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未来岁月
有些人早早地就为自己制定了人生规划，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让梦想成真。说实话，我并没有这样做。在我的生活中，有很多相互冲突的愿望，我常常被它们所困扰。在人生中所发生的重大转折，就是由这些突发事件所决定的。
虽然当初我在华尔街时还没有注意到，但事实上，国家此时正处于时代的转折关头，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端。一些在当时对金融业具有影响作用的人物，如摩根、哈里曼、莱恩、希尔、杜克和洛克菲勒，他们的影响正处于最高峰。
当我看到他们所取得的辉煌业绩时，我心里这样想：“他们能做到，我就不能做到吗？”我努力模仿他们，特别是模仿哈里曼。我认为，哈里曼充满魅力和自信，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哈里曼是个牧师的儿子，开始时他一无所有，我的起点也是零；他赌赛马，赌职业拳击赛，还有竞选赢家，而这些也都是我所热衷的。
在对铁路公司做研究时，我曾为此兴奋过，因为我发现哈里曼所收购的太平洋铁路，那铁路锈迹斑斑，但哈里曼却让它来了个大变身，成为美国最好的铁路线之一。我很喜欢有关哈里曼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次国民城市银行的詹姆斯·斯蒂尔问他最喜欢做的是什么。哈里曼是这样回答的：“就是我听说某件事情无法实现，我会全力去做，争取完成它。”
但我没有成为第二个哈里曼。我可能根本就不是他那样的人。然而我现在发现，被一些作者称为“强盗大王”或“创世之神”的金融界巨头，他们能够生存的条件正在一点点地消失。1898年7月4日，当时美西战争即将结束，我利用这个时机在证券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在当时我可能还没意识到这件事情的象征意义：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而崭露头角的年代，美国金融界无拘无束的个人主义时代也达到了峰巅。
原因之一就是进入新世纪后，金融竞技场变得过于宏大，个人或集团都无法对它施加影响。如果像摩根一类的人在1907年还能阻止一场金融危机，那到了1929年，当洪水冲毁堤坝时，那就谁也无力阻止洪水的泛滥了。
股票本身为我们展示了两个时代的演变。纽约证券交易所在1898年上市的股票铁路股大概占了60%，这就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南北战争时，在一段时期内的主要事业就是从地域上打败并跨越北美大陆。到了1914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铁路股所占比例已经不足40%，到了1925年，则降到17%，而到了1957年，仅剩13%了。
外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我国的融资还很少，大概只有英国在布尔战争期间和日本为准备日俄战争所做的融资。现在，美国已经成为外来融资最重要的中心。
发生在两个时代的演变，其原因也在于两代人的变化。摩根和洛克菲勒都比我年长30多岁，哈里曼大我22岁，莱恩比我大19岁。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赚钱还不能使我们满足。从我个人来看，父亲一直是我的榜样，有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当你有了钱，你去拿它做什么呢？”
时间飞逝，整个国家也在力争唤起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为了回馈社会，那些富有的金融巨头也开始捐出钱来。特别是很多社会变化和情感洪流的风起云涌，它们在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鲁·威尔逊的进步理念中都得到了宣示。
就像前面所说的，对于政治哲学的掌握，我做得很慢。我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投票是在1892年，我投给了格鲁弗·克利夫兰。在1896年的总统选举时，当时我的脑子很乱，至今都回想不出当时给谁投了票。威廉·简尼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 Bryan）到纽约来拉选票，他的演讲我去听了，他的口才雄辩，让我激动不已，但当我从他演讲的麦迪逊广场花园离开后，他的声音也渐渐远去，对我的影响也随之减退了很多。
我几乎是下定了决心要投麦金利一票以示支持，就在这时，舅公费什尔科恩开始和我谈起“败局命定论”[1]以及战后的重建问题，他曾在博勒加德将军手下做过电报员。他对我说，如果在共和党人的选票上留下痕迹，我的手臂将要烂掉。我的选择很可能给约翰·帕尔默（John M．Palmer）投上一票，他是个民主党人，我父亲对他也是支持的。
但当西奥多·罗斯福竞选总统时，我为他投了支持的一票，因为他反对“土匪联盟”[2]。在我的记忆中，每当交易所收市后，我就会感到焦虑不安，没有满足感。在办公室，我从窗子俯视华尔街和三一教堂，格雷的《墓地挽歌》时常萦绕脑海，我不知道自己没有成为一个医生到底对不对。
