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记起村子沟边的砖瓦场，最初的原因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比较好玩，甚至说是一个有浪漫故事的地方。

记得那是阳春三月，有一回星期六午饭时，我和伙伴们去那里游荡，不小心惊动了一对“鸳鸯”，两个高中学生模样的青年男女，满脸黑灰、慌里慌张跑出了砖瓦窑，女孩子一直用双手捂着脸。我们在他们身后叽叽喳喳，指指点点。说真的，那时候乡下的人们规矩得很，保守得很，大都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几乎没有人谈过恋爱的。再说，也没有个谈情说爱的去处。所以，我们觉着特别新鲜，感到第一次看到了稀奇。于是，有的伙伴逢人就说起我们看见的这件事儿。

过了不久，公社里的砖瓦场复工了。我们经常看到师傅们在高高的塄坎下，挖了一大堆又一大堆新土，从沟底抽上白花花的水，一股脑儿地混在一起。过上一天，就挽起裤腿，赤着双脚，在泥水里吭哧吭哧，踩来踩去。接着，就给腰里系上围裙，怀里抱着三斗砖模子，在木案子前，背着青天大日头，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他们把泥抓到案子上，像和面蒸馒头似的，颠来倒去，狠劲摔着打着揉着，忽然啪啪啪三下，就把泥摔到斗子里，再用圆圆的木棒轻轻一刮，然后抱起来，啪地倒扣在场子里。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师傅们就把砖坯子一个个搬起来，用两块光滑平整的木板子噼里啪啦地扇着打着，之后再把它们搬到三间开口土房里，整整齐齐地成垛成垛地码起来，让风吹着，尽快阴干起来。

砖瓦窑是用土坯子箍起来的，上面没有盖儿，从上看下去，肚子圆圆的，简直像个硕大的瓷罐，稳稳实实地蹲在地上。装窑纯粹是个技术活，六七个男人用骨碌碌车不停地往窑里推着砖坯子，三四个男人七手八脚，在烧窑师傅的指点下，忙着打下手，将砖坯子一层又一层疏密有致地摞起来。烧窑似乎很神秘，甚至还有些神圣。点火以后，就着实苦了烧窑师傅一个人。那几天里，他压力特别大，总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脸绷得平平的、紧紧的，很严肃，不准女人和孩子到窑上来，来了就莫名其妙地训斥，给冷脸子看。问起爷爷，他说，行有行规，道有道门。烧窑的确是大事，虽说火候全凭师傅把握，但也千万不能让不洁的事亵渎了窑神、冲撞了窑神，乃至冒犯了窑神，否则中了邪，就像蒸馍一样，一窑砖烧得不生不熟了，那多可惜啊。那时候，村里人还没有见过煤，砖全靠麦秸草来烧。炉口大得像狼窝，一刻也不停息，烧了一捆又一捆，整整烧上三天三夜，据说闻到一股温吞吞的土香时，就烧熟了。歇火后，就赶紧抽水来淬火。水从窑顶上稀里哗啦灌下去，就像一锅鼎沸的滚水，里面咕咚咕咚泛起水泡，腾起一阵阵白茫茫的水汽。

但那时，我却很担心水把窑泡塌了怎么办。不过，事实很快就证明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简直是杞人忧天。

三夏大忙是农村最忙的时候，大人们都忙着夏收夏耕夏播这些农事。出窑的活，就轮到了我们这些孩子去干。一天，砖瓦场的一个管理人员找到了哥哥说，出一窑砖给十五元钱。我和伙伴们同声相应，欣欣然加入到了出窑的行列。我们兴冲冲爬上窑顶，从上面弄起。哇，一刬全是蓝莹莹的青砖。砖很烫很烫，棱角也很扎手，我们换着跳下去，一块一块掂着往上撂，边上的人接起来，一垛一垛地摞起来。很快，窑里的砖就陷下去一人多深，再也撂不上来了。这时，我们就扒开了侧洞的封土，赤裸着上身，猫着腰钻进去，蹲下来，排成一长溜儿，一块一块往出传递。窑里热烘烘的，我们仿佛钻进了蒸笼，像上了屉的蒸饺，浑身上下汗出如浆，淋淋漓漓。裤子早湿透了，头发也粘在一起，汗水像断了线的珠子直往下滚。眼睛被迷糊住了，就用胳膊左一擦，右一抹，眨眼的工夫，我们都成了黑脸包公。虽然个个手指血红血红，甚至磨得稀巴烂，可始终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叫累。

