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黑人的进步

在南方，我安下第二个家，这是因为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与祖先生活过的土地失去联系。她还劝我，让我为南方的复兴多做些事，特别是“为黑人做些事”。

我牢记母亲的叮咛。在南方的工作中，为改善那里的生活条件，我始终都在努力，同时为改善黑人的生活条件而尽心竭力。

卡姆登镇准备在当地建一家医院，他们请我捐款，我明确提出条件，就是支持建院，但必须为黑人患者预留一定数量的病床。

当时，人们都在议论建院的费用需要2万美元。我对他们讲这些钱是不够的，如果大家都能出些钱来建设医院，我愿意承担全部的建设成本。他们同意了。医院发生火灾后，我又出资建了一座更好的医院，还有一个护理院。

我在给南卡罗莱纳州的大学捐款时，黑人教育机构也得到了捐助。在我提供的奖学金中，白人黑人都有份。

当你想做成一件事情时，结果可能并不是你预想的结果。有一次我在乔治城购买了一小块地皮，在那里为黑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运动场，但遭到附近居民的抗议，但我仍然坚持做下去。这时乔治城黑人学校的校长贝克博士找到我。每次来访，贝克总要穿过厨房进来，但离开时又总是走前门。

“伯尼先生，”他诚恳地对我劝说道，“我希望你不要建运动场了，我们和这里的居民一直相处得不错，我们不想惹什么麻烦。”

无奈，我只好另外找了一个地方修建运动场。

看来，对于这件事情，贝克博士比我明智。在与黑人和白人的一切交往中，我始终都在尽力做得更好，让一切比社会习俗所要求的更宽容和慷慨，我的这种做法但愿能给人们提供借鉴。我也深深感受到，榜样要想影响广泛，还不能在你所施加影响的人中间太冒尖，这个原则在人类一切事物中都是适用的。

当然，也有人不满这样做，那就是梦想一夜之间让世界改变模样的人，还有就是那些想保持世界模样的人，他们对此都不会满意的。我坚信生活是要变化的，但我也反对那种把事情弄得更糟的变化。

每当回想起南卡罗莱纳州的黑人在世纪之交的生存状况，看到他们已经取得的进步，我就非常感慨。我最初结识的黑人都是黑奴的子女，这些人非常淳朴且待人友善，但做事又不负责任。直到20世纪20年代，那里多数黑人依然靠做佃农生活。而现在住在我附近的黑人，他们有经商的，有做专业工作的，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农场，已经跻身这个地区最被人信赖的农场主的行列。

近来在和一位白人交往中，我向他了解在农作物价格不断下降的形势下，黑人农场主怎样坚守土地的问题。“他们自己会承担下来的。”听着这位白人的回答明显带有一种钦佩之情，他说，“他们一旦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我有一位白人邻居，他曾想从黑人农场主那里购买1英亩湿地，但被对方婉言谢绝。我的邻居还想再试试，他提出用500美元做交换，这个数字堪称天文数字了，但黑人农场主回答说：“抱歉，上尉，我帮不上你。不管发生什么，我也不会和我的土地分离的，哪怕只是一寸。”

我个人的种植园的管理人员常对我说，黑人经营土地的收获和最有效率的白人农场主一样多，他们对新型农业技术的掌握也同样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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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让我又想起当初买下赫伯考时黑人的生存条件，抚今追昔，我感到非常高兴。那时，谁在南方买下一个种植园，就会有相当数量的黑人随土地留下来。那些黑人和他们的祖先一样就出生在种植园，他们没有离开过这里，在他们看来，土地的所有者对他们负有责任，应该给他们安排工作。

有一天，我对这种情形有了更充分的认识。那天，我的管家哈里·到纳尔森对我说，因为有个黑人很懒惰，他打算让那人离开。在平时我喜欢委托一个人全权处理事务，把责任都担当起来，但也有例外，就是如果要让哪个黑人离开，必须得到我的允许，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决定。

我想听听这个黑人自己是怎么解释的。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妻子、她的继母和我一起来到谷仓，我派人把莫里斯叫来。很快这个黑人就来了，只见他上了年纪，身穿灰色毛衣。他手拿帽子，先向两位女士鞠躬，接着向我鞠躬。

