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属私事

1

我有这样一种观念：在讲述任何事件之前，有必要告诉读者接下来是什么类型的文字。所以，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下面讲述的不是什么重大事件，而只是在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十五个月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小事。现在，战争已经过去两年多了，欧洲强国都被卷入了这场骇人的争斗中，十几个小国已被侵占，而法国也已完全沦陷：这些事件大家在报纸上都可以看到，而将来的历史书上也会重点介绍。生活还得继续。很多人每天照旧一日三餐，该恋爱的恋爱，该结婚的结婚，有些人平静地死去，和战争没什么丝毫关系；但是，我敢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至少是在欧洲，敢说自己的生活没有因为这场临头大祸而产生任何改变；因为，据我所知，身边没有人觉得自己有必要记录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小事，原因是这些小事只对一些具体的人有影响，而与正在发生的战争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而我却觉得，记录这些小事不但有用，而且有趣，因为正是它们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轨迹。下面的讲述纯属私事，换句话说，它们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但是，请大家相信一点：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何其渺小，特别是在这场关系世界未来命运的战争面前。

1939年夏天，我当时正待在家里。我家的房子是一座白色的方形建筑^[1]，位于费拉海角（Cap Ferrat）^[2]附近一座小山的旁边。费拉海角把自己的长鼻子勇猛地伸进了位于尼斯（Nice）^[3]和蒙特卡洛（Monte Carlo）^[4]之间的地中海里，从我的住处可以看到一览无余的海景。这房子我已经买了十二年了。当时我厌倦了在世界各地四处漂泊的生活。当初买的时候价格很便宜。这座别墅看上去十分丑陋，所有见过的人都认为应该把它拆了，重新盖一座新的。这里有一个荒废多年的花园，还有一些其他空地，这对于里韦艾拉（the Riviera）^[5]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当地房价很高。这座房子建于本世纪初，是一位退休的天主教主教建造的，他工作时大部分时间待在阿尔及利亚，所以建造这所房子时他也是按照当地的建筑风格来设计的。当地建筑风格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房子中间一定要有天井。他在房顶上建造了一个摩尔式（Moorish）的圆屋顶，墙上都是马蹄形的窗户，客厅里还有一个摩尔式的拱门。最为不幸的是，他竟然在房子的前部增加了一个文艺复兴风格的长廊。在我看来，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都只不过是木板条和灰色泥浆，它们应该被清理干净，只剩下一个质朴的平屋顶房子。

我把它买了下来，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装修了一遍，从里到外粉刷一新。书柜里排列着我的那些藏书，墙上挂着我所喜欢的绘画作品，房间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装饰品，这些都是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期间搜集来的。我准备在这里度过余生，准备就在自己卧室里那张崭新的床上悄然逝去。有时候，我会双手交叉，然后闭上双眼，想象自己死去时会是怎样一副尊容。

我以前从来也没有想过，那座面积庞大的废弃花园和四周的山坡会给我带来怎样的诱惑。我以前从未去过这座花园，所以并不知晓一条普世真理：你所拥有的花园面积越大，你想要的也就会越多；你越是精心照料你的花园，花园里的一切越是会哭着喊着让你去照料。这座花园里有松树、橘树、含羞草和芦荟，还有一丛丛野生的百里香和迷迭香。在法国，园丁的工资很低，一天给他们一两美元就够了，而且，这里的植物丰茂，你只要好好浇水，它们就会止不住地疯长。我种上了夹竹桃和山茶花，还有各种各样能开花的灌木。我还从加利福尼亚带来了鳄梨树种在这里。这些树前七年并不结果，但当我准备离开这所房子时，每年大约收获三四百个鳄梨。当时欧洲很多人会千里迢迢赶来参观，因为我是把这种树带来欧洲的第一人。

不过，在这个地区，最费时费力的竟然是草坪，因为这里的草受不了酷热的长夏，所以每年春末就要把这些草挖出来储存，然后到秋天时再种上。这事不但麻烦，而且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但是，每年秋天，看着那些嫩绿的新生命如此的柔弱而炫目，就像看着一个年轻女孩儿那清澈的眼睛，于是，所有的花费在这时看来也都是值得的。我在行车道的两侧都铺上了草坪，一直铺到正门附近。在正门的松树下，我也铺设了一条宽阔的林间草径，一直铺到花园的尽头。在山坡上，我很郑重的栽上几棵橘树。在更高的山坡上，我修建了一座十八世纪风格的游泳池。在佛罗伦萨（Florence）^[6]时，我偶然发现了一块贝尼尼（Bernini）^[7]设计的大理石装饰物，现在正好作为进出水口的装饰。在游泳池后面有一个天然的小山洞，太阳光过于毒辣时，人们可以到山洞里乘凉。在山洞的两边，我摆放了两个浅灰色的大瓮，这两个瓮很有可能曾经属于彭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8]。从这里，你可以俯瞰地中海，尼斯就在你视线的右边，而更远处就是艾司太雷尔（the Esterels）的壮丽风景。

以上所述，就是我的房子和花园。小山顶部有一些军事设施，山顶上有个臂板信号机，四周有大炮护卫。就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前的那段动荡时间里，我被牵扯进了一件有些诡异的事件中。有一天，我接到消息，说有几位从土伦（Toulon）^[9]来的海军军官希望与我见面。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但依然回复说，我很高兴在他们方便的时候会面。第二天早晨，两辆轿车开了进来，六位中年绅士走进客厅。他们都穿着制服，扣眼上挂着荣誉军团勋章（the Legion of Honour）^[10]的花结标志。其中有三个人下巴上留着小胡子。从他们袖口上的金色镶边来判断，他们的级别很高，其中有一位是海军上将。他们很严肃地坐下来。其中有一位清了清喉咙，开始解释他们来访的目的。他们似乎是想在靠近山顶的一块土地上建造一个炮台，而那块土地正好属于我。看来他们事先预料到我一定会极力反对，因为这位海军上将刚刚说完，就有另外一个人解释说，安置大炮不会对我有任何不良影响，反而会增加我这个庄园的宜居程度。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转折显得很可笑），如果战争爆发，看着那尊大炮向意大利战船射击，就像是从自家后院发射出去的一样，我一定会有一种满足感。我猜想那位海军上将对自己同伴的这种说法有些不以为然，因为他很快打断说，众所周知，我是法国人民的朋友，而英法的同盟关系坚不可摧，如果我反对这样一个对国家安全有如此重大意义的计划，那简直让人难以想象。我本不想打断这些绅士们（我一直对穿制服的人有畏惧心理，所以，为了让自己感觉不那么拘谨，我已经在想象中扒掉了他们的制服，给他们换上了连衫裤），可现在我不得不站起来说话了。我说，完全没有必要再进行讨论，因为我很高兴出让任何他们需要的土地，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说完这话，我隐约听到低低的赞许声从六个喉咙里传出来。那位海军上将以及刚才被他打断的那个人（这是一位枪炮专家）都表达了对我爱国热忱的赞许，除此之外，他们还不失时机地称赞了一下我的英国同胞时常表现出来的抗敌热情。这些来客的举止从最开始的彬彬有礼、严肃认真，顷刻之间变成了热情洋溢；他们叽叽喳喳地说了一阵，其中有一位留着小胡子的军官声音特别突出。他跟旁边的人说，我真是通情达理，就算是本地人也不那么好说话。

然后我们再次转入正题。有一位军官从进门开始就没怎么说过话，这时他站起来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其中的用词极为讲究。不过，这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国人来说并非难事。他指出，近些年来，里韦艾拉的地价一直在下降，随着战争的爆发，地价还会再次下降，所以，他们想要的那块土地对我来说价值不大，他们想要的只不过是长这些米宽那些米的那么一点点地方。安装大炮对我的生活基本上没什么不好的影响。这时，六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最后，发言者直截了当地问我：就这么一块儿用处不大、面积极小、价值有限的土地，我打算要多少钱。

“一分钱也不要。”我说。

我顿时看到六个人脸色刷白，流露出惊恐的表情，就算在殊死搏斗的战场上，这种表情也很少见。

“但是您说过，您不反对我们安装大炮。”

“没错儿，我不反对把这块土地出让给国家，而且，免费。”

“我们本来还琢磨出多少钱合适呢。”

“这不难理解。不过，我在法国已经住了很多年了，已经接受了法国人民的不少恩惠，我很难容忍自己为了一点儿国防用地还要收你们的钱。”

众人沉默。尽管他们都在盯着我看，但我注意到，有一道鬼鬼祟祟的目光在扫视在座的每一个人。本来客厅里的气氛非常和缓，现在却明显让人有点儿胆寒。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人张嘴说话了：

“当然，感谢您的慷慨行为。”

那位海军上将稍微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

“我会马上把您的慷慨行为告诉部长。我们会尽快做出决定，然后第一时间告诉您。”

他们都很有礼貌地和我握了握手，然后鱼贯而出。我隐约感觉到，尽管他们都是海军，但在此时此刻，他们感觉比在苍茫无际的大海上更加不知所措。两天后，我收到一封来自土伦的正式来信，信中感谢热情接待了那个海军代表团，并且告诉我，经过慎重考虑，他们一致决定：不再考虑在我的住宅区内修建炮台。

2

随后，我去伦敦待了几周，直到七月中旬才回到家。我把我侄子也带了过来；我的女儿女婿两周后也赶了过来。不断有朋友赶过来住上几天，有些是我的朋友，有些是他们的朋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九月下旬。随后，我打算去伦敦待上一个月，然后起身前往印度。我打算在印度过冬。

两年前，我在印度待了一个冬天。当时我发现，在这个神奇的国度，有很多东西能刺激我的想象力，我急于重新体验一把那样的感觉。在写东西之前，我必须在脑中储存足量可靠的信息，只有这样，我的头脑才能正常运转。我期待这次去印度能使我将储存在脑中的海量信息理出一个头绪，然后为只存在于想象中、只有一个模糊轮廓的东西确定一个总体框架。在去印度之前，我没有工作的计划，而是尽情玩耍，以使脑中的各种想法彼此亲密接触，这样，它们才能充分参与到我的小说中。写小说的人都喜欢这种活动，因为它确实让人感觉心情愉悦。这时，我们不用付出劳动，也没有什么责任，这种轻松美妙以获取创造力的训练让我们心中充满欢喜。我们创造出来的世界十分具有真实感，这反而使得真实世界显得有些模糊不清，我们很难让自己真正严肃地对待这所谓的真实世界，因为我们自己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意义重大，因此，我们倾向于一次又一次地拖延时日。而当我们真正拿起笔面对稿纸时，就必须打破这一魔咒，让那完全属于自己的私人世界迷失在纷繁复杂而又充满喧嚣的真实世界中。我正热切期待着一个让人异常兴奋的夏天。在我游移不定的想象中，这个夏天，我肯定会与很多来访的有趣人物共同度过，尽管我现在还无法知道他们具体都是谁，但他们一定都会热爱生活，既喜欢高谈阔论，插科打诨，又喜欢思考永恒，探讨人生。

3

我想大家都玩儿得很高兴。我们的生活很简单，每天做的事都差不多。我习惯于早起，八点就吃早餐，但是其他人随时有可能穿着睡衣或者晨衣从楼梯上走下来。最终，大家聚齐之后，一起开车去自由城（Villefranche）^[11]，那里停着我们的游船。乘坐游船，我们来到费拉海角另一侧的一个小海湾，在那里我们戏水、晒太阳，直到变成饿狼。我们随身带有食物，但是有一名意大利水手名叫品诺（Pino），他做的通心粉好吃得不得了。我们喝一种低度红葡萄酒，这种酒名叫玫瑰红，是我从山那边搞来的。然后我们四处闲逛，或者小憩一下，随后再次洗澡，喝下午茶，接着开车回家去打网球。我们在山坡上的橘树林中享用晚餐。圆月升起，照着波光粼粼的水面，那白色的月光就像铺开了一条高速公路，景色如此优美，让人情迷心醉。我们肆无忌惮地大声说笑，偶尔也会有片刻的寂静，这时就可以听到远处花园里的睡莲池中有成百只青蛙在大声聒噪。晚餐后，丽莎（Liza）和文森特（Vincent）会开着我的车去蒙特卡洛跳舞。

当然，我们也常常谈论到底会不会打仗，不过，不管怎么说，战争还是显得很遥远。我的一位法国朋友从巴黎来住过几天，他和德国人有贸易往来，并且与奥赛码头（the Quai d’Orsay）^[12]关系密切。他跟我说，德国商人都强烈支持和平，战争会给他们带来致命的打击。1938年9月的那次事件很吓人，法国开始集结军队，幸好战争没有打起来。1939年3月，危机再次爆发，法国再次集结军队，幸好战争再次得以避免。他跟我们保证，这次还会如此。我们巴不得相信他，不过他随后又说，这次有个区别：希特勒不想要战争；如果在慕尼黑我们能够强硬一点儿，他就有可能退缩；而如果当他进军布拉格（Prague）^[13]的时候英法两国政府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就有可能撤军。他已经吓唬我们两次了，现在该我们吓吓他了。如果他看到我们意志如此坚强，他很有可能会让步，就像他曾经做出的让步一样。为了表示自己的信心，这位朋友告诉我们，他刚刚购买了一大笔波兰石油公司的股票。

他走之后，另外一位客人很快取代了他的位置。我们每天还是洗澡、打网球。天气依然晴好。有一天晚上，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灰白的天空中升起镰刀形的灰白光束，我们对它三鞠躬，而它也三次保佑我们赢了钱。新月渐盈，平和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不久，这样的日子就结束了。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餐厅服务员端着一大摞盘子，突然，他绊了一跤，伴随着一阵巨响，所有的盘子都掉落在地板上；事情变坏都是这样的节奏，因为出人意料，所以让人目瞪口呆。看起来，希特勒要将他的恐吓战术进行到底，对此我们都毫不怀疑，而我们必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收音机里传来的消息让我们心绪不宁。就在昨天，巴黎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指出，事态已经非常严重，而当地的一家亲意大利报纸则表现得异常狂热。圣让村（St Jean）的村长打电话来说，明天就要在全村贴出征兵告示。

第二天早餐时候，厨师急匆匆赶到餐厅告诉我，昨天晚上，那位来自意大利的帮厨女孩收拾行李溜走了。我的女婿文森特正在准备几天后在蒙特卡洛举行的网球比赛，他这会儿正在准备与一位职业选手练习一个小时。又过了一会儿，我正在抽烟斗，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的男仆走了进来。他脸色苍白，告诉我说，他想在下午返回意大利。他的妻子站在门边看着我们。弗朗西斯科坚持要走，生怕我会执意留下他。

他的妻子长相很一般，身体瘦弱，皮肤暗黄，而且脾气特别坏。大约半月前，由于她怀疑另外一位女仆与她的丈夫有染，竟然搞了一出让人心惊肉跳的闹剧。我对她说，那位女仆已经五十了，比她丈夫大二十岁呢。可她说，这事儿跟年龄无关。那位女仆名叫妮娜（Nina），在他妻子看来正是她这个岁数，才使得她和自己丈夫之间的暧昧关系令人作呕。（当时她站在那儿大发雷霆的时候，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她说她丈夫一刻都不能在这儿待了，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充满罪恶的魔窟，当然她指的就是我的这座别墅。后来她十分卖力地帮着洗衣服、打扫房间，好让自己显得特别能干。她的丈夫弗朗西斯科是一位很优秀的男仆，已经跟随我很多年了。当客人聚集的时候，他们两位我倒是谁也离不开。为了让她情绪稳定下来，该说的我都说了，可依然无济于事，于是我只好把几年前的事情拿出来说了说。

几年前，她有孕在身，正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待产。有一天，我正在读书，弗朗西斯科慌慌张张地走进来跟我说，他妻子来看望他的时候正赶上临产期，现在正疼得在床上打滚儿呢。他恳请我能不能用我的车把他妻子带回他们的住所。我当然不在乎借用我的汽车，但我觉得这种做法有点儿不靠谱，于是赶紧去叫医生。一小时后，孩子出生了。此后，他们一直待在我的别墅里，直到这位英雄的母亲能够正常行动。这段时间里，我还去看望过他们。他的妻子躺在那里，本来那张丑陋的脸奇迹般的发生了转变，看上去更像是一位面容憔悴的圣母，而那可怜的小婴儿被紧紧地裹在襁褓里，躺在妈妈身边，四肢完全无法动弹。这一切像是在老式意大利油画中经常看到的情景。

现在，我又重新提起了这件事，并对她说，当年我没有对她不管不顾，现在她也不能这样抬屁股走人。

她哭着转向自己的丈夫。

“你个混蛋，以后能不能别再胡闹了？”她哭着说。

她丈夫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已经完全吓呆了。

“上帝作证。”他低声说，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

“行了，你就在这儿待着吧。”

她很坚决地挥了挥手，示意她丈夫跟她出来。弗朗西斯科乖乖地走到门边，忽然转向我，悄悄地使了一个眼色。我开始怀疑，我如此热切地证明他的清白，但事情可能不是我想的那样。我犹豫着要不要告诉那位年老的女仆，面对年轻男士的挑逗是不是也该保持晚节。

但是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跟他们说，如果想走可以走。不久，文森特从蒙特卡洛赶了回来。他跟我说，所有人都在急着撤离，要想在蓝色列车（the Blue Train）^[14]上找个位置都很难。各式各样的汽车满载着行李川流在各条道路上。我曾经对我的客人们说过，只要在路上看不到来自塞内加尔的（Senegalese）^[15]黑人军队，就说明不会有特别紧急的情况。文森特说，他看到这些军人正在费拉海角入口处守卫铁路桥。他们肯定是在晚上乘坐卡车过来的。我告诉他和丽莎最好离开这里，他同意了，于是赶紧去收拾行李。我下楼去车库给他们的车加油，正好遇到我的司机，他说他已经接到了强制参军的命令，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去执行军事任务。当时已是中午，园丁们正走过来准备吃午饭。弗朗索瓦（Francois）是园丁长，中年人，参加过一战。他并没有收到参军的命令，但他的一位下属马上就要离开（其他三位园丁都是意大利人），这位被征召的园丁内心很焦虑，因为他刚结婚，更麻烦的是他的妻子很快就要生孩子，而政府给军人家属的补贴每天只有八法郎，他真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怎么带着孩子活下去。我说我肯定会为他的妻子提供帮助，让她的生活不至于那么辛苦。听到这些，他便高高兴兴地去享用自己的面包和香肠了。

回到房间后，杰拉德（Gerald）^[16]刚刚从自由城回来，他说港口有大事发生，阿尔卑斯山地部队（the Chasseurs Alpins）^[17]士兵虽然个头不高，但身体健壮，作战勇猛，他们的行军速度每天可达40英里，清晨时他们已经开赴前线，一队塞内加尔士兵（Senegalese）取代了他们原来的位置。港口的主管对他说，他们收到了来自土伦的命令，所有的私人游艇都必须在24 小时内驶离港口。我们打算把我们的莎拉号游船（the Sara）开到卡西斯（Cassis）^[18]，那里有很多小溪流，游船在那里会很安全。

由于早晨过于忙乱，我竟然忘掉了事先邀请过一对夫妇来吃午餐。男士是一位年轻的英国作家，他们现在正住在圣让村的一家旅馆。两人突然赶到，既兴高采烈又温文尔雅，他们的假期过得很愉快，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很多天没有读过报纸了。他们在路上看到了塞内加尔军队，觉得他们的装扮很漂亮，我告诉他们，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可他们根本不信我说的话。他们认为，这和前两次的战争危机一样，要是他们就此急火火地赶回伦敦，错失了在这里泡温泉的机会，而结果战争并没有爆发，别人肯定拿他们当傻瓜。听到这话，为了让他们能够认清现实，我故意把话说得尖刻了一些，我说，要是他们的车被军方征用，而火车又要用来运载士兵，他们会在未来几周之内都无法离开这里，那时他们才会发现自己是真正的大傻瓜。我的话显然对他们有所触动，于是他们决定当天下午就赶往巴黎。

4

一个小时前，我的别墅里还人声鼎沸，现在，这里已经人影皆无了。杰拉德和我去尼斯准备一些战时物资，这里的商店东西已经基本被人抢购一空，剩下的也没什么了。幸运的是，我们设法搞到了一些沙丁鱼罐头和足量的罐装汤、腌牛肉、牛舌和切成片的火腿。这些足够我们维持几周的时间。我们还买到了不少通心粉、大米还有一袋土豆。这些我们都存放在了船上，我们在回别墅的途中遇到了厄内斯特（Ernest），我们的管家。他是瑞士人，当时正开着摩托车去尼斯会见他们的领事。领事告诉他，瑞士正在集结军队，他很快就会收到返回瑞士的命令。司机把我们送到自由城之后，第二天早晨也离开了。厨师和剩下的那位名叫妮娜的女佣（她就是我的男仆弗朗西斯卡妻子口中的妖妇）都泪流满面。他们都是意大利人。我问他们是否愿意回国。他们已经跟随我多年，现在无处可去，更愿留下来。但他们心里很害怕，因为我的园丁长扬言，只要他们不在我眼皮底下，他就会割断待在这里的每个意大利人的喉咙。我叹了口气，把园丁长找来，告诉他说，不管我在不在这里，意大利人的正当权利都应该受到保护，要不然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他态度很坚决。等我们离开后，我们的关系就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前了。

我在前文中提到过，我有很多仆人，这是因为我的别墅面积很大，而且法国佣人工作起来不像美国佣人那样努力，但他们工作起来也不像英国佣人那样挑三拣四。我说过我有一个男仆，但这也没有值得夸耀的，因为他不但要干男仆的活儿，还要兼顾一些女仆的工作。法国的大管家也不像英国管家那样只管开门、服侍用餐、以及监督其他佣人的工作，在法国，除了上述工作，管家还要负责保持一楼整洁，打扫卫生，给木地板打蜡。他们的工资很一般。我觉得我付的工资比周围邻居高，我付给管家每月25 美元，男仆每月20 美元。很久之前我就发现，要想在外国住得舒服，就得比当地人多花点钱。而如果手下人手脚不太干净，你也只能耸耸肩一笑而过。在法国，你的厨师有一种秘而不宣的权利，那就是他在市场上买的任何东西，报价时都会多报5%，只要他没跟你多要一倍的钱，你就要谢天谢地，称赞他的善良和诚实，认定自己很是幸运了。

当时，我确实有很多仆人，有时我会为此感到不安。想象一下，开个一般规模的传统聚会就有不下十三四个人在这儿忙碌。确实，我付他们的钱不低，他们确实也靠这些钱养家糊口，要是没有了这份工作，他们的生计会更艰难。但尽管如此，我的良心依然在折磨着我。我知道，自己可以买所小房子，雇三五个仆人照顾我，那样的生活依然会很快乐。现在，尽管战争的临近让我不得不解雇七位仆人，但是依然有两位女士和四个园丁留了下来，我没有办法解雇他们，不然他们真的会挨饿。

前面我提到过我的私人游艇，听起来一定很豪华的样子，实际上恰恰相反，莎拉号只不过是艘老渔船，重45 吨，有两根桅杆。在桅杆上我们安装了柴油机，我们尽量使这艘船乘坐起来比较舒适，船上有一个小沙龙，里面可以睡两个人，有一个船舱，里面只有一个座位，两者之间有一条通道，通道上还有一张床，有洗手间，有浴室，浴室里可以躺下一个人，前提是身高不超过一米二。厨房里可以站两个人，有收音机，还有船员的驾驶舱。品诺是船员之一，他来自意大利的卡普里（Capri），他有一位老乡叫朱赛佩（Giuseppe），还有一位法国船舱管理员，他曾是我的园丁，但由于偷懒被解雇了，他在游艇上也不干什么活，但是他很懂礼貌，举止文雅，人长得也漂亮。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提到的绝大部分人都来自意大利，据说，在马赛（Marseilles）和文迪米利亚（Ventimiglia，位于意大利边境）之间有25 万意大利人在工作。法国人不喜欢他们，准确来说是讨厌他们，但是他们干起活儿来就是比法国人强，雇主们会非常欣赏他们的忠诚、平易近人以及卖力地工作。他们之所以大批涌入法国，是因为在意大利很难找到工作，就算找到了，工资也很低。尽管意大利的独裁领袖抛出了那么多豪言壮语，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没有做到，那就是提高工人的福利。

5

天气不错，阳光普照，微微有一点风。我们即刻出发，一到海湾我就穿上游泳裤享受日光浴，几天的烦乱之后我正巴不得享受片刻的安宁。我不知道我的别墅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并不担心意大利人会突破法国的防线，因为在我们看来，法国军队很强大。早晨的时候，我们去往自由城，看到卡车装载着士兵去增援他们的驻地。众所周知，法国陆军天下无敌，我的司机让（Jean）曾说过，只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法国就可以从本土攻到罗马。我预测，只要一下达动员令，大批军队都会赶往这里，所以，他们很有可能会征用我的别墅。想到这里，我感到有些不舒服。我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我知道，如果军队占用了一所房子，那他们就不仅仅是破坏，而是毁灭。他们不但会拿走任何引起他们想象的东西，而且还会搞一些恶作剧式的破坏。他们最喜欢的一项活动就是用手枪射击墙上的画。我的一位熟人在距离巴黎六十英里的地方有一座大庄园，但在一战中被毁掉了，他重建庄园后在入口处竖起了一块匾，上面刻着：“这座庄园曾经被德军轰炸，被法军洗劫，被英军烧掉。”现在，我努力克制住自己不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一到尼斯对面的海边，我就在深水区好好游了个泳。我们并不太着急，因为我们当天只计划走到圣马克西姆（Ste Maxime）^[19]就可以，那里有我的很多朋友，如果他们依然在那里，我们可以共进晚餐。

凉风吹过，我的精神为之一爽。我们又可以下水行船了，我要么读书，要么睡觉，要么抽烟。此时的我心中有一种淡淡的兴奋，因为我们已经逃离了危险区域，游艇也被藏在了没有人可以找到的溪边，船尾飘扬着星条旗。到了傍晚，我们抵达圣马克西姆，然后在我朋友的别墅对面抛锚下船，乘上小舢板来到陆地上。我的船之所以插美国国旗，那是因为她原来属于杰拉德，而他是美国公民。我们马上要去拜访的这位朋友拥有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周报，同时也是周报的编辑之一。我们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些关于这场战争的最新的可靠消息。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因为他和妻子正打算乘车去巴黎，只要晚到十分钟，我们就见不上面了。看到我们来了，他们非常高兴，马上决定设宴招待我们，明天早上再出发。

我暂且以布驰（Bouche）这个名字来称呼这位朋友吧。他是科西嘉人，秃顶，胖胖的圆脸刮得干干净净，乌黑的眼睛炯炯有神，闪烁出智慧的光芒。他的笑声酣畅淋漓，震耳欲聋，充满了对人世的嘲讽。他极少锻炼，唯一喜欢的运动项目就是拿左轮手枪去射击水里的瓶子，可以想象，他的身材是多么的肥胖臃肿，肌肉松弛。他曾是一位众议员，但是当年的竞选费用实在太高，花费了他300万法郎（大约折合十多万美元），以后的进一步选举他就再也无力支撑了。有人企图以受贿和贪污的罪名拉他下马，但他凭借自己的机智和幽默，巧妙应对了这些指控，骗取众议院承认了选举结果。后来他娶了一位富婆，利用他老婆的钱创办了这份周报，短期内就取得了巨大成功。他这个人不讲廉耻，但却聪明绝顶，在文学和版面的艺术设计非常出色，他的报纸曾经连载过我的小说，翻译水平相当之高。但这还不是他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会肆无忌惮、野蛮无理地对共济会（Freemason）、犹太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激进派分子进行人身攻击。他的这些野蛮行径的确是科西嘉人的本性。他绝对不会原谅任何一个敌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却是一位忠诚可靠的朋友。我与他相识已有二十多年，过从甚密。在我看来，只要我请他帮忙，不管是我自己的事还是别人的麻烦，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一帮到底。他这人极为慷慨，我敢保证，如果我向他借钱，要多少他就会给多少。他的热情简直到了滥情的地步。他愤世嫉俗，厚颜无耻，而且傲慢无礼，但这一切却又显得非常迷人。

在对意大利进行制裁期间，他竟然狂热地支持意大利，他的对手们都说，他一定是从意大利政府那里拿到了不少钱。现在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但在当时，我却觉得这种说法难以置信，因为他的报纸已经赚了大笔的钱，他不会需要这有点儿不干不净的钱。现在我意识到，我当时打错了算盘，他确实应该是接受了意大利政府的贿赂（而且数额巨大）。但是，他支持意大利并不仅仅是因为钱，而是他确实认为意大利不应受到制裁。支持意大利的也大有人在，但大部分都不会从意大利政府那儿拿到钱，他之所以可以办到这一点，主要靠的是自己的幽默感。在这一过程中，他疯狂地攻击英国。疯狂到什么程度呢？他的言论使得我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就此事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在他攻击我国政府的过程中，他也担心我会对他的言论感到不满，于是及时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为了政治目的，等事态平息下来之后，他可以再写几篇文章，称赞英帝国是最伟大的帝国，英国人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有一次，由于他尖酸刻薄的抨击，我国政府的一位高官竟然被迫要去自杀，这在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普遍对我这位朋友的做法表示厌烦，而他却非常冷静，自说自话地解释着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自杀可有点儿不遵守游戏规则，这等于是在政治斗争中作弊。”他边说边笑，笑声依然震耳欲聋，极富感染力。

“这次事件影响报纸的发行量了吗？”我问道。

“只不过是一两周的事儿。”他耸了耸肩，然后又狡黠地眨了眨他那双迷人的眼睛，“我打算在下周弄一个高水平的后续报道，这样，发行量不就又上去了嘛。”

在我看来，他就是一名暴徒，不仅有着暴徒的行事原则，更有着暴徒的勇气。当年他在众议院的时候，和另一位议员进行了一场持枪决斗。他枪法不错，废了对方一条胳膊，而且他在决斗前就是这么说的。谈起此事他总是非常开心，因为从那儿之后，那位议员对他总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在1934年2月6日发生的动乱中，内政部长下令逮捕他，他得知这个消息后给部长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的确切位置，并且说有十二位科西嘉同乡和他在一起，他们全副武装，准备聚众抗拒抓捕，有胆量的就放马过来吧。结果根本没人敢去。

为了让我对这个怪人的描述更为完整，我还要补充说明一下：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是充满爱心又教子有方的父亲，也是体贴入微的丈夫。他对他的报纸认同度非常高，对父母也非常孝顺。尽管很多人提起他都感觉很恶心，但他却说，报纸的成功就是他的成功，他唯一的目的就是生存，为了生存可以没有原则。他痴迷于报纸赋予他的权力，他喜欢那种被人当面奉承的感觉，尽管他知道这些人在他背后不会有一句好话，他从他们的奉承中能得到一种不怀好意的快乐。他喜欢参加各种活动，虽然知道那些人的热情接待只不过是因为对他心怀恐惧，而不是出于真心。而且他还会明目张胆地嘲讽那些对他溜须拍马的人。他机智幽默，擅长讽刺，擅长讲述那些离奇古怪、让人听完不知该哭该笑的故事。我时常想象，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他被带到监狱的墙边，然后一队士兵开枪把他打死。我扪心自问，要是他真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会不会想办法去救他呢？我想，也许会吧。但是，我敢保证，要是被枪决的是我，他肯定会不顾一切把我救出来。

事后想想，我隐约意识到，布驰之所以见到我那么高兴，而且明显已经准备好了要走，但见到我之后依然决定改日出发，这似乎表明他在潜意识里不愿意回到巴黎，因为在那儿，他要面对非常尴尬的局面。我们坐在餐桌前喝着鸡尾酒（这是美国人发明的一种新鲜玩意儿，他怀着极大的热情追赶这种时髦儿），他对我说，战争不可避免，他已经在外省的一个小镇买了一块地，一旦巴黎被轰炸，他就马上把报社搬到那里去。一提到战争，他就气不打一处来，特别是英法两国竟然要为了波兰参与到战争中去，这实在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干嘛要关心波兰？”他问我。“波兰人最没用了。二十年前，要不是我们法国人傻乎乎地派魏刚（Weygand）^[20]去援助波兰，他们早就被俄罗斯人干掉了，其实那麻烦完全是波兰人自己惹的。”

我提醒他说，英法和波兰早就有战争协定。

“什么叫协定？只不过就是一个书面协议，双方在签订的时候都保证要维护他们共同的利益，只要现有的情况不变，他们就应该遵守那些条款。但是，一旦情况发生改变，大家的共同利益不一样了，这协议自然就失效了。人与人之间签订协议就是这样的，我看不出国和国之间的协议有什么区别。”

晚宴正式开始，我们喝的是玫瑰露香槟，它和一般香槟的区别，就像桃和杏的区别一样。宴会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我们就离开了，因为这时的风很宜人，我们想赶紧把游艇停到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我们在圣马克西姆的小型港口中过夜，第二天清晨便再次上路了。

