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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大概十年的时间，我没有再见到伊莎贝尔和拉里。因为某种原因我和埃利奥特倒是常见面的，而且比以往见面的机会更多——原因容后交代。我不时从他口中得知伊莎贝尔的近况。至于拉里，他就一无所知了。

“以我所知，他还待在巴黎，可是，我不大可能碰到他。我们的交际圈不一样。”他又接上一句，有点心安理得的样子。“我对他混到现在的地步深感遗憾。他明明出身不错的，我敢说，要是肯托付给我替他安排事情，我敢保证能让他多少有点前程。不过对伊莎贝尔来说倒是好事，她因此算是摆脱了麻烦。”

我的交游并不限于埃利奥特认识的那些人；而我所认识的另一些人，埃利奥特恐怕也是瞧不上眼的。我虽然时常经过巴黎，但是待的时间都不太长；也曾问过这些朋友是否见过拉里，或者是否知道他的下落；有几个和他偶然相识，但是，都谈不上有深交，所以谁也没法告诉我拉里的生活详情。我去他常吃晚饭的那家饭馆，却得知他已经很久没来了，我猜他大概离开了巴黎。我还去过蒙帕纳司大街上的那几家咖啡店，也没有寻觅到他的身影，而只要是住在这附近的人，总要去这些咖啡店的。

自打伊莎贝尔离开巴黎之后，拉里放弃了原本去希腊的打算。他的实际行踪多年后才由他亲口告诉我，但是，为了读起来方便些，我还是按照时间先后，先把我后面所知的事情提前讲出来。他那时在巴黎又待了一段时间，从夏季到深秋，一直在工作。

“那时我觉得需要把手中的书本暂时放一放了，”他说，“我一天看八小时到十小时的书，这样已经有两年了。然后我就找了家煤矿上工去了。”

“你竟然做这个！”我叫出来。

他看见我这样诧异，不由失笑。

“我认为从事几个月的体力劳动对我有好处；这会使我有时间梳理清楚自己的思绪，让自己心态平静。”

我没接这话；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拉里采取这一意外步骤的唯一理由，还是受到了伊莎贝尔和他解除婚约的影响。事实是，我并不了解他究竟有多爱伊莎贝尔。大多数人在恋爱的时候会想出各种理由说服自己，认为照自己的意旨行事是唯一合理的举动。许多不幸的婚姻根源即在此。当事人好像那些甘心上当的人，明知遇到一个坏蛋，还是把自己的事交给对方打理，他们宁愿相信对方首先是朋友，其次才是坏蛋，不管对别人有多不老实，对自己肯定不会这样。拉里信念很坚定，不会为了伊莎贝尔放弃自己想要走的道路。但是，他可能没想到失去伊莎贝尔的痛苦比预想中更加难以忍受。也许他就和我们多数人一样，既想吃掉饼，又想留着看。

“嗯，你接着说。”我说。

“我把我的书和衣服分别放在两只箱子里，都托管到美国旅行社去。然后我简简单单打包了一身可供换洗的衣物就动身了。我的希腊文教师给我写了封介绍信，他有个妹妹正好嫁给了朗斯附近一家煤矿的经理。朗斯这地方你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

“朗斯位于法国北部，离比利时边界不远。我在那边只住了一晚，就在车站旅馆，第二天乘坐当地的火车去了煤矿那边。煤矿村你去过吗？”

“我只去过英国的。”

“啊，我想大约是差不多的。煤矿，经理别墅，一排排矮小的三层楼房，全都一模一样，瞧不出丁点差别，单调得让人看了抓狂。那儿还有一座新近造的、怪模怪样的教堂，还有几家酒吧。我到达时，天气又阴又冷，而且下着毛毛雨。我到了经理的办公室，把介绍信交给他。经理是个矮胖子，两颊红红的，一瞅就是个多嘴多舌的人物。矿上正缺工人，许多矿工在世界大战中牺牲了，有不少波兰人在这儿做工，至少也有二三百人。经理问了我几个问题，他不喜欢我是个美国人，总认为一个美国人跑到这儿来必有蹊跷。可是，他大舅子在信上狠狠夸了我一通，他也就愿意录用我了，还要替我安排一个不用下井的轻快活。可是，我告诉他我想到矿下面去干活。他劝告我说没做惯这活的人根本吃不消，但是，我告诉他，我早有准备，这样他就说，我可以做一个矿工的助手。这通常是男孩子的工作，但如今连男孩子也不够用。经理这人很不错，还关心我找到住处没有，听到我说还没有，就撕了张纸条写了个地址，说我如果拿这个纸条去，那个房子的女主人就会安排地方给我住了。女主人的丈夫是矿工，在大战中死了，她成了寡妇。不过她还有两个儿子，也全在矿上做工。

“我拿了包，离开经理室，找到那所房子，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来开门，头发已经花白，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眉眼长得不错，年轻的时候肯定漂亮过；只可惜缺了两颗门牙，看上去很憔悴。她告诉我现在没有空余房间，但是，她租给一个波兰人的房间里还有一张空床，可以给我睡。她的两个儿子睡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另外一间她自己睡。她给我看的那个房间是在楼下，我想原来大概是起居室；我虽然更希望能自己单独一个房间，不过，我觉得眼下的情形还是闭嘴为妙；外面的毛毛雨已经淅淅沥沥下起来，我的外衣早已经淋湿。我不想再跑别的地方，把自己变成落汤鸡。因此我点头同意，就此安顿下来。他们把厨房当起居室，厨房里有两张快要散架的圈椅。院子里有个堆煤的棚屋，用来作浴室。女主人的两个儿子还有那个波兰房客都已经吃过午餐了，不过女主人还没吃，她就邀请我一起用餐。饭后，我就坐在厨房里抽烟，她一面做家务，一面跟我谈她的身世经历和家庭情况。等矿上下早班，别的人陆续回来，波兰人先到家，然后是女主人的两个儿子。波兰人进厨房时，房东太太告诉他，我将住在他那个房间。波兰人没说什么，只向我点头示意，然后从壁炉架上拿起一只大水壶到煤棚里清洗去了。两个男孩子都是高个子，大的十九岁，刚服完兵役几个月，小的十八岁。尽管脸上有煤污，但依然帅气，而且很友好。他们把我看作一个怪物，因为我是美国人。

“波兰人洗刷完毕，轮到两个男孩。这个波兰人姓氏非常拗口，他们都管他叫考斯第。他是个高个儿壮汉，比我要高出两三英寸；一张苍白肥胖的脸，鼻子短而宽，大嘴，蓝眼睛，由于没有能把眉毛和睫毛上面的煤灰洗掉，看上去简直像化了浓妆。他又丑又脏，蓝眼睛被黑色的睫毛衬得非常诡异。两个男孩子清洗完、换过衣服出去了。波兰人继续坐在厨房里抽烟斗、看报。我上衣兜里揣着一本书，就拿出书来看。我注意到，波兰人偶尔向我张望一眼，一会儿就放下了报纸。

“‘你看的什么？’他问。

“我把书递给他，让他自己看。是一本《克莱夫王妃》^[1]，我在巴黎火车站买的，因为本子小，可以很方便地揣在兜里。他看看书，时不时打量我，表情有点诧异，后来把书还给我。我看出他嘴边露出讽刺的微笑。

“‘你觉得这本书好看吗？’

“‘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说引人入胜。’

“‘我以前在华沙就读时看过这本书，相当乏味。’他法文讲得很好，一点波兰口音也没有。‘现在我除掉报纸和侦探小说外，别的什么书也不看。’

“杜克娄克太太——这就是我们房东太太的名字，她一边用眼角余光瞟着煨在炉火上晚饭时要喝的汤，一边拿袜子倚在桌边缝补。她告诉考斯第，我是煤矿经理介绍来的，并且把我的自述重复了一遍。他一边听，一边磕出烟斗里的烟灰，一双雪亮的蓝眼睛瞅着我，目光犀利敏锐。他一直问我的情况，当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在煤矿上做过工时，他嘴角再次浮现出讽刺的笑意。

“‘看来你未必清楚这儿是做什么的。一个人只要有别的工作可做，决不肯来煤矿工作。当然这是你自己的事情，肯定有你的理由。你以前在巴黎住在哪里？’

“我说出了我的住址。

“‘有那么一段时期，我每年都要去巴黎一趟，就在那些大街上闲逛。你到过拉吕饭店没有？那是我最喜欢去的馆子。’

“这使我有点诧异，因为你知道，这家馆子的要价可不便宜。”

“可不，那儿贵着呢。”

“我想他看出我有点诧异，因为他嘴边又露出那种讽刺的微笑。可是，他显然觉得并不需要做进一步解释。我们开始聊天，直到两个男孩子回来。我们一同吃晚饭。吃完晚饭，考斯第问我愿不愿意陪他上小酒店去喝杯啤酒。小酒店只有一个大房间，房间的一头设有酒吧，此外有几张大理石桌面的桌子，四周围放些木椅。有一架自动钢琴，有人投了硬币，钢琴播放起舞曲。我们坐到一张桌子边，此外还有三张桌子有客人。考斯第问我会不会打比陆。我曾经跟我的那些学生朋友学过，所以说会打；他建议我们赌一赌，输的人为啤酒埋单。我赞同，他叫人把纸牌拿来。我很快输掉一杯啤酒，接着又输掉一杯。后来他建议我们赌现钱。他总是拿到好牌，而我的运气一直糟糕。不过赌的输赢不大，我只输了几个法郎。这一赢了，加上啤酒使他的兴致高涨，他就高谈阔论起来。从他的谈吐和举止，我很快推论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当他重又谈到巴黎时，就问我是否认识某某、某某、某某，就是路易莎伯母和伊莎贝尔住在埃利奥特家里时我碰见的那些美国女人。他好像比我跟这些人更熟稔，我搞不清楚他怎么沦落到如今的地步。时间并不晚，但第二天我们得赶早起床。

