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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动笔写作以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疑虑。称之为小说，只是因为除了小说以外，想不出能把它叫作什么。我没有很多离奇的情节以飨读者，故事结局既不是死，也不是结婚。一死百了，所以死能使一个故事全面收场，但是，结婚也能使故事恰当结束。那些世俗的所谓“大团圆”，高雅讲究的人也犯不着加以鄙弃。普通人有一种本能，总相信这么一来，一切该交代的都交代了。男的女的，不论经过怎样的悲欢离合，终于被撮合在一起，两性的生物功能已经完成，兴趣也就转移到未来的一代上去。可是，我写到末尾，还是使读者摸不着边际。这本书所写的完全是我对一个人的追忆，这人虽则和我非常接近，却要隔开很长的时间才碰一次面；在此期间他都经历些什么，我几乎毫无所知。我想，我能够编出一些情节，天衣无缝地填补起这些空白，使我的小说读起来连贯一些，这样做固然可以，可是，我无意于这样做。我只打算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记下来而已。

许多年以前，我写过一本小说叫《月亮和六便士》；在那本书里，我挑选了一个名画家保罗·高更^[1]；关于这位法国艺术家的生平，我所掌握的材料非常不足，只是倚仗一点事实的启示，使用小说家的权限，炮制了若干故事来写我创造的人物。在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可压根儿没想这样做。这里面丝毫没有杜撰。书中角色的姓氏全都改过，并且务必写得使人认不出是谁，免得那些还活在世上的人看了不安。我要写的这个人并没有名气；也许他永远不会出名；也许他的生命一朝结束之后，这一生留在世界上的痕迹并不比石子投入河中留在水面上的痕迹为多。那时候，如果我这本书还有人读，也只会是因为书本身可能有点意思。但是，也许他替自己挑选的生活方式，和他性格里面所特有的坚定和驯良，在他同类中间的影响会日益加深，这样，可能在他去世长远以后，有人会恍悟这时代里曾经生活过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那时候，人们就会看出我这本书写的到底是谁了，而那些想要稍微知道一点他早年情况的人，就有可能在书中找到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书虽有如我所说的种种不足之处，对于替我朋友作传的人，将不失为一本可资征引的书。

书中的谈话，我并不要假充是逐字逐句、毫不走样的记录。在这类或其他场合下，人家的谈话我从不记录下来；可是与我有关的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所以，虽然这些对话是我写出来的，但我相信，它们能忠实反映对话者的谈话。适才说过，我丝毫没有杜撰；现在我想把这句话改一改。就像希罗多德^[2]以来的许多历史家一样，我也有擅自增入的部分；故事里角色的谈话有些是我没有亲耳听见，而且也不可能听见的。我之所以要这样做，和那些历史学家一样，都是为了使场面生动、逼真。因为有些场合若只是重述一下，没有人物对话，那么读起来就效果很差。我写书就是希望能有人读，所以只要写得人读得下去，我认为总可以做得。至于哪些地方是擅自增入的，明眼的读者自会一望而知，他要摈弃这些不读，完全听他自由。

我着手写这部书时心里不很踏实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面的主要人物都是美国人。人是非常难了解的；我觉得，我们除了本国人外，很难说真正了解什么人。因为人不论男男女女，都不仅仅是他们自身；他们也是自己出生的乡土，学步的农场或城市公寓，儿时玩的游戏，私下听来的《山海经》，吃的饭食，上的学校，关心的运动，诵读的诗章，和笃信的神。是所有这一切东西把他们造成现在这样，而这些东西都不是只凭道听途说就可以了解的，你非得和那些人生活过。要了解这些，你就得是这些。你无法了解来自不同国度的人，如果说了解，也只是观察得来的印象，要在书中刻画得真如其人就难了。连亨利·詹姆斯^[3]那样一个精细的观察家，尽管在英国住了四十年之久，也没能创造出一个百分之百的英国人来。至于我自己，除了几篇短篇小说外，从没有打算写过本国以外的任何人；短篇小说里之所以大着胆子去描写外国人，是因为短篇的人物只要一点粗枝大叶；你写个轮廓，细微的地方全可以由读者自己去补充。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我能把保罗·高更变作一个英国人，为什么我就不能对本书中的人物采取同样办法？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不能。那一来，他们就不再是他们那样的人了。我并不作为他们是美国人眼中的美国人；他们是一个英国人眼中的美国人，连他们的语言特点我都没有打算去模仿。英国作家在这方面闯的乱子和美国作家表现英国人说英语时闯的乱子一样多。最容易出错的是俚语。亨利·詹姆斯在他的英国故事里常常使用俚语，但总是用得不很像英国人，因此不但不能取得他所企求的俚俗效果，反而时常使英国读者感到突兀、怪不舒服的。

一九一九那年，我在去远东的路上，路过芝加哥；为了某种和本书无关的原因，在那边住了两三个星期。那时我刚刚出版过一部成功的小说，所以在当时也算是新闻人物，一到芝加哥，就有记者来访问。第二天早上，电话铃响，我去接电话。

“我是埃利奥特·坦普尔顿。”

“埃利奥特？我还以为你在巴黎呢。”

“不，我回来看看家姐的。我们请你今天来和我们一起吃午饭。”

他把时间和地址告诉我。

我认识埃利奥特·坦普尔顿已经有十五年了。他这时已是将近六旬的人，一表人才，高个儿，眉目清秀，鬈发又多又乌，稍有一点花白，恰好衬出他那堂堂仪表。他穿着一直讲究，普通的买自夏维商店，可是衣服鞋帽总要到伦敦去买。在巴黎塞纳河南岸时髦的圣纪尧姆街上有一套公寓。不喜欢他的人们说他是古董客人，可是这是诬蔑，他非常痛恨。他有鉴赏力，见多识广，也不否认在已往的年头他刚在巴黎定居时，他为那些要买画的有钱的收藏家们出过主意；后来在他的交游中听到有些中落的英法贵族打算卖掉一张精品，碰巧他知道美国博物馆的某某理事正在访求这类大画家的优秀作品时，自然乐得给双方拉拢一下。法国有许多古老的家庭，英国也有一些，境遇逼迫他们卖掉一张有布尔^[4]签名的橱柜或者一张奇彭代尔^[5]手制的书桌，但是不愿意声张出去。碰到他这样博学多闻、举止文雅的人能够把事情办得一点不露痕迹，正是求之不得。听到这话的人自然而然想到埃利奥特会在这些交易上捞些好处，但是有教养的人谁也不愿说出口。刻薄的人一口咬定他公寓里的每样东西都是要出售的，还说，每当他用名贵陈酒和丰盛佳肴招待美国阔佬们吃一顿午饭之后，他那些值钱的画总有一两张突然失踪，不然就是一口细工精嵌的橱柜换成一口漆的。等到有人问他为何某一件东西不见的时候，他就花言巧语地说，那个他觉得还不上品，因此拿去换了一件质量好得多的。接着又说，一睁眼总是看见那些东西，令人腻味。

“Nous autres américians，”他先调一句法文，“我们美国人就欢喜变换花样。这既是我们的弱点，也是我们强过人的地方。”

巴黎有些美国太太，自称知道他的底细，说他的家道原来很穷，所以起居能够那样阔绰，完全是因为他非常精明能干。我不清楚他究竟有多少钱，可是那位公爵头衔的房东在他这所公寓上却着实收他一笔房租。公寓里的陈设又是那样名贵：墙壁上挂的都是法国大画家的作品，瓦托^[6]啊，弗拉戈纳尔^[7]啊，克劳德·洛兰^[8]啊，等等；镶木地板上炫耀着萨伏纳里和奥比松^[9]的地毯；客厅里摆了一套路易十五时代精工细绣的家具，就其花纹的精美来看，这些东西完全可能像他所说，原是当年蓬巴杜夫人^[10]的闺中之物。反正他有的是钱，他用不着去赚钱就能过上他认为体面人应过的生活。至于他过去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这样，你假如是明白人的话，最好还是别提，除非你有意要和他断绝往来。他既然在物质上不用操心，就一心一意投入生活中他所热爱的事情，那就是社交。他初到欧洲时，还是个拿着介绍信去见名流的年轻人，后来和英国、法国那些中落的大家发生商业关系，这就奠定了他先前取得的社会地位。他出身于弗吉尼亚州的名门，母系方面还可以追溯到一位在《独立宣言》上署过名的祖先，这点家世使他拿着介绍信去见那些有头衔的美国太太时，很受人看重。他人缘好，人又神气，舞跳得好，枪打得准，网球打得也不错，什么宴会里都有他的份。鲜花和高价钱的盒装巧克力，他任意买来送人；虽然他很少请客，但请起客来，倒也别致有趣。那些阔太太们被他带着上一趟苏荷区的异国情调饭馆，或者拉丁区的小酒店，都觉得很好玩。替人效劳，随时随地都来；你要是请他做一件事，不管多么厌烦，他都高高兴兴替你去做。碰到年纪大一点的女人，总是曲尽心意去博得她们的欢心，所以不久在许多豪贵人家都混得很熟。他为人极其和气，假如有人失约，你临时拉他来凑数，他也欣然前来，从不介意，即使你让他坐在一位非常令人反感的老太婆旁边，保管还会替你敷衍得有说有笑。

两三年工夫，在伦敦和巴黎，一个年轻美国人攀得上的所有朋友，他都攀上了；巴黎他是长住，伦敦是每年游宴季末期去，还有就是在初秋时拜访一转乡间别墅。那些最初把他引进社交界的太太们，发现他的交游竟如此广，很觉得诧异。她们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是高兴她们抬举的这个年轻小伙子居然有偌大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有点着恼，怎么和他混得很熟的人，和自己的交情只是个淡淡的表面应酬。虽然他对待她们一如从前，很愿效劳，这些人总是心里不舒畅，觉得他利用她们做了社交上的垫脚石。她们担心他是个势利鬼，当然他是个势利鬼，他是个大大的势利鬼，他势利得毫不顾及旁人齿冷。哪一家请客，他想厕身被请之列，或是哪一位名气很大但是脾气厉害的又老又有钱的寡妇，他想拉拢点关系，就什么都做得出来：钉子照碰，冷言冷语照吃，下不了面子的地方照样下得去。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只要眼睛落在什么上面，他就像一个植物学家寻求一株异种兰花一样，洪水、地震、瘴热、敌意的土人，统统不怕，非弄到手才肯罢休。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战给他提供最后的机会；战事—爆发，他就去参加一个救护队，先后在佛兰德^[11]和阿尔艮战区服务；一年后他胸佩红带勋章回到巴黎，在巴黎红十字会弄了一个位置。那时候，他已经很富裕，要人支持的慈善事业，他都慷慨捐助。任何铺张扬厉的善举，他都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及组织才能积极地襄助一番。巴黎两家最高贵的俱乐部，他都做了会员。法兰西那些最煊赫的妇女提起他来总是“那个好埃利奥特”。他终于雄心得逞了。

我最初认识埃利奥特的时候，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作家，他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从不忘记一张脸，所以不论在哪里碰到，总是很客气地和我握手，但是，一点也不表示有进一步和我深交的意思；假如我在歌剧院里看见他，比方说，和他坐在一起的是一位显贵人士，他就会装作没有看见我。可是，那时我写的剧本碰巧获得相当出人意料的成功，所以，不久我就看出埃利奥特对我稍微亲热起来。有一天我接到他的一封短柬，约我到克拉里奇饭店吃午饭，那是一家旅馆，他到伦敦就住在那里。宴会上请的人不多，也不怎么出色，我有个感觉，好像他在试探我在交际上成不成。不过，从那时起，由于我写作上的成功也给我添了不少新朋友，因此，和埃利奥特碰面的机会也多起来。之后不久，我去巴黎度过秋天，住了几个星期，在一个我们俩人都认识的朋友家里又碰见了。他问我住在什么地方，一两天后，又寄来一张午饭请帖，这次是在他自己的公寓里。我到后一看，没料到客人竟是相当出色，不禁暗笑。我知道，以他那样烂熟世故，明知道在英国社交界我这样一个作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法国这儿，一个人只要是作家就会被人另眼相看，所以我是了不起的。这以后好多年，我们的交往都相当亲密，不过从没有真正成为朋友。我怀疑埃利奥特·坦普尔顿会和任何人成为朋友。他对别人的一切，除了他的社会地位以外，全不发生兴趣。我偶尔到巴黎或者他偶尔到伦敦的时候，每逢他宴会上人凑不齐，或者逼得要招待旅游的美国人时，总要邀请我赴宴。在他招待的美国旅游者中间，我猜想，有些是他的老主顾，有些是拿介绍信来谒见他的、素昧平生的人。他一生中就是在这些地方受罪。他觉得应酬总得应酬一下，但是，不愿意介绍他们和他那些显赫朋友见面。打发他们的最好办法当然是请他们吃顿饭，领他们看场戏，可是这往往很困难，因为他每晚都有应酬，而且早在三个星期前全约好了；而且他也隐隐地觉察到，就算能做到那样，那些人未必会就此满足。他因为我是个作家，而且没有什么大关系，就毫不介意把他这些苦恼告诉我。