6

天空万里无云，但风却很强硬，我的小船在水面上跳着舞，就像是第一次戴上嚼子的小马驹一样。我们无法靠到岸边，因为大陆和朝向耶尔（Hyeres）的小岛之间的水道中已经被埋上了水雷，严禁航行。我们是在狂风的间歇下海航行的，过不了多久就会风大浪高，一般情况下密史脱拉风^[21]会随着日落而逐渐减小，但这次却越刮越猛。黑夜降临，岛上的灯光都熄灭了，我们只能用指南针导航。我偶尔会走上甲板抽袋烟，顺便和掌舵的品诺聊两句。

品诺不到四十岁，个子不高，瘦而不弱，扁平的脸上满是皱纹，一张大嘴，眼睛明亮，闪闪发光。他是位出色的水手，一生中不知多少次在地中海里航行，对这片海域的各种变化了如指掌。他少言寡语，但身体语言丰富，不管是一转头，一抖肩，一甩肘或者一挥手，都传达了丰富的信息，明白清楚，有时还幽默滑稽。而大部分其他人只能依靠语言来表达这些。我问他，要是意大利参战的话，他打算怎么办。

“不怎么办。”他低声回答，完全不动声色。

“那样的话你会被拘留起来的。”

“那又怎样？”他做了一个手势，然后说道：“我宁愿在法国被拘留起来，也不愿意回意大利去打仗。”

“你不想去打仗？”

“谁会想打仗，意大利人都不想。”

“你们不太像德国人，是吧？”我问道。

“德国人就是猪。”他回答说。

到了第二天早晨，狂风依然没有减弱，天气确实很糟糕，我们的船就像一个软木塞儿一样在海面上飘来荡去，我想就算是一位经常在大西洋上航行的巨轮的船长，也要承认在这种风浪中驾船并不容易，绿色的海水冲刷着甲板，船舱里一切能够活的的东西都东倒西歪，你在用餐的时候一只手在面包上抹黄油的同时另一只手得使劲扶着咖啡杯子。我们的船是一艘大海船，它在汹涌的波涛中乘风破浪，在船上你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不过也绝对别想着会有多舒服，颠簸了一阵之后我们实在受不了了，便想着找个地方避避风头，我们仔细查看了一下航海图，发现背风的地方好像有一个小港湾，于是就朝那个方向驶去。我们继续在海上颠簸了三四个小时，转过了一个高低不平、充满礁石的海角。忽然间发现自己的船安静了下来，原来这里的海面竟然像小池塘一样无风无浪，这个港湾四周全都是绿油油的小山，在其中的一座山上还有一座小碉堡，像巨伞一样的小松树一直延伸到海上，海草爬满了海边的山毛榉，在树木之间有一些简陋的小房子若隐若现，我们洗漱一番弃舟登岸找了一个杂货店，买了一份报纸和一些面包。我们碰巧遇到一个打渔的人，他刚刚抓到了一条看起来很不错的大鱼，我们便买了过来。

这个地方景色优美，静谧安逸，找到这样一个地方真是我们的福气，我们在这里闲逛了一会儿，就都上船睡觉去了，因为前一天晚上我们都没有睡好，醒来后我冲了个澡，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又读了几页书。在跟风浪搏斗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吃的东西都非常将就，现在好了，我们终于有条件讲究一把，午餐是美味的意大利面，而晚餐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条鲜鱼。

我们在那儿待了两天。此处绝对杳无人烟。情侣们如果想私奔，这是最好的地点，没有人会找到这个地方来。在这里，你可以享受绝对的静谧。我此前从未想过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地方。它就像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一样，悄然存在却让你不知不觉。这里的空气清新而温暖，海面清澈而透明，夜晚安静而布满繁星。在这里，你几乎听不到任何噪音。这里人烟稀少，除了两三位当地渔民外，就只有几个住在渔民草屋里的俄罗斯人。到了晚上，这里的寂静达到了顶点，除了一些碉堡上的探照灯外，你完全可以想象自己身处一个非物质的纯粹理念世界中。

但是我们不能在此处停留，因为我们必须尽快穿过土伦，如果在战争爆发前不能到达此地，我们很有可能会被要求原路返回。所以，第三天早晨，我们再次出发。海面依然波涛汹涌，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才战胜了狂风，顺利通过了一个以水流湍急著称的海角。我们已经看到了土伦，同时更加小心地避开水雷，一艘负责守卫的船急匆匆驶出来探听情况，但是很显然，在风中飘扬的星条旗打消了他们的疑虑，他们连招呼都没有打就嘎啦嘎啦地开走了。

要是你的意志不够坚强，就很难忍受在一艘小船上被风浪颠来倒去，我就特别的不习惯，我们都不太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去哪儿，只知道自己寻找的那个隐蔽的小溪不在卡西斯，但仅此而已。根据我们的航海图海岸周围有好几个地方适合抛锚，我们透过窗玻璃可以看到海岸上一些规模很小的度假地点，他们也许在平时不算什么，可现在看起来却个个在向我们招手，这让我想到有一位英国海军元帅所写的一本书，书名叫《地中海的飞行员》（the Mediterranean Pilot），里面提到邦多乐（Bandol）那儿有一个很好的港口，我们想去试试，我的同伴们都跟我说，作为水手，他们都喜欢在海上颠簸，他们还反复强调，我们这艘船，虽然年事已高，可身子骨依然硬朗，这点儿风浪不算什么，风浪再猛烈些也不怕。听他们说，这艘船曾经两次横渡过大西洋呢。要真是这样的话，上面的人不吐出心肝肺来才怪，我也经常用这样的方式对客人吹嘘这艘船的坚固，但实际上我自己都不太相信这些鬼话。他们最终还是勉强接受了我的建议。比我想象的要顺利一些，两个小时后我们驶入了港口。这个港口的一边是几座小山，而另一边是一小片陆地，有一道防波堤正朝向我们。等我们到的时候，发现这里早已船满为患，费了半天劲才找到一合适的锚位。

7

我从来没有去过邦多乐（Bandol）。这是一个海边度假地，它不像坎城（Cannes）^[22]或者昂提波（Antibes）那样精致，也不像圣特罗佩（St Tropez）那样令人心情愉快。在圣特罗佩有很多年轻（有的也并不年轻）的艺术家，他们主要来自英美两国，到了夏天穿上颜色亮丽的衣服，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去那些拥挤的夜总会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们总幻想自己是波西米亚人，这种幻觉倒也没有什么坏处。邦多乐这个地方既不时尚也没有艺术氛围，据我所知，住在这里的名人只有米思亭盖特（Mistinguet），而且是恶名。为我刮脸的理发师骄傲地对我说，米思亭盖特为自己的两条腿投了上百万法郎的保险。说实话，这个地方其实挺小的，大大小小的游艇上挤满了人，显示出这里忙碌而令人兴奋的一面。海滨广场四周种满了各色树木，到了晚上，这里的本地居民会在这里来回闲逛。港口对面有一排商店，还有几家咖啡馆，人们可以露天喝点儿什么。

很快，我们安顿了下来，静观时局的变化。离开英国前，我曾经跟一两位有影响力的人物说过，如果战争爆发，我很可能会派上用场。最后一次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在情报处供职，不幸的是我在瑞士染上了肺结核，由于在俄罗斯过于缺乏营养而变得非常严重。^[23] 当时我几乎什么都干不了，只好去苏格兰北部的一个疗养院去调整状态。我在情报方面很有经验，希望这项才能不会被埋没，作为后备力量，我又联系上了情报部，我下定决心：一旦条件允许，我会立刻赶回英国。现在，所有的火车都被用来运送军队，而民用列车早已停止运行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每天我都会早起，来到海边，穿过海滨广场，去买马赛运送过来的报纸。一位名叫乔（Jo）的船舱服务员会给我买来刚出炉的面包，然后我就开始享用面包以及牛奶咖啡。吃完后，我会抽一袋烟，然后洗漱，这些完成后我喜欢去市场上逛一圈。我们意识到有必要大量储藏罐装食品，以防食品短缺，所以只要有新鲜供应的食品，我们都会储藏起来。市场上人头攒动，叫卖声不绝。这个市场位于一个广场上，周围有很多悬铃木，阳光透过叶子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农夫的妻子站在摊位后面，货摊上堆放着各种蔬菜、水果、鲜花和奶酪，这是他们大清早从山上的农场带过来的。水果的品种有葡萄、桃子、甜瓜、无花果、西洋梨子、甜杏、香梨等等，种类极其丰富，脆生生水灵灵的，看起来赏心悦目。前一阵还摩肩接踵的游客现在早已跑光了，所以瓜果蔬菜的价格一落千丈。不过你要想买到好东西，还是得早点儿去，而且一定记得要保持头脑清醒。这些满脸质朴的农家妇女带着友好的微笑和诚恳的表情，可是，她们一旦发现你经验不足，就会狠狠宰你一刀。我就多次遇到过这样的事。有一次买奶酪，卖东西的大姐发现我是英国人，便信誓旦旦地说，她特别喜欢英国人，绝不会拿一般的东西来糊弄英国盟友，她卖的奶酪绝对是这条街上最好的，要是我不信，她可以拿自己的人格发誓。可等我回到家打开包装才发现，里面的东西早已经长毛了。还有一次我买瓜吃，卖瓜的大姐郑重承诺：她的瓜，绝对甜，吃一次，想半年。买回家后打开一吃，甜不甜我们没怎么注意，倒是切身体会了一把啃石头是什么感觉。这样的事经历多了，不免会让你怀疑人性。但是我一直在学习。我被骗的最狠的一次是买菠菜那一回，我们一共有五个人，所以我买的不少，几乎装了满满一袋子，但是菠菜一下锅就严重缩水，只够两个人吃的，我不禁开始怀疑人生。鲜鸡蛋很少见，我们只能这里买俩，那里买仨，一点点凑起来。倒是有卖肉的，但也只有一个肉铺，人很多，我们只能排队等着。牛肉不多，因为牛肉属于军需物资，当兵的似乎只吃牛肉。肉铺子里倒是有大量的羊肉和猪肉。品诺不吃羊肉，他嫌羊肉脏，所以我买肉回来之后，他的脸上会呈现出痛苦的表情，然后他会对我们说，面包和奶酪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我买鸡肉的时候简直是心怀恐惧，我不知道眼前这堆没毛的死东西是又鲜又嫩呢还是又老又硬，我假装懂行，颤巍巍地伸出一根手指摸了摸它的胸部，可那湿冷滑腻的感觉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买完东西，正好看到运送英国报纸的火车到了，报纸都是四五天前的，可我依然迫不及待地读起来。英国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到了中午，马赛电台传来最新消息，局势看起来不妙，但德国人还没怎么采取行动，和平依然有望。然后到了鸡尾酒时间。船上的冰箱一直不好使，要是没有送冰的人每天早晨给我们带来一大块冰，我们的日子可就难过了。我们在甲板上的凉棚下享用午餐，然后睡午觉。醒来后我乘坐小舢板划到港口的入口处，在这里更为清澈的水中洗个澡，随后回到船上喝杯茶，之后再四周走走，看这里的人们玩滚木球游戏。这是一种类似保龄球的运动项目。滚木球和贝洛特纸牌是法国人最喜欢的娱乐项目。在海滨广场上有十几场比赛，正在同时进行，有名的玩家身边会聚集很多观众，赢了的人可以免费喝东西。他们玩得非常专注，不断地互相提供建议。看到这样的场景，你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个国家已经处于一场大灾难的边缘。有些人手里拿着报纸，还有些人急火火地跑去商店，赶在晚报卖光前抢一份。

收音机在七点播放新闻，正好赶上喝鸡尾酒和用晚餐的时间。天气怡人的夜晚，在甲板上享用晚餐会非常惬意，停靠在莎拉号两边的船上的人们也在用餐，悬挂在吊杆上的灯光在无尽的黑夜中开辟出一幅迷人而又惬意的小画面。我们旁边的那艘船稍微小一点，船主来自巴黎，水手的妻子和孩子也在船上，他们坐在甲板上用餐，尽管只是粗茶淡饭，却也其乐融融。晚餐过后，我随便干点儿什么打发时光，然后拿一本侦探小说上床，读完后睡觉。

我记得我们在邦多乐呆了将近一周，有一天，杰拉德跑上船来告诉我说，德国已经入侵了波兰，我当时正在甲板上晒日光浴，同时读着《每日电讯》（the Daily Telegraph）。

“好啊。”我说。

“好什么好，”他回答说，“战争开始啦！”

“我知道。”

那么多天忐忑不安的等待，现在终于水落石出了，这未尝不是一种放松。我当然知道战争很可怕，我知道很多城市将遭到轰炸，大批人会死去，很多国家将遭到重创，但是我相信法国军队和英国舰队的实力，我想，不管怎样盟军都不会被打败。我去邮局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以前和我谈过话的某位重要人士，我准备为国效力，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尽管来找我。后来我被告知，所有电报都必须经过市长的审查，所有私人信息都可能被延误发送，具体时间不详。

8

战争爆发给我们的船上生活带来了一些小小的变化。政府开始实施灯火管制，我们买来了油漆，把舷窗都涂成了蓝色。只要有一丝光从船上透出来，码头上的巡查人员就会严厉的告诉我们，一定要把光遮挡起来。我们已经不允许在甲板上用餐，而必须在舷窗里面，而且还得把门关好。我们的第二水手朱赛佩时常精神紧张，他坚持要求返回意大利。几天后，船舱服务员拿出一封他妈妈写来的信，信上要求他立刻回家。这样，船上的水手就剩下沉着冷静的品诺了，因此很多事都需要我们自己来做。杰拉德厨艺不错，所以由他负责做饭，我负责整理床铺，打扫卫生，而品诺负责照看甲板和游船的发动机，还要管着清洗餐具。到了这时候，已经没有了英国报纸，我去市场上买完东西后本来看报纸的时间，现在改成了剥豆子或者削土豆皮。

政府机构开始忙碌起来，不断发布如何安置外国人的命令，我们需要去拍照然后填各种表格，这些表格最终都要由市长签字。我们被禁止离开，只能在得到一张安全通行证后前往土伦或者马赛，而通行证至少需要三天才能办好。赌场被改建成了医院。每天都有男人从这里离开。我们旁边那艘船上的水手已经为妻子和孩子打点好了行装，据说他要去土伦附近的一艘驱逐舰上服役。理发店里只剩下一个骨瘦如柴的年轻人，酒吧和咖啡馆里面的工作人员也都相继离开了。不久，邦多乐只剩下了妇女、小孩儿和老年人。孩子们和老年人依然在玩滚木球游戏。你可以想象，一个海滨度假地如果没有了人会是一副什么样子。邦多乐本来还阳光明媚，人头攒动，忽然之间就变得如此萧条破败。这种萧条破败跟往日不同，它会使人意志消沉，就像是一股能置人于死地的寒风吹过整个小镇，侥幸活下来的人依然心存余悸，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没有死掉。迷迪（the Midi）这个地方的人都特别爱吹牛，你遇到的每个人都会说轴心国（the Axis）很快就会被法国打个稀巴烂。孩子们都很开心，因为他们不用去前线打仗，老人们很多都参加过一战，他们说一辈子参加过一次战争已经足够了。所有人想的都是听天由命，而没有一点儿战斗激情。他们对波兰人很生气，因为觉得他们实在抵抗不力。

9

一天，一位年轻的英国人从萨那里（Sanary）过来找我。萨那里距离邦多乐很近，那里曾住过很多作家和画家，比如列昂·福万格（Leon Feuchtwanger）。奥尔多·赫胥黎（Aldous Huxley）也曾在这里住过一阵。年轻人作了一个自我介绍，然后说他来找我是因为感觉自己前途渺茫，想征求我的意见，他已经在萨那里住了很多年了。

“现在要想回英国实在是太难了，”他对我说，“火车上挤得一塌糊涂。”

每天只有一趟列车开往巴黎，不管开到哪里都人满为患。火车一到站，马上人潮汹涌，挤得水泄不通。挤上车后人们才发现，你根本就动弹不得，他们要么站着，要么坐在过道里。我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有人在火车站整整等了三天才挤上一列火车，整个行程在平常只需要14 小时，现在却需要将近30 个小时，很多乘客一路上都要站着。而且，餐车被取消了，想吃东西就得自己带。人们都像疯了似的要从这里离开，其实原因也不是很明确，很难想象意大利人真会打进来，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宣战，但是每个人都被一种恐惧的气氛所攫取，都想回到自己的家。

“我不知道自己回到英国能干些什么。”年轻人说。

我大致猜到了他为什么来找我，他想让我告诉他，现在就应该安安静静地待在原来的地方。他正是应该参军入伍的年龄，不过我总觉得，如果你自己已经过了服兵役的年龄，而你却要告诉别人应该上前线打仗，这种感觉总让人不舒服。

“我不敢保证你待在这儿会感觉很舒服，你看，在这里，每一个四肢健全的人都已经应征入伍了，我觉得要是你坚持留在这儿，他们对你的态度不会很友好。”

“有些人已经对我很不满了。在我常去的那个咖啡馆，很多人都对我风言风语，指桑骂槐，但是我不是太在意，我想你能明白，唯一让我担心的是我怎么可以挣点儿钱花。”

看起来，他来找我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借钱。我一向对年轻人很慷慨，但这次我不想帮他。

“你要想清楚，战争很有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你不会想着在那儿待上四五年吧？”

“我不介意，我早在那儿待习惯了，怎么着也比参军打仗强。我要是回英国的话，他们会让我参军吗？”

“我也不知道，也许不会。你多大年纪？”

“要是我能在情报部门或者类似的地方找点活儿干，我倒是不介意，我就是不想去打仗，没有什么可以引诱我走上战场，我就是个胆小鬼。”

我以前从没听人这样说自己，他这话将了我一军，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我也不想当胆小鬼，可我就是。你说这可怎么办？”

他的眼睛很漂亮，眼神中的表情很奇怪，我猜不透那是一种什么心理，但我觉得我该说点儿什么了。

“要是那样的话，你当兵也没多大用。”

“屁用都没有。”

话说到这份儿上，已经无法继续了。

“要不要喝一杯？来杯干马提尼？”我问道。

“好啊。”他微笑着。

笑容很迷人。

过了几天，他又来找我，似乎听说住在里韦艾拉（the Riviera）的德国流亡者都已经被监禁起来了，附近社区的德国人也被带到了土伦（Toulon）。他们被安置在一个闲置的车库里，里面没有床，只能睡在地板上，食水供应也都不足。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接受外面带来的食品，但后来这个渠道也被中断了。官方禁止他们收发信件，会见朋友也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而且看守监视得很严。他们就像牛一样被赶来赶去，还要忍受看守的各种粗鲁对待。来看我的这位年轻人对此义愤填膺，他觉得，对于那些逃出德国以躲避纳粹集中营的人来说，这样的对待实在太不公平。对他的这种义愤填膺我并不完全同意。众所周知，流亡者中有很多纳粹间谍，要是听到他们说自己反对希特勒专制，就任由他们自由活动，那也太过草率了。他们所遭受的各种痛苦确实让人感到不幸，但是这种管制措施还是有必要执行。在这样的敏感时期，法国当局只能把他们安置在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地点，但我敢确信，他们并没有受到多少不公正待遇。这些人在法国很安全，他们享受到了法国人的热情好客。现在看来，他们应该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些降临到他们身上的不幸，这正是他们表达自己感激之情的机会。局势很严峻，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法国人心怀不满。为了国家的安全，如果他们被看做危险人物，那也很正常。我们都知道，下雨的时候，雨点儿会落在每个人身上，不管你是天使还是恶棍。

但是，我这些想法过于理性，我这位朋友根本听不进去。这件事严重伤害了他的人道主义情怀，所以他痛骂法国人的愚蠢、专制和残忍。这些囚犯中包括福万格，即《犹太人苏斯》（Jew Suss）的作者。我的朋友带给我一封这位作家的妻子写来的信，恳求我做点儿什么把他营救出来。福万格五十多岁，强烈反对纳粹主义，因此，他的德国国籍已被剥夺。这样看来，把他关押起来真是有点儿荒唐。恰好我与让·吉洛杜（Jean Giraudoux）有过一面之缘，他是法国著名作家，同时也是奥赛码头（the Quai d’Orsay）的一名官员，而且还在位于巴黎的情报局（the Bureau of Information）总部工作过。我给他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还附带有一封信。在信中，我详细讲述了福万格的情况，并指出，如果德国难民心里产生了敌对情绪，一旦他们战后返回德国，就会对公众舆论产生不利影响。我不知道我的介入是否发挥了作用，但不久我从福万格那里得知，他已经被释放了。

日子一周周地过去，天气变冷了，泡澡已经不再是一项娱乐活动，而变成了一种精神磨炼。我不再划船去港口的入口处，而是从游艇的甲板上跳入水中，快速游泳，这样做真是乐趣无穷。邦多乐现在的样子就像是一个早已过气的女演员，内心极其痛苦，脸上一片茫然。这里有一家酒吧，我常去那儿喝一杯，有一天晚上，酒吧服务员上船来道别，因为第二天早晨他就要离开了。

“你愿意离开这里吗？”我问他。

“也没什么不愿意的。酒吧生意也不好，而且我不必去打仗，我已经三十六岁了，我敢保证，在一个无事可做的地方我能够轻松地找个活儿干。”

日子一天天的重复，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我们打算回家。但政府又出台了新规定，看起来，我们得等好几周才能获得离开邦多乐的必要手续，然后穿过戒备森严的土伦，从一个地区赶往另一个地区。邦多乐的警察会检查你的证件，然后才让你上火车。土伦和尼斯的警察也会上火车检查证件，如果你的证件不全，他们会直接带你去警局。对于这一切我们只能忍受。但是决定了要走，我们就再也不想留了，所以我们下定决心去冒一冒险。有一个很古老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囚犯，花了很多年挖地道，想从监狱逃出去，结果都失败了。有一天他突发奇想，撞大运似的摸了摸牢房的门把手，结果门把手转动了，他轻而易举地走出牢门，来到街上。我们这次的经历跟他差不多。我们把游艇交给当地的一名水手照看，然后坐进了一辆马上要散架的老出租，告诉司机我们要去费拉海角（Cap Ferrat）。到了邦多乐的边界，我们看到一群中年的预备役军人，他们看上去特别懒散，军装也不合身。他们盯着我们看了一阵，但是没有阻拦。我们又穿过了土伦，不管是在入口还是出口，守卫都没有注意我们。我们从一个地区来到另一个地区， 这些都是严格的禁区，但是既没有障碍物也没有阻拦，入夜时分我们就回到了家里面。看来，所谓严格的规章制度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儿。

10

我们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两个女佣照看这里，但是由于我们不可能让她们知道我们准备回来，所以她们也完全没有预料到。房子显得十分破败，客厅里没有花儿，气氛阴沉，还微微带有一丝敌意。一所房子顷刻之间就失去了好客的氛围，这事儿真是奇怪。家具、油画甚至各种图书都似乎变成了没有任何归属的东西，他们好像都在冷漠地等待被拍卖的那一天。厨师正在七拼八凑地准备晚餐，而我则翻阅着一堆堆的信件、杂志和图书。这些都是我不在时邮寄过来的，其中有一封来自于情报部，信中说，部长先生已经看到了我的申请，他的意见是，我若能够参与进来，将会十分有用，所以他要求我时刻准备着接受情报部门的调遣，而不要接受其他工作。即使有接受其他工作的打算，也要事先向情报部汇报自己的目的，并征得同意。这让我精神为之一振，就仿佛他们已经给了我什么重要任务似的。我继续读信，突然间有什么东西疯跑过来，是厄尔达（Erda），她一下子就跳上了我的大腿，我想她一定是在低头忙着自己的事儿，突然一抬头发现我回来了。

在我的别墅里有好几只达克斯猎狗，从来没少于过四只，但是只要哪只狗下了一窝小狗崽，在小狗长到能够送人之前，所有的狗加起来有时会超过十只。它们的祖上是几年前生活在我们家的一只非常优雅的茶色小狗，它名叫艾尔莎（Elsa），这是根据《罗恩格林》（Lohengrin）里面经常怒气冲天的女英雄的名字来起的。它所有的后代都有一个出自瓦格纳歌剧中的名字。艾尔莎现在俨然是一位寡居的老祖母形象，本应显得雍容大度、慈祥可亲，但实际上青春的火焰依然在她胸中燃烧。这就像我们人类社会中一些中老年女士，现在她们早已风华不再，既然已经子孙满堂，就应该安下心来静享天伦之乐。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却并非如此，她们也许在年轻的时候太过疯狂，所以无法忍受到了老年没人理睬，于是大肆折腾吸引人们的眼球，但往往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倚老卖老、为老不尊。回过头来再说艾尔莎，它子孙满堂当然是好事，但问题是生得多了，起名字就变成了难事儿。比如说厄尔达，我们是因为实在想不出其他名字来才用了这个。厄尔达体型很小，一身黑毛，她的头部长的特别漂亮，虽然小但体格健壮，这是因为遗传了她父亲的优秀基因。她父亲是一位大助祀家的狗，虽然血统纯正，但也许是由于长期跟主人在一起的缘故，竟然也染上了英国国教徒那标志性的呆头呆脑和那标志性的傲慢自负。和厄尔达一同出生的还有五只小狗，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也许其中的原因只有厄尔达自己知道），从很小的时候就把我当成了她的私有财产，我只能把全部的精力关注在她身上，一旦和其他小狗亲近她就会恨得牙根痒痒，甚至很多天都不会理我。她每天都要睡在我的床上，而且不像那些懂规矩的小狗一样睡在床角或者床边，而是大马金刀地横亘在床的正中央，让我感到特别不方便。我多次对她谆谆教导，可全都无济于事，她就是恋上了我的床。

在她大约三个月的时候，我去游泳池里洗澡，当时我从一块岩石上一个猛子扎下去，她以为我要寻短见，也赶紧跳进去救我，虽然我们知道所有的狗都会水，尽管只是狗刨的水平，但是第一次跳进这么大片的深水中，她还是怕得要死。她想爬出来，但四周的岩石太陡，她根本就办不到，于是便只能在水面上瑟瑟发抖。当我抓住她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她太害怕了，竟然还奋力挣扎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她带上岸，从此以后她跟随我的时候就不再那么坚定了，一旦看到我想做什么危险动作，就会停下来冲我狂吠几声，算是事先警告，然后呢，一溜烟地跑回家里，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要是这家伙真把自己淹死了反正我不在现场，而且我还警告过他，所以这事与我无关。

我们离开的时候把大包小件都搬到了院子里，厄尔达大概也明白我要离开了，于是她不断地在我身边走来走去，神情悲痛，就差落下泪来，而看到我已经回来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院子里又跳又叫，满屋子里疯跑，跳起来扑进我怀里，或者是仰面朝天躺在地上，让我给她的肚皮挠痒痒，但是忽然又会想到我是多么无情地离开了她，于是又会躲在角落里黯然神伤。她的表情十分动人，让我也感觉自己怎么会那么自私，竟然会无情地抛弃了她。她对其他人或者狗全无感觉，只是喜欢和我在一起。在她成年之后，我们也想过给她找个婚配对象，于是有不少血统纯正、长相俊美的汪星绅士们被带到了她面前，可对于他们的殷勤，她都是一脸冷漠，毫不动心。可以这么说，她的口味很重，如果一些血统比较复杂的混血汪星人向她献殷勤，她有可能会愿意屈尊，巨獒、刚毛狼犬、德国牧羊犬、卷毛狗、小猎犬这些全都被她拒之门外，她就像是亨利八世的女儿童贞女王一样，做好了准备要过一种禁欲的生活。

11

费拉海角从来没有像里韦艾拉的其他地方那样人口稠密过，这里的大部分地区曾经属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国王去世后这里的很多地产被卖掉。我拥有的产业面积大约12 英亩。这个海角的很大一部分地区现在依然荒无人烟，只有一些英国人住在这里，因为发现这里有欧洲最好的气候条件，现在这里又荒废了，几乎所有的别墅都关着门。我在街上走了一个小时，连一个鬼影都没看到。有一天下午，我偶遇一位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尼诺（Nino）。我很早就认识他，他曾经在属于伯略（Beaulieu）旅馆的网球场当球童。他在自由城（Villefranche）的港口干过各种奇奇怪怪的工作，收入来源不太稳定，但是他依然能够结婚生子，而且还不止一个。他特别瘦，而且又高又瘦，让人看起来很不舒服。当时，他正在街上无精打采地走着。我问他现在做什么工作，他说没什么可干的，现在根本就找不到工作。我又问他为什么没穿军装，他说军队不接收他，他为了逃避兵役服用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药品，而且尽量少吃东西，这样军医就会说他不适合服兵役。他现在还得特别小心，因为征兵的人有可能突击检查，他可不想冒风险。

“我希望他们说我得了肺结核。”他跟我说。

“你宁可得肺结核也不愿意保卫国家？”我问道。

“每次都这样。”

“你的好朋友会说你不爱国，对不对？”

“爱国？什么屁话！爱国这些词儿是给有钱人预备的。”

自从我离开这里之后，这个海角上已经进行了一些军事活动。在我别墅的下方有一条路，路的尽头有一座小型军营。这里安着一门防空炮，炮口就隐藏在山崖上的树木之间，在距离康诺公爵别墅的一个足球场上，也有一门炮，这门炮四周安着有刺铁丝网。几乎正对着这个足球场，有一个特别温馨的小咖啡馆。在我依山而建的别墅所在的山顶有一个旗语信号机，负责守卫信号机的那些水手会经常光顾这个小咖啡馆，周围的士兵在不执勤的时候也会来。他们经常玩贝洛特（belotte）纸牌，到了晚上，他们会跟着留声机里的音乐跳舞，这是海角附近唯一有生气的地方，我曾经也时常来这儿。我认识一些水手，因为他们会从我的花园里抄近路去附近的大道；也认识几个士兵，因为他们没有酒喝的时候也会来我家拿。他们很高兴能待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上前线的机会微乎其微。水手们说话非常直率，对这一点他们毫不隐晦。

“不管怎么说，这都不是我们要发动的战争，这都是你们有钱人的事儿，跟我们没有一毛钱关系。”

我原以为这是那些失去了正常工作的人们自然而然发的牢骚，所以一开始也没太在意，可是事实证明我错了，有一次我无意中提到了英法与波兰签订的协约，可是刚说完就遭到了他们的嘲笑。

“谁在乎协约，希特勒不是傻子，他才不会在乎那些东西，只要发现对自己不利，他就会对那些东西置之不理。”

说这话的水手用语极其下流，我都不好意思一字一句地翻出来，恰好有一名海军中士在场，他在和平时期也是一名水手，他说道：“但是，我们也要考虑法国的尊严。”

那名水手用法语中最淫秽下流的词回敬了他，其他人都肆无忌惮地狂笑起来。水手继续说：

“只有一场战争值得我们去打，那就是穷人对富人发动的战争，我相信这场战争很快就会到来，到时我会拼尽全力！”

12

我开始着手干手边的一些工作，我没有心思写小说，我时刻准备着接受召唤，返回英国。这时我正准备编选一套包含各种内容的文集，内容主要是关于以前所写的读书笔记和写作经历。这种工作枯燥乏味，但可以让我暂时忘掉战争。在尼斯另一侧，高尔夫球场依然开放，但是附近有军队驻扎，所以我总觉得在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眼皮底下去打高尔夫怎么说也有点不合适，所以，为了锻炼，我每天都会一个人走很远的路。

我注意到，从情报部发来的信件用了三周时间才到达我这里，于是我在回信时建议他们以后有什么指示尽量打电话或者拍电报。一般来说，个人不允许使用长途电话，但我认识一位政府官员，他可以帮我做到这一点。看起来我说的这种有效的沟通方式当时还不为情报部所知，因为我收到下一封信又是在几周之后了。在这封信上，上面要求我讲述一下法国在战时的状况以及法国人为战争所做的准备。另外，他们还要求我尽量多做一些调查，主要内容是关于法国人对待英国盟友的态度。关于这些，我早就知道，如果真实记录的话，双方都会很难堪，不久前霍尔-贝里沙先生（Hore-Belisha）、当时的陆军大臣，做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吹嘘自己已经成功地帮助十五万英国军队在法国驻扎，所以在法国人的印象里，至少有三十万英国军人待在法国。而霍尔-贝里沙先生的演讲更是让他们大吃一惊。上面要求我私下里调查一下法国人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当然只能讲讲我所在地区的情况，但是，在报告中，我有些冒险地做出了一个判断，说整个法国的状况都差不太多。当然，法国人对英国人不满还有其他原因，他们觉得英国对战争没有足够的重视。在法国，所有二十岁到四十五岁的男人都已经应征入伍，而英国人却只训练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想到这一点，法国人就义愤填膺。战争刚进行了几周，竟然已经有不怀好意的人散播谣言，说英国只有在法国弹尽粮绝时才会出手。