“‘喝一杯啤酒再走吧。’考斯第说。

“他一面呷着啤酒，一面用他精明的小眼睛瞟着我。他的样子让我联想起一头脾气恶劣的猪。

“‘你为什么到这个混蛋的煤矿来做工？’他问我。

“‘体验生活。’

“‘你这样做蠢透了，小伙子。’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在这儿做工呢？’

“他耸耸自己厚实而臃肿的肩膀。

“‘我做孩子时就进了贵族军事学校，我父亲在沙皇手下当将军，上次世界大战时我是骑兵军官。我受不了皮尔苏斯基^[2]。我们策划杀死他，可是反倒被出卖了。我们的同党凡是被他捉到的，都被枪毙。我总算来得及越过边境。这时我只有参加法国军团或者到煤矿上做工的两条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选择了后者。’

“我已经告诉过考斯第，我预备在煤矿上做什么工作，他当时没有说什么，可是，现在他把胳膊肘搁在大理石桌面上，对我说道：

“‘你来和我掰手腕试试。’

“我懂得这是一种老式的角力，就伸一只手过去和他相抵。他笑了。‘几个星期之后，你的手可不会这样软了。’我使尽力气推，可是，他的力气非常之大，完全撼动不了；他缓缓地把我的手往下压，一直压到桌面上。

“‘你的力气倒还不小，’他倒是没再嘲笑我，‘没有多少人能够坚持这样久的。你听我说，我的助手是个法国小个子，非常不顶事，连个虱子的力气也没有。明天你上班的时候，我跟工头说叫你做我的助手。’

“‘我乐意得很，’我说，‘不过工头肯答应吗？’

“‘那就要费点人情了。你肯不肯掏五十个法郎？’

“他伸手朝我拿钱，我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钞票给他，然后我们就回去睡觉了。我劳累了一整天，很快就睡得像死猪一样。”

“煤矿的活可够人受的，你觉得呢？”我问拉里。

“刚开始干得人腰酸背疼，”他咧开嘴笑了一下，“考斯第和工头一块干活，我当考斯第的助手。那时候，考斯第干活的地方只有旅馆浴室那样大小，而且进去时要通过一条很低的隧道，手脚并用才能爬进去。里面热得像烤箱，我们干活时只穿一条长裤。考斯第白胖的上身像条大虫子，看了让人恶心。在那么狭窄的地方，气刀的声音震耳欲聋。我干的活是把他劈下来的煤块装满篮子，再把篮子拖到隧道口，每隔一段时间来一辆煤车，我把煤装上车，煤车再开到电梯那边。这是我平生碰到的唯一的煤矿，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这样干。这好像是常规操作手段，可是这工作也太辛苦了。做了半个工的时候，我们坐下来休息、吃午饭、抽烟。做完一天之后，我并不难受，而且洗个澡真是开心。我的脚好像永远都洗不干净，就像涂了墨水。我的手也弄破了，而且酸痛得厉害，但是等伤口痊愈以后，我对工作慢慢习惯起来。”

“你坚持了多久呢？”

“这个活我只做了几个星期。那些把煤装到电梯那边的煤车，是用一辆拖拉机拖的，司机对机械是个外行，发动机经常出毛病。有一回他没法开动车子，而且一筹莫展。我修机器是内行，所以把机器检查一下，不到半小时就把车子修好了。工头告诉了经理，经理把我找了去，问我是否会开车。结果他就叫我当司机了；工作当然很无聊，但是轻松愉快，而且由于引擎没有再出什么毛病，他们都对我很满意。

“考斯第对我离开他气得要命。他和我已经配合习惯了。我同他成天一起工作，吃完晚饭一起上小酒店，住一个房间，彼此熟悉。他是个怪家伙。这种人你一定会喜欢。他不和波兰人打交道，波兰人去的咖啡馆我们不去。他一直不忘自己的贵族身份和做过骑兵军官的历史，所以，他把那些波兰人都看成狗屎。波兰人当然也恨他，但是，拿他毫无办法；他壮得就像条公牛，打起架来，不管是徒手还是用武器，五六个人一齐上也不是他的对手。可是，我照样认识了几个波兰人；他们告诉我，他在一个骑兵分队里当过军官是真的，但是，说什么为了政治原因离开波兰全是谎言。他是因为打牌作弊，被人捉了现行，从华沙军官俱乐部里被赶出来，并且被解除了职务。他们嘱咐我别和他打牌；说他碰见他们都有点胆怯，因为他们熟知他的老底，谁都不愿意和他玩牌。

“我打牌一直输给他，你知道，不过输得不多，只有几个法郎，而且他赢了以后，总会抢着埋单，所以实在不值一提。我认为，自己只是运气不好，或者牌打得没有他好的缘故。可是，在那些人告诉我之后，我擦亮了眼睛，而且百分之百确定他在作弊，可是，你明白的，我怎么也看不出他是怎样作弊的。哎，他真是狡猾。我知道他根本不可能永远拿到好牌。我就像猎人盯着山猫一样监视他。他仿佛狐狸一样狡猾，而且我估摸着，他已经看出我对他保持警惕。一天晚上，我们玩了一阵牌之后，他露出冷峻而讽刺的微笑——他似乎就只会这样笑——望着我说：

“‘要不要我变两个戏法给你看？’

“他说着拿过纸牌，叫我说一张牌，随即洗了牌，让我随便抽一张；我取了一张看看，正是我说的那一张。他又变了两个戏法，然后问我会不会打扑克牌。我说会打，他就发给我几张牌。我一看牌面，有四个A和一个K。

“‘你拿到这副牌总会押上很多钱吧，是不是？’他问我。

“‘我会把所有的钱都押上去。’我回答他。

“‘蠢货！’他把自己手里的牌摊给我看，赫然是一副同花顺。他是怎么搞的，我完全不知道。他看到我那么惊讶，哈哈大笑：‘要是我对你不怀好意，那你现在就连老婆都要输给我了。’

“‘你已经赢了不少了。’我笑着说。

“‘小意思。连在拉吕吃顿晚饭都不够。’

“我们每晚仍继续打牌，而且打得很高兴。我的看法是，他作弊与其说是为了钱，还不如说是为了寻乐子。他对自己能够愚弄我感到一种异样的满足，而且我觉得，他发现我明知道他在作弊却看不出他是怎样作弊的，感到十分自得。

“可是，这只是他的一方面，而使我感兴趣的却是他的另一面。这两者反差之大，简直让我没法理解。虽然他自称除报纸和侦探小说以外，什么都不看，但他的文化素养着实很高。他口才好，言语刻薄、严峻、讥诮，但是经常逗得人前仰后合。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床头挂了一个十字架，星期天经常去做弥撒。星期六晚上总要喝得酩酊大醉。我们常去的那家小酒店，一到星期六就人头拥挤，室内烟雾弥漫。有的是带了家人来的沉静的中年矿工，有的是成群结队的吵闹不止的年轻人，有的汗流满面挤在着桌子边打比陆，大呼小叫，他们的妻子则坐得稍远一点当看客。这些身影和喧闹对考斯第施加了一种奇怪的影响；他会变得严肃，大谈神秘主义——你想象过很多话题，偏偏想不到他会说这个。我那时对神秘主义一窍不通，只是在巴黎读过一篇梅特林克^[3]论吕斯布鲁克^[4]的文章。可是，考斯第却谈到柏鲁丁诺^[5]、雅典最高法院法官圣德尼^[6]、鞋匠约考白·波伊姆^[7]和梅斯特·艾克哈特^[8]。像他这样一个健壮的巨汉，被逐出自己的祖国，四处漂泊，用讽刺、怨恨和绝望的口气谈万物的本性，谈与上帝灵魂相遇后的思想狂欢，简直是匪夷所思。这些我都从来没有听过，弄得我又莫名其妙又兴奋。我就像一个躺在黑房间里但是醒在床上的人，忽然看见窗帘上透进一道光线，心里知道只要拉开窗帘，眼前就会展开明朗的原野景象。可是，在他清醒的时候，我想要引他再谈这类问题，他就会对我大发脾气，凶巴巴地瞪着我。

“‘我连自己讲的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自己谈些什么？’他不客气地说。

“可是，我知道他在扯谎。他完全知道自己在谈些什么。他见解精深。当然那时候他醉态朦胧，可是，眼睛里的光芒，那张丑脸上陶醉的表情，并不仅仅是因为酒精的刺激。这里面很有道理。他第一次这样跟我谈时，有些话我始终不能忘记，听了感觉骇然。他说，世界并不是上帝创造的，因为无不能凭空转化为有；世界是永恒的一种表现；不止如此，他接着又说，善恶都是神性的表现。坐在那个肮脏吵闹的咖啡馆里，加上自动钢琴伴奏着的舞曲，听着他讲这些话，真给人一种怪诞的感觉。”

为了使读者阅读时休息一下，我在这里另起一节，但是，这样做只是为了读者的方便；拉里的谈话始终没有中断过。我不妨借这个机会说，拉里谈得很从容，遣词造句也很谨慎。虽则我并不自命把这些谈话记录得完全无误，可是我能保证我不但在竭力重述他的谈话内容，而且尽力再现他的风采。他的声音清亮，充满韵律，听上去很舒服；他谈话时不做任何手势，只抽着烟斗，偶尔停下来把烟斗重新点一下，注视着你，深邃的眼神带着让人喜欢乃至奇怪的意味。

