他自认为是一位严肃的、难取悦的人，但是，他对这个关于僧侣和修道士的想法感到高兴，以至于他开始逗那个小丑，并对他说：‘这不会使你摆脱所有的乞丐，除非你照料我们这些行乞修士。’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小丑回答道，‘红衣主教已通过他提供的关于管制流浪汉和促使他们工作的建议为你们提供了生活来源，因为，我没见过或听说过像你这样的流浪汉。’

“所有的陪客都对这样的说法感到开心，他们都看着红衣主教，察觉到他并非对此感到不高兴，不难想象，只有行乞修士自己感到生气，并情不自禁地辱骂那个小丑，骂他无赖、中伤者、背后说人坏话的人和地狱之子，然后，他又从《圣经》中引用一些可怕的恐吓语来诅咒他。现在，小丑认为自己如鱼得水，并随心所欲地耍弄起他来。

“‘好，行乞修士，’他说，‘不要生气，因为圣书上写道，“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20]。’

“行乞修士回击道（以下是他的原话）：‘我没有生气，你这刽子手；至少，我没有触犯它，因为，赞美诗作者大卫王说，“你生气吧，可不要犯罪”^[21]。’

“听到这些话，红衣主教温和地警告了一下他，并希望他控制怒火。

“‘不，我的阁下，’他说，‘我这样说，仅仅是出于我应有的热忱，因为，圣职人员一直拥有热忱，正如圣书上所说的，“我因为你的庙殿而心里热切，如同火烧”^[22]，我们在教堂里唱道，那些在埃莉夏走入圣殿时嘲弄他的人感觉到了他热忱的效力，那个嘲弄者、坏蛋、恶棍或许也会感觉到。’

“‘你这么做，或许是出于善意，’红衣主教说，‘但是，在我看来，更明智、对你更有益的做法是不要卷入如此可笑的与愚人的斗嘴。’

“‘不，我的阁下，’他答道，‘那样做是不明智的，因为，最贤明的所罗门说过，“要照傻瓜的傻话回答傻瓜”^[23]。我现在做的正是这样，并且，我为他指点他将会掉入的坑，如果他自己察觉不到的话，因为，如果说许多嘲笑埃莉夏这个唯一的秃头男人的人都感觉到了他热忱的效力，那么，一个嘲弄行乞修士（他们中有如此多的秃头男人）的人又会变成怎样呢？我们同样有荒唐可笑、自相矛盾的说辞，凭借它们，所有嘲弄我们的人都会被击溃。’

“当红衣主教发现这场争论将会没完没了时，他示意小丑离开，并转移了话题，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打发走我们，然后听诉讼事由去了。

“莫尔先生，我讲完了一个冗长乏味的故事，我曾对这个故事的冗长感到惭愧。如果，当你热切地请求我讲这个故事时，我没有观察到你在留心听，似乎不愿漏掉它的任何一部分的话，我或许会将它缩短，但是，我最终决定将它详细地讲给你听，以便你能注意到，那些蔑视我的建议的人一察觉到红衣主教并不反感它们，就立即称赞它们，他们对红衣主教阿谀奉承，以至于他们正儿八经地大肆赞扬那些红衣主教只是开玩笑地表示赞同的事情。由此，你可以推测，我或我的建议在大臣们的眼中是多么微不足道。”

就此，我答道：“你的故事让我受益匪浅。因为，你不仅将每一件事都讲述得明白易懂和生动有趣，并且，你还通过使我回想起那位仁慈的红衣主教（从少年时代起，我就被托付给他的家庭养育），让我感觉又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回到了年少时代。尽管我已基于其他理由视你为非常可贵的朋友，但是，由于你对他的深深怀念，对我而言，你变得更加可贵了。但是，在听你讲完这些话后，我仍然不能改变我的看法，因为我仍然认为，如果你能克服对王室的反感，你可以通过自己能提供的建议为人类造很多的福，这是每一位好公民都应当承担的首要职责。因为，你的朋友柏拉图认为，当哲学家成为国王或国王成为哲学家时，国民就会幸福，毫无疑问，当哲学家不认为他们有责任用他们的建议辅佐国王时，我们就会离幸福非常遥远。”