哪知，不料想的事情却发生了。眼看着窑里的砖也深到侧洞了，没有办法，就从窑下面向侧洞口撂。由于我埋头急着拾砖，不小心，突然一块砖飞了上来，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了我的右手中指头上。我疼得“啊呀”一声大叫起来，咬着牙，吸溜着，连忙跑出了侧洞，蹲在地上。伙伴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窝蜂似的跟了出来。一看，我的右手鲜血淋漓，中指指甲盖不见了，指头血肉模糊。伙伴们吓傻了，把我搀回了村子，赶紧找邻居老妈，抓了一把自制的面面刀剑药敷上，包了起来。就这样，我因为受伤退出了出窑的劳动。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劳动，但当时的情景，我却永远地记住了。那年，我六岁。三个月后，手指才慢慢长出了一点点指甲。就是到现在，这根中指的指甲盖旁边，还有一个深坑。

后来，农村包产到户了，公社里的砖瓦场也跟着散伙了。上初中时的一个春天，我家的老窑洞不知怎么回事忽然塌了。还好是在早上，窑里没人，我们一家福大命大，幸运得很。村干部领我们一家来到了村外的砖瓦场里，指着三间三面开口的放砖坯子的土房说，把它收拾了，住下来吧。只好如此。于是，我们叫来亲戚邻里，爬上房顶苫了茅草，用锤子打了土坯，垒起三面围墙、一面隔墙，安上了门窗，房内砌了两盘土炕，安上了锅灶。就这样，我们一家先蜗居下来，生活了近十年。

奇怪得很，那几年我们家的运气非常顺当。爷爷带我们在砖瓦场开垦出了一块荒地，种上了南瓜、葫芦瓜、黄瓜、辣椒、番茄、茄子、葱、蒜、韭菜、芫荽……一年四季，新鲜的蔬菜吃个不断。吃不完，就捎话带信让亲戚朋友来拿。到了秋季，穰穰满家。土豆用粮囤圈着，南瓜摆满了柴垛，玉米棒子垒了一大棚。尤其是妹妹点种的向日葵、奶奶撒种的辣椒，简直可以说出奇地丰收了。一棵棵向日葵，绕在菜园四周，像一个个黑脸大汉，摇晃着硕大的头颅；一长串一长串的辣椒辫，像红缎子似的，挂满了墙壁，远看红红火火的，简直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许多人很羡慕，竟然有好事者忍耐不住，一夜之间，就掠去了几十颗向日葵头，偷去了十几串红辣椒。不久，哥哥养起了猪和狗，奶奶养起了一大群鸡，房子周围，篱笆墙里，到处都有鸡下蛋，每天可以收十几个蛋。那年，我考上了师范，全家人正愁着没法供我上学，家里的老猪婆就下了十几个猪崽。八月份猪崽一卖，就一下子解决了我的上学路费、衣物和铺盖等问题。

总之，那十年里，我们全家吃上了饱饭。

就是在这里，我天天起五更睡半夜，点灯熬油，埋头苦读，三年后终于考上了师范。在这里，哥哥娶妻生子，妹妹出嫁了，我也订婚了。在这里，我们省吃俭用，一分一分地攒着盖房的砖瓦钱和木料钱。1990年春，村里把砖瓦场承包出去了，我们一家被逼得走投无路，又回到了村里的那两孔半截窑里。

一切都是被逼出来的！

看着一家人愁眉苦脸的样子，爷爷拍着胸膛，斩钉截铁地说：“这不算什么事！苦日子会熬过去的。这世上本来就没有把钱顶到额头上弄事的！”无可奈何，我们只能东挪西借，挣着命建起了新房，搬出了老村。

眨眼间，几十年过去了。忽然觉得，爷爷的话让我终身受用无穷。仔细想了想，那个砖瓦场与我们家还挺有缘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