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世外仙境
我们生活在一个忙碌繁杂的时代，所以要经常放下手里的工作，对匆忙的世界和繁忙的事务做些审视，看看这一切将把我们带向何方。在公园的长椅上静静地坐上一两个小时，慢慢地梳理一下心境，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经常进行思考，就像给货物做盘点，这是很重要的，我在早期投机活动中就得到了这样的教训，这样的教训是很有价值的。我在前面已经提及此事。每次重大交易结束后，我就要让自己放松。
我离开华尔街，找个僻静的地方，让自己静静地回味一下曾经发生的一切。如果交易赔了，就要想办法保证不再犯这样的错误；如果交易是成功的，远离股票自动报价机的嘀嗒声，会使我的头脑保持清醒，精力得到恢复，以便精神饱满地投入新的行动中。
这个习惯已经习以为常。在1905年，一个偶然的机遇让我碰上了，我紧紧地抓住了它，在老家南卡罗莱纳州买下了一块地，那里就像香格里拉，这是有名的赫伯考男爵领地。这里有沙滩，还有盐沼，是个理想的打野鸭的地方。这里有四条河流和一个海湾，河里的鱼类资源丰富，还有一大片原始森林，只是没有电话线。
很多年以来，只有从相隔大约3英里的乔治城走水路才能来到我这块17 000英亩的种植园。1935年，一条公路将乔治城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连接起来，这样去赫伯考就很方便了。但即便如此，我觉得赫伯考还应当保持独立的状态。来自乔治城的邮件和电报每天两次送到赫伯考，这就是我与外界的所有通信联系。
我在进入公共事务领域以后有个感受，就是拥有一片宁静之地，让心灵安详下来，这和在华尔街一样，都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看到那些华府官员被纷繁的难题所困扰，看到他们心力交瘁的样子，我就常去开导他们，建议他们暂时离开这些困扰他们的环境。很多官员为了赢得这场战争而辛劳，他们睡觉时身边还放着铅笔和便笺本，早餐后，还没擦去嘴角的蛋渍，就赶忙奔向办公室。他们有很多会议要参加，努力去处理一个个危机，却从没有机会做些思考。
1945年年底，当时的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来赫伯考度周末，我告诉他，政府高官能越过现在的各种压力，看到远处越来越近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他重重地点头认同我的话，他还对我说：“还在战争初期，我就命令参谋部的每一位军官，每周要有一两天的时间不在华盛顿。我不愿看到让疲倦的大脑做决策去影响百万士兵的生命。”
即使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当他面对难以承受的战争责任时，也感到压力巨大，也深感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因为忙碌而放弃休息。1944年4月，他到赫伯考旅行，开始计划住上两个星期，结果竟待了整整一个月。
听说在印第安语中，赫伯考的意思是“两水之间”。我的种植园之所以叫赫伯考，原因是这里有一片狭长地带，正好位于沃卡莫河和大西洋之间。就在南卡罗莱纳州附近有座岛，名叫波利斯岛。我在大约8岁时曾去岛上见姨奶奶萨姆松，那时我就被这座岛吸引住了。
我们先从卡姆登镇出发去查尔斯顿市，然后乘艉外明轮船“路易萨”号
向北去乔治城。我还是第一次乘海船，当时的天气不好，狂风暴雨不断。我的老保姆米纳娃跪在地上祈求上帝立即带她上天堂。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的脑海里就留下了海洋残暴和恐怖的印象。
姨奶奶家住Pawleys岛，我们从乔治城出发去那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她的儿子纳特相识，他也成了我儿时的偶像。他是一艘小船的船长，经常在沿海活动，他的船名叫Banshee，从名字看像艘海盗船。他给我们讲到在大约10英里远的沃卡莫地带[1]发现了火鸡、野鹿和野鸭，他的故事生动传神，让人听得着迷。后来我听说沃卡莫地带正在出售，于是心中的这些往事又一次涌上心头。