“莫里斯，”我说，“哈里上尉说你懒惰，不愿意干活，他打算让你离开。”

“伯尼先生，”莫里斯回答道，“我在这里生，我不想离开。”他说这句最简单的话时，没有一丝羞愧感。

莫里斯边讲边在我们面前来回走动。“伯尼先生，在自由之前我就出生在这里。我母亲和父亲过去就在稻田里干活，他们去世后就埋在这里。在我印象中，最远的地方就是种植水稻的河岸。我从这么高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说着他用手比画了一下小时候的身量。

“你看这双臂的力气，这双腿的力气，还有我这老后背的力气，伯尼先生，这些都是在你的稻田边长出来的。不用多久，老莫里斯余下的这点气力，就会被仁慈的上帝带走的。我也要留下来，和那些埋在种水稻的河岸边的手臂、腿脚和后背待在一起，伯尼先生，你不能把我从这个地方赶走啊。”

“我有很大的麻烦……”他转过身对两位女士说了起来，他的妻子去世了，现在有个女儿需要他来抚养，他的生活很艰难，白天要整天在稻田里干活，同时要看管活蹦乱跳的女儿。年轻人到了求偶的年龄总有不负责任的现象，说到这里他声调低沉，就像在喃喃自语，他虽然没有说出什么，但比说出来更能让人理解他的内心感受。

“这位女士能理解我。”他低声对我妻子说。

有件让莫里斯难言的事，就是他的女儿没有结婚，却生了一个孩子。这件事他没有明说。莫里斯辛苦地喂养这个外孙女，给她一个家，给她爱。

“这位女士能理解我。”他一再重复着这句话，好像我理解不了这件事的微妙。

“伯尼先生，我一直都在努力做个好黑人，”他最后说，“假如我没有做好，那是因为上帝就把我造成了这个样子。上帝让你是个什么样，你就得是个什么样。”

为了某件事替自己找借口或者为自己辩解，这些我都听到过，但和这位老黑人相比，谁也没有他的申诉令人动情，让人期盼社会的公正。于是，他受到我们一家的特别关爱，老人深谙人情世故，对此非常明了。

莫里斯还为我家养鸡，但因为那些鸡感染了流感病毒，我就决定放弃养鸡试验。我尽力动员莫里斯向其他黑人学习，以便掌握更科学的耕作方法，但在最初的日子里，进展并不明显。

但现在不同了，我认识的黑人农场主和白人一样，在耕作方法上很善于学习。比如埃利·威尔逊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他在200英亩的农场上自己选种，使用多种类型的肥料，并将蔬菜、棉花、烟草和玉米等进行轮作。在农业科技的应用上，他堪称行家，不比别人差。他还在我们这个地方获得最佳捕鸟能手的称号。

再比如特洛伊·琼斯，除了在他100英亩的农场耕作外，他还为我工作。当初他买下农场时，很多土地还没有经过清理。他就和妻子一起把树根一棵棵拔出来。到现在，农场的债务他们已经还清。

特洛伊35岁，当初耕作时，他使用的是一头牛，后来又有了一头骡子，过了几年买了一辆拖拉机。过去他用火烧来清除杂草，现在改用锄头翻土了。

黑人的进步是多方面的，在许多地方都能看到他们的进步。比如赫伯考的大型海滨种植园，对于黑人来说，它所构成的社会几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自成体系。赫伯考的黑人几乎都在这里出生，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不感兴趣，有的黑人甚至没有去过几英里外的乔治城。据我所知，我刚来赫伯考时，只有两个黑人到过查尔斯顿。

那时黑人虽然表示效忠共和党，但实际上他们对政治一点兴趣也没有。亚伯拉罕·肯尼迪品行端正，无论木工还是瓦工，他都干得得心应手。有一次我问他投票了没有。

“不，先生，”他说，“那事我不参与。”

“你会给民主党投上一票吗？”我问他。

“不，先生，”亚伯拉罕回答说，“在我小的时候，妈妈每到晚上就拿着亚伯拉罕·林肯的画像让我跪下向着他祷告，承诺除了他，我们不给任何人投票。”