“他们并不是如此卑劣，”他说，“以至于不愿意这样做，许多哲学家已通过他们的著作做了这样的事，如果那些当权者愿意听取他们的好建议的话。但是，柏拉图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亦即，由于国王们从其童年起就受错误观念的腐蚀，因此，他们永远不会完全同意哲学家的建议，除非他们自己成为哲学家。柏拉图本人发现，这一观点适用于狄俄尼索斯^[24]。

“如果我在某位国王身边，向他建议好的法令，努力根除我在他身上发现的所有该诅咒的邪恶种子，那么，我就会被逐出王室，至少，我会因我的这番努力而遭到嘲笑，你难道不这么认为吗？举个例子来说，假如我在法国国王身边并被请入他的内阁会议，那里有几位智者在向他献计献策，比如，通过什么计谋和行动才能保有米兰^[25]和收回过去常常脱离他们控制的那不勒斯^[26]，如何才能征服威尼斯^[27]和意大利的其余部分，如何才能将法兰德斯、布拉邦特、整个勃艮第^[28]和其他一些他觊觎已久的王国纳入他的帝国，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人建议，与威尼斯人结成同盟，并一直保持到不再对他有利为止；这个人还建议，他应该与威尼斯人共商国际事务，并让他们分享一部分战利品，直到他的成功使他对他们的需要或畏惧程度降低为止，到那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他们的控制。另一个人建议，雇佣德国人，并用补助金收买瑞士人。第三个人建议，用万能的金钱赢得皇帝的欢心。第四个人建议，与阿拉贡国王讲和，并且，为巩固这种关系，将纳瓦尔国的所有权让渡给他。第五个人认为，卡斯提尔国王会被结盟的希望弄得紧张不安，他的一些臣子会被补助金收买，倒向法国一边。最毒辣的是对付英国的招数：与他们缔结和平协定，如果与他们的联盟不可靠，仍要尽可能地设法巩固它，他们将被称作朋友，但被当作敌人来怀疑。因此，要使苏格兰人做好准备，抓住每一个机会脱离英格兰，要秘密（因为，根据同盟协定，不能公开地这样做）支持一些被流放的有夺取王权野心的贵族，通过这样的手段，可能会使那位被怀疑的国王感到害怕。

“现在，当局势处在大的动乱之中，且很多勇士在商议如何作战时，如果像我这样卑微的人站起来，并希望他们改变其所有的建议，别去干涉意大利，好好地待在本国。由于法兰西王国实际上已大到超过了一个人所能很好地统治的程度，因此，他不应该图谋扩张领土。如果在讲完这些后，我向他们建议位于乌托邦东南部的阿基里人的决定：阿基里人在很久以前曾为将另一个王国纳入其国王（凭借一个古老的同盟协定，他对该国享有某些权利）的统辖而卷入战争，他们征服了这个王国，但发现保有这个国家的困难丝毫不逊于征服它，被征服的人民总是要么造反，要么遭受外国侵略，阿基里人被迫不断进行保卫或镇压他们的战争，因而永远无法解散军队，与此同时，阿基里人承担沉重的税负，他们的钱流出他们的王国，他们的血为他们国王的荣耀而流，没有给人民带来一点点好处，即使在和平时期，人民也没有从中获得一点点利益，并且，他们的风气受到了长时期战争的腐蚀，四处盛行劫掠和杀戮，他们的法律也变得形同虚设，由于国王的注意力被两个王国所分散，他为任何一个王国谋福利的能力都降低了。

“当他们注意到这样的局势，并认识到这些弊病不会终止时，他们通过联合协商向他们的国王作了一次谦恭的劝谏，希望他在这两个他不可能同时保有的王国中选择一个他最有意保有的王国。如此多的人口不可能由一位国王分身来统治，因为，没有人愿意和另一个人共同拥有一位仆人，最终，这位好国王不得不将他新征服的王国让给他的一位朋友（他不久后被罢黜），满足于拥有他的旧王国。如果我再补充说，在所有好战企图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巨大的混乱以及人力和财力的消耗，也许由于某种不幸，他们可能最终不得不放弃所有征服的国家，因此，看起来，国王尽其所能改善其旧王国并使其尽可能的繁荣昌盛要适宜得多，同样，他应当热爱他的人民并被人民爱戴，他应当生活在他们中间，温和地统治他们，不要干涉别的王国，因为他拥有的王国已足够大了，如果不是对他来说过大了的话。请问，你认为，如果他们听到这样的言论，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