那时，每到下午四五点钟，格雷特·盖瑞特（Garet Garet）就来看我，他任职于《纽约晚间邮报》，后来担任过《纽约论坛报》和《纽约星期六晚间邮报》主编。他经常在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来我的办公室，我就边想边给他说说我的想法。他离开时对我说：“巴鲁克，你不属于华尔街，你该待在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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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对美国工商界人士的全面思考，真正发生转折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的爆发，让国家暂时将历史悠久的自由放任传统搁置起来，政府以全新的姿态出现。人们没有忘记政府在大战期间的表现。从这以后，形势一旦出现危急情况，比如像国内危机的大萧条，还有就是又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家都能转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政府所形成的行为模式。
就我个人来讲，我见证了国家思维和政府角色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历程。这并不能说明我有什么远见。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还不能从全球的视角思考问题。军事战略在当时于我没有什么意义，换句话说是毫无意义；对于全面投入战争，国家经济需要做些什么，我也不甚了解。
随着战争激烈地展开，我也开始了思考，美国一旦被卷入战争，我们就要有一番作为。我平生第一次走进白宫，这是财政部长威廉·麦卡杜（William G．McAdoo）安排的，我为国家防御动员经济资源起草了一份计划书，部长让我向威尔逊总统就此做出解释。
当国防委员会下属的咨询委员会成立时，我也成了其中的委员，我的职责就是为备战计划获取原材料。原材料与制造业的所有环节相关，为此我必须对每个经济部门加以关注。我很快发现，如果像平常处理交易那样做，我的任务将无法完成。
我需要出台一套全新的工作方式，我要将所有的工厂和原材料、所有的工商界领袖和职工都纳入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之中。
我要将自己已经领会的东西，想办法向其他工商界人士做出传达。这样的工作不是轻易就能完成的。开始与那些工商界人士会谈时，每当有工会领导人发言，咨询委员会中就总有人打断发言。这时，我常会情不自禁地说：“请让某某先生讲完话。我想听听他的意见。”
在这支新的产业大军中，作为金融界或工商界原先的将军级的人物，常常要屈尊扮演尉级军官甚至军士的角色。许多工商界领袖早已习惯于唯我独尊、独断专行的做法，他们容不得政府或其他什么人来干预他们的经营活动。对这些人做工作，让他们抛开极端个人主义而接受政府的指令或与竞争对手合作，这不是件容易事。
让这些工商界领袖考虑问题时从国家利益这个更广阔的视角出发，对我来说也是很难做好的。比如，亨利·福特，我曾去华盛顿他入住的宾馆看望他，我对他解释有关用于生产车辆的钢材需要为战争服务的问题，为此必须削减民用车辆的生产。
福特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表示自己可以同时将生产轿车和制造军火两件事都做好。他说：“你告诉我需要什么就可以了，我去办。”
我向他解释目前没有足够的钢材同时满足战争和民用轿车的生产，对此他不以为然。
至于其他一些人，尽管他们也和福特一样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的作风，但毕竟看得比较长远。一天，我邀请詹姆斯·杜克共进午餐，我们一起讨论了有关烟草行业的计划。杜克提出了抗议，他认为我们所做的是错误的。我把委员会中负责烟草行业的委员叫来，我对他说：“杜克先生现在让烟草业动起来了。”杜克表示反对，我说：“既然你反对我现在行事的方法，那就请你告诉我怎么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解决。”
杜克提出的一些建议很有价值，虽然在政治上他对威尔逊持反对意见，但还是成了一个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
总的来看，前面所讲的就是我在处理战争资源动员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战争还在继续，从时间上讲，我们没有机会让所有的工商界领袖转变观念。但就每个行业讲，我还是能够找到一位或多位值得信赖的人，他们会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关于丹尼尔·古根海姆如何协助我们将铜价降低一半以上，我已有叙述。我们后来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必须决定政府用来收购造船的钢板的价格。我去拜访弗里克（H．C．Frick）。在他个人著名的图书馆里，我们见了面。我向他询问政府所应支付的价格。
