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别
在短暂的两天时间里，小可原本已经稳定的身体又反复出现问题。高烧、剧烈头痛、身体抽搐，疾病带来的折磨让这个十岁的孩子死去活来，捂着脑袋在床上来回翻滚。小可妈妈的泪腺仿佛已经坏死，流不出一滴眼泪。她焦灼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次又一次地从怀人居的院子走出去又折回来。在那一趟趟往返之中，小可妈妈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让儿子离开怀人居。
星期天的黄昏，天边的几抹残阳迟迟不愿隐去。最后一次从院子外返回来时，小可妈妈敲响我的房门，表达了她的想法。
我问：“真的决定了？”
她说：“真的。”
小可妈妈心里盘算着，如果医生的诊断和估算准确无误的话，小可离开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她告诉我，她想寻求一种方式，让儿子在最后的时间里更少地遭受疼痛的折磨。而且，她希望让儿子在家里安详地离去，即便那间卧室并不宽敞、明亮和温暖。最后她说：“没有小可，我总觉得家里就像冰窖，没有一点生机。前几天的一个夜晚，我独自蜷缩在他以前睡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他以前快乐的样子。那时候，他飞来奔去没有一刻愿意停下来，满屋子都是他清脆的笑声。后半夜，我干脆爬起来，哆哆嗦嗦地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昏黄的街灯，直到天亮。”
“从现在开始，我想每时每刻都与小可在一起，一分一秒都不愿意分开。”小可妈妈轻轻地说，“一分一秒都不愿意。”
一股悲凉袭来。
我理解小可妈妈，虽然她的做法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可是，我心里瞬间掠过一丝担心，不知道以后是否还能见到这个刚刚认识的忘年之交。在不长的相处中，小可已经在我心里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我决定去看看他，趁着夜色还未降临。
傍晚时分，我来到小可的房间。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小可妈妈和程文玲在走廊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我侧耳倾听，却一句也没听清楚。房间里，我和小可一老一少枯坐已久，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因为每一句话都可能包含着生离死别，所以我们都格外小心。门窗紧闭，我们就那么坐着，空调吹着温暖的风。
“很高兴认识你，不管过多久，我都会想起你的。”我嗫嚅道，“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
“嗯。我给妈妈说了，我们是好朋友。”小可微微地点头，“我会回来看你的。到时候，我让妈妈做很多好吃的给你带过来。”
我努力地保持着微笑，心里泛起一股温暖和酸楚。我没有问小可妈妈，她是否把小可的真实病情告诉过他。既然医生说小可的时间只有一年左右，那么，这个十岁男孩的大限可能真的不远了。或许，就在下个月、下个星期或者明天。这几天，小可反复无常的身体状况仿佛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凛冽的晚风拍打着窗户，哐当哐当的声响让人情不自禁地哆嗦起来。这是我认识小可以来，他最沉默的一天。好几次，我有意地说起自己的童年，试图让小可的记忆回到他生病之前的快乐时光。我想看一看曾经的小可爱，但他只是用毫无光泽的眼神瞟一下我，又低垂着眼看着地板上的背包。那是他在怀人居的全部生活用品，包括各种各样的药品和十多顶五颜六色的帽子。生病之前，小可有着一头自然卷曲而漂亮的头发，但那个他至今连名字都搞不清的病魔无情地没收了他每一根头发。
“让我抱抱你吧。”我说，“我好像还真没有抱过你。”
“嗯。”说着，小可钻进我的怀里。
我搂着小可，颤抖的双手紧紧地箍住他。一分钟过去，两分钟过去。我不愿意松手，任由凛冽的山风拍打着窗户，敲击着我脆弱的神经。但是，程文玲善意的提醒使我不得不放开小可。
小可被妈妈带走了，汽车消失在路的尽头。
夕阳一层一层地下坠，隐没在山脚下。程文玲搀扶着我，拽得我胳膊生疼。她连续说了好几遍“该回去了”，以为我没听见，声音一次比一次大。其实，每次我都听见了，但双脚却不听使唤，就这么伫立着。风越来越大，空气扑在脸上冰凉冰凉的。程文玲再一次提醒：“天已经黑了，我们回去吧。”
我讪讪地拿开程文玲的手，拖着老迈的步子，朝院子里走去，倔强得像头驴子。我几乎每周都会经历一次送别，但智美和三个孩子离开时，我却没有如此失落与灰冷。因为我知道他们还会来，我还能看到他们脸上平静的笑容。但小可却不一样，这一去恐怕永无回来之日。
晚餐吃得很不愉快，心里不舒服再好的饭菜都没有食欲。吃了几片萝卜，喝了一碗汤，我便回到房间。程文玲早已看出我有心事，一刻钟后，她敲响我的房门。我告诉她我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并撒谎说中午吃太多肚子不饿。她不相信我的说辞，但又不便穷追不舍、刨根究底。退出房间时，她殷切地说：“如果想吃饭了，就给我打电话，我会叫厨房里的师傅做好，给你送上来。”我对程文玲无微不至的照顾感到欣慰，但我没有回答她。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黑暗一片。
天已经很冷了，山里的晚风格外刺骨，手指上的每一根汗毛都是冰凉的。我把塑钢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在封闭、狭小的屋子里踱着步子。一直以来，我除了对那档读书节目感兴趣之外，几乎很少看电视。到怀人居后，我每次打开电视也仅仅是为了等待那个戴着金丝边框眼镜的女主持人，看她口吐莲花纵横书海，娓娓讲述人与书之间的动人故事。这天晚上，为了消磨难挨的时光，我再一次打开电视机。我机械地按着遥控板，一轮又一轮，全都索然无味。我猛然想起，这档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九点播出，而今天已是星期天了。
我失望地关掉电视，屋子又恢复了死寂。看着桌子上昏黄的灯光，我又莫名地产生了创作的冲动。身体明显感到疲倦，内心却有一股火焰急需喷发。《与人生言和》已经中断好多天了，我惆怅着不知道怎样重新开始。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夜晚，尘封的往事重新在心底燃烧成一种激情和冲动。我烧了一壶水，把空调温度调到最高，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营造一个温暖的氛围。我来到桌前，慢条斯理地打开电脑，重新进入曾经走过的平凡之路。
在一日三餐与鸡毛蒜皮之中，我经历着平淡无奇的中年生活。苏菲娅迫不得已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全心全意地照看着智杰和智美。尽管我和父母都不乐意，但我还是沿着父亲的步伐，昏天黑地在工厂里忙碌着，做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工人。那些机械的工作程序，让我麻木不已，疲惫不堪。但是，我必须接受现实。