赫伯考有着丰富的历史资源，最初它是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授予罗德·卡特雷特（Lord Carteret）男爵的领地。据说在英国人把它变成殖民地前，西班牙人曾来到这里，尝试对这里的开拓。英国殖民时期，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到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沿海的道路就从这里经过，当然，这还只是一条小路，它从丛林中穿过，但直到今天，这条小路仍被称为国王驰道（King's Highway）。
罗斯福总统对这些细节感到很有意思，当他听说威廉·埃尔斯顿（William Alstom）曾是赫伯考的主人时非常吃惊；埃尔斯顿的儿子约瑟夫曾担任过南卡罗莱纳州州长，娶了亚伦·布尔的女儿西奥多西亚为妻。一天，我带罗斯福总统来到万崖海湾赫伯考的森林边上，将独立战争时英国人修筑的要塞废墟指给他看。在要塞废墟四周的杂草中有许多英国士兵的坟墓。
对这片坟墓，我一直都在阻止对它们的开掘。
听说自己是第二位来赫伯考访问的总统，罗斯福很感吃惊。第一位到访的总统是格罗弗·克利夫兰，为了表示对他的纪念，将一处最好的打猎点命名为“总统猎台”。我很喜欢讲总统猎台得名经过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索内·凯因讲给我的，他对打野鸭很在行，当时还给克利夫兰总统做过向导。听索内讲，他先划船把总统带到沼泽地，接着用一棵低矮的棕榈树把小船隐蔽好，再把引诱野鸭的假鸭摆放好。然后把总统护送到猎台。要走到猎台，就要经过一块淤积的泥地，那里靠近小溪岸边。
在这样的淤泥里行走是要有些技巧的，踩下去时脚步要轻，抬脚时要快，这样才能不陷下去。克利夫兰总统的体重平时就达到250多磅，行走在淤泥中的难度是可以想见的。
索内帮助克利夫兰总统撑住庞大的身躯，但总统的手臂突然从索内的肩膀上滑了下来，身体将要陷入泥泞的沼泽中。总统一旦陷进沼泽，将会弄得满身泥泞，这时，只见索内瞬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把总统滚圆的身体抱住，用尽气力将他托起。
总统被索内高高举起了，他的长筒靴还陷在泥里，而索内此时也几乎深陷淤泥中，但他设法从淤泥中挣扎出来，他拉着总统的手终于返回到小船边，看看两个人都成了泥人。洗刷一番后，他们换上干衣服，接着用索内老练的话来说又都“服了药”。
几颗坚硬的药粒服下后，克利夫兰总统大笑起来，只见他笑得浑身颤抖。索内看总统身体无恙，心里才放松下来。索内讲述这些时，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在他看来，这可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大事。
当时战争还在进行，所以有关罗斯福总统来赫伯考的消息被封锁得非常严密，这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做的。那是复活节，星期天的正午，总统来到赫伯考，为了预防消息走漏，专列选择乔治城北郊停靠。此行没有选择在乔治城中穿行，而是乘坐特勤局的车辆经一条小路到达赫伯考。当车队从大门开进我的种植园时，种植园里的一个黑人男孩发现了身披斗篷的罗斯福总统，他惊讶地喊叫起来：“哇！乔治·华盛顿！”
在乔治城，我的这位客人的身份没能保密很久，当他的车辆到达前，城里的人们就好像已经猜测要有什么大事发生，因为他们看到公路上突然来了很多身着迷彩服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还有三名白宫通讯员入住当地宾馆。总统的专列也停靠在了城里铁路的旁轨上。我曾不允许在赫伯考架设电话线，于是，因为总统专列上装有一部电话，这便成了与华府联系的通信中心。
60英里外的查尔斯顿《新闻和信使报》也很快知道了我的客人的身份，它的主编威廉·波尔（William Ball），现已故去。对罗斯福推行的新政，波尔持反对态度，通过报纸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每天吃早餐时，总统会看很多份报纸，其中就有《新闻和信使报》。就在总统到达赫伯考后不久，这家报纸就开始刊登社论，对总统展开猛烈的抨击。