“后来春天来了。在那片平坦而荒凉的乡间，春天来得很晚，仍旧是阴雨和寒冷的天气；可是，偶尔也有晴朗的日子，让人不愿离开地面，乘坐摇摇晃晃的电梯钻到一百英尺以下的地球腹地去，升降梯里面挤满了穿着脏乎乎罩衫的矿工。春天固然是春天，但是，在那片污浊的原野上，春天来得很羞涩，似乎犹豫着会不会受到人们的喜爱。它像一朵黄水仙，或者百合花，开放在贫民区住房窗沿上的一只盆子里，使你弄不懂它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星期天早晨，我们赖在床上——星期天我们总是晚起——我读着书，考斯第凝望着外面晴朗的蓝天，对我说：

“‘我要离开这儿。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

“我知道有许多波兰人在夏天会回波兰割麦子，可是，现在时令还早，考斯第又不可能回波兰。

“‘你上哪儿去？’我问。

“‘流浪。穿过比利时到德国，再沿莱茵河走。我们可以在农场上找到工作，消磨一个夏天。’

“我毫不迟疑地点头同意了。

“‘这听上去不错。’我说。

“第二天我们就去告诉工头我们不干了。有一个人愿意用他的一只背包交换我的皮包。我把不需要的和背不动的衣服送给杜克娄克太太的小儿子，因为他的身材和我相仿。考斯第留下一只口袋，把一些要用的东西打一只背包，当天我们喝完房东太太的咖啡就出发了。

“我们完全不用着急，因为我们至少要等到庄稼可以收割的时候才能找到一处农场干活，所以，两个人懒懒散散地由那慕尔和列日穿过法国和比利时，然后经由亚琛进入德国境内。每天顶多走十英里或十二英里路；遇到看得顺眼的村子就稍作停留。总能找到客栈住宿，总能找到酒店吃饭、喝啤酒。天气总的来说很好。在煤矿里干了好几个月的活之后，能够跑到野外来，的确开心。敢说我从来就没有体会到一片绿茵看上去有如此美妙，一棵树还没有长出叶子，但是树枝笼罩着一层淡绿色薄雾，美不胜收。考斯第开始教起我德语来，而且我相信他的德语和法语讲得一样好。我们一路走来，他就会告诉我经过我们面前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东西德文怎么说，牛、马、人等等，后来又复述简单的德文句子；就这样把时间消磨掉。等到我们进入德国境内时，我已经能和人家表达基本需求了。

“原本科隆并不在预定路线上，可是考斯第坚决要去那里，他说是为了朝拜那一万一千名殉道的修女^[9]。结果等我们到了科隆时，他就大喝特喝，不见人影。三天以后我才见到他；等他回到那有点像矿工宿舍的房间时，脸色非常阴沉，原来他和人家打了架，眼睛青紫，嘴唇也划了一道口子。那相貌可不怎么好看，我可以告诉你，他睡了整整一天一夜，后来我们就沿着莱茵河流域向达姆施塔特出发；他说那一带乡间很好，我们很有可能在那里找到活干。

“我从来没有这样痛快过。天气一直晴朗，我们漫步穿过小镇和村落；碰到喜欢的景色就驻足流连。只要有地方可以过夜就住下来，有那么一两次睡在稻草堆上。吃饭在路旁的客店里吃，我们到达酿葡萄酒的村子时由喝啤酒改为喝葡萄酒；在客店喝酒的时候，就跟店里那些人打成一片。考斯第带着粗野的欢快气息，使那些人对他很信任；他会跟他们打斯卡特，那是一种德国的牌戏。玩牌时，他也会偷牌，可是人脾气好，而且讲些他们欣赏得了的下流笑话，所以那些人对些许胜负也不介意。我和他们练习德语；在科隆时我买了—小本英德会话语法书，学得很快。到了晚上，考斯第喝了两大盅白葡萄酒之后，又开始用一种不健康的方式谈论逃避孤独乃至找到孤独，讲灵魂的黑暗，谈众生和上帝融合的至高境界。可是到了清早，当我们穿行在晨光明媚的乡间原野、草上还沾着露水时，我想要他再告诉我一点，他变得十分愤怒，几乎要动手打我。

“‘闭嘴，你这蠢货，’他说，‘你要知道这些无聊的事儿做什么？来吧，还是继续跟我学德语吧！’

“如果一个人的拳头就像汽锤，而且说打就打，你又能怎么与他争论呢？我看见他发过火。我知道他轻而易举就可以把我打昏过去，然后把我丢在水沟里，而且不消说，他会在我昏倒时把我的口袋掏光。我对他这个人简直揣摩不透。当葡萄酒打开他的话匣子，他谈到无所不能的上帝时，他会避开平时讲的那些粗野下流话，犹如脱掉在煤矿里穿的污秽的工人裤一样，他会谈吐斯文、口若悬河。我敢肯定他并没有弄虚作假。不知道为什么，我多少觉得，他从事煤矿上那种辛苦的非人劳动是为了折磨自己的血肉之躯。好像他憎恨自己那个硕大的笨拙躯体，要加以折磨；他的骗术，他的恨意，他的残忍，都是他的意志对——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的意志对一种来自内心深处本能的反抗，对自己渴望皈依上帝的反抗，那个让他恐惧又困惑的上帝。

“我们走得不慌不忙，几乎用了整个春天，树木全长得青枝绿叶的。葡萄园里的葡萄开始灌浆。我们总是尽量沿土路走，路上灰尘弥漫。我们已到了达姆施达特附近，考斯第建议再找份工做做。我们的钱快用光了。我口袋里还有几张旅行支票，但我决定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使用。我们看见一家外观漂亮的房子，停下来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工。我要说我们的外表并不怎样讨人喜欢；身上又是灰尘，又是汗垢，又是污垢。考斯第的模样活脱脱像个无赖，我的样子想来也好不了多少。我们屡次被人回绝。有一个地方的农夫说，他愿意雇用考斯第，但是不能用我；考斯第坚持说我们是哥们，不能分开。我让他不用管我，他就是不干。我很诧异。我知道考斯第喜欢我，虽则我想不出是什么缘故，因为我现在已经对他没有用处了，但是，我决计没有想到他喜欢我到这种地步，会为我而拒绝工作。当我们走开后，我感到有点良心愧疚，因为我内心里对他没有好感，事实上，我觉得他相当讨厌，但是，当我想要说几句话、表达对他的感激时，他把我臭骂了一顿。

“好在我们终于转运了。我们刚穿过一处坐落在低谷中的村子，就望见一幢格局不规则的村舍，外表还不错。我们敲敲门，一个女人来开门。我们像平时一样问她要不要雇工，提出不要工钱，管吃管住就行，想不到她并没有请我们吃闭门羹，而是叫我们等等，她去喊别人出来。不久就出来一个男子。这人使劲盯了我们一会儿，然后问我们从哪儿来的。他要我们把证件给他看，看到我是美国人，再次端详我一番。他好像不喜欢美国人，但仍旧请我们进去，给我们拿葡萄酒喝。他把我们领进厨房，三个人一同坐下。那女人端来一大盅酒和几只杯子。他告诉我们，他雇的帮工刚被公牛撞伤，现在在医院里，要等到庄稼收割之后才能复工。战争中死了那么多人，幸存者又都进了莱茵河沿岸兴起的那些工厂做工去了，现在找帮工太难了。我们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总而言之，他说他可以雇用我们。他家房子很大，可是，我想他大约不愿意我们住在那里；不管怎样，他告诉我们稻草棚里有两张床，我们可以在那里休息。

“农场上的活不重。喂牛，喂猪；拾掇运转不灵的机器；还能腾出少许空闲。我喜欢那些芳香的草坪，傍晚时常常到处闲逛、遐想，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这户人姓贝克尔，家庭成员有老贝克尔、贝克尔太太、他的寡媳和孙女。贝克尔年近五十，身躯肥硕，头发花白；他在大战时参过军，腿上受了伤，现在走起路来还是一瘸一拐。腿上的伤使他备受折磨，经常靠喝酒解痛；总是醉醺醺的才去入睡。考斯第和他言谈甚欢，经常晚饭后一起去酒店，打斯卡特纸牌，开怀豪饮。贝克尔太太原是婢女，在孤儿院长大，贝克尔在妻子死后不久就娶了她。她比贝克尔小很多岁，也还有点姿色，身材丰满，两颊红润，浅色的头发，喜欢卖弄风骚。考斯第不久就觉得其中有便宜可占。我告诫他别做蠢事。我们有个好工作，可别白白扔了。他只是嘲笑我，说贝克尔满足不了她，而且是她自己主动。我知道叫他规规矩矩是白说，但还是关照他当心点；贝克尔可能看不出其中的猫腻，但他的媳妇眼睛雪亮。

“他媳妇名叫爱丽，是个又高又壮的年轻女人，只有二十来岁，黑眼睛，黑头发，长着一张阴沉的扑克脸。她仍旧替自己在凡尔登阵亡的丈夫戴着孝。她笃信宗教，每逢星期天早晨都要步行到村子里去做早弥撒，下午再赶去做晚祷。她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是遗腹子；吃饭时她沉默寡言，只有责骂孩子时才开口。她在农场上只做少量的活，多数时间都花在带孩子上，晚上总是开着房门，一个人坐着看小说，这样方便听到孩子的哭闹声。两个女人关系恶劣。爱丽看不起贝克尔太太，觉得贝克尔太太不过是个孤儿出身的用人，对于她成为能发号施令的当家主妇深恶痛绝。