“我承认，”我说，“我考虑得不够周全。”

“但假如，”他说，“我区分出另一类大臣，他们主要思谋和商议的是如何才能增加国王的金库收入，那又如何呢？一个人建议，在国王高负债时提高币值，并在他的收入将要流进时降低币值，以便他既可以用很少的钱偿还很多的负债，又可以从很少的收入中获得很多的钱。另一个人建议，假装卷入战争，这样就可以征收战争经费，并一俟征敛完毕就求和，求和可以打着宗教的旗号，以便能够激起人民的感情，使其将它归因于他们国王的虔敬以及他对其臣民生命的爱护。第三个人建议，恢复一些废弃已久的陈腐法令，这些法令不仅已被所有的臣民忘却，而且已被他们违反。他建议，对违反这些法令的人课收罚金，这既会带来巨大的王库收入，又是在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下进行的，因为它看起来就像是在执法和主持正义。第四个人建议，禁止许多事情，尤其是那些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违反者重罚，然后，对那些发现违反这些禁令对其有利的人收取一大笔许可费，免除他们遵守这些禁令的义务。这样会达到两个目的，每一个目的都会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因为，不仅那些被贪欲引向违反禁令的人会被处以巨额罚款，而且，以高昂的价格出售许可证看起来就像是国王既宽厚地对待他的人民，又不会轻易或廉价地免除可能侵犯公众利益的任何事情。第五个人建议，必须确保法官的判决总是有利于王权，必须经常派人将他们请到王室，以便国王可以听他们争论那些他关心的事情。因为，无论国王的任何一个主张是多么不公正，都仍然会有某个法官出于与其他人的矛盾、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特或为了献媚，找出某些借口来给国王推行这一主张抹上一层公正的色彩。如果法官们在意见上有分歧，如果世界上最明白不过的事情被那种手段弄得有争论余地，如果真理受到质疑，那么，国王就可以趁机按其自身的利益阐释法律，而那些反对的人会出于畏惧或谦逊而改变立场，以这种方式收服他们后，就可以将他们全部派去法庭厚颜无耻地按照国王的意愿做判决。因为，当按照国王的利益作判决时，就永远不愁找不到公正的借口。这要么被说成是公正在国王一边，要么从法律条文中找出一些听起来像是那样的词，或者对它们作出牵强附会的解释，当其他所有办法都不灵时，就会厚着脸皮说，国王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力（就好像王权高于所有的法律一样），而虔敬的法官应特别尊重王权。

“因此，所有人都同意克拉塞斯的下列格言：国王不可能拥有足够的财富，因为他必须用它来供养军队；国王不可能做任何不公正的事情，即使他总是做不公正的事情。所有的财产都归国王所有，包括他的臣民的人身在内，每一位臣民，除了国王出于仁慈认为适合托付给他的财产外，不拥有其他任何财产，并且，他们认为，尽可能减少这种托付对国王有利，就好像他的臣民既不拥有财富也不拥有自由对国王有利一样。因为，这些东西使他们更不容易也更不愿意顺从残酷和不公正的统治，而贫困则使他们变得迟钝和能忍受，将他们击垮，摧毁他们高昂的反抗精神。现在，在所有这些建议被提出后，假如我站起来，并断言，这样的建议不仅与国王不相称，而且对国王有害，不论是国王的声望还是他的安全，与其说取决于他自己的财富，不如说取决于他的臣民的财富。如果我指出，他们选择某个国王，是为了自己而不是国王的利益，通过国王的关心和努力，他们可以过上舒适和安全的生活，因此，国王应更多地关心他的臣民的幸福而不是自己的幸福，正如一个牧羊人应更多地关心他的羊群而不是他自己一样，假如我说出这样一番话，会怎样呢？

