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焕亭

两年多前，峻平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散文集《生命之花》。永寿县文联为包括他在内的几位作家举行了一个作品研讨会，我在被邀请参与评论的嘉宾之列。他的作品接郁郁地气、散发着烟火气的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次，他送来厚厚的四大本打印稿，书名冠以《生命之根》，我很震撼——为他的笔耕不辍，为他的勤奋多思，为他孜孜不倦的文学情结。如果说，《生命之花》从人的本体存在的意义上艺术地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那么，在我看来，作为姊妹篇的《生命之根》，则从人的诗意存在和历史存在的视角，贯注了一种对于“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哲学思考，这无论在思想上、审美上还是艺术上都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是谁？我曾经是谁？我将会成为谁？”这是德国作家霍佩毕生都在追寻的课题，也是一个具有泛人类价值的命题。但这种追寻在哲学家那里与文学家是完全不同的，《生命之根》以散文的笔调，从《寻找老辈人的仙踪》起步，作家的思绪徜徉在《那年月，爷爷在林场》间，盘桓在《菜园小记》中，沉醉于《祖母和她的那群鸡》，流连于《二爷家的窑院》，感受《邻居老妈》笑声中的温暖，而在《村心的老槐树》下陷入沉思。那些关于村名沿革的掌故钩沉，关于姓氏演变的连类畅想，无疑有着对于家族生命基因的慎终追远，但作家更倾情于在家族生生不息中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存状态的价值审美。“文化是民族的根脉”。让一个家族经历风雨磨砺，走到今天的，是蜿蜒在沧桑岁月中的精神链，是在这个家族每一个成员血脉中永不枯竭的文化品格。因此，“很善良、很慈祥，但也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认真的人”的爷爷，就成为这个家族兰馨松盛的缩影，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作为林场的场员，他“很老实、很勤劳，能忍辱负重，能任劳任怨，场里安排啥活干啥活，啥活都干得有眉有眼”；作为一个家族的核心，他把土地看作“农民的命根子”。对土地“近乎本能的虔诚”，成为他攻坚克难，走过“贫瘠”年月的力量，也是他注入作家血管中的“根”。它给予作家的，不仅仅是“丰富了我们那时穷难不易的生活”，更有“除了死法是活法！活人还能让屎尿憋死不成”的精神滋养；是祖母与鸡群之间那种“不可言喻的深厚感情”，是纺车摇出的春花秋月，是机杼声弹奏的苦乐年华。所有这些，都使得作家笔下的人物“辛勤地劳作，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因此，从美学的层面说，作家所要追寻的“生命之根”，正是根植于古老的农耕文明，走过历史风尘，走进这个世纪的文化激流，是世世代代守望的精神家园。这种关于文化寻根的写作价值取向，是对文化多元背景下，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自觉回应。

正是这种守望，赋予作者的作品以浓郁的“乡愁”意味。作家给自己的文集的第二辑命名为“老村之殇”，一个“殇”字，表达了对渐行渐远的乡村传统文化的忧郁和惆怅。“乡愁是村头的一口老井/是年节炕头上的一杯老酒”，对于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峻平有着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一方面，时代的激流不断刷新着乡村的面貌，使得在这方土地上的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另一方面，那些曾经留下生命体温的风物、承载着生命留痕的习俗、链接着生命密码的礼仪却日益淡出乡村人的生活。这些，一俟进入峻平的审美视野，就酿造出缠绵悱恻而又挥之不去的诗绪。作家在这一辑的题记中写道：“一片绿树簇拥环合的地方，一股炊烟袅袅升起的地方，那就是我的村落——北村，我的家园，我儿时的乐土。”这一方乐土，成为作家魂牵梦绕的地方。从《北村纪事》到《老池记忆》，从《南沟苇塘》到《村心的老槐树》，从《别了，我的辘轳和井》到《我的梧桐老村落》，涌动在字里行间的是乡风和煦的温暖，乡情悠悠的温馨，乡思漫漫的温情，乡忆缓缓的温润。作者怀念《从前的那群羊》，难忘那几匹《红马白马和黑马》……当这一切，只能在记忆中“复活”的时候，作者油然发出“别了，我的老井坊！别了，我的辘轳和井”的感慨。与其说是一种告别，毋宁说是一种眷恋。近年来，守望家园成为作家们十分关注的题材。之所以守望，是因为现实中在流失，在远去。而守望，不是别的，是北村人世代相沿的“仁慈”和“善良”，“吃苦”和“勤劳”，“老实”和“本分”。这些散落在每一个“北村人”生活碎片中的文化品性，正是我们要继承的民族文化的基因，不管时代怎么变化，它永远具有穿越历史的“普世价值”。这样，我们才能赋予现代化的恢宏乐章以历史的凝重和思想的重量。

这种对乡村文明的守望，也决定着作者对于城市的审美视角。“旁观者清而当局者迷”，作者站在一个局外人的方位看城市，就透过“熙来攘往的人流，如织如潮”“商场或商城就像蜂巢，人们成群结队，小蜜蜂似的，出出进进”“商家店门口的霓虹灯闪烁着魅惑的眼睛，一些流行歌曲唱得火辣撩人”这些繁华表象，看到了“太阳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城市都在灰白色的帐子里了”“仿佛被屏蔽在了一个无边无际的玻璃罩子里”，看到了“欲望”之城的浮躁和喧嚣，看到生命主体所营造的环境与生命存在的文化错位。作家毫不讳言这种文化生态上的隔膜，“我们确实不属于这个城市，这个城市也确实不属于我们”“这不是我们的栖身之地”，这种文化认知上的落差，正是当今中国社会深层矛盾的反映，是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综合征”。当作家最终选择了“撤退”时，实际上向我们传递了一种源自文化寻根而酿成的呼唤：这就是我们在工业时代或者后工业时代，在我们不断推进城市化脚步的时候，我们怎样为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生命群体构建属于民族，也属于时代的；属于地域，也属于世界的精神栖息地。正如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所说：“我们必须在批判的同时反思自身。”

在读他的散文的同时，我还看到了他编辑的一部诗集，题曰《生命之火》，与他的《生命之根》珠联璧合，相映生辉。这些作品，或激情奔涌，或婉转柔丽，或讴歌故乡的明山秀水，或吟诵爱情的月轮物华。有些作品打着现代主义的印痕，具有浓郁的象征意味，在节奏上体现出“瀑布跌宕”的审美效应，充分表现出作家诗性的张扬和诗心的明澈，给人另外一种艺术享受。

愿峻平的作品早日问世。

2016年1月4日于咸阳梅轩

（本文作者系原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第五届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第二、三届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