“爱丽是个富庶农夫的女儿，有大笔陪嫁。她没有在村里上学，上的是最邻近的斯温根堡镇的一所女子体育学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可怜的贝克尔太太十四岁就到了农场，勉强能够读书写字。这也是两个女人关系恶劣的原因。爱丽动不动就卖弄学识，贝克尔太太气得满脸通红，质问有知识对于一个农夫的老婆有什么用。这时，爱丽就会看着自己用钢链绕在手腕上的故去丈夫的身份牌，对着正发火的贝克尔太太恶声恶气地说：

“‘不是一个农夫的老婆，是一个农夫的遗孀，一个为国捐躯的英雄的遗孀。’

“可怜的老贝克尔为了使她们不要吵嘴，只好把农活搁下来。”

“可是，他们对你是什么看法呢？”我插嘴问拉里。

“哦，他们以为我是从美国军队里逃出来的，弄得回不了美国，回去就得坐牢。我不喜欢跟贝克尔和考斯第上酒店去喝酒，他们认为就是这个缘故。他们觉得我不愿引起人们注意，引来村警的盘问。当爱丽得知我打算学德文时，她就把自己用过的旧课本拿出来，说要教我。因此晚饭后，她就和我走进起居室，把贝克尔太太一个人扔在厨房里；我读课本，她纠正我的发音，并设法使我懂得那些我不认识的单词。我猜想她这样做与其说是帮助我，还不如说是借机给贝克尔太太一点颜色看。

“从这以后，考斯第一直都在设法勾引贝克尔太太，结果毫无进展。她是一个快活的、嘻嘻哈哈的女人，可以随意与人调笑，考斯第对女人很有他的一套。我猜她知道考斯第的用心，而且敢说自己为此得意，但是，当考斯第开始动手动脚时，她却告诫他放老实点，并且赏了他一记耳光。我敢打赌，那一下打得很重。”

说到这里，拉里犹犹豫豫地停顿下来，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我从来不是那种认为女人在追我的人，可是，我直觉感到——嗯，贝克尔太太看中了我。这让我很不自在。单拿一点说，她比我大得多，而且老贝克尔一直对我们很尊重。吃饭时，贝克尔太太管分菜，我明显感到她给我的菜总比给别人的多些。我还觉得，她在制造和我独处的机会。她会以一种我想你会称之为挑逗的微笑，曾经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并且说一个年轻人在这种乡下，一定因为没有女孩子相伴而感到苦闷。这类事情你是懂得的。我只有三件衬衫，而且都穿得破烂不堪。有一次，她说我穿得这样真丢人，要替我缝补缝补。爱丽听到了，因此，下一次她和我单独在—起时，就说我如果有什么东西要补的，让她来做。我说不用了。可是，一两天后，我发觉我袜子上的洞全补好了，衬衫也打上补丁，放在阁楼上我搁物品的长凳上，但是，不知道是她们哪一个做的。当然，我并不把贝克尔太太放在心上；她是个忠厚女人，我觉得这可能只是她母性的关怀；直到有一天，考斯第跟我说：

“‘你听着，她想要的不是我而是你。我是半点指望不上了。’

“‘别胡说八道，’我跟他说，‘她的年纪都可以当我妈妈了。’

“‘这有什么关系？你只管追她，老弟，我不会碍你的事。她可能不那么年轻，但身材还蛮不错。’

“‘不要胡说。’

“‘你在犹豫什么？我希望不要因为我而犹豫。我是个哲人，懂得得失的分寸。我不怪她。你还年轻，我也年轻过。不抓紧的话，大好年华可是很快就会溜走的。’

“考斯第这种态度并没有使我高兴起来，我不想去相信他说的。我不知道怎样对付这种局面。后来，我追溯了当时没有触动我的许多事情，爱丽讲的我没有怎么留意的那些话。可是，现在我明白了，我很有把握说爱丽也知道是怎么回事。贝克尔太太和我在厨房独处时，爱丽会突然跑进来，似乎在监视我们。我很不喜欢，觉得她想要当场捉住我们。我知道她憎恶贝克尔太太，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她肯定会闹起来。当然我知道她没法子抓到我们的把柄，可是这个女人的心肠够毒的，说不定会编出一套谎话来灌输给老贝克尔。我不知道怎么招架，只好假装自己是蠢货，完全不知道这个女人的用心。我在农场的日子很惬意，工作也舒心，不想在收割之前就离开。”

我不由得笑起来。我可以想象得出拉里当时的窘态，穿着补过的衬衫和短裤，脸和脖子被莱茵河的骄阳晒得黝黑，灵活而瘦削的身体，眼窝深陷，目光深邃。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这副相貌会使贝克尔太太这样皮肤白皙、胸部丰满的主妇欲火中烧。

“那后来有没有发生什么呢？”我问。

“是啊，夏天一天天过去。我们像牛马一样干着活。一茬一茬地割麦子，割完了又要堆起来。后来樱桃熟了，考斯第和我又爬梯子摘樱桃，两个女人把樱桃装进大箩筐，由老贝克尔送到斯温根堡镇上卖掉。后来我们又收割黑麦。当然始终都要照顾牲口。我们总是天没亮就起来，一直干到天黑才休息。我想贝克尔太太已经看出我这人是块木头，对我不抱什么指望了；我和她总是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尽量不得罪她。晚上，我已经又困又乏，没精力读多少德文；吃完晚饭就回到阁楼上，往床上一倒。贝克尔和考斯第通常去村里的酒店，可是考斯第回来时，我已经酣甜大睡了。阁楼上闷热得很，我都是裸着睡的。

“有一天夜里，我被折腾醒了。开头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朦朦胧胧中，我感到一只热乎乎的手堵住我的嘴，这才明白过来有人爬上了我的床。我把手挪开，接着就有一张嘴压着我的嘴，一双臂膀环抱着我，我能感到贝克尔太太的大乳房正顶着我的身体。

“‘别出声。^[10]’她低声说。

“她身体紧贴着我，丰满灼热的嘴唇亲吻着我，两只手不住摸我的身体，两条大腿夹在我大腿中间。”

拉里停下来，我哧哧笑了。

“你怎么应付的？”

他的脸腾地红了，笑得不太自然。

“我有什么办法？我能够听见考斯第在我旁边的床上鼾声如雷。约瑟的遭遇^[11]正是前车之鉴，而以前我只觉得好笑。那时我只有二十三岁。我不敢把她赶跑，把这事闹大。我也不想使她太伤心，就顺从了她。

“完事后她溜下我的床，蹑手蹑脚离开阁楼。我可以告诉你，我深深叹了口气，心放了下来。你知道，我给吓得够呛。‘上帝啊，’我对自己说，‘太危险了！’我想贝克尔很可能喝得酩酊大醉，昏昏沉沉睡了，可是，他们睡一张床，说不定他会醒来，看见自己老婆不在床上。还有爱丽。她总是说睡得不好。如果她醒着，她就会听见贝克尔太太下楼走出屋子。然后我猛然想起一个问题。贝克尔太太和我缠绵的时候，我觉得有块铜片碰到我的身体。当时我没有注意到，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谁会留神这些事？我刚才一直没有想过这玩意是什么。现在我才明白。我坐在床沿上，想着事情的前因后果，吓得跳起来。那个铜片是爱丽亡夫的身份牌，被爱丽一直缠在手腕上的，所以和我睡在一起的并不是贝克尔太太，而是爱丽。”

我抑制不住地大笑起来，乐不可支。

“你可能觉得好笑，”拉里说，“我可不觉得。”

“如今你回想起来，就一点儿不觉得好笑？”

拉里嘴边勉强露出微笑。

“也许。可是这事情太尴尬了。我不知道这会引起什么后果。我对爱丽没有好感，认为她是个可憎的女人。”

“可是，你怎么会把她俩弄混？”

“当时屋子里漆黑一片。她除了叫我别出声外，一句话也没说。她们两个身材都高大。我一心以为贝克尔太太看上了我。从没有想到爱丽会把我放在心上。以为她始终在思念亡夫。我点起一支香烟想着发生过的事，越想越不痛快。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赶紧离开这儿。

“我以前很讨厌考斯第睡得死沉。在煤矿上时，我总要死扯活拉地把他叫起来，使他不至于迟到。可是，现在我倒很感谢他睡得这样沉了。我点灯穿上衣服，把衣物收拾进背包里——我的物品寥寥无几，所以一会儿就装好了——我挂上背带，只穿袜子穿过阁楼，一直到楼梯下面才敢穿鞋，把手里的灯吹熄。夜色浓重，不见月色，可是，我识得大路，到了大路上就向村子的方向走去。我走得飞快，想在大家起来之前通过村子。这儿离斯温根堡只有十二英里，我到达时，刚刚有人活动。这次夜行的经历我永生难忘。一路上万籁俱寂，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偶尔从农场那边传来一两声鸡叫。后来天边浮现出一丝鱼肚白，逐渐晨曦微露，再后来太阳升起，群鸟啼鸣。还有那绿油油的田野、草地和树林、麦田，被清晨的阳光镶嵌上了金色的外衣。我在斯温根堡吃早饭，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只小面包，然后上邮局打了一个电报给美国旅行社，叫他们把我个人寄存的衣服和图书寄到波恩去。”

“波恩？为什么想要去那儿呢？”我打断他。

“我和考斯第沿莱茵河步行时，在那里停留过。我很喜欢那个城市。阳光照在屋顶上和莱茵河上面的那种情调，那些小街，那些花园、别墅、栗子树的大道和大学的洛可可式^[12]建筑都让人喜欢。当时，我就觉得能在那儿住些日子可真不错。可是，我觉得在到达那里之前，应该先整理自己的仪表。我的模样就像个流浪汉，敢说我如果找到一处供应膳宿的人家，要租一间房，人家肯定信不过我，所以我坐了火车上法兰克福，去买了一只皮包和一些衣服。我在波恩断断续续住了有一年光景。”