“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贫困是一种维系公共安全的手段，毫无疑问，这种想法大错特错了，有谁会比乞丐抱怨得更多呢？有谁比在目前环境中生活艰难的人更热切地盼望改变现状呢？有谁会像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希望浑水摸鱼那样不顾一切地去制造混乱呢？如果一位国王受到如此的藐视或妒忌，以至于只有通过压迫、虐待他的臣民以及使他们贫困才能使他们安分守己，那么，放弃他的王国，与借助那些使得他徒有权威之名、却失去了权威应有的威严的手段来保有他的王国相比，对他更有利的无疑是前者。统治乞丐也不会像统治富裕和幸福的臣民那样与国王的尊贵相称。因此，法布里塞斯这位具有高贵气质的人说过，他宁愿统治富人，而不愿自己当富人。因为，如果某个人在其周围的所有人都在悲伤和呻吟的情况下享有大量财富和快乐，那么，这个人是监狱看守，而不是国王。他是一位不熟练的内科医生，不能够在不引发另一种疾病的情况下治愈某种疾病。因此，除了剥夺他的臣民生活的便利外，他找不到任何其他办法来纠正他们的错误，这说明他不懂得如何统治一个自由的国家。他自己应该改掉他的懒惰或放下架子，因为，他的臣民对他的藐视或憎恶来源于他自身的缺点。让他以属于他的东西为生，不要损害其他人，并量入为出。让他惩处犯罪并让他以理性的行为努力阻止犯罪，而不是等到犯罪已太过普遍时予以严惩；让他不要贸然恢复被废弃的法律，尤其是那些已被长时间遗忘和从来不被需要的法律，让他永远不要对违反这些过时的法律的行为处以任何罚款（如果一个老百姓胆敢采取这样的行为，法官不会对其让步，而会视他为奸诈和不公正之人）。

“我要补充的是，根据住在离乌托邦不远的麦克里人的法律，他们的国王，在他开始统治的那天，就受到被庄严的祭祀神圣化的宣誓约束，国王宣誓，永远不让他的金库装有超过一千磅的金子或同等价值的银子。他们告诉我们，这条法律是一位杰出的国王制定的，他更关心的是他的国家的富裕而不是他自己的财富，因此，他禁止蓄积多到可能使人民贫困的财产。他认为，适度的金额应是足以应付任何意外事件，如果国王有可能用它来平息叛乱或国家有可能用它来抵御敌国的侵略的话，但不能多到足以鼓励国王侵犯其他人权利的程度，他制定那条法律的主要目的就是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形。他还认为，这条法律也有益于对贸易和交换过程来说如此重要的货币的自由流通，当一个国王必须散发所有那些会导致他的库存超过规定金额的非常规收入时，这就使得他更不愿意压迫他的臣民。这样的国王将是坏人憎恶的人，但会受到所有好人的爱戴。

“如果向那些持另一种立场的人讲述这些或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对我所说的一切听得进多少呢？”

“毫无疑问，他们会充耳不闻，”我回答道，“难怪人们永远也不会提供肯定会令我们不愉快的建议或忠告。如此偏离常规的言论既无助于任何事情，又不能对那些脑子里刻上了另一种想法的人产生任何影响。这种哲学思考方式在朋友之间的自由交谈中不会令人不愉快，但是，在由权威处理重大事情的王室中，却没有其容身的空间。”

“那就是我要说的，”他答道，“在王室中没有容纳哲学的空间。”

“不，那里有，”我说，“只不过没有这种使每一事物在所有的场合同样适用的思辨哲学容身的空间，但是，还存在另一种更有弹性的哲学，它了解其适合的情景，随着情景的变化而作相应的改变，并传授给人们扮演其担当的角色的规矩和礼节。如果，当普洛特斯的一部喜剧被搬上舞台，并有一组官吏扮演其各自的角色时，你穿着哲学家的制服出场，重复《奥克塔维亚》^[29]中塞尼加^[30]对尼禄^[31]讲的话，那么，你什么都不说难道不比将性质迥异的事情搅在一起以制造一部不匹配的悲喜剧更好吗？因为，当你将手头的戏剧与性质相反的情节搅在一起时，你就破坏了它，即便那些情节更好。因此，你最好完成正在上演的戏剧，不要因你的脑海中出现另一部你更喜欢的戏剧而混淆它。甚至，就共和国和国王的议会而言，也同样如此，如果有害的想法不可能被根除，如果你不可能按照你的意愿治愈一些被接受的恶习，你不可因此而对共和国置之不理，正像你不应该因为不可能在风暴中控制风而抛弃船只一样。当你发现人们接受的观念必然阻止你对他们起作用时，你不应该用他们难以接受的话语来攻击他们。你应该多方考虑，并用所有你力所能及的机敏来处理事情，以便即使你不能使事情变好，也可以将它们的害处降到尽可能低的程度，因为，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正当，除非所有的人都是好人，而那是我目前没有希望看到的幸福。”