“你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公平的，”弗里克提出了抗议，“我是美国钢材委员会的主席。”
“我来拜访你，不是因为你是钢铁业的人士，”我表达了我的看法，“在我看来，你是一位爱国公民。”
“每磅2．5美分。”他气冲冲地回答了我。
在当时，一些钢铁公司的发言人向政府索要用于造船的钢板的价格是4．25美分，黑市的价格已经高达18．5美分。
很多工商业人士也像弗里克和古根海姆那样，他们做出的回应都是积极的，比如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克利夫兰一家钢铁公司的普莱斯、麦金尼（Price McKinney）、圣约瑟铅矿公司的克林顿·克雷恩（Clinton H．Crane）、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艾尔弗雷德·贝特福德（Alfred C．Bedford）、新泽西锌矿公司的埃德加帕尔默（Edgar Palmer），还有很多人，就不一一举出了。
假如我没有在华尔街的多年经历，能否克服困难完成我的使命，我还真没有把握。多年从事金融交易，使我了解到很多工商界领袖的个性。我清楚哪些人对爱国主义的诉求会做出积极的回应，而对另一些人，我也很清楚，如果一定要得到他们的支持，就要以事实向他们证明政府是强有力的，它胜过任何一个人。
到了这样摊牌时，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在此之前，我在华尔街以一个独立操作者的身份已经赚钱。假如此时我的财富要依赖某个特定的产业所持有的股份，我就有可能屈服于正得罪其商业利益的人所施加的压力。比如，当确定钢材价格的问题提出来时，价格控制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就认为，那些大型钢铁公司会把他持有股份的一家公司搞垮，使用的办法就是把这家公司的业务拿走。
我对他说这个问题我来处理，我对他解释道：“他们不会伤害我的。”在华尔街的经历对我很好地履行职责，在许多方面是有益的。事实上，让我常常感到吃惊的是，我在投机获得中所使用的方法，同样适用于战争资
源动员问题的解决。
比如，我很快明白了，很多物资短缺的问题，实际上都来自心理因素。制造商担心得不到自己所需的物资，因而就要过度地采购，也有供应商认为价格必然要攀升，于是囤积材料不肯出售。
股票交易的经验告诉我，如果市场上涨趋势背后的思维连续性被折断，一次牛市行情反转起来会有多迅速。我们已经进入战争状态，重要战争物资的价格需要削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打破一个普遍的心理预期，就是认为价格必将连续地上涨。
华尔街的经验还告诉我，制定一次成功的金融交易计划，和制订一次军事行动计划很相似。在采取行动前，需要对双方的优缺点做到知彼知己。
对那些不肯合作的人，我们会经常针对他们的缺点施加压力，以此来换取合作。我们在国内使用过威胁的手段，如果某个制造商不肯合作，就对他提出征用燃料或切断他的铁路运输。而对于外国策略有所不同，但原则是一致的。
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代表就坚持认为，对加尔各答的黄麻纤维的价格他们无力控制，原因在于印度是一个独立政府。我找到麦卡杜部长，请他对一些运输白银的船只加以扣留，印度的币值需要这些白银来稳定。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向伦敦派出一个由利兰德·萨莫斯（Leland Summers）率领的外交使团，他对英国政府官员表示，即使孟买和加尔各答的交易所被迫关闭，我们也要坚持扣留船只，英国人很快便找到了控制黄麻纤维价格的办法。
有关硝酸盐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在整个战争期间遇到的至关重要的供应问题。肥料和炸弹都需要硝酸盐，在当时对于硝酸盐的需求是任何生产能力都不能满足的。即使到了战争结束时，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每一次在死亡线上长途运输硝酸盐的船只被击沉，打击都是非常沉重的。
美国宣战后，硝酸盐的价格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猛涨了1/3，三个月之内就翻了一番。硝酸盐价格的迅速上涨，引发了更加疯狂的抢夺风潮，投机者企图获得大量的硝酸盐加以控制，让它脱离市场，以便囤积起来迫使价格再涨。
大约就在这时，威尔逊总统召见我，他让我将别的事务都放下，集中精力专注此事。我搜肠刮肚希图找到一个妙计，但终于没有实现。一个代表团来到华盛顿，这是由军火商组成的，他们询问怎样才能搞到履行合同所需的硝酸盐。我请他们放心，硝酸盐能够满足供应。
会谈结束后，负责我们化学品部门的查尔斯·麦克道威尔（Charles MacDowell）对我说：“头儿，那拿什么来兑现承诺呢？”
“这个我也没把握，麦克。”我说的是实话，“但我们总不能让他们觉得政府也没有办法吧。”
此后的几天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废寝忘食，即便是喝水也觉得嗓子会被噎着。我觉得这次经历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是最为恐慌的，我几乎被它搞垮了。一天早晨，我在穿衣镜中发现自己脸耷拉着，面色苍白，一副苦相，我高声说道：“你这个窝囊废这是怎么了，你该振作起来，你要像个男人。”
