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指导中医临床各科的基础，是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为论理工具，以藏象经络为理论核心，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理论体系。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中积累的活动和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其大致形成于战国至两汉时期。

1.形成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社会急剧变革，百家争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显著变化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理论基础和科技支撑。

（1）长期医疗实践的积累　人们在维持生存活动中发现食用某些动植物能够治疗疾病，并把这些动植物可当作药物的经验流传下来，之后便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的医疗实践活动。殷商甲骨文中即有耳鸣、下利、疾首、疾耳、疾目等疾病的记载。《五十二病方》提到病名百余种，记载药物247种；《黄帝内经》以解剖方法研究人体，以了解“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灵枢·经水》）等等，为中医学理论的形成积累了大量的医药学知识。

（2）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形成了道家、儒家、法家、阴阳家等众多的学术流派。各流派学术思想的碰撞交融，为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如道家“道法自然”、儒家“执两取中”等思想，对于中医养生、治则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3）相关学科发展的交融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天文、历法、数学、农学、植物学、动物学及冶炼、酿酒等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为中医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基础。如天文学的宇宙观为天地人相关的整体医学模式的建立提供了基础；农业生产和植物学的认识，促进了中药学的形成与发展；物候学、地理学的相关知识，促进了中医学对生命活动和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

（4）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　古代哲学思想对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系统化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学基础。如精气学说的万物本原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中的辩证法与系统论思想，为中医学整体观念的形成，四时五脏阴阳系统的构建，提供了强有力的哲学和方法学依据。

2.形成标志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是《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四部中医经典著作的成书问世。

（1）《黄帝内经》 简称《内经》，约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年间，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各81篇。其系统地论述了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疾病的诊断、防治和养生等内容，并对天人关系、形神关系，以及阴阳、五行等哲学问题进行了阐释，构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

（2）《难经》 作者解释了81个中医学的基本问题，又称为《黄帝八十一难经》。其中以问答的方式，阐述了人体的脏腑结构、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防治等，提出“诊脉独取寸口”及“左肾右命门”理论，进一步阐发了经络学说，补《内经》之不足。

（3）《伤寒杂病论》 为东汉张仲景著，后经晋代王叔和整理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伤寒论》共397法，113方；《金匮要略》共25篇，记载病证40余种，262方。《伤寒论》以外感病为主，提出了六经辨证的纲领，是中医学运用辨证论治的第一部专书。《金匮要略》以脏腑病机理论进行证候分类，并发展了《内经》的病因学说，提出“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的病因三分法。由于张仲景对中医学的巨大贡献，故后世尊称其为“医圣”。

（4）《神农本草经》 为汉魏时期作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书中收录药物365种，根据毒性大小及功效不同，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120种，主养命，以应天，无毒，主益气；中品120种，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或有毒，主治病补虚；下品125种，主治病，以应地，多毒。并将药物分为寒、热、温、凉四性，酸、苦、甘、辛、咸五味，且系统地论述了药物主治与功效、七情和合等药物配伍理论，为后世中药学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医学理论不断创新，医疗技术也不断提高。

1.魏晋隋唐时期（220—960年）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完善的时期，出现了众多的名医名著。

晋代王叔和著的《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该书全面地论述了脉诊理论与方法、不同脉象的临床意义等，系统论述了浮、芤、洪、滑、数、促、弦、紧等24种脉象的形态及主病。

晋代皇甫谧著的《针灸甲乙经》，为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较系统地论述了经络、腧穴、针灸治疗的方法和理论等方面的内容，共载穴位349个。

隋代巢元方著的《诸病源候论》，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1 729条，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各种病证的病因、病机和临床证候等。

唐代孙思邈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记载七千多首有效方剂，其中《千金要方》30卷，载方5 300首，《千金翼方》30卷，载方剂2 571首。《备急千金要方》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并提出了“大医精诚”的医学道德标准和思想境界，开创了医学伦理学的先河。

2.宋金元时期（960—1360年）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名医辈出，流派纷呈，各有建树。

宋代陈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在中医病因学方面提出了“外因、内因、不内外因”的三因学说。

宋代钱乙著《小儿药证直诀》，论述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倡导脏腑辨证与脏腑用药，创制六味地黄丸等名方。

金元时期，由于战乱及文化背景不同，医学争鸣更为突出，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后世称之为“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字守真，亦称“刘河间”），认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用药多寒凉，故后世称其为“寒凉派”，代表作为《素问玄机原病式》。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认为病由邪生，邪去则正安，治病善用汗、吐、下三法祛邪，后人称其为“攻邪派”，代表作为《儒门事亲》。李杲（字明之，号东垣），主张“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用药注重补养脾胃，故后人称其为“补土派”，代表作为《脾胃论》。朱震亨（字彦修，号丹溪），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善用滋阴方药，后人称其为“滋阴派”，代表作为《格致余论》。

金元四大家学术思想简表

3.明清时期（1368—1911年）　明清时期，社会相对稳定，政府出资对医学理论和经验进行综合整理，编撰了大量的医学全书、类书，同时也在命门学说、温病学说等方面有所创新与发明。

明代命门学说兴起，赵献可提出了“两肾之间为命门说”，张介宾提出了“两肾皆为命门说”。明代李中梓在总结对脏腑认识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学术思想。

明末清初温疫横行，促使了温病学说逐渐形成。明代吴又可（字有性）著《温疫论》，提出了“戾气”致病说。清代医家叶桂（字天士）著《温热论》，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薛雪（字生白）著《湿热条辨》，创新温病理论的湿热病因理论；吴瑭（字鞠通）著《温病条辨》，创立了“三焦辨证”，为温热病证的辨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行之有效的方药。

清代医家王清任著《医林改错》，修正了古人在脏腑解剖方面的一些错误；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创制血府逐瘀汤、补阳还五汤等多首活血化瘀方剂。

4.近代现代（1840年后）　近代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传入，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该时期的中医学成果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收集和整理前人的学术成果，如曹炳章的《中国医学大成》（刊于1936年），共辑录365种医书，分医经、药物、诊断、方剂等13类，是集古今中医之大成者；二是中西医在学术上逐渐沟通，形成了以唐宗海（字容川）、朱沛文（字少廉）、恽树珏（字铁樵）、张锡纯（字寿甫）等为代表的中西汇通学派，如唐容川著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张锡纯著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即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中西医汇通的学术专著。

现代时期（1949年后），国家提倡中西医互相学习，继而倡导以现代多学科方法研究中医学，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医基础理论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基础学科，在理论的系统整理和现代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东西方医学互相学习、优势互补的趋势已经形成，多学科理论相互渗透，应用哲学原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方法研究中医学，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系统化和现代化打下了基础。此外，中医药对外传播与影响日益扩大，中医药的医疗、教育、科研等全面走向世界，中医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势必会推动和促进中医基础理论的丰富与完善，从而为生命科学的深入研究和维护世界人民的健康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