我来赫伯考时，种植园已经是一片荒凉。在恢复种植园的整体规划中，要将小木屋全部修缮，黑人参与修葺是有报酬的，每一个想参加工作的黑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按当时的工资水平付给他们劳动报酬，他们还得到了燃料和房子周围的小块土地，那里可以作为园子使用。从物质生活上看，他们后来没有遇到什么难处。

对于上了年纪和有残障的黑人，我在乔治城的福特杂货店设立赊账购物制度，账单定期转给我，这样安排或许能算作一种养老制度吧。

我买下赫伯考时，那里的黑人几乎没人识字。我就建了一所学校。我女儿后来对这所学校感到特别自豪。每天她都要把四个村庄的孩子召集在这里。有一天，有两个17岁的男孩没来。贝尔和一个朋友骑马去找他们，结果发现这两个人在湿地中藏着。贝尔不能骑马进入湿地，就下马水进去，在朋友的惊恐中，他揪着那两人的耳朵出来了。

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对于黑人来说很难，但在这里，新一代黑人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我的种植园里，有个人几乎没上过学，但他却想法让两个孩子读完了大学，如今他们都成了教师。

刚开始，我结识的黑人和我的保姆一样，满脑子都是迷信观念。他们认为森林、溪水、空气和天空都充满了“幽灵”。晚上新月升起来的时候，在森林里行走很危险，黑人总要提着灯笼，为了壮胆，他们会边走路边唱歌，这些你都会听到的。

有一个可变幽灵，大家叫它“盘子眼”。这个幽灵出现时其形象是个巫婆，进屋殴打老人，但一般都长得像动物，它可能像头牛那样大，也会像猫那样小。很多时候，他的额头中间会有一只大眼睛。

你要始终保持在盘子眼的一侧。你要特别注意不要让盘子眼紧跟着你跑。有的黑人胆子比较大，总说自己曾经踢过盘子眼，但并没什么结果。“你的两脚和平时一样走，不必担心碰到什么东西。”

悟性比较强的黑人很少遇到幽灵，而遇到幽灵的都是些比较愚昧的。但我猜测，在黑人中，也会有人不相信幽灵存在的。

一天晚餐时，我的客人边吃边聊起鬼的故事，一旁侍立的黑人听了竟睁大了眼睛。饭后，客人埃德加·史密斯让男孩去捎个口信，这要经过一条小路。男孩不肯去，但最后还是去了。只听他一路吹着口哨唱着歌，就这样一直到达目的地的小木屋。返回时，他还是唱着歌吹着口哨。就在这时，埃德加从屋里走出去，他悄悄地站到一棵树的后面。

当男孩走近时，埃德加便发出一声鬼叫。“呜——呜——呜！”男孩的脚步停下了，他伸长了脖子。

“你是埃德加吧？”

“呜——呜——呜！”

“埃德加先生，”男孩声音颤抖地说，“就是你，但我还是先跑吧。”

想想我们，有时难道不也和这个男孩一样吗？

还有个新的做法被我引进，那就是定期为黑人提供医疗服务。在赫伯考的一个村里，我建了一个诊所。我的私人医生佩尔每周去那里一次，为黑人诊病是免费的，但许多黑人却愿意找“土医”看些小病，他们觉得土医拥有超自然的神力。土医盯住人时的目光让很多黑人恐惧，我甚至听到一些传说，讲有私奔的妻子或丈夫因为担心土医给自己施加魔法而选择回家。

现在，乔治城附近还有一两个土医，但找他们看病的人已经很少了，他们的主顾只有几个对他们的药剂和咒语仍然信服的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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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和宗教对这些黑人的影响很可能是最大的。在种植园中，最重要的人物往往是布道者。他们负责洗礼，主持婚礼和葬礼，人们称他们为“大斧子”，这是因为他们一般没有经过正式的任命。老辈的大斧子没有几人识字，但他们却是信众的领袖。

对黑人来说宗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感被宗教替代了。美国的黑人不了解他们的过去。生活在世界上的很多民族，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渊源都有一种认同和自豪感，但在黑人这里却始终也没有。