“你这番经历使你有什么收获呢？我的意思是说在煤矿上和在农场上。”

“有。”拉里含笑点头。

可是，他没有告诉我是哪些收获，而且那时候我已经非常了解他的性格，他想对你说的事，会直接讲出来，他不想说的事，就会用开玩笑的口吻回避，再追问他也是白费。我得提醒读者，这一切都是在十年之后他才告诉我的。在这以前，也就是我和他重逢之前，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或者他在干什么。对于我来说，他已经从人间蒸发。如果不是由于我和埃利奥特有往来，经常使我能获得伊莎贝尔的讯息，从而想起拉里，我说不定会忘了他这个人。

伊莎贝尔和拉里解除婚约后的第二年六月初，就和格雷·马图林结婚了。这时候，巴黎的交际场正是宴饮的季节，埃利奥特有很多大型派对要参加，当然不愿意离开，可是他的家族感情非常强，对这种在他认为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事，他决不能不管。伊莎贝尔的两个哥哥，供职的地点都太远，无法脱身，埃利奥特只好经过了不愉快的旅程，来芝加哥为伊莎贝尔主持婚礼。他想起那些法国贵族都是穿着盛装上断头台的，所以特地上伦敦定做一套新的晨礼服，一件青灰色双排纽扣的大衣和一顶丝绒大礼帽。我回巴黎的时候，他专门让我欣赏过。他选定他认为婚礼应当打的浅灰色领带，又为不能突出平时别在领带上的珍珠别针而不快。我提议他改用他那枚镶翡翠和钻石的别针。

“如果我是客人，用那一类的别针也还说得过去，”他说，“但是，我是主婚人，我觉得翡翠钻石无法替代珍珠的象征意义。”

他对目前这门亲事很满意，觉得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完全符合他的标准；他谈起婚事时兴致盎然，就像个寡居的公爵夫人一样津津有味地谈论拉罗什富科家的幼子和蒙莫朗西家的女儿珠联璧合的婚姻。为了显示自己的满意度，他不惜重金买了一张纳蒂埃的法国王室公主的一幅精美画像，准备带去当作礼物。

亨利·马图林为这对年轻夫妇在阿斯特街买下一幢房子，临近布太太家，同时距离自己在湖滨道的豪华府邸也不太远。说也凑巧，而且我疑心这里面有埃利奥特做了手脚，在买下这幢房子时格雷戈里·布拉巴宗恰好在芝加哥，因此，房子的内部装饰由他负责。当埃利奥特放弃了巴黎的大型派对到伦敦时，带来了一些屋内装饰的照片。格雷戈里·布拉巴宗尽展所长，任意施为。客厅和餐厅完全是乔治二世的华贵风格。书房可谓重地；格雷戈里是靠慕尼黑的阿马连堡宫一间屋子给他的启发来装饰的；除了没有地方放图书以外，可谓完美^[13]。卧室装饰得极其舒适，就算路易十五在这里约会蓬巴杜夫人^[14]也无可挑剔。至于伊莎贝尔的浴室，连路易十五也会惊叹；整面的玻璃墙、天花板、浴缸——墙上有许多银色的鱼在金色的水草中游来游去。

“虽然房子谈不上特别宽敞，”埃利奥特说，“但是，亨利告诉我，光是用在屋内装修上的钱就有十多万。对有些人来说，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财产了。”

婚礼奢华铺张，在圣公会教会范围内已经是极致了。

“和巴黎圣母院式的那种婚礼不能比，”他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但是，在新教的婚礼中是极有气派的了。”

报纸的报道很漂亮，埃利奥特随便把一些剪报扔给我看。他给我看伊莎贝尔和格雷的结婚照片，伊莎贝尔穿着新娘礼服，个子高挑容貌俊俏，格雷虽然块头大，但是身材不错，穿着礼服稍微有点不大自在。还有一张新婚夫妇和伴娘们的合影，一张和布太太、埃利奥特一起拍的照片，布太太穿的衣服漂亮华贵，埃利奥特拿着新丝绒大礼帽，派头十足。我问他布太太现在是否安康。

“体重减少了许多，现在气色不佳，但是精神状态很好。当然整个婚事使她很累，不过，现在事情办完，她总可以休息一下了。”

一年后，伊莎贝尔生了一个女儿，根据当时的风气，她给女儿取名叫琼；隔了两年，又生了一个女儿，依旧随了当时的潮流，取名普丽西拉。

亨利·马图林的一个合伙人去世了，另外两个在压力下不久也退休了，所以，这个一直由他独断独行的企业，现在彻底由他掌控。他实现了多年以来的抱负，于是找格雷做合伙人，事业蒸蒸日上。

“他们赚钱就像随手捞似的，老兄，”埃利奥特告诉我，“怎么，格雷才二十五岁，每年已经能进账五万美元，而且这只是开始。美国真是个遍地财富的国度。这不是短期利益，而是一个伟大国家蓬勃兴起的必然势头。”

他此时胸中装满了一种从前少有的爱国热情。

“亨利·马图林活不了多久的，他有高血压，你明白吗？等格雷到了四十岁时，将会有两千万元资产。厉害呀，老兄，真厉害。”

埃利奥特和姐姐经常保持通信，年复一年，不时把他姐姐告诉他的一些事情转述给我。格雷和伊莎贝尔生活得其乐融融，两个孩子活泼可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埃利奥特深感满意，认为完全适合他们的地位；请客的场面阔绰，人家的回请也同样档次十足；埃利奥特非常满意地告诉我，说他们三个月里没有一次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吃过晚饭。只有马图林太太的逝世短暂打断过这种生活——就是那个脸色苍白、高颧骨的女人，当初亨利·马图林娶她就是为了自己在芝加哥能混上点地位，因为他父亲当初来到芝加哥时不过是个乡下人。为了纪念马图林太太，格雷两口子有一年的时间里请客顶多只请六个人。

“我常对他们讲八个人是最合适的，”埃利奥特以一贯的乐观谈论此事，“人数正符合一个派对的标准，聊天的时候主人又能够面面俱到、照应周全。”

格雷在金钱上对妻子从不吝惜。生头一个孩子时，他给了伊莎贝尔一只方钻石戒指作为礼物；生第二个孩子时，又送了她一件黑貂皮大衣。由于太忙，他很少离开芝加哥，但是，只要能够放几天假，他们都要到亨利·马图林在麻汾的那幢别墅去度假。亨利溺爱儿子，有求必应，有一年圣诞节，在南卡罗来纳州买了一所农场，为的就是打猎季节让格雷有两个星期时间打野鸭。

“当然，我们的商业巨头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些热衷于保护艺术的财阀如此相似。例如，美第奇家族。两个法国国王都迎娶这家望族的女儿，而且不觉得有失身份，我预见到有一天欧洲的贵族也会向我们的金元公主求婚的。雪莱是怎样说的？‘世界的伟大会重新洗牌，黄金时代即将来临。’”

多年来，布太太和埃利奥特的投资都交给亨利·马图林管，姐弟对他的眼光很信任，而且他们这样做有十分充足的理由。亨利向来都不做投机生意，把他们的钱都放在可靠的股票上，但是，由于股票的价值大大增长，他们发现自己有限的那点财产却增加得很可观，使他们惊喜万分。埃利奥特告诉我，他不用动一根指头，一九二六年时的资产到一九二八年时已经翻倍了。他现在六十五岁，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眼泡肿胀，但是仍不服老；腰杆挺拔，保持了很好的身材；在烟酒上向来有节制，而且很注意仪表。只要他能够有伦敦最好的裁缝给他做衣服，有自己的特约理发师为他理发刮脸，有按摩师天天早上来服务，使他的优美身形保持常态，他决不听任自己的身体受到时光的摧残。他早已忘记自己曾经沦为商贾之流，经常向人暗示自己早年曾经供职于外交界，但是从不明言，他不傻，决不会讲一句难免会被人戳穿的谎言。我得承认，如果我有机会塑造一位大使形象的话，埃利奥特就是最好的模板了。

但是，世道一直在变。当初把埃利奥特提拔进社交界的那些英国贵妇，还活着的也年事已高。在她们的丈夫去世后，只得把府邸让给媳妇，自己住进切尔登南的小别墅或者摄政公园一带的普通公寓。斯达福德府改成了博物馆^[15]，古松府变成了一个机构的办事处，德文郡府挂牌出售。埃利奥特在考斯常坐的帆船转了手。眼下最红火的那些时髦人物觉得埃利奥特这样大年纪的人没有用。他们嫌他啰唆可笑。他们仍旧愿意参加他在克拉里奇饭店举行的盛大午宴，可是，埃利奥特相当机灵，知道他们来的目的只是彼此间聚首，并非为了探望他。过去那种请帖散在写字台上任他挑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经常沦落到一个人在旅馆套间里吃晚饭，这种丢脸的事情他很不愿意有人知道。一些颇有地位的英国女人，由于某件风流事遭到社交界集体抵制之后，就把兴趣转向艺术界，在自己身边网罗一些画家、作家和音乐家。埃利奥特心高气傲，觉得凑上去是丢脸的事。

“遗产税还有那些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的家伙，把整个英国社交界毁了，”他告诉我，“人们好像对于与什么人来往全不在乎。我活在世上的这段时间还会如此，伦敦的裁缝和鞋帽匠固然水准不降，但是，除掉这些，伦敦已经完了。老兄，你可知道圣艾尔斯家竟然让女人伺候用饭吗？”