接着发生的事情使我很疑惑，我想是不是老天在眷顾我。我对自己提出要求，要吃早餐，要走进办公室。在办公室还没坐多久，海军情报处的一名军官来了，他带来几份截获的电报，电报上说智利政府将黄金储备放在了德国，要德国政府对此做出解释，但没有结果。
我有办法了。在几天后智利大使来见我。他抱怨说，因为很多物资的短缺和控制通胀遇到的困难，国家遭遇了困境。我清楚在智利有大约20万吨的硝酸盐是属于德国的，但一直无法运出。我向智利大使建议，假如智利将这些硝酸盐没收，我可以按每磅4．25美分的价格全部吃进，并在和平条约签署后6个月以黄金支付。大使离开后，我就安排此事，向智利派发足够数量的船只，这样一来，拿到硝酸盐在时间上就不会有什么浪费。
但外交部的一些官员却认为这样做违反了《对敌贸易法》，因此持反对意见。对此我感到很吃惊。“你们的意思是”，我向他们质问，“难道我不能买德国的硝酸盐制造炸弹去炸德国人？”
向威尔逊总统上报后，得到了他对我的支持，结果是我们达成了满意的交易协议，这样就使我们得到了非常急需的硝酸盐，同时也帮助智利政府走出困境。但如果我们对智利政府的需要没有了解，如果不能因此根据这一需要作为讨价还价的基础，这个协议还是难以达成的。
满足双方的利益，到现在仍然是国家间达成一切协议的最好的基础。表面看去这是很明显的道理，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事实表明，在如何将这个道理运用到我们与盟国的交往之中，我们还没有学到家。我们看中的是条约的正式文字，但把需要做的事情给忽略了，而这一点关系到与盟国的共同的利益结构。事实上，只要将共同利益结构加强了，维护长期的同盟关系就有了保证。
在国与国交往中，用金钱是换不来真正的友谊的，靠这种方法结交的“朋友”是随时都会翻脸的。但是，如果国家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基础，对于各自未能做到的事情就能给予谅解，对于各自的短处也能包容。
除了要满足共同的利益外，在与盟国交往中还要做到诚实公平。“己所欲，施与人”，这个黄金法则可以稍作改动，就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处理与盟国间的关系时很适用。
伍德鲁·威尔逊第一次代表美国对这一原则加以阐明，他坚持认为，我们为战争购买的所有物资，都应该以自己支付的相同价格让盟国使用。
对这一原则曾发生争执，在此期间，我第一次在温斯顿·丘吉尔身上发现了他的伟大的品质，明白了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领袖。于是我们做出提议，英国在美国购买任何东西所支付的价格与我们在本国购买的完全一样，而美国在英国购买的所有东西的价格，也应该与英国在其本国内购买的完全一样。对这样的提议英国有些商界巨头提出反对意见。丘吉尔时任英国军需品部长，对我们的提议他表示同意，并认为这是盟国之间交往的公平之道，而且是唯一的。
在对从智利购买的硝酸盐进行分配时，我们就是按照这样一视同仁的原则进行的。有些人提出利用我们对这批硝酸盐的控制来使美国受益，对这样的建议我拒绝了，我们提出建议，设立一个国际硝酸盐执行委员会，通过这个机构向所有盟国公平分配硝酸盐。事实证明，这个执行委员会成了联合理事会的示范机构，联合理事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所有盟国进行稀缺物资的配置。
我提名由丘吉尔担任国际硝酸盐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后来他还经常开玩笑说，是我让他成了“世界硝酸盐之王”。
和丘吉尔做朋友已经40多年了，在此期间，对于与美国的关系，他没有做过哪怕一次刻薄或不光彩的提议。他以迅速的行动捍卫英国的利益，同时对美国的利益也一直保持谅解，这样的举动让人感到温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我们面临食品困难，需要从英国调用日常必需品时，被他一口否决，听他怎样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说的：“现在我们的人民正生活在困苦之中，已经到了极限，对于他们的食品供应是绝不能削减的。”对于其他英国人对美国及美国领导人的诽谤和中伤，他也给以强烈的抗议。
有一次他为我举办宴会，地点在伦敦，当时在场的有一些托利党人，他们是讨厌罗斯福及其新政的。有位先生想和同伴逗乐，就让我来猜个谜——罗斯福和哥伦布为什么很相似？他的答案是罗斯福和哥伦布一样不清楚自己在走向何方，等到了也不知道是在哪里，等到返回了又不清楚曾经去过什么地方。
我站了起来，说：“罗斯福和哥伦布或许真的有些相似的地方，这就是他们都对新的领域做出探索，他们开拓了新的视野，他们促成了新世界的诞生，这样就让旧世界的纷争平息下来。”丘吉尔连连敲击桌子，高声表示了他的赞同：“你们都听听，你们都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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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人中，特别是那些工商业人士，都在尽力回到战前的生活状态。而我却没有这样，在我看来，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主要原因是我体会到，与赚钱相比较，从事公共服务让我感到更为开心。但我也发现，很多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用“顺其自然”的理念去处理是不可能解决的。