父母对我总是抱着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在一片片叹息之中，他们的衰老速度十分惊人。两人好像在比谁的头上白发多谁的脸上皱纹深，比谁的步履更加蹒跚和摇晃。很多时候，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也会莫名其妙地想象着老年后的样子。
每天九个小时被隆隆的机车声包围，我的身体机能受到严重影响，最先遭殃的是耳朵，耳膜生疼，听力下降。参加工作半年后，我总是觉得自己的听觉越来越迟钝，听不清马路边自行车的铃声，每次自行车从身边嗖地一下穿过时，我都会惊出一身冷汗。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在回家的路上，用指头轻轻地在耳朵边敲击，用笨拙而荒唐的方式测试自己的听力。后来，我把这个做法说给苏菲娅听，愁眉苦脸的她差点笑岔了气。每次，她总是弯着腰说：“你这个呆子。”声音好像从腹腔里飞出来，听上去十分怪异。
我一直以为身体很快就会垮掉，没想到除了心力交瘁之外没有任何病患。就连最担心的耳朵，也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很快就完全失去听力，变成一个可悲的聋子。但是，我几乎每周都会认真地照一次镜子，细致入微地观察着自己的变化，计算着这样的苦日子自己的身体还能坚持多久。
虽然智杰和智美两兄妹的茁壮成长让我感到喜悦，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我在工作中的苦闷，但唯有创作才能带我脱离烦恼的海洋。那一个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当苏菲娅带着孩子睡下，我便孤独地坐在台灯前，驰骋在文字的世界里。只有在此时，我才能感到自己真实的存在。我不再是车间里那个无足轻重的工人，不再顾虑领导的冷眼与批评。在文字世界里，我主宰一切。
苏菲娅并不理解文字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性。从我开始写作，到开始在全国各种报纸和杂志发表作品，她都持漠然态度。苏菲娅不给我热情洋溢的鼓励，也不给我泼冷水。在那些炎热或者冰冷的夜晚，她并不催促我上床睡觉，只是一个劲儿地唠叨：“你写的那些破玩意儿有什么用呢？”每当这时，我都只有无力地看着她，然后继续埋头写作。
寒来暑往，春去秋来。苏菲娅从不停止唠叨，我也从未给她解释过。我们仿佛行驶在两条平行的车道上，并肩而行却从不相交。自从医生宣布苏菲娅的身体不再适合上班之后，她的脸上就很难见到笑容。所以，我不能从她紧锁的眉头中看出她对我埋头写作到底有多讨厌。即便我因为写作而改善了工作和生活条件，苏菲娅也仅仅瘪了瘪嘴，并无喜悦之情。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感觉自己和苏菲娅之间隔着一层膜。这层膜很透明，仿佛能看清对方，却又密不透风。
一次偶然的机会，工厂办公室的人生病请假了，领导要出席一个重要活动，急需要一份演讲稿。当时，我自告奋勇地接下这个活儿。最开始，领导将信将疑，问我是否写过文章。我把平常利用闲暇时间写小说的事情如实相告。领导眼睛一亮，呵呵地笑着说，你还发表过小说？对于领导流露出的吃惊，我感到羞涩，脸皮发烫。
得到领导让我试一试的机会后，我全身上下充斥着一股兴奋。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气温足以把每一条柏油马路炙烤成流动的小河。当天晚上，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憋足一股劲洋洋洒洒地写完五千字的演讲稿。第二天早晨，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把稿子交给领导。领导接连看了两次稿子，嘴里情不自禁地蹦出一连串“好”字。
这原本是一次额外的工作，却把我带入了另一条人生轨道。半个月后，领导找我谈话。坐在那张软软的黑皮沙发上，我感到浑身不舒服。我一直在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工作，或者与同事相处时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但是，这个满脸胡须，脸庞瘦削的男人开门见山地问我：“愿不愿意调到办公室工作？”
幸福来得太突然，我的脑袋一下就懵了。这可是大学毕业生才能拥有的职位，怎么会无缘无故落到我的头上呢？他好像觉得我并不乐意，接着噼里啪啦地说：“你上次写的演讲稿，比任何人都写得好。你既能抓住要领，还懂得用文学语言和技巧来修饰，整篇稿子充满起伏的情感，我的演讲赢得了满堂彩。以前的那些稿子，我在台上讲起话来，总感觉是在读产品说明书。”
我看着这位已经认识十多年的领导，既陌生又熟悉。这些年来，他从普通工人到车间主任，再到副厂长、厂长，一步步艰难而又稳健地走过来。我还在读书那会儿，就常常看着他一脸疲惫地在厂子里跑来跑去。从某种角度讲，他看着我从一个小孩子变成车间工人，我看着他从普通职员成长为一厂之长。
“你不应该待在车间里，办公室才是你最好的位置。”他点了一支烟，“车间里没啥前途，但办公室就不一样了。你还年轻，只要好好干一定前途无量。”
“嗯。”我轻轻地点头。
或许是烟雾挡住了他的视线，或者我的头点得太轻了。总之，他没有看见。
“你不愿意吗？”
“我觉得可以。”我尽量掩饰住自己的兴奋，“但不知道能不能干好。”
“你就别谦虚了，我相信你。”
我的生活就此改变。我告别了乌烟瘴气的车间，每天清晨夹着一个皮包，走进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苏菲娅对我的工作改变持观望态度，她觉得天上不会掉馅饼，好像前面有个巨大的火坑等着我跳。但是，每当我领着比之前更多的薪水回家时，苏菲娅的脸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红润。那段时间是这个家庭最难熬的日子，两个孩子渐渐长大，日常开销已经成为我最大的负累。工作改变收入提高，缓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没用多长时间，我就适应了新的工作，而且干得有声有色，成为厂长身边最得力的秘书。发言稿、企业文化宣传、起草各种文件，一连串“头等大事”缠住我。虽然这些事情琐碎而烦乱，但终究是我喜欢的文字工作，倒也让我内心窃喜和庆幸。
不过，流言蜚语也随之而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在背后嚼舌根，认为我贿赂领导才谋得这个职位。一天中午，我上厕所时听到隔壁女厕所里有人说起我的名字。当时，我正蹲在那里悠闲地抽烟。隔壁传来的声音依稀可辨，我竖起耳朵听了好几分钟，才知道其中一人是人事部的张姐。她说：“你千万别真的以为他会写文章，厂长就把他调到办公室。天底下能写文章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就把他调过去了？前几天啊，我听说他一直悄悄地巴结领导，请吃请喝还送钱。”
另外一个女人是谁，我没有听出来。她的声音很小，仅仅是“哦”了一声。我想，那个不知名的女人并不认同那些话，她不过是附和一声而已。随后，我听到了冲水声、关门声，以及渐渐远去的脚步声。
一切都安静下来。可是，我的内心却愤怒不已。
工作这些年，我对每个人都和善、友爱，做每件事情时都谨小慎微，尽量做到让每个人都满意。可是，他们为何还要在背后使阴招恶意中伤我？刚才那位长舌头张姐，我对她印象不错，平时在单位遇到时还相互点头问好。在我的印象中，她的笑容总是灿若桃花温暖人心。我刚进办公室工作时，她还特地前来祝贺我，奉承我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当时，她嘎嘎地笑着说：“说不定将来我们还等着你发工资呢。”人心隔肚皮，如果不是亲耳听到她刚才那番讥讽，我怎么也想不到她会是这样的人。