“美国那些人写介绍信真是太不体谅人了。并不是说把这些人介绍给我，我不高兴见，不过，我觉得没有理由叫我的朋友跟我受罪。”

为了弥补招待上的不周，他给他们买了大玫瑰花篮和大盒的巧克力糖送去，可是，有时候还得请吃饭。就在这种时候，他先告诉我一番话，然后又邀请我赴他筹备的这类宴会，那态度颇有些天真。

“他们非常想认识你，”他在信上这样恭维我，“某太太是个很有文学修养的妇女，你写的书她从头到尾都读过了。”

某太太后来就会告诉我，她很欣赏我写的《佩林先生和特雷尔先生》这部书，而且祝贺我的《软体动物》剧本演出成功。这两部书的第一部是休·沃波尔写的，第二部是休伯特·亨利·戴维斯^[12]写的。

如果我描写的埃利奥特·坦普尔顿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个卑鄙小人，那实在是冤枉了他。

在某一点上，他可以称得上法国人说的serviable；这个词，以我所知，在英语里还没有一个词和这个法文词完全相当。词典上有serviceable，古义是指肯帮助人，施惠，厚道。埃利奥特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人。他为人慷慨；虽则在他进入社会的早期，那种送花、送糖、送礼的豪举无疑有他的用心，但是当已经不再需要送的时候，他还是照做。送东西给人，他觉得很愉快。他挺好客；雇的厨师比起巴黎的哪一家来都不差，而且在他那儿用饭，准会吃到最时鲜的美味佳品。他的酒十足证明他是个品酒的内行。不错，他挑的客人都是视他们的社会地位而定，不一定是佳客，可是，他至少总邀请一两个能说会笑的客人，因此，他设的宴会几乎总是令人非常开心。有人在背后嘲笑他，说他是个龌龊的势利鬼；尽管这样说，他请起客来，还是高高兴兴照去。他的法语讲得既流利又正确，语音语调也无可指摘。他曾经费了很大气力把英语说得像英国人那样，你得有一对很尖锐的耳朵才能捉住他的一个美国音。他非常健谈，只是你得设法使他不提那些公爵和公爵夫人们；但是，即使谈到这些公爵和公爵夫人时，他也不很顾忌，说起话来妙趣横生，尤其是除你以外，再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反正他现在的地位已经是不容置疑了。他有一张挺逗人的刻薄嘴，而这些王公贵人的丑史秽闻又没有一件不吹到他耳朵里的。X公主最近的孩子的父亲是谁，Y侯爵的情妇是哪一个，我全是从他那里听来的。我想，甚至连马塞尔·普鲁斯特^[13]知道的显贵秘闻也赶不上埃利奥特知道的那样多。

在巴黎时，我们常在一起吃饭，有时在他公寓里，有时去饭店。我喜欢逛古董铺，偶尔买件古玩，不过看看居多，而埃利奥特总是兴致勃勃地陪我去。他懂艺术品，对于艺术品也真心爱好。我想巴黎这类铺子他没有一家不认识，而且和老板们彼此很熟。他最爱杀价；每次我们出发时，他总叮嘱我：

“要是你有什么东西想买，自己不要问。丢个眼色给我，其余的事我就包了。”

当他以要价的一半把我想买的东西买到手的时候，他感到高兴。站在一边看他和人家讨价还价，简直是一种享受。他时而争辩，时而好言相哄，时而发火，时而要人家问问良心，嘲笑人家，指出那件东西的毛病，威胁说不再进这家商店的门，唉声叹气，耸耸肩膀，告诫人家，怒容满面地转身要走，到最后争到他出的价钱时，他又会伤心似的摇摇头，好像无可奈何、只好屈服一样。然后压低嗓子轻轻地用英语跟我说：

“买下来。加倍的价钱都还是便宜。”

埃利奥特是个热心的天主教徒；他在巴黎住下不久，就碰见一位神父。那人出名的会说人皈依，过去多少相信异端的迷途羔羊都被他圈了回来。他是宴会上的常客，是个有名的善于辞令的人。他只为有钱的人和贵族行宗教仪式。这个人虽则出身寒微，但能够随意出入那些最森严难进的府第。这样一个人，埃利奥特见了必然急于结交。他私下告诉一位新近被这位神父说服改教的美国阔太太，说他家里虽则信奉的是圣公会派，但他本人对天主教向往已久。有一天晚上，她要埃略特吃正餐的时候和那位教士相会，在场的只有他们三人，神父谈笑风生。女主人把谈话引到天主教教义上去，神父谈得非常热烈，就像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同另一个见过世面的人谈话一样，虽则是教中人，免不了要显出一番虔诚，但丝毫不迂腐。埃略特发现，关于他的详细情况，这位法国教士无所不知，这使他很得意。

“范多姆公爵夫人上回还跟我谈起你，她觉得你看事情顶清楚。”

埃利奥特快活得红光满面，公爵夫人他是进谒过，可是，从没有想到她没有把他立即忘掉。神父心性广阔，见解摩登，态度宽容，一番关于天主教的议论谈得既高明又温和。他把天主教会说得使埃利奥特听来很像一个任何有良好教养的人如果不加入就对不起自己的高尚俱乐部。六个月后，埃利奥特就入了教。他的改教，再加上在天主教方面的慷慨捐助，那几家以前进不去的人家大门也被他敲开了。

也许他放弃祖传的宗教信仰，动机并不纯正，但是他改教以后，对天主教的笃诚是无可置疑的。他每个星期要到第一流人士常去的教堂做弥撒，按时去神父那里忏悔，并且每隔两年总要去一次罗马。久而久之，教廷因他虔诚，任命他为他御前侍卫，又见他勤勉尽职，奖给他圣墓勋章。事实上，他在天主教方面的事业和他在世俗方面的事业，可算一样成功。

我常常问自己，以他这样一个聪明、和蔼、学识优长的人怎么会被势利迷住心窍呢？他绝不是个暴发户。他的父亲曾在南方一所大学里当过校长，祖父是相当有名的神学家。以埃利奥特的机灵，决不会看不出那些应他邀请的人多数只是混他一顿吃喝，有些是没脑子的，有些毫不足道。那些响亮的头衔引得他眼花缭乱，看不见他们的丝毫缺点。我只能这样猜想，和这些古老世家出身的上流人过从亲密，做这些人家妇女的近臣，让他感到一种永不衰竭的喜悦；而且这一切，归根结底，实起于一种狂热的浪漫主义思想；这使他在那些庸碌的小小法国公爵身上见到当年跟随圣路易^[14]远征圣地的那位十字军战士，或者在那装腔作势、猎捕狐狸的英国伯爵身上见到他们在金锦原^[15]侍奉亨利八世的祖先。跟这些人在一起，他觉得就像生活在广阔而英武的古代里一样。我想他翻阅戈沙年鉴^[16]时，那上边的名字一个接着一个使他联想起年代悠远的战争，史册上的攻城战和著名的决斗，外交上的谋略和王侯们的私情，他的心就会热得跳起来。总而言之，这就是埃利奥特·坦普尔顿。

我预备洗个脸，梳一下头发，再去应埃利奥特的邀请吃午饭；正忙着时，旅馆里的人打电话上来，说他已在楼下等我。我有点诧异，一收拾好便马上下楼。

我们握手时，他说：“我觉得我自己来接你要安全些。我不清楚你对芝加哥到底有多熟。”

他这种感觉，我看出好些曾长期侨居外国的美国人都有；他们心目中仿佛美国是个难以熟悉、甚至危险的地方，你不能随随便便让一个欧洲人单独去闯。

“时候还早，我们不妨步行走一段路。”他提议。

空气冷得有些刺骨，但万里无云，活动活动筋骨倒也惬意。

我们一边走着，埃利奥特一边说：“我想，在你会见家姐之前，我最好把她的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她到巴黎我住的地方去过一两次，不过，我记得你那时不在，告诉你，今天吃饭的人并不多，只有家姐和她的女儿伊莎贝尔和格雷戈里·布拉巴宗。”

“是那个室内装饰家吗？”我问。

“就是他。家姐的屋子糟透了，伊莎贝尔和我都劝她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我碰巧听说布拉巴宗在芝加哥，所以就叫家姐请他今天来吃午饭。当然，他还算不上完全上得了席面的高雅人士，但他的艺术修养很高。他为玛丽·奥利芬特装饰过拉尼堡，为圣厄茨家装饰过圣克莱门特·塔尔伯特府。公爵夫人极其喜欢他。你可以亲眼看看路易莎的屋子，我永远不懂，她这么多年怎么住得下去，不过说起这个来，她怎么能在芝加哥住下去，我也永远不懂。”

我从他嘴里得知布莱德雷太太是个寡妇，她有三个孩子，两儿一女，不过儿子年纪大得多，而且都已结婚，一个儿子在菲律宾政府部门里做事；另一个儿子，像他父亲过去那样，在外交界工作，现在人在阿根廷都城。布太太的丈夫过去在世界各地都干过，在罗马做了几年一等秘书，后来又被派到南美洲西岸的一个小共和国当专员，人就是在那边死的。

埃利奥特继续说下去：“他去世之后，我曾想让路易莎把芝加哥的宅子卖掉，可是，她不忍心。这房子在布莱德雷家的手里已经有年月了。他们是伊利诺伊州最古老的家族之一。他们一八三九年从弗吉尼亚原籍迁来这里，在现在离芝加哥六十英里的地方置下田产，那地方现在仍然归他们所有。”埃利奥特迟疑一下，看了我一眼，想知道我是如何反应，“我想你也许会说他家早先是种田的，不过，我不晓得你是否知道，大约在十九世纪中叶，中西部开始开发的时候，不少弗吉尼亚的人，好人家的子弟，你晓得都被无名的诱惑打动，离开了丰衣足食的乡土。我姐夫的父亲切斯特·布莱德雷看出芝加哥有它的前途，来这里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他最后挣了不少钱，他去世以后，他的儿子仍可生活得很好。”

埃利奥特的话虽如此说，但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那位已经去世的切斯特·布莱德雷离开他祖传的华屋良田，来进律师事务所，原因并不那样简单，不过，从他攒聚了一大笔钱上看来，这至少可以部分地补偿他丢掉的家产。后来有一次，布太太拿几张乡下她所谓“老家”的照片给我看，埃利奥特在一旁委实不很高兴。照片上面我见到的是一所不大不小的木房子，有美丽的小花园，可是仓房、牛棚、猪厩都隔开只有一箭之地，房子周围是一片荒芜的原野。我不禁想道：切斯特·布莱德雷先生舍弃这些东西到城里奔前程，并不是没有成算的。

过了一会儿，我们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车子把我们载到一座用褐色砂石建造的房子面前，房子窄而高，要爬上一串陡峻的石级才到前门。这座房子是在湖滨道过来的一条街上并排的一列房屋中间，房屋外表就是在那天明媚的秋光里也是灰暗的，你会奇怪：这样的房子怎么还有人与它难舍难分呢？开门的是个高壮的、一头白发的黑人管家，把我们领进了客厅。我们走进去之后，布莱德雷太太从椅子上站起来，埃利奥特把我介绍给她。她年轻时当是个美丽的女子，眉眼虽则粗一点，却生得不错，眼睛很美。可是现在那张几乎完全不施脂粉的僵黄脸，面庞已经松弛下来，可以看出，她和中年发胖的趋势做斗争已经失败了。我猜她还不肯服输，因为她坐下时，腰杆在硬背椅子上撑得笔直；的确，穿着她那受罪的铠甲一般的紧身衣，坐直背椅子要比坐在有软垫的椅子上舒服得多。她穿着一件青色衣服，上面织满了花，高领子用鲸鱼骨撑得直直的。一头漂亮的白发，烫成波浪纹，紧紧贴在头上，发式做得极其复杂。她请的另外一个客人还没有来，我们一边等着，一边东拉西扯地聊天。

“埃利奥特对我说，你是走南路来的，”布太太说，“你在罗马歇了没有？”

“歇了，我在那边住了一个星期。”

“那么，亲爱的玛格丽特王后好吗？”