“按照你的论点，”他回答道，“所有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在我努力治疗其他人的精神错乱时保护自己免于变疯，因为，如果我讲真话，我就必须重复我已对你讲过的那些话，至于撒谎，不管哲学家会不会撒谎，反正我是不会撒谎，我确信我不可能撒谎。但是，尽管这些话可能会令他们不自在或不愉快，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应该看似愚蠢或古怪，确实，如果我建议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设计的或者像乌托邦人在他们中实行的制度，那么，即使它们可能看起来更好（它们确实更好），但是，它们有悖于我们建立在私有财产（他们中没有这样的东西）基础上的制度，以至于我不可能期望它会对我们的制度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像我那样只会使人回想起过去的邪恶并给出可能会有什么后果的警告的谈话中，不可能有任何荒谬到永远都不可以被采用的东西，因为，它们只可能令那些下决心背道而驰的人不愉快，并且，如果我们必须不理会一切可能使许多人的邪恶生活显得粗野的古怪东西，那么，我们就必须（甚至在基督徒中）停止宣讲基督传授给我们的那些东西中最伟大的部分，尽管基督命令我们不要隐藏它们，而要公开宣扬他秘密传授给我们的东西。

“他的告诫中最伟大的部分与这个时代的人们生活的对立程度，比我前面言论中的任何一部分都要高，但是，传道士似乎已学会了你劝告我的那种技巧，因为，在察觉到世人不愿意使他们的生活合于基督给出的规则后，他们就使基督的教义合于世人的生活（就好像它是有弹性的规则一样），以便通过某些方式，它们能够相互协调。但是，这种顺应除了使人们对他们的邪恶感到更安心外，我看不到它的其他任何效应。这就是我能在王室获得的全部成功，因为，我必须总是与其他人意见相左，这样一来，我就产生不了任何影响；或者，假如我与他们意见一致，那么，我只会助长他们的疯狂。我不明白你说的那些话意味着什么，比如，多方考虑，又如，顺应并机敏地处理事情，以便即使不能使事情变好，也可以将它们的害处降到尽可能低的程度，因为，在王室里，他们不会容忍某个人保持缄默或对其他人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一个人必须厚颜无耻地赞同最糟糕的建议，并同意最阴险的计谋，如果他仅仅是默认这样邪恶的做法，他就会被当成间谍或叛徒。因此，当一个人置身这样的社会时，他远不能通过你所谓的多方考虑来使事情得到改善，他甚至找不到做任何有益事情的机会，邪恶团体宁愿腐化他，而不愿他们自己因他而变得更好，或者，假如尽管他的所有同僚都很邪恶，他仍然出淤泥而不染，他们的愚蠢和好诈也会被归咎于他，通过与他们共商事宜，所有完全属于他们的过错，他都必须承担一份责任。

“柏拉图使用了一个绝妙的直喻来解释哲学家干涉政府的不合理性。假如一个人，例如柏拉图，看到一大群人每天冲入雨中并以被淋湿为乐，假如他知道，他去说服他们回到房子里以躲避暴风雨是徒劳无功的，并且，他去对他们讲话的所有可被预期的结果是他自己被淋得和他们一样湿，那么，他最好留在房子里别动，既然他不具有足以纠正其他人的愚蠢行为的影响力，就该注意保全他自己。