接连抽了几根烟，我的怒气才略微平息。
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发现刚才还无中生有的张姐出现在离我两米之外的地方。她独自靠在人事部门前，端着粉色杯子，若有所思。她使劲地摇晃着杯子，里面的菊花快乐地旋转、翻腾。我偷偷瞄了她一眼，不料却碰上她也正用余光看着我。我漠然地笑着，点了点头。她笑着回应我：“最近挺忙的吧？”
“嗯。”我还是保持着微笑，但心里的厌恶却翻江倒海。
“什么时候组织一些文化活动啊？”她扯起嗓子眼说，“让我们这些没有文化的人也感受一下文化味道，不然永远都是土包子。”
我实在无法忍受她的这种口气，风一样逃进了办公室，愤怒而又悄然地把门关上。她还补了一句：“我说的是真的。”声音被厚实的门挡住，朦胧而飘忽。
靠在门上，我像极了一条被丢在岸上的鱼，每一次呼吸都是挣扎。
从这一天开始，我的情绪逐渐低落，工作越来越不顺心。我仿佛听到还有更多人在背后对我叽叽喳喳，每次看到别人三五成群窃窃私语，总觉得都是在说自己。这样的感觉真是坏透了。尽管厂长对我一如既往地信任，也毫不吝惜他的表扬，可我总感觉做起事来力不从心。以前，我每天满心欢愉地走进办公室，现在在办公桌前却如坐针毡。很多时候，我呆呆地坐着，看着不远处的车间，想起在那个封闭空间里忙碌的时光，脸上悄然地浮出笑容。
我变得前所未有地沉默，除了必要的交流，几乎不再多说一句话。好几次厂长搞接待请我作陪，我也委婉地拒绝了。每一次，我的借口都是身体不舒服。有一天，他不解地看着我：“我看你身板不错呀，怎么老是不舒服？”
“别看我长了一身肉，体质却很弱。”我傻傻地笑着敷衍了事。
厂长是个聪明人，看出我在顾左右而言他。一天傍晚，我正在加班写一个急需的汇报材料，他突然出现在门口，轻声细语地问：“还在啊，正好找你有事，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吧。”
“有什么事吗？”我正为不知道怎么写好这次的汇报材料而愁闷。
“不是工作，我想和你聊聊私事。”他斜靠在门上，手中的烟快要燃到尽头。
“私事？”我嘀咕着。
厂长没听见，慢悠悠地转身回办公室去了。
我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转了几圈，琢磨着厂长找我到底有什么事。自从调到办公室之后，我们之间的交流仅限于工作，可他刚才却说找我聊私事。在忐忑不安中，我双腿颤抖地朝他的办公室走去。
房门虚掩着。
咚咚咚……我小心翼翼地敲着门。
“请进。”声音很沉闷，仿佛半天才从喉咙里憋出来。
推门而进，他正在打电话。那部乳白色的老式电话机布满灰尘，远远望去已经成为褐色。他指着沙发，示意我坐下。我微微点头，面无表情地坐下。环顾这间熟悉的办公室，我心里立即泛起一阵酸楚。作为一家大型工厂的厂长办公室，的确太简陋了。电话机老旧，沙发破烂，墙壁光秃秃的，连一张名画的仿制品都没有。这几年，老工人大部分都已退休，年轻人看到工厂日渐破败，但凡在外面有任何一丝机会都会选择离开。尽管厂长使出浑身解数，依然无法扭转颓势。
我木然地坐着，心情平静下来，不再揣测厂长找我到底有何事。他还在打电话，口气和蔼得近乎唯唯诺诺，像是在求人办事。我开始仔细听他说话的内容，隐隐约约中明白他正在跟对方谈一次合作，为厂子的产品找销路。销售是最大的难处，工人们辛苦做出来的产品全堆在库房里，看着让人心疼。前几天遇见以前车间里的老同事，言语之间全是唉声叹气。他说大家的工作热情已经消磨得差不多了，有一段时间，他们关掉机器，在车间里闷坐着发呆，一坐就是大半天。
天色已晚，垂垂老矣的厂子在夜色中显得格外落寞。这个五十岁的中年男人，看上去却有六十岁的面容。以前在车间里时，我并不知道领导成天都在忙碌什么。现在跟他们接触多了，我才明白他们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轻松和潇洒。
我还沉浸在遐思之中，却被厂长沙哑的声音拽了回来。
“让你等久了。”他说，“要喝茶吗？”
“不喝。”我又是摆手，又是摇头。
“你找我有事？”他的手还摁在电话上。
我一头雾水。
“刚才你找我，说有事和我谈谈。”我结巴起来，“而且是私事。”
“我想起来了，你看我这记性。”他拍着脑门，“有些话早就想和你说了，只是最近一直在忙订单的事，忙来忙去搞忘了。你也知道，现在销售环节的工作最头疼。”
“哦。”我的声音机械、麻木，甚至有些冰冷。好在他并没感觉出来，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喝杯水吗？”他忘记刚才已经问过了。
“不喝。”
“哦。”他莫名其妙地说着，在我对面疲惫地坐下，身体与沙发摩擦时发出奇怪的声音。接着，他小心翼翼地问我，“最近是不是有人在背后说你？”
“有人说我吗？”
“我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
我双唇紧闭，假装陷入沉思。
“我听说，有人认为你是靠关系和行贿才调到办公室工作。”他端着一个大杯子，咕咚地喝了一口浓茶，“这些人真无聊，好好一个厂子变成今天这个破样子，他们为什么不操心呀？就只知道嚼舌头、说废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我恍然大悟，才知道张姐的话早已传到厂长的耳朵里。我纳闷的是，是谁把两个女人在厕所里的谈话告诉厂长的呢？半晌，我说：“就让他们说吧，我不在乎。只是，这样对你不好。”
“对我没什么，作为工厂的领导，坐在这个位置上总会有人说三道四，我有足够的准备。”他微微地笑着，露出一丝难为情的神色，“但是，对你来说就不一样了。”
“从一个车间工人突然被调到办公室，我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别人就更难以相信。”我语无伦次，“这样一想，我心里就不怪别人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声音肆无忌惮地撞击着苍茫的夜色。“我发现啊，人们总喜欢无端猜测。”突然之间，他的声音低沉下来，“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千万不能说出去。”
“什么秘密？”一听这话，我满脸乌云。
他点燃烟，喝口茶，几度欲言又止。我看着他煎熬的神情，意识到这是他难以启齿的隐情。我把眼神从他身上移开，装模作样地盯着光秃秃的墙壁。他支支吾吾，还是说出了那个让我心里五味杂陈的秘密。
“你能调到办公室来，其一是你的能力。”他的声音像只蚊子在叫，“其二呢，这个原本不太方便说，但是外面风言风语太多，让你承受太多猜忌很不好。其实，当时办公室那个工作人员是前任厂长的人，很多事情交给他不放心。我看你能力很强，写得一手好文章，便把你调过来培养。”
“我真的应该好好感谢你，这样的工作很多人一辈子踏破铁鞋都找不到。”我找不到更好的词，只能说些阿谀奉承的话。我跟父亲一样笨嘴笨舌，但此刻却蹦出了这么一句假大空的套话。
“不用那么客气，我也不想看见人才被埋没。”他死死地看着我，两眼浑浊但深似海洋，“好好工作，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
我点了点头，闷声闷气地走出厂长办公室。
回家时已经很晚了。恍恍惚惚中，我觉得与厂长只交谈了半个小时，没想到时间已是九点。街灯昏黄，树影婆娑，天空中的月亮不知被谁咬了一口。看着夜色中匆忙的行人，我搞不明白厂长为什么要对我说那些话，即便外面有人针对我说三道四，但他刚才所说的内容却明显驴唇不对马嘴。这不但不能缓解我背后被人指指点点的愤怒，而且旧愁未了又添新乱。我一直在苏菲娅面前沾沾自喜，认为是自己的才华打动了厂长，解决了父亲当年万般努力也未能解决的工作问题。可是，这个面容慈祥的厂长一席之话扼杀了我所有的骄傲。
我需要那一点骄傲，尊严能够消解生活带给我所有的沉重和屈辱。