我不太喜欢分派给我的工作，因为我一直希望能做一些和写作无关的事，但这样的请求并没有得到回应，于是我马上开始做自己的安排。要是没有足够的信息，我很难按时交稿，幸好我有一位密友在巴黎的情报局工作。我拍电报请求他帮助，他反应神速，一接到电报就马上给我回了电话，他跟我说，如果我马上去巴黎，他会很快让我得到所需的资料。于是第二天早晨我就赶到了巴黎。我原来一直住在法兰西舒瓦瑟尔酒店（the Hotel de France et Choiseul）。这是一个充满古典气息的小旅馆，家具都是第一帝国时期保留下来的，我很喜欢这个旅馆，这里的整个环境让你仿佛置身于巴尔扎克的小说世界中。但是，现在旅馆经理和大部分员工都已应征入伍，于是我只能去旺多姆酒店（Hotel Vendome）过夜。到了下午，我的朋友带我来到了大陆酒店（Hotel Continental）。现在这里已经被情报局（the Bureau of Information）征用，人满为患，拥挤不堪，就像一个养兔场。不少人都在这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朋友向我介绍了几位以前的外交人员，他们神情严肃，忙忙碌碌，但在我看来，他们其实并不熟悉这里的环境，每个人都显得有些怅然若失。他给我介绍了几位带有官衔儿的年轻人，如果有人吹毛求疵的话，他们会觉得这些年轻人更应该去前线打仗，另外还给我介绍了很多教授。法国人一向对舞文弄墨者怀有特别的尊重，这自然值得称颂。局长吉洛杜（Jean Giraudoux）就是一位不错的作家，同时也是外交官。从表面上看，你会觉得把审查和传播新闻的权利交给名作家，这正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但事实证明结果很糟糕。法国人喜欢华丽辞藻，而这些名写手正好可以在广播中为听众提供这些东西，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现在的时机不对，这些四平八稳的句子与繁花似锦的修辞只能成功地让听众睡着。实际上，真正有影响力的演讲者是首相达拉第，他的演说简洁而又诚恳，能够把一切该说的话感情真挚而又清楚明白地送进听众耳中，因此可以一直紧紧抓住法国人民的心。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天赋，他才能够稳坐总理的宝座，尽管事实已经证明，他在其他很多方面并不适合这一职位。这也是所谓民主政府的一个弊端，好口才会让人攫取权利，而实际上他的性格注定他完全没有执行力。

午餐时，朋友悄悄告诉我，情报局里的工作也是乱七八糟，这些乌合之众就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这主要是因为，尽管吉洛杜为人和蔼亲切，也有几分聪明，但却没有多少管理经验。有人想把他从这个位置上拉下来，但他却总有办法让这些人的计划成为泡影，因此大家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所以，现在这里的情况是，正事儿没有人干，阴谋一大堆，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在某个位置上能待多长时间，因为如果有人看上了这个位置，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朋友，那你的地位就难保了。真正想有所作为的人却会引来同事的嫉妒，他们会四处下绊儿，让你想做的事情做不成。在这里，只有权势才是硬道理。

不过，我得承认自己的任务完成得还算顺利。我的朋友巧舌如簧，能言善辩，早已为我的工作做好了铺垫。他把我引荐给相关人士，我一说出自己的目的，很快就得到了应有的帮助，只用了一个小时，上面的决定就下来了：我应该去前线看看。与情报局有关联的一位将军打电话给位于南希的总将军，很快就做出了安排：后天我会乘火车往前线，届时会有一位军官照管我，带我去看想看的一切。最后，我的朋友带我来到同一栋楼中的另外一间办公室里，在这个办公室里，他们为我安排好了明天早晨九点会见军需部长道特里。我很高兴重新恢复了工作，对自己得到的热情帮助也非常满意。下面这些话也许听上去有些狂妄，但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真的：我的工作之所以进展如此顺利，当然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很多相关人士都意识到了我要写的文章的重要性，但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很多法国人都熟悉我的名字，喜欢我的作品。在英法两国，作家的地位大不相同。在法国，作家备受尊重，他们的想法和意见也会有人倾听；而在英国，作家总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他们说的话也显得无足轻重。在英国，我们更尊重政治家和实干者，而对于所谓的想法或者观念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

13

那天晚上，我心满意足，感觉自己一天的工作非常顺利，于是和那位朋友一起用餐。同时在座的还有一对记者夫妇，他们聪明伶俐，头脑冷静。这几位都非常健谈，我只要认真听着就好。他们都认为，达拉第不会在任很长时间，但是一谈到谁可以接替他，几个人的意见却很不一致。在他们看来，达拉第优柔寡断，一旦出现了什么紧急情况，他总会犹豫不决，竟然指望着事情自己变好，而不想着自己着手干预。我还了解到，当时的总司令甘末林^[24]善于玩政治，而不善于指挥作战，他之所以能够保住位置，主要是因为他与达拉第私人关系不错，两个人共同摧毁了几次手下军官发动的想要逼他下台的图谋。还有，军队和老百姓都对乔治将军充满信心，他是甘末林手下的参谋长，但两个人经常闹矛盾，几乎不说话。

在他们侃侃而谈的间隙，我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法国如何看待英国为战争所做的准备？法国人民和军队与英国远征军（the B.E.F.）^[25]的关系怎样？在回英国之前，我不断重复这些问题，得到的答案基本上雷同。我会把调查结果写进一份私人报告中。他们的回答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法国人普遍对英国军队的表现十分不满，法国人认为，英国盟友所表现出的热情基本上是政策需要，而非出自真心，他们对英国人的反复无常表示震惊。英国士兵喜欢在他们穿越法国的火车车厢上随意写一些俏皮话，而法国人觉得这样的做法很傻；而且英国军人行军时喜欢边走边唱，这种乐观向上的幽默感也为法国人所不齿，尽管这其中带着一些醋意。英国士兵玩儿起来也是精力无限，这也让法国人难以忍受。大多数法国人都觉得英国人玩儿的各种游戏极其幼稚，当然那些受到过盎格鲁-撒克逊影响的人们除外。而且，他们觉得在世界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时，作为成人就不再应该对足球这样的游戏这么热衷，不然就是一种极端玩世不恭的表现。我一次次地向法国人解释说，英国士兵就是这样，你们得学着接受他们的这些特点。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为你去死，”我说，“但就在死的时候嘴里也会说点儿什么笑话，尽管这笑话并不是很高明。”

美国人认为英国人没有幽默感，其实他们错了，英国人一样充满幽默细胞，只是他们的幽默感有些与众不同。他们的幽默出自急智，只是用语比较粗俗，所以不好举例子。我想起一个故事，那是在大罢工期间，一名在大学工作的年轻人开着一辆公交车从街上经过，他停下来的时候周围的人们都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冲过来打他个半死，一位妇女大喊：“你个混账王八羔子！”他却咧着嘴笑着回答：“妈，你跑这儿来干啥？”大家哄堂大笑，放年轻人走了。

说到这里，我必须提到一件小事，虽是小事，却在法国人心中留下了很不舒服的感觉。之前，法国人都想知道现在英国部队在哪里，很多人（其中包括我）都要求作战办公室让巴黎的居民看到英国部队赶赴前线的情景。一般的程序是：英国部队从登陆港进入巴黎，乘坐同一辆火车绕城一周，然后继续赶往目的地。我觉得，如果能让这些人徒步穿过巴黎，那会极大地鼓舞法国人民的士气。我国当局却并不同意这一方案，他们认为，士兵们一上火车就会摘下皮带，脱下上衣，然后以最舒服的姿势待在车里，这样的话，想让他们重新做好徒步行军的准备就变得很难。这种反对意见最终未被采纳，于是在不久后的一天，天气很好，威尔士卫队沿着大道向前行军，一直走到香榭丽舍大街，但是，他们行军时用的是《兰贝斯舞曲》（the Lambeth Walk）的音乐，这让围观的人民群众非常不满，他们都说：这些士兵马上就要上战场与敌人殊死搏斗，怎么可以伴随着如此轻快的舞曲行军？

但是，两国士兵之间不友好的感觉主要来自于收入水平的差异。英国士兵收入较高，他们能够买一些法国士兵买不起的奢侈品，年轻女孩当然希望跟有钱人来往。还有一个相对较小的原因，那就是法国士兵八点半之前必须返回军营，而英国士兵却可以在咖啡馆里多待一个小时。法国军队在行军时，英国士兵会开一些善意的玩笑，说些俏皮话，这本无恶意，但法国的年轻士兵还是觉得受不了。还有，在咖啡馆多待的那一个小时里，英国士兵会玩得很爽，要么把酒喝光，要么就是喝得太多，醉醺醺地把酒瓶子都砸烂了。到了第二天，法国士兵来喝开胃酒，却发现已经没的可喝了。关于英国军队的酗酒行为，从上到下都有很多非议。有些法国军官受英军邀请一同用餐，他们惊诧地发现，主人几乎顿顿喝醉，更让他们气恼的是，第二天行军时，这些官兵竟然能够面颊通红，两眼放光，就像春天里的叶子一样充满活力。从另一方面来说，法国老百姓——无论是城市里的还是农村的——都更喜欢英国军队，因为在城市里他们出手阔绰，而在农村里他们又很愿意帮着干农活。

总起来话，要让两国军队互相增加好感，确实还有很多事要做。我无权无势，唯一能做的就是指出其中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第二天早晨，我去拜访了军需部长劳乌·道特里（Raoul Dautry）。他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精神矍铄，只是微微有一点斜视。他已经为我安排了一套周密的行程，附近的工厂都会被参观到。道特里先生不是政治家，而是工程师，他因为组织重建了全国的铁路系统而得到国民的拥护，这铁路要是不重建，法国的交通就是个大问题。他精力充沛，工作努力，不管对自己还是对下属都非常严格，而且这个人诚实守信。法国沦陷后，很多政府官员的能力和品性都受到了指摘，他是唯一能够幸免者。他安排的这套采访计划至少需要一个月，可我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战争中经常发现这样的事：不能匆忙下决定，但却要求尽快出结果。为了搜集到足够的写作素材，我至少需要三个月，而给我的时间却只有一个月。要想让我这样一个军事白痴写出一篇关于武器装备的可读性很强的文章，那难度可想而知。我知道，我只能大量搜集资料，然后从中认真选取，但用于此的时间又不能超过一周。我跟部长说明了这一情况，他非常通情达理地告诉我，从前线回来后我可以马上联系他。

14

当天下午我直奔南希（Nancy）。有人已经为我在车站附近预定了一家旅馆的房间。那家位于斯坦尼斯拉广场（Place Stanislas）的著名旅馆已经关闭了。这个大广场是欧洲最漂亮的广场之一，那家酒店是由斯坦尼斯拉·莱瑟金斯基（Stanislas Leszezynski）修建的，他曾经是波兰国王，被剥夺王位之后洛林（Lorraine）就归他管辖了，这也算是一种安慰。他的女儿嫁给了风流成性的路易十五（Louis XV）。在这位女士去世后，路易十五这样评价她：“她从来没有让我感觉到任何不快，只有这次例外。”（话是好话，但是感觉他说的有点讽刺）。广场的一边是巨大的宫殿，宫殿里有镀金的大门，还有优雅的雕像，这些都是洛可可风格的典型代表，但是现在这里堆满了沙袋，建筑之美已完全被掩盖。我走进那家朴素的小旅馆，一位穿着整洁的年轻军官迎了上来，他自报家门，告诉我他是被委派来照顾我的。我们走进了旁边的一家咖啡馆，坐在大理石面的桌子旁边点了两杯喝的。这位军官来自法国布列吞地区（Breton），以前是建筑师，英语说得很流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被派来接待我。其实，这有点儿没必要，因为他们似乎忘了，我的法语说得也还不错。这位年轻人聪明伶俐，举止优雅，性格温和。我把我的工作向他解释了一下，然后听取了他的一些建议，具体的安排商议妥当之后，我们开始闲聊。我并不是很急切地想知道前线的状况，战地记者随后会发来报道，我更想知道的是军队的一些动态，法国农民如何看待这场战争，还有德国的宣传对军队的情绪有什么影响。我想请这位军官吃饭，于是一起来到一家饭店。那里多数都是军官，有的聚在一起，有的和妻子或者情人单独待着。吃饭过程中，他给我讲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一架深入德国内陆的英国侦察机被德国的炮火击中，幸好飞机在一片无人区坠毁，法国士兵设法接近了飞机，发现飞行员已经昏迷，而另外两名机组成员已经牺牲。飞行员伤势很重，很快被送进了南希（Nancy）的医院。恢复神智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其他机组人员怎么样了？医生告诉他，两人都已牺牲，他马上从床上坐了起来，把手放到缠满绷带的头部旁边行了一个军礼，说：“没关系，都是为了大英帝国。”

第二天，我便踏上了旅程，首先来到德拉特尔将军（General de Lattre）的办公室。他相貌不凡，举止优雅，制服笔挺。我与他闲谈了一阵儿，他邀我共同进餐，这样我们就可以多聊一会儿。然后我们起身去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在那里我们将与市长共进午餐。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名军官，他将负责我在斯特拉斯堡的行程。这位军官的年纪在三十五岁上下，曾经是小有名气的小说家，他能得到现在这份工作是因为他与总理达拉第（Daladier， the Premier）私交很深。后来有人跟我说，他曾为总理写过演讲稿，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在路上，我们谈起了读书和写作，作家聚在一起一般都会聊这些事儿。敌人的飞机飞得很低，不断从我们头上掠过，我感觉他带着恨意狠狠地盯着它们。斯特拉斯堡现在基本是一座空城，街道空无一人，商店大门紧闭，曾经繁华喧闹的都市，现在死一般的寂静，偶尔传来流浪猫凄厉的叫声，就像裂帛一样打破了四周的寂静。我们正在街上走着，四周忽然响起了空袭警报，一抬头，德军的飞机正从头上飞过。在这座让人感伤的城市，警报声仿佛预示了世界末日。我的同伴快速地看了我一眼，眼神中充满了慌乱，他对我说：“我们快点儿跑吧！”我根本就不想跑，但我想如果拒绝的话，他会觉得我摆架子，于是我们半跑半走地来到一个防空洞里，现在想来当时我们的动作完全不成体统。我们到达的时候微微有些气喘，我想我的同伴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傻帽儿，因为几分钟后，一位风姿绰约的年轻女士仪态万方地款步走了进来，显然，即使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她也一点儿都不慌乱。

我和同伴在一起待了三天，短短的三天时间我就与他熟识了。他跟我说，凭他的影响力，他很容易在巴黎找到一份闲差，既安全又舒适，但是他坚持要来前线。他还说，看到死人是多么可怕，而他的同事告诉他，习惯了就好了。这些同事还说，在战争中，死人的事儿稀松平常，如果你的朋友死掉了，别害怕，就当他已经被调到了其他部门。死亡是战争游戏的一部分，你要学会接受它，就像接受打桥牌时某人的臭手一样。他问我是否见过死人，我说在一战刚开始的时候在法国见过一次，我给他讲述了那独一无二的经历。已经不太记得是在什么地方了，反正是一场小的战役，大约有一千人战死沙场。他们就停放在一所医院的外面，一个摞着一个地放着，堆成了一座小山，看到他们的感觉就像是一群死羊，似乎从来就没有活过，仿佛就是应该摆在那儿的一堆东西。接下来的景象深深地触动了我：他们都是一些普通士兵，但他们的手却和常人有些不同，也许下面这种说法不太准确，但我还是要说，他们的手都很小，有着贵族般的优雅。过了一阵儿，我突然想到，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他们手里面的血全都流干了。我问同伴有没有观察过这些，他说他根本没有勇气直视那些死去的士兵，一看到他们他就沮丧的难以自拔。

三天过后，我们分开了，我想当时他肯定谢天谢地终于摆脱了我。敌机从头上飞过时，他总是忍不住的频频往上看，而且他一直无法适应周围传来的枪炮声。尽管他按照行程安排按部就班的带我前往每一个目的地，但很显然，他一直神情焦虑，精神紧张。我不是想假装我有多勇敢，实际情况是本来就没什么危险，真正的危险都藏在他的幻想中。后来我读过几本他的小说，这些小说情感细腻，颇有吸引力，对他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风光有着诗意的描写。书中还有着精巧的幽默感以及对于他再熟悉不过的家乡人的爱怜。这些小说描写细致，却有失阳刚之气，我对他的兴趣很足，也很怀念跟他在一起的时光。据我推想，他把自己送上前线，一半出于爱国主义，另一半则出于英雄主义的冲动。作家经常是这样，他们总是意识不到现实与幻想之间的鸿沟宽广无比，深不见底。我想，他非常怕死，正是这种恐惧把一个男人变成了自己都感到羞耻的长舌妇。他害怕空袭的飞机，害怕枪炮，害怕一切他想象中呈现出来的东西；但同时，他又怕朋友或者同事因此而嘲笑他，更怕自己因此看轻了自己，于是他坚决不肯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让自己去往安全地带。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四处奔忙；我参观了马奇诺防线，也登上一个隐蔽的炮台去调查了一番。执勤的军官告诉我，如果炮台被包围，这里的给养足够让他们支撑六个月；几个月后，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些据点被包围后四天就被敌军占领了，这对我不啻为一种震撼。在一个总指挥部（G.H.Q.）里，我当天在那里过夜，晚饭后几个军官拿着一瓶李子酒来到我的房间，我们一起讨论时局。我被他们的机敏和睿智惊呆了。他们都期待着和德军短兵相接的那一天，他们信心满满，觉得一定能够干掉德军。一天晚上，我与普列特拉将军（General Pretelat）共进晚餐，他当时负责指挥本地的所有军队，他被认为是军队中最有才干的将军之一。他这个人个性十足，锋芒毕露，住在南希郊外的一处很丑陋的别墅里，当然这处别墅是被征用的。晚餐的情境并不让人感到愉快，他的很多手下也都在座，我记得大约有十二个人，但是几乎没有人张嘴，张嘴也是为了吃东西，所有的谈话都是在将军和我之间展开的。他一说话就特别的兴高采烈，而且快言快语。他信心十足，频繁调动守卫前哨的军队，这样在等待德军入侵的这段时间里，所有的士兵都能够亲临第一战场。在几次小规模战斗中，他满意地发现，如果一对一作战，他们要比德国人强。他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军队急切要求进攻，而他要劝说这些士兵更耐心一些，等到春天来临迫使德军首先发动进攻，这样他们就可以把德军彻底击溃。当然，他们还要面对这样的现实：德国人一共有八千万，而法国人只有四千万；德国人有一百二十个师，而法国只有九十个，英国要做好准备向法国投放三十个师，我相信那大约需要四十五万人，而这就是法国沦陷时在法国的英军数量。

将军继续说，法国在一战中损失了太多士兵，现在已经承受不起更多的损失了，对于战争，法国必须格外小心。这个理论在我听起来很奇怪，如果不损失军队，怎么可能赢得战争？他还提到，假如法国打败了德国，法国会提出怎样的和平条款，这是本世纪法国第三次抵御德国的入侵，每个法国人都下定决心这将是最后一次，当然最合理的计划就是杀死两千万德国人，但是这看起来不太可能，那么就得想其他办法来保证法国的安全。将军说，一战胜利的果实都被威尔逊（Wilson）和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骗走了，这一次同样的事情绝对不能再发生。德国必须被再次划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国，莱茵河要成为法国的前沿阵地。我指出，这样的话法国统治下就会有几百万德国人，他们从本性上就心怀不满，想着叛逆闹事，法兰西共和国收复这些省份后，在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将会有数不清的事变。我脑中在想，要想同化外邦人将会多么困难。将军耸了耸肩，说道，当然如果法国人足够多，在那些国家的德国人会全部被赶出去，但问题是法国人的数量连填满本国都很困难，所以只能在莱茵河的桥头堡上设置重兵防守。

晚餐后，我问将军能否私下里聊几句，他于是带我去了书房。在与法国军队待在一起的忙碌日子里，我了解到，现在最困扰法国人的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英国士兵，他们听说英军已经集结在了法国北部的一个小地方，但他们从来都没有见到过，他们觉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还听说法国的防空炮数量不足，射程也不够，于是出了一个主意，想让英国的一部分防空部队与法军共同驻守阵地，这样两国的官兵就可以互相了解，而德国飞机在空袭时也会有所忌惮。我觉得这对于提振士气会大有帮助，但是在把这些建议写进正式的报告之前，我想知道法国人怎么看待这个想法。将军听完后很高兴，他问我是否介意告诉他的手下，我当然不介意，于是他喊他们进来，把我的想法重复了一遍，他们听完也觉得很棒，但问题是这个提议从未被执行过，据说，上面要求我理解：这个计划是不可能的，因为英国士兵有他们自己已经习惯了的食品和卷烟，而运送这些东西将会十分困难。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我在各地穿梭，总感觉很多官兵整日闲逛，无事可做，他们忧心忡忡，因为家里给他们来信上说，农场或者商店由于他们不在已经显得十分落寞。他们不会玩别的游戏，只会打贝洛特纸牌（belotte），这是一种纸牌游戏，两到四个人都可以玩，具体细节不好描述，读者只要想想打升级之类的就可以了。这是劳工阶层和小资产阶级最喜欢的游戏，他们一玩儿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吃得饱饱的，而且每天的两顿主食中都有定量的酒，在没事干的时候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去讨论德国人的舆论攻势。佛当耐（Ferdonnet），斯图加特（Stuttgart）的反叛者，每天都会跟他们说，他们拼着命去打仗，保护的只是资本家的财产；还有，他们在前线玩命，而在后方的英国士兵正在与他们的妻子鬼混。时常会有这么几个法国士兵会相信这是事实，确实，人们特别喜欢从一两个偶然的事件中来推测这种谣言的真实性。

就在我跟阿尔萨斯（Alsace）的守军待在一起的时候，德国人开始在法国前线散发传单，名字叫作《浴血》（the Bath of Blood）。传单上一共有四幅漫画。第一幅里，一个法国士兵和一个英国士兵站在一个池塘旁边，池塘里不是水而是鲜血；第二幅，两个人同时准备跳进去；第三幅，法国士兵已经快跳进去了，而英国士兵还待在岸上；第四幅，法国士兵把头露在水面上，而英国士兵却脸上带着坏笑走远了。这组漫画很有效果。法国人对于这些的回应就是在很多大教堂上树立了一些纪念牌匾，以纪念在一战后长眠于法国土地上的百万阵亡士兵，他们来自英国和多米尼加（the Dominions）。

尽管德国人的舆论攻势很奏效，而整日的无所事事也会降低军人的士气，但我离开时依然相信，等到士兵们该打仗的时候，有这么优秀的军官带领他们，他们一定可以勇敢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15

我在南希的最后一天晚上遇到了一位以前的熟人。有几位英国战地记者也待在这个酒店，其中有一位与我相识已有多年。他并不是专业的战地记者，只是被他的报社派到这里来写一组相关文章，我在这里暂且称他为乔治·波特尔（George Potter）。他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小说，我恰好读到了。小说明显带有自传性质，却能表现出他善于观察的天赋。小说中散发着青春的活力，还有一种掌控很得当的伤感情调，文字也很优雅，能显示出他对遣词造句的掌控力。在我看来，这年轻人前途无量，于是约他见了个面。他觉得自己这本书写得很一般。我发现他很有魅力，经常情绪高涨，谈吐也很风趣。从他的话中，我知道他以前非常穷，16 岁离开学校后就全靠自己来维持生计。我邀请他到里韦艾拉的别墅同住，并承诺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第二本小说的写作之中，一切吃穿用度都由我来提供。

作为客人，他很随和。他的网球打得不错，同时也是桥牌高手。他是那种浑身散发着活力的人。他的日常举止不是特别的好，但我把这个看做他年轻、精力充沛的必然结果，也没怎么放在心上。他非常健谈，不管来我这里用餐的人多么乏味（当然乏味的人才需要他调动气氛），他都能轻而易举地让气氛变得非常活跃。他的勤奋也深深地吸引了我。在里韦艾拉这个地方，人很容易变得懒散，特别是在夏天，泡个澡，聊聊天，打打网球，打打桥牌，搞个聚会，日程满得让你没有时间工作，但是每天晚上，不管还在进行什么活动，他都溜出去花几个小时写篇文章，正是靠着这些发表在女性报刊上的文章，他才能够勉强度日。我读过一两篇这样的文章，读后有些吃惊，因为这都是一些为迎合大众口味而扭捏作态写出的不入流的作品，但我总觉得编辑要的就是这类东西，我太清楚一个年轻作家想要维持生计是多么艰难，所以也没有过分责备他。

两三年过去了，也许时间更长一些，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我听说波特尔正在为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娱乐小报写闲话专栏。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写的都是一些装腔作势的无聊内容，有的语言粗俗，有的自视清高，还有的明显三观不正，还有一些内容竟然公然带有宗教色彩。可是呢，大众就吃这一套，他已经成了英国最有名的记者，他的追随者众多，既有女仆，也有美甲师，还有速记员以及商店售货员。他发回的报道万人期待，所以报社专门安排了一个团队来处理他发回的文章。他的文章已经大大提升了报纸的发行量，根据最新报道，大约每天八万份。正因如此，另一家发行量更大的报纸想把他挖过去。他几乎已经成为英国收入最高的记者，而当时他刚刚三十出头。

自从他恶名鹊起，我就很少见他，而且很难想象他曾经在我眼皮子底下混了三年。在南希，记者们吃饭时有他们专门的房间，尽管我认识其中一些人，但我觉得最好还是别不请自到，于是我一个人在餐厅用餐。就在我提到的那个晚上，我正在用餐，忽然收到一张纸条，是波特尔写来的，他说想要见我，这让我多少有点吃惊。我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可以在半小时内到我的房间来。他进来的时候我们握了握手，他坐在屋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我则斜倚在床上。

“感谢您能够接见我。”他开口说道。

“很高兴见到你。”我礼节性地回答。

“有件事我特别想问您，我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什么事？”

“我想知道为什么您不再理我。”

我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惶恐。

“我没有不理你呀。”我回答说，同时笑了一下。

“不，我觉得您就是不想理我了，这很明显。我很长时间没有见过您了，我曾给您写过信，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去拜访您，您却找各种理由来推托。我想请您共进午餐，您也拒绝了。您再也没有邀请我去里韦艾拉同住。我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惹您这么生气。”

“你没有做错什么，乔治，我也没有生气。”我回答说，语气很缓和。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事。”

我告诉他确实没有什么，但他一直不信。让我尴尬的是，他开始向我表达谢意，因为我在他从事写作初期确实帮助过他。他告诉我说，他从我身上学到了很多，而且他非常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他的用词极尽奉承恭维之能事，搞得我浑身不自然，在床上辗转不安。他提醒我说，他在自己的专栏文章中多次表达了对我的仰慕。

“只要有机会帮您打广告，我都不会错过。”他说。

这倒不用他提醒，每次我读他这些恭维之词的时候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无意伤害他的感情。我争辩说，我们两个现在分道扬镳，这都是时局所致，并不是我有意为之。我们都很忙，而且我大部分时间待在法国，他在伦敦认识的那些人我基本上都不认识，所以我们很少见面，这也很自然。我的解释很委婉，但他却很固执，非要问出个所以然来，最后我终于被激怒了。

“好吧，你要真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但是这话会有些不中听。”我的语气开始有一些严厉。

“没关系，您说吧。”

“你写的那些东西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这些东西肮脏至极，不堪入目。”

他吃惊地看着我，我敢保证，他的吃惊不是装出来的。

“这就是您不再理我的原因？”

“没错儿。”

“难道您不明白吗？一个作家的为人和他写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么说的话，我确实不明白你所说的这个道理。如果一个人写的东西不堪入目，我就不想和他走的太近。”

“但是大众就需要这些东西，他们真的就吃这一套。”

“这我明白，我问你，你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满怀真诚的，对不对？”

“那当然，我当然是真诚的。”他加重了语气。

“我也看出来了，我相信，要是一个人心口不一，他也不会像你一样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功。我相信你是真诚的，如果你的内心并不真诚，写东西的时候只是想着这些可以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自己边写边窃窃地笑，仿佛读者马上就会进入你的圈套，那我也不会把你看作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而是有一种透过你的写作方式更加看清了这个世界的感觉。我会觉得你就是个流氓，但是我会放声大笑，就像是笑话那些用西班牙囚犯的老把戏而逃脱惩罚的骗子们一样。但悲催的是，这些东西都来自于你的内心，所以它们也可以走进读者的内心。在你身上，你的人品已经和你写的这些东西融合成一个整体了。”

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他很聪明，不会听不明白。我看到他很沮丧，于是就想换个话题，把他的思绪引到别处去。

“不管怎么说，你真的这么在乎我对你的看法吗？你现在很成功，钱挣得也不少，很多人都极其崇拜你，就算没有我，你还是会有一大帮朋友。”

“这些我知道，现在我敢说，所有的英国女公爵都想包养我，这个国家的所有要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跟我套近乎、拉关系。有时，我会描写他们请我去参加的宴会的情景，他们会装得很生气，而且就算是装也装得挺吓人，但实话告诉您，我要是没有提那个宴会，而是写了其他东西，他们才真会暴跳如雷。”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在乎我？我可没有那些人那么重要。”

他沉默了。我能看得出他很激动，我很抱歉惹得他这么不高兴。

“您不明白。”他有些抽泣。

我当然明白，我的心里就跟明镜似的。我知道他有着极强的自尊心，我的这些言行会让他从崇拜者那里得来的艳羡目光瞬间黯然失色，这让他难以忍受，故而十分气恼。

最后我对他说：“请原谅，我必须走了。我得赶紧换好衣服，七点钟必须出门。”

他说了声晚安，然后就离开了。另外我还得再加一句，他参观完前线后所写的文章被翻译成了法文，很受法国人喜爱，这些文章在好几家报纸上登载。后来，他为了搜集新闻素材，做了很多十分冒险的举动。他这个人很有勇气，也可以说这叫鲁莽，他坚持要去各处冒险，而他的编辑也不想失去这么一位能挣钱的撰稿人。我敢确信，他面对危险时绝不会犹豫不决，而是会带着他那标志性的尖利笑声，嘴里还会冒出各种俏皮话来。他的冒险经历也被他写进了文章里，这确实让人感觉毛骨悚然，而且很多话读起来也确实让人不齿。

16

之后那个星期，我去参观了军火库。每个工人都在很努力地工作，工作时间很长，没有一天休息时间。我忍不住问道特里先生，血肉之躯能否承担这样的重荷？他告诉我，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现在想起来，这绝对是一个严重错误，一个人可以每天工作12 个小时，一周工作7 天，但是，这不能持续的时间太长，假如积年累月这样运作，工作质量必将明显下降，工作者的士气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很不幸的是，大量技术工人都已经应征入伍，要么在桥梁处驻守，要么在擦洗军营的地板，如果他们能够走进工厂，必将会创造更大的价值。我曾要求上面允许我和工作人员自由交谈，这一请求很快就获得了批准，速度之快让我丝毫不怀疑他们的诚意。但是，之后不管我去哪儿，身边都会跟着两位工程师，一位来自陆军，一位来自海军。如果我说的话对方不太理解，他们就会帮着解释，他们做的事似乎是好意，但是这种尾随的方式其实让我很苦恼。我就像是一个暴徒，旁边有两位警察押解。各个工厂的上层人物对我都非常友好，但每次我停下来和工人交谈时，他们和那两位工程师也会停下来，这时候，要是我相信这些工人会有问必答，畅所欲言，那我就是一个傻蛋。不过，有时候确实能听到只言片语的真话。在一家工厂里，我听到厂长对我的一个同伴说，有六十多位工人已经被送进了监狱，理由是蓄意破坏或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有一次，一位厂长告诫我，最好别去某几家工厂参观，因为那里不会给人留下好印象；还有一次，有人直截了当地跟我说，禁止和工人交谈。

参观完毕之后，我的总体印象是：法国人正在尽其所能弥补自己在武器方面的严重不足，而工人们也在竭尽全力完成这一目标，但是也有少数工人，我不知道他们的态度有多么强硬，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不满情绪很高，似乎已经难以压制下去。我发现，我无法从任何人身上得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很多工人都有一种担心：工厂主们在利用战争逐步剥夺工人在社会主义政府当政期间所获得的诸多权利。但这只是一种感觉，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我有理由相信，他们这些担心并非毫无由来。

17

我的下一项任务是去采访法国西南的阿尔萨斯- 洛林地区（Alsace-Lorraine），一些位于危险地区的居民都已经被转移到了这里。采访结束后，我返回了巴黎，我来到情报局，告诉他们说，要是让我写的是关于德国宣传攻势的文章，那我现在手里的材料已经足够了。但是这并不是我此行的目的，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自己该写什么了。他们有些漫不经心，对我说，是啊，他们也知道那个地方的情况一团糟，确实他们办的事儿一点也不光彩。那些可怜的人们被告知，要在两个小时内火速离开自己的住处，只需拿一些随身物品，然后他们被塞进了牛车里，花了三天的时间，有些人不止三天，不管白天多热，晚上多冷，昼夜兼程。到了普瓦捷（Poitiers）和昂古莱姆（Angouleme）之后，他们就被随意安置在了当地的农村，有些人由于一路颠簸，病得很重，死在路上的人也不在少数。