他的问题使我惊奇，我说我不知道。

“哦，你没有去看她吗？她真是个好女人，我们在罗马的时候，她对我们可好啦。那时候布莱德雷先生是使馆的一等秘书。你干吗不去看她呢？你难道是跟埃利奥特一样的坏蛋，连奎林纳宫都进不去吗？”

“当然不是，”我笑着说，“事实是我并不认识她。”

“不认识？”布太太说，好像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为什么不认识？”

“对你说实话，作家们一般并不跟国王、王后们吃吃喝喝地来往。”

“可是，她是个顶可爱的女人，”布太太好言劝我，好像不认识那位皇家女人我就太自高自大似的，“我断定你会喜欢她的。”

就在此时门开了，管家把格雷戈里·布拉巴宗领进来。

格雷戈里·布拉巴宗，尽管他的名字很响亮，却不是个浪漫人物^[17]。这人又矮又胖；头秃得像个鸡蛋，仅在耳朵周围和脖子后边还有一圈卷曲的黑发；满脸红光，看去就像要裂成一大堆臭汗一样，骨碌碌的乌眼珠，多肉的嘴唇，厚厚的下巴。他是个英国人，我有时在伦敦的不三不四的宴会上能遇到他。人很热闹，开心，动不动就哈哈大笑，可是，你不用是一个出色的人物评判者，就能看出他那热热闹闹的友好劲儿只不过是掩盖他这个精明的生意人的外衣。好几年来，他在伦敦都是最成功的屋内装饰家。他有一副很洪亮动人的嗓子，和一双小而肥的富于表情的手。只需他手比画几下，热情洋溢地说一阵，他就能让一个拿不定主意的主顾充满想象力，让交易看起来像是一份盛情，使人简直没法拒绝。

那位管家用托盘端着鸡尾酒又进来了。

“我们不等伊莎贝尔了。”布太太一边端起一杯酒一边说。

“她到哪儿去了？”埃利奥特问。

“跟拉里打高尔夫去了。她说她可能回来得晚。”

埃利奥特转向我说：“拉里是劳伦斯·达雷尔。据推测，伊莎贝尔跟他订婚了。”

我说：“埃利奥特，我过去可不知道你喝鸡尾酒。”

“我不喝，”他一边喝着他举起的那一杯，一边冷冷地说，“可是，在这个禁酒的野蛮国家里，你有什么办法？”他叹口气，“巴黎有些人家现在也开始喝鸡尾酒了，坏交通把好习惯都搅糟了。”

“简直胡扯淡，埃利奥特。”布太太说。

她的口气相当温和，但口气决断，使我不由自主地认为她是个有主见的女人；并且我从她看埃利奥特那种怡然自得的神情，可以猜出她丝毫没有把他当作了不起的人物。我不禁猜想，不知她把格雷戈里·布拉巴宗看作是哪一等人。我看到他进屋的时候用职业的眼光把这间房子扫视了一遍，并且不自觉地扬了扬他那浓密的双眉。这间房子的确使人吃惊。壁纸、窗帘布、椅垫、椅套，全是一式的图案；壁上的厚重金镜框里挂着油画，这些画显然都是布家人在罗马时买的。拉斐尔^[18]派的圣母像，基多·里尼^[19]派的圣母像，苏卡吕尼^[20]派的风景画，庞尼尼^[21]派的废墟。房内摆设的还有他们在北京居留时的纪念品，雕花过繁的海梅桌子，巨大的景泰蓝花瓶，还有些是从智利或者秘鲁买来的，硬石刻的胖人儿，陶制的瓶子。有一张奇彭代尔做的书桌和一个嵌木细工做的玻璃橱柜。灯罩是用白绸做的，不知道哪个鲁莽画家在上边画了些穿着瓦托式服装的牧羊男女。这房子布置得实在难看，然而不懂什么缘故，却还顺眼。这里有一种安逸、家居的气氛，使你觉得这许多难以置信的杂乱无章中自有它的道理。所有这一切凑合不上的东西却属于同一类，因为它们都和布太太的生活密不可分。

我们刚刚喝完鸡尾酒，门忽地被推开，进来一个女孩子，后面跟着一个男子。

“我们迟了没有？”她问道，“我把拉里带回来了，有没有东西给他吃？”

“想来有吧，”布太太笑着说，“你按下铃，叫尤金添个位子。”

“他才替我们开门的。我已经对他说了。”

“这是我的女儿伊莎贝尔，”布太太转身向我说，“这是劳伦斯·达雷尔。”

依莎贝尔匆匆忙忙地握了一下我的手，便急不可待地转向布拉巴宗。

“你就是布拉巴宗先生吧？我一直盼着能认识你。你替克莱曼婷·多默装饰的屋子我真喜欢。这屋子糟不糟？我好多年来一直想要妈妈整理整理，现在你来芝加哥了，这是我们的好机会。请你说实话，你觉得这屋子怎么样？”

我明白布拉巴宗死也不会说。他很快瞥了布太太一眼，但从她那毫无表情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他断定伊莎贝尔是个重要人物，于是便哈哈大笑起来。

“我敢说这屋子很舒服，种种都很好，”他说，“不过如果你要我直说，那么我觉得的确相当的糟。”

伊莎贝尔长得高高的，椭圆脸，直鼻梁，俊俏的眼睛，丰满的嘴，这一切看来都是布家的家族特征。她长得好看，不过稍胖一点，大约是年龄关系，等她长大一点就会苗条起来。她的两只手强健而好看，不过也稍嫌胖了一些。她那短裙下露出的小腿也是肥肥的。她的皮肤很好，面色红润，和适才的运动以及开敞篷车回来都不无关系。她光辉夺目，愉快活泼。你从她身上感觉到的仿佛放射着光辉的健康、喜欢嬉戏的快活、生活的乐趣以及幸福的心情，使人看了会心花怒放。她是那样天真自然，埃略特尽管非常风雅，与她相比都不免有点俗气。在她的朝气衬托下，布太太脸色苍白、皱纹满面，看起来简直又疲惫又衰老了。

我们下楼去吃饭。布拉巴宗看见餐厅的布置，眨了眨眼睛。墙壁上糊着暗红的纸，算是冒充花布，墙上挂着些脸色阴沉死板的男女肖像，画得十分糟糕。这些人都是去世的那位布莱德雷先生的近系祖先。他自己的像也在那里挂着，一撮浓密上须，僵直地穿着方领大衣，戴着浆过的白领。一张布太太的像，是一位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法国画家的手笔，挂在壁炉台的上方，穿着灰青缎子的晚礼服，戴着珍珠项链，发髻上别着一颗星形钻，一只满戴珠宝的手捏一条编织领巾，画得非常精细，一针一针清晰可数，另一只手心不在焉地拿着一柄鸵鸟羽毛扇子。室内家具都是黑楠木做的，简直笨重不堪。

大家坐下时，伊莎贝尔问布拉巴宗：“你觉得这些家具怎么样？”

“我敢说买的时候花了很多钱。”他回答。

“的确，”布太太说，“这是布莱德雷先生的父亲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它们跟着我们周游了世界。里斯本啊，北京啊，基多啊，罗马啊。亲爱的玛格丽特王后非常欣赏它们。”

“如果是你的，你怎样处理它们？”伊莎贝尔问布拉巴宗。但是，不等他回答，埃利奥特就替他说了。

“一把火烧掉。”他说。

这三个人开始讨论如何装饰这间屋子。埃利奥特主张完全仿照路易十五时代的装潢风格，而伊莎贝尔则要一张僧院式的餐桌和一套意大利式椅子。布拉巴宗认为奇彭代尔做的家具更符合布太太的个人气质。

然后他转身询问埃利奥特：“你应该认识奥利芬特公爵夫人吧？”

“你是说玛丽吗？顶熟的朋友。”

“她要我装饰她的餐厅，我一见到她的人，就提出仿照乔治二世。”

“你真有眼力。上次在她那儿吃饭，我就注意到。雅致得很。”

谈话就这样进行着，布太太只在一旁听着，但是你猜不出她在想些什么。我讲话很少，伊莎贝尔的年轻朋友拉里（我忘记了他姓什么）简直一言不发。他坐在我对面，在布拉巴宗和埃利奥特之间，我不时地看他一眼。他年纪看上去很轻，和埃利奥特差不多高，差不多有六英尺，而且四肢松弛瘦长。他样子令人喜爱，不算漂亮，也不算丑，相当腼腆，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我觉得怪有意思的倒是，虽则进屋后记得他没有说上五六句话，人却非常自如，而且奇怪的是，尽管不开口，好像也在参加谈话。我留意到他的手很长，可是，就他的身材论，手不能算大，手的样子很美，同时结实有力。我想，画家一定喜欢画这双手。他体格比较瘦，但是，样子并不纤弱，相反地，我应该说他长得结实而有力。一张脸宁静庄重，晒得黝黑，要不是这样就看不出什么血色；五官端正，但并不出众。他的颧骨较高，两鬓低陷。他的头发是深棕色的，稍微有一点波浪状。眼眶较深，因此两只眼睛看起来比实际还要大，睫毛又浓又长。他眼珠的颜色很特别，不是伊莎贝尔和她母亲、舅舅共有的那种深棕色，非常之深，虹彩和瞳子差不多是一个颜色，这给他的眼睛以一种特别的光芒。他有一种吸引人的自然风雅，我看得出为什么伊莎贝尔为他所迷。她的眼光不时落到他身上一下，从她的神情里我好像看出不但有爱，而且有喜欢。两人的目光相遇时，他眼睛里含有一种温情，看去非常之美。年轻人相爱的情景在世界上最动人不过了，这使我这个已届中年的人艳羡他们，同时，不懂得什么缘故，感到难受。这很愚蠢，因为以我所知，是没有什么可以阻碍到他们的幸福的；两人的境遇都宽裕，没有任何原因能阻挠他们结婚并且以后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伊莎贝尔、埃利奥特和布拉巴宗继续谈论着房子的重新装饰问题，试图引出布太太一句话来，承认是得想个办法，可是，她只蔼然微笑。

“你们不要逼我。得给我时间让我仔细考虑。”她转身向那个男孩子说，“拉里，你对这件事情是怎样看的？”

他向桌子四周环顾一下，微微眯着眼睛笑起来。

“我认为装不装修都无所谓。”他说。

“你这个蠢猪，拉里，”伊莎贝尔嚷道，“我还专门对你说过叫你支持我们。”

“如果路易莎伯母对原来的东西满意，又何必再更换呢？”

这个问题正落在点子上，而且很合乎情理，我听了也不禁笑出来。他看了我一眼，也跟着笑了。

“别那样咧着嘴笑，你以为自己讲的是一句俏皮话吗？我觉得蠢极了！”伊莎贝尔说。

可是他笑得更厉害了，这时我注意到他的牙齿长得又小又白又整齐。他望着伊莎贝尔的神情，不知怎么的，使她双颊绯红，呼吸也急促了。如果我判断得不错，她是在疯狂地爱着他，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好像她对他的情意里面还含有一种母性情怀。这在这样一个年轻女孩子身上有点令人意想不到。她嘴边微带笑意，重新向布拉巴宗献起殷勤来。

“别理睬他。他就是个笨蛋，完全没有受过教育。他什么东西都不懂，只懂得飞行。”

“飞行？”我说。

“大战时他是个飞行员呢。”

“我还以为他那时年纪太小，不会参军的。”

“他那时是年轻，着实太轻了。他淘气得很。溜出学校，跑到加拿大；说了一大堆谎话，哄得人家相信他有十八岁了，就这样进了空军。停战的时候，他还在法国作战呢。”

“伊莎贝尔，你把你母亲的客人都烦死了。”拉里说。

“我从小就认识他，他回来时穿一身军装，外套上挂着漂亮的奖章，非常好看，所以，我就这么坐在他家门口的阶沿上，一直缠得他同意娶我为止。那时候，竞争可真激烈。”

“真的吗，伊莎贝尔？”她母亲说。

拉里向我探过身子来。

“你一个字也不要信她的，我希望。伊莎贝尔并不是什么坏女孩，但可是个说谎的行家。”

午餐结束以后不久，我就和埃利奥特一起告别离开了。我先前告诉他打算去博物馆看看画，他说他带我去。我去画廊参观并不喜欢任何人陪我，但我也不好对他说我情愿一个人去，因此答应由他陪我。路上我们谈起伊莎贝尔和拉里。

我说：“看见两个年轻人如此相爱，很有意思。”

“他们还这么年轻，现在结婚太早了。”

“怎么？趁年纪轻时恋爱，结婚，要有意思得多。”

“别说傻话了！伊莎贝尔才十九岁，拉里也才刚满二十。他还没有工作。路易莎对我说他一年收入三千美元；而路易莎也不是怎样富裕。她的收入只够她自己用的。”