屋子里一片漆黑，两个孩子都已睡下。岁月不饶人，转眼我已到中年，除了花白的头发外，最明显的是一双儿女渐渐长大，都忙于学业。每天早出晚归的我，回家后很难见孩子一面。他们早上上学时，我还在床上；我晚上回家时，他们已经上床睡觉。周末是孩子唯一能够轻松下来的时间，遗憾的是，我周末加班已然成为常态。每当看着两兄妹可怜巴巴地盼着我带他们玩的眼神，我的心里就充斥着难以言说的愧疚。我日复一日地重复着那句在苏菲娅和孩子心里已经认定是谎言的话：“下个星期，爸爸一定陪你们玩。”
这天晚上，我比任何时候都认真地埋头写作。当我听到厂长那番话后，瞬间意识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赢得人们的信任和尊重，以及那种不可捉摸的安全感。隐约之中，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像头老黄牛一样坐在这间办公室里埋头苦干，不但没有继续发展的空间，而且只要现任厂长退休或者调离，我的处境将非常尴尬和悲凉。下一任厂长来了之后，我的命运将会与自己的前任一样。可是，我又能怎样呢？难道放弃这份被别人羡慕得流口水的工作吗？走出厂长的办公室那一刻，我便决定把身体交给世俗，把灵魂交给文字。
从这天晚上开始，我的创作进入激情澎湃的节奏，完全沉醉在属于自己的小世界里。无论在工作中遭受怎样的冷嘲热讽，无论在生活中遇到怎样的困苦烦恼，只要我坐在书桌前，一切愁绪便烟消云散。当奇思妙想化作一段段文字时，那种满足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感觉。
我的写作速度并不快，但几乎每天不落。除了上班和偶尔陪孩子玩之外，我基本上都端坐在书桌前写作。渐渐地，我似乎对写作上了瘾，无时无刻不沉浸其中。很多时候，我手上写着单位的文案，脑子里却构思着自己的小说。
这些年来，我一鼓作气写了很多小说，发表的却为数不多。一部分是因为水平达不到发表要求，被刊物退稿；还有一部分是我自己不愿意公开发表，因为文字里有太多生活的痕迹。关于自己所在的工厂，我连续写过好几个中篇小说，字数有几十万字，其中很多涉及领导的虚伪和人事斗争。这些作品，我在创作之初就没想过发表，不过是我直抒胸臆而已。
写作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我郁郁不得志的情绪，但依然无法让我全心全意地扎根于这家工厂。如果厂长不把我工作调动的真相抖搂出来，我已经打定主意永远在这个来之不易的地方兢兢业业，即便在最底层的车间工作。可是，现在我的心思已经无法安定下来，暗自把这里当成一个跳板。在四十五岁那年，我疯狂地搜集各种招聘信息，试图寻找另一份满意的工作。
不过，我没有成功逃离这个厌倦之地。其实，有人向我抛橄榄枝，我也对几家单位感到满意，但每次都是临阵退缩。我总是瞻前顾后，没有勇气和决心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我考虑到苏菲娅不能工作，重担全部压在我一个人的肩膀上，如果无法适应新的单位，或者中途有任何变动和不测，生活势必陷入一团糟。到时候，一家老小怎么生活？
我陷入愁苦之中，对现状不满意却又无力改变。人到中年，留给我的似乎只有一声声长吁短叹。我责怪自己无能，后悔自己没勇气迈出关键一步。甚至，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想象自己如果换个新单位，又会是怎样一番美好的生活。当然，这仅仅是想象，徒增烦恼而已。
后来，我彻底死了那条心，不再东寻西找，下定决心把这一辈交给工厂，随着它的颓败而腐烂。我在心里一遍遍暗示自己，工作只是一张饭票，养家糊口而已，写作才是今生唯一的理想。只不过，我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封闭。渐渐地，我的白发越来越多，眼镜度数越来越高，背也越来越佝楼。一天晚上，苏菲娅在饭桌上冷不丁地说：“你跟你爸一个样。”
“怎么一个样？”
“一辈子都在抱怨，单位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她嘴巴里含着饭，叽里咕噜地说，“外面的世界海阔天空，可又不愿意去闯荡。”
我没想到苏菲娅会这样评价我，她居然还清楚地记得我曾经说起过父亲一辈子的心境和心结。我怔怔地看了她一眼，继续埋头吃饭。
“我觉得你会窝在这里一辈子，随着这个破厂一起烂掉。”她边说边吃，头都没抬。
苏菲娅这句话深深地伤害了我。她不但不理解我，反而还出言相讥。我之所以在更换工作上举棋不定，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苏菲娅。有时候，我很羡慕那种夫唱妇随的家庭，两个人齐心协力让生活其乐融融。可是，苏菲娅做不到，她在年纪轻轻时便丧失了工作能力。不过，我并不怪她。我是个宿命论者，相信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在很多人眼里，我成了厂长的心腹。看热闹的人一如既往地调笑我，打小算盘的人居然点头哈腰地想通过我在厂长面前找关系。我似乎百炼成钢，冷如巨石，对围绕在身边的人置之不理，任由他们施展各种伎俩。对于厂长的赏识，我也心存感激，尽管他提拔我别有用意，但从某种程度讲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幡然醒悟，万念俱灰。
五十岁那年，我摊上大事了。
我已经在这家工厂熬过半生，智杰和智美也长大成人，平静过完此生是我最大的心愿。但没想到的是，这年在我身上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厂的桃色事件。那场莫须有的婚外情，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几十年来，我从未见过人们对一个话题如此充满热情，唾沫星子像淅沥的细雨笼罩着这个日落西山的厂子。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是一只任人调戏的老鼠，谁都可以对我说三道四、指指戳戳。更加荒诞的是，我百口莫辩。在大部分人的眼里，各种事实证明在某个春色朦胧的夜晚，我与一个女人赤裸裸地躺在宾馆里度过了激情澎湃的一夜。
那年春天来得特别早，急促的春风像一把锋利的刀斩断了冬天的尾巴，十二月末的天空里挂着明晃晃的太阳。五十岁的我皱纹横生，头发花白。那个为工厂日夜操劳的厂长，更像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两个走过半生的人，在一个酒楼里喝了一顿充满阴谋的酒。
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很顺利地完成一篇小说后，我准备午休。最近半年来，我愈发感觉身体大不如从前，午睡成为每天的必修课，否则就会无精打采。奇怪的是，那天我却睡不着。躺下，起来；又躺下，又起来。三番五次地折腾，搞得自己不知道是否还要继续睡。当我最后一次躺在床上时，电话响了。看着电话号码，一股厌烦之情立即冲上我的脑门。上午的写作非常顺利，我盘算着下午继续开始另外一个小说，却没料到这个时候厂长打来电话。该不是又让我去加班吧，我心里嘀咕着。这么些年，我总是在节假日被叫到办公室免费加班。
迟疑片刻，我还是接了这个让自己后半生耿耿于怀的电话。
“晚上有空吗？”他开门见山。
“晚上？”我纳闷。
“嗯，晚上。”
“有什么事吗？”
“想和你喝两杯。”
“喝酒？”作为一个很少喝酒的人，我奇怪他为什么突然找我喝酒。
“我想和你谈谈工作的事。”
“工作上有什么事？”我越听越糊涂，大脑飞速地运转，条件反射地自我检查近段时间在工作上是否有疏忽。但是，一向严谨的我自认为每一项工作都井井有条，毫无瑕疵。