在离开自己的房屋之前，他们被告知，只要锁上大门就好，随后会有部队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安全，绝对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安然无恙。但是，几个星期后，他们惊愕地发现，自己房中的财产早已经被那些士兵洗劫一空了。其中有一个小镇的镇长必须回自己的办公室去办事，他告诉我说，办公室里什么都没有了。他本来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现在里面早已空空荡荡，这些书数量不少，要想都运走，没有车辆是不可能办到的，所以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军官们也参与了抢劫。他家里的所有银器、亚麻布做的各种衣服和其他用品全都不见了，连墙上的画都被人拿刀从画框里割下来带走了。知道这些后，所有的难民都愤怒了，很多人都想回去保卫自己家里仅存的东西，但是法国当局不想让这些人看到自己家里的惨状，所以不许他们回家。

他们的住宿情况很差，富有的地主和资本家拒绝为他们提供住宿，而刚刚来到这里的各个城镇的镇长或者市长们也不愿意征用这些吝啬鬼的房屋，因为怕在下一次选举中会失去他们的选票。卡米耶·肖当（Camille Chautemps）全权负责难民的生活，他看起来很忙，实际上也是太胆小，或者说就是太冷漠，所以他没有采取强硬措施来保证难民们的基本权利。他们被安置在破破烂烂的茅草屋里。我敢说，你们家的猪圈都比这个强。有些屋子房顶漏水，有些人被安排在马棚、牛棚或者羊圈里，还有的被安排在废弃多年的工厂或农场中。难民们被迫整天挤在一起，有时候两三家同住一间屋子，没有基本的卫生设施，也没有水，离这里最近的水井在三百码（大约270 米）之外。另外，也没有地方做饭，除非你知道怎么用土方制作一个最原始的炉灶。他们还必须忍受严寒，因为他们从家里出来的时候都非常慌乱，只穿着夏天的衣服。他们的鞋子也早已穿烂了，只能穿用毛毡制作的拖鞋，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行走。还有，他们买不到木头，所以没办法去修补漏雨的房子，当然也不能做床，于是只能睡在冰凉梆硬的地板上。为什么买不到木头呢？原来，黑心的木材商人预料到战争爆发会让木材价格暴涨，于是各个囤积居奇，哪管他们这些难民的死活。所以，他们只要有一个垫子就谢天谢地了，我看到很多人只能睡在杂草上。

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法国当局的愚蠢无能，无视民众疾苦，极端自私。这些政府部门完全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阿尔萨斯-洛林的民众对政府失望至极，他们的利益被完全忽视，他们遭受的苦难并非完全不能避免。我听到不止一个人这样说：“要是法国人一直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情愿去投靠德国。”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一再告诫自己，一切都要实事求是，不能虚构任何情节，但是我所看到的一切事实很有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谣言，我本应只写这些难民本身的勇气与善良，其他的一概不提。对于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我尽量轻描淡写，而把重点放在他们如何在这样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让自己的临时住所尽量整洁、舒适、有序。他们在临时搭建的炉灶上也可以做出可口的饭菜。而且，这里的人们对待彼此都十分友好，在难以忍受的生活境遇下创造出了难得的温情。在参观访问的过程中，我经常被这些人的顽强、勤劳、诚实和幽默所打动。

在我去参观难民的过程中，有两件小事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有一天，我开了一天的车到处跑来跑去，到了晚上，有人带我去森林深处的一座大庄园里用餐。这座庄园以及周围的森林都属于一位法国男爵。这位男爵有一个听起来很响亮的加斯科涅地区（Gascon）非常典型的名字。他的妻子是美国人，他们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都不太爱说话，他们为孩子们找了一位英国家庭教师，这位教师同样少言寡语。餐厅的墙上挂着这位男爵祖先的画像。这个地方远离城镇，他们也很少去巴黎。男爵整天忙着照管这片森林，而他妻子整天忙于参加一些慈善活动。这里的场景——茂密树林中的一处古老庄园，还有四条通往各处的宽阔马路——正好与巴尔扎克某些小说中的场景吻合。夫妻两人很少与外界接触，平常只能见到附近的农民和林场工人，虽然日子看起来也算生机勃勃，但不管怎么说，总显得有些与世隔绝。男爵四十多岁的年纪，看起来和蔼友善，诚实正直，他曾在一战中负过伤，现在还没有应征入伍，但他认为这是早晚的事。于是我问他，要是他走了，这片树林由谁来照料。

“噢，我可以很放心地交给妻子，她对森林的了解不比我少。”

他妻子个子不高，体态丰满，五官精致，顶多四十岁。她来自美国中西部的某个州，但是现在她的衣着打扮和言谈举止与法国人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我不禁惊叹：一位美国女士竟然能够如此入乡随俗，在异国他乡生活得这样如鱼得水。在客厅的桌子上有几张《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很显然是这位女士的日常读物，而且周围还有不少各类图书。从谈吐来看，俩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我总觉得那几张报纸并没有引起她的思乡之情。夫妻二人过得很惬意，对孩子也十分满意，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田园风光，就像一个童话故事，既有活泼有趣的一面，又有一种略带忧伤的优雅。

我不知道这一家人现在怎么样了。也许德军入侵对他们并没有多少影响，他们依然舒适惬意地住在那座庄园里，周围被无限延伸的森林环抱；也许，这座庄园已经被野蛮的德军士兵占据，他们肆无忌惮地砍伐周围的树木，而这些树木是夫妻二人费了很大心血才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其中倾注了他们太多的感情。当我们开车离开时，满满的月光倾泻下来，在月光照耀下，穿过树林的大路变成了雪白色，被车灯吓到的小动物仓皇地跑到阴影中去。恍惚间，我仿佛刚刚从睡美人的城堡中走出来。

第二段经历则显得有些古怪离奇。这次，有一位女士开车带我在法国四处游走。她当时正在这里从事慈善活动，帮助改善那些难民的生活状况。在那段时间，有不少来自英美的女士在从事类似的活动。有一天傍晚时分，我跟她说我得找个旅馆住下来。

“不用着急，这附近我有一位远房兄弟，他们会很高兴为您提供住宿。他们都是特别朴实的乡下人，待人特别热情，做的饭菜您也肯定爱吃。”

“那太好了。”

她没有提那位亲戚的名字，我也没有问，从她的谈话里我大约听出，他们的生活过得很一般。夜幕降临时，我们来到了一个小镇上，停在一所房子前，在夜幕下，这所房子看起来倒是富丽堂皇，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男士，他又矮又胖，黑红脸膛，长相一般。他穿着颇不合体的黑色服装，一看就是一个典型的法国个体老板。他带我走进了一个房间，里面很温暖，装潢也让人感觉颇为舒适。我还看到里面竟然有一个浴室，便有些喜出望外。他对我说，晚餐在七点半开始。我冲了一个澡，之后便躺在床上睡着了。到了七点半，我走下楼梯，摸索着来到客厅。那里用木头生了一堆火，主人已经坐在那儿等我了。他递给我一杯雪利酒，我舒舒服服地坐进一张大扶手椅里面。

“你有没有在房间里发现一瓶白兰地？”他忽然问我。

“抱歉，我没注意。”我回答说。

“我在家里的每个卧室里都放了一瓶白兰地，就连孩子的房间里也有，他们从来不会碰这酒，我就是想问问还有没有。”

我觉得他的话很奇怪，但也没多说什么。随后，白天为我开车的女士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位皮肤有些黝黑的瘦高个子女士，她跟我介绍说，这是主人的妹妹，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记住人家的名字。然后他们开始闲谈，从谈话中我了解到：这家的主人还是单身，而他妹妹带着两个女儿和他在一起生活，因为她丈夫已经应征入伍了。然后我们开始吃饭，发现已经有两个小女孩儿在等我们了，有一位家庭教师一脸严肃地陪着她们。负责斟酒布菜的是一位老管家和一位女仆。这家的主人说：

“今天，我已经为您打开了最后一瓶红酒，金玫瑰庄园（Chateau Larose）1874。”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红酒，所以很是期待。酒的味道确实不错，我想，作为那位女士的穷亲戚，这家主人过得也还算不错。食品也一样可口，纯正的法国乡村风味，菜量很大，风味浓郁，鲜美多汁，只是稍微有点儿口重。有一道菜味道实在太好了，我忍不住夸了几句。

主人回应说：“我很高兴您能喜欢这里的饭菜，这里的所有食品中都添加了一些白兰地。”

又提到了白兰地，这让我又一次感觉到奇怪。用餐完毕，我们开始喝咖啡。管家拿来几个大杯子，还有一大瓶白兰地。刚才我已经喝了不少红酒，于是心里想：在别人家做客，真是不该喝这么多。于是，当他们问我要不要来点儿白兰地时，我婉言谢绝了。

“怎么回事？”这家主人高声叫起来，身子往后一仰，“来玛迭利（Martell）家做客竟然不尝尝我们的白兰地！”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家就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白兰地生产商玛迭利家族。

他接着说：“您不用介意，这种白兰地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这是我们留给自己享用的。”

知道真相后，我就没必要再假装拘束了。下半夜过得很快，他给我讲述了玛迭利诞生的浪漫故事以及酒厂两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第二天我走的时候，他还邀请我一定要在战争结束后来做客。

这种奇异的故事，我想每一位读者大概都想经历一次吧。生活总会给我们一些惊喜，就像某天我们在大街上走着，忽然看到一群人在翘首期盼的样子，你走过去一问，原来是某位明星一会儿会在这里亮相。也许你本来对这个明星并不是很感冒，遇到他或者不遇到他对你的生活并没什么影响，这就像是大年三十捉住一只兔子，有它也是过年，没它也是过年。但这时，如果你没有什么急事，你依然会停下来驻足观望，等明星来的时候，你也会跟着一起激动。事后的几天里，你也一定感觉这是最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最有趣的事，如果你知道身边的某某某特别喜欢这位明星，那就最好不过了，你可以将自己的好运气告诉他，让他对你艳羡不已。

18

我的下一个任务是调查战争期间法国妇女所能承担的一些特殊工作，以及战争对法国人宗教观念的影响。我写的相关文章在当时已经传播很广泛了，所以在此无须赘述。我旅途的最后一站是位于土伦的法国舰队。我对于舰队的描述并未得到法国海军官方的完全同意，我对此感到很内疚，因为他们对我的接待非常周到，我也充分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好客。我不经意间注意到，这里的士兵军容不甚整齐，与英国和美国海军形成了巨大反差，这种军纪方面的致命缺陷让我大吃一惊。在英国海军中，上级的命令会被无条件地执行。而在这次参观中，我曾上了一艘法国战舰，无意间听到舰长和一位下属的争吵，最终这位下属还是执行了上级的命令，当然，要不是那位舰长大发雷霆，我想事情也不会这样顺利。但是，最让海军恼火的是，我在文章中写到了他们对于这份职业的态度。我相信他们都很聪明，也有很强的道德感，但我还是有一种印象：他们上船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办公室，而在潜意识里他们会认为，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他们必须马上回家。

从这一点上，我冒险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法国海军官兵从事这项职业并非出于根深蒂固的而又浪漫的爱国热情。在反复权衡这一职业的利弊后，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就像是当律师或者医生一样。也就是说，当海军只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不是一项需要全身心投入的职业。家庭是法国人生活的中心，在我看来，这些人真正关心的不是他们的军舰，而是他们位于布雷斯特或者土伦的家，那里有老婆孩子盼归的目光。我在参观中所见到的一切大致能够证明我的猜想。

19

我在圣诞节前回到了家，马上开始动笔写作。在参观考察期间，白天的奔波让我筋疲力尽，到了晚上根本就不想写东西，而且我也缺乏记者特有的天赋，能够在听到消息后马上转化到纸上，我觉得写这些东西要比写小说难。现在获得的资料太多，反而也成了障碍，我需要反复整理这些资料，把它们整理出一个头绪来。我在一家英文报纸上读到了一位记者写的文章，他的采访经历与我大致相同，尽管文章中很多地方写得很肤浅，而且有些地方也不准确，但我仍然很佩服他，因为他能够迅速抓住一些引人关注的事件，然后迅速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专栏文章。为了把这些参观中的见闻写好，我真是有点儿呕心沥血。大部分的材料都很无聊，而我却想在其中加入一些趣味性，我也想实话实话，但是上面告诉我，有些事实不能公之于众。出于一个写作者的良心，我还是尽可能地把事实真相陈述出来，虽然这些东西只是出现在报纸上，很多人读完也就抛之脑后了，但我就是受不了自己写出的东西不负责任，虚情假意。作为记者，我还真是不够格。

写作过程中，有一位年轻的法国飞行员从旁边的机场赶来看我，他显得非常灰心丧气。他跟我说，所有军用飞机都要送到他所在的机场接受检测，而生产商只需给负责检测的人塞上几千法郎，飞机就能轻而易举地检测合格。还有一个故事，连我听完都很无语：据说，法国向一家美国公司订购飞机，原计划每个月有五百架送抵法国，但是飞机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小部件，其专利权属于一位法国生产商，他要求美国公司每架飞机支付一千美元的专利费，这就意味着美国生产商几乎很难从中赚到钱，于是这笔买卖就被搁置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听到了此事的后续报道：在巴黎沦陷的前两天，法国生产商给美国公司打去了电报，答应专利费降为每架飞机五十美元。

文章写完后，我迅速发了出去，同时动身前往英国，因为据说还有其他工作在等着我。当时坐火车从巴黎去伦敦简直是一场磨难，正常情况下全程需要7 个小时，但在当时，如果17 个小时能够到达，那就谢天谢地了。有时候你上船后会被迫在海上待上一夜，因为海峡内有敌军的潜艇。我就听说有两三个人被滞留在布伦（Boulogne）至少三天。我以前从未坐过飞机，因为只要并非十万火急，我就觉得没必要冒这个险。但我现在已经下定决心，只要情况紧急，我绝对不会犹豫，这次我就打算试一下。但是，到达巴黎后，天气非常糟糕，所有航班都取消了，而且，英国正在闹洪水，很多机场被淹，于是我趁此机会去看望了几位朋友。在这期间，不知是谁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提议，那就是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起草一份和平协议。他们回想到，一战结束时法国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和平条约，结果相关部门只能依靠有限的数据临时拼凑了一份。这次，法国人不想再被抓住把柄了，于是成立了一个小型委员会，由一位出色的外交家担任主席。这位外交家在这方面很有些才干。当年，阿尔萨斯-洛林被归还法国时，他就为当地政府起草了各项法令。根据提议，这个委员会中需要包含一名法国外交部的代表，还有一名法国军队代表，英国外交部也要派一名代表，英国军队也派了一名代表。我被要求加入这个委员会参与准备，这就需要研究先前的各种合约，最开始的一个就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Treaty of Westphalia）^[26]。同时需要对人口进行人种学方面的调查，目的是清除少数族裔所引起的纠纷，这就需要频繁前往日内瓦去参考那里的资料，或者向那里的相关人士咨询。这看起来非常有价值，但真正做起来却让人感觉无聊透顶。当然，没有政府部门的同意我是不会参与的，我向情报部长提出了申请，他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于是马上联系了位于伦敦的外交部。国王的回复直截了当：在捕获黑熊之前，没有必要讨论用熊皮做什么。

我发现，我的朋友们对法国军队的战斗力充满信心，他们坚信，英勇的士兵们能够击溃德国的进攻，考验实力的机会终于到了。除此之外，在各种沙龙里，我经常听到一些支持纳粹的言论，这让我有些坐立不安。很多贵族讨厌现在的共和政府，他们几乎毫不掩饰地说，从长期来看，与其在布鲁姆（Blum）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下苟且偷生，还不如接受希特勒的领导。内政部长萨罗（Sarraut）派人叫来了一位很有名望的女士，正式警告她说，她要是不闭嘴，就会被送进监狱。大资产阶级宣称，如果战争持续的时间过长，法国必定会灭亡，要是持续三四年的话，英国要做好准备承担一切后果。在这段按兵不动的时期，经常有人随意请假。我听说，有些年轻军官到达巴黎后公开宣称，这场战争根本没有必要，纯属浪费时间，就算希特勒占领了法国，只要能让他们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听到这话，我十分震惊。我还听说，总司令甘末林和参谋长乔治长期不和，而达拉第对雷诺怀有很深的敌意，因为雷诺阴谋赶他下台，自己当总理。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总统勒布伦先生安排好了要去参观斯特拉斯堡，行程完全保密，只有几位要员知道具体的安排，甚至连护送他的警察也是在最后时刻才被告知真相的。等他到达莱茵河畔时，猛然看到河对岸的德国边界上竖着一个巨大的标语牌，上面醒目地写着：“热烈欢迎总统勒布伦先生！”而一支德国军乐队正在起劲地演奏《马赛曲》。

天气一直都很糟糕，但是对我来说，有必要时刻拿着大使馆赠送给我的公文包，因为有紧急任务等着我，一小时后就要出发。我将要乘坐的飞机隶属于皇家空军（R.A.F）。我两次来到位于布尔歇（Le Bourget）的机场，最后又返回了巴黎。有一次，我在飞机上待了半个多小时，可后来飞行员告诉我他无法起飞，第三次时他对我说：“这次呢，我倒是能起飞，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降落。”飞机很小，飞起来东倒西歪的，像要散架似的。更为不幸的是，我可是第一次坐飞机，我们飞得很低，这样就不会被当做敌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时，我们的高度从来没有超过一百英尺（约30 米），我原来以为只用一刻钟的时间就可以飞越海峡，可是我们飞呀飞呀，飞出了好久还是看不到陆地。我们在海上飞了好久，我甚至开始怀疑飞行员是不是临时改变了主意，打算带我去美国。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看见英国的陆地。我们在一个机场上空盘旋了很久，从飞行员的反应来看，他应该是接到了地面的消息，不允许他在那儿降落，最终，我们在苏塞克斯的一个军用机场着陆。这个机场上停满了各种飞机。有人给了我一杯喝的，然后把我带上一辆卡车，直奔附近的城镇。那天是星期天，到达小镇后我发现要等两三个小时才会有火车，于是我雇了一辆汽车。由于洪水泛滥，车在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到达伦敦时，我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幸好还有机会在皇家咖啡馆（the Cafe Royal）享用了一顿美餐。

20

第二天，我受邀参加了两场鸡尾酒会。这是我在战后第一次回国，还不太适应当时国民的情绪，当然，每个人都在做着一些与战争相关的工作，或者至少想去做类似的工作。大家每天都在谈论这场战争，当时，在我的印象里，大家还并非全力以赴，在随后与各阶层的接触中这一印象变得更为确凿，但是我试探着向别人提起这一印象时，却遭到了严厉的反驳。在一些宴会上，我遇到了一些内阁大臣以及媒体大亨，当我问他们怎么还会有时间出来社交时，他们却说，我们总是要吃饭的吧。饭店里人满为患，在丽兹酒店（the Ritz）用餐时，你几乎可以见到认识的每个人，剧院的生意也不错。伦敦的灯火管制要比巴黎严厉很多，人们对此抱怨连连，说这非常影响生意，又干扰了正常生活。幸运的是，出租车司机已经能够在黑暗中驾轻就熟，喜欢泡夜店的人也没受到太多影响。

人们对张伯伦先生有很多怨言，很多人都说他到后期变得非常傲慢，已经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别人告诉我说，他联合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和塞缪尔·霍尔爵士（Sir Samuel Hoare）一起掌控了这个国家，而议会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任何人敢对他们有一点不顺从就会被组织秘书长马杰森（Margesson）无情地镇压下去，很多知名的报纸都盲目地支持首相。下议院（the House of Commons）中的反对力量，还有工党（the Labour Party）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都认为，要想赢得战争，就需要有一个更强有力的内阁。但是他们也知道，张伯伦先生是多么固执己见，他绝不会被人说服主动让位于一个精力更为充沛的领袖人物，除非在海上或者陆地上发生了什么骇人听闻的灾难，他才会被迫辞职。不管怎样，这都注定是一个悲剧。

在这期间，我与张伯伦政府的几位成员频繁见面，我记得一次晚餐后女士们都离开了，我们在餐厅里坐了很长时间，当时至少有三位部长在场，他们饶有兴致地谈起了古典教育的好处，其中两位对古希腊文化侃侃而谈，不禁令我肃然起敬。我从没见过张伯伦先生，但却见过他的夫人。那是在一次大型宴会上，被邀请的有外交人员，还有内阁成员。从样子上来看，张伯伦夫人就像是旧秩序时期（ancient regime）的一位法国侯爵夫人，同时，我做了自己感觉很贴切而有可能会让有些人觉得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她特别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白色女王（the White Queen）。她对我非常恭敬，认为如果我更为努力，同时得到更为适合的题材，我将会在写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她曾经读过我的《随意总结》（The Summing Up）一书，并且诚恳地邀请我有时间去唐宁街与她一起喝茶，这样她就可以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她对这本书的评价，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前去打扰。

现在，张伯伦先生已经去世，在他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各家媒体都发表了长长的悼文，盛赞他的品行。在我看来，这些文章都有些夸大其词，他其实执政能力一般，之所以能够坐上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只不过是因为他所属的党派压制了那些有能力且人格独立的杰出人士，所以，到了该选首相的时候，就只能选平庸之辈了。他的虚荣心很重，要想在他身边工作，首先必须跟他合得来，也就是说，他身边净是阿谀奉承之辈。他内阁中的多数成员资质和他一样平庸，唯一擅长的就是溜须拍马。战争开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政府的重要作用，这已经变得非常明显。而他也意识到，工党的那些领袖不甘心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他真的爱国，就该自己辞去首相职务，但是他过于自以为是，竟然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国家危难时助其渡过难关。因此，正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只是到了前面所提过的灾难发生后，他才极不情愿地被迫辞职。后人提起他，也许会认为他诚实善良，但更重要的是，他后期被自负冲昏了头脑，把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由于他的无能和固执，这个国家被推向了毁灭的边缘。

我到达伦敦时，政府刚刚任命了一名新的情报大臣，上一位大臣是麦克米伦勋爵（Lord Macmillan），他是一位杰出的律师，但是由于公众和媒体的恶意批评而不得不辞职。取而代之是约翰·雷思爵士（Sir John Reith），他曾经当过英国广播公司的总监，并由此而闻名于世。他曾给我写过信，信中评价了我所写的一些文章，我在回信时告诉他，法国人听他们自己的广播时都心存疑虑，但是却倾向于相信我国广播中发送的内容。我颇为大胆地向他建议，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持法国人民的这种信心。在我来看，只有尊重事实，对公众说真话，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我本以为他会对我的这种建议不屑一顾，没准儿还会厉声喝止，但他却非常有礼貌地告诉我，我的想法竟然与他出奇的一致。他在竭尽全力保证自己所做的事情不仅正确，而且明智。在人们心目中，约翰·雷思爵士是一名出色的管理者，但问题是，他过于冷酷无情，不仅控制欲超强，而且还有清教徒式的禁欲思想。他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时，下属每当谈及他如同暴君一般的管理方式和对员工私人生活的干涉，就会气不打一处来。但是，不得不说，他很适合掌管情报部，因为这里人员臃肿，很多人无所事事，而且与那些要依靠他们获取情报的记者经常发生龃龉。我很快就被他公事公办的作风吸引住了。我回到英国的当天中午，与他约见了一次，我来到接待室的桌子旁打了一声招呼，钟表打十二点铃的时候，有一位传令官招呼我进去，我走进部长办公室的一路上，钟声一直在响。

我已经对约翰·雷思爵士有了一些了解。我发现他的情绪极其不稳定，因为就在这一天，他当上了下议院的议员，并在一群虎视眈眈的高官面前发表了他的首场演说，既是作为议员，又是作为情报大臣。他非常精明，知道要是这些人手里有枪的话，没准会给他来一梭子，所以，他自己也有些心惊胆战。要是他在英国广播公司（the B.B.C.）的下属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一定乐不可支，因为在他们面前，他永远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大块头暴君形象，这些下属在他面前都会双腿发抖，手足无措，而现在呢，他自己却面对着巨大的敌意和艰巨的任务而抖作一团。我们谈过一次话，主要讨论了在当前形势下我做什么工作能够发挥最大成效，由于他必须要准时赶到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所以就找来了一位部门主管来安排我的工作。

21

我在英国待了三个月。这段时间里，我没少往情报部跑，这里的工作人员和巴黎情报部门一样，对来访者非常友好，只是他们内部充满了各种矛盾。这里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职位，有小说家、律师、艺术专家、广告经纪人、一些贵族、出版经纪人，另外还有几位女士，在我与她们接触的有限时间内，我倒是没有发现她们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资历。有些人在这里工作是因为他们想尽其所能帮助国家打赢这场战争，而有些人则是因为战争剥夺了他们本来的谋生手段。

在我看来，最缺人手的工作就是记者。在记者这一行，同行是实实在在的冤家，就像在其他政府部门一样，这里是施展阴谋诡计的好地方。一个人要想在这里站稳脚跟，就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随机应变，才能保证自己的职位不被别人抢走。一位记者刚才还在紧张忙碌，没准下一刻就会接到被辞退的通知。这里的职位就是这样没有保障，而这与个人的办事能力和工作效率似乎关系不大。那些特别勤奋的人为了证明自己能干，会敲打出一摞一摞的稿件，但是这些稿子交上去之后，有的还没有读就被扔进了废纸篓。而那些精明人发现，能保证不犯任何错误的方式就是什么都不干。于是他们有计划有系统地抵制或者说忽略任何需要他们行动的建议。有一个部门的长官就用这种方式把持他那个职位长达一年之久，而且收入丰厚。但最终结果是，由于这些人的无所事事，情报部本来应该及时向公众传播有关战争进展的最新消息，但现在却几乎完全没有发挥这方面的作用。那些在作战办公室、海军部和空军部的高官不能认识到公众对局势应该拥有知情权，他们封锁新闻，拍摄的照片也不允许发表，结果是外国媒体被迫从德国获取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当然这样的消息难保不歪曲事实。

我的文章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于是决定做成小册子向公众出售，只需花六便士就可以买一本。这本小书出版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两天之内第一版印的4 万册就销售一空，一个月内就卖出了10 万册。这出乎每个人的意料，当然也包括我。与此同时，我也在寻找其他可做的事，情报部门的人们都觉得我可以派上更大的用场，但是却想不出具体应该采用什么方式。我就像马戏团里的一只多才多艺的狗，观众们都很喜欢我的表演，但是我的表演和整个节目的风格却又不太吻合。等待任务的日子实在难熬，我这会儿也没有心情写小说，于是便开始研究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写作风格，聊以打发时日。我读过他的大部分作品，也看过几本关于他的传记。他的性格反复无常，有时高傲至极，有时又猥琐卑微；他暴躁易怒，虚荣心又特别强。这种多重人格正是他的魅力所在，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想写一篇长文，详尽论述他的个性和作品，但这是一项宏大的工程，此时进行仿佛不太合适。于是我写出来一篇短文，论述他的语言技巧，聊以自慰。随后情报部里面不知哪一位灵光乍现，说可以让我写一些关于英国的文章，就像我写过的关于法国的文章一样。我不太喜欢这种想法，因为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在重复我以前做过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对各种任务都来者不拒，因为对我个人来说，我可以实地考察一些英国我所不太了解的地方，借机接触一些不同类型的英国人。随后，我开始去各处申办各种必要的许可证，但这看起来不像在法国那样简单。在法国，人们把我看成是杰出的英国作家，所以会尽可能地提供各种方便，而在英国，我只不过是一根该死的笔杆子，整天晃来晃去干扰人们的生活。

我接受的第一份工作是写一篇与舰船有关的文章。在这一时期，海面上活跃着很多小型舰船，其中包括小型舰队、拖网渔船、扫雷舰和导航灯船，之所以让我写这样的文章，是因为政府部门意识到，公众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没日没夜为国家默默工作的人们。我不太喜欢大海，但却是位好的水手，尽管我知道我会对出海这事儿心存恐惧，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不会晕船，于是在内心深处我还是蛮期待这次的冒险经历。不幸的是，等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却赶上纳粹德国入侵挪威，整个时局瞬间改变，军队的首脑们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而紧张忙碌，无暇顾及我这样一根无足轻重的笔杆子了。

最终，我又回到了法国，去做我更为擅长的事。一方面，我要继续写文章，对当地情况进行深入报道，文章会发表在一份发行量巨大的画报上；另一方面，我要从法国发回一些政府所关心的秘密报道，当然，公众对此没有知情权。我在法国人脉很广，我认识的很多人都称得上是消息灵通人士，而且我对很多相关部门也很熟悉，这让我很有自信，觉得完成这样的任务易如反掌。我乘飞机返回了巴黎，这次乘坐的是一架大型客机，但是我在那里待了还不到一周，德国就侵入了比利时与荷兰，原定计划也就泡汤了。

22

我回到法国南部的家中，期待着几周内事情可以安顿下来，然后我就可以返回巴黎工作。里韦艾拉一片寂静，天气很好。我们得到许可，将莎拉号带回了位于自由城（Villefranche）的停泊地点。有关部门不允许我们乘船外出，但我们可以经常去船上享用午餐，然后在防波堤的尽头洗澡。我有一长条的花园地带，当时一直荒废着，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种一些球茎植物挺不错的，正好我的那些园丁无事可做，就把这项工作派给了他们。我热切期待着五彩缤纷的鲜花开满整个花园的那一刻，所以对他们的工作进度很关心。在昂提波，有一个专门贩卖球茎植物的商人，他赶过来与我一起商讨我的计划。当然，现在已经不可能去荷兰找郁金香了，但是他却可以给我提供了数量众多的水仙花、黄水仙、鸢尾花等等。我在各处都有一些海芋，我打算把它们也移植过来。我预定了将近两万株球茎类植物，它们到九月份就可以如期而至。

战况不容乐观，但我却并不害怕，我亲眼见过法国军队的实力，也接触过那些聪明、勇敢且一心为国的军官。色当（Sedan）很快被攻陷，很让人感到困惑，也同样让人失望，但是很快甘末林（Gamelin）就被撤职了，魏刚取代了他的位置。我觉得一切都会好转起来。我在巴黎的朋友们给我写信说，局势很严峻，但却不用恐慌，我们注定可以胜利。邮件的送达也开始不规律起来，英国报纸要么会迟到很多天，要么根本来不了。比利时军队投降了，当然，投降是有条件的，而英国远征军在敦刻尔克撤退时损失惨重，各种军备物资都丢在了海岸上，这对我们这些住在法国南部的人来说震动很大，但却没有击溃我们的信心。我们对魏刚信心满满，相信他一定可以扭转局势。不久，我接到英国大使馆发来的一封信，里面装着很多早该到我手里的报纸。这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巴黎可能保不住了。紧接着传来消息，政府流亡到了图尔（Tours），德国军队开进了巴黎，此后从英国到法国北部就再也没有什么新的消息，而收音机里却在反复强调，魏刚正在进行战略撤退，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会马上反击，把侵略者赶出去。我们对此深信不疑，我们相信他会在恩纳河（the Aisne）、索姆河（the Somme）以及卢瓦河（the Loire）附近集结军队。后来政府逃到了波尔多（Bordeaux）。就算到了这个时候，人们还是没有慌乱，他们依然相信法国军队不可战胜。直到我听收音机里讲政府正在频繁召开内阁会议，我才意识到形势不妙，我跟朋友们说我觉得法国人会马上请求停战，他们却都笑我太悲观。

最终结果一出来，着实令人猝不及防，目瞪口呆。雷诺下台了，贝当成为了政府首脑。那天早晨，空气清新，阳光明媚，我们却听着收音机里沉痛而又让人肝肠寸断的声音。老将军在对法国民众发表的演讲中指出，我们现在只能请求媾和。空空荡荡的蓝色大海异常安静，泪水涌出了我们的眼眶，从脸颊上滚落下来。我下楼走到园丁的住处，把这个惊人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和妻子正围坐在小圆桌旁吃早餐，桌子上铺着有方格图案的油布，每个人手里端着一碗牛奶咖啡，还有一大块面包。在一个盘子里放着一块黄油，另一个盘子里是一些水果。听到我的话，园丁放下了手里的咖啡，双手捂住脸痛哭起来，他的妻子是一位45 岁的肥胖女人，一听到这消息就大声哭喊起来，泪水从脸颊上流了下来。

“丢死个人了！”园丁嘟囔着说，“丢死个人了！”

园丁抬起脸来，他的脸因为悲伤已经扭曲变形。

“丢死个人了！”他抽泣着，然后握紧拳头，高声大喊，“他们背叛了我们，我们被出卖了！”

约瑟芬哭得很伤心。

“可怜的法国。”她用法语低声说道。

等他们平静下来后，我说出了不得不说的话，尽管知道他们会非常不情愿。我们都知道，意大利人随时可能杀到这里。就像里韦艾拉的所有法国人一样，弗朗索瓦（Francois）对意大利人怀有深深的敌意，由于他对在我这里工作的意大利人（其中包括仆人和园丁）的恐吓言行，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警告过他。可他这个人就是屡教不改。他曾经对这里的园丁说过，如果他有枪的话，他会打死这里所有的意大利人。那些园丁脸色铁青，一语不发。要是马上有一支意大利军队开进来，真不知道他会受到什么对待。他在这里的山区有一处小房子，我建议他赶紧带上妻子开车去那里躲一躲，看看事态会怎么发展。