几年前，这个想法偶然在我脑海里出现。当时我正在读加尔布蕾斯·韦尔奇（Calbraith Welch）所著《北美历史序幕》（North African Prelude）这本书中讲到古老非洲黑人国王和武士的英雄故事。我认为，作为文化遗产的完整故事会成为各地黑人自豪和力量的源泉。于是我给韦尔奇小姐写信，希望她多做这方面的研究。后来利比里亚的威廉·塔布曼总统（William Tubman）来美国，我对他说，希望他能邀请韦尔奇小姐去利比里亚做这方面的研究，他答应了。

我曾有个想法，就是请人对南卡罗莱纳州偏僻乡间的黑人民俗做系列的研究，但遗憾的是一直也没做成。现在再做为时已晚，因为那些古老的民风已经渐行渐远，特别是以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消失的。

但在赫伯考，黑人的生活既温情也丰富多彩，所有的节日都不是随便度过的。从出生、受洗到婚嫁，人们都要举行庆祝活动，喜庆气氛非常浓郁。到了星期六的晚上，还要在谷仓里举行舞会，男女老少都来参加，跳得最好和服装最好的人，会得到奖品。

后来风行于纽约、巴黎和伦敦的现代舞蹈，我最初在赫伯考几乎都见过。这些舞蹈中的“音乐”，有一部分是由一只口琴发出的，但大部分就是拍手和跺脚。有人对我讲，拍手和跺脚所产生的节奏，很像非洲土著鼓手的节奏。

拍手和跺脚的节奏也在教堂做礼拜时使用。赫伯考一个村子里原有一个木屋小教堂，后来我们建了一座新教堂，赫伯考的黑人长者请我给教堂命名，我一再向他们解释由我来命名是不合适的。大家最后决定，请一位由教会任命的黑人牧师命名。

这座小教堂刷了石灰，在超过1/4世纪的时间里，黑人都是在这里敬神礼拜。对各种信条我是不信的，但对所有宗教我是尊敬的，而且我也从来没见过真正信奉某个宗教的人，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拥有信仰而更有幸福感。我有时也会到赫伯考的小教堂来，在粗陋的长凳上坐下，和大家一起参加礼拜。这些礼拜的仪式都很原始，但却是美好的事情。仪式的行动环节非常和谐地衔接着，整个仪式就像一首赞美诗一样神圣。

每次仪式开始，都由一位平日在地里干活的长者和着拍手和踏脚的节拍领唱一首歌。这类歌曲有些是历经几代传唱下来的，而且是赫伯考这个地方所独有的。领唱者唱一句，大家跟着唱一句，就这样一唱就是很多节。

歌曲结束时，另一位长者就屈膝跪在圣台前，开始大声地祷告，这时拍手踏脚的节奏再次响起，伴随着祷告。祷告的内容是祈祷作物丰收、牲畜肥壮、渔猎满载而归，祈祷所有幸福生活所需都降临大家身上。在祷告过程中，大家不时地齐声插入“是的，主啊”“阿门”。

祈祷之后又是歌唱。敬神的情感体验荡漾在人们的心间，领唱者随之舞蹈起来，其他人也翩翩起舞，拍手声也随之更加响亮。很快，有1/3的人起身，他们站满过道和圣台前的地方。仍坐在原位的人们随着音乐的节奏在左右扭动着身体，一盏盏煤油灯在托架上摇曳着。

接着就是布道。我最喜爱的布道者是摩西·詹金斯，他的儿子普林斯还在为我工作。他很着迷于以色列人逃脱奴役获得解放的故事，他的布道典范之作就是他对《出埃及记》的描述。

他将金边眼镜扶正（对大家来说，这副眼镜就是学问和知识的象征），接着捧起我妻子送给教堂的那本大部头的《圣经》，翻开《出埃及记》，高声朗读其中精彩的段落：

“上帝的使者在一片燃烧的荆棘丛中向他呈现：他看着，他看到，荆棘丛中火光冲天，但是，荆棘并没有被烧毁。”

朗读到这里，大家会跟着发出低沉的声音：“荆——棘——并——没——有——被——烧——毁。”