于是，我有许多同事都努力去复兴自由放任的传统，我的努力方向却是继续解决政府在现代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威尔逊总统召我去巴黎任顾问一职，协助他起草《凡尔赛和约》中有关经济问题的条款。为了使美国进入国联，我还和他一起为此而努力。此后，我还要为农场主在国民收入中获得更大份额而努力；我甚至做出了一些计划，想对国家铁路加以重组，还有就是打破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形成的僵局。
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比如很多我们必须绞尽脑汁去解决的问题——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直到美苏的冷战，我感慨的是有关问题都紧紧地围绕着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1914年以来，我国以及其他国家，都经历了战争状态。我始终坚持认为，和平时期的经济规则和社会规则应该与我们的需求相符合。但从1914年至今，没有一个年头我们不在经历着战争并饱受战争的影响。
无论是农业生产过剩还是国家债务融资，我们所遇到的很多经济问题，都源自战争的破坏。我们有生以来已经有过两次倾尽国家资财来满足战争的需要，接着再回归和平。
回顾历史，我们也会发现战争有这样一个作用，就是在战前所酝酿的变化，在战争爆发后都能得到强化和发展。比如，如果我们没有因为对敌人的惧怕而完成原子裂变，那么到了今天，这个突破也许我们还没有实现。
从政府的治理能力来讲，对于两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各种问题，还没有真正完全地解决。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悬而未决的问题总是存在的，我们就像在追赶永远也赶不上的列车。
在我的回忆录的第二卷，我计划对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重要关系做细致的分析，从自身的经历中找出能够吸取的教训。我可能需要在这本书的几页中对一些问题加以探讨，对我们所面临的危机的性质加以阐明，还要说明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如何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意义。
对于现在所面临的考验，我们一定要从实质上将其视为对我们治理能力的考验。我们不缺少物质资源，不管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人类迄今可以运用的力量，都已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我们缺少的是一种能力，就是怎样对这种力量加以控制和引导，还有就是对生产性资源的能力的控制和引导。
对自我治理能力的考验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考验我们的价值观，也就是为了其他事物获得安全而应放弃什么。
第二，就是考验我们的理性能力，也就是考验我们是否具有对问题全盘考量并有效地加以解决的能力。
第三，就是考验我们自我的约束能力，也就是对我们是否能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坚决贯彻执行政策的能力的考验。
关于国防开支究竟该有多大，通过这个问题就能对以上三个方面做出很好的说明。有人断言“我们的经济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但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事实证明，为了争取和平，我们的经济承受能力，能够担当起比任何人的提议还要繁重千百倍的任务。现在我们和盟国能够处理的物资已经超过苏联和它的卫星国。我不会认为我们无力为捍卫自由而付出，这是和任何企图破坏人类自由的敌人所付出的同样多的努力。
我愿意约束和阻止自己去做到的，才是我们的经济能够承受的极限。对于同时拥有所需的国防和其他所要求的东西，这是我们无法同时兼顾的。但只要我们对于那些不切实际的需要做出削减，经过这样的努力，就能拥有为这种努力所需要的资源。
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对这个问题的选择，现在尚不明确，因为人们更多地在关注如何分摊国防成本。从每个人口主要部分的压力集团看，他们都希望将国防负担转移到别人身上。这种“控制他人但不能管我”的态度，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爆发通胀的主要原因。这种现象还在延伸，已经影响到冷战中的通胀。
从解决国防成本的角度讲，在其他社会出现的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后的局面，在我们这个民主社会还没有出现。