“那么，他可以找个事做。”

“就是呀。他不想找事。他好像很满意这样晃膀子。”

“我敢说他一定在战争中吃了不少苦头。所以要休息一段时间。”

“他休息一年了。时间够久的了。”

“我觉得他像个很不错的孩子。”

“哦，我对他毫无成见。他的门第以及其他种种都很好。父亲原籍是巴尔的摩；过去是耶鲁大学罗曼语的副教授，总之大致如此。母亲则出身于费城老教友会的一个世家。”

“你口口声声过去，难不成他父母都去世了么？”

“是的，他母亲生他时就去世了，父亲约在十二年前去世。他是由他父亲上大学时的一位老朋友抚养大的，那人是麻汾的一名医生。路易莎跟伊莎贝尔就是这样才认识他的。”

“麻汾在哪儿？”

“布家的产业在麻汾。路易莎喜欢去那边消夏。她见了这个孩子，觉得他可怜。纳尔逊医生是个单身汉，连怎样带孩子的粗浅常识都不知道。路易莎力主把这孩子送到圣保罗堂去，圣诞节时她总接他出来过节。”埃利奥特法国式地耸一下肩膀，“我以为，当初她就早该料想到会有这么一种结果了。”

我们这时已到博物馆，注意力转到了绘画上。埃略特的博学多闻及他的艺术修养又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领着我在那些屋子里转来转去，仿佛我是一群游客似的。讲起那些画来，连任何美术教授都不能比他更使人获益。我决定独自再来一次，那时自己可以随便逛逛，所以现在由他说去。过了一阵，他看了看表。

“我们走吧，”他说，“我参观画廊从来不超过一个小时。这样还得看一个人的欣赏力是否熬得了。我们改天再来看完它。”

分手时，我满口道谢。也许走开后我会变得聪明一点，但我确实窝了一肚子火。

我和布太太告别时，她告诉我第二天伊莎贝尔要请她几位年轻朋友来家吃晚饭；我要是愿意来的话，那些孩子们走后，我还可以跟埃利奥特谈谈。

“你来对他有好处，”她接着说，“他在外国待得太久了，到这儿觉得百不如意；简直连一个合他眼的人都找不到。”

我接受了邀请；在博物馆门口的台阶上，我正要和埃利奥特分别时，埃利奥特告诉我，他很高兴我答应下来。

“在这座大城里，我的灵魂都要迷失了，”他说，“我在这里度日如年，只是因为答应了路易莎，在她这里住六个星期，我们自从一九一二年后彼此就没有见过，但是我在扳着指头算还有多久能回巴黎。巴黎是世界上唯一文明人能住得下去的地方。我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他们这儿的人把我看作什么吗？他们认为我是个怪物。真是一群野蛮人！”

我大笑着离开。

第二天晚上，埃略特打电话说来接我，我谢绝了，独自前往，最后也居然平安到达布太太家。因为有人来访，我耽搁了一下，到得稍为迟一些。上楼时，听见客厅里人声鼎沸，我以为客人一定很多，不料连我在内，一共也只有十二个人。布太太穿一身绿缎子衣服，戴一串细珠项链，非常雍容高贵。埃利奥特的晚礼服式样做得极好，那种潇洒派头，看上去只有他才配；和我握手时，我感到各种各样的阿拉伯香水的香气一下子冲入鼻孔。他把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介绍给我；那人一张红红的脸，穿着晚礼服，样子怪不舒服的。他叫纳尔逊医生，可是，我当时听到丝毫没有感觉。其他客人都是伊莎贝尔的朋友，但是他们的名字我是听过就忘。女子都年轻貌美，男子都少年英俊。那些人我全没有什么印象，只对一个男孩子有些印象，还是因为他的身材特别高大的缘故。他一定有六英尺三四英寸高，而且肩膀又宽又大。伊莎贝尔打扮得漂亮极了，白绸子衣服曳着长裙，正好遮着她的肥腿；从衣服的式样上看出她有发育得很丰满的胸脯；她那露在外边的臂膀有些肥胖，但露出的脖颈很美。她整个人兴致勃勃，明眸四射。毫无疑问是个非常美丽可人的女子，但是看得出如果不当心的话，很容易胖过头。

在餐厅入座时，我坐在布太太和一位腼腆的女子之间；她看上去比余下的人还要年轻。我们坐下来时，布太太为了方便交谈，特地讲给我听，说这个女孩是伊莎贝尔以前的同学，她的祖父母就住在麻汾；她的名字，我从旁人口中听到，叫索菲，姓什么可不知道。席间，大家尽情笑谑，人人都大声说话，笑声一片。这些人好像彼此非常熟悉。当我不需要应付女主人时，就设法和邻座的那个女孩子攀谈，可是并不怎样顺利。她比其余的人都要沉默些。人不算美，但是，脸长得很有趣，鼻子微微往上翘，阔嘴，蓝里带绿的眼珠，赭黄色的头发，梳着极为简单的发式。人很瘦，胸部几乎像男孩子一样平坦。大家寻开心时，她也笑，可是，态度显得有点勉强，使人觉得她并不如表面那样真正觉得好笑。我猜想她是在尽力敷衍；也弄不懂她是否人有点笨，还只是过于腼腆了。我起先和她的几次攀谈都没有谈下去，后来实在无话可说，就请她告诉我席上坐的这些人都是谁。

“啊，那位是纳尔逊医生，你总认识吧，”她说，指指坐在布太太对面的那个中年人，“他是拉里的监护人。他是我们麻汾的医生。他非常能干，发明了许多飞机零件，只可惜没人识货。他没有发明可做时，就会喝酒。”

她讲话时淡蓝色眼睛里闪出一丝光彩，这使我感到，她不像我原以为的那样头脑简单。接着她把那些年轻人的名字一—介绍给我，他们的父母是谁，介绍到男的，则加上他们从前进过什么大学，现在做什么事，都没有什么出色的。

“她很可爱，”或者：“他打高尔夫很厉害。”

“那个眉毛很浓的大个子是谁？”

“哪个？哦，那是格雷·马图林。他父亲在麻汾河边有一所大房子，是我们中的百万富翁。我们为他感到自豪。他把我们的身价都抬高了。芝加哥最最有钱的就是马图林、霍布斯、雷纳、史密斯等人，而格雷又是马图林的独生子。”

她讲到这一连串有钱人的名字时，故意加上些逗人的刻薄字眼，使我好奇地瞟了她一眼；她发现了，满脸通红。

“关于马图林先生的事，你再讲点给我听。”

“没有什么可讲的。他很富有，人人都尊敬他。在麻汾替我们修建了一所教堂，还捐了一百万给芝加哥大学。”

“他儿子长得挺英俊。”

“是吧，你肯定想不到，他祖父是个爱尔兰的穷水手，而祖母是一家饭店里的瑞典女服务员。”

格雷·马图林的相貌不能算漂亮，但挺引人注目的。外表不加修饰，给人一种粗犷的感觉。鼻子短而扁，厚厚的嘴唇，肤色是爱尔兰式的红润；长了一头黑发，又光又柔。浓浓的眉毛，下面衬着一双清澈的蓝眼睛。虽则身材高大，四肢五官倒还匀称。如果脱下衣服，身躯一定相当健美。他显然是个有力量的人，那种男子气概令人印象颇为深刻。拉里就坐在他身边，虽则不过比他矮三四英寸，相形之下却显得孱弱多了。

“喜欢他的人真多，”我那位腼腆的邻座姑娘说，“我知道有好几个女孩子都在拼命追他，竞争激烈得都要动刀子了。可是她们一点机会没有。”

“为什么没有机会呢？”

“你竟然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

“他爱伊莎贝尔爱到了极点，简直爱得发狂，而伊莎贝尔爱的人是拉里。”

“他干吗不去和拉里竞争一下？”

“因为拉里是他最好的朋友啊。”

“我敢说，这样一来事情可麻烦了。”

“的确，要是你像格雷那样义气的话。”

我拿不准她这话的意思是当真，还是在嘲讽什么。她的态度丝毫不显得粗俗或冒失、轻率。然而，我有个印象，觉得她并不缺乏幽默，也不缺乏精明。我猜不出她这样和我谈着话，肚子里会想些什么，可是，这一点我知道永远也不会弄清楚。可以看得出她对自己没有把握，我想她大概是个独生女，一直以来都是和比她年纪大得多的人生活，孤寂惯了。她有种幽娴贞静的气质，很是惹人疼惜，可是，假如我的猜想是事实，她确实孤寂惯了的话，那么她对于和她一起生活的长辈们一定默默观察过，并且对他们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很少觉察到年轻人对我们的判断多么无情，然而又多么深刻。我看着她那对蓝绿色的眼睛，忍不住问她：“你多大了？”

“你平时看不看什么书？”我冒险问她。

可是，她还没有回答，布太太为了尽女主人的责任，又来和我说话了。我还没有应付完她，晚饭已经结束了。那些年轻人立刻走得不知去向，剩下我们四个人，就到楼上客厅里去坐。

我被邀请参加这次宴会，使我感到奇怪，因为，在东拉西扯地谈了一会儿之后，他们开始谈论一个我认为他们本应该私下谈的问题。我拿不定主意是否要避点嫌疑，抬起脚来走掉，还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当一个对于他们有益的旁观者。争论的问题是拉里为什么不肯就业，这太奇怪了，后来又集中到马图林先生答应在他的公司里给拉里一个职位，马图林先生就是适才晚饭时同席的男孩子的父亲。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只要拉里勤快肯干，不用多长时间就可以赚一大笔钱。小马图林是非常希望拉里接受这一职务的。

大家是怎么说的，我记不全了，不过谈话的内容却清清楚楚在脑子里。拉里从法国回来时，他的保护人纳尔逊医生劝他进大学，可是他拒绝了。这也是人之常情，先闲散一段时间；战争中他遭了不少罪，还曾两次负伤，尽管伤得不重。纳尔逊医生认为他对战争的余悸还没有消除，能够休息些日子直到完全恢复正常，这样也好。可是，一周一周地过去了，又一月一月地过去了，现在离他退伍时已经有一年多了。原来他在空军里面混得好像不错，回芝加哥后也小有名头，好几位商界人士都要招揽他。但他谢过以后统统拒绝了。他什么理由都没说，只说他自己对于做什么还没有打定主意。他和伊莎贝尔订了婚。这事布太太也不诧异，因为两人从小青梅竹马，早有情谊；布太太知道伊莎贝尔爱他；她本人也喜欢他，而且觉得他是能给伊莎贝尔带来幸福。

“伊莎贝尔性格要强，和拉里正好互补。”

尽管两人年纪都这么轻，布太太却愿意他们立刻结婚，前提是拉里总得有事可做。拉里也不是毫无身价，但就算他的身家再多十倍，她也坚持让他找个事做。照我猜想，她同埃利奥特想问纳尔逊医生的就是拉里打算做什么。同时他们也希望，纳尔逊医生能发挥他监护人的影响力，让拉里接受马图林先生给他的职位。

“你们知道我从来就管不了拉里，”他说，“他打小就有自己的主意。”

“我知道，你太纵容他了。他会变得现在这么好，真可以说是奇迹。”

纳尔逊医生酒已经喝了不少，听了这话，不高兴地瞅了布太太一眼，一张红红的脸变得更红了。

“我很忙，我自己也有事情要照料。当初我收留他，是因为他无处可去。他父亲又是我的一个朋友。这孩子是不容易管教的。”

“我不懂你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布太太尖刻地说，“他的性情温和得很。”

“是，这孩子从不跟你吵嘴，可是完全我行我素；你要是气极了，他会对你说声‘对不起’，然后随你怎么吼他。请问你怎样对付？他要是我自己的儿子，我就可以打得。但是，他只是个无亲无故的孤儿，他父亲把他托孤给我，期望我能善待他，我怎么可能动手打他？”

“这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埃利奥特有些烦躁地说，“目前的情形是这样，他游手好闲的时间算得上长了；而眼下就有一个很好的就业机会，可以赚很多的钱；他如果要娶伊莎贝尔，那就该接受这份工作。”

“他也应该懂事了，”布太太插嘴说，“人活在世上，总得有份事业。他现在已经强壮得和好人一样。我们都知道，南北战争之后，有不少退伍回来的人都不肯出去找事情做。他们是家庭的累赘，而且对社会毫无益处。”

后来我开口了。

“可是，他拒绝那些人给他找的事时，提出什么理由呢？”

“没说什么理由，只说那些事他不喜欢。”

“那么有他想做的事情吗？”

“摆明没有。”