摩西·詹金斯继续朗读。

“上帝看到他转身向别的地方看去，就从荆棘丛中召唤他：摩西、摩西。”

“摩西、摩西。”大家也跟着重复着。

“他说，”布道者继续朗读，“我在这里。”

大家附和着：“我——在——这——里。”

摩西·詹金斯接着讲述另一段，就是摩西觐见法老以及法老拒绝让希伯来人和平离开埃及的经过。接下来又讲述希伯来人在瘟疫流行时的惨景，直到讲到法老允许犹太人离开，但结果却是为自己的离开而忏悔，还要遭到追杀。摩西·詹金斯把犹太人受到追杀与现实结合起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就给自己的描述加上了一些现代色彩，他有时会这样讲“步枪和机枪噼噼啪啪地响起来！”

一般情况下，在结束布道时，摩西·詹金斯会描述法老及其军队在红海死亡时的情景，那身临其境的感觉让人惊心动魄。有时要是状态好，他还会突然将以色列人出逃埃及一段跳过，直接描述他们40年在荒野流浪的情形，那是他们到达流着奶和蜜的希望之乡前的故事。对这一叙述，他做了大幅度的简化，为了有助于对那些令人紧张不安的情节的描述，他会先讲一些玛丽、约瑟、耶稣或圣徒保罗的故事。

摩西在西奈山麓搭起帐篷，准备登上西奈山接受上帝刻有诫命和律法的石匾，他留下亚伦还有另外两个人管理族人。“你们三人就在山上待着，”摩西·詹金斯模仿着摩西的口气说道，“我不在时，你们都要睁大眼睛，盯紧周围。”

“但你们猜出什么事了？”摩西·詹金斯问大家。“摩西回来后，看到那三个犹太人睡得正香。”

整个布道过程都伴随着拍手和踏脚的节奏声，随着布道者抑扬顿挫的生动描述，那节奏声一会儿像大潮来袭，一会儿像潮水退去。布道后，再唱几首歌，再做几次祷告。像这样的礼拜仪式会经常持续到凌晨1点。仪式结束后，人们都排队来到教堂外，这时，外面一片漆黑，人们低声交谈着，带着欢笑结伴离去，各自返回自己的村庄自己的家。

对于黑人来说，宗教使他们充满了希望，将来他们会拥有今生不属于他们的平等。我对一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就是黑人他们拥有的天赋，能让自己信仰的宗教和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接受或摒弃，一直到发现和自己相适应的宗教信仰模式。有的时候，他们的叙述见解准确，又和现实相关，这就难免心生疑虑，因而变成怀疑论者。我的朋友、海军上将凯瑞·格雷森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明了务实地对待天国里的事情的做法。

故事是这样的，有位黑人上了年纪，打算入教，希望在那里得到教会的安全感。他向教堂执事提出申请，执事说：

“亚伯拉罕，你先要有信仰才能入教，这样才能得到教会的安全感。《圣经》上说的你都相信吗？”

“相信，先生。”亚伯拉罕回答。

“约拿和鲸鱼的故事你相信吗？”

“相信，先生。”

“丹尼尔和那些狮子的故事你相信吗？那些饿着肚子没有食物的非洲雄狮？你知道，丹尼尔径直走进狮子窝，他还扇了狮子耳光，而狮子竟然对他什么也没做。”

“饿着肚子的非洲雄狮，他还扇了狮子耳光？”

“《圣经》上就是这样讲的。”执事说得非常肯定。

“那我相信。”

“希伯来儿童在烧红的熔炉中的故事你知道吗？希伯来儿童走进熔炉里，脚下是炙热的燃煤，他们被烈焰包围，但他们居然没被烧焦。”

“一点儿也没事？那是平常的火吗？”

“是的。他们的身体一点也没被烧焦。”

亚伯拉罕这时终于摇头了。“执事，”他说，“我有点不信了。”

“那你就不能入教。”

