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天蒙蒙亮，我就一骨碌从被窝里爬起来，穿上新衣，乐颠颠地跑出去。

第一件事就是放炮迎新年。我的胆子很小，总是把指头粗细的一个红红的炮仗抠出捻子，端直栽在院子中央，找一根长长的木棍放在灶膛里烧红，然后攥着这一头，远远地蹲下来，战战兢兢地对着炮捻伸过去，小心地试探着。好不容易点着了，我扔下棍子，捂着耳朵，撒腿便跑，窑洞里传来瓮声瓮气的回声。

第二件事就是给祖辈老人拜年。据说，我的家族到了祖辈那一代人手里，家道衰落了，有的未成年就病死了，有的饿死了，有的叫狼吃了，还有的偷牛背包袱，最后当了土匪。有幸存活下来的二爷、三爷、六爷、七爷，他们的命似乎都很不好，香火稀少，人丁不旺。家中唯一的一个男丁都是他们收养来的。那时逃难的人有来自河南的，有来自甘肃的，也有来自乾县和兴平的。 日月相推，风水总是轮流转，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齐蓬蓬上来了，各家都男女一伙伙。大概正由于有这样的身世吧，我们这些后辈很珍惜缘分，相处非常和睦，干啥事都一呼百应。大年初一拜年也一样，由年龄最大的堂兄领头带着，挨家挨户给二爷、三爷、六爷、七爷拜年。一踏进门，大堂兄便领着我们给祖先灵位扑通一声跪下来，接着，他又站起来，满脸严肃的表情，拿起三根香点着，毕恭毕敬地作了三个揖后，把香插到香炉里。然后，又跪下来，带着我们深深地磕了三个头。之后，我们才回过头来给坐在土炕上的爷爷、奶奶磕头作揖，嘴里说着，侄儿侄孙给您拜年了。这时，他们便笑呵呵地端出笸箩，抓起核桃、枣，一股脑儿向我们撒了过来。

新年第一天的早饭，有肉有菜，要么吃烙面，要么吃剺面。总之，一家人呼里呼噜，吃得无所顾忌，有滋有味。饭罢，人们便各自找乐子去了。那时候，村里没有电视，也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我的婶婶、嫂子们无事可干，便攒三聚四，围在热乎乎的炕头上，嘻嘻哈哈地打起了扑克牌。姑娘们都穿着花衫子，扎着红头绳或红绸条，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焕然一新。她们在院子里三个一堆两个一团地踢毽子。棒槌高低的娃娃们在门口，或者你追我赶，或者藏猫猫，或者玩起了面面土，甚至用尿和泥盖房子，玩娶媳妇的游戏。我们这些男孩子很不安分，呼朋引伴，上蹿下跳，满村子乱跑。有时，就围着村心的碾盘，用架子车轱辘上的辐条自制三角形的摔枪，装上火柴头或炮药，排着队在碌碡上摔起来，啪啪作响。如果能找到一根八号铁丝和几节自行车上的链条做成高档的手枪，那就会让我们有些得意忘形了。老人们则显得有些慵懒，有些随意，甚至有些颓唐，靠着门前的土墙，噙着长长的烟袋锅子，吧嗒吧嗒抽着浓烈的旱烟，一边晒着暖暖，一边眯着眼睛，有一搭没一搭地谝着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中年男人们围成一团，似乎很逍遥，也很悠闲，慢条斯理地耍着花王川牌。天属最大，打虎要天；牛要成群，对牛吃对虎，三牛吃三虎，三“天”却不能吃三牛。那里面的规则真让人搞不懂。有时，他们也会下象棋。一开局，就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噼里啪啦光顾着吃对方的人马。不知何时，唇枪舌剑也跟着斗起来了。输了棋的，就大言不惭地说：“让你二两星子，你还以为我不识秤！”赢了棋的，就得意扬扬地说：“给你二两颜色，你还想开染坊！”看着他们毫不示弱的样子，真是有趣极了，围观的人们总是笑得前俯后仰。

有一年正月初一，老队长看着碾盘一样大的牛车轱辘，突发奇想，发动男人们就地取材，在村子中央高大的老槐树下，创造性地做起了轮轮秋千。他们先是从老牛车上卸下桶一样粗的车轴，杵在三个大碌碡中间，再将硕大的车轮高高抬起，小心翼翼地套在竖起的轴头上，然后用牛鞅套绳在车轮上挂了三个秋千。只要轴头上抹些润滑油，用手狠劲一推，车轮就欢快地霍霍转动，三个秋千便跟着悠悠荡荡飞起来，真有些让人心惊胆战的感觉。人们一下子就被吸引过来了，大人们围观着，欣赏着，闲谝着；孩子们哭着，闹着，争着，抢着，喊着，笑着……村心的老槐树底下简直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从这以后，村里每年初一都做轮轮秋千。

后来，农业社散伙了，老牛车废弃了，就再也没有见过轮轮秋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