纳尔逊医生给自己又倒上一杯柠檬威士忌，喝了一大口，然后看看他的两个朋友。

“你们想不想听听我的看法？我不敢说我看人一定很准，不过，三十多年的行医经验让我多少还是有点儿眼光的。这次战争使拉里变了。他回来时已经变了，再也不是以前的拉里了。这可不是说他长大了，只是因为遭遇到某种事情，以至于转了性子。”

“碰上什么事情呢？”我问。

“我可不知道。他对自己的战争经历总是讳莫如深。”纳尔逊医生转向布太太，“路易莎，他可跟你提起过他的经历吗？”

“没有。他刚回来时，我们都曾试图向他打听些战场上的事儿，可是，他总是那样笑笑，说没有什么好说的。连伊莎贝尔也问不出半点来。她屡次问他，可他就是不说。”

谈话就这样不痛不痒地进行下去，不久，纳尔逊医生看看表，说他必须走了。我打算也跟他一起告辞，但是，埃利奥特硬把我留下。纳尔逊医生走后，布太太向我道歉，说不该拿这些私事叨扰我，恐怕我已经觉得厌烦。

“不过，你知道，这的确是我的一件心事。”她最后说。

“毛姆先生人很谨慎，路易莎，你有什么事只管告诉他。我并不觉得鲍勃^[22]·纳尔逊和拉里怎样亲近，不过，有一些事，路易莎跟我都觉得，最好不要在他面前提起。”

“埃利奥特！”

布太太试图打断他，但埃利奥特却说：“你告诉他不少了，另外那些事也没必要瞒着他。”然后他又转过身来问我，“不知道晚饭时你有没有留意到格雷·马图林？”

“他那样高大，怎么会不注意到他？”

“他也是追求伊莎贝尔的一个。拉里不在的时候，他一直非常殷勤。她也喜欢格雷。假如战争再拖长一点，她很可能已经嫁给格雷了。格雷曾向她求过婚。她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路易莎猜她是不愿意在拉里回来之前有所决定。”

“格雷为什么不去参战呢？”

“他心脏有点儿小毛病，因为踢球时用力过度导致的，不严重，可是陆军不肯收他。总之，等到拉里回来，他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伊莎贝尔毅然决然地把他甩掉。”

我不懂得对这件事应当怎么说，所以不开口。埃利奥特继续说下去，以他那样的堂堂仪表和牛津口音，简直足以胜任一名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了。

“当然，拉里是个好孩子，而且他私自跑去参加空军更是一项壮举，不过，我看人也是很有一套的……”他微笑一下，说了一句我听到他唯一暗示他在古董生意上发了财的话，“否则，我现在就不会拥有一笔数额相当大的金边股票^[23]。我的意见是拉里永远不会有什么出息，钱，地位，都说不上。格雷·马图林就全然不同了。他出生于良好的爱尔兰世家。祖上出过一位主教、一位戏剧家，还有几位出名的军人和学者。”

“这些你怎么知道的呢？”我问。

“我就是知道啊，”他若无其事地回答，“说句老实话，有一天我在俱乐部里碰巧翻了一下美国名人辞典，碰巧看见这一姓氏。”

我觉得犯不着多事，把晚饭时我那位邻座姑娘告诉我的话说出来，说马图林的祖父是个爱尔兰的穷水手，祖母是个瑞典女服务员。埃利奥特继续说下去。

“我们都认识亨利·马图林多年了。他为人挺好，而且很富有。格雷正踏进芝加哥最好的一家经纪人公司，可以说是事业有成。他想娶伊莎贝尔；替她着想，不能不说是一门很好的亲事。我自己完全赞成，而且我知道路易莎也赞成。”

“埃利奥特，你离开美国太久了。”布太太说，勉强地一笑，“你大概忘了，在这个国家里，姑娘可不是妈妈、舅舅要她们嫁谁就嫁谁的。”

“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路易莎！”埃利奥特毫不客气地说，“根据我三十年的人生经验，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一件婚事把双方地位、财产、处境都考虑到，这要比单纯考虑爱情强上百倍。说来说去，法国总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国家。在法国，伊莎贝尔会毫不迟疑地嫁给格雷；往后再过一两个年头，假如她愿意的话，可以把拉里当作她的情人，格雷可以置一所豪华公寓，养个把女明星，这样就皆大欢喜了。”

布太太并不傻；她看看自己兄弟，暗自好笑。

“埃利奥特，碍事的是纽约那些剧团每年只到这儿来演出一小段时间。格雷那所豪华公寓里的娇娘能够住多久，谁也说不准。这肯定对大家都不方便，是不是？”

埃利奥特笑了。

“格雷可以在纽约的证券交易所里弄一个经纪人的位置。说实在的，如果你要生活在美国，除了纽约，我想不出还有能住的地方。”

这以后不久我就告辞离开了，可是，令我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我走之前，埃利奥特忽然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吃顿饭，见一见马图林父子俩。

“亨利是美国商界人士中的最好典型，”他说，“我觉得你应该见见。他多年来一直帮我们经管着投资产业。”

我并不怎么特别想见这个人，可是没有理由拒绝他，也就只好同意了。

有人介绍我在芝加哥逗留期间加入一家俱乐部。俱乐部里有个很好的阅览室；第二天早晨，我去那里翻阅一两种大学刊物，因为这些刊物除长期订阅外，不大容易碰得见。我去得挺早，阅览室里只有一个人，坐在一张大皮椅子上埋头看书。我意外地发现，这人就是拉里。在这样一个地方，他可以说是我最不想撞见的人。我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抬起头看，认出来是我，作势要站起来。

“别起身，”我说，接着几乎是随口问道，“你在看什么？”

“看书，”他说着微微一笑，笑容很是动人，连他回话里那种顶撞的口吻都毫不使人生气了。

他把书合上，用那双波澜不惊的眼睛打量了我一眼，然后举起来让我看书名。

“你们昨晚玩得怎样？”我问。

“痛快极了，一直玩到五点钟才回的家。”

“那么你这么早到这儿来，又这样精神，真不容易。”

“我常来这儿。在这个时辰，通常是只有我一人的。”

“那我不打搅你。”

“你并没有打搅我，”他说着又是一笑，这时候，我才觉出他能够笑得如此动人，不是因为他笑得灿烂、耀人眼，而是好像含有一股内蕴的光华，把他的脸都照亮了。他坐的地方是用书架围成的一个角落，在他旁边还有一把椅子。他把手放在椅子把手上说，“你坐一会儿吗？”

他递给我他手里的书。

“我就看这个。”

我看了看，书名是威廉·詹姆斯^[24]的《心理学原理》。这当然是部名著，在整个心理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这本书写得极其流畅；不过看到一个年轻人，一个飞行员，头一天还跳舞跳到凌晨五点钟，我绝没有想到他手里会有这样一本书。

“怎么看起这个来了？”我问。

“我觉得自己懂的东西太少了。”

“你年纪还轻着呢。”我笑着说。

他好一会儿没有说话，我渐渐觉得尴尬起来，正打算站起身去找我想翻阅的杂志。可是，我觉得他仿佛要讲什么话似的。他眼睛视若无睹，面色严肃而专注，显然在沉思。我心里也好奇，就决定再等等，看他到底会说些什么。然后他终于开口，把谈话继续下去，并未感到中间长久的沉默。

“我从法国回来时，大家都劝我去读大学。但我做不到。经历过那场战争以后，我觉得我已经回不到学校了。反正我在中学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而且，我也不觉得我能适应大学生活，当好一个一年级学生，和大家搞好关系——他们不会喜欢我，我也不愿勉强自己做自己不喜欢的事。而且我不相信那些教师能教给我真正想了解的东西。”

“当然，我知道这事与我不相干，”我说，“不过，我并认为你未必是正确的。我想我大概能理解你吧，当一个人参加了两年战争之后再回来，那么在起初那一两年，可能会对原本令人羡慕的大学生活感到平淡腻烦。我不相信他们会不喜欢你。尽管我对美国大学不怎么了解，可是，我相信美国的大学生和英国的大学生也差不多，顶多言行粗鲁一些，喜欢胡闹一些，但整体来说，还是些规矩懂事的好孩子；我敢说，你假如不想过他们那种生活，只要稍微使一点手腕，他们就会随你乐意怎么活就怎么活了。我的兄弟们都读过剑桥，只有我没有。原本有机会去的，可是，我拒绝了。我想自己出去闯一闯。后来我一直都懊悔。我想，假如当初我去上大学，后面的人生一定能少走许多弯路。在有经验的老师指导下，你可以学得快很多。要是无人指引，全凭自己摸索，很可能平白浪费许多时间，走冤枉路。”

“你也许是对的。但我并不在意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路。也许在那许多死胡同里，也恰好有一条刚好能达到我的目标呢。”

“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是呢，其实我自己也并不清楚。”

我沉默了，因为这句话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回答的。我这个人从年轻时起就有个明确目标在脑子里，因而对他这样子颇觉得有点儿不耐烦；但我又有些责怪自己，我有一种感觉，只能说是直觉，这孩子灵魂里好像在隐隐约约追求一种东西，只是我不清楚，那究竟是某种未成型的念头，抑或是某种朦胧的情怀？这种追求却使他整个人不得安宁，逼着他，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向哪儿去找。他莫明其妙地激起了我的同情。之前我没怎么听到他说话，现在听过了，才觉察到他说起话来极其好听，就像仙丹一样令人迷醉。这样悦耳的声音，再加上他那迷人的笑，和富于表情的黑眼睛，我很能理解伊莎贝尔为什么那么爱他。他确乎有种惹人爱的地方。这时他转过头来，毫不忸怩地望着我，但是，眼睛里流露出某种神情，像是在审视我，又像觉得好笑。

“昨天晚上我们全走开去跳舞时，你们谈到我了吧？我猜得没错吧？”

“确实谈到过。”

“我想他们硬把鲍勃大叔邀来，肯定是这个缘故。要知道，他最讨厌出门了。”

“像是有人给你找了份挺不错的工作。”

“是挺不错的。”

“你会接受吗？”

“为什么不？”

“我不想接受。”

这其实与我毫不相干，我问这些颇有些多管闲事的意味。但我隐隐觉得，好像正因为我是个局外人，特别又是从外国来的，因而拉里很有可能愿意和我说说他的想法。

“你知道，一个人什么都做不了时，他就成了作家。”我扑哧一声笑了。

“我没有当作家的天赋。”

“那么，你要做什么呢？”

他再次向我微微一笑，笑容明媚动人。

“闲逛。”他说。

“我觉得，芝加哥并不是适合人闲逛的地方，”我说，“不管啦，我还是不打扰你看书了。我想去翻一下《耶鲁季刊》。”

我站起身来。等到我翻完书准备离开阅览室时，拉里还在读威廉·詹姆斯写的《心理学原理》，神情专注。我独自在俱乐部里用了午饭，因为嫌闹腾，就又回到安静的阅览室那里去抽雪茄，看看书或是写写信，这样消磨了一两个小时。令人诧异的是，在此期间拉里一直在专注地看他的书。而且看那样子，好像我走开后，他就没有动过。等到约莫四点钟我离开的时候，拉里还在那里。他这种明显的专注力简直令人吃惊。他既没有留意到我走，也没有留意到我来。下午我有各种事务要做，直到应当换衣服去赴晚宴时才返回旅馆。在返回途中，忽然被一时的好奇心驱使，我又一次走进俱乐部，到阅览室里看看。那时候，室内已有不少人了，都是在看报或是做其他事情。只有拉里，还是坐在先前那把椅子上，全神贯注地读着那本书。这真是怪了！

我站起身来。拉里还在读威廉·詹姆斯写的《心理学原理》，神情专注。我独自用了午饭，又回到阅览室。令人诧异的是，在此期间拉里一直在专注地看他的书。而且看那样子，好像我走开后，他就没有动过。等到大约四点钟我离开的时候，拉里还在那里。他这种明显的专注力简直令人吃惊。晚餐时分，室内已有不少人了，都是在看报或是做其他事情。只有拉里，还是坐在先前那把椅子上，全神贯注地读着那本书。这真是怪了！