总统看了非常生气，于是我找到波尔，让他在总统逗留期间不要刊登这样的社论。我对他说，他可以拥有言论自由，我无权干预，但总统来此是客人，我们这样对待客人是否显得不礼貌。
虽说此事让人不快，总统在这里还是挺舒服的，甚至都不想回去了。刚来时他很疲倦，还身患感冒，但离开时已经晒得黝黑，身体非常健康，他的贴身医生、海军上将罗斯·麦金泰尔（Ross Mclntier）对我说，总统的健康状况好多年没这样好了。
赫伯考的4月很美，当时，杜鹃花在房屋周围的路上盛开着，灌木丛的绿荫掩映在一片由红色、紫色、粉红色和白色的花朵组成的花团中。但4月不适合垂钓，为了帮总统物色一处适合钓鱼的地方，我已经事先派人四处查看，最后，听说经营一家大商店的拉尔夫·福特知道几英里远的大西洋上有一处好地方，很适合钓鱼，于是总统由他领到那里。那里有一只沉船的残骸，总统乘坐的船一从那里经过，鱼就会咬钩。
总统一再劝说，让我也随同一起出海钓鱼，但我清楚他喜欢恶作剧式的玩笑，他的军事助手沃森将军来自宾州，我曾对他说：“总统平常就知道我晕船，但他还让我出海，一旦答应了，他一定会让船长往凶险的海面上开。”总统在赫伯考处理了大量公务。一天，他叫我看一份空军报告，上面说日本的战机已经被大批击毁。“你能数清吗？”他带着疑虑问道，“如果报告没错，那日本人现在就没有多少战机了。”当然，在日本宣布投降时，他们的战机确实差不多都损失了。
总统在赫伯考暂住期间，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去世了。一天午饭时，我们聊到谁更适合继承诺克斯的位置。这时，有人提议詹姆斯·佛勒斯托（James Forestal），他后来得到了任命。总统说：“他是纽约州人，我们这里有三位内阁成员来自纽约州。伯尼，你觉得不多吗？”
“这个人来自何方有什么关系？”我回答道，“现在是战争时期。此时，人们最希望有最合适的人选，需要最了解情况的人，不能找一个不了解情况的人。”
很多重要人物来赫伯考和总统会面，听说某个VIP要来了，我就离开去华盛顿或纽约，几天后再回来。我想让总统把赫伯考当成自己的家，不要把我当成主人陪伴在他左右，这样使他感觉不方便。一天，我刚回来，我的男仆威廉·雷西边激动地对我说：“您知道今天谁来吗？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将军专程从意大利赶来。”
在赫伯考总统虽然也在处理很多公务，但比起过去还是得到了休息。我在房子的底层为他安排了有两个房间的套房，这里和其他地方完全隔离。总统每天有10-12小时的睡眠时间，下午他就乘车到我女儿贝尔的住处喝酒。
到了晚上他喜欢玩单人纸牌。有一次，威廉·利希（William E．Leahy）海军上将正等待他，因为有些电报需要研究，但总统非要让我看牌形的变化，这一局他有两种打法，这是我没见过的。
别的晚上，我会和沃森将军、麦金泰尔海军上将、我的护士布兰茜·希金斯在起居室玩金罗美纸牌。这时总统就会自己转动轮椅进来，接着他在一旁侧着身体口授信函。只见他一边口授，一边听着牌局的进展，看看输赢情况，他还会不时地随我们一起痛快地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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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住的不是赫伯考最初的庄园大宅。过去的房子是木结构，非常宽敞，在1929年我们举行圣诞节聚会时着了一场大火，老宅子被烧毁了。那时，妻子和三个孩子和我在一起，还有迪克·莱登和内华达州参议员盖伊·皮特曼（Key Pittrman）。
我们从大火中抢救出一些珍贵的东西，但火势无法阻止，蔓延到了整个房子。我们站在房前的草坪上，眼看着火光冲天，皮特曼参议员突然高声惊叫道：
“我的天，伯尼！地下室还有一桶上好的玉米酒，如果遇上火，它就成了一颗炸弹。”
不知皮特曼参议员是担心爆炸的危险，还是为失去优质的玉米酒惋惜，但见他和迪克·莱登把湿手帕系在脸上，两人冲进地下室，当他们出来时，酒桶也被滚了出来。
转年，这座房子重建，为了防止火灾再次发生，新房子的材料全部采用了钢筋混凝土和红色砖块，但建筑风格还是乔治王殖民时期的。这里能提供十间卧室，每间都有独立浴室，尽管整个建筑有中央供热系统，还是在每个房间设立了独立的壁炉。