亚伯拉罕拿起帽子，他慢慢走出教堂。到了门口，他停了下来，回头望着执事。

“对了，执事，”他说，“丹尼尔和狮子的故事，我也不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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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赫伯考度过了多年的时光，其中只有一次是因为黑人遇到了比较大的难题。在赫伯考，白人小孩很少，所以不用为他们专门建一所学校，这样，有位年轻的女教师被请去给哈克斯·凯因斯的两个女儿上课。那时我正和家人在北方，一天，女教师带着两个小女孩乘坐双轮小马车从松树林中经过，突然，从灌木丛中跳出一个黑人，他把女教师拽下车来。

两个孩子吓得尖声喊叫，女教师顽强抗争。当她几乎筋疲力尽时，突然镇定地喊叫道：“啊，感谢上帝，哈克斯先生来了！”

这个计策果然很有效，黑人向树林里逃跑了。

黑人性侵女教师未遂，消息就像非洲鼓报信一样很快传开。乔治城的一些男人乘船来了。还有人是从赫伯考遥远的北部骑马来的，他们挎着猎枪和来复枪。很快，森林、湿地、沼泽和水道，到处都布满了民防团^[1]的队员。经过排查，这个黑人的身份得到确认，他来自外地。在赫伯考，我们很少雇用“新来的”黑人，对于外乡黑人来此也不欢迎。

几个小时后，这个黑人被抓获，被带进我们的院子。县治安官、我的总管家哈里·纳尔森和吉姆·鲍威尔上尉都来了，周围站满了人。大家强烈要求吊死这个罪犯。有人将一根绳子挂在垂着苔藓的一棵橡树的枝干上。

吉姆认为用私行处死罪犯不妥，他大步走来，让大家听他的安排。

“不要在这个院子里用私刑吊死罪犯，”他恳请大家，“如果那样做了，安妮小姐”——这是指我的妻子，“贝尔小姐、蕾妮小姐”——这是指我的两个女儿，“她们就永远也不会回来了。这样做会让这个地方毁掉的。我们还是把罪犯带到赫伯考的北边去处置。”接下来场面有些混乱，治安官把黑人罪犯押上船，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就已经走上了去乔治城的路。在南卡罗莱纳州，强奸和强奸未遂犯可以判处死刑。上诉法庭审判时，罪犯在陪审团前受到审判并被定罪，最后这个罪犯被判处绞刑。

在南方，多数人反对使用私刑绞死罪犯，认为这是南方残留的污点，县治安官和吉姆上尉正是代表了他们的意愿。我曾提供资助，谁使用私刑处死人，他就要受到拘捕和起诉。还有一些与我意见相同的人，他们也以各种方式努力铲除私刑。

随着时光的流逝，赫伯考的黑人村庄在逐渐减少，看到村庄在逐渐解体，我感到很高兴，那些曾经熟悉的黑人，我想念他们，我知道村庄的衰落正说明了黑人的进步。

黑人离开赫伯考到外面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战争爆发时，很多黑人应征入伍，他们因此有了新的生活观念。从陆军或海军退伍回来的黑人，他们的体魄更加强健，也更懂得遵纪守法。

黑人离开这片土地，他们的目标是北方和南方正在发展的城市，政府农作物价格支持计划下的田亩耕种限制政策，使这个过程进展得更快。

回想曾经的岁月，我觉得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教育和经济发展似乎是黑人进步的关键因素。我在纽约市立学院毕业时，班里也只有一名黑人学生，他是辩论高手，学问大。毕业几年后，一次在街上碰巧遇到他，我问他为什么不参加同学聚会。

“我本来以为能提升本种族的地位，”他对我说，“可是我一直做不到。”

现在，有哪个黑人大学毕业生能说出这样的话，对此我持怀疑态度。黑人中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受教育越来越多，经济状况也得到改善。比如拉尔夫·布恩奇和杰西·罗宾森，我举出这两个例子，他们不仅作为黑人，也作为全体美国人中的一员，他们获得了成功，在美国社会生活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黑人正处在变化的激流中。河流奔腾向前，它不会回到从前。虽然河流的前方险象环生，但每当想到我们已经踏上征程，我就信心百倍，相信将来有什么困难，我们都能勇敢地克服。

【注释】

[1]民防团，指美国过去由县治安官召集的帮助抓捕罪犯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