第二天，埃利奥特邀我在巴玛酒店午餐，会见老马图林和他的儿子。席上就只我们四个人。亨利·马图林也是个大个子，差不多和他儿子一样高大，一张红红的脸，满是肉，硕大的下巴，同样带有挑逗性的塌鼻子，只是眼睛不如儿子的大，也不那样蓝，看起来十分精明。虽则年纪至多不过五十开外一点，但看上去至少要老十岁，头发已经稀得很厉害，而且全白了；初看上去，并不给人好感。他多年来混得不错应该全是靠自己。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狡诈残忍、精明能干的人，这种人在生意经上面是毫无慈悲可言的；起初他很少开口，我感觉他似乎在不动声色地审视着我。我当然看得出埃利奥特在他的眼中也只是个可笑的人。格雷在态度上温和恭敬，几乎一句话不说，倘若不是埃利奥特的交际手腕老到，总能滔滔不绝地扯上许多闲话，怕是大家彼此就要僵住了。我猜他过去和那些中西部商人做交易时，一定获得了不少经验，因为若不是说得天花乱坠，那些人决不肯花那样惊人的价钱买一张旧名家的画。过了一会儿，马图林先生慢慢高兴起来，跟着说了两句话。这才显出他并不像表面那样俗气，而且言谈中的确还有点冷峻的幽默。有这么一会儿，谈话转到证券股票上去。我发现埃利奥特讲到这上面时头头是道，这倒没让我觉得诧异，尽管他这人行事荒唐，可一点也不傻。就在这时候，马图林先生说道：

“今天早上我收到格雷的朋友拉里·达雷尔的一封信。”

“爸爸，你怎么没告诉我？”格雷说。

马图林先生转向我说：

“你认识拉里吧？”我点点头，“格雷硬要我在公司里给拉里安排一个职务。他们是好朋友。格雷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在信里说些什么，爸爸？”

“他向我道谢，说他明白这份工作对于他这样的人是个极好的机会。只是在认真考虑过以后，还是认定自己无法胜任，与其将来再让我失望，还不如不接受的好。”

“他这人真蠢。”埃利奥特说。

“的确。”马图林先生说。

“我很抱歉，爸爸，”格雷说，“我原本是想，如果我和拉里能一块儿做事，该有多好。”

“你可以把马领到水边，你可没法使它喝水。”

马图林先生说这话时看看儿子，目光中的精明隐去，转为温和。我这才发现这冷硬心肠的商人也有他柔情的一面；他对这个大块头儿子明显非常宠爱。他又转向我说：

“你知道吗？星期天这孩子和我在场子上打了两场高尔夫，一场赢了我七点，一场赢了我六点。我真想拿球杆敲开他的脑袋看看，说起来还是我亲自教他打高尔夫的。”

他满脸得意的样子，我渐渐喜欢起他来。

“爸爸，这只是我的运气好。”

“一点也不是运气。你把球从洞里打出去，落下来离洞口只有六英寸远，这难道说是运气吗？三十五码远不多也不少，那一球多棒！明年我要叫你去参加业余锦标赛。”

“我没有办法抽出时间来。”

“我是你的老板，是不是？”

“我难道不知道？每次哪怕我迟到一分钟，你都会发那么大的脾气。”

马图林先生哧哧笑了。

“他想把我说成是个专制魔王，”他向我说，“你别相信他。我就是我的行业，我的生意伙伴都不怎么行，全指着我一个，我当然要更重视一些。我叫这孩子先从最底层做起，指望他慢慢升上来接替我的位子时，他才能应付得了。这是很大的责任，我这个行业，一些客户三十年来一直把投资交到我手上，这是他们对我的信任。跟你说句实在话，我宁愿自己折本，也不想让他们受损失的。”

“前些天，有位老姑娘拿来一千美元，要进行一项冒险投资，说是她的牧师给她的建议，他就不肯替她办。她坚决要做，他就大发雷霆，弄得她哭着出了门。后来他又去会见那个牧师，把牧师也教训了一顿。”

“别人看我们这些经纪人，总会一概而论，充满偏见，但其实，经纪人之间也各有不同。我不想让自己的客户受到损失，而只想让客户赚钱，可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那种做法，让你觉得他们活在世上简直就是为了要把自己的钱败光。”

午餐结束后，马图林父子向我们告辞，回去工作。我们离开时，埃利奥特问我：“你觉得他怎么样？”

“能遇到新型人物我总是很高兴的。我觉得父子之间的感情非常动人。在英国这样的情况非常少见了。”

“他是挺爱自己儿子的。这人古怪极了，他说的关于客户的话都是真的。他这些年照顾着好几百人，像是些老太婆、退伍军人、牧师等等，他们都把毕生的储蓄交给他经营。要是我，就会觉得不值得找这许多麻烦，可是，他很自负有这么多人信任他。不过碰到大生意，而且有厚利可图时，他的冷酷与心狠谁也比不上。那是一点慈悲也没有的。非要他的一磅肉^[25]不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拦得了他的。而要是有人惹怒了他，他不但要叫你倾家荡产，而且事后还要拿来当作笑谈。”

埃略特一回到家里就告诉布太太说，拉里已经回绝了亨利·马丘林先生的聘请。伊莎贝尔正跟女友共进午餐。她进来时，姐弟还谈着这件事，就告诉了她。我根据埃略特的叙述可以猜出，他以他那雄辩的口才把他的观点大谈了一番。虽则他自己十年来没有做过一点工作，而且他用以攒聚一笔富裕家财的工作也毫不艰苦，他却坚持工商业是人类生存必备的条件。拉里是一个极其平常的青年，毫无社会地位，他没有什么理由不遵从他本国共同遵从的习俗。以埃利奥特的眼光来看，美国显然正在走进一个空前的繁荣时代。拉里现在既然有了这么好的机会，只要他勤勤恳恳、努力不懈去做，也许到四十岁的时候，就能混个百万富翁当当了。那时候，他要是愿意歇歇手，满可以在巴黎杜布瓦大街置所公寓，或者在都兰置所府第，从此做个寓公，埃利奥特也不会有二话说。可是，布太太的话更直截了当，更无答辩的余地。

“他要是爱你的话，就应当为了你接受这份工作。”

我不知道伊莎贝尔对这些话怎样逐个回答，不过，她是个机灵的人，当然看得出长辈们心里都有想法。她认识的那些年轻男子，或是在学习准备就业，或是已经就业、忙碌起工作来，没有一个是像拉里的，拉里，他也总不可能一辈子都靠着在空军时的卓越战绩过活。战争已经结束，人人都厌恶透顶，恨不能赶快彻底忘掉，愈快愈好。大家商量之后，伊莎贝尔同意找拉里谈一谈，把事情都摊开来讲个明白。布太太想出一个主意，叫伊莎贝尔找拉里给她开车到麻汾去，两人好谈一谈。布太太正预备定制客厅里的新窗帘，一张量好的尺寸单被她丢掉，所以要叫伊莎贝尔再去量一下。

“鲍勃·纳尔逊会留你们吃午饭。”她说。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埃利奥特说，“你给他们准备一个食物篮子，让他们在廊沿上吃野餐，饭后他们就可以谈。”

“这倒有意思得很。”伊莎贝尔立刻表示赞同。

“再没有比舒舒服服吃一顿野餐更让人愉悦的了，”埃利奥特机灵地说，“老迪泽公爵夫人常跟我说，就是非常桀骜不驯的男人在这种场合也变得能被说服了。你打算替他们准备什么样的午餐？”

“酿馅鸡蛋^[26]，和一块鸡肉三明治。”

“胡说，你要野餐，就不能没有肥肝酱。开胃菜得是咖喱虾仁，后来是鸡脯冻，衬上生菜心色拉，这几样得由我亲自动手。肥肝酱必不可少，其余还准备什么就随便你了，你要是尊重美国习惯的话，可以来一个苹果派。”

“埃利奥特，我就打算给他们准备酿馅鸡蛋，还有一块鸡肉三明治。”布太太拿定主意说。

“那么，你记着我的话，事情一定不成，到时候全怨你自己。”

“舅舅，拉里吃得很少，”伊莎贝尔说，“而且他向来对吃的不怎么在意。”

“我希望你不要以为这是他的优点，可怜的孩子。”她舅舅回答。

可是他们那天吃的就是布太太说要给他们准备的东西。后来埃利奥特告诉我这次出游的结果时，他完全像法国人那样耸了耸肩膀。

“我早对他们说过，这样事情肯定成不了。我央求路易莎在野餐篮子里放一瓶战前我送她的蒙特拉夕酒，但她就是不听。只给他们灌了一壶咖啡带着。这还能让人有什么指望呢？”

当时的情形好像是布太太和埃利奥特坐在客厅里等着，这时候车子到了门口停下，伊莎贝尔独自进了屋。天刚黑，窗帘拉上。埃利奥特拿着一本小说，倚坐在炉边的躺椅上看；布太太在做刺绣，预备当遮火屏用。伊莎贝尔没过来和他俩打招呼，直接就上了楼，把自己关进了卧室。埃利奥特透过眼镜，抬眼看向他姐姐布太太。

“我想她要先换身衣服再下来。”她说。

可是，已经过了好几分钟，伊莎贝尔并没有下来。

“也许人倦了，或者躺着呢。”

“你难道没有希望拉里跟进来？”

“埃利奥特，别惹人生气。”

“好吧，反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

他又看书，布太太继续做花。但是，半小时之后，她猛地站起来。

“我上去看看吧，不知道她怎么样了。要是她在休息，我就不打扰她。”

她离开屋子，可是，一会儿就下来了。

“她哭过了。拉里要去巴黎待两年。她答应等他。”

“他为什么要到巴黎去？”

“问我没有用，埃利奥特，我不晓得。她什么都不肯告诉我。她说她了解，不愿意阻挡他。我跟她说：‘他如果打算丢下你两年，对你的爱也就有限了。’她说：‘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爱他，爱极了。’我说：‘甚至于今天这样之后，你还爱他？’她说：‘今天使我比往常更加爱他，而且，妈妈，他也爱我，这点我很肯定。’”

埃利奥特考虑了一阵，开口说：“那么两年之后呢，他会怎么做？”

“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埃利奥特。”

“你不觉得事情非常糟糕？”

“是非常糟糕。”

“唯一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就是他们的年纪都还轻。等上两年对谁也没有妨碍。而两年时间，什么事都会发生。”

本来那晚他们是准备外出吃晚饭的，但在商量之后，两人都认为最好不要去惊动伊莎贝尔。

“我不想叫她难受，”布太太说，“人家如果看见她眼睛完全肿起来，肯定会觉得奇怪的。”

不过第二天，他们三人在家里用完了午餐，布太太又问起伊莎贝尔这件事，结果什么也没问出来。

“妈妈，除去已经告诉你的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她说。

“可是，他要去巴黎做什么呢？”

伊莎贝尔微笑一下，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回答在她母亲听来一定不通情理之至。

“闲逛？你这话怎么讲？”

“他是这么说的。”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但凡你还有些气性，当时当地就会跟他解除婚约。他这不是在耍你吗？”

伊莎贝尔低头看着她戴在左手上的戒指。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那么爱他。”

后来，埃利奥特参加进来了。他以他的谋略给外甥女儿分析问题。他是这么告诉我的：“老兄，我并不以她舅舅的身份说话，而只是向一个小女孩讲讲一个洞悉世事的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可是，他的成绩比布太太也好不了多少。我得到的印象是伊莎贝尔叫他别管闲事。当然话说得很有礼貌，但是意思毫不含糊。就在当天稍晚一点，埃利奥特来黑石旅馆找我，在我自己的小起居室里告诉了我全部经过。

“当然路易莎是不错的，”他又说。“这事非常之不痛快，可是，让年轻人自己去找婚姻对象，除了相互爱慕之外，其余什么也不管，这种事情是必然碰上的。我劝路易莎别再为这事发愁了；我觉得这事不会变得如她设想的那样糟。拉里不在跟前，守在眼前的只有小格雷，这结果不是明摆着吗？否则的话，我就是一点也不懂得人情世故了。无论人们在十八九岁时的情感多么热烈，都是难以持久的。”

“你真是洞悉世情，埃利奥特。”我微笑着说。

“我的拉罗什富科^[27]总算没有白读。你知道芝加哥是怎样一个地方，小格雷和伊莎贝尔天天都能见着面。一个女孩子当然高兴有一个男孩子这样对她钟情；等到她知道她的那些女朋友里面没有一个不心甘情愿要嫁给他时，那么，我问你，从人情上讲，她是不是会想挤掉她们所有人呢？我是说，这就像有人家请你的客，明知道去了一定腻味得受不了，而且唯一的吃喝只是柠檬水和饼干，但当你知道你所有的好朋友巴不得能去——哪怕是爬着去，却完全无门可入的时候，你依然会去的。”

“拉里打算什么时候走？”

“不知道。我想大约还没有决定。”埃利奥特说着，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又长又薄的、白金和黄金合镶的烟盒子，掏出一支埃及烟。像什么发第玛、吉士，或是骆驼、好运道这等烟，^[28]都不是他抽的。他看着我一脸狡黠地微笑着。