为了求得生存，政府在冷战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未做出通盘的考虑。有的人只想着减税，他们没有意识到，凭借征税就能获得必要的国防力量。但还是有人接连提出联邦政府应大规模开支的新计划，但忽略了征税权力在一个民主社会的各种局限。
随着税收负担的加重，要想做到负担在人口所有部分之间的公平分担就更困难。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在战争环境下，每个人都公平地承担起为国家而担当的义务，这对于维持全国的斗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认识到，有些事情需要暂缓进行，这样才能满足更关键的需要。冷战要求我们做出类似的考虑，但我们对此似乎尚未有所认识。
假如征税权力因为别的不很重要的计划而使用到极限，或者我们的税收和通胀制度允许对一些公民施加不公平的负担，那么即使是最重要的政策，在公众那里的支持度也会被削弱。要打好一场冷战，不能使用和平时期的经济标准和公众道德。
对于支付较高的税款我一直也没有怨言。当然我也认为在政府支出中有很多的浪费是不必要的，但我依然不赞成减税，除非我们的国防已经很安全，政府的信用度也很稳固。需要强调的是，稳固的政府信用对于国防安全至关重要。失去了稳固的信用，政府在应对任何可能的危机时对国家的管理就会被削弱。
现在，人们常听到一种议论，是有关新式“终极”武器的，许多人认为这种武器能够解决我们的安全需要。洲际弹道导弹一经研制出来，很可能对战争技巧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但即使洲际弹道导弹的制造得到完善，在自我治理能力上我们仍然面临考验，这就是考验我们对问题能否做出通盘的考虑，表现在自我约束以优先解决最重要问题的能力上。
在我87年的人生阅历中，我见证了一连串的技术革命。但在革除个人品质或思考能力的需要上，还没有哪一项技术革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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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约束和思考的必要性的谈论，听起来就像老派的布道词。给我们社会带来困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对古老的真理的不屑一顾。我们很多人也认可这些真理，对其中的原则也能接受，但就是不愿付诸实际。因为对这些古老的真理还没有认真地思考和应用，所以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我们遗憾地看到，教育中的主流趋势对这种忽视行为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学校对于年轻人不仅不去鼓励他们思考，反而认为一旦学生保持了兴趣，自身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学生的课程是丰富的，包括了所有的科目，但训练的方法却难让人赞同。在学校接受了专业化的教育后，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只要积累了大量的信息，就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然而，获得丰富的信息，还不能代替思考。我举个实例来加以说明。这个实例离现在不算远，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有不少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做出了预测，认为战争结束后将使1 000多万工人失业。这个预测有着大量的统计数字的支持，给人的感觉就像大难将临。
战争动员局局长詹姆斯·拜尔尼斯请我和我忠实的同事约翰·汉考克拟定一项有关战争转向和平的指导性计划。战争结束后，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并没有出现。相反，我们的报告却告诉人们未来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冒进式繁荣”。1944年2月，这个报告发布不久，我又断言，在战争结束后的5到7年内，会出现连续的经济繁荣景象。
这样的预测有什么根据呢？对购买力我们没有做任何的统计研究，对“消费者态度”也没做任何的统计研究，对经济占卜师猜测未来时所强调的任何其他指数也没做任何的统计研究。我的判断依据，主要是战后半个世界将处于废墟这个事实。世界需要重建，对此我深信不疑。就像我当时对同事所讲的，“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民族还是政府，大家都将靠乞讨和借贷度日，可能的话，还会去偷窃”，但无论怎样，重建家园是肯定的，大家总要设法实现战争期间无法实现的愿望。