现在，我该考虑考虑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一旦意大利人占领里韦艾拉，他们很可能囚禁这里所有的英国公民。戈贝尔（Goebbels）在广播中提到了我写的《一个英国间谍》（Ashenden）这本书，这是根据我在一战中的经历写成的。我把一些事实巧妙地做了戏剧性安排，以使其更具备小说的特点，但是德国的媒体宣传人员把这些当了真，并据此猛烈攻击英国对待间谍活动的方式，同时含沙射影指向我，所以我觉得，我在意大利人手里会比在戈贝尔的同胞手里日子会好过一些。不管怎么说，就算我被投进了意大利人修建的拘留营，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我开车来到位于尼斯的英国领事馆，发现那里有一群神色慌张的人们正在向领事咨询最新的战况。总领事身材高大、四肢柔软灵活，看起来平易近人，但精力却不是特别旺盛，尽管人们围着他就最新消息纠缠不休，他依然显得漫不经心。他用慵懒无力的声音慢吞吞地告诉我们：现在的英国大使馆已经随法国政府搬到了波尔多，他也在热切地等待英国大使馆的消息，以便采取措施使英国公民安全地离开法国。

我驱车回到了费拉海角，整个下午都在等着从领事馆传来的消息，可惜啥也没有，每次打电话都占线。到了下午五点半，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便回到了尼斯（Nice）。刚回到尼斯，就接到了领事打来的电话，告诉我说，他刚刚接到大使馆下达的命令，所有的英国公民都要离开，会有两艘运煤船把我们带走。这两艘船刚刚在马赛把货物卸了下来，她们本来是要去阿尔及利亚的伯恩（Bone），现在被临时征用。两艘船现在正停靠在戛纳，明早八点我们要在码头集合，等待上船。我们不能带太多的随身物品，但可以带一个手提箱、一条毛毯和可供三天的饮食。我知道地中海里有意大利的潜艇，便问领事会不会有护卫舰，他说希望会有，但现在还不确定。不管怎么说，这是最后的离开机会，如果不抓住机会的话，政府就撒手不管了。这两艘运煤船都不足四千吨，有人希望不管是在奥兰（Oran）还是在直布罗陀（Gibraltar），海军部能够给我们派一艘班轮，领事要求我去劝说我家附近的英国公民赶快抓住机会坐船离开，并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建议，于是我就出发了。

一路走来，我才发现，有些人还真是劝不动，他们不想离开自己现在的家。有两位英国人已经在里韦艾拉长期定居，他们在英国没有亲戚朋友，不知道自己回到英国后该住在哪里。还有些人一想到长途跋涉就心生畏惧，有人直截了当地问我：我们安全到达英国的几率有多大。实话实说，我觉得只有一半的可能，但我随即指出，如果继续待在这里，很可能被关押起来，那样的话不但搞不到钱，连吃的都不一定够。我让他们自己考虑，要不要冒险回国，然后我就回家了。

尽管我在与他们交谈时尽量地做到客观公正，但是我依然能够意识到，自己还是掺杂了一些个人意见，力劝他们回国。我下定决心，一定不能被敌人关押起来。我岁数太大了，经受不了这样的折磨，我宁可自杀，也不愿死在战俘营中。另一方面，意大利人有可能会让我待在别墅里，但我肯定不能使用电话，也不能与朋友们来往，也就是说，我被软禁了起来。战争很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我当时还不知道外面已经在猜测，英国在几周内就会沦陷，对我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假如三四年我都这样被软禁着，生活空虚无聊，自己的存在也毫无意义，对此我实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宁愿逃离这个世界，因为它已经不能带给我任何乐趣。白天的活动把我搞得很累，于是我去花园里散散步，也许是平生最后一次，假如我走了，这里的景色我就再也看不到了。我再次扪心自问，是否有必要冒这个险，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有一次我在婆罗洲（Borneo）^[27]差点溺水，从此以后，我就对溺水而死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之所以说是莫名，是因为当时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好让自己能漂在水面上，这当然是本能的反应。可真正做起来也很累人，于是当时不知怎地有一个想法，还不如死了算了。我现在已经不再害怕死亡，因为，我的年岁也不小了，在我想做的各种事情中，我做得也都不错，以后的日子里，我只能无奈地面对自己体力和智力的衰退，感受越来越深的就是想要享受生活但却力不从心。我当时正在犹豫有没有必要努力抗争一下，还是更为理智点儿，就到此为止。楼上的卧室里有一小罐安眠药，我知道它将给我带来必要的解脱，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还有一半的机会我是能够继续活下去的。我知道，假如我死了，会有几个喜欢我的人感到伤心难过。我还有许多书想写，我还想再多享受几年。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后，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摇椅上，享受这看起来有些奢侈的闲暇时光，而内心不必带有任何负罪感。我在过去的岁月中已经忍受了不少痛苦，就是被淹死，那痛苦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事，于是我下定决心，就算是再大的风险，我也要努力去冒一冒。

23

我们匆匆吃过了晚餐，席间我们讨论了一下将来的计划，最后决定由那位美国公民杰拉德留下来照看我别墅里比较值钱的东西。尽管我也没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但确实有些东西因为年深日久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也就慢慢培养出了感情，看着别墅里这些东西，几乎每一件都可以唤起我在某个遥远的国家幸福快乐的回忆，那里有我的青春时光。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都抹上了浪漫的色彩。当然，这里面也会有故事，因为每一件宝物的得来都是机缘巧合。房间里的一些家具和艺术品也让我觉得难舍难分，但是它们实在不便于搬运，而且，尽管与它们感情很深，但在我心目中它们也并非不可替代。

我还搜集了很多画作，它们本来分散在世界各地，把它们搜集在一起也确实花费了我不少时间与财力。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有一种时尚，那就是为喜欢的演员画肖像，而且背景就是他们曾经出演过的作品。很多画家都画过此类作品，其中有名的是出生在威尼斯的佐法尼（Zoffany）以及荷兰人德维尔德（DeWilde）。我买第一幅此类作品是在三十年前了，因为我是一位剧作家，那张画儿也确实漂亮，此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这种作品。当时，没有多少人在意这类作品，所以我买的时候价钱很便宜，一英镑或者三十先令就能买一张。我还花十九英镑买了一张佐法尼最好的剧场画作，它原本属于亨利·欧文（Henry Irving），很多年来一直挂在兰心剧院（the Lyceum Theatre）的演员休息室里。后来这种画的价格逐渐上涨，但只要在市场上看到了，我还是会忍不住买下来，现在我大约有40 张油画，水彩画的数量也大概差不多。在伦敦的加里克俱乐部（the Garrick Club）有很多此类剧场画的精品，但我所收集的是私人手中最棒的，现在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画都藏起来，所以我选择了其中最好的十几张，和吉拉德商量着怎样把它们放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我前面提过，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选编一部文集，现在想到要把它们扔在这儿，就觉得很可惜，但是它实在是一个大部头，搬运起来很不方便。不过我也不是特别在意，因为这项工作虽然无聊，但却可以从头再来。而我绝对不可以丢下的是我那些笔记本。我从18 岁开始断断续续地写日记，到现在也没有间断。这可是我的一笔很大的财富，没有它们，我的很多书都无法完成。我一有相对较长的空暇时间，就会把这些笔记本上的内容精选一些打印出来，现在已经有厚厚的两大本了，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把这些出版。我已经销毁了原始的笔记，所以，如果打印稿再丢了，那简直是天大的损失。杰拉德告诉我，他可以把这些笔记本都藏在船上，我们希望，船头的美国国旗能够起到保护作用。但我当时不知道的是，美国领事馆已经接到了美国国务院的命令，告诉他们，不管美国财物被抢还是被毁，他们都不得参与。

我上楼去书房里拿了一些报纸，看到那张书桌，我不禁心情沉重起来。很多年来，这张书桌陪我度过了不少欢乐时光。我又看了一眼墙上那幅高更的画，这是很多年前我从大溪地（Tahiti）隐藏在蓬蒿之中的当地人的破旧小屋里买来的。我又看了一眼靠在墙边的书架，上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各类书籍，这些书不能说话，但我能感觉到它们责难的眼神，因为我就要离它们而去。我现在要选几本在路上读，一时之间还真有点儿犹豫不决，因为它们不能占太大的空间。最终，我选择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受审始末》（Trial and Death of Socrates）、萨克雷的《艾斯孟德》（Esmond）和夏洛特·勃朗特的《维莱特》（Villette）。后面是两本长篇小说，读起来颇能消磨时光，而且我确实很多年都没有读过它们了。

我的书房在顶层，我走出来，锁上门，又看了一眼下面深色调的地中海海面。然后我下楼去卧室收拾行李。我只能带一个包，所以到底该往里面放些什么，这让我颇费踌躇。我想亚麻布的衣服在哪里都可以买到，而套装制作起来耗时比较长，所以我只拿了感觉够用的亚麻布衣物，而套装却拿了不少。有一件新做的燕尾服，我没办法拿着，这让我很心疼，但我想，也许以后再也用不到这种晚礼服了。关于拿不拿那件晚餐用的夹克我也犹豫了半天，但最终还是把它塞进了皮箱里。我从床上拽下一条毯子来，还有一个枕头，随后我去厨房查看我这三天所要带的饮食，厨师还有妮娜（就是那位特别善于勾人的女仆）都已经哭得不成样子了。我是突然之间做出离开决定的，但是发现家里并没有多少食品可以带到路上享用。我们发现了三四罐腌制的牛肉粒，还有半打儿沙丁鱼。走之前我还要去拜望一位年老的英国医生，他退休后就和妻子住在圣让村（St Jean）的一所小房子里。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对我说，只要有糖，人的生命就可以维持很长时间，于是我又在箱子里放了三盒方糖，每盒大约两磅重，我还放了一磅茶叶、几袋空心粉、一罐酸果酱和一大块面包。杰拉德问我要不要带一瓶杜松子酒或者白兰地，我说不需要。到底需要什么，上路之后才知道，我们这些人没一个想到，路上真正需要的还有开罐器、盘子、刀叉、杯子和毛巾，这些最有用的东西反而都被忽略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随后决定当晚去戛纳，以防止第二天早上警察会关闭道路。不管怎么说，我都不愿在自己的房子里过夜了。我做准备时的动静不是很大，以至于厄尔达（Erda）——我的一只腊肠犬，都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反常情况。它晚上的大部分时间会待在花园里，和野猫追来追去，我对仆人们说，要是我们被迫放弃这所房子的话，那先要把这条狗杀了。说到这里，我的喉咙里好像塞上了什么东西。车开动了，没有人说话，我的情绪特别低落。没过几英里就看到一只灯笼向我挥舞，于是我们就停下来，让巡逻队检查我的证件。有一次停车后，一名巡逻士兵问我们可不可以带一位英国妇女一起走。这位女士也是明早上船回英国，但她却没有办法去戛纳。我们说当然没有问题，我们很乐意，于是有一个女孩钻进了车里。她带着一个帆布背包，还有一条猎犬。我递给她一支烟，为她点烟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她身材不高，体型粗壮，面容倒是还不错，却有着一头乱蓬蓬的浅发。她神情忧郁，一脸惊惧。她父亲是英国人，现在已经过世了，母亲是荷兰人，现在住在位于卡涅（Cagnes）的一所小房子里。一小时前，她刚刚听说英国公民都要离开这里。我跟她说，恐怕船上不允许带狗。

“我不能扔下它不管！”她一脸的怒气。

我问她为什么要走，她说她已经和一位荷兰小伙子订婚，要是待在法国的话，她可能很多年都见不到她的未婚夫。但其实她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的未婚夫在哪儿，她现在能想到的是先去爪哇岛（Java），因为那里有她的亲戚。快到戛纳时，我问她要去住哪个旅馆，她说她想在沙滩上过夜。我猜想她可能住不起旅馆，就问她身上有没有带钱，她的回答很肯定。

“我的钱足够使，到前面让我下车就行。”

下车时，她连声谢谢都没有说，就缓慢吃力地走进了黑暗中。后来，我们在船上见到了她，她竟然真的把狗带上了船，因为有一名军官把自己的小包间让给了她。她穿着自己那身衣服在甲板上走来走去，皱着眉头，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她自己没有带吃的，有好心人会把吃的给她。她身上也没带钱，别人会把钱硬塞在她手里，接钱的时候，她经常会耸耸肩，一脸怒气。有人告诉她，到达英国后她的狗要被隔离，她每周还需要支付十先令的隔离费用。

“一周十先令？我哪儿来那么多钱？！”她气急败坏地说。

有几位好心的女士聚在一起，帮她凑够了这笔钱。她恨恨地把钱接了过来，连句表示感谢的话都没有。我从没有见过哪个女孩能够如此善于讲述自己的悲催身世，而又对别人的帮助不知感激。

一走进卡尔顿酒店（Carlton Hotel），就能感觉到这里与众不同。这是戛纳最有人气的酒店，现在灯火通明，人头攒动。人们都穿着晚礼服，有些人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这个地方给人的感觉是群魔乱舞，有一种末世狂欢的感觉。人们来自各个国家，有的想留在这里，有的则急于逃离。谣言满天飞，有人说德国人会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打进来。第二天早晨我走到码头上，那两艘运煤船已经在浅水湾等着我们了。

24

码头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人们还在向这里聚拢，等到开船时，一共聚集了1300 人。不同阶层的人们密密麻麻地混在一起，等着从海关通过。即使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法国人也不会变通他们的规则，我们只得从穿着制服的粗壮女人身边走过，他们会在我们少得可怜的行李上留下粉笔的印迹。很多人身体特别虚弱，有些人是从医院里被直接带来的，所以病情还很严重，只能躺在担架上。但这些可怜的人们还得被带回去，因为不可能把他们抬上船，在船上也没人能照顾他们。还有一些老人、退伍士兵、印度贫民和他们的妻子，这些人为国家工作了很多年，现在来到里韦艾拉定居，因为这里气候宜人，生活开支也比较低。还有很多人本来在这里经商，这些人是最可怜的，因为他们要把自己半生创立的产业留在这里，只身一人一无所有地回到英国。其中还有年老的家庭教师、英语老师、汽车司机和管家，甚至还有几位青年工人，他们本来是被派到这里为法国政府做机械工作的，他们的工头拒绝离开，因为再有几天就可以完工了。要是把个烂尾楼丢在这里，他实在感觉良心上过不去。

从我来到码头到登上船，中间一共用了四个小时，很多人直到下午才挤上船。有一位可怜的女士由于高温不幸去世了。我们的船叫作“盐场大门”（the Saltersgate），上面一共有五百人，而他的姊妹船叫作“顶级灰尘”（the Ashcrest），上面有八百人。船上的工作人员花了不少时间想把船打扫干净，可是在铁质的甲板上和每一条洞穴、每一条裂缝里都有厚厚的煤灰，有人告诉我，要从第一个小门进去，门下边的底层舱就是我们的活动区域，至少在到达直布罗陀（Gilbraltar）之前是这样。船在傍晚开动了，第二天到了马赛，当晚我就睡在甲板上。黎明时分，甲板上出奇的冷，于是我又回到了船舱里。铁质的甲板异常坚硬，我把毯子铺在大衣下面，但也用处不大。我侧身躺着入睡，醒来的时候，这边的屁股又酸又麻，于是我翻个身再次入睡，醒来时又酸又麻的变成了另一边的屁股，于是我想平躺着睡，可是这样的姿势让我根本睡不着。底仓一共有七十八个人，有一个小梯子可以通向外面，我忍不住想，要是发生点什么意外，我们根本就跑不出去。到达马赛后，有一艘法国护卫舰开始为我们护航。我们在水面上滞留了一整天，根本不许我们上岸，之后我们前往奥兰（Oran）。

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船上的情况都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所以在船上待了一整天后，我们才逐渐适应过来。有一位女士上船后告诉负责的军官说，她必须坐头等舱，而另一位女士叫过船上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只有一位）来，问他娱乐室在什么地方。

“我亲爱的女士，在这艘船上，哪儿都可以娱乐。”他的回答倒是很风趣幽默。

还有一位女士，她猛然间发现自己喝的水来自于船上的水泵，便惊恐万状地大呼小叫，说她这辈子从没有喝过自来水。不过这样的人终究是少数，绝大部分人面对这样极端的情况都会尽自己所能让船上的日子好过一点。一开始确实有一些混乱，但要知道我们都是英国人，虽然沉闷无趣，但却非常务实。很快，我们就把事情基本摆平了。每个船舱里都选了一位管理员来维持秩序，他们的工作是监督在夜间有没有人吸烟，同时保持船舱的卫生。我们极度缺乏饮用水，于是定下了一个时间，规定只能在这段时间内来取水。喝水的问题解决了，但洗漱问题就更难了。所以，一般一盆洗脸水基本上得有五十到一百人用过，到最后上面会漂着一层肥皂沫，但这也实在没有办法。你的手上、脸上和衣服上都是黑黑的煤灰，不管水多脏，你还是会去洗一把的。大部分男人都能想到办法自己刮胡子，而女人的脸也相对干净，她们总能找到什么膏、什么露之类的抹在脸上，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借用别人的。但是我们无法可想的就是这双手，它们总是覆盖着灰尘，你就别想穿什么干净衬衫，过不了两三个小时就跟连穿一周没有什么区别了，不过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接下来你就可以心平气和地连着穿上一周了。对于这种肮脏的环境，我们除了忍受就只有自嘲了。

船上有些人一贫如洗，根本买不起吃的，而有些人上船前根本不知道要带吃的，于是船方告诉我们这些有东西吃的人，尽量不要去动船上的食品供给，但是我们所有人带的食品也只能维持三天，实践证明，这次旅程要比我们预想的长得多。三天之后，我们只能排着队去领配额食品了。所以，三天后，我们大家的日子过得比较统一，因为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要花在排队上。在炎炎烈日下排队的滋味我想你能懂得，而且甲板是铁质的，这更是火上浇油，温度让人难以忍受。船上的食品供给也开始供不应求了，于是每天我们的配额都在减少，一般是一小块儿咸牛肉加四块儿甜饼干，或者一小块儿姜汁面包，这就是中餐和晚餐的供给。但是单单排队的时间就需要一个多小时，这段时间，我们真是尝到了饥肠辘辘的感觉。有一次排队时，我听到有一位女士声情并茂地说：“我这辈子再也不要减肥了！”

看这些女士们排队，这个景观很是诡异，她们的手脏得够呛，拿着个盘子或者空罐子，但手指上还戴着戒指，脖子上还挂着珍珠项链。她们戴这些东西倒不是为了摆谱儿或者炫富，而是确实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放。为了打水，空瓶子成了抢手的好东西，要是谁有个空的酱罐子，那就跟得了宝贝似的，你可以拿它当杯子，也能用来装吃的。在这里，我学会了如何用桶底的一品脱水来给自己洗个澡。我只有一条毛巾，还是一位好心的女士借给我的，一周后它就黑得跟农村的锅底一样了。

我前面提到过，我的一位邻居是已经退休的医生，他现在也在船上。我们知道，意大利人有不少艘潜艇在附近，他们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向我们发射鱼雷。船上有一个瞭望台，上面的巡视员日夜不休地在上面巡逻。船上还有一门大炮，当然配备了一名炮手，炮手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伙子，他跟我们说，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向敌人的潜艇打上几炮。船上有救生艇，但也只够装下38 名船员，其他的就什么都没有了，既没有小木筏，也没有救生带。很明显，要是我们的船被鱼雷击中，船上的五百多人全都会被淹死。我已经下定决心，要真出现那种情况，我绝不会拼命自救，一死了之最好。于是，我问那位医生朋友，怎么死能把痛苦减少到最低限度。

他说：“千万不要挣扎，张开嘴使劲喝水，水一旦冲进你的喉咙，就会让你在不到一分钟之内失去意识。”

我打算到时就听他的，我觉得自己连一分钟都用不了就能给自己一个了断。开船后三天内，我们在海面上没看到过什么，有时偶尔会看到几只海豚。一旦遇到潜艇，船上就会有警报发出，护送我们的驱逐舰赶紧扔下深海炸弹。这时，乘客们都会聚到一起看热闹，这时候，他们更多的是感兴趣，已经完全忘记了什么叫害怕。等一切结束后，我看见有位女士拿着一小包湿衣服从我身边走过，便问她里面装的是什么。

她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我趁乱搞到一点儿水，洗洗我的脏衣服。”

驱逐舰在我们周围转了一个小时，但已经没有了潜艇的迹象。我们的姊妹舰“顶级灰尘”（the Ashcrest）不像我们那么幸运，她的引擎出了问题，只得返回法国港口修理。在港口上，她们补充了食物供给，但由于维修耽误了一些时间，她在开船出来的时候就没有驱逐舰的保护了。船上的巡逻人员发现了一艘近在咫尺的意大利潜艇，但由于这是在西班牙水域，船长禁止炮手采取行动，可潜艇的指挥官不管这一套，他向船只开了火，炮手随后还击，没过多久，潜艇就不见了。乘客被要求躲进底舱，当“顶级灰尘”放出烟雾弹以遮蔽人们的视线时，他们以为船着火了，因为烟已经透进了底舱，大家静静地等待着，一言不发。

25

每一天都变得越来越长，人们的精神压力也越来越大。一天早晨，一位矮个子司机突然开始胡言乱语，并且还想着跳到海里去。他的脸色铁灰，眼神狂暴而迷茫。两三个人抓住了他，把他带进了一位军官的小格子间，然后由志愿者们轮流看管。前一天下午，我看到一位女士也流露出极度不安的迹象，我上前想去安慰她一下，她便开始浑身颤抖，抬着头四处乱看，好像是在寻找敌人的飞机，然后尖叫了一声摔倒在甲板上。

出现精神错乱的一共有四个人，其中一个以前是位军官，四十多岁的年纪，我认为他神志不清的主要原因是没有酒喝。他倒也没干什么让人不舒服的事情，只是穿着自己随身带的一些很打眼的衣服在船上溜来溜去。有一天，他在胸前挂满了很多小纸片儿，原来这都是用报纸做成的，似乎用来象征他以前的军衔和战功，还拿了一个军官用的轻便短手杖，仔细一看，才看出来那是一把折叠起来的遮阳伞。他走到一群坐在舷墙上的人们中间，对他们说：

“你的纽扣根本就没有擦亮，太不像话了！”

然后他转过身去，似乎在对一个假想的下级咆哮，大致的意思是好多士兵都没有出来，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还有一次，他身上裹着一条毯子，显然是把自己看成了一位阿拉伯酋长，然后傲然挺立在自己的堡垒上，巡视着眼前的沙漠，仿佛在等待敌方部落的袭击。随后，他高声叫道：“让他们都来吧，我们毫无畏惧！”还有一次，他又变成了一位贵族女士的随从，当有位女士从甲板上站起来要换个座位的时候，他会忙不迭地帮人家拿着正在编织的衣物，当这位女士坐下时，他又会像古代的绅士一样帮人家铺好坐垫。我想，他是船上最快活的人，因为他一直生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到达直布罗陀（Gilbraltar）后，他搞到了一瓶威士忌，这对他来说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喝了几口之后，他很快就恢复了理智，像从前一样再次融入了无聊的现实世界。

但他还不是船上最奇怪的人，最奇怪者是我在费拉海角（Cap Ferrat）的一个邻居家里的大管家。那个人的奇怪之处在于，如果有人跟他说他的举止很反常，他会惊恐万状。当时，我可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劝他跟我们一起回英国的。他个子很高，花白头发，瘦长脸，举止庄重，看起来和蔼可亲，但又很容易让人产生距离感。因为我是他家女主人的朋友，所以他感觉对待我就应该像我正在他们家做客一样。破晓时分，他给我端来了一杯茶，然后就开始帮我清理沾满了煤灰的衣服，然后呢，又开始帮我擦鞋。看到他这样的举动，我也尽量装得若无其事。尽管我们都是在甲板上用餐，他却一直在我身边服侍着，就好像我在他主人家参加晚宴一样。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什么能够打扰他。在我们遇到意大利潜艇的那天下午，他的女主人正和我站在一起，她打算看一眼船上的潜望镜。这时，他走到女主人跟前，对她说道

“夫人，您现在需要喝茶吗？还是等事态平息下来我再给您端来？”

他的衣服和我们的一样脏，指甲缝里也塞满了煤灰，但是他的举止却给人一种干净整洁的印象。我想让他告诉我对意大利潜艇袭击我们有什么看法，但是他非常了解自己的身份，所以不想对我袒露真心。

“先生，他们这群人很有意思，我们以前从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这就是我能得到的最坦诚的回答了。

我不知道他晚上在哪儿睡觉。有一次我问他有没有足够的食物，他很礼貌地回答了我，仿佛是在说这不关我的事。

“先生，我没什么可抱怨的。”

我不知道他是否想过，每晚我们去睡觉的时候，生死的几率都是一半一半，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会葬身海底。在他心目中，这艘拥挤破烂的船就是他的女主人那井井有条、秩序井然的豪宅，我们看不到他对此有任何的怀疑。不管是从言词还是表情，自始至终他都表现得从容不迫，彬彬有礼而又不显得卑躬屈膝。他精神专注，风趣幽默，仪态端庄，偶尔又对自己看不惯的事冷嘲热讽。

船上还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女士，她本不想离开自己的家，但在女儿女婿的劝说下不得不上了船。她确实不适合旅行，让她登上这艘船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很明显，她的女儿和女婿把这看成了是永远摆脱她的天赐良机。极度的惊吓以及长途跋涉的劳累已经把她打垮，她变得十分脆弱，整天做的事情就是用颤抖的双手梳理头上稀疏的白发，如果她在船上死去，那也不足为奇。船上的小诊所里只有三张床位，有一张已经被一名年轻男子占据，他由于小儿麻痹症而双腿残疾，不可能在船舱与甲板间爬来爬去。开船前两天，他娶了一位年轻漂亮、温柔又能干的女孩为妻，这位女孩儿以前就是他的护士。刚才提到的那位老太太也被送进了这个小诊所，小两口儿便开始照顾她，别忘了，这本该是两人的蜜月期，但是没有人的蜜月比他们的更凄惨了。他们和那位老太太同处一室，而老太太已经奄奄一息，随后老太太就真的去世了。水手们用一件长袍为她做了寿衣，午夜时分就为她下葬了。有一位牧师为她读了一段悼文，新结婚的小两口是主要的送葬者，在那可怜的尸体被扔到海里的那一刻，船停了一分钟，但是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在向死者表示哀悼。唉，当时没有这个时间。他们怕的是，如果马上开船，尸体有可能会被卷进螺旋桨里。

在海上航行了五天后，我们被告知将会在阿尔及利亚（Algeria）的奥兰着陆，等待来自直布罗陀的命令。我们希望会有一艘更合适的船过来接我们，“盐场大门”的船长其实很不愿意拉着我们。乘客们都疲惫至极，有一些老人只不过是在苟延残喘，这样的折磨我们已经无法再忍受了。本来在轮船医院的床铺上躺着的是一位年老的寡妇，但她的位置很快被一位癌症晚期的女士取代了，她躺在那里，十分安静，没有呻吟，也没有抱怨，她唯一的希望就是不要死在路上，而是能够回到英国再去世。

船上的情况非常糟糕，食品严重短缺，现有的食品也难以下咽。厕所本来是给三十八名船员准备的，现在船上的五百多人却要共用这为数不多的几个蹲位。

一想到有可能着陆，我们的情况会得到改善，大家都情绪高涨。但是，到达港口后，我们被告知不许上岸，大家的心情又马上跌入低谷。那天早晨，新闻里传来法国投降的消息，当局正在等待命令，随时有可能扣押船只，然后把我们这些难民监禁起来，这一时刻真让人忐忑不安。这一整天是在激烈的商谈中度过的，一边是船长和管辖我们的尼斯副领事，而另一边是法国官员。最终，船长通过他自己的无线设备与直布罗陀取得了联系。他得到许可，可以上岸搞些食品，但要马上回到船上。不幸的是，那天是星期天，大部分商店都没有开门，船长带着船上的一位杂货商乘出租车买回了五百磅面包，以及所有他可以搞到的水果、火柴和卷烟，这些都是我们所急需的，一艘法国护卫舰恰好当晚要驶向直布罗陀，我们与她同行，在周二早上到达了目的地。

这次，我们认为麻烦真的快要结束了。

我们还没下船时就在互相谈论，商量着如何利用这有限的岸上时间，到了岸上的旅馆里，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修整，先洗个热水澡，然后享用一顿像模像样的午餐。我们都期待着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这艘船了。但是，当我们被告知不许上岸时，很多人都崩溃了，看着他们沮丧的样子，我们心里真是难过。很多女士都痛哭流涕，埋怨老天对我们太不公平。我们都已经严重营养不良，在船上忍受了一个星期不舒服的日子，睡眠也特别不好。我敢保证，很多人都不能安心睡觉，主要是因为担心我们的船在夜里会被鱼雷袭击，但是，真正让我们精神崩溃的还不是各种的不舒服、食品短缺、睡眠不足以及鱼雷的威胁，而是船上肮脏的环境。我们都感觉自己污秽不堪，这让我们难以忍受。不能登岸所造成的失望情绪极其严重。有一位军官上船来对我们发表了一次演讲，他解释说，直布罗陀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们待了，第五纵队的活动也让人心里很不安。直布罗陀是一个堡垒，这里的大部分平民都已经撤走，最后他重申，政府会尽一切所能来改善我们的境况，我们要学会在困境中求生存。当然最终他说出的那句话还是让我们极度失望，那就是，我们还要坐着原来的船回英国。值得庆幸的是，船长和副领事可以上岸，他们把我们糟糕的境况告诉了政府当局，最终的结果是，孩子、病人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上岸，等待另行安排。这样，船上就只剩下了二百八十人，我们这些人开始尽其所能让船上的日子好过一些。我们还算是挺幸运的，因为上面下令，我们可以五十个人一组上岸待几个小时，这段时间，我们都去冲了一个澡（洗澡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大得享受），购买食品、各种毛毯和垫子，还有能用来洗澡的水桶，购买饮料和烟草。船上也做了一些改装，增加了马桶的数量，也建造了一些小木筏，增加了一些饮食补给。

我们的船在直布罗陀一共待了三天，我们是最后一批上岸的人，上岸后我发现，所有的床垫都卖光了，我便买了一床被子作为替代品。我还买了沙丁鱼、饼干、调味酱（这样吃牛肉粒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那么难以下咽）、水果罐头、几瓶威士忌和一瓶朗姆酒。现在，船上的空间比以前大了很多，我搬出了底舱，把我们的床铺在了水手长小隔间下面的甲板上，这个地方味道不好，因为食品都储存在这儿，我找到了几块厚木板把它们并排架在三个篮子上，便给自己做了一张很舒服的床。我的同伴来自澳大利亚，他特别心灵手巧，他用一个破旧的酱罐子做了一只水桶，早上起来当脸盆，中午的时候就当盛汤盛菜的盖碗。离开直布罗陀后，各种汤就成了我们的主食。我们还搞到了一把笤帚，然后他用一个饼干盒子做了一个簸箕，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狭小的空间保持干净。我要感谢我的这位同伴，他让我在旅途的后半段舒服了很多。他身材不高，体形消瘦，尖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他在一战中曾做过军官，在此前和此后，都当过很长时间的兵。他当过流浪汉，站过吧台，剪过羊毛，还做过工程师和记者。他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笔钱，在尼斯后面的山上买一间小屋，想着在那里安度晚年。他说自己五十岁，但我觉得他的实际年龄应该更大一些。他现在口袋里只有五英镑，他想着就用这些钱回英国开始新的生活。他确实特别善于利用身边的各种物件儿，在他眼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废品，不管是找到一块木头、一块布、一根绳子还有一根线，他都可以派上用场。他有着菩萨一般的心肠，我们的小隔间里没有门，所以当船往北开的时候早晨的风会特别凉，尽管他用一块破布做了个帘子挡在风口，但依然作用不大。有时候，清晨醒来时，我发现他把自己的毯子盖在我身上，而他自己却躺在那儿抽烟，倒不是他不想睡，而是刺骨的冷风让他根本睡不着。

26

有两艘船担任我们船的护卫任务，一艘是驱逐舰，另一艘是单桅帆船。因为别人把我看作是一位有身份地位的人，所以每当发现有潜艇的迹象或者可能会有空袭时，别人都会告诉我。有人告诉我说，如果我们的发动机能够不出毛病，那将是一个奇迹，如果出了毛病，我们就会和那些护卫舰拉开距离。别人还告诉我，这些属于秘密信息，不能轻易告诉其他人，但是说实话，他们要是不告诉我，我会更加感激不尽。除此之外，每天的日子也都算是过得不错了。