“有件事我并不想告诉路易莎，可是，告诉你倒不碍事；我心里蛮同情这个年轻小伙的。我想他打仗时见识过了巴黎，对这全世界唯一的文明之地着了迷，这也是难怪。他年纪轻，我敢肯定他是想在开始家庭生活以前，尽情放纵一番。很自然，很正当。我决定照顾他些，介绍些合适的人给他。他风度不错，再由我指点一二，肯定经得住场面；我担保会带他见识一番美国人很少有机会看到的法国人的别样生活。老兄，你相信我的话，—般美国人想要进圣日耳曼大街，简直比登天还难。他才二十岁，人又风趣。我想我大约能够给他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女人。这会使他成熟。我总觉得，青年男子能做一个上了相当年纪女子的情人，是很能受到些教育的。当然，假如这女子的条件能同时符合我的期待，是位名流，你懂吧，这就会使他在巴黎立刻有了地位。”

“你把这话告诉了布太太吗？”我微笑着问。

埃利奥特笑了一会儿，回答说：“老兄，我假如有什么地方值得自负的话，那就是我的权谋之术。我怎么可能告诉她？她不会了解的。我在有些事情上永远不懂得路易莎，这也是一件；尽管她在外交圈混了半辈子，而且还在这世界上近乎一半国家的首都居住过，却始终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美国人——多么可怜！”

那天晚上，我到湖滨道一所大厦去赴宴。房子全是石砌的，看上去好像当初的建筑师本来打算盖一座中世纪古堡，后来中途改变主意，决定改建为一幢瑞士木屋。那天是个盛大的宴会，我走进那豪华宽敞的客厅时，满眼都是些石像、棕榈、架灯、古画，和满满当当的家具。幸好还有几个我认识的人。亨利·马图林给我介绍了他的骨瘦如柴的老婆，搽得一脸厚厚的脂粉。还有布太太和伊莎贝尔，我都问了好。伊莎贝尔穿一身红绸子衣服，十分衬她的浓栗色头发以及一对深褐色的眼睛。她看上去兴致很好，没有人会猜到她不久以前还怄了气。她身边围绕着两三个年轻人，格雷也在其中，都是有说有笑的。晚饭时，她坐在另一桌，看不见她。饭后，我们这一桌的男人都慢慢悠悠地喝咖啡，呷酒，抽雪茄，磨蹭了好些时候才回到客厅里来。这时我总算找到一个机会和伊莎贝尔说话。我跟她不熟，没法子把埃利奥特告诉我的那些话直接向她说，可是，有些事我觉得告诉她之后，她能高兴些。

“那天在俱乐部里我碰见你的男朋友拉里了。”我装作随意地说。

“哦，是吗？”

她说话时神情也像我一样随意，但我看得出来，她其实立刻就起了警戒心，四下张望的眼睛里明显带有恐惧。

“他在阅览室里看书；那样的专心，我真是意想不到。我刚过十点进去时，他就在看书；我吃完午饭，回阅览室时，他依然在看书；等我要出去吃晚餐的时候，因为正好经过俱乐部，进去看了看，发现他仍旧在看书。敢说他足足有十个小时坐在椅子里，压根儿没挪动过位置。”

“他看的什么书？”

“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

她听了，垂下了眼睛，使我没法知道她听了我这番话后是什么滋味，可是，我隐约觉察到，她似乎有些困惑不解，又似乎松了口气。这时主人跑过来拉我去打桥牌，等到牌局散场时，伊莎贝尔和她母亲早已经一道离开了。

两天之后，我去向布太太和埃利奥特辞行，碰到他们正在喝茶。伊莎贝尔随后也来了。我和他们简单聊了聊我未来的远东之行，谢过了在我逗留芝加哥期间他们对我的殷勤招待；坐了适当一段时间之后，我便起身告辞。

“我陪你走到药房^[29]那儿，”伊莎贝尔说。“我刚想起有点东西要买。”

布太太最后叮咛的话是：“你下次看见亲爱的玛格丽特王后时，别忘了帮我问好。”

我再也不打算否认我认识这位尊贵的女人了，就随口答应会将她的问候带到。

到了马路上时，伊莎贝尔带着微笑斜瞥我一眼。

“你可想喝一杯冰淇淋苏打？”她问。

“都可以。”我谨慎地回答。

当我们向药房走去时，伊莎贝尔始终没有说话；而我本来无话可说，也就保持着沉默。进了药房，我们找一张桌子坐下，椅背和椅子腿都用铁条扭成，坐上去很不舒服。我点了两份冰淇淋苏打。柜台那边有个人在买东西；还有一些客人占据了两三张桌子，在忙着谈事情。没人留意到我们俩。我点起一支香烟等着，伊莎贝尔则显得非常惬意地吸着长麦管。我看出她有点紧张。

“我想跟你谈谈。”她突兀地讲了一句。

“我猜得到。”我微笑着说。

她沉吟起来，看了我半晌，才问：“前天晚上，你在萨特恩韦特家为什么谈到拉里那件事情？”

“我想你也许会感觉兴趣。我觉得你可能不完全懂得他说的晃膀子是什么意思。”

“埃利奥特舅舅真会搬弄是非。当他说要上黑石旅馆找你谈谈时，我就知道他一准会把所有的事情全都说给你听。”

“你知道，我认识他多年。他就喜欢谈论别人的事情。”

“这倒是。”她微笑说。可是，这笑一闪即逝。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目光和神情都显得很严肃。“你认为拉里他怎么样？”

“我只见过他三次，人好像很不错。”

“就这么些吗？”她追问，有些窘迫。

“不，不完全如此。我怎么说呢？你知道，我跟他并不怎么熟悉。他当然是非常招人喜欢的。他有一种谦虚、和蔼、温柔的地方，很吸引人。年纪这样轻，可是，人很有主见。所有这些，跟我在这里见到的别的男孩子全都大不相同。”

我一点一点地把留在自己脑子里的、自己都不怎么明晰的印象，组织成零碎的语言表达出来。在我说话时，伊莎贝尔一直凝神看着我。我讲完之后，她轻轻地舒出一口气，似乎终于放了心。然后对我嫣然一笑，几乎带点顽皮。

“埃利奥特舅舅说他时常对你的观察力感到诧异。他说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不过他说，你身为一名作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你所具备的常识。”

“我能想到的优势比这点有价值得多，”我冷冷地回答，“比如说，才华。”

“你看，这件事我没法和任何人商量。妈妈只能从她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她希望我将来的生活有保障。”

“但这样想也无可厚非，是吧？”

“埃利奥特舅舅看人只看他的社会地位。我自己的朋友，我是指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的人，又认为拉里没有出息。这些都让我难过。”

“并不是说他们待拉里不好。谁也没法对拉里不好。可是，他们看不起他；老是拿他开玩笑，使他们恼火的是偏偏他又完全不在乎。他总是一笑了之。你知不知道如今事情都发展成什么样了？”

“我知道的只有埃利奥特告诉我的那些。”

“我很想和你讲一讲那天我们去麻汾的经过，你愿意听吗？”

下面的叙述一部分是根据伊莎贝尔当时谈话的回忆，一部分是根据我的想象加工而成的。其实，她和拉里的那段谈话很长，敢说要比我现在打算叙述的要多得多。就如同人们在这类场合通常做的那样，他们在交谈中除了说许多无关的废话，还会将许多话翻来覆去地说上无数遍。

那天伊莎贝尔醒来，看见天气很好，就打个电话给拉里，告诉他说，她母亲有点事情要她到麻汾去一趟，叫他开汽车送她去。她妈妈特意嘱咐尤金，让在野餐篮子里放进去一壶咖啡。而她为了慎重起见，又多放了一瓶马提尼鸡尾酒进去。拉里新近买了一辆拉风的双人跑车。他把车开得很快，这样的速度让两人都觉得很惬意。到达之后，伊莎贝尔量了须调换的窗帘的尺寸，叫拉里记下。后来就在廊沿上把午餐摆出来。廊沿上没有一丝风，小阳春天气的太阳晒得很舒服。那幢房子造在一条土路边上，它的外形远不如新英格兰的那些旧式木屋漂亮，顶多只能说得上宽敞舒适，而且从门廊上望出去的景色赏心悦目。那儿有一座黑瓦屋顶的红色大谷仓，黑瓦屋顶，一丛老树，再过去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褐色田野。景色是单调的，可是，阳光和秋深的温暖色调，在那一天却给它添上一种亲切的娇美。展现在你面前的那片寥廓里，有一种欢乐。这地方在冬天也许会显得寒冷荒凉，夏天可能炎热逼人，可是，在这个季节眼前的浩瀚却最能激发豪兴。

他们这一顿野餐吃得开心极了，而且就像所有健康的年轻男女一样，非常享受两个人的独处时光。伊莎贝尔把咖啡倒出来，拉里点上烟斗。

“现在爽快谈吧，心肝。”他说，眼睛里带着好笑的神气。

伊莎贝尔吃了一惊。

“爽快谈什么？”她尽量装出不懂的样子。

拉里扑哧笑了一声。

“亲爱的，你难道把我当作十足的傻瓜？你母亲要是不知道客厅里窗帘的尺寸，我就吃掉自己的帽子。这肯定不是你让我开车送你来这里的理由。”

伊莎贝尔这时情绪已经镇定下来，对他明媚地笑了一下。

“原因也许是我想让我们俩单独玩上一天，你不觉得这样很有意思吗？”

“可能，不过，我觉得事情不是这样。我的猜想是，埃利奥特舅舅已经告诉你，亨利·马图林先生提供给我的工作被我谢绝了。”

他话说得轻松，语调愉快；伊莎贝尔觉得用这种口吻谈下去倒也方便。

“格雷一定感到非常失望。他觉得有你跟他在一个写字间里太妙了。你总有一天要找份工作做，而且时间拖得越久，就越难找。”

他抽着烟斗望着她，温柔地微笑着，使她弄不清他究竟是认真，还是在开玩笑。

“你知道，我有个看法，觉得我这一生还可以做许多事情，这比卖股票有意义得多。”

“那么好吧。你就进律师事务所，或者去学医。”

“不，这两件事我都不想做。”

“那么，你想做什么呢？”

“晃膀子。”他平静地说。

“唉，拉里，别开玩笑了。这件事情，关系太大了。”

她的声音有点发抖，眼睛里含着泪水。

“心肝，别哭。我不想让你痛苦。”

他走过来，坐在她身边，用胳膊搂着她。他的声音里含有一种柔情，使她伤心起来，眼泪再也忍不住了。但她立刻就把眼泪擦干，勉强牵动嘴角笑了笑。

“你尽管说不想让我痛苦，却还是让我痛苦。你明知道我是爱你的。”

“我也爱你，伊莎贝尔。”

她深深叹了一口气；然后挣脱他的怀抱，坐得离他远了一些。

“人总要讲道理。一个人总得工作，拉里。这也关系到尊严。我们国家还很年轻，一个人有责任参加国家的各种活动。亨利·马图林在前两天还讲过，我们正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这是过去所有时代都远不能比的。他说，他看不出我们的进步会有个尽头，而且他深信到了一九五〇年，我们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你不认为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吗？”

“是激动人心。”

“年轻人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好机会。我以为你会为能参与其中而感到自豪呢，这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

他轻松地笑了。

“我敢说你是对的。那些阿穆尔和斯威夫特公司将会做出更多更好的肉罐头，那些麦考密克公司将会造出更多更好的收割机，亨利·福特将会造出更多更好的汽车。而且人人都会变得愈来愈有钱。”

“这有什么不好？”

“正如你说的，这有什么不好？只是钱不能引起我的兴趣罢了。”

伊莎贝尔咯咯笑了。

“亲爱的，别说傻话了。一个人没有钱就不能生活。”

“我恰巧还有点儿钱。这就使我有机会做我想做的事情。”

“晃膀子吗？”

“对。”他微笑着回答。

“跟你真难沟通，拉里。”她叹口气。

“对不起，我并不是故意要这样。”

“你是故意。”

他摇摇头，然后沉默了一会儿，陷入沉思。等到他终于开口时，他的话使伊莎贝尔听了一惊。

“死者死去以后的模样看上去真是死的啊！”

“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她问，人有点着慌。

“就是这个意思，”他向她苦笑一下，“当你一个人飞上天时，你有许多时间思索。你会冒出许多怪念头。”

“什么样的念头？”

“一些模糊的，”他带着笑说，“不连贯的。混乱的。”

伊莎贝尔把这话盘算一下。

“你觉不觉得，如果你找一份工作，这些想法说不定自己会理出个头绪来，那时候你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个我也想过。我甚至想过，是不是可以跟人学一学木匠活，或是去做洗车修理方面的工作。”