我想强调的是，有些信息不加任何判断和思考，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判断的明智与合理，来自对整个形势的把握，要着眼于全局。那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已经逐渐认识到，对于受教育者来说，熟知专门的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将不同问题联系成一个整体。我们所处的世界，没有什么事物是孤立存在的。一切事物与其他事物都有着相互的联系。如果要使某个层面上的行动真的有效，一般都要在一些支持性层面上有重大举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力争用总体解决方法而不是逐个解决方法的争斗，成了长期努力防止通胀的核心问题。遗憾的是，斗争未获成功。作为国会和执行机构的多数官员辩解说，只要控制了货币总量就能防止通胀的发生，还辩解说，需要加以控制的物价属于少数，至于工资和农产品价格基本上可以顺其自然。对这种零打碎敲预防通胀的做法，我持反对意见。我提出警告，需要在整个国家层面上考虑采取一系列完整的行动，并将这些行动纳入所有资源这一总体行动，成为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争取从总体角度解决问题，我又开始了新的努力，而这次努力关系到和平的缔结。当我们制定出全球战略以赢得战争时，我坚决主张制定与此相对应的总体战略，这样就能涵盖为争取和平而进行的所有方面的斗争，这样就能发挥出我们自身最大的优势。许多官员认为采取“总体外交”是非常必要的，但将一个统一的全球战略的诸多相互关联的部分联系起来，这样艰巨的使命却没有完成。
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因为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在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美国公众才领悟到要实现世界和平，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要付出终生的努力，才会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对于每一项行动，它最终能达到什么程度，对此最好不要做出预测，还要清楚有什么地方是做不到的。
同样，要确保我们的努力一定是针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核心问题，而不是次要问题，这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面临的困难越是复杂，就越是要牢记这一点，因为人性中总有对难以解决的问题试图逃避的倾向。
当最为严峻的危急时刻，人们常会被一些无关琐事所困扰，对此我们都深有体会。对这种纠结于琐事的行为，我怀疑它正反映了人们对形势的严峻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我看来，这种行为反映了一种叫作“分心定律”的规律在起作用，也就是当人们被某个问题所困扰时，就会用一个分心物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人类一直以来都是以力量来代替理性，好像跑得快就能获得更好的方向感。我们需要经常停下来问问自己，我们所做的是否集中在问题的核心上，也就是对问题起关键作用的环节上；或者问问自己，在次要问题上是否花费了太多的精力，这些问题不管我们处理得如何妥帖，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在寻求和平的斗争中，要分清主次，这是非常重要的。在缔结和平的过程中，有两个关键问题，而其他所有的问题都属于次要的，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只有这两个问题都得到解决，不然的话不可能存在持久的和平。
首先就是处于分裂状态的德国，还有就是德国的统一问题。德国一分为二的状态，就意味着有可能发生武力统一的企图，对此，每个国家都要加以防范。北约（NATO）军队的存在就是基于这个巨大的危险。即使苏联直接侵犯的威胁能够消除，但就像在朝鲜发生过的那样，苏联卫星国趁机以某个借口对德国发起全面侵扰的危险依然存在。也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就是德国的某些集团利用内部的“革命”或军事政变来统一德国。
要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有必要在铁幕西边驻扎军队，以防止这样的企图发生。这些军队能随时投入行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纸上。
即使协议生效，苏联和美国的军队根据协议分别撤出东德和西德，北约组织依然有必要存在。在美苏比目前有了更多的相互信任之前，双方的撤军只能算是一个有所提防的解决方案。
德国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裁军。
要实现持久的和平，第二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形成一种完全的机制，用以对各种形式的核能加以检查，违约的行为一旦发生，就严惩不贷。只要协议一经达成，就不允许任何一方毁约。
我有幸曾代表美国政府将国际核能控制计划向联合国做陈述，并没有假定美国将永远保持核能的垄断地位。当时我们很清楚，其他国家的核武器发展是迟早的事。无论是1个国家还是61个国家拥有了核武器，有一个事实却并不能改变，这就是任何国家对销毁核武器都无法拥有有效保证，除非有一个可以确保防止核能转向军事用途的国际机制。