“我考虑很久了，你作为老员工在厂子里工作了大半辈子，而且能力强人缘好，应该被提拔到更好的岗位上。”电话里的声音很小，“当然，更好的岗位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哦。”尽管我语气平缓，可内心却扑通扑通直跳。多次跳槽未果后，我就像苏菲娅所说的那样，已经接受在厂子里碌碌终老的命运。我从未有过升职的幻想，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机会。可五十岁这年，我却在夕阳之中等来了迎接朝阳的机会。
挂断电话后，我的睡意彻底消失。从床上爬起来，我焦躁地在屋子里走来窜去，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的情绪影响了苏菲娅，她有气无力地坐在阳台上，悄悄地用余光瞟着我。我知道她快忍不住了，自从过了四十五岁后，苏菲娅的脾气越来越大，常常在家里没头没脑地吃五喝六。果然，她粗声大气地问：“哪个踩着你尾巴了？”
我没好气地看着她，哭笑不得。
“你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吗？在眼皮底下晃来晃去烦死人了。”
我真的停下来，与苏菲娅面对面地坐着。
她怔怔地看着我：“什么事情啊？”
我强忍住兴奋：“厂长刚才打电话来……”
“找你加班嘛。”
“不是。”
“那找你干什么？”
“他说要跟我喝酒，谈谈工作的事。”
“你最近工作出问题了？”
“什么呀，他说考虑给我升职。”
“真的呀？”苏菲娅尖叫起来，满脸怀疑和鄙夷。
“真的。”我点点头。
苏菲娅转过脸，看着窗台上那株奄奄一息的植物。
整个下午，我一个字都没写。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手指在书架上划来划去，却没有取下任何一本阅读。最后，我告诉苏菲娅赴宴的时间到了，穿好衣服带好钱包便出了门。其实，现在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但我实在不想在屋子里待着。出门后，我在附近的几条街巷孤独地徘徊。我什么都不想，就这么走着，看着行人和车辆从身边迎来后又消失。
晚上六点，我准时来到约定的地方。作为厂子定点接待酒店，我对这里很熟悉，无数次进进出出，与很多服务员都成了朋友。刚进大门，一个满脸雀斑的女孩笑嘻嘻地说：“刘厂长早就到了，在三号包间。”
我机械地朝她笑笑，大步朝三号包间走去。来的路上脚步还迟疑，一旦走进酒店就彻底轻松起来。包间里只有厂长一个人，他平静地喝着苦荞茶。见我进门，他立即笑脸相迎，示意我在旁边的位置坐下。房间里开了空调有点热，我脱掉外衣拘谨地坐着，紧绷的脸上挤出死板的笑容。
长时间的相对无语。
我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厂长，他握着玻璃杯子，手指在杯子上轻轻地敲击。我寻思着找个话题，不然这气氛会憋死人。但是，既然是他找我喝酒谈工作上的事，自己又不方便主动提及。我尽量压住内心的冲动，静静地等候着，看看他到底想说什么。好在厂长毕竟久经沙场，没有冷场太久。
刘厂长慢声细语地说了很多，零散而混乱。我搞不懂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只好驴唇不对马嘴地回答。他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苏菲娅的健康问题和孩子们在哪里上班。我力不从心地点头，敷衍了事地回答。我觉得，他也并非真正关心这些，不过是一种开场白而已。作为领导，问问职工的家庭和生活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路，能够充分地体现自己的亲和力。
绕了半天，终于来到正题。
“你在办公室工作很多年了，能力我们都知道。”他把杯子递到嘴边，却没有喝水，“我不希望你一直待在办公室里。”
我腼腆地笑了笑。坦率地说，听到领导对自己的肯定，心里还是蛮高兴。
“前段时间，我征求了一下领导班子的意见，想对你的工作做些调整。”他认真地看着我，眼神灼热得让我不适应，“大家对你的工作能力和态度也给予了认可和表扬，对我的想法也表示支持。”
我还是那样笑着，不知道该怎样接他的话。
“来，先干一杯吧。”他举起杯，主动跟我碰杯。
“干杯。”我为自己终于能够说句话而松了一口气。
两人一饮而尽。
喉咙一路燃烧，疼痛直往胃里钻。我咳嗽起来，捂着嘴咳了很久。
“不至于吧，就一口白酒而已。”他笑呵呵地说。
“我酒量小，而且好多年没喝白酒了。”我强忍住咳嗽。
“那我们换成啤酒吧。”
“没事，就喝白酒。”
我知道他喜欢喝白酒，而且每次都喝同一个品牌的白酒。我为他倒酒，满满一杯。看着明亮的液体缓缓流动，心中有股莫名的兴奋。
“今晚要喝高兴咯，对你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他看着我，笑眯眯的。
“领导喝好，我就高兴。”我从未如此奉承过任何一个人。
“今天你是主角，最重要的是你喝好。辛苦这么多年了，终于等到升迁的大好时机。”说着，他又举起杯，“来，这一杯我敬你。”
我端起杯，跟他碰杯时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手在抖动。
他抢先拿过酒瓶，为我斟满，又为自己倒了一杯。接着，他一声叹息：“我心中有愧呀。”
“领导，千万别这么说。”我感到惊讶。
“埋没人才了。”他手握酒杯，刚刚端起又放下，“这个厂子里，大部分人都烂如过季的萝卜，成天拿着工资混着日子背后还嚼着舌根子，从来没有人像你这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爱厂如家。但是，那堆烂萝卜中都有人高升了，唯独你还在办公室里闷声不吭气地做牛做马。你说，我对你是不是该有愧疚呀？”
我微微一笑，总不至于认为他真的应该愧疚吧。
“来吧，这一杯向你表示歉意。”他再次举起杯子，“希望你能原谅我的失职。”
“其实，我没有什么大的能耐，仅仅是能写写文章而已。”我端着杯子迎上去，碰出清脆的响声，两人杯子里的酒都溢了出来。
“你这个人啊，最大的缺陷就是太谦虚了。”他一脸严肃，“来，喝了吧。”
我二话没说，一口下肚。
酒杯又满了。
我想为他倒酒，但厂长眼疾手快，一把夺过我的杯子。我头晕目眩地看着哗啦啦的液体填满酒杯，忙不迭地说：“满了，满了。”
“哪里满了，不至于这几杯就醉了吧？”他的手在空中停顿一下，继续倒酒。
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话题宽泛得如漫天飞舞的蒲公英，怎么都收不回来。不过，我们似乎都没有刻意去掌控局面，在工作、生活、子女、健康等各种话题之间随意而凌乱地切换，还时不时地说：“多吃点菜，不然容易醉。”
一阵胡侃之后，他终于又迫不及待地举起酒杯：“这一杯还是我敬你，祝贺你苦日子快要熬到头了。”
我找不到推托之词，碰杯后咕咚一口全部倒进肚子里。我越发感到头晕，在为他斟满一杯酒后，晕乎乎地趴在桌子，全身软绵绵的，有点想睡觉。我感觉胃里有一团汇聚着各种味道的东西在打架，好几次差点吐出来。我再次抬头后，蒙蒙眬眬地看见他在沙发上坐着接电话。醉眼迷离中，我看见他满脸笑容，不断地点头。不久，他便结束通话，重新回到酒桌上。
“这么容易就醉了？”他的口气中夹杂着责怪和戏谑，“难道你不打算回敬我几杯酒？”
我一个激灵，强迫自己打起精神。“当然要敬您。”我说，“这只是上半场，下半场还没开始呢。”
话音一落，我就开始敬他酒。不知为何，我变得口舌伶俐，心中有表达不完的感激，嘴里有说不完的乖巧话。我感觉自己半辈子在酒桌上说的话，还没有今晚说的一半多。我这颗浸泡在酒精中的脑袋里装满了各种形容词，把厂长塑造成了一个高大全的完美领导。在我那些酒气冲天的话语里，他为这个破败的厂子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解决了数以千计的员工的生活之忧，如果没有他厂子早已倒塌。