房子是在一处斜坡上建的，周围的环境犹如置身于公园，这里有木兰树、长满苔藓的橡树、稀罕的香樟树，还有一丛丛山茶和杜鹃。一天，银行家奥托·卡恩走出房子，他看见西班牙苔藓挂在每棵树上，就像披上了披肩，见此情景，他不禁大声惊呼：“我平生第一次弄明白了，为什么南方人对南方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还有一位客人，他就是《纽约时报》的发行人拉尔夫·普利策（Ralph Pulitzer），有一次突然来了灵感，写了一首有关赫伯考的诗。这首诗就在我的文件夹中，但我还是克制自己不去发表它。
房子迎面的门廊上，有六根立柱，它们都有两层楼高，绿草如茵，从门廊一直伸向Winyah海湾，有四条河流进海湾，它们是桑皮特河、布莱克河、沃卡莫河和皮迪河。在这几条河的两岸曾种植过水稻，水稻湿地后面的高地上种植棉花。在赫伯考17 000英亩的土地上曾有1/4的地方专种这两种作物，但现在的种植面积还不足100英亩。
从房子到乔治城公路，需要四个小时的车程，沿途都是行驶在种植园的地面上。沿着公路，有一片令人恐怖的大森林沼泽地要穿过，那里的水面上有形状古怪的“膝盖”矗立着。路上，还会看到大片的红松林和天然林，有很多树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砍掉的，那是因为在战时要缓解燃料的紧缺。沿着公路，你还会看到古老的黑人村落的遗存。在我的种植园里，曾经有四个独立的黑人村庄，随着水稻和棉花种植的衰落，村庄也衰落了。罗斯福总统来时，这里只剩下一个村庄，其他的都消失了。
赫伯考一般是在感恩节后开放，直到4月，有时也推迟到5月，但那是很少的时候。全家在圣诞节时团聚。买下赫伯考的最初几年里，来访的客人多数都是我在华尔街结识的工商人士，还有就是家里的朋友。后来，政治人物、报业人士、军队的一些将领、作家、演员、戏剧制作人、教育家等等，也成了这里的客人。
有一次，来自马里兰州的几个政治头面人物来此度周末，其中就有已故的时任州长艾尔伯特·莱齐（Albert C．Ritchie）。记得当时讨论的话题是由谁带队率领马里兰州代表团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弗兰克·肯特（Frank Kent）当时任布恩斯伯勒《太阳报》首席政论家，他站在熊熊燃烧的壁炉前，用激昂的声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家都点头微笑着，这就是一种鼓励，使弗兰克更为热情地畅谈自己的观点。突然，只见他跳离壁炉边，猛然回头看了一眼，原来，他谈得太投入，没注意到自己的裤子被壁炉的火烧着了。
还有另一场政治讨论就没这么激烈了，那次讨论的是关于为民主党筹集经费的问题。有位客人引用来自肯塔基州的已故参议员奥里·詹姆斯（Ollie James）的话印证自己的观点：奥里习惯使用赛马术语，以增加趣味性。有人建议奥里尽可能地使用某个人筹集经费，只见他鼻子哼了一声，然后说道：“那样就是白白浪费了时间。那家伙是分组赛比同时到达终点的成绩还要接近的一匹马。”
1932年，温斯顿·丘吉尔和女儿戴安娜曾来赫伯考做短暂逗留。在此之前他们一直都在百慕大度假。在百慕大，戴安娜学会了卡里普索早期唱的一首歌，来到赫伯考后，她还在反复哼唱着。赫伯考的天气不好。我请来很多市民，他们在当地都是很有影响力的，还有南卡罗莱纳州的名人。此后几年中，丘吉尔几次和我说起在这里结识的一些人。他们的名字他已经记不起来，但他会问“那个光头的小店主怎么样了”之类的问题。
遗憾的是赫伯考的客人登记簿已经不见了，但我还是能够回忆起一些客人：我哥哈迪的朋友杰克·伦敦、艾德娜·费薄、蒂姆斯·泰勒、富兰克林·亚当斯、著名的赛马训练师迈克斯·赫什、罗伯特·谢伍德、哈里·霍普金斯、鲍勃·卢瓦克、赫达·赫博、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海伍德·布劳恩。我问布劳恩，能否和我们去打野鸭，他开玩笑地说：“我在睡梦中打野鸭。”摩纳哥亲王、现任王子雷尼尔（Rainier）的祖父，曾用几天时间在赫伯考捕捉珍稀蝴蝶和鸟儿。
奥马尔·布拉德雷将军（Omar Bradley）特别擅长射击，空军将军豪埃特·万登伯格（Omar Bradley）和斯徒沃特·明斯顿（Stuart Symington）南下来到赫伯考，我们曾多次就有关空中力量的话题展开讨论。