这些话是他和我刚参加完午宴、正一同从卡登府胡同走出来时讲的。那天的午宴上发生了一桩令人遗憾的事。府上主人以收藏绘画著称，一个叫保罗·巴顿的年轻美国人特意首次登门，表示想欣赏一下这些藏品。

“请问你是不是藏有一张提香^[16]的名画？”

“我们从前有过。现在在美国了。一个美国犹太佬出了一大笔钱买它，而我们那时候手头非常吃紧，所以老爵爷就卖掉了。”

我注意到埃利奥特的耳朵竖了起来，狠狠瞪了一眼说笑中的爵爷，就猜到当初买下这张画的原来是他。他自己出生在弗吉尼亚，而且祖先曾在《独立宣言》上签过名，他听到被别人这样奚落，简直要气炸了。他有生以来从没有受过这样的羞辱。更让人恼火的是，他对保罗·巴顿一向深恶痛绝。此人年纪轻轻，在大战结束后不久来到伦敦。二十三岁，皮肤白皙，人长得帅气，说话幽默，舞跳得非常好，而且囊中多金。他带了一封信来见埃利奥特，埃利奥特天生是个好心肠，就把他介绍给自己熟悉的各种友人。这样还不满足，还给了他一些宝贵的忠告，教他怎样接人待物。埃利奥特言传身教，只要肯对上了年纪的妇女略献殷勤，对名流的谈话，不管怎样乏味，你都洗耳恭听，即便是一个举目无亲的人也能成功地跻身社交界。

可是，保罗·巴顿进的社交界和二十年前埃利奥特·坦普尔顿殚精竭虑才能够立足的社交界，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如今的人们一味寻欢作乐。保罗·巴顿的豪爽、不俗的仪表和翩翩风度，让他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取得了埃利奥特辛苦经营多年才达到的成绩。很快他就不再需要埃利奥特的帮助，而且毫不掩饰这一点，两人见面时，尽管巴顿还是很热络，可是，那种不拘小节的做法，让年长的埃利奥特非常不满。埃利奥特并不根据好恶挑选客人，只在乎他们是不是能让派对热闹起来。由于巴顿的人缘不错，所以埃利奥特每星期请午宴时，照样邀请他；但是，这个飞黄腾达的年轻人约会排得满满的，有几次事到临头放了埃利奥特的鸽子。这样的事情埃利奥特自己过去做得太多了，明知道这是因为另外的一家请客，比埃利奥特举办的宴会更有吸引力。

“我也不强求你相信我的话，”埃利奥特带着气说，“可我绝无虚言，现在他看我的样子，好像我受了他多大照顾。提香，提香！”他连连抱怨，“就是有张提香的真迹，摆在他眼珠子底下他也看不出来。”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埃利奥特气成这个样子。我猜想他之所以发火，是因为他认为保罗·巴顿问起这张画是不怀好意；巴顿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得知埃利奥特买了这张画，就想利用这位高贵主人的回答涮埃利奥特一次。

“他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势利小人，世界上我最深恶痛绝的就是势利。要不是我，谁瞧得上他。你可想得到，他父亲是打办公室家具的。办公室家具。”他格外轻蔑地吐出这几个字眼，“我告诉人家，他在美国完全不值一提，出身非常寒微，可是他们完全不在乎。英国社交界全都完了，就像绝种的渡渡鸟^[17]一样，不复昔日。”

埃利奥特还感觉到，法国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年轻时候的那些著名贵妇，如果还活着的话，也都把时间消磨在打桥牌（他最讨厌的一种牌戏）、做祈祷和与孙子孙女共享天伦上面。制造商、阿根廷人、智利人、与丈夫分居或者离了婚的美国女人，住着豪华大厦，宴请宾客奢靡无比，可是，埃利奥特瞧不上他们的一切。政客们在派对上说着腔调鄙俗的法语，新闻记者的吃相掉价，竟然还有戏子出现。名门望族的小儿子娶了商店老板的女儿还心安理得。诚然，巴黎是热闹的，但是，这种热闹多么低下！那些年轻人纵情狂欢，认为最开心的事是在一家乌烟瘴气的小夜总会，喝一百法郎一瓶的香槟酒，和不三不四的人搂搂抱抱，跳舞到凌晨五点钟。缭绕的烟雾、热气、嘈杂声，让埃利奥特头痛欲裂。这不再是他三十年前当作精神家园的巴黎。这不再是善良的美国人安享晚年的巴黎^[18]。

可是埃利奥特有着很强的预见能力。一个知道内情的人提醒他，里维埃拉^[19]就要重新成为达官名流的休养之地。过去他在教廷供职，从罗马回来后，或者拜访了戛纳他那些朋友的乡村别墅之后，总要在蒙特卡洛的巴黎饭店住上几天，所以对这一带海滨颇为熟悉。那时候多在冬季，近来却听到传说，认为这地方也是个很不错的避暑消夏胜地。那些大旅馆夏天照常营业；巴黎的《先锋报》交际栏上一一列出游客的名单，埃利奥特看到他们熟悉的名字很是咂舌。

“我真不习惯如今这世道，”他说，“我现在已经到了偌大年纪，该到享受大自然乐趣的时候了。”

这话好像讲得有点奇怪，其实不难理解。埃利奥特一直认为，自然是社交生活的障碍；那些人眼前摆着一只摄政时代的衣柜或者一张瓦托的画不去欣赏，却要费那么大的事去涉足山水，这种人他最受不了。当时他手头现金正充足。亨利·马图林一方面因儿子力劝，一方面看见他那些做证券交易所的朋友转眼成为巨富，很是恼火，终于向潮流屈服了；他逐渐放弃自己陈旧的保守主义，认为自己有理由参与其中。他写信给埃利奥特，说明自己一如既往地反对赌博，但是，这并不是赌博，这只证实了他对国家无穷资源的信仰。以他乐观主义的经验来看，美国前进的脚步无可阻拦。信收尾的时候他又说，他替亲爱的路易莎·布莱德雷在最低价时买进若干硬股票，而且很高兴告诉埃利奥特，她现在已经净赚两万元了。最后，他说，如果埃利奥特想要赚点零钱，由他来操作，保证会有满意的结果。埃利奥特总喜欢引用陈词滥调，说他就是抵御不了诱惑；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他一改多年来的习惯，从那时候起，当《先锋报》和他的早饭一起送进来时，他不再先看交际栏，而是首先关注股市新闻。亨利·马图林代表他做的那些交易非常成功，所以，埃利奥特现在手边足足有五万块现金，简直像白得的一样。

他决定把这笔钱取出来，在里维埃拉买一幢房子。他选定昂第布作为他的避世桃园。这地方在戛纳和蒙特卡洛之间占有一种战略地位，来往两处都很方便；谁也不知道是天意，还是本能的指引，昂第布不久就成为上流人物云集的地方。住在一个带园子的乡村别墅里，有一种近郊的庸俗气息，使埃利奥特这种凡事苛求的人很反感，所以，他在老城区靠近海边的地方买下两幢房子，打通连成一体，安装上暖气、浴间和美国销往欧洲的新潮卫生设备。当时正流行酸洗，所以他把古老的普罗旺斯家具全都酸洗，为了不致落伍，再罩上现代纺织品。他仍然不肯接受毕加索^[20]和布拉克^[21]这类现代派画家。“不像话呀，老兄，不像话”——他觉得这些人大都是盲目崇拜的人吹捧出来的，但是他最终接纳了印象派画家，所以墙上挂了些漂亮的画。我记得有一张莫奈^[22]的《划船的人们》，一张毕沙罗^[23]画的《塞纳河桥与码头》，一张高更的《塔希提岛风光》，和一张雷诺阿^[24]画的《少女侧脸图》，金黄的秀发披散肩后，很令人着迷。等到房子装修完工，真是焕然一新，赏心悦目，不同凡响而又朴素无华，而别人一眼就能看出，这种朴实要以巨资为代价来换取。

此后的日子是埃利奥特一生中最煊赫的时期。他把自己在巴黎的名厨师带下来，很快众人便公认他家里的菜在里维埃拉首屈一指。他的管家和用人一律穿上白色制服，肩膀上有金饰带；家宴奢华但从不流俗。沿地中海海岸从欧洲来的王公贵族几乎俯拾皆是。有些人喜欢那儿的好天气，有些人流亡在外，有些是由于过去在故国声名狼藉，或者婚姻不如意，使他们觉得旅居国外更方便。其中有俄国的罗曼诺夫皇族，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族，西班牙的波旁王族，两个西西里王族和帕尔马王族；有温莎王室的王子和布拉干萨王室的亲王；有瑞典的王族和希腊的王族；还有从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比利时来的形形色色、没有王室血统的王子和公主、公爵和公爵夫人、侯爵和侯爵夫人，埃利奥特都一一款待他们。到了冬天，瑞典国王和丹麦国王会来海滨暂住，西班牙的阿方索也不时地来匆匆一游，埃利奥特都一一款待他们。他向这些大人物鞠躬时姿态大方庄重，既彬彬有礼又体现了以众生平等著称的美利坚公民不卑不亢的态度，我深表钦佩。

我经过多年奔波，此时刚好在弗拉特角购置了住宅，因此和埃利奥特时常见面。我在他眼中的地位有所提升，所以，他有时候也邀请我参加他最豪华的派对。

艾略特在老城区靠近海边的地方买下两幢房子，打通连成一体，安装上暖气、浴间和美国销往欧洲的新潮卫生设备。他把古老的普罗旺斯家具全都酸洗，再罩上现代纺织品。墙上挂了些漂亮的画。我记得有一张莫奈的《划船的人们》、一张毕沙罗画的《塞纳河桥与码头》、一张高更的《塔希提岛风光》和一张雷诺阿画的《少女侧脸图》。房子装修完工后，真是焕然一新，赏心悦目。而别人一眼就能看出，这种朴实要以巨资为代价来换取。