我敬的酒早已超过了三杯，但是三杯之后就再也记不清到底喝了多少杯。喝完又倒，倒了又喝。不知道喝了多少杯，反正我头不晕了，目也不眩了，只是将一杯又一杯灼烧喉咙的液体倒进胃里。最终，我身体瘫软、意识模糊，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概不知道。
第二天早晨，我睁开惺忪的睡眼时，眼前的情形让昨晚的酒精全部挥发。我赤条条地睡在一个陌生的房间，身边是一个同样赤条条的女人。从昨天离开家后，我从未如此清醒过。我转动眼珠，房间的布置让我瞬间找到了记忆。这就是单位平常接待客人的宾馆，并不高档，但地理位置极好且装修别有风味。推开窗户，缓缓流淌的沙河铺展开来，让人赏心悦目。如果是往日，我定会一骨碌爬起来欣赏城市的春天，即便全身一丝不挂。但是，今天我的心情糟糕透了。
我掀开被子，看见那个女人光滑的背脊和圆润的臀部。但是，我却感受不到美妙与激情。我看着耷拉的下体，像一只病入膏肓的猫。这个女人姓甚名谁、长相如何，我一概没有兴趣。我只想知道，她为什么与我同睡一张床？昨晚我们是否发生了性关系？我“喂”了一声，她没理我，呼吸匀称得让我吃惊。那一刻，生性懦弱的我，找不到一丝勇气一探这个陌生人的真面目。我战战兢兢地为她重新盖好被子，躺在床上发呆。
越想越觉得荒谬，我怎么跟一个陌生女人睡在一张床上？思绪在脑海里游荡，几个小时之前的事情浮现出来。我费力地整理着记忆：昨天下午刘厂长约我喝酒，我提前两个小时出门，在附近转悠了很久才赴约。六点时，我和刘厂长在酒店的三号包间见面，然后就是没完没了地喝酒。
咔嚓一下，记忆中断。
我努力寻找各种与这个女人有关的蛛丝马迹，但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我的印象中，只是不断地与刘厂长喝酒，他敬我，我敬他。
无奈之下，我索性穿好衣服翻身下床，把窗帘拉开一条缝隙，坐在沙发上抽烟。现在已是上午十点，满天飘飞的雾霾挡住了春天的阳光。我的眼神缓缓往下拉，落在那条绕城而过的河面上。这条河怎么变得如此脏？水面上漂浮着各种垃圾。在我的印象中，它一直都是干净、透明的。每年春天，河的两岸都会花香四溢。但是，如今却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掐灭烟头的那一刻，我脑袋里闪烁过一个画面：昨天晚上，刘厂长在打完那个电话不久，桌子旁多了一个女人。我恍惚记得当时问了句“她是谁”，但刘厂长的介绍却完全忘记了。模糊的记忆中，她坐在刘厂长旁边，却一个劲儿地劝我喝酒。不过，我不记得她长什么样子，不确定她是否就是现在还躺在床上打呼噜的女人。
这个突如其来的记忆让我感到恐惧，一个莫名其妙的想法在脑子里闪过。但是，我又立即否定了。我不敢朝那个方向思考，也不希望真实的情况就是自己所想的那样。我不相信刘厂长是那样的人，更关键是他没有必要这么做。
我想逃离这个鬼地方。我全身上下摸了一遍，钱包、手机都在，便飞也似的逃了出去。关门的一瞬间，我突然回头，希望看清她的样子。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改变了睡姿，玲珑的身体匍匐在床上，整个脑袋被枕头压着。我只看到她金黄色的头发散在脖子上，下滑的被子遮不住她洁白的双肩。肩上高凸的骨头表明，她是个很瘦的女人。如果不是遇上这样诡异的事，我真想叫醒她，看看她的脸。迟疑几秒钟后，我砰的一声关上门，噌噌噌地下楼了。
下楼时，我整个人都是轻飘飘的，每一步踩下去都有失重的感觉。
走出酒店，我摸出手机看时间，发现屏幕是黑的。摁了几下按键没有反应，才明白关机了。我不记得自己昨晚关过手机。重新开机后，我立即给苏菲娅打电话。她在电话里怒气冲天地问：“你还认得回家的路吗？”
“昨晚喝醉了。”我说，“你别生气嘛。”
“你喝那么多酒干吗？”她的怒气还未消减，“你的酒量很大吗？”
“刘厂长一杯接一杯地敬酒，我怎么能不喝呢？”
“他敬你酒？应该是你敬他吧。”
“他敬了我，我也敬了他。”
苏菲娅不接话，气冲冲地把电话挂了。我忐忑不安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想着一定要将昨晚与女人同床的事情隐瞒好，千万不能让苏菲娅知道。几十年来，我中规中矩，从不拈花惹草，没想到却酒后失格，干出如此荒唐的事。更不可思议的事，我压根儿就不知道那个女人到底是谁，更不清楚自己是否与她发生过性关系。站在门口，我自我安慰道：“只要自己说梦话时不说出来，苏菲娅一辈子也不可能知道。”
开门后，苏菲娅正坐在阳台上等太阳。我的记忆中，她在那个位置坐了十几年，好像坐姿从未变过一样。她向我瞟了一眼，迅疾转过头看着窗台上那株还没有复苏的植物。“我确实喝醉了。”我一边换鞋一边说。
“手机也喝醉了？醉得自己关机了？”
“我不知道手机是怎么关了的。”
“你自己的手机，别人还会帮你关吗？”
“我真的不知道，早上起床后才发现关机了。”
“别人帮你关的，是刘厂长吗？我打电话问他吧，你把电话号码给我。”
“你别无理取闹。”
“无理取闹？如果不是刘厂长，还会有别的人吗？”
“哪里还有别人。”
“那到底是谁把你的手机关了？是个女人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思维短暂性进入真空。
“你说，昨晚跟哪个女人一起睡的？”
“哪里有女人呀？我一个人在宾馆里睡。”
“那你怎么不给家里打个电话？”
“我都醉成一摊烂泥了，还怎么给你打电话？”
“那你电话怎么关机了？我给你打电话打了一个通宵。”
“我怎么知道突然就关机了，平常这个破手机还不是自己就关了。”
“你就骗我吧。这辈子你就知道骗我，这辈子你就只能骗我一个人。”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苏菲娅哭了。在明媚的阳光里，她的泪水顺着皱纹横生的脸庞啪嗒啪嗒地掉下来。她边哭边说：“总有一天，我会找出那个女人。”
我情绪激动：“我真的一个人在宾馆里睡，哪里有什么女人。”
她没理我，哭声越来越大。
“够了，够了！”我怒吼道，“如果你不相信，就自己给刘厂长打电话问清楚吧。”我索性把手机丢在桌子上，让她自己打电话。
半晌，苏菲娅的哭泣慢慢停止。她靠在窗户上，用手悄然地擦拭着泪水。她没有拿起桌子上的手机，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
太阳冲破雾霭，肆无忌惮地照射在大地上，仿佛进入夏天。
我钻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让热水包围全身。我提起宝贝仔细拨弄着，确信自己昨晚没有与那个女人发生关系，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我安慰自己，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面对苏菲娅的咄咄追问，应该拿出十足的底气。
心情莫名地豁然开朗，我的口哨声与哗啦啦的水流声交织在一起，碰撞出狡黠的旋律。我咧开嘴笑了，温热的水从脸颊滑进嘴里，一股奇怪的味道。但是，我心里却感觉很舒畅。
日子过得像八月的秋雨，让人生厌而又无法摆脱。苏菲娅那张老脸终于恢复了往日的样子，不哭不笑，就像一张贴在头上的皮，永远是同一种表情。那天以后，她再也没有提我在外过夜的事，似乎早已忘记她心中认定的那个陪我睡觉的女人。
我一如既往地上班，心里却在期待一个美好时刻的到来。每次在办公室过道或者任何一个地方遇到厂长，我都满脸微笑地望着他。我的眼神里包含着复杂的内容，甚至有一种强烈的诉求，但他却视而不见。久而久之，当我再遇到他时，表情又恢复如初，与他找我谈话之前别无二致。不过，我心里清楚厂长不会食言，他在我心中一直是个信守诺言的人。
但是，我没有等到希望，却遭受了有生以来最荒诞、沉重的打击。