1953年年初，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Robert A．Ttaft）和哈里·拜尔德（Harry F．Bryd）来到这里度周末，他们打猎、谈论政治，他们互相尊重，我有时独自暗想，如果塔夫特没有被癌症突然击倒，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很有可能会发生转变的。
别的朋友经常来访，差不多每年都要来一次，比如《圣路易斯邮报》已故出版人约瑟夫·普利策、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Scripps-Howard newspapers）的罗伊·霍华德和沃克尔·斯通、阿瑟·克罗克、戴维·斯诺夫、克莱尔·卢斯和亨利·卢斯、赫伯考·斯沃普，还有已故的约翰·汉考克和休武·约翰逊将军。
戏剧界的人士有沃尔特·休斯顿、约翰·高尔登、迈克斯·高登和比利·罗斯等人，每当他们来访，我会带他们到黑人村庄转转。如果是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就在谷仓里举办舞会。如果是星期天，就在刷了石灰的小教堂做礼拜。
每到新年来到那天，一场逐猎野鹿的大赛开始了，南卡罗莱纳州州长会到场主持仪式，体育界的名人们也来了。早在理查德·曼宁任州长期间就常举办这样的赛会，已经延续了很多年。但对猎杀野鹿这种比赛，我是不喜欢的，我的几个孩子也不喜欢，他们不愿开枪杀害野鹿。现在，赫伯考属于非官方野鹿保护区。从这里乘马车行走不远，就能看到野鹿，它们几乎就从你的马鼻子跟前跳过林间小路。
我曾在苏格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加拿大打猎，但在这些地方，我还没有发现哪里能比得上全盛时期的赫伯考。赫伯考的猎物数目繁多，品种也很多。在海湾和河流中还有大量的鳕鱼、鲻鱼、比目鱼、羊头鲷、牙鳕、蓝鱼和西鲱。稻田里水道蜿蜒，有很多鳟鱼；而在沼泽中，又有很多牡蛎、蛤蛎、螃蟹、水龟和大虾。
无论是森林还是田野，到处都能看到丘鹬、滨鹬、鹌鹑和火鸡。火鸡的数量曾经是很多的，我常要将双轮小马车停下，以便让大群的火鸡从小路上跑过去。对火鸡我尽力保护，因为狐袋貂、浣熊和野猪正在不断增多，它们对火鸡的窝穴形成了威胁，但我的努力显然没有多大成效。野猪是将家养的猪放到森林后形成的，一旦受到骚扰，会有很大危险。
在拥有这个地方的开始几年，我们还捕捉过野猫和水獭，也发现过野熊，但后来很长时间就不见踪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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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说的是，赫伯考以前以野鸭出名。野鸭最理想的觅食处就是稻田。就在20世纪早些时候，南卡罗莱纳州的沿海地带还在种植水稻，对整个美国来说，没有哪个地方能比赫伯考更适合打野鸭了，我对此是非常相信的。就在南卡罗莱纳州不再种植水稻后，在这里就很难再发现野鸭的踪影了。野鸭消失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在加拿大的孵育地遭到侵袭，人们每年拿走数百万只野鸭蛋卖给面包房。
因为赫伯考的野鸭很多，就导致了大量的偷猎，这种事情差点要了我的命。当初我买下赫伯考时，盐沼土地已经出租给了费城的一家运动员俱乐部。在此之前，这家持枪俱乐部和索内·凯因斯的几个兄弟因为偷猎问题一直都有争执。凯因斯家族几代人都在赫伯考或附近生活，好像听说他们声称拥有这里的一些产权。
一天，波尔·凯因斯和兄弟哈克斯·凯因斯驾着一艘小帆船出发了，他们来到这家俱乐部一个会员正在打猎的地方。兄弟俩坐在船上，在他们膝盖上摆着双筒前装式长枪。他们骂这个北方人，对他说自己对北方佬的印象。
我买下种植园后，凯因斯家的两个兄弟鲍勃和普拉蒂就成了我的打猎向导。波尔和哈克斯还在偷猎。在一天上午我有了发现，哈克斯就在我的地盘上，距离我不到半英里。我把他捉住了，这时他已经偷猎了166只野鸭。我当面对他的偷猎行径做了严厉的指证，但到最后我还是给他留了条出路，问他是否愿意为我工作，但不允许在这里偷猎。