“老朋友，来赏个光吧。”他会说，“当然我跟你一样知道，有这些皇族在，派对的气氛确实拘谨很多。可是，别的人想见见他们，而且我觉得应当对这些可怜的人儿稍稍关照一下。不过，天知道，他们是不配的。他们是世界上最忘恩负义的家伙；用得到你的时候亲近你，不需要你的时候，就会把你当作穿破的衬衫一样扔掉；他们会从你手里接受无数恩惠，但是，里面没有一个肯到街对面帮你办丁点事。”

为了与当地的上级官员搞好关系，埃利奥特很是动了一番脑筋，区长和教区主教以及司教总代理都是他的座上常客。主教在进教会之前是个骑兵军官，大战时指挥一个骑兵团作战。他面色红润、身材高大，讲话故意学军队里的那种粗鲁而率直的派头，害得那位神色憔悴、表情严峻的司教总代理总是提心吊胆，生怕主教会说出什么有失体统的话来。他的上级津津有味地讲故事时，他经常带着不以为然的微笑听着。可是，主教管理自己的教区十分称职，他在布道台上口若悬河，就像在饭桌上讲笑话一样能吸引别人的注意。他称许埃利奥特对教会虔诚的慷慨，喜欢埃利奥特那样和气和埃利奥特招待他的好酒好菜；两个人结下了深厚友谊。所以，埃利奥特很可以自鸣得意，说他在这两个世界里都如鱼得水，而且恕我大胆地说，在上帝和撒旦之间都混得不错。

埃利奥特对自己的新房甚为得意，急于想让自己的姐姐光临；他总觉得布太太对他的称许里面带有保留味道，很想让她看看自己如今的气派、亲近的朋友。这是对她的保留意味的最具体回答。她将没法不承认他取得了成功。他写信邀请布太太偕同格雷和伊莎贝尔一道前来，不是住在他家里，因为家里空间不够，而是作为客人留宿左近的“角上旅馆”。布太太回信说她健康欠佳，已经过了适合旅行的年纪，她想她不如待在家里；反正格雷在芝加哥也腾不出时间；他的生意红火，赚了很多钱，哪儿都不能去。埃利奥特跟姐姐感情很深，这封信让他非常担心。他写信询问伊莎贝尔。伊莎贝尔回了一个电报，说母亲身体虽然很不好，每星期得卧床一天，但目前还没有危险，老实说，如果多加留神，说不定还会活上好多年；倒是格雷需要放松，而且有他父亲在芝加哥代管，他可以出国休假；因此，今年夏天做不到，明年她和格雷将前往欧洲。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纽约股市崩盘了。

那时我在伦敦。刚开始我们英国人并未意识到情形会那么严重，也不懂得它会产生多么不可收拾的连锁反应。拿我自己来说，虽然对损失了大笔金钱十分懊恼，但是，损失的大部分是票面利润，等到尘埃落定以后，我发现自己的现款一个子也没减少。我知道埃利奥特过去在投机生意上赌得很大，很担心他会损失惨重，可是，一直到我们两个都回到里维埃拉度圣诞节时，我们才碰面。他告诉我，亨利·马图林死了，格雷破产了。

我对生意是外行，但我敢说，通过埃利奥特转述，我对事情的描述看起来仍然凌乱不堪。在我看来，他们的公司之所以碰上那样大的灾难，—半归咎于亨利·马图林的刚愎自用，一半归咎于格雷的急躁冒进。亨利·马图林起初不相信危机的严重性，反而以为这是纽约掮客在捣鬼，因此咬紧牙关拿出大笔现金来投入市场。他对芝加哥的股票经纪人大为不满，认为他们被纽约的恶棍吓坏了。他的那些小客户们，有固定收入的寡妇，退休的军官等等，过去听他的教导，从来没有损失过—个铜板，这件事他一直引以为豪，现在为了不使他们受到损失，就自己掏腰包来弥补他们的亏空。他说他准备破产，他还可以东山再起，但是，如果让那些信任他的人沦为赤贫，他就永远抬不起头来做人。他自以为慷慨豪爽；其实不过是死要面子。他万贯家财化为乌有，某个晚上他心脏病发作。他年过六旬，一直是个工作狂，饮食和享乐过度，又酗酒；经过几个小时的痛苦挣扎，冠状动脉血栓送掉了他的命。

剩下格雷一个人面对这个烂摊子。他又做了很多的投机生意，但是，缺乏父亲的经验，让他陷入极大的困难。他要摆脱困境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了，银行拒绝贷款；交易所里的老一辈人告诫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失败。余下的事情我也所知有限。好像他资不抵债，因此，我的理解是，宣告破产；他自己的房子早已抵押出去，现在只能转手给债主；他父亲在湖滨道的房子和在麻汾的房子都已低价卖出；伊莎贝尔的首饰也变卖一空：他们仅存的财产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农场，这是过户在伊莎贝尔名下的，没有买主。格雷一无所有了。

“你怎么样，埃利奥特？”我问。

“噢，我毫无怨言，”他轻松地回答，“上帝对弱者是仁慈的。”

我没有追问下去，因为他的经济情况与我无关，不管损失多少，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应该也是吃了些苦头的。

刚开始大萧条对里维埃拉影响不大。听说有两三个人家财殆尽，许多别墅整个冬天都大门紧闭，有几所门口挂着出售的牌子。旅馆总是有大量空房间，蒙特卡洛的赌场抱怨今年冬天生意萧条。一直到几年之后，里维埃拉才体验到大风暴。这时候，一个地产商告诉我，从土伦到意大利边界的地中海沿岸，大大小小总有四万八千处房地产亟待脱手。赌场的股票大幅度下跌。大旅馆拼命优惠，想多吸引一些顾客，但是毫无成效。外国人都穷得叮当响，他们不消费，因为无钱可花。店主们都怀着失望度日。但是，埃利奥特与其他人相反，既不辞退他的用人，也不削减他们的工资。他继续用好酒好菜招待那些王公贵族，还买了一辆从美国进口的又时髦又宽敞的汽车，光关税就不是个小数目。主教组织的各种为失业家庭舍餐的慈善活动，埃利奥特都慷慨捐款。事实上，他生活得那么好，就好像经济危机根本不存在，半个地球也没有因此而摇摇欲坠。

我凑巧发现了其中的缘故：埃利奥特现在除了每年去一次英国，待两个星期购买衣服外，已经不在其他时间光顾了，但是他每年秋天照旧去巴黎，在自己的公寓里住三个月，五月和六月也去，因为在这个时期埃利奥特的那些朋友们并不光顾里维埃拉。他热爱里维埃拉的夏日，部分原因是可以进行海水浴，但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炎热使他有机会穿上花哨的衣服来放纵一下自己，而这是他平日里为了保持体面尽量避免如此穿着的。这时候，他会穿上色彩鲜明的裤子，红的，蓝的，绿的或者黄的，同时穿上色调相反的衬衣：紫红的，淡紫的，紫褐色的或者杂色的，并且接受人们对这种套装的恭维，嘴边露出一点轻视的神情，就像一个女演员听见人家恭维她扮演新角色获得的成功。

那年春天我在返回弗拉特角的途中，在巴黎停留了一天，邀埃利奥特和我一同吃午饭。我们在丽思饭店的酒吧间碰头。这里再也没有狂欢的美国大学男生，倒像一个剧作家首演之夜败走麦城，寂寥冷落无人光顾。我们按照大洋彼岸的传统喝了一杯鸡尾酒，然后用午饭，埃利奥特以前可不肯这么干。饭后他领我去古董店；虽则我告诉他我没有钱花在古董上，但很乐意陪同他前往。我们步行穿过旺多姆广场，他问我可介意跟他到夏维服装店去一趟；他想问问定做的衣服完成了没有。他好像定做了几件衬衫和衬裤，上面绣了自己名字的缩写字母。衬衫还没有做好，可是衬裤送到了，店员问他要不要瞧瞧。

“那就瞧瞧吧。”他说，就在店员离开去取衬裤的间隙里，他对我补充道，“我叫他们给我定制了我自己的图案。”

衬裤拿来了，和我时常在麦西服装店买的差不多，只不过质地是丝绸的，但是，引起我注意的是E. T. ^[25]两个交错的字母上面是一个男爵的冠饰。我没有言语。

“不错，不错。”埃利奥特说。“等汗衫做好，一起送到我府上去。”

我们走出商店；埃利奥特走开时，带着微笑向我说。

“你注意到那个冠饰了吗？告诉你老实话，和你到夏维服装店之前，我都忘记了这件事情。以前机缘不巧，还没告诉你，教皇恢复了我的家族封号，准许我继承。”

“你的什么？”我吃了一惊，有点失礼了。

埃利奥特不以为然地扬起了眉毛。

“你不知道吗？我在母系方面是德·劳里亚男爵的后裔，他跟随菲利普二世来到英国，并且娶了玛丽王后的一个陪伴侍女。”

“我说的是那位血腥玛丽吗？”

“我认为异教徒才那么称呼她，”埃利奥特回答，口气很不自然，“恐怕我没有告诉过你，一九二九年九月我是在罗马过的。我觉得去罗马是件苦差事，当时罗马冷清得很，可是，幸亏我的责任感让我克制了追求世俗享乐的欲望。我在梵蒂冈的朋友告诉我，经济大崩溃就要来到，竭力劝我把全部的美国股票卖掉。天主教会积累了两千年之久的智慧，所以我毫不迟疑。我发电报给亨利·马图林，要他把我所有的股票卖掉，买进黄金，我也打电报给路易莎叫她同样做。亨利回电问我是不是昏头了，并且说除非我再次来电确认才肯照做。我立刻回电给他，口气更加坚决，让他马上执行，然后回电确认。可怜的路易莎没有听我的话，因此倒了霉。”