“坦白地说，我认为，只要存在私有财产，只要货币是衡量所有其他东西的标准，一个国家就不可能被公正或幸福地统治。不公正，是因为最好的东西将会落在最邪恶的人手中；不幸福，是因为所有的东西将会被一小撮人瓜分（甚至这些人也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幸福），而其余的人处于绝对穷困境况。因此，当我仔细思索乌托邦人理性而又公正的制度（在乌托邦人中，所有的事情都被治理得如此之好，且使用的法律条文是如此之少，在那里，美德有其应得的报酬，并且，那里是如此平等以至于每个人都过着富足的生活）时，当我将其他如此多仍在制定新法律、却永远不能使他们的立法恢复公正规则的国家（尽管在这些国家，每个人都有财产，但是，他们所能创造的所有法律都没有承认或保护私有财产的能力，它们甚至没有使人们能够确切地区分属于自己的财产与属于别人的财产的能力，每天发生并永远悬而未决的大量诉讼，就是再明白不过的证明）与乌托邦人进行比较时，当我在脑海中权衡所有这些事情时，我变得更加赞同柏拉图的观点，明白他为何决定不为不愿服从财产共有制的国家制定任何法律，因为，这位有大智慧的人预见到，将所有的人安放在同一位置是使一个民族幸福的唯一途径，而只要存在私有财产，就不可能得到这个结果，因为，当每个人都将其能够圈占的所有东西以这样那样的名义据为己有时，接下来发生的必然是无论一个民族多么富有，都必定是一小撮人瓜分它的财富而其余的人陷入贫困。

“因此，他们中有两类人，这两类人的财富应该互换位置，前一类人既无用又邪恶和贪婪；后一类人通过其持续的辛勤劳作为公众提供的物品和服务比为他们自己提供的还多，他们还是真诚和谦逊的人。这使我确信，在取消私有财产前，不可能存在物品的公平或公正分配，人们也不可能被幸福地统治，因为，只要维持财产私有制，最伟大和最善良的人就仍会被烦恼和焦虑的负荷压倒。我承认，在不取消财产私有制的情况下，那些施加在大部分人身上的压力也可能被减轻，但是，它们永远不可能被消除。如果靠制定法律来规定每个人拥有土地的最大面积和拥有货币的最高额度，限制国王的财富以防止其变得太高高在上，限制人民的财富以防止其变得太桀骜不驯，防止有人别有用心地热衷公职，公职既不应被出售，也不应被巨大的开支弄得不堪负荷，因为，不如此，那些公务员就会被吸引去借助欺诈和暴力来补偿自己，并且，那些本应该委托给贤人的职位，变得有必要寻找富人来担任。我要说的是，这些法律所能起到的作用，就像合理的饮食和照料对没有康复希望的病人所能起的作用一样：它们可以减轻和缓和疾病，但永远不可能祛除疾病；同样，只要私有财产继续存在，也永远不可能使政体恢复好的习俗，而且，它会导致并发症，亦即，将一种治疗法施加到一个痛处会产生另一个痛处，还有，除掉一个不良症状会引发其他不良症状，强化身体的某个部分会使其余部分变弱。”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答道，“在我看来，在所有的物品都被共有的地方，人们不可能生活得舒适，在每个人都偷懒的地方，怎么可能有物品的丰富呢？因为，不仅赢利的希望不会激励他，他对其他人勤勉的信心也可能使他怠惰，如果人们变得为贫穷所苦，却不能像处置自己的东西那样处置任何东西，接下来发生的除了永久的动乱和流血（尤其是在治安法官的威信扫地之时）外，还可能是什么呢？因为，我无法想象，在那些均享一切物品的人们中间如何可能维持繁荣。”

“我毫不奇怪，”他说，“你对财产共有制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你对这样的制度没有概念，至少没有正确的概念，但是，如果你和我一起去过乌托邦，并像我那样与他们一起生活五年时间观察他们的法律和规则（在那段时间里，我和他们一起生活得很愉快，以至于如果不是为了让欧洲人知道那个新世界的话，我可能永远不会离开他们），那么，你就会承认，你从未见过治理得像他们那样好的国家。”

“你不大容易使我相信，”彼得说，“在那个新世界中有治理得比我们这边的国家更好的国家。因为，不仅我们的理解力不比他们差，并且，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们的政府也比他们更古老，长期的实践有助于我们发现许多生活的便利，并有幸发现没有人有能力创造的其他东西。”