一般早餐我吃一块抹了酸果酱的发霉面包，喝一杯茶，然后就开始抽烟斗、读书。很多年来我一直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来都会读一些比较严肃的有思想深度的东西，我觉得这种习惯就算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应该保持下来。所以，自从上船后，每天早晨我都会读大约一小时的柏拉图，我以前就读过这本书，他用的是对话体，讲的是审判苏格拉底被处死的经过，但现在读起来却更有感觉。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以及所要面临的危险，都使得这本书有了特殊的含义。下午的时候我读小说，用来消磨时间。我已经有四十年没有读过《埃斯蒙德》（Esmond）了，基本的情节都已经忘得光光的。我以前感觉这是一本枯燥乏味没有多少感情色彩的书，但现在读起来却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我发现这书写得不错，还蛮有意思的，其中所显露出来的高贵品质以及侠肝义胆挺适合当前的情况。我同样也喜欢读《维莱特》（Villette），它单纯而富有魅力，也许里边有点滥用巧合的情节，但是那个时候的书基本上都这样，所以我也就不以为意了。而且我还喜欢那种浪漫的调调儿，学校的女校长以及那位性情暴躁的教授也许经常会做一些荒唐事，但是他们的形象的确很鲜活。七点用晚餐，用餐完毕我就开始给别人讲故事，不管谁爱听都行。一开始，我讲的故事是脑子里本来就有的，只是还没有机会写出来，但是讲来讲去脑子里的故事很快就用光了，我只能迅速搜索自己的人生经历。下面就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很有趣的故事，听故事时大家都非常投入，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有一年夏天，我在慕尼黑参加瓦格纳歌剧节，与我住在同一家酒店的有一位年轻女士，我们曾在伦敦多次谋面，她的名字叫格拉迪丝（Gladys），是一位举止文雅的年轻人，但是她身边的同伴让我稍稍有些吃惊，她身边有两男一女，穿着都特别光鲜，尤其突出的是那位女士。我对她了解不多，所以也不是特别在意，因此看到她和那些朋友在一起，我只是远远的和她打个招呼，其他也就再没什么了。一小时后，我收到她写来的一个纸条，说希望与我在大厅见一面，这让我有些意外。见面后，她对我说自己遇到了麻烦，她和那几位同伴其实也不是特别熟悉，他们从伦敦直接来到了慕尼黑，之后才发现那位女士与其中的一位男士有染，并且他们要求格拉迪丝去满足另一位男士。那位男士说得很直白，她当然表示不能接受，之后那几个人就开始说一些很不入耳的话，还责问她如果不乐意还干嘛来这儿。我只见过一面她那些朋友，但这已经足够让我确信他们是那样的人。我建议她离开那些人，她说她是那些人邀请来的，现在无处可去。她的妈妈五天后到达巴登-巴登，她现在身上的钱只够去那儿的路费。

“你以前是否想过，一些你不太认识的人给你掏车票和房费就只是为了跟你聊天？”我问她。

“这不是不可能，我一直很善于聊天。”她回答说。

我看着她，心里想，有时候说话刻薄点也是很有必要的。

她继续跟我说：“我现在情况很糟糕，那两个男人对我的态度很恶劣，艾米（Amy）整天跟我叨叨，说我假装正经，说我这种人最让人扫兴了。”

她开始咬手绢，我想她接下来可能会哭。

“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要不要我跟他们谈谈？”

我当然不想跟他们谈，但是我也想不出其他的解决办法。

“我觉得不会起作用，他们就是想对付我，我现在已经彻底绝望了。”

“那你想让我做些什么？”

“这两天能不能让我跟你在一起？”

这让我很为难，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想着一个人度假，不想受到任何其他人的约束。她觉得在我身边会很安全，我也不会觉得这是什么恭维话。

“我知道您是个好心人，”她又请求道，“我不会给您添多少麻烦的，我们在一起也会过得很愉快。”

“好吧，很高兴能帮上忙。”我回答说。

那天下午，我们去一个英式花园散步，当时我已经是一个小有成就的剧作家，而格拉迪丝却长篇大论地给我上了一堂戏剧技巧课。我给她买票一块儿去看瓦格纳的歌剧，在中场休息时，她侃侃而谈瓦格纳的美学理论，并给我详细解读瓦格纳如何利用不同的音乐动机来表现人物性格。第二天没有歌剧，我们两人便去远足。上午的时候，她借景发挥，给我介绍了一下巴伐利亚的历史，下午的时候又给我讲述了应该如何写小说。她觉得这样的论述还不够具体，于是又开始举例说明，对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三人的小说特色做了非常准确的分析。一天早晨，我们走进一家画廊，她又指出伦勃朗比牧里约（Murillo）的艺术成就更高，这次的讲述还算简洁，但有些地方也略显冗长。她还告诉我如何欣赏丢勒（Albrecht Durer）的作品。我终于明白，那天她为什么说自己很善于聊天。

我们中餐和晚餐都在一起吃，她脑中的各种信息好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一两次我们见到了她那几位朋友，他们都向我投来恶毒的目光，这让我有点儿浑身不自在，好像是我在拆他们的台。最后，我亲自送她坐上了火车。

“您对我真是太好了，”她说，“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精疲力尽地回到了酒店。我暗暗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管那些处于痛苦之中的女孩子了，因为她们常常会给我带来更大的痛苦。幸好，此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27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到达了英国海岸！我们在船上一共待了二十天，从来没有脱过衣服。自始至终，除个别人外，我们这些难民都十分沉着冷静，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社会阶层的区分从上船那一刻就完全消失了。这要归功于船上肮脏的环境，在这方面大家都扯平了。但是有些人还是表现出了极度的自私，举例来说，他们会排两次队，从我们少得可怜的食品供给中获取双份。当我们到达奥兰时，我们本以为会离开这条船。我们为船上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募捐，但是当我们发现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时，一位女士走向轮船的乘务员，要求吃晚饭时给她双份的量。

“抱歉，女士，恐怕我不能这么做。”乘务员回答说。

“我不管，你必须这么做！”她说得理直气壮，“今天早晨，那个帽子传到我那儿时，我可是给了整整一百法郎啊！”

“对不起，女士，我真的没有权利这样做，要是您觉得您捐款了就该有所回报的话，”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递给那位女士，“我只好再把这一百法郎还给您。”

但是，像她这样的人终究是少数，大部分人都表现得非常无私，有时这种无私的表现会让我们感到无比惊讶。他们很急切地想要帮助别人，有些女士随身带来非常名贵的护肤品，她们会主动地分给那些已经没的可用的女士。我们的毛巾和肥皂都是公用的，可以说只要能分享的我们都已经分享了。在我看来，自私的会变得更自私，无私的会变得更无私。我还有必要加上一句：自私的人也有他自私的理由。这段海上经历就要结束了，我在这里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向船上所有的工作人员致敬，他们像狗一样辛勤工作，让我们船上的环境基本上还可以忍受，向那些军官们致敬，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包间让给了老弱病残，向斯塔布斯船长（Stubbs）致敬，以及一切为我们安全回家做出过努力的人们致敬，他们的非凡勇气、高超技术和坚强意志都值得我们敬佩。

28

再次回到英国真好。我来到伦敦，在多特斯特酒店（Dorchester）找了一个房间，我又脏又累，赶紧冲了个澡，换上干净衣服，吃顿饱饭，然后在床上躺下睡了一觉。出乎意料的是，我发现我的朋友们都在替我担心，我没办法告诉他们我的行踪，有谣言说我已经让德国人抓去了。人们都想知道我是如何逃脱的，于是我就在广播中讲述了我的经历，结果铺天盖地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这些都是在法国有亲戚朋友的人写来的，他们想知道那些亲朋的近况，有些信件写得哀婉动人，但是我没有什么可以对他们说的，也就无法减轻他们的焦虑，这让我自己也很痛苦。

回到英国后，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全国各处都充斥着乐观的情绪，刚登上“盐场大门”号的时候，我就隐约有所察觉，船员们都是长得五大三粗的格拉斯哥（Glasgow）年轻人，他们的脸上沾满了煤灰，和衣服一样脏，他们说话时口音很重，作为英格兰人，我们很难听懂他们的话，但是他们说话时的感觉，可以让人确信他们的友好，而且他们也非常积极肯干。他们滔滔不绝的说话时，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他们那种激昂的斗志。自从战争开始后，他们一直在危险的海域行船，我们在想，他们会不会害怕德国鬼子（Jerry）的炸弹和鱼雷。但他们不怕，他们的信心感染力极强，当有人问他们对法国被攻占有什么想法时，他们的神情兴高采烈，又趾高气扬。

“没关系，我们英国人自己就能把德国鬼子给收拾了。”

在利物浦的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人身上，我们都同样可以感受到这种对胜利的信心，不管是上船的军官、帮我们拿行李的搬运工、街上走着的人们或者餐厅的服务员，害怕德国入侵？没影儿的事。

“我们早晚能把他们揍扁了，当然这得需要时间，但那也没关系，我们扛得住。”

同样的气氛也充斥着伦敦，我发现，整个英国都沉浸在这样的气氛中。这里，田野中的玉米正在变成金黄色，树上的苹果已经压弯了枝头。尽管法国的沦陷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而且希特勒叫嚣，到8月15日他就能来到伦敦和英国人签订和平条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英国人民完全没有气馁。这时的英国与几周前我离开时的英国相比大为不同。人们的意志更坚定，斗志也更昂扬，对侵略者的行径也更加义愤填膺。温斯顿•丘吉尔用他自己不可动摇的意志激活了整个英国。对于战争，我们再也不能畏首畏尾。我来到英国后和不少人聊过天，既有一般士兵也有高级军官，既有农场雇员又有农场主人，既有贫穷的妇女也有富有的女士，既有一般职员又有大资本家，不管在哪里，人们都意识到情况是何等危急，同时也下定决心，要持续战斗去争取胜利，并且做好准备，愿意为胜利付出一切。英国人最终意识到，他们不是在为任何其他人作战，而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为了捍卫自由，他们愿意做出一切牺牲。在这黑暗时刻，他们的勇气超越了一切。

我感觉唯一没有什么变化的人就是外交部的那些官员。我有时和他们一起用餐，听他们谈论战况，竟然如此的随意，有时还略带讽刺。听他们说话，会让你感觉战争就像是在下棋，如果对手走了一步威胁到了你的王后，你当然要躲开，但是与此同时，你也应该佩服人家的战略，如果最终你输掉了，也别放在心上，只不过是玩儿嘛，玩儿得高兴就好，没什么大不了的，下次你还能赢回来。我逐渐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是完全封闭的，根本看不到普通人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煎熬，所以他们会把严肃的事情看得好玩儿。我希望战后外交部门和领事馆人员能够合并，在这些先生们成为大使馆随员或者进入唐宁街当书记员之前，他们能够在领事馆干上几年，这样他们才可以真正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这样他们才会相信，不管是高官还是平民，都是由同一块泥巴摔出来的。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参加与这次战争有关的工作，但除了写文章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为了收集资料，我接触到了不少要员，他们对这场战争是有一些掌控权的，其中就包括阿兰·布鲁克爵士（Sir Alan Brooke），护国军（the Home Forces）的总司令。他中等身材，膀大腰圆，长着浓密的灰色头发，肉乎乎的鹰钩鼻，鼻子下面是浓密的胡须，双手也同样粗壮有力。在我的印象中，他确实属于四肢发达的那一类，但他那张脸却又颇像知识分子，单从脸上看，他像是一位科学家，而不像是一名军官。假如他穿着便装坐在公交车上，我一定会把他当成伦敦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他的声音有些刺耳，但说话流畅，斩钉截铁，我相信，任何人只要跟他待上一小时，都会觉得他头脑冷静，意志坚强，足智多谋。

在法国的时候，我见证了法国人整体士气的低落，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战争的悲惨结局。现在我急切地想知道，这些天我在英国看到的民众士气高涨会不会是假象。我需要一位能掌控全局的人给我一个确定的答案，所以当我采访总司令时，我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如何看待英国民众的情绪。他回答说，自己现在除了夸奖与赞叹，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他还举了地方卫队的例子来进行解释。这些人都是自愿参加的，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很多人曾经在一战中当过兵，他们现在的任务是应对敌人的伞兵，防止敌人暗中破坏，保护桥梁、铁路和码头，总起来说，就是防备敌人的一切入侵活动。他们中大部分人都还在继续工作，只是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执行任务。政府发布招聘志愿者的命令后，在民众中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应，前来报名的人络绎不绝，相关部门只好喊停，因为现在的装备根本武装不了这么多人。

说完了整个国家民众的士气，下面很自然的我们就会谈到军队的斗志，我敢保证，只要你听到过英国将军用洪钟一般坚定的声音来讲述他在法国指挥自己的军队时的状况，你毫无疑问会被他的信心所感染。在战争中，最容易让军人失去斗志的就是，你奉命镇守某地，战斗已经打响，部队损失惨重，但是不管怎么样，阵地并没有丢，可是上面发来命令，让马上撤退，原因是在侧翼负责支援你们的部队已经溃不成军。然后，你又奉命驻守一块新的阵地，这时候你会忍不住想：“这有什么用呢，我们干嘛要在这个阵地上损失这么多兄弟，最后的结果不还是奉命撤退吗？”这就是在弗兰德斯地区（Flanders）一次又一次反复上演的情景。比利时军队投降了，而位于另一侧的法国军队也迅速撤离了阵地，只有英国人还在顽强抵抗，即使需要撤退也退得有条不紊，难怪将军对自己的部队感到如此骄傲。没过多久，当他带领军队撤到海边时，遭遇了一队法国士兵，这时的法国人已经扔掉了武器狼狈逃窜，压根儿就没一点儿军队的样子，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沿着比利时的公路像难民一样无序地涌动。你可能会觉得，英国军队看到自己的盟军变成了这个样子，肯定会士气大为受挫，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他们依然顽强地继续向前。这个民族就是有这样的优势，他们缺乏想象力，感情方面也不太丰富，像猪一样固执，不懂变通，看到让人产生悲观情绪的景象，也会无动于衷，倒不是他们不想受到影响，而是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去受影响。实际情况是，在法国的英国军队从来没有因为前线的压力过大而主动撤退过，唯一的原因就是位于侧翼的盟军已经提前撤退了。他们返回英格兰时几乎一无所有，只有身上那套勉强可以遮体的军装，他们又累又饿，但却依然充满斗志。

在我看来，造成法国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一个长长的冬天里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结果真到了要打仗的时候就全无斗志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布鲁克将军（General Brooke）。我说，如果德军在夏天不进攻英国，那么本身如铜墙铁壁的英国军队就会面临和法国军队类似的情况，那将非常可怕。他回答我说，英军的上层已经在上一个冬天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会让士兵们有事可做，而又不至于过度劳累，他们会给士兵们提供很不错的娱乐方式，而且还允许他们定期休假到家里去看看。我认为，现在的士兵比二十五年前士兵的文化程度要高出很多，所以建议军队上层不仅要给他们提供动手的机会，还要提供脑力劳动。

将军说：“那是自然。我们明白，现代士兵的训练方式与二十多年前有了很大不同，那时候他们只需要会开枪、会走正步就可以了。适当的训练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让他们无休无止地在军营前的空地上没完没了地踢正步，我想很多人都会感到无用又无聊。现代士兵应该成为一名技师，为此，他们需要学习很多东西。这样，他们的头脑就会一直保持清醒，斗志也自然会高涨起来。”

总参谋部一直在积极思考如何让士兵们参加更多的各类活动，这样他们就会非常有成就感，而且情绪也会因此保持稳定。现在看来，他们的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29

我们都知道，现在德国最强的是空军，这让他们入侵其他国家时几乎毫不费力。当然，英国也正在努力建造飞机，但是数量足够吗？我们也在从美国购买飞机，但是买的够吗？我常听到有人问这些问题，如果能够就此写一篇文章，那将非常应景。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写一篇关于飞机制造的文章。我觉得，没有必要对飞行员们有任何的质疑，他们勇敢无畏，头脑冷静，排除困难，坚韧不拔。他们参加过上百次战斗，全世界的媒体都对他们赞不绝口。我有幸认识了几位皇家空军的飞行员，看到他们如此年轻，我的心不禁一沉：如此的大好年华，却有可能牺牲在战场上。有些人的脸蛋儿如此年轻，一尘不染光洁照人，给他们配备保安剃刀都是多余。但是，他们表现得如此乐观，对战争毫无畏惧，对自己的飞行技术充满信心，经验丰富，足智多谋，年轻的肩膀上扛着一颗老练的头脑。在他们身上，任何溢美之词都不过分。与他们比起来，我忽然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

我跟其中一位飞行员接触较多，他比其他人稍微年长一些，当年二十四岁。他个子不高，超不过一米六，当然这也是我猜的（他说这正是飞行员的标准身高）。小伙子非常活泼，一双蓝眼睛滴溜溜乱转，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他有一次执行任务时被敌机击落，差点扭断了脖子，但是在医院里待了几周就回到了战场。我见到他时，他刚从法国执行任务回来，于是给我讲了一堆让人不舒服的故事。据他说，法国投降后想尽办法阻止英国飞机返航，还不给他们提供油气供应，法国人还把卡车开到机场上，阻止那些装满油的飞机起飞，听起来真是让人感觉既生气又替他们臊得慌。但是光讲这些也没什么用，不久前，他刚刚与两架德国飞机交火，其中一架被他击落，另一架的油箱被子弹打开了一条口子，两架飞机离得很近，对方的汽油洒到了他的挡风玻璃上，这样他就无法看到前方，只能回过身来看着后面把飞机开了回来。

“等我回来后，他们对这事儿都特别感兴趣，”他对我说，“有位专家检查了一下挡风玻璃上的油，他说这些油都是劣质汽油，我们在卡车上都不会使用这样的油。”

我问他会不会感到害怕。

他说：“那时候不会，在战斗过程中我从来不会害怕，那时候太他妈兴奋了！”他又想了一会儿，“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害怕过，有一次我独自执行侦察任务，一个人在天上一连飞了几个小时，天哪，我的膝盖就开始发抖，你会感觉世界上除你之外就没有其他人了，天空大得没有边儿，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就是有这么一种怪怪的感觉。”

我跟他说：“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广阔无垠了吧。”

这小伙子总是非常活泼开朗，喜气洋洋，他的精神状态一直特别好。他有两整天的休假时间，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充分利用，绝不荒废一分一秒。他已经非常详细地规划了自己的未来，等着打赢这场战争后，他会去买一艘帆船，四十英尺（大约12 米）长那种，然后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南太平洋航行。

“在那里生活基本上不用花钱，对不对？”

“嗯，确实花不着什么钱。”我回答说。

“那种日子得多爽呀！”

后来我就没再见过他，也许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广阔无垠的天空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先不管这些可爱又可敬的飞行员们，我现在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关心，我给比沃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写了封信，想约他见个面，他当时是飞机制造部门的长官，这个部门刚成立不久，我想知道，勋爵用他强有力的管理手段取得了哪些成就。他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不管什么事，只要他下决心去做，总能取得成功。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当然也有着乐观主义者惯有的狂妄自大，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确实足智多谋，能够随机应变。他这个人精力无限，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你委派他做一项工作，等他已经在这项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就时，委任状上面的墨迹都还没有干。很快，我收到了回复，他说他不喜欢约定时间，只要我来他们这个部门，他都很乐意与我见面。之后我去那里时他正忙活着，但是很快就有人带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当时还有其他客人，但很快就告辞了。在我看来，这是他使用的非常灵验的策略，就是说，要想让人长话短说，言简意赅，说完就走，毫不拖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下一位来访者提前领进办公室。

澳大利亚漫画家罗欧（Low）曾为比沃布鲁克勋爵画过像，英国民众都很熟悉这些画像，但是毕竟是漫画作品，准确度自然差一些，所以每次你见到他，都要修正以前对他的刻板印象。在罗欧的漫画中，勋爵是一个像西方土地爷一样的小怪物，他咧着嘴笑着，看起来十分邪恶。他的个子一点都不矮，大约有一米七五。身体很粗壮，秃顶，满脸褶子，而且皱纹很深。他的脸上一般没有什么表情，但只要笑起来就会笑得很迷人。我见他第一眼时，他一脸严肃地让我坐在桌子另一侧的一把椅子上，手臂在胸前交叉，浓密而突出的眉毛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你想从我这里知道些什么？”他粗声粗气地说。

问题很突然，要是我事先没有准备过的话，很有可能不知所措，于是我赶紧抛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问题：英国飞机与德国飞机在数量上有多大差距？

“我怎么知道！”他的回答一点儿都不客气，“我不知道德国有多少飞机，我问了很多所谓的专家，十个人会给我十一个答案，但是请你记住一点：我们的飞机数量足够抵抗德国最猛烈的攻击。”

“这真是好消息，您觉得什么时候我们的飞机产量可以达到最高值？”

“没有什么最高值，天空就是我们的极限。”

30

在这一时期，我见过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海军大臣A. V. 亚历山大（A. V. Alexander），温斯顿·丘吉尔当上首相后，海军大臣的职位就空缺了，于是他邀请亚历山大来担任这一职务。他多年来一直是工党中一位很受人尊重的领导人，也是一位很成功的商人，他是合作批发联合会（the Co-operative Wholesale Association）幕后的智囊，这一企业的成功运作，足以证明他的商业头脑。在工党执政期间，他是海军部第一大臣，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主动辞职。当政期间，他一直很受民众爱戴。再次步入这间办公室，他感觉如鱼得水，因为这里的一切还是那么熟悉。他五短身材，体格健壮，下颌有一些赘肉，更突显了脸上的坚毅表情。鼻子较短，却对人有威慑力，一双警惕的眼睛机敏的藏在角质架眼镜后面。他的一切动作都干脆利落，但却悄然无声。他不喜欢繁文缛节，一说话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听到他说话的流利程度，你就能想象到他非常善于在公众面前进行演讲。

在他宽敞的办公室里，挂着很多大幅的地图，他不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地图上指点着给我看，他指给我看那漫长的海岸线，这些都是德国人需要花费兵力来驻守的。这条海岸线从挪威的北端开始，一直到法国和西班牙的交界处，英国正在建造各类战船，很多已经到了收尾阶段，不久，英国军舰就可以长驱直入，无往而不胜。说这话时他的下巴猛烈地向前突出着。

他知道我在法国住过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我的很多亲属依然住在那里，便与我谈起了在奥兰的英国海军对法国舰队的攻击。^[28]

“这件事让人感到非常遗憾，但是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我们还能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有十四艘主力舰，德国有两到三艘，意大利有六艘，而法国有九艘，三加六加九是多少，您自己算算吧。如果法国的主力舰落入德意之手，就对我们很不利了，我们的海上护卫行动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击沉，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法国人民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当时对他们的舰队提出了怎样的要求，他们表现得非常有理性，也非常有尊严。”他突然看了我一眼，“你马上要去美国，是吗？”

“我想会的。”

“想想吧，如果敌军的舰队数量比我们多，我们在与美国人进行商业往来时还能提供什么样的保护？我们不仅仅是在为自己作战，美国人也会从中受益，只要英国舰队在，美国就很安全，要是我们的舰队被摧毁了，唇亡齿寒，美国人难保会坐不住。”

31

到伦敦后不久，我见到了科尔宾先生（Monsieur Corbin）。我与他相识也有一段时间了，经常与他共进午餐，他这个人严肃而冷漠，有点儿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跟他交往，你常会得到一种印象：你越是想和他接近，他的内心感受就会越为尴尬。我下电梯时，他正要进来，就这样机缘巧合地再次相遇了。我们握了握手，他祝贺我安全抵达了英国。我以前见他的时候，他要么是宴会上的贵宾，要么就是宴会的主人，在豪华的大使馆里招待我们这些宾朋。而我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可怜兮兮的老人，脸色苍白，身心疲惫，国家的沦丧让他显得背都有些驼了，他看上去比以前老了至少二十岁。看到这样的景象，我十分震惊，都不知该说些什么好。我本想表达一下自己对时局的遗憾，但是在这样沉重的灾难下如此表达就算不是雪上加霜，至少也无济于事，我呆呆地站在那儿，傻乎乎地盯着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直到看着他走进了电梯，我才长舒了一口气。

前边提到过，在1939年末，我为了写那本小册子，花了六周的时间在法国四处游走，目的是告诉我的同胞们法国人正在积极备战，工厂的工人也都在满怀热情地工作，而在军队里，所有官兵都行动迅速，随时准备迎战。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忠实地记录了我目睹的一切，我当时的印象就是这样。

现在回想起来，我隐约感觉到，有时候一些很随意的谈话，一些并不引人注意的事件，其实本让我对当时的印象产生一些怀疑，这就像是在风中举起一根小草儿，就会知道风在往哪个方向吹。现在我十分自责，为何当初对这些事情没有多加留意。我为当时自己的感觉如此迟钝而懊悔不已。因此，回到英国后，我有意识地询问了一些身居要职的人，看看他们是否知道一些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所无法获知的消息，也许从这些消息中就可以隐约推测出法国最后的陷落。但是我发现，不但对我来说法国的陷落不可思议，对他们来说竟然也一样。他们也没有预料到，拥有强悍军队的法兰西民族竟然还没有波兰抵抗的时间长。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法国人竟然没怎么抵抗就放弃了自己的首都，打破了自己一次又一次许下的庄严承诺。

到了现在，我本不想再浪费时间去讲述法国沦陷的具体原因，但是我逐渐意识到，也许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会对美国和英国民众有更大的帮助。导致法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存在于法国人身上，这可以说是人类的通病，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犯类似的错误，尽管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我们只有努力避免这些失误，并对人性的缺陷时刻保持警惕，才有希望逃脱国家沦陷的魔咒。

如果我在这里谈论的有些现象和结论我在前面的讲述中已经提到过，我敬请读者们原谅。对我来说，这个话题极其重要，值得我们一说再说。我还希望读者相信我，下述言论确实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没有人会没有来由地承认自己如此缺乏智慧与判断力。我一直对法国情有独钟，在法国有很多朋友。我在法国尽情享受了他们所赐予的善意，他们都很尊重我，而且就算我真说得上有什么成就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法国的艺术、文学与文明。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有必要把一切都说出来，这其中包含着迷茫与困惑、对私利的追逐、优柔寡断以及信念的破灭，我的内心充满了忧伤，而没有丝毫的敌意。

法国人经常为了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内斗，这种坏名声几乎尽人皆知。但是他们总是信誓旦旦地说，一旦国家有难，他们就会放弃分歧，形成统一战线，共同应对敌人。这次他们也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这不是真话。在议会中的所谓团结一致只不过是表面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层次的仇恨与敌意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这都是布鲁姆（Blum）政府遗留的后患。在内阁中，为了一些重要职位，各位部长们正在明争暗斗，背后捅刀子，共产党被迫解散，而共产党在议会中的代表要么被抓，要么被流放，尽管整体来说他们对工人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法国工人的工作条件一直很差，直到布鲁姆开始对此改革，而他们的所谓改革措施在其他同等国家中早已实施多年。在法国，很少有雇主认真考虑雇员的权利。在巴黎的一座大型百货商店中，雇员们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竟然是男女员工应该有相对独立的厕所。工人们的工作时间超长，雇员的工资也不足以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为了进一步表现有钱阶层的思维方式，我想再次引入一段对话。这段对话的主人公是我和我的一位银行家朋友，我的这位朋友善良、正直而且慷慨。一天下午，我去参加了位于拉雪兹公墓（Pere Lachaise）的一次共产党集会。那里的横幅铺天盖地，但上面的标语基本一致，大多写着同样的三个词：和平、工作、福利。当天晚上，我见到了那位朋友，便情不自禁地对他说，很难想象，在大革命发生一百五十年后，法国工人阶级提出的要求还是这么卑微。

“当然了，也没什么可以要求的。”我说。

他对我说：“和平自然没有问题，工作当然要有，但说到福利，门儿都没有，他们就不应该期望过高。”

还需要我多说什么吗？我看是没有必要了。当然，布鲁姆政府有些急于求成，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的提议在法国根本不切实际。有钱阶层都人心惶惶，连忙把自己的钱转到国外去，法郎开始贬值，政府也随之摇摇欲坠。有钱阶层终于舒了一口气，而工人阶级却满腹怨气，自此之后，有钱一族开始不停地被布尔什维克的梦魇所困扰，战争爆发后，他们所惧怕的正是这样的幽灵。很多大公司都与德国有贸易往来，贵族阶层和大资本家当中有很多很多人羡慕别国的独裁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独裁者至少成功抵御了恐怖的苏联社会主义，他们公开宣称，如果让他在德国式的独裁统治以及布尔什维统治之中选一个的话，他们会更倾向于德国人的方式。这些人愚蠢至极，他们竟然相信，就算德国人攻进来也不会动用他们的财产，而他们坚信，一场共产革命将会夺走他们的一切。

现在我们来说说军队方面。法国军队一向被认为是欧洲第一强，而总参谋部也被认为最具有执行力。我们就来说说这些军人，在那个漫长的冬天，法国军队毫无动作，战争动员令刚刚下达时所燃起的战争热情早已消失殆尽。官兵们更为忧心的是读到家中的来信，信中告诉他们说，家里的农场因为缺乏劳动力已经濒临破产，商店也完全没有了顾客，不管是什么买卖，现在都处于崩溃的边缘。于是他们就会想，我们与其坐在马奇诺防线后面无所事事，还不如回家照看自己的农场、工厂或者商店呢。而当战争真正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了斗志。退一步说，如果有优秀的指挥官，他们的仗也可能会打得更为有效，只可惜这也是他们的弱项。法国此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这些还不够，民主制度归根结底要依赖个体的道德水平，如果民主与腐败纠缠到了一起，那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你没有机会在法国常住，你就无法了解那里的腐败问题有多严重，这在法国的各个阶层非常普遍，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场集体的道德沦丧。对享乐主义的追求简直疯狂到了极致，而对于所谓的荣誉，大家的内心深处完全瞧不起，很多年轻军官都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他们会去巴黎度假或者回家，然后自己琢磨：干嘛要打仗呢？如果有可能的话，只要挣得够多，他们宁可为希特勒服务，他们想要的只是平静的生活以及自己的私利，如果希特勒能够给他们提供这些，那干嘛还要关心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军队。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没有人可以征服法国精神，就算在德国人的统治下，那依然还是法国，这种情绪在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然，战争中不乏英雄行为，很多军官忠于职守，战死沙场，但是我也听说了很多让人丧气的故事：有些军官把部队丢在前线，自己乘车仓皇逃到安全地带；也有些军官完全不管自己部下的死活，一心只想着把老婆孩子从德军有可能占领的区域带出来。众所周知，上百万的难民不仅阻碍了部队的行动，而且也加重了法国民众的悲观失望情绪，所以这里我需要再次指出，这是降低法国军民士气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家也都明白，甘末林（Gamlin）能力有限，他之所以能够掌控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只不过是因为他是一名成功的政客。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法国人对总参谋部充满信心，其实，这些人年事已高，老迈不堪，他们完全没有吸取上一次大战的教训，而且还盲目自大，他们无法从德国入侵波兰中了解德军的战斗方式。位于前线的将军们亲口告诉我说，波兰之所以沦陷就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法国总参谋部的建议，他们还告诉我，法军只需坐等德国人攻击马其诺防线，然后借机一举击溃他们。当马其诺防线完全失去作用后，他们就乱了阵脚，完全不知所措。他们也没有对士兵进行培训，教给他们如何应对德国的装甲部队，尽管逃亡法国的波兰军官尽其所能向法国人描述了自己在战争中通过惨痛的失败所获得的宝贵经验，但是那些法国将军根本瞧不起波兰人，对他们的建议法国人才懒得去听。所以，后面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了。法国人被德国的先进战斗方式所震撼，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福煦（Foch）^[29]曾说过；“要是法国有危险，就去把魏刚找来。”魏刚将军赶来救火，但他看了看整个局势，然后告诉雷诺（Reynaud）^[30]说，情况已经无法挽回。雷诺将此事报告给了我的一位朋友，然后又加了一句：

“要是我的总司令是位失败主义者，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魏刚曾是一位出色的参谋，他曾经声名显赫，但也正是因为怕毁了自己的好名声，他不愿意去冒巨大的风险。他这个人虚荣心强，野心勃勃，充满热情而又独断专行。由于年龄的关系（他已经70多岁了），他从总司令的职位上退了下来，之后他频繁出现在巴黎的各种沙龙里，竟然也沾染上了当时席卷全国的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慌。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对同胞的堕落忧心忡忡，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这样一个极具神秘色彩的信念：法国必须经历一场巨大的考验才能重获新生。当战争的灾难来临后，他的这种信念变得更为具体：法国要为自己的罪过付出代价。也许吧，也许这是事实，但是作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这样的心理状态绝对会导致战争的失败。当他对此失去了希望后，他又将全部精力放在了重整军队上面，他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维护社会秩序。

关于贝当（Petain）^[31]，我没什么好说的，他岁数太大了，而且身心疲惫顽固，又极端自负。从本质上说，他也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总是倾向于法西斯主义。在很多人看来，他这人缺乏决断力。对于总参谋部，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他们确实很无能，而且官僚作风严重，经常会让一些讲求实干的军官遇到很大阻力。有人跟我说，他曾看到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就放在跟他的办公室同一层的某个屋子里，这份文件是要发给他的，但直到一星期后他才拿到，而两间办公室之间的距离顶多十米。还有，在一些急需武器的地方却没有武器。我明明看着工厂里生产出了一排排的坦克，可德国人进攻时这些坦克都到哪儿去了？大量的坦克就堆放在工厂的空地上，为什么会这样？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这些坦克不是用来保家卫国的，而是在工人游行时残酷镇压用的。