“唉，拉里，人家会当作你发疯呢。”

“这有关系吗？”

“对我来说，是的。”

两个人重又沉默下来。后来是伊莎贝尔先开口。她叹了口气。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怎么从法国回来以后变化这么大。”

“这并不奇怪。要知道，当时我遭遇了那么多事情。”

“你举个例子看。”

“噢，不过是些通常的琐事。我在空军里最要好的朋友为了救我的性命，牺牲了。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让我很难接受。”

“跟我谈谈，拉里。”

他望着她，眼睛显出非常痛苦的神情。

“还是不谈的好。归根到底，这只是一件小小的不幸事故。”

伊莎贝尔原本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此时眼睛里已是满含泪水。

“亲爱的，你到现在还为此苦恼吗？”

“并不，”他微笑着回答，“唯一使我苦恼的是我使你这样苦恼。”他握紧她的手。当他坚实有力的手掌紧贴着她的手掌时，她感受到一股极其亲切的脉脉深情，使她不得不紧咬嘴唇，才能勉强忍着让自己不至于哭出来。他沉重地说，“除非我对一些事情有了一定看法，否则我将永远得不到平静。”他又迟疑一下。“这很难用语言表达，你才想说出来，就感到尴尬。你跟自己说：‘我算是老几，要在这个、那个和别的事情上动脑筋？这一切或许都是由于我过于狂妄了！按照老一套行事，随遇而安，会不会好些呢？’接着，你就想到一个在一小时以前还是个有说有笑、充满生气的人，直挺挺躺在那里；就是这样残酷，这样没有意义。你没法子不问自己，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生又到底意义何在，是否就是一出盲目的、糊里糊涂的、由命运造就的悲剧？”

拉里讲话的音调非常之美，说说停停，就好像是强迫自己说出自己不愿意说的话，然而是这样沉痛真挚，使人听了不由得不感动；伊莎贝尔等了半晌，几乎是情不自禁地说：

“你出门去走一趟会不会好些？”

她问这话时心沉了下来。拉里等了好久方才回答。

“我也这样想。你竭力想要不理会社会舆论，可是，这不容易。当你感受到社会舆论的敌意时，你自己也就有了敌意，这样你就得不到平静。”

“那么，你为什么不走呢？”

“唔，是为了你。”

“亲爱的，让我们坦诚以对吧。目前我在你的生活里并没有地位。”

“这是不是说，你不想和我保持订婚关系呢？”

她颤抖的嘴唇勉强装出微笑。

“不，胡说，我的意思是我愿意等。”

“也许要一年，也许两年。”

“没有关系。可能会短些。你打算上哪儿去呢？”

他凝神望着她，仿佛想要看到她内心深处似的。她微笑着，以此掩饰自己深深的痛苦。

“我想先上巴黎。那边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不会有什么人干涉我。我在部队里休假时，去过巴黎几次。我不懂得什么缘故，可是，我有个想法，觉得到了那边，我头脑里所有的模糊念头都会变得清晰起来。那地方很古怪，使你感到你在那边能够把自己要想的事情想个透。我想在巴黎也许我能得到一个答案。”

“如果万一你找不到呢？”

他扑哧一声笑了。

“那样我就回到我们美国的十足实际的人生观上来，承认这事行不通，并且回到芝加哥，有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

伊莎贝尔深受这场谈话的触动，她在讲给我听时心情依然难以平静；讲完之后，她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你觉得我做得对吗？”

“我认为你不但做了你唯一能够做的事，而且显得你待他十分仁厚、宽宏、体贴。”

“我爱他，我要他快乐。你知道，在某一点上，我对他走并不感觉难受。我要他离开这个不友好的环境，不但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我不能怪那些人说他不会有什么出息；我恨他们，然而我内心里一直怀着恐惧，觉得他们对。可是，你不要说我体贴。他在追求什么，我一点也体会不到。”

“也许你感情上体会得到，理智上体会不到，”我微笑说，“为什么你不立刻和他结婚，跟他一起到巴黎去？”

她眼睛里微微露出笑意。

“我没有比这件事情更愿意的了，可是我不能。你知道，我的确认为他没有我要好过得多，尽管我非常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如果纳尔逊医生的话说得对，他的病是一种慢性惊恐症，那么，他在新的环境里加上一些新的兴趣，就可以治好他；等到他的精神状态恢复平衡之后，他就会回到芝加哥来，像正常人一样做生意。我也不愿意嫁给一个不务正业的人。”

伊莎贝尔从小的教养方式使她接受灌输给她的那些原则。她并不想到钱，因为她从来就不曾尝到没有她眼前这一切的滋味，可是，她本能地感到钱的重要性。钱意味着权势和社会地位。一个男人当然要去工作赚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他理所当然要把自己的一生放在这件事上面。

“你不理解拉里，我并不奇怪，”我说，“因为我敢肯定他自己也不理解自己。他不肯谈他的打算，可能是因为自己也弄不清是些什么打算。你记着，我跟他简直不熟，这仅仅是臆测：他有没有可能在寻找什么，但是，寻的什么他并不知道，甚至有没有他都没有把握，会不会呢？也许他在大战中的有些遭遇，姑且不问是些什么遭遇，使他的心情平静不下来。你认不认为，他可能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理想——就像天文学家在寻找一颗只有数学计算说明其存在的星体一样？”

“我觉得有件什么东西在困扰着他。”

“是他的灵魂吗？可能他对自己感到害怕。对自己心灵的眼睛迷迷糊糊看到的境界是否真实，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把握。”

“有时候我觉得他非常古怪；他给我一种印象，就像是个梦游者在一个陌生地方突然醒过来，摸不清身在何处似的。大战前他人非常正常。他最可爱的地方是对生活的热爱。人吊儿郎当的，兴致总是那么好，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非常快活，心里既觉得甜蜜，又感到好笑。能有什么事，竟让他变化这么大呢？”

“我也说不清。有时候，一件小事情就会对一个人产生很大的影响，那要看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我有一次在全圣节那一天，法国人称作的死者节，到一个村庄的教堂去做弥撒，那个村子在德国人第一次向法国进军时曾经被骚扰过。教堂里挤满了军人和戴孝的女人，教堂墓园里是一排排木制的小十字架。当悲惨而庄严的弥撒在进行时，女人都哭了，男人也哭了。我当时有种感觉，仿佛那些睡在小十字架下面的人可能比那些活人要好受些，我把这种感想告诉一个朋友，他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法解释，而且看出他认为我是个十足的傻瓜。我还记得，在一次战斗之后，一群死掉的法国士兵被重重叠叠地堆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破了产的木偶剧团胡乱丢在垃圾角落里的许多木偶，因为它们已经不能再派用场了。当时我想到的就是拉里告诉你的那句话：死者死去以后的模样看上去真是死啊！”

我不想给读者一种印象，好像我要把大战中那次使拉里极端不能平静的遭遇搞得神秘化，到适当时候，再加以揭露。这件事他当时没有跟任何人谈过。可是，他在多年之后，却告诉了一个我和他都相识的女子，苏姗娜·鲁维埃。正是从苏姗娜口中，我得以了解到那个为了救拉里而牺牲的年轻飞行员的情况。所以此时，我只是重复了苏姗娜所说。

那个小伙子和拉里是同一小分队的，他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拉里在苏姗娜面前提起他时，用的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昵称，他告诉她：“他是个红头发的小家伙，爱尔兰人。我们经常叫他帕齐^[30]。”拉里告诉苏姗娜，“而且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加精力充沛。哎，简直是生龙活虎一般。他的脸长得怪有趣的，笑起来很是滑稽，人家只要看见他，就忍不住要笑出来。他是个横冲直撞的家伙，做得出最疯狂的事情；上级经常把他叫去臭骂一顿。可他从来不懂得什么是害怕，哪怕是在战场上差点儿送了命，他也能笑得大大咧咧的，好像这是件多好笑的事。这家伙是个天生的飞行员，一旦飞上了天，他就会非常沉着冷静。他教给我不少东西。他比我年纪大一点，把我看作是他的小弟弟；这是相当可笑的，因为我比他要高出六英寸，真要动起手来，我可以随便一拳就把他打晕。曾经有一次，我们在巴黎休假时他喝醉了，我怕他惹麻烦，真的一拳把他打晕过。”

“在我刚加入空军时，人有点不够振作而且怕自己做不出成绩来，他总是跟我讲些笑话来给我打气。他对战争的看法很怪，对德国人一点也没有敌意；可是，他喜欢打架，一和德国人打起来，他从心眼里感到快活。打下他们一架飞机，在他看来，等于和德国人开了一次天大的玩笑。一点也不讲规矩、不分轻重的人，偏偏对人很真挚，不由得你不喜欢他。他能随随便便地为你花光自己身上的钱，也能随随便便地花光你身上的钱。如果你觉得寂寞，或者想家，或者害怕了，他都能看出来，这时在那张丑陋的脸上就会堆满笑，说些正中你心坎的话，使你心情好起来。”

拉里讲到这里，抽起了烟斗。苏姗娜在一旁等他继续说下去。

“我们时常耍些小手段，使我们能够一同出去休假；而每次一到巴黎，他都会玩疯。我们玩得真是开心啊。1918年的三月初，我们又约好同时休长假。不管什么事情，我们都打算尝试一下。就在休假前一天，上级派我们去执行任务，让我们到敌境上空飞一圈，然后回来报告侦察到的情况。但是不巧，我们与几架德国飞机狭路相逢，我们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混战就已经开始了。有一架德国飞机冲我来了，但我先击中了它。我回头看看它会不会摔下去，就在这时，我用眼角余光才发现有另一架飞机正从后面紧盯着我。我低冲躲开它，可是，它一转眼就追上我，我想这一下可完了；后来，我看见帕齐就像—道闪电似的冲向了这架飞机，把所有的弹药都对准它发射。它们吃不消溜走了，我们也得以返回阵地。我的飞机被打得遍体鳞伤，我侥幸着陆了。帕齐是在我之前着陆的，当我从飞机上下来时，正看到他们从飞机上把他抬出来，放在地上躺着。人们在等待救护车开来。他看见我时，咧开嘴笑了。

“‘我打掉了那个钉着你尾巴的讨厌鬼。’他说。

“‘你没事吧，帕齐？’我问。

“‘哦，没有关系。他打中了我的胳膊。’

“他脸色惨白。突然间，脸上显出一种古怪神情。他这才恍悟出自己要死了，而死的可能性在他脑子里从来就没有转过。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拦他，他已经坐了起来，笑着说了句：“‘呀，真他妈的！’然后，他就倒地死了。那年他二十二岁，他本来预备战后就回爱尔兰和一个姑娘结婚的。”

跟伊莎贝尔谈话的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芝加哥，准备到旧金山那边去搭船，前往远东。

[2]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5），古希腊历史学家，被后代称为历史之父。

[9]萨伏纳里，法文原意为“肥皂业”，因17世纪的芳齐埃和杜邦二人在夏劳特将一家肥皂厂改为地毯厂而成为精美地毯的标志。奥比松是法国18世纪时在奥比松生产的著名地毯；影响所及，其他地方的地毯也被称为奥比松地毯了。

[11]佛兰德，包括现在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的部分地区。

[13]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著有一部卷帙浩繁的《追忆逝水年华》。

[14]圣路易（1215—1270），即法王路易九世，曾两次率领十字军东征。

[15]在法国吉塞尼附近的平原，1520年英王亨利八世与法王弗朗西斯一世在此会见，因铺张扬厉，极尽豪华而有此称。

[16]戈沙年鉴，1763年创刊，早先以记载欧洲贵族世系为主；1944年后相继为希特勒、斯大林和阿登纳禁止出版。

[17]过去有个生在巴黎的英国地主兼画家夏普改名为赫克力司·布拉巴宗，以水彩画出名。他改名的原因不详，但可以肯定他觉得夏普这个姓氏太普通了，不够引人注意。作者在这里暗示这位屋内装饰家的姓名也是假的。

[18]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16世纪画家，除壁画外还画了不少圣母像，表现了温柔的母性形象。

[20]苏卡吕尼（1702—1788），意大利风景画家，受雇在威尼斯和伦敦作画。

[21]庞尼尼（1691—1765），意大利18世纪著名地形画家，所画古罗马遗迹既准确又发挥了思古幽情。

[24]威廉·詹姆斯（1842—1910），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

[25]引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犹太人夏洛克向安东尼逼债的故事。

[27]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政治家和作家，拥护王后反对红衣主教里希留，著有《箴言录》，对人的性格进行深刻分析，揭露人类各种不易捉摸和狡猾的自私行径。

[30]帕齐的英文名称为Patsy。patsy指“容易受骗的人”“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