那是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刚到办公室就接到书记的电话，叫我过去有重要事情商谈。我没有多想，以为是关于宣传方面的工作安排，一路上还哼着歌儿。不过，当我推开房门后，就发现情况不妙，整个房间乌云密布。他一口接一口地抽烟，浓浓的烟雾从他的鼻孔和嘴巴里喷出来。我警惕地在那张破了三个洞的沙发上坐下，硬生生地从脸上挤出笑容说：“书记，有什么急事啊？这么早就找我。”
我与书记认识十多年了，这个即将退休的老人跟我志趣相投，酷爱摄影和文学，除开工作之外，我们私下接触也很频繁。每当他拍摄一组好的照片后，总喜欢约我到茶馆喝茶，滔滔不绝地向我展示他镜头下的美好。所以，当他神情凝重地看着我时，我心里还是有些怵。这些年来，我知道如果没有特别紧要的事，他从不如此火急火燎地找我。
丢掉烟头，他慢条斯理地打开抽屉，把一个信封递到我面前。这是一个普通的信封，但不是厂里的专用牛皮纸信封。信封很厚，被塞得鼓鼓的。
“什么东西？”我迟疑着。
“自己打开看吧。”他不拿正眼看我。
我接过来，手不自觉地晃动着。我换了一只手，把信封放在左手上，用右手食指撬开封口，一沓照片出现在眼前。我问：“哪个的照片？”
“你的。”
“我的照片？”如果给我一面镜子，我一定能看到自己的嘴巴变成了鳄鱼嘴。
“嗯，都是你的照片。”
我彻底蒙了。
记忆中，我好几年没有拍过照片，这么厚厚一沓照片到底从天空哪个角落飞来的？思维停滞几秒后，我忙不迭地拖出那沓照片。照片背面朝上，映入眼帘的是有着黄色暗花的白色铜版纸。我看了书记一眼，他的眼神立即飞向墙角，看着斑驳的书柜。我无趣地收回目光，把照片翻过来。
一个染着金黄色头发的女人，匍匐在一个老男人的身上。女人的头发如瀑布，遮住了男人的脸。男人的左手无力地勾住女人的腰，五根手指松弛地张开。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这张照片有点假，是有人通过技术手段合成的。所以，我不相信照片上的男主人公是我。不过，我没有告诉书记自己的这个想法。
我瞅了一眼信封，发现所有照片都是背面朝上，便把信封翻了过来。我把第一张照片放在信封上，接着抽出第二张。第二张照片只抽了三分之一，我的脑袋就轰隆隆地炸开了。我看见自己猥琐的面目赫然出现在照片上，那个金发女人正在亲吻我的脖子。我双眼紧闭，看不出半点享受的样子。我全身发烫、颤抖，根本不敢看一直支持我的老书记。我低垂着头，机械地翻看下面的照片。
一张比一张火爆，从二十多张照片中，我能够清晰地看见自己松弛的腰部和金发女人饱满的乳房。把一张张照片拼接起来，脑海里浮现出当晚我们在床上激情翻滚的场景。我面红耳赤，目瞪口呆。
我把照片放回信封，放在书记的桌子上，气得吹胡子瞪眼。
“照片上的人是你吧？”
“照片从哪里来的？”
“你怎么干出这种事？”
“刘厂长知道这些照片吗？”
“你老老实实地生活不行啊？”
“有多少人看过这些照片？”
“一大把年纪了，光鲜地退休不行吗？”
“厂里到底想怎么处理？”
我们就这么问着，谁也不愿意回答对方。这是我在单位工作几十年以来最尴尬的时刻。面对一直信任我的老领导，恨不得像水一样蒸发掉，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不愿落到这肮脏的大地上。我沉闷地坐着，不知该怎么办。他拿出烟点燃，狠狠地吸了一口气。我伸手主动要了一支烟，从桌子上默默地抓过打火机。
一言不发地回到办公室后，我一直呆坐到下班。
吃晚饭时，我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惹得苏菲娅极不高兴。最近几年，百无聊赖的苏菲娅锲而不舍地劝我戒烟，但都没有成功。现在看我连酒也喝上了，更不高兴了。父亲几十年前的身影，不合时宜地浮上心头。关于父亲的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他独自喝闷酒。小时候不懂事，不知道他哪有那么多烦恼，非要借酒消愁。如今，我亲身感受到一个男人对酒精的依赖。
我有些醉了，靠在沙发上。大脑昏沉，意识模糊。虽然我闭着眼睛，却没有睡去。我依稀听见苏菲娅唠叨不停，她说我越老越糊涂，越老越摆臭架子，成了一个老怪物。她一直叽叽咕咕，好像还打碎了一只碗。哐当一声后，苏菲娅更气愤了，隐约听见她开始骂人。也不知道她到底在骂谁，疯子般自说自话。
丑闻的传播速度，快得让人窒息。我的艳照事件，就像一颗原子弹在厂子里引爆。
刘厂长非常重视此次事件，他逢人便说，这是厂里几十年来发生的最大丑闻，严重影响工厂的形象。我听着心里极不舒服，心想几十张莫须有的照片，怎么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了？怎么影响工厂的形象了？难道前几年查出的偷盗、贪污等事情，都比不上一沓照片带来的影响？
那些我认为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照片，在厂里刮起一阵飓风，每个领导看我的眼神都莫名的复杂。看着他们严阵以待的样子，我觉得荒唐、可笑。即便事情是真的，也不过属于生活作风问题，比起贪腐绝对是小题大做。那段时间，我承受着旁人难以想象的矛盾、煎熬和彷徨。我一边应付着各路领导的调查，一边暗地里寻找到底是谁陷害我的线索。我疯狗一般寻找各种线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在一次次回忆中，我觉得照片中的女人跟刘厂长保持着某种神秘的关系。而且，那头金黄色的头发告诉我，她就是我已经喝得醉醺醺时被刘厂长叫来的那个女人。
这个记忆让我倒吸一口凉气，不得不斩断追究真相的勇气和决心。
让我略感欣慰的是，刘厂长听取领导班子的意见后，认为我虽然经不起考验犯了生活错误，但鉴于几十年来工作任劳任怨，终究是功大于过，决定对艳照事件从轻发落，只做内部记过处理。我心里非常清楚，自己能够获得宽大处理，除了老书记不遗余力地做工作之外，刘厂长自己心虚才是关键所在。
事态终于平息，除了偶尔在厕所或者食堂的某个角落隐约听到无聊之人的轻声议论之外，没有人再关心我的私生活。在大多数人眼里，我还是原来那个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老男人。只是，再也没有人奉承我前途无量，再也没有人说过将来还要靠我给他们发工资养家糊口，再也没有人嚷嚷着搞些活动提高文化水平。曾在我面前点头哈腰、脸上堆着厚厚一层笑容的伪君子们，见到我老远都在让路，恨不得我这个害群之马立刻从这个单位滚蛋。
我当然没有滚蛋，依然是办公室里的一只蝼蚁。不过，心如止水的我没有愚蠢到再奢望升职，而是只想平安着陆安全退休，从此便可心无旁骛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这样想着，心里反倒异常平静。
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一场新的暴风雨正在天空盘旋。
我刚刚松口气，更大的麻烦就接踵而至。不知是谁走漏风声，我的家人和整个厂的人都知道我在外寻花问柳，包养情人。在以讹传讹中，人们说得绘声绘色，好像亲眼看到我与外面的女人厮混。我并不在乎厂里那些人嚼舌头，毕竟我们只是在同一个单位领张饭票而已，相互之间并无深厚交情。但是，对于家人的反应却让我伤透脑筋。
回到家后，我遭受的拷问远远超过单位，苏菲娅和两个孩子轮番冷嘲热讽，用各种语言把我描绘成一个不知羞耻的老头。我听出来了，在他们面前我从一个憨厚老实、爱岗敬业的男人，变成了一个内心污秽、猥琐不堪的流氓，而且是个老流氓。
“爸，这是不是真的？”
“爸，你怎么能做那样的事呢？”
“爸，你对得起苦了一辈子的老妈吗？”
“爸，你让我们怎么好意思出去见人？”
面对儿女的质问，我有口难辩。