现在来说说这些政客。他们的故事既让人痛心，又让人困惑。提到他们，下面这些关键词个个用得上：追名逐利，背信弃义，优柔寡断，心怀恐惧以及尔虞我诈。那些被辞掉的部长们会密谋陷害他们的取代者，内阁成员之间也互不信任。曼德尔（Mandel）是其中最有能力者，但他却得不到重用，只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以前的政府高官都与敌人有所往来，这无异于叛国。妇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不是什么好作用。据说德波特夫人（Madame de Portes）——雷诺的情人——想方设法进入了内阁会议。据可靠消息，有一次，她坚持要见雷诺，负责守卫的军官不得不对她使用武力；还有一次，当英国大使想劝说雷诺与英国结盟时，她猛然打开门，大喊：

“请您不要答应！请您不要答应！”

正是德波特夫人引诱雷诺将鲍迪安（Bauduin）带入了内阁，并任命他当上了外交部长，这一举动简直是一场灾难。鲍迪安是一个银行家，新天主教徒在重建社会道德方面与雷诺意见基本一致，但是没有人相信他是真心的。在与英国大使和波兰高官（大家一定要记住，与英国签订的协议一样，法国与波兰也郑重的签订了协议，保证不会单独与德国媾和）的谈话中，他扮演的就是一个大骗子的角色。他不让波兰代表看到停战的具体条款，而这些文件就摆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尽管内阁已经决定要接受这一停战协议，但却告诉他说他们不会答应。政府将迁往非洲继续抵抗。

说了这么多又有什么用呢？这些人目光短浅，被战争的威胁吓得魂飞魄散，而且心中只有自己的私利，没有国家的安危。当他们不忍心炸毁自己重金建造的桥梁和工厂，而是让它们落入了德军的手中时，他们的事业就已经失败了；当他们没放一枪一炮就眼睁睁地看着巴黎沦陷时，他们的事业就已经失败了。恐怖的气氛已经笼罩了整个国家，包括军队，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这首先是一种道德上的堕落，随后才导致了现实层面的失败。

我可以用三言两语来概括法国沦陷的原因，总参谋部能力有限，军官们虚荣心强；在现代战争中信息不畅，而且勇气不足；士兵们心怀不满，三心二意；普通民众整体上愚昧无知，他们对政府心存疑虑，而且从来就不认为战争和自己有什么关系。法国的有产阶级更怕布尔什维克更甚德国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怎么保住自己口袋里的钱。政府昏聩无能，腐败丛生，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对国家也并不忠诚，所以不能说法国的战败是个奇迹，这样说就错了，它不战败才是奇迹呢。

这次已经没有了克列孟梭（Clemenceau）^[32]或者福煦来创造奇迹了。但是，能不能说法国就真的被征服了呢？军队已经被打败了，但还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呀，他们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就算现在还没有看到，但他们也很快就可以体会到生活在德国人的铁蹄下是什么滋味，莫非他们就不能做点儿什么让自己得到解放？反正我是不信。法国人勇敢而又充满自豪感，我一直在想，当他们从屈辱的绝望中恢复过来后，一定会有新的领袖崛起，意志坚定的人们会紧紧跟随他们的步伐。

我无法相信法国人会屈从于纳粹统治者对他们的奴役。我们这些热爱法国的人不必丧失希望，这些人渣会被一扫而尽，正直爱国而又充满勇气的法国人中会一浪一浪地扑来。我认为，当时机成熟时，他们有能力把统治者掀翻，恢复法国的独立地位，像以往一样成为国际大家庭的重要一员。

谈论这个话题时，我的态度是极其严肃的。我们能从这一悲剧中学些什么？我们可学的很多，但有些非常明显，不用我在此赘述，我只想强调一点：如果一个国家尊重任何东西胜过自由，那它就会失去自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他们看重的是享乐或者金钱，这一切也都会失去。如果一个国家要为自由而战，要想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具备下列品质：诚实、勇气、忠诚、远见以及自我牺牲精神。如果不具备这些品质，丧失自由的责任就应该完全由自己承担。

32

回到英国后，我的那些朋友对我格外重视，他们不断邀请我去用餐。很快我就发现，席间有两个话题最让他们感到不安，一个是关于某位高级军官的无能，我们都知道，民主政府的缺点之一就是，一个不称职的军官也可以在这个职位上很舒服地赖上很长一段时间，要想把他赶下去确实需要费点儿事，但是尽管可能需要花点时间，最终还是能够办到的。在我回来后不久，这位军官就被安排到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上，被另外一位能力出众者取而代之。

另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第五纵队^[33]，大家对此事谈论得非常热烈，这在我看来也很自然，德国的舆论宣传力量就是要制造一种印象，他们的特工正在不知不觉中四处活动。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制造恐惧、绝望、彼此的不信任以及各种困惑。公众很自然地会相信各种让人听起来瞠目结舌的谣言。当你听到一个谣言后，你会习惯性地添油加醋，让它听上去更为可怕，这简直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人们很愿意接受自己听到的这些东西，然后再加上一点自己的想象。但是不得不承认第五纵队是造成波兰、挪威、低地国家和法国陷落的原因之一，所以当我在文章中写出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想法时，读者们还真的需要一点耐心。

我阅读了一些关于第五纵队的机密报告，而且还很幸运地接触到了一些相关人士，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英国监督这些人可能的行动，并采取必要措施来打击他们。我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来，我只能说，从外表上看来，他们跟我们在小说里看到的特工形象完全不一样，如果你在现实中遇到了他们，你永远不会想到他们竟然是干这一行的。其中有一位又高又瘦，脑袋很小，举止刻板，猛一看特别像是一位数学老师；另一位体态丰满，灰白头发，一张灰色的满月脸，穿着很朴素的灰色衣服，他很会讨人欢心，笑起来很阳光，声音也十分轻柔。我们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天突然下起了大雨，你急急忙忙地跑到一处屋檐下避雨，而身边站的就是他，你会把他当成什么人呢？也许是个卖车的，也许是一位老茶农。

第五纵队的目的就是在敌国的土地上通过平民的活动来为战争做准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战争的一种形式，但是从来没有人像德国人这样做得如此卓有成效，他们会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制定不同的战略。在入侵之前会采取严密的步骤来影响公众舆论，收集相关信息，并进行破坏活动，而这些活动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当地政府的玩忽职守而变得轻而易举，且成效显著。举例来说，在挪威，德国的汉莎航空公司官员假装想要调查修建一条航线的可能性，竟然在出兵前三周内将当地的机场做了详细的调查。为了传递信息，他们还创造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办法。在比利时，有一些商品广告被贴在了墙上，而其实广告的背面就是地图和有用的情报信息，而在每天的报纸上，德国特工都会通过带有密码的广告向国内发送相关消息。在南斯拉夫有一些支持纳粹的媒体，他们也通过广告形式来发送一些具体的情报信息，例如，这个地区的住宿情况、供水情况以及交通设施，而这些就像是为度假者提供的旅游信息。

一旦德国人开始实施入侵行动，第五纵队就能发挥更为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会通过传单、电话信息或者口口相传来传播虚假信息，从而迷惑当地群众。他们还会试图占领重要据点、飞机场、政府建筑、无线电台、邮局和警察局。在荷兰，德国平民通过窗户和屋顶往驻扎荷兰军队的军营里放火。第五纵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入侵者带路，当然这需要对当地十分了解。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他们会通过无线电和其他各种信号形式来引导本国的飞机或者船只前进。

在这儿我想讲一个我所知道的具体例子。在英国的一个河口地区，有一片很小的土地，这个地方虽小但却是交通要道，可以通往一座重要城市，这里驻扎着一些人，他们的任务是阻止敌机着陆，他们经常遭到轰炸，而且生活也非常孤单。基督教青年会（the Y.M.C.A.）^[34]在这里开了一家小餐厅，这些人可以在这里喝茶或者喝咖啡，也可以坐在这里聊聊天，写写信。为了帮助餐厅的工作顺利进行，还来了一位英国牧师。这位牧师人很好，也很正直，很快树立了一种受人尊重的形象。他知识渊博，同时也很善于与人来往，他经常把香烟和糖果分给这里的士兵，因此很受他们的欢迎。他对这些士兵的一切事情都很感兴趣，所以总是很乐意倾听，听他们讲训练营中的情况。士兵们还会跟他说，他们的朋友们驻扎在哪里以及他们有可能被派往何处。晚上餐厅关门时，他喜欢抽一会儿烟斗，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这里的天气很热，所以他会拉开窗帘，打开窗户，他点烟斗的时候，用的是大头耐风火柴，这种火柴的亮光可以维持很长时间。有人告诉他说，这样做很危险，但他说他在闷热的餐厅里待了这么长时间，真的需要透一透气，点根火柴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吧。半小时后，敌人发动了空袭，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巧合，但是发生过几次后就显得很奇怪了，那些士兵开始找他，并且开始审问他，最让他不满的是士兵们逮捕了他，并搜查了他的房间。他对这些士兵的兴趣确实很明显，因为他把他们说的很多话都记入了下来。他被带回了自己的房间，门口还派了士兵来把守，他整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第二天早晨，有一辆车就把他带走了。从此餐厅中不见了那位和蔼可亲、慷慨而又充满同情心的牧师，士兵们对此倒不是很在乎，让他们后悔的是，当时怎么就没有找个机会把他干掉。

33

没有必要夸张第五纵队在英国所起的作用。如果对间谍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那确实显得有点傻，但是，如果对于这样一种明明在其他国家已经起到了巨大破坏作用的势力完全忽视的话，那才是最为愚蠢的。在英国，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种：英国公民、敌国公民以及中立国公民。中立国公民很容易对付，而敌国公民可以被监禁起来。这些人的数量很大，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就是他们发起的。他们之中很多人反对法西斯，反对纳粹，有些是犹太人，他们逃亡英国是为了逃脱被投入本国集中营的命运，在他们看来返回家园的唯一方式就是打败轴心国集团。很多人身份显赫，他们准备为他们提供避难所的这个国家付出自己的努力。很多人品格高尚，他们在本国纳粹分子的手下受了不少折磨，所以很难相信他们会为纳粹服务。媒体这时充满使命感地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充分运用各种谩骂手段来反对政府如此严苛地对待这些可怜的人们，人家在来这里之前预想着，这样一个崇尚自由的民族，肯定会热情招待自己，但是到达之后却发现自己被囚禁了起来，这实在让人难以忍受。他们最终肯定会返回自己的国家，如果他们在这里遭受了不合理的待遇，那对他们回去时内心肯定充满愤怒，这就很可悲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有一些被占领国的教训我们也要吸取，有一些德国人表面上看起来反对纳粹主义，他们会非常周到地照顾这些难民，但后来却发现他们一直在为纳粹效力。据说，盖世太保在难民中安插了间谍，而其中有一些竟然是犹太人。现在处于战争期间，如果在有些方面不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那简直就是一种犯罪。敌国难民遭受囚禁所带来的不满情绪最终有了一个结果，幸运的是这对于英国的名声还是有帮助的，所有的第三类难民（他们被认为是值得信任的）都被释放了，但仍然有几千人还在被关押期间，这其中有很多人（也许是第二类难民中的大多数，法院认为他们比较可疑）对纳粹主义怀有深深的仇恨，而且把英国看成是友好国家，这些人值得我们的一切同情。最难处理的一类人是一些英国公民，他们是从德国或者意大利来到了这里，现在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可以被看成英国人了，而且还有的本身就出生在英国。根据最新通过的一项议会法案，如果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这些人可能有叛国行为，那么他们会被逮捕，而且可以不经审讯就被关押起来，但他们有权上诉。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大约有一千二百人已被逮捕，其中大部分人都提起了上诉，法院也在认真审理他们的案件，但是通过上诉可以获释的可能性很小。英国的法律一般对于犯罪嫌疑人是很宽容的，所以一旦你被逮捕，就说明你的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一开始他们会被关进位于布里克斯顿（Brixton）或者旺兹沃思（Wandsworth）的监狱，随后他们会被转移到内政部（the Home Office）控制下的军用集中营里，他们可以穿自己的衣服，而且也不用去做任何苦役之类的工作，他们可以读报纸，会见客人，收发信件，这种待遇相当不错了。如果你想了解纳粹是如何对待政治嫌疑犯的，你可以去读斯蒂芬·洛伦特（Stefan Lorant）写的《希特勒的囚徒》（I Was Hitler’s Prisoner）。

第五纵队的成员有男人，有女人，甚至还有儿童。法国人抓到了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她躲在烟囱后面给德国狙击手发出信号，告诉他法国人的位置。这些人可以伪装成牧师、护士、警察、公交车售票员、童子军（Boy Scouts）、铁路工人或者出租车司机。他们有时候会穿着英国的军服，海军、空军、陆军的都有。在德国入侵荷兰前，德国人购买了大量的荷兰军服，这些军服在荷兰纳粹分子的帮助下走私出境。这些东西不久都派上了大用场。有一次，一群穿着荷兰军服的士兵，点着了一艘鱼雷快艇——英国的鱼雷快艇，这些士兵是快艇的船长从荷兰的一个码头带回来帮助他们撤退的。还有一次，一位第五纵队的成员伪装成一位荷兰警察，告诉一群与大部队失去联系的荷兰士兵说，他们的同伴就在转角处，等这些人走过去才发现，有一群德国士兵正在等着他们，这些德国人很快就把他们全部歼灭了。还有一种伎俩，就是让一位德国妇女待在路边，她会向卡车挥手要求搭车，卡车一旦停下来埋伏起来的德国军人就会冲出来杀掉司机，开走卡车。这些都是兵不厌诈的具体体现。但是德国人用的有些伎俩确实让人难以忍受，就算你觉得自己是铁石心肠也会感到脊背发凉。举例来说，占领荷兰后，第五纵队的成员会穿上便装，在大街上边走边唱荷兰爱国歌曲，无知的民众就会聚集在一起，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会伸出一只重机枪向群众狂扫。如果他们遇到的是一名荷兰军官，这些人就会向他敬礼，等他转过身去之后，就会开枪把他打死。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有时候纳粹的这些险恶伎俩并不能完全奏效。我收集到了三个相关例证。在荷兰的某个海军基地，指挥官发现有两个人穿着海军军服悄悄地跑进了造船厂，他把所有的人都聚集起来，挨个点名，但却没有发现那两个人，于是他告诉自己的手下，明天任何人不许向长官行礼。到了第二天，有两个人依然在对长官行礼，他们就把这两个人抓了起来，发现正是第五纵队成员。还有一个例子，荷兰人发现，一到晚上，第五纵队成员会通过灯光发出信号，告诉德国的飞机可以在这里空投伞兵，一艘荷兰的巡逻船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听到飞机的引擎声后也发出了同样的灯光信号，于是伞兵从天而降，全都掉进了海里。在波兰的罗芝市（Lodz），第五纵队成员收到了来自布雷斯劳（Breslau）电台的信号：“艾舒尔芝医生（Dr Eicholz）的同志们，开始工作吧。”于是他们开始准备炸毁铁路和桥梁，并夺取电话交换台。这些人的装备包括手枪、定时炸弹、保险丝、雷管，还有罐头食品，这些罐头只不过是伪装，上面装的是肉、蔬菜或者油，而底部装的是炸药。开始行动的最终命令是通过电报发送给这些人的各位首领的，电报上写着：“母亲已去世，快准备花圈。”当局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同时收到这样的消息，这也体现出德国人创造力的贫乏，最后二十四人被抓，后面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34

我没有义务告诉美国人民他们是多么幸运，因为他们基本上不会遭遇到第五纵队所搞的各种破坏活动，美国人民完全有能力照管好自己，像我这样一个外国人最好少管闲事。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有人想开车通过一座摇摇欲坠的大桥，你当然有理由拦住他，告诉他这样做很危险。他可能就是不愿绕道，就是要冒这个险而且还真的安全通过了，然后他就会嘲笑你，说你是胆小鬼，但即使这样，该说的话还是要说的。现在英美两国的利益紧密相连，两国人民都不能无视对方的安危。当然，我们不能期望两个民族做到完全的融合，但是至少我们有着相似的语言、相似的文化以及相似的道德标准。这些依靠的并不仅仅是两国人民的意见一致，更因为我们居住在相同的土地上，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这是我们所无法逃离的。

现在有很多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居住在美国，我毫不怀疑他们对于美国的喜爱与忠诚，很多人逃离欧洲是因为那里的生活状况让他们无法忍受。他们逃离了可恶的专制统治，在这里重获自由，因此他们心甘情愿的接受美国人提供给他们的黄金机会，与美国人同甘共苦。但是，他们真的可以完全忘掉自己的祖国吗？他们与祖国的感情、与同胞之间的感情真的就那么脆弱，可以轻易被割断吗？假如说你是一位因为政治原因而逃离祖国的人，然后去罗马尼亚住了半辈子，感觉自己的生活也非常惬意，不知什么原因美国和罗马尼亚决定开战，你的内心深处会不会有一种原始的情感升腾起来？这种情感如此强烈，以至于你忘掉了你在自己的祖国所遭遇的一切不幸，于是心中还是希望美国可以获胜。我觉得自己心中会有这样的感情。首先我们要承认这种感情的存在，然后再尽可能想办法去帮助这些既危险又可怜的人们。

千万不要忘记，德国人非常冷酷，只要他们提出某种威胁，他们就会尽其所能实现他们的诺言，不要指望他们会对你手下留情。假如说，你是一位德国移民，你的父母还在德国，突然有一天，盖世太保^[35]的特工（不要以为这里就没有，这里不但有人数还不少呢），来告诉你说，你必须做点什么来给美国的军队制造一点麻烦，如果你做了，他们会保证你的父母衣食无忧，如果你不做，他们就会被投入集中营。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如何选择？你是那种意志坚强的人吗？在这里，我们必须考虑人性的各个方面，不要指望每个人都意志坚强，他们人性中脆弱的那部分很容易显现出来，如果他们屈服于盖世太保的威胁，我觉得我也不会责怪他们，我只是为此感到难过。我们必须承认，对于一般人来说，遇到这种情况，都不要去奢望所谓的民族大义。

另外，一定要记住，德国人是一个严谨的民族，他们不善于随机应变，但是却组织严密，深谋远虑。跟他们比起来，我们英国人就傻得可怜。我习惯于快要采取行动时才制定计划，而他们决不允许意外的发生。下面我讲一件真实的案例，通过这件事，你就可以看出他们会为减少偶然性做多么充分的准备。英国某地有一个飞机场，战争开始后频繁遭到轰炸，飞行员们都搞不懂德国人是怎么发现这里的，因为这个飞机场的位置很偏僻，而且伪装得也很好，从空中根本看不到。但是德国人一来，就可以轻易地发现并且准确投弹，地方卫队接到一项任务，就是要熟悉附近区域的每一寸土地。有一天，两位工作人员来到了一处很大的房产旁边，这里距离飞机场大约有一两英里的距离，已经荒芜了很多年了，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马厩，还有一个大花园。由于常年无人照管，这里已经长出了齐膝高的杂草，他们挺费劲地趟着草走过去，到了一处之后发现，这里的土地有些异样，杂草也比其他地方的矮，他们觉得很奇怪，于是进一步细细的搜查起来。他们发现，这里有一片地曾经被耕种过，继续往前走一段，则惊讶地发现这片耕种过的土地有一个很奇怪的形状。他们的调查继续进行，很快了解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三年前，有一群来自荷兰的园艺师租种过这里的土地，他们打算在这里试种郁金香，当然实验失败了。开战前不久，他们放弃了实验，返回了荷兰，这所被废弃的房子，可以在几英里外看到，而这些淳朴的荷兰园艺师做实验的区域正好像是一个巨大的箭头，直接指向飞机场。德国人之所以做到精确打击，现在终于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很奇怪，英国飞行员从来没有注意过，我想只有你知道那有箭头你才会注意。

下面是我所知道的另外一个小故事。有一对英国夫妇，他们没有孩子，有一个德国小男孩想来这里学习英语，他们很高兴地就答应了，因为那个德国家庭付的钱也不少，小男孩儿很招人喜欢，两口子都愿意和他待在一起。这种关系双方都很满意，于是每年夏天小男孩儿都会过来，这对英国夫妇几乎拿他当自己的亲生儿子，小男孩儿对他们也很尊重。战争开始的时候，男孩儿十六岁，两口子怀着沉重的心情把男孩儿送到车站，他们想给男孩儿一份儿分手礼物，于是便买了一些这个年龄的孩子会喜欢的东西，比如领带、手绢和围巾。他们把这些东西装在一个包袱里，在男孩儿上车时交给了他。那位女士泪流满面，吻着男孩儿的脸跟他说再见，男孩儿也显得很心痛。然而，火车刚一开动，他就把那个小包袱扔在了男人的头上，然后探出车窗在女人的脸上吐了一口痰。

真是捉摸不透的德国人。

35

看起来，我在英国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于是我决定去美国，但是现在不管做什么都不会像以前那样轻而易举，首先我得取得去美国的签证，为此我得证明我在美国有生意上的往来。我不知道美国公民是否意识到了，他们的领事对于想去他们国家的人是多么的满腹狐疑。当他们问我去美国的目的时，我实话实说，告诉他们我想见几个朋友，并在那里游玩一番，领事告诉我，这个理由不充分，我必须从出版商那儿拿到一封信，上面需要写明我需要去纽约商谈图书出版的问题。外国人去美国可以是去赚钱，而不能是仅仅是去花钱。在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看来，一个外国人去美国绝不仅仅是为了玩乐，这种想法倒是挺实在，不过也实在得有些过分。即便是这样，我也能够找到充分的理由拿到签证，但是在护照办公室正准备给我出国许可的时候，他们又告诉我，还得拿到情报部的许可证。因为作家就会遭到这样的质疑，另外还需要有财政部的许可证。

伦敦开始遭到空袭，我这本书并不是要假模假样地只关心所谓的历史重大事件，只要这种事件与我无关，我就绝不会写进书里，但不幸的是，它已经影响了平常人的生活，而我就是这样一个平常人。白天的空袭并没有造成多少不便，只要空袭警报响着，人们一般不会上街，如果空袭警报结束了，人们也不会太注意到它。一开始，只要警报一响政府机关就会关门，工作人员就躲进防空洞里，但是这非常影响工作，于是后来下令说他们的工作不受空袭警报的影响。大的商店都已经关门了，而小商店还在继续营业。一开始防空洞的利用率很高，但后来有一次我去一个防空洞，看有多少人在里面，结果发现基本上空着。伦敦人很快习惯了警报，街道上就像以前一样熙熙攘攘，而妇女们也会若无其事地去买东西。有一段时间，空袭警报特别频繁，你都分不清哪些是开始，而哪些是解除警报。我在多切斯特酒店（the Dorchester）的顶楼有一个房间，一天下午，我正躺着床上读书，忽然听到了警报声，随之而来的是头上飞机的轰鸣。我正在琢磨要不要躲进一楼的大厅里，这时一位女士打来了电话，她并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只是感觉很孤独，想找人聊聊天。但是我觉得这个时机不太合适，所以我想尽快结束谈话，但我注意到，女人要是拿起话筒来就很难放下，最后我不得不听她杂七杂八地聊了半天，最后，她非常气恼地对我说：

“这倒霉电话什么毛病！我根本听不清！哪儿来的这么大杂音？”

“是空袭警报。”我心平气和地说。

“有吗？不会吧？我还以为是警报解除了呢。你能听到飞机的声音吗？”

“可以呀。”

“哪儿呢？”

“就在我头上。”

这时，位于海德公园（Hyde Park）的防空炮响了起来，声音震耳欲聋，电话那头儿寂静下来，随后缓缓地响起了一个声音：

“也许我该挂了。”

“确实。”

“我会再打给你的。”她的口气非常坚决。

随后，德国人开始在夜晚实施空袭，我印象里第一次是在九月初的一个周六，随后他们来得就非常有规律了，从入夜开始一直持续到黎明。头两天晚上，我睡在自己的房间，我的房间在十二层，防空炮距离我不到一百码（约九十米），那声音震得人耳膜生疼，炸弹也会落在酒店附近，酒店就会拼命地摇晃，就像是一只狗从海里爬出来，然后抖落身上的水一样。所以这种情况下根本睡不着觉，于是我把自己的傲慢放进口袋里，也走进了防空洞。第一天晚上，我睡在三张椅子上，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儿太局促，想了想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我让自己更舒服一些，于是我去赛福瑞芝百货商店买了一个床垫，我把床垫拿到防空洞里，把它放在一个很方便的地方。我在顶楼的房间里换上睡衣，拿了几个枕头和一床鸭绒被，然后走进了防空洞，我曾经在“盐场大门”号上的铁质甲板上睡过三个星期，现在的条件简直是奢侈，我睡得像孩子一样香甜。我不时会被海德公园传来的防空炮声惊醒，这虽然是噪音，但这让我对我们的安全充满了信心，所以很快就又睡着了。早上五六点钟的时候，外面发出了解除警报的声音，人们纷纷起床，这也就把我吵醒了。我走进隔壁的厨房，让厨师给我一杯咖啡，他会给我讲晚上所发生的新闻。跟他闲聊一阵后，我走到自己的房间再睡上一小觉，直到吃早餐的时候。

36

一开始，伦敦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我曾去过一个宴会，这次的经历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它确实与众不同，宴会是在威斯敏斯特的一间很古老的小房子里举办的。过去几年里，这个地区的一些老房子变得非常时髦，这一部分是因为这些老房子有镶嵌式的墙壁和漂亮的烟囱，这使得这些房子个性十足；而另一部分的原因是这里很安静，也接近议会大厦。宴会上一共有十个人，用餐完毕后，我们上楼来到客厅，发现女主人真是很用心，由于当时的情况，很多乐手都非常穷困，为了给他们提供一点儿必要的钱，有些好心人，就会时不时地雇用他们。当时的客厅里有三位乐手，分别演奏钢琴、大提琴和小提琴。我们舒舒服服地坐在扶手椅里，他们便开始演奏海顿（Haydn）的一首奏鸣曲。刚演奏了一小会儿，窗外的警报声就划破了夜空，几分钟后防空炮开火了，听起来离我们很近，可以推测，德国飞机离我们不远。但是这几个乐手在继续演奏，没有人真正注意窗外地狱般的嘈杂声，一曲终了，我们全都热烈鼓掌，就好像除了美妙的音乐外其他一切都没有发生。炮火仍在继续，他们又开始演奏另一首曲子。那个夜晚我们玩儿得很高兴。由于警报还没有解除，我们不能无限期地待在这里，所以我们开始各自回家。

到了晚上，在一些偏远地区很难叫到出租车，而在街上走也有些不方便，倒不是怕炸弹从天上掉下来，而是因为街上落满了防空炮的炮弹碎片，很多人都顶着钢盔在街上走来走去，有一个人曾经跟我在多切斯特酒店一起用餐，回家的时候经过皮卡迪里（Piccadilly），看到离自己五十码（约45 米）的地方落下一颗炸弹，他赶紧扑倒在地，事后他跟我说：

“幸亏当天没有下雨，要不我的衣服就全毁了。”

很多人参加完宴会后都会留下来过夜，所以多切斯特的休息厅里挤满了人，他们一直睡到早晨警报解除，这些人中有的确实是为了用餐，有的就是到这里来寻找避难处，因为他们住的地方周围无处可藏，有的来这里是因为这里比旅馆的条件要好一些。也有些人根本不向当时的情况屈服，很少有人在晚上穿礼服，但是我认识一位老夫妇，她家的老爷子非常绅士，曾经在国家机关供职，而且很有声望，这对老夫妇每天都穿得一丝不苟，让人根本感觉不到这是在战争时期，他们经常和朋友们来多切斯特用餐。到了晚上十点，不管空袭的炮声多么密集，他们都会叫一辆出租车，然后悄然回家。有一次，我们一起参加宴会，那位女士责怪我穿衣服不够正式。

“我就是不明白，仅仅因为有空袭，男人就可以穿得不像绅士吗？”她说。

有一次，我的一位老朋友和我一起用餐，她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士，我们谈到很晚，然后她对我说：

“你看起来很累了，我也该回家了。”

那天的空袭特别强烈，我告诉她不该去冒险。

“别说废话，给我叫辆出租车，什么空袭不空袭的，我才不怕呢。”

我只好按照她说的去做。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就收到了她的来信。信是用铅笔写的，信里说，出租车司机把她送回家后，她考虑了半天，觉得在这样的夜晚让司机在街上乱转实在不合适，于是便把他留在了家里，和他聊了一个晚上。谈话中发现，这位司机不仅性格开朗，而且还特有幽默感，正是这位司机把她的信交给我，当然这时空袭警报已经解除了。

一开始，穷人中有很多怨言，因为飞机经常轰炸的就是他们的住处，他们会愤愤不平地问：

“为什么希特勒不轰炸西区？”

确实，在当时，穷人是空袭最大的受害者。有钱人住的房子非常坚固，只要躲进地下室里就可以高枕无忧。一旦炸弹落下来，他们逃跑的几率很高，顶多受点儿皮肉伤。如果炸弹落的位置离房子很近，那也只会把窗子震碎，其他的也没太多影响。而工人阶层住的那一排排的小房子就像是薄脆饼干一样，根本起不到保护作用。在路中央落一颗炸弹，整条街的房子就都完蛋了，所以成千上万的人很快无家可归。他们在银行里没有存款，所以也住不起旅馆，买不起生活必需品，他们在农村里也没有朋友，真是无处可去。他们承受着威胁和各种生活上的不便。但他们很有勇气，也极富幽默感，我就认识一位住在伯茫西（Bermondsey）的女士。她住在郡议会的一所大房子里。这个地方本来是贫民窟，后来被拆掉了，于是盖起了这所房子，这位女士寡居多年，有两个孩子，小儿子去了农村，大儿子已经报名参军，所以整个房子里就她自己，显得空空荡荡。伦敦遭受空袭后她也不愿意离开，因为在她看来，这是等了很多年才能住上的好房子，不幸的是，房子被炸掉了。面对这样的不幸遭遇，她只不过说了下面的话：

“哎呀，这房子太大，我根本付不起房租，我本来就想着搬到一个小地方去住，可是要搬的话，还得把家具都搬走。现在好了，德国鬼子把它炸毁了，我也算无房一身轻了。”

有一天早晨，一位刚刚从工作地点回家的男士正在吃早餐，他一边吃一边对妻子说：

“宝贝儿，能不能把窗子关一下，早晨的空气还真有点儿凉。”

他妻子咯咯地笑起来。

“亲爱的，哪还有什么窗子，我忘记告诉你了，窗户昨天就被炸飞了。”

那个人笑得前仰后合，震耳欲聋。

很快，西区也开始受到轰炸，邦德大街（Bond Street）两旁的人行道以及邻近的街道上满是散落的碎玻璃。我有位朋友住在奥伯尼（Albany）的一座古老而又浪漫的房子里，诗人拜伦（Byron）就曾经在这里住过。有一天，从天上飞下来的炸弹把他直接从床上掀了起来，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三十年前，追求时尚的年轻人都来伯灵顿拱廊（the Burlington Arcade）买衬衫和领带，现在这个地方也已经成了一片废墟。走在十八世纪梅菲尔住宅区（Mayfair）的古老街道上，看着在原来漂亮的老房子中间裂开了一道宽宽的缝隙，真是让人唏嘘不已。而且，还时常可以看到在破碎的地板上挂着一个烟斗，或者在一个小钉子上孤零零的挂着一件外套。虽然轰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人们却都能够以超然的平静来对待这些。一天早晨，一位女士来到多切斯特酒店，她在爆炸中被直接炸出了自己的房子。她的所有家具全都报废了，衣服也都没有了，当然，除了身上穿的这一套。不过，她的精神状态很好，对曾经的危险经历不以为然。她坐下来准备吃早餐，要求在咖啡里加点儿奶油，但旁边的人告诉她，奶油已经吃光了，她立刻大发雷霆。没办法，奶油是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从我那该死的房子里被炸了出来，什么都没有了，现在你们竟然告诉我已经没有奶油了！没有奶油，这个国家就该进地狱！”她大喊大叫起来。

人们尽量像往常一样工作和生活。有些人的房子在晚上遭到了轰炸，他们被炸出了房间，可到了早上，他们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去工作。有一天，我去英国银行，正赶上它刚刚被敌机轰炸。基本上所有的窗户全都震碎了，有些办公室乱得出奇，可银行照旧营业。有些人的办公室被完全毁掉了，他们只好搬去其他地方办公，而找这些新办公地点稍微带来了一些不便。我有个朋友住在梅达谷（Maida Vale）（位于伦敦西部的一处富人居住区），每天早上十点都会有一位杂货商准时来给他送货。这家小杂货店里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儿子和儿媳，以及一位还没有出嫁的女儿。他们都住在杂货店的楼上。他们的女儿很聪明，有一天，她把一家人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

“我们不该都住在一起。要是哪天遇上炸弹袭击，我们都得死掉，那样的话买卖就没人打理了，这会让很多老主顾失望的。我们应该分开住。”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不错，于是儿子儿媳搬到了邻近的街上住，女儿也搬走了，就剩下老两口继续住在杂货店上面。没过几天，商店果然遭到了轰炸，老两口被从废墟里扒了出来，幸好伤得不重，并很快被送进了医院。他们的一对儿女聚在一起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能让老主顾们失望，于是他们来到两三条街外的另一家杂货店里，问店主能不能让他们借用一下这家店来继续做生意。这位店主很爽快就答应了。于是，就在当天的早上十点，准时准点，年轻人出现在我朋友的门前，就好像压根儿没有飞机轰炸这回事儿一样。