“关于是他们的政府还是我们的政府古老，”他说，“除非你读过他们的历史，否则，你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他们的历史记载可信的话，甚至在我们这边有人居住前，他们就有城镇了。至于那些被偶然发现或由有发明才能的人创造的东西，则既可能出现在我们这边，也可能出现在他们那边。我不否认，我们的发明才能可能比他们更高，但是，他们在勤勉和专心致志方面远胜过我们。在我们到达他们那里之前，他们几乎对我们这边一无所知。他们统称我们为赤道那边的国家。他们的编年史记载，1200年前，在他们的海岸发生了一次船难，船上的一些罗马人和埃及人安全地上了岸，并在他们那里度过余生。他们的独特才能就在于，他们抓住这唯一的机会向那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学习，并获得了这些遭遇船难的人知道的、当时只有罗马人掌握的全部有用技艺，并且，借助船员们给予的提示，他们甚至自己发现了一些船员们未能充分解释的技艺，他们使我们这边的一些人被冲上他们的口岸的那次事故变得如此有益。

“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故在任何时间将任何人从那边带入欧洲，我们恐怕都记不得它（就像我们这边的人很快会忘记我曾去过那边一样），更别提因祸得福了。尽管他们利用这样的一次事故掌握了我们的所有好发明，但是，我相信，我们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学习他们好的制度或将其付诸实施。这就是尽管我们在智力或外在优势方面不逊于他们，他们却治理得比我们好、生活得比我们幸福的真正原因。”

就此，我对他说：“我恳请你向我们详细描述那个岛国。不要太简略，按顺序讲述所有与他们的土地、河流、城镇、人民、习俗、体制和法律有关的事情，总之，所有你想象我们渴望知道的事情。你大可想象，我们渴望知道一切与他们有关的而我们又不了解的事情。”

“我非常乐意这样做，”他说，“因为，我已仔细地整理了全部事情，但是，它会占用一些时间。”

“那么，让我们先去进餐，”我说，“然后，我们就会有足够的空闲时间。”

他表示同意。我们进去用餐，饭后，我们回到原处，坐在原先的座位上。我吩咐我的仆人注意别让任何人进来打扰我们。彼得和我都希望拉斐尔说话算话。当他察觉到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听他讲述时，他稍事休息以整理记忆，然后，他以这样的方式开头：

[2]中世纪欧洲的伯爵领地，区域跨今比利时、法国和荷兰三国。——译者

[3]最高法院民事法庭庭长（Master of the Rolls）是英格兰最高法院法官阶梯中的第三把交椅。第一把交椅是大法官法庭庭长——勋爵大法官（Lord Chancellor）。第二把交椅是王室法庭庭长——勋爵首席法官（Lord Chief Justice）。“Master of the Rolls”（直译为“卷宗主管”）这一职衔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最初居于这一职位的人是大法官法庭负责保管登记册或记录的文书。后来，由于某种已难以追溯的原因，这一职位最终演变为大法官法庭仅次于勋爵首席法官的法官，但仍保留了文书的职能，即担任公共记录部的名誉部长，直到1958年。1958年的《公共记录法典》将主管公共记录的职责从Master of the Rolls转移给了勋爵大法官。——译者

[6]塞内加（约公元前4—公元65），全名为Lucius Annaeus Seneca，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译者

[7]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全名为Marcus Tullius Cicero，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译者

[8]厄梅里克斯·维斯普修斯（Americus Vespucius，1454—1512），意大利航海家，新大陆美国（the New World America）即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哥伦布（Columbus）享有发现新大陆的荣誉，但这个国家却并不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或许对他是不公平的。当时厄梅里克斯·维斯普修斯做了一次前往新大陆的航海，他一回到出发地，就大谈特谈他看到的这块新大陆，并写了一篇关于它的游记，于是，人们就将这块新大陆称作Americus Vespucius；之后不久，人们简称它为America。既然哥伦布并没有抗议这一不公平，而厄梅里克斯也似乎并不反对将这一荣誉加在他身上，“将新大陆称作America”很快就在整个欧洲成了习俗。——译者

[9]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工业城市，以煤炭出口闻名。——译者

[12]位于英国英格兰东南部肯特郡的城市，英国国教会的总管辖院位于此。——译者

[13]天主教中有权选举教皇的主教，穿着深红色的法衣。——译者

[18]指的是中世纪王侯贵族家中雇养的充当小丑角色的人。——译者

[30]全名卢修斯·塞尼加（约公元前4—公元65），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作家。——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