苏菲娅常常得意地冷笑，因为她终于知道那天晚上我在外面与另一个女人销魂过夜。她不哭不闹，仅仅是冷漠地说：“我终于把你看清了，你就是个不要脸的臭流氓。”她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直到她身体坍塌躺在病床上。苏菲娅曾经发誓要找到那个女人，但如今艳照公之于众时，她却偃旗息鼓，只是在家里唠唠叨叨地骂我。
我没有想过做任何解释，任凭他们的唾沫星子淹没自己。最开始，我在他们面前是个犯人，随时都可能被他们审判；慢慢地，我变成了仇人，每天面对的是敌视的眼神；最后，我变成了陌生人，甚至是多余的人。我生活在他们的冷眼之中，家人的无视成为我五十岁以后悲哀生活的缩影。但是，我并不怨恨他们。毕竟，在他们的眼里，我的的确确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艳照事件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不但没有等到升迁的机会，还掉进了生活的泥沼。尽管时过境迁，但我心里很清楚，三个最亲近的人并没有真正原谅我。特别是苏菲娅，从此再也没有看见过她脸上的笑容。当她躺在病床上垂死挣扎时，我依然能从她眼睛里看到深深的失望。那种灰色的眼神告诉我，今生今世她都不会原谅我。
我孤独得如同路边的一棵野草，川流不息的人群从未停下来认真地看过自己，即便是短暂的一眼。我感觉到单位和家庭都容不下自己，或者，这两个地方我都不想待。那个曾经与我惺惺相惜的书记退休后，我在厂里就更加孤立无援。回到家中，看到苏菲娅那张阴云密布的脸，我变得郁郁寡欢。只有沉迷于文字世界，我才能获得一件护身符，严严实实地把自己包裹起来。我不想让血流出来，更不愿意让人看见我的伤口。
从五十岁开始，我进入了创作的爆发期。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无论何时何地，我的脑子里只有小说。我的思绪在虚构的世界里恣意遨游，毫无拘束。我把所有的悲愤一股脑儿地塞给故事的主人公，在他们身上寻找虚幻的慰藉。
五十五岁那年，我退休了。
我没与苏菲娅商量，也没告诉智杰和智美。事实上，这件事不容许我与任何人探讨。我淡然地收拾好东西后，失魂落魄地回到死气沉沉的家。
离五十五岁生日还有一个星期时，已经满头白发的刘厂长约我喝酒。那天不是周末，我正在电脑前发呆。我凄然一笑，婉拒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被拒绝后，他直截了当地打电话请我到他的办公室。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找我，经过几年的灰心失望后，我有点破罐子破摔。这把年纪了，又无欲无求，做事反而有点随心所欲。
刘厂长一脸严肃地坐在那张刚换的真皮沙发上，见我进门也没招呼。近几年，厂子的经营略有好转，经济上不像原来那样萧条，部分领导开始享受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自顾自地与他并排而坐，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命运。但没想到的是，结果让我十分惊讶。
我从来没有发现刘厂长说话竟然如此结巴，断断续续得像是废弃水龙头上半天掉不下来的水滴。费了好大的劲儿，我才从他支支吾吾的话语中明白，他是在劝我退休。他先认为我思维陈旧，管理能力跟不上现代企业的发展，接着又说我这些年为厂子尽职尽责、呕心沥血，劝我功成身退，劳累这么多年也该休息了。
事情荒诞得让我十分惊讶，但我并没有迟疑，果断地答应了厂长的要求。他似乎觉得成功来得太容易，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问：“你答应了？”
“人老了，脑子不好使，应该退休了。”我轻描淡写地说，“我要把位置让出来，让年轻人为单位做贡献。”
“我还担心你想不开呢，没想到你如此开明。”他愣愣地看着我，足足有半分钟，“等手续办好了，我为你举办一场隆重的退休宴，欢送本单位的优秀职工。”
“不用了。”我看着他，“我希望安静地退休。”
“不不不……”此刻，他的嘴皮倒是快了许多，“你是老员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欢送宴要举办得……”
后面的话我没有听清楚，那场不可能举办的宴席到底是什么样子不得而知。我迈着轻快的步子回到办公室，立即收拾东西移交工作。与我同坐一室的小张问我：“干什么呢？”
“卸磨杀驴的故事，不知道你是否听过。”
小张没有再追问，若无其事地瞅着电脑屏幕。但是，我知道她在偷偷地观察我。一直以来，她就不是一块认真工作的料。她那些在领导面前邀功的活儿，几乎都是我替她干的。我知道她有背景，但到底是何方神圣也没有深究。我从不招惹谁，只要自己能够承受，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
我不想再多留一分一秒，所以连夜把工作移交完，把手续办好，彻底与单位断绝关系。走出办公室时，已是晚上十点。我腋下夹着两个文件袋，里面是几本文学刊物，上面有我的小说。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恍如大病初愈，身体轻飘飘的。路过一家面馆时，我感到肚子空了，才发现自己还没吃晚饭。我不知道家里今晚吃什么。自从艳照事件发生后，苏菲娅从未关心过我的工作与生活，即便像今晚我十点还未回家，她也没有给我打电话询问情况。恍惚中我才明白，原来自己一直都是孤身一人。
面馆里空无一人，跑堂的伙计津津有味地看着无聊的电视剧，好像都懒得招呼我这个夜不归家的老头子。不过，我还是耐着性子吃完一碗猪肝面，在苍茫的夜色中朝家的方向走去。
智杰和智美各自成家，早已搬离出去，这套不大的房子倒是显得宽松起来。开门进屋，客厅一片漆黑。苏菲娅已经睡了。不过，她没有睡着。当我即将退出卧室时，听到她翻身的声音。我停下脚步，回头看着她。片刻后，我兀自说：“移交工作，所以回来晚了。”
“哦。”她的声音朦胧而遥远。
“退了，明天不上班了。”
“哦。”她掖了掖被子，继续睡觉。
我正式开始了退休生活，两耳不闻窗外事，即便有人偶尔提起厂里的事，也尽量避而远之。不过，有一件事情却引起了我的兴趣。刘厂长居然离婚了，很快又结婚了。不可思议的是，新娘正是艳照事件的女主角，与我在宾馆里耳鬓厮磨的金发女郎。当然，我并没有与她发生关系，那些照片是阴险狡诈的刘厂长在我醉酒之后安排人摆拍的。
给我传话的人，是已经多年不联系的老书记。当年，我处于旋涡时他感到十分惋惜，对我的风流韵事也是半信半疑。这天黄昏，他佝偻着背对我说：“我错怪你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前几天才知道，现在与刘厂长结婚的女人是他的情人。当年，他老婆怀疑他和那个女人有私情。”他弯下腰，把嘴巴凑近我的耳朵，“为了掩盖真相、转移视线，奸诈的老家伙想出了一个下流的计策，把你灌醉拉到宾馆里与那个女人一起拍了很多亲热照，让他妻子误认为这个女人是你的情人。”
我有股难言的愤怒，但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就算是把你当替死鬼，但也不用把事情搞得这么大。”他不断地摇晃着脑袋，“那些照片让他老婆看看就可以了，何必弄得满城风雨？”
我看了看他，依然不语。
“你知道谁接替了你的职位吗？”
“哪个？”
“就是坐在你对面的小张。”
“怎么会是她？”
“你知道她是谁吗？”
“不知道。”
“她就是刘厂长情人的妹妹，现在是他的小姨子。”
“哦……”
我拍了拍老书记的肩膀，转身离开了。冬日的枯木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颤颤巍巍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想象着春暖花开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