很多人都离开了伦敦，可也有一些人就是不愿离开。其实，他们也不是在这里有多少产业，他们就是喜欢待在人多的地方，或者说，他们觉得冒着飞机轰炸的危险待在伦敦是一件挺刺激的事。空袭确实可怕，但与一战时的情况相比，似乎也不算什么。而且，人们心头蓄积的更多的是愤怒。我听说，在东区有一个人，在空袭最猛烈的时候走在街上，突然踩到了一具尸体，他便怒不可遏地大喊大叫，朝头上的飞机挥舞着拳头。人们的心理变化很微妙，有时我们都很难猜透。大家都有点儿认命，我发现，有这样一种很普遍的心理，如果炸弹注定要落在你身上，那你就别想跑，跑也跑不掉。但也有人存在侥幸心理，认为炸弹一定会落在别人身上，而他自己一定会安然无恙。不管男女，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我就认识这样一位男士，他身材高大，平时说话也底气十足，可这种气势被空袭完全给压住了。他晚上睡不着觉，白天也没办法正常工作，空袭一来，他就吓得四肢瘫痪，在防空洞里一躲就是几个小时，别的什么也不干，只是窝在那儿看侦探小说。不久，他就搬离了伦敦。一战的时候，他在法国，当时炸弹落在了他所在的建筑物上，绷扎所里除他之外所有人都被炸死了。我还了解到，有些女士已经被空袭吓得魂飞魄散，但她们却死也不肯离开伦敦，因为他们的丈夫或者儿子还待在这里。她们对亲人的爱远远超过了对空袭的怕。不过，总体来说，神经紧张的人还只是少数，绝大多数人都变得越来越有活力，他们都有点儿享受动荡所带来的刺激感，彼此还经常开开玩笑。我离开英国后，有一位老妇人写信对我说：“不知道是空袭不像以前那么猛烈了，还是我已经习惯了，反正现在我睡得很踏实。实话实说，比起空袭来，我的那些女婿们更烦人。”

37

有一天，我来到了伍尔韦奇（Woolwich）。我们开着车在路上走着，这时响起了警报声，但和往常一样，没有人特别注意。车子照样往前开，行人继续朝前走，不时能看到躲在门廊中的三三两两的人抬头看天，希望能看到飞机，这也基本上是空袭所造成的最大影响了。我们最终到达了一个大的军火库，这时空袭警报解除，正是吃午饭的时间。我来这儿不是要参观这里的建筑，我来是要参加一个音乐会，音乐会将要在一个小餐馆中进行，而与此同时，工人们也会在这里吃午饭。

表演者已经在等着了，有两个女孩儿，都穿着廉价而且色彩艳丽的舞台服装，这里还有一位喜剧演员，一位钢琴手，还有一个人，既会拉小提琴，也会弹吉他。这种音乐会经常在夏日的英国海边举办，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就露天表演，温度转凉以后，他们就会搭一个帐篷。要是某年的夏天天气很糟糕，这对他们会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因为无法表演，他们的生计就会很成问题。也许你会想，他们在冬天干什么呢？到了那个时候，就连偏远地区的歌舞杂耍场子也不会请他们去表演，也许这些女孩儿在圣诞节前后能够表演一些童话剧，客观地来说，他们的演出确实很一般。两个女孩儿中有一个年龄不超过三十，长得还算漂亮，而另一位完全是中年妇女，浓妆艳抹也遮不住一脸的褶子，头上横七竖八地插着一些羽毛，头发也是漂白过的。那个喜剧演员年过五十，他告诉我说，他的儿子在敦刻尔克（Dunkirk）撤退中受了伤。这样一个小型表演队的身上散发着一种悲剧气息，但是他们自己不觉得，他们工作起来兴致很高，而且也非常投入。这样一份工作让他们感觉很自豪。

工人们涌了进来，他们在长长的桌子两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每个人手里都端着一盘子吃的，这些都是分发处分给他们的，他们一边吃一边准备看表演。他们中大部分都是女士，有些人随身带着毛活儿，很快男人们也涌了进来，他们为了欣赏演出匆匆吃完了午饭，然后成群结队地涌进了屋子的两侧和后面。他们吃的饭菜很不错，我敢这么说是因为后来我自己也吃了，饭菜的种类很多，而且价格也不贵，我吃了牛排布丁、蜜糖派，还喝了一杯咖啡。演出一共持续了二十分钟，开场照旧是一个合唱，随后那个喜剧演员带上了一顶圆顶高帽，以表明自己的身份，然后开始表演，两位女士中比较年轻的那位拉了一段六角形手风琴，年龄稍大的那位浓妆艳抹的开始唱歌，她的声音很小，而且还感冒了，但唱起歌来精力还很充沛，观众们逐渐进入了状态，开始跟着她唱起来，很快这里就不再是那种排练好的正规音乐会，变成了全民大合唱，而这正是观众们所喜欢的形式。接下来的时间里，人们都开始唱那些很熟悉的歌曲的高潮部分，音乐会就此结束。演员们急急忙忙去另一个餐厅赶场，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要表演四场，两场在白天，两场在晚上。每个餐厅每周都会有这样一次音乐会，但即使这样，观众们还是不满足，所以，人们会争取给他们更多的表演机会。

我不知道是谁想到的这个主意——就是举办这样的小型音乐会，给工厂的工人带来一些娱乐。但是我知道，当劳工部长厄尔内司特·贝文（Ernest Bevin）得知这个想法后，他马上看到了其中的价值，并立刻付诸实施。正是因为听了他的建议，我才想到亲自来到餐馆看看这种表演有多受欢迎。贝文的工作很出色，他看起来不像英国人，块儿头很大，胖脸，脸上肉很多，而且中间部分有一点往里凹，皮肤黝黑，深棕色的眼睛闪闪发亮。第一眼看到他，你会误把他当成意大利人，他的声音响亮悦耳，一说话就充满激情，他对自我很看重，你跟他谈话总会反复听到第一人称单数。就我来说，如果有人在我面前表现得自高自大，我也不会感觉受到了伤害，我发现，很少有政治家会表现得非常谦逊，而我也不认为谦逊在他们身上是一种美德。一个人如果到了某个位置上，而这个位置又要求他承担很大的责任，那么他只有相信自己的判断力才能做出有效的决断。他必须相信自己做出的每一个决策都是正确的，自己的判断力远超常人，所以，尽管贝文确有自高自大之嫌，但我却不认为那是一种缺陷。

他的职业生涯可以称得上辉煌。贝文出生在布里司托尔（Bristol），父母都是普通工人，11 岁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干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其中就包括码头工人。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他是运输与普通工人联合会的秘书长，也是工会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对于这两个职位所给予的巨大权力，他感到非常满意，因此一直拒绝进入议会。他对劳工阶层的影响力很大，直到温斯顿·丘吉尔突发奇想任命他为劳工部长，他才答应进入下议院当了议员。尽管他的很多同僚都讨厌他特立独行的办事风格，但是他真诚的爱国热情、雄辩的口才和旺盛的精力都给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努力劝说各级工会接受一些能够使劳动力得到更合理配置的改革措施，这些改革进行得很顺利，换了第二个人就不会这样一帆风顺了。这些改革措施意义重大，因为这意味着工人自愿放弃了某些权利，而这些权利都是他们经过长期斗争才获得的，因此格外珍视，但是请不要以为贝文只是想着充分利用劳动力来生产战备物资，社会服务行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也增加了。现在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关于劳工部的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它创立于1917年，当初只是贸易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它的各种活动尽管影响很大，但实施范围却很窄，战争爆发后，它需要处理的事物瞬间增多，于是工作人员也增加了很多。这里的公务人员都业务熟练，精明强干，但其实他们大多都并非专业人士，虽然这么说，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这些人拥有一些特殊的资质。

英国的公务人员都是一群聪明人，严格认真，诚实友善，责任心强。但不幸的是，他们却沦为了官僚体制的奴隶，要是说他们对于建设性的努力有一种出自本性的敌意，这话也不为过。他们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能力，就是阻挠一件事的完成。他们羞于承担责任，而且他们发现，能够不犯错误的最稳健的做法就是什么都不干。那些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的人很快就会郁闷地发现，这些办事人员不会把自己看作是为公众服务的，而是把自己看成是办公室里某台机器的主人。他们办事的方式让人感觉他们有着绝对的权利，而且他们在行使这些权利时，会表现得十分礼貌恭敬，而且还带有一种残酷的坚定意志。下面我想举一个关于官僚作风的小例子。这听起来有点儿不可思议，但我反复向一位诚实可信的人去求证，最终证实了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作战办公室的一名将军要去办理一件公事，急需一辆汽车，他需要写五份申请书，而且申请书上必须有一位和他军衔一样的官员签字，然后这些申请书被送到了一名办公人员手上，如果这名办公人员认为有必要，他就可以拒绝这一申请。

劳工部长充分利用了公务人员的这一特权，所以他们部门所雇佣的人员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工业问题，因此比起其他部门来，这里的办事人员对实际的了解还算比较深入，他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真诚地与部门里的各位领导紧密合作，结果就是，这个部门的办事方式很灵活，而且敢于尝试一些有创意的好点子，另外也鼓励了人们的进取心。

38

工人们已经达成了一致，同意为了赢得这场战争而放弃很多得之不易的自由权利。他们工作起来非常努力，工作强度之大对他们的生命安全都有可能造成损害，每天要工作很长时间，而且放弃了周日的休息和夏天里的假期。战争结束后，他们肯定会争取获得回报，这自然很容易理解，只要一个人稍微有一点儿理性，就会确保自己所付出的辛劳能够得到回报，那么回报具体指什么呢？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工党会占据下议院的大多数，工人阶级将获得自己的权利，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们将会怎么使用这些权利呢？

我既不是预言家，也不是政治家，我的观点并没有太多价值，我所能做的就是告诉读者，对于自己接触的人我对他们的观点有怎样的想法，这其中包括工厂里的技术工人、工头以及工党领袖。这些工人领袖不是那种年纪轻轻头脑容易发热的所谓革命者，他们不管从年龄还是心态上都很成熟。他们通过与成功的大企业合作或者以主席或者秘书的身份管理工会事务从而展现了自己非凡的才能。他们能够团结一致，主要是因为心中有一种渴望，希望能够改善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保证他们有工作，同时也有适当的休息时间。还有，当他们年老体衰的时候，国家会发给他们足量的养老金。在伍尔韦奇兵工厂（Woolwich Arsenal），我遇到了一位先生，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保证工人的福利，为他们解决困难，并且处理相关的劳资纠纷。我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他人很聪明，而且充满同情心。我问他，工人怎么可以接受这么长的劳动时间，而且还取消了他们的假期，限制他们的权利。他很友善地告诉我，工人们早已意识到了，这样的状况是必然的，在成千上万的工人中，对于这样的改变基本上没有多少怨言，这确实让人感觉很吃惊，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个目标——赢得战争。

“不过，”他接着说道，“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就会要求拿回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如果到时候他们不能如愿以偿，那麻烦可就大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想改变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有一次，我问海军大臣亚历山大，战争结束后，他希望英国变成什么样子，他用两句话概括了自己的愿景：人人有工作，贫富不悬殊。

我和很多人都交谈过，他们的头脑都非常的清醒，也非常理智。我发现，在他们的想法中，没有那种可以让自己感到十分恐怖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战争结束后，马上会有一次经济复苏，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又会是经济的滑坡，就像是上次的经济滑坡一样，但是这次不管怎么说是有前车之鉴的，他们相信一定可以避免经济滑坡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不言而喻，战后我们得过上一段苦日子，会有大笔的债务等着我们去偿还，一还就不知道需要多少年。工人们预料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超出的工作时间还会继续，只有当经济状况稍微有一些好转后，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理想状态才会正式纳入议事日程。工人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政策，将一些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由私营变为国有，他们希望国家贸易的受益者不仅仅是某些个人，而是整体劳动人民，这有可能会带来革命，但在我的印象里，这种革命不会以暴力的形式出现，而是大家协商的结果。同时我也发现，富有阶层完全可以意识到工人阶级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务实和勇气，所以不管这些有钱人将来需要做出多大的牺牲，他们都会心甘情愿，以保证工人阶级能够得到他们问心无愧的各种福利。我听到一些上层人士宣称，他们自己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他们会非常顺从地接受生活方式上所可能出现的变化，甚至可以说，他们在满心期待这些变化的发生。

39

回到英国后，我发现每个人工作起来都像闪电一样神速，那些能力比较差、办事不上心、松松垮垮、拖拖拉拉的人几乎很少见到，也许是很多人把自己伪装成了工作努力办事高效的样子，但不管怎么说，总体来看，整个社会的运转平稳而高效。在我看来，整个国家都十分团结一致，这是我前所未见的。我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战争的危机摧毁了英国社会生活中的一块顽疾——等级观念。我在伯芒西有不少朋友，这是伦敦较为贫穷的街区之一，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应征入伍，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喜欢当兵的感觉。在军营里，他们的住所条件不错，饭菜也非常可口，这是他们以前没有料到的。他们每天都需要在户外进行训练，这让他们的身体颇为强壮。当他们回家探亲时，身上的军装让他们有了一种荣耀感，他们非常明显具有保卫国家的意识，而且这身军装还会吸引不少的漂亮姑娘。不止一位母亲在谈起自己当兵的儿子时都会带着一种困惑的表情：“真是奇怪，当兵之后他长大了不少，更像个男子汉了。”我曾经问过几位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士兵，当然语气尽量委婉，尽量不要伤害他们的感情。我的问题是：他们怎么看待和他们一起当兵的那些富家子弟。

他们大多回答说：“他们挺好的，大家都平起平坐，没有谁瞧不起谁。”

我也遇到过军营里的富家子弟，他们也很喜欢军队的生活，他们很容易地就跟屠夫的孩子、面包师的孩子以及其他手工业者的孩子们打成一片了。他们同吃同睡，一起工作，一起玩乐，很是享受在一起的生活。我相信，正是他们的这些做法使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和谐融洽。人们一般都会认为，就是这些富家子弟歧视工人子弟，于是造成了强烈的阶级意识（至少在英国是这样），其实这是一种偏见，恰恰相反，面对这种情况，心理上容易出问题的正是那些下层子弟，他们有着强烈的阶级意识，时刻带着不信任的眼光来与富家子弟相处。幸运的是，那些富家子弟用自己的幽默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打消了他们的疑虑。我就认识几位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在军营里生活得快乐无比，他们的长官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晋升，脱离军营，走上领导岗位，而他们自己倒颇不情愿，因为舍不得军营里的这些好兄弟。

英国人一直有一种印象，觉得自己到了国外会更受欢迎，因为他们每月领的补贴比较丰厚，而且性格上也很平易近人，还有，他们喜欢各处旅游，不管到哪儿都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舒服，这是他们信心的主要来源。但在这场战争期间，他们发现上述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这对他们来说不啻是一种巨大的打击。我们必须得承认，他们确实有许多优秀品质，但是他们不太会跟当地人打成一片，而且有时还很害羞。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在国外的英国士兵努力地想讨当地居民的欢心，但却总是弄巧成拙，适得其反。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忍不住会可怜他们。我们英国人经常被认作狂傲自大，而且这种说法并非完全毫无由来，也许这是我们最致命的缺点，似乎这是英国人性格特点里面很自然的一部分。以前人们总会以为，这种傲慢自大只存在于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里，但实际上，就算在工人阶级中，这种情况也很明显：一个技术工人的妻子碰上一个普通工人的老婆，前者有时会犹豫要不要跟后者建立友情。我就听说过一个这样的例子，在伯茫西有一个非常漂亮而且性格也很不错的女孩，嫁给了一位印刷工人，但是他丈夫的家人却非常瞧不起她，因为她的家在一条有名的穷街陋巷里，实际上，在我看来，她娘家的房子和婆家的一样简陋，没什么本质区别，而且两家的距离还不到一英里。

实际上，权势阶层的傲慢自大是由他们在教育上享受的特权慢慢培养起来的。一百多年来，英国的私立贵族学校已经成为英国人生活的一大特色，很多人都认为，英国人的优良品质就是受其影响而逐渐形成的。据说，威灵顿公爵曾说过，英国人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就打赢了滑铁卢战役。现在显而易见的是，那些父母已经无法掏出足够的钱来供自己的儿女上这些昂贵的学校，他们现在绞尽脑汁，能使每个月收支平衡就蛮不错了。这些贵族学校要想继续存在，就必须恢复自己刚刚建校时的理念，那就是，无论贫富，大家都可以享受一样的教育资源。只要工人领袖们愿意，这些贵族学校就可以转变成像法国公立中学或者像德国的高级中学那样的办学机构，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大家在一起接受教育，无论贫富，无论地位高低，那些所谓的阶级意识自然会慢慢消失殆尽，这就扫清了大家相互了解的最大障碍。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成长环境怎样，只要在同一所学校里学习，一起完成同样的任务，一起进行同样的体育活动，那他们的地位就是平等的。我真心希望，他们在长大后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无论生活状况如何，他们都可以保留那份在学校里无意中获得的平等感觉，这要比他们独自待在家里没有机会与不同阶层的孩子接触好上几百倍。

40

到现在为止，我的各种手续都已经办理齐全了，我在等有哪架飞机可以带我去里斯本（Lisbon）。一天下午，我离开了伦敦，坐火车来到了布里司托尔（Bristol）。第二天早上，很早我就开车来到了机场。坐上飞机后，我问飞行员，我们有没有可能被迫着陆。

“那我们也太倒霉了。”他回答说。

我们飞到了海面上，窗子都关上了，其中有一段路由“喷火”战斗机护航，六个小时后到达了里斯本。这架飞机上有很多邮件，乘客却很少。我很幸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一生都很幸运，因为不管走到哪里，我都能够遇到勾起我好奇心的人。飞机上的乘客中有一位美国人，我们很快成了朋友，这是一位举止粗鲁的年轻人，身高体壮，看起来笨手笨脚，大胖脸，一脸的天真无邪，大眼睛里面满是友好之意，头发乱七八糟的，就像一个墩布。他穿的衣服肥肥大大的，戴的帽子也有些惊世骇俗。他对我说，他和一群其他美国人（我记得他说有四十人）曾在格拉斯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战争开始时。他正准备参加期末考试，现在呢，他已经滞留在英国很长时间了，正想着如何逃离。我问他为什么来格拉斯哥（Glasgow）学习，美国的好大学也不少哇。他说，在美国，要想进一个好的医学院很不容易，除非你有钱有势。我听起这说法来觉得很奇怪。在我看来，美国经济发达，又标榜民主，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没有理由怀疑他说的话。我发现他从未去过欧洲大陆，所以只会说英语，身上只带着有数的几块美元。我知道里斯本是难民的天堂，经常人满为患，所以提前打电报预定了宾馆的房间。他对于今后完全没有计划，不知道以后要去哪里，也不知道靠什么生活，我从未见过如此无助之人。

我觉得我不能把他一个人扔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所以等我们着陆后，我建议他可以先去我预定的旅馆，在那儿，就算他找不到房间，也可以在我预定的房间里先待上一阵儿，要么睡在沙发上，要么用椅子搭个床睡。但是等我到了旅馆，我才失望地发现，连我自己都没有房间。我们回到出租车上，恰好司机会说西班牙语，我的西班牙语也算是不错，于是就请求他带我去城中各大主要旅馆碰碰运气。所有的地方都人潮汹涌，满坑满谷。我们在各处游荡了两个小时，终于在一个膳宿公寓找到了一个有两张床的房间。房间里脏得要命，床单之类的让我心存恐惧，生怕一躺上去就会染上什么致命的传染病。吃的东西也是一塌糊涂。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价格便宜，这正符合我们的要求。那个美国小伙子当然没什么钱，而我离开英国时也只允许带十个英镑。里斯本难民那么多，几乎个个都想坐飞机或者乘船去美国，所以我实在想不到自己会在里斯本滞留多长时间。与一个完全的陌生人朝夕相处，这几乎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让我充满了好奇。那个美国小伙子待人还算和善，也羞怯地表达了对我照顾他的感激之情。我们几乎时刻形影不离，我们需要在警察局门前排很长的队，让他们检查我们的护照。排队的人来自欧洲各国，有波兰人，比利时人、捷克人、法国人、德国人。所有这些外国人在里斯本的日子差不多少，那就是没完没了地排队，在里斯本的一周内，我至少排了十二个小时的队，去接受各种检查，申请各种许可。我一直没有问美国小伙伴的名字，他的无知总会让我目瞪口呆，他可是大学毕业生啊！除了他的专业知识，他对其他一切都一窍不通，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适应美国高度竞争的生活呢。更为严重的是，他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谈来谈去，我的火气再也压不下去了，便厉声对他说：

“宝贝儿，我怀疑你的脑子完全是空的。”

他羞涩地笑了一下，这笑容悠远绵长，竟然透露出一种很奇特的吸引力。

“我确实孤陋寡闻，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给人跑腿儿挣钱，所以没有时间学东西。”

他的回答让我感觉很糟，我真希望自己当时能忍住不生气。他后来给我讲了他所从事过的各种职业，这些职业都非常无聊，而且使他这个人染上了一层悲剧色彩，但是为了上学，他又不得不去做。我很奇怪，美国社会怎么会是这样子，一个有理想又很努力的苦命男孩，为了自己的理想职业，竟然要如此长时间地从事单调乏味的工作，以至于几乎耗损了他的全部精力。当然，我们不能说他完全无知，他至少懂得一些医学知识，就凭这他拿到了大学毕业文凭。他曾经很骄傲的拿出来给我看过，但除此之外，我真的可以说他一无所知。他不像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样子，真正受过教育的人不会像他那样，这些年来，他在忍受着双重的劳役，其中一重是获取专业知识，而另一重就是挣钱养活自己。在这一过程中，青春时光连带着激情与梦想悄然从手边滑过，现在，他已年近三十，却仍然像十六岁的孩子一样懵懂无知。我曾问他，既然对这个世界如此缺乏了解，有没有可能只会成为一个混饭吃的医生。在我看来，他的人生注定是一个经典的失败者案例，这就不仅让人产生疑问：他们为什么还要来到这个世界？也有一些资质平平的人，他们能力虽差，但却信心满满，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平庸。而他却相反，他有一种出自骨子里的谦逊，他注定会是一个悲剧人物，不过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整整两天后，他找到了一艘驶向纽约的轮船，于是他拖着自己惯常的极其笨拙而又无精打采的脚步一步一步挪出了我的生活。我想，如果第二天我们在街上相遇，也许压根就互相不认识了。

【注释】

[1]这座别墅的名字叫做莫雷斯克别墅（Villa Mauresque），原意是摩尔风格别墅。

[2]费拉海角（Cap Ferrat），位于法国东南部，属于阿尔卑斯-滨海省的圣-让-费拉海角市镇。

[3]尼斯（Nice），法国东南部港市，阿尔卑斯-滨海省的首府，是法国第五大城市。

[4]蒙特卡洛（Monte Carlo），摩纳哥公国的一座城市，紧邻法国边境，以赌博业著称。

[5]里韦艾拉（the Riviera），这里指法国东南部的蓝色海岸，与意大利的里韦艾拉相连接，包括摩纳哥公国。

[6]佛罗伦萨（Florence），意大利中部城市，托斯卡纳地区的首府，历史悠久，被公认为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7]贝尔尼尼（Bernini，1598-1680），意大利雕塑家和建筑师，巴洛克雕塑风格的创始人。

[8]彭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1721-1764），社交名媛，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一位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才色出众，对法国的政治和艺术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9]土伦（Toulon），位于法国东南部地中海沿岸，是法国重要的军港城市。在二战中，法国南部遭到德军入侵，为了防止港内军舰落入法西斯手中，法国海军在紧急中自毁六十余艘舰船，写下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壮一页。

[10]荣誉军团勋章（the Legion of Honour），法国最高级别的军事勋章，1802年由拿破仑创立。

[11]自由城（Villefranche），法国有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前缀。根据作者的活动区域，我们推测作者这里所指的应该是滨海自由城（Villefranche-sur-Mer）。

[12]奥赛码头（the Quaid’Orsay），巴黎塞纳河畔的一个码头，法国外交部大楼就位于它的对面。这里用奥赛码头来代指外交部。

[13]布拉格（Prague），捷克首都，也是捷克最大的城市。

[14]蓝色列车（the Blue Train），从法国北部的加莱到南海岸的一列火车，从1886年开始运营，一直到2003年取消。这趟列车由车厢的颜色而得名。

[15]塞内加尔（Senegal），西非国家，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

[16]杰拉德（Gerald） ，全名杰拉德·哈克斯顿（Gerald Haxton， 1892-1944），毛姆的秘书与情人。两人在一战期间相遇，随后维持了近三十年的同性关系。当时在英国，同性关系不被允许，于是两人要么出外旅行，要么待在位于法国的别墅中。杰拉德极富个人魅力，善于与他人沟通交流，而毛姆内向而又口吃，所以在人际交往方面，杰拉德给了毛姆很多帮助。而杰拉德又有花花公子的一面，因此他也消耗了毛姆的大量钱财。

[17]阿尔卑斯山地部队（the Chasseurs Alpins），法国军队中的精英力量，善于在山地中作战，而且善于城市内的战斗。

[18]卡西斯（Cassis），法国南部的一个小市镇，位于马赛市东边，是著名的旅游地，以悬崖峭壁和狭窄的峡谷而著称。

[19]圣马克西姆（Ste Maxime），法国小镇，位于里韦艾拉地区，距离尼斯90 千米，距离马赛130 千米。

[20]魏刚（Weygand，1867-1965），法国军队统帅，参加过一战和二战，一战中的英雄，二战中的投降者。

[21]密史脱拉风（mistral）：法国南部从北沿着下罗讷河谷吹的一种干冷强风。它一次能持续几天，风速经常超过100 千米/小时，高度可达2 ～3 千米。在冬季和春季密史脱拉风最强并最多见，有时能给庄稼造成重大损害。

[22]坎城（Cannes），位于法国里韦艾拉地区，有很多豪华酒店和餐厅。

[23]一战期间，毛姆曾经参与过与战争有关的情报工作。英国情报部门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们了解毛姆个性中喜欢伪装，也喜欢倾听，他当时作为小说家和剧作家已经颇有名气，这种名气反而能够成为他从事间谍工作的挡箭牌。当时欧洲的情报集散地是瑞士，因为瑞士是中立国，而一个作家想在中立国找个清净地方写作也是顺理成章的事。1915年10月，毛姆受命来到瑞士日内瓦。在日内瓦期间，毛姆主要是一个协调员的角色，他负责听取间谍的汇报，同时记录下来，写成报告，然后用密码发回国内；他也负责向这些间谍传达国内的指令，顺便给他们发工资。这些工作都非常繁琐无趣，而让他更为兴奋的是从事反间谍活动。在他的参与下，英国成功地清除了几个敌方间谍，还剔除了一个假装间谍来骗钱花的无赖。毛姆在日内瓦待了大约八个月，后来暂时脱离了这一工作岗位。直到1917年6月，情报部门又找到了他，希望他能够去俄国，争取让俄国临时政府不要脱离一战战场。到达俄国后，毛姆多次与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取得联系，成了克伦斯基与英国政府之间的联络员。但由于克伦斯基过于软弱，情况对英美非常不利。最终，十月革命爆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迅速宣布退出一战。毛姆的任务彻底失败，急忙返回了英国，随后开始了在疗养院中的生活。

[24]甘末林（1872—1958），法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参与制定1914年马恩河会战的作战计划，使英法联军获胜而出名。1926—1928年任法国驻叙利亚军队司令，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和起义。1930年后，历任陆军总参谋长 、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国防总参谋长等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任法国陆军总司令兼西线盟军司令。他的战略思想保守，单纯依赖马奇诺防线进行消极防御。1940年5月色当陷落后被撤职。1942年受维希政府审判。1943年被押解至德国，关押在集中营内。1945年获释。回国后从事写作，著有三卷本回忆录《服役》《马恩河交战中的机动与胜利》等书 。

[25]英国远征军是指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派往欧洲大陆作战的部队。一战时，英国派远征军协助法国，与德军作战，该远征军参加了马恩河战役、伊普尔战役、康布雷战役等战役。二战时，英国派远征军协助法国对抗德国，至1940年5月法国战局开始前，编有10 个师（其中9 个师部署在法国北部），司令为J.戈特。后因战局恶化，于5月26日至6月4日撤回本土，重装备损失殆尽。为扭转局势，其中3 个师于6月中旬重返法国，与法军并肩作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再次撤回本土。

[26]《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关系条约。它象征了三十年战争结束，奠定了国际关系的基础和国际法则的形式，可以说是现今国际关系的启蒙点。

[27]加里曼丹岛（Kalimantan Island），也译作婆罗洲（Borneo），是世界第三大岛。位于东南亚马来群岛中部，西部为苏门答腊岛，南部为爪哇岛，东为苏拉威西岛，南临爪哇海，北临南中国海。

[28]1940年，法国与德国签署了停战协定。英国首相邱吉尔大为不满，他不能容忍强大的法国海军力量有一天成为威胁英国本土或威胁其海上运输线的可能性存在，要么拥有它，要么消灭他。在他的授意下，英国制定了旨在夺取和控制法国海军，代号为“弩炮计划”军事行动。停泊在西非奥兰和米尔斯克比尔等港口的法国舰队拒绝向英国海军交出战舰。英国H 舰队随即向法国舰队发起猛攻。参战的英国舰队拥有“胡德”号在内的3 艘战列舰、1 艘航空母舰、2 艘巡洋舰、11 艘驱逐舰，港口内的法国舰队拥有4 艘战列舰以及多艘巡洋舰、驱逐舰。法国舰队在英国海军的攻击下被动挨打，损失惨重，战列舰“布列塔尼”号被击沉，战列巡洋舰“敦刻尔克”号和战列舰“普罗旺斯”号受重创搁浅，只有“斯特拉斯堡”号战列巡洋舰侥幸逃脱至本土的土伦港。英国的“弩炮”行动彻底消除了法国投降德国后法国军舰的潜在威胁，从而牢牢地将制海权掌握在手里。但是“奥兰”事件也给英法关系蒙上了阴影。

[29]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协约国军总司令，公认的协约国获胜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多场战斗。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被任命为北部集团军司令，并一直任职到罗伯特·内维尔接替约瑟夫·霞飞出任法军总司令，之后被调往法军总部。1918年被任命为协约国最高司令。1918年代表法国在贡比涅森林签订对德停战协定，后又在巴黎和会上发挥重要作用。生平有不少著作，曾提出胜利在于意志的观点，后来认识到军队新装备和机械化程度具有决定性作用，强调歼灭思想和集中优势兵力原则。

[30]保罗·雷诺（Paul Reynaud，1878－1966），1940年出任法国总理。他主张法国抵抗纳粹德国，但因国内绥靖势力，又摇摆于鸽派和鹰派之间。德国于1940年侵入西欧且法军溃败之时，任魏刚为法军总司令，且组建魏刚防线，但一天即被德军突破，而后在巴黎不设防后同意并采纳戴高乐的将政府迁至波尔多和图尔并在之后转移的建议，且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三次会谈，且向罗斯福求救，但双方都出于政治和经济角度未给予帮助。但雷诺宁愿辞职而不愿休战，在贝当当权后被捕并一直遭到盖世太保和维希政府的拘禁，囚禁在奥地利，1945年获释并恢复原职，并任国防部长等职。

[31]亨利·菲利浦·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 ─1851），法国陆军将领、政治家，也是法国维希政府的元首，总理。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法军总司令，带领法国与德国对战，被认为是民族英雄。1940年任法国总理时，因向德国投降议和而在1945年4月被捕，同年8月因叛国罪被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

[32]乔治·克列孟梭（法语：Georges Clemenceau，1841年9月28日—1929年11月24日），法国政治家、新闻记者、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法国近代史上少数几个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政治生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与法国多次重大政治事件紧密相连。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作出重要贡献，被当时欧洲人称为“胜利之父”。

[33]“第五纵队”一词，出现在二战前夕，西班牙叛军首领佛朗哥在纳粹德国的支持下进攻马德里。相传，当记者问佛朗哥哪支部队会首先攻占马德里时，他手下一位司令得意地说是“第五纵队”，其实他当时只有四个纵队的兵力，“第五纵队”指的是潜伏于马德里市区的内奸。此后，“第五纵队”成为内奸或内线的代名词。

[34]基督教青年会是全球性基督教青年社会服务团体，已具有160 多年的历史。

[35]盖世太保是德语“国家秘密警察”（Geheime Staats Polizei）的缩写Gestapo的音译，由党卫队控制。它在成立之初是一个秘密警察组织，后加入大量党卫队人员，一起实施“最终解决方案”，屠杀无辜。随着纳粹政权的需要盖世太保发展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的恐怖统治机构。纳粹通过盖世太保来实现对德国及被占领国家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