“这么说，大崩盘那时你是安然度过的了？”

“老兄，美国有句俗话叫一无所失，用来形容我的状况非常恰当。事实上，我还捞了一点你所谓的油水。过了一段时间，我只花了很少一点钱就回购了原来属于自己的股票；我只能用上帝的点拨来解释，我觉得我也应当以实际行动报答上帝。”

“噢，那么，你是怎样报答的呢？”

“嗯，你知道领袖在庞廷沼泽地收回了大片的土地，他们告诉我，说教皇陛下为当地居民还没有教堂而忧心。因此别的不多说了，我就造了一座小小的罗马风格的教堂，和我在普罗旺斯看到的一座一模一样。教堂模仿得非常地道，在我自己看来简直是珍宝。我把它献给圣马丁，因为我的运气很好，刚好被我买到了一扇有关圣马丁事迹的彩色玻璃窗，画面上的圣马丁正把他的袍子裁开，将半边袍子分给一个衣不蔽体的乞丐；我很看重其中的象征意义，所以我买了下来，放在圣坛上方。”

我没有打断埃利奥特的话，没有问他他和圣马丁的行为有什么相似之处呢？他不过靠投机卖掉股票赚了一笔钱，现在拿出少许给万能的上帝做报酬，简直像给代理人发佣金似的。不过，对我这样的俗人来说，这种象征的联系也太微弱了。埃利奥特又继续说：

“当我有幸把这些照片呈献给教皇看时，蒙他称许，说他一眼就看出我不凡的鉴赏力，他还说，很高兴能在这个世风日下的时代能碰到一个既忠于教会，又具有这样一流艺术鉴赏力的人。值得记住，老兄，值得记住！此后不久，当教会通知我，教皇很高兴赐给我一个封号，我比谁都感到诧异。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觉得不用这个头衔显得更恭谨，当然在梵蒂冈非用不可。我禁止约瑟夫称呼我‘伯爵先生’，我相信你也会尊重我对你的信任。我不想把这件事情传扬出去，又希望教皇陛下觉得我珍视他赐予的殊荣，所以我把冠饰绣在衣物上，表达对他的敬意。不妨直言，对于把头衔掩藏于高雅的内衣之上，我有一种矜持的自豪感。”

我们就此告别。埃利奥特临别时告诉我，他将于六月底到里维埃拉来。他没有如约。他刚刚准备好把用人从巴黎转过来，自己悠闲地乘汽车返回，这样到达时事情会全部就绪，但就在这时，他接到伊莎贝尔的电报，说她母亲骤然病重。我以前说过，埃利奥特和姐姐感情深厚，而且家族观念很强。他从瑟堡搭第一班轮船出发，经纽约再到芝加哥。他写信告诉我，布莱德雷太太病势严重，瘦得吓人。她也许只能再活上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时间，可是不管怎样，他觉得应该陪她最后一程。他说，芝加哥的酷热没有预想的厉害，但是，缺乏投缘的社交他也勉强忍耐，因为此时无心于此。他说，美国人对经济萧条的表现让他失望；他原本以为他们应该乐观坚定。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乐观坚定地面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幸了；鉴于这一点，我觉得，埃利奥特既然有生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富有过，恐怕根本没有资格苛求别人。最后，他请我代为向他的几位密友问好，并且请我务必记着向所有碰见的人解释，为什么今年夏天他的房子没有开放。

这以后过了不到一个月，我又接到他的信，告诉我布莱德雷太太逝世了。信写得很诚恳动人。我早就认为尽管他为人势利，而且有许多矫揉造作的地方，但他仍不失为一个善良、感情丰富的和诚恳的人；如果不是这样，我就决计想不到他在信上表现得这样感情真挚、庄重得体、朴实无华。他在信中告诉我，布太太身后的情况看来有些没有头绪。她的大儿子是个外交官，现在由于驻日大使离任，他正在东京担任代办，当然无法离开职守。二儿子坦普尔顿在我初识布家时，原在菲律宾工作，后来已调回华盛顿，并在国务院担任要职。他在母亲病危时，曾经带着妻子来到芝加哥，但是，安葬之后，非得立刻回首都不可。由于上述情况，埃利奥特深感自己必须留在美国把后事料理好。布太太把财产平均分给三个孩子，可是，看上去，她在一九二九年经济大萧条时损失甚巨。所幸他们在麻汾的农场找到了一个买主。埃利奥特在信中把农场称之为亲爱的路易莎的乡间小屋。

他写道：“一户人家要卖掉祖传宅院，难免是件伤心事。不过，近年来，我见惯了许多英国朋友被迫这样做，所以，我觉得我的两个外甥和伊莎贝尔也得以同样的勇气和淡定去接受这种不可避免的现实。有权利就有义务！^[26]”

他们的运气不错，布太太那幢在芝加哥的房屋也有人愿意接手。原来早就有人计划拆掉布太太住宅所在的那排房屋，改造成一座大公寓，但是，布太太非常顽固，坚决要死在自己住的房子里，所以，这个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布太太一断气，立刻就有中介人跑出来开价，布家马上接受了。可是，尽管如此，伊莎贝尔还是不够维持家庭日常开销。

经济危机过去后，格雷曾经想办法重新开始工作，即使在没被风暴摧毁的金融家手下当个小职员也行，可是不能如愿。他找他的老朋友们讨点差事做，不管地位多么低下，薪金多少都可以，但是白费力气。过去他为避免灭顶之灾的疯狂努力，再加上焦虑的压力，以及后来遭受的屈辱，他的神经终于崩溃了。他开始患上一种剧烈的头痛病，整整二十四个小时之内一点也不能动弹。头痛停止以后，人就像一条湿毛巾，不成样子。伊莎贝尔觉得只有带着他和孩子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农场上去住，直到格雷休养康复。这个农场当初靠出产的大米，每年能有十万元进账，但是，长久以来只是一片沼泽地和橡树林，只能吸引喜欢打野鸭的人，找不到一个买主。他们从大萧条之后就住在那边，现在仍旧打算回去，等国内情形好转，格雷能再找到工作时为止。

“我不能眼看他们过着猪一样的日子，”埃利奥特在信上写道，“伊莎贝尔没有一个女用人，孩子们没有家庭教师，丢给两个黑女人照料。因此，我把巴黎的公寓让给他们住，等到这个荒唐国家的情形有好转之后再说。我要再派些仆人给他们，事实上，我厨房里的女用人菜就烧得不错。我预备把她留给他们。我可以另外找个人代替她，这并不难。我预备全部开销由我来负担，伊莎贝尔的那点可怜的收入让她买点衣服，或者用在家庭娱乐上。这当然意味着我的大部分时间得消磨在里维埃拉，因此，老兄，我希望我们能够更频繁地会面。照伦敦和巴黎现在这种情形，老实说，我还是住在里维埃拉要舒心得多。只有在这里我才能遇到和我有共同语言的人。我要说，我可能偶尔还会去巴黎盘桓几天，不过就是去巴黎，我也不想混在丽思饭店。我很高兴我总算使格雷和伊莎贝尔接受了我的要求，只等处理好必要的诸般琐事，就把他们带到欧洲来。家具和油画（画风拙劣，老兄，而且真伪难辨）再下个星期可以拍卖掉。目前，我怕他们在老房子里睹物思人，把他们带到德莱克饭店来跟我住在一起。等我们到了巴黎之后，把他们安顿好，我再返回里维埃拉。别忘记替我向你的皇室高邻问好。”

谁能够否认埃利奥特这个最大的势利鬼，也是极其善良、万分体贴、慷慨之至的人呢！

[1]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法国小说家。《克莱夫王妃》是一部开性格小说先河的作品。

[2]皮尔苏斯基（1867—1935），波兰元帅和政治家，因主张波兰独立而屡次被捕，最后成为波兰的独裁者（1918—1922），1926年曾任国防部长。

[3]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19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作品主题主要关于死亡及生命的意义。

[4]吕斯布鲁克（1293—1381），生于布鲁塞尔，神秘体验论者，著有《精神的婚恋》《闪光石》等作品。

[6]圣德尼（？—272？），巴黎第一任主教，于公元250年被罗马派往巴黎向高卢人传教，因宣传犹太教义而被调回罗马，遭受酷刑后被斩首。

[8]梅斯特·艾克哈特（1260？—1327？），德国神秘主义者，主张泛神论。

[9]科隆的圣乌尔苏拉教堂（建于11和13世纪）相传藏有为匈奴杀戮的1万1千名修女遗骸。遗骸以某种葬礼式的镶嵌图案造在墙上，教堂内各处都可见到。圣徒和她的几个亲密伴侣的头颅则藏在金室内金银神像的头内。

[10]原文为：“Sei still.”sei为挪威语，意为“请，要”，表示“要求”。

[11]《旧约·创世记》第39章，约瑟为埃及人管家，埃及人的妻子勾引他，要和他同寝，约瑟不从；她拉着他的衣裳，约瑟丢掉衣裳逃走。她以衣裳作证，说约瑟勾引她，将约瑟下狱。

[15]伦敦斯达福德府是在1912年由莱佛赫尔姆勋爵购下捐献给政府，改为大英博物馆的，毛姆在这里为了行文方便，把这件事说成在20年代。

[18]由于美国人都很羡慕巴黎生活，有一句笑话说：善良的人死后进天堂，善良的美国人死后进巴黎。

[21]布拉克（1882—1963），法国画家，野兽派绘画的早期提倡者，立体派的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