如果说到不同，那么对核能控制的必要性将随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增多而上升。
对于这一点，苏联人也在逐渐认清。安德雷·维辛斯基（Andrei Vishinsky）当时担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在他离世前几天，曾邀请我出席一个酒会，这是由苏联驻纽约领事馆举办的。酒会进行当中，我发现身边没有别人，就告诉他，我认为他们的政府反对有效控制核武器是不明智的。
“现在很容易就能制造出原子弹，”我提醒他，“别的国家很快就能拥有核武器，甚至连你们的卫星国也能拥有，到那时你们怎么办？”
接着，我说：“有句格言在美国西部边疆流传已久，说的是男人拥有史密斯维森左轮手枪，就能做到人人平等。小国一旦拥有了核武器，甚至能对大国形成威胁。现在相对容易的是控制问题，因为现在还只有两个国家拥有这种武器。等到其他国家也拥有了，那时再想出台一个控制机制，恐怕为时已晚。”
这次酒会后，在与苏联高级官员像安德烈·葛罗米柯、雅各布·马里克、德米特里·谢比洛夫等举行的其他会议上，我又重申了同样的观点。对这个观点他们是否能充分理解，对此我还不清楚，但在1956和1957年的裁军会议谈判中，和这种观点相似的考虑，大概对苏联人的态度发生了影响。
无论苏联人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世界所面临的选择还是没有改变，就是在真正实施控制与毫无控制之间做出选择。禁止核武器试验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核试验即使被中止，核攻击的致命危险还是存在的。让小国永远接受只有大国才能拥有核武器的现状，对此我们不能心存希望。除非小国得到保护，能够免遭核攻击，不然的话它们会努力寻求获得核武器的方法，这就必然促使核试验的发生。
如果所有核武器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人们一直担忧的放射性尘埃的危险就将不存在，也无须再做任何的试验，全世界科学家将致力于和平利用原子能。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核武器、科学家以及其他人，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影响，而不只是对核武器的限制。
同样的道理，为了和平利用核能，任何措施都同样值得赞赏，比如艾森豪威尔总统关于建立国际原子库的提议。但是，无论不同国家将什么交托给某个核能和平利用机构负责，它们仍会将较大部分开发核武器的可裂变材料隐瞒起来。核攻击的危险是不会减少的。
如果核战争的威胁不能消除，当我们面对核威胁，相比被某种毫无意义的协议欺骗所带来的虚假的安全感要好多了。
对于寻求有效控制手段的努力，我们一直也没有放弃，任何国家做出的有关提案，我们都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我们的双眼不能让对和平的渴望或对另一场战争的恐惧心理所蒙蔽，不然的话，如果我们要维护自由，同时要拥有包括苏联在内的每个国家都能享有的真正的和平，我们就看不到事实的真相。
几年前，我曾为大学生做过一次演讲，对自己的行动准则做了总结。
在演讲中，我强调了一点——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衰退、奴役与自由，它们的周期性交替循环是人类历史的一大特征。每次大战后，都会出现重建，而重建又会大幅提升人类的成就。这一点，至少能从物质标准得到证实。
但是今天如果再来一场周期性的大破坏，我们的文明能否经受住，就很值得怀疑了。我们不愿看到再次出现循环往复的破坏和重建，人们都渴望建立某种能够保持持续进步的体系。这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强烈意愿，我对此坚信不疑。
要改变这种破坏和重建的循环周期，就必须避免一种倾向，就是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我们需要发现一条理性之路，实现自我的约束，避免无声的屈从和盲目的反抗。
我是相信理性的，这不是因为人类曾经表现出的智慧，而是因为理性至今一直是人类做自我治理的最好的工具。每当人类社会被某种疯狂之举所笼罩，理性就有可能成了牺牲品。人类无法掌控完美和乌托邦，但如果过于狂热的希望始终不能成为现实，就要设法避免极度恐慌所造成的绝望——只要我们学会全面地思考问题，学会认清最令我们珍惜的事物，同时学会无论从个人还是国家的角度行事，都要分清主次和先后。
【注释】
[1]“败局命定论”是美国南北内战后南方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认为南方邦联从战争一开始便注定失败，因为他们面对着北方联盟“在军力和后勤上的压倒性优势”，但他们仍然为维护南方各州利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2]“土匪联盟”（plunderbund）是指商业、政治和金融等利益集团结成的剥削、掠夺普通民众的一种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