但波尔依旧恶习难改，我无法阻止他偷猎。不管是威胁还是劝导，他都软硬不吃。为了让他相信我是认真的，我把所能做的都做了，我做到了仁至义尽，然后我把他和另一个偷猎者拘捕，他们在监狱坐了九个月。在波尔坐牢期间，他的妻子和几个孩子都由我的律师照看，但他被释放后，却经常来找我的麻烦。
一天，哈克斯和我正从“总统猎台”打野鸭回来，他突然惊恐地对我说：“伯尼先生，波尔就在岸上。你要小心点。”
哈克斯马上掉转船头。我拦住他，让他把船头又掉回来，直接对准岸边划去。到了岸边，我一边上岸，一边就听到波尔朝我破口大骂，他发誓要把我的灵魂送进地狱，接着就用枪瞄准了我。
就是现在，我仿佛还能看见枪的那两根长筒。当时我的感觉是，即使我跳进那长筒中，也不会碰到筒壁。我心里很害怕，机械地移动脚步向波尔走过去，我问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就在此时，我的一位雇员，名叫吉姆·鲍威尔的上尉赶忙过来，他手里端着一只很大的六发手枪。我尽量让自己镇静，说道：“吉姆上尉来了。”只见波尔扭了一下身体，我趁机迅速把那两根长筒抓住，将枪口推向天空。
事情过后，偷猎的事情少多了。吉姆做了我的总管，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身体健壮，勇敢无畏。
一个人就因为偷猎野鸭而被关进监狱，想起这件事情我心里就感觉不安。野鸭本身是不重要的，但我也清楚，如果波尔射杀野鸭，别人也跟着这么做，偷猎者就会很快都到这里来。对我，偷猎者是不会尊重的，别的偷猎者也不会尊重我。我想起了父亲对我讲的曼内斯·鲍姆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如果你被侮辱，你在南卡罗莱纳州就算完了。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不必用过激的办法对待哈克斯。哈克斯想说什么，只用简单几句话，又很幽默。比如，当我没有射中野鸭，却要为自己寻找借口，这时，他就会这样说：“嗯，找个拙劣的借口吧，这总比没有借口好。”
在禁酒时代的早期，有四位参议员客人来到赫伯考，我接待了他们。他们是阿肯色州的乔·罗宾逊（Joe Robinson）、密苏里州的帕森·哈里森（Pat Harrison）、内华达州的凯伊·皮特曼和肯塔基州的斯坦利（A．O．Stanley）。一上午我们都很开心，当我们乘四轮平板马车准备回家时，我对向导说：“哈克斯，你知道这几位先生吗？法律就是他们在华盛顿制定的。”
哈克斯把身体靠在马车的前轮处，问我：“在华盛顿制定法律的果真就是他们？”
“是的，哈克斯。”我肯定地回答。
“嗯，”哈克斯说，“如果他们对别的事情的了解没有比对威士忌和野鸭了解得多，那么这个国家就完了。”
哈克斯对科尔·布里兹（Cole Blease）是衷心拥护的，布里兹当时正担任南卡罗莱纳州州长，后来做了参议员。布里兹声称自己是“平头百姓”的斗士。哈克斯一直也无法明白，他所崇拜的人怎么会对我极度不满。布里兹每次来到乔治城，哈克斯总要找他争辩一番。但在哈克斯看来，布里兹对我的谴责是他唯一的缺陷。
“当别人讲话时，”哈克斯有一次对我说，“大家都在鼓掌，但当布里兹讲话时，大家就高呼哈利路亚。一听说他要讲话，人们就都蜂拥而来。上帝是万能的，当他要造出一个完美的人时，科尔·布里兹诞生了。”
哈克斯还对我讲过另一个参议员的故事，此人来自南卡罗莱纳州，他是个贪杯的人，却投票赞成禁酒。对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哈克斯非常欣赏，这是因为他在非法私酿、销售酒类，给自己增加了收入，而这个修正案就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这位参议员就禁酒令所发表的演讲非常精彩，哈克斯为之欢呼，他起身问道：“参议员，你讲得太好了，但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呢？”
哈克斯能用嘴巴或口哨呼叫野鸭，他学得太像了，无论是猎手还是野鸭，谁也分辨不出是不是真的野鸭在叫唤。说到这方面的技艺，只有我的儿子伯纳德接近他的水平。我曾向哈克斯请教他学野鸭叫有什么窍门，他回答：“伯尼先生，这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经过尝试，就慢慢会了。”
当初打野鸭，早晨四点或四点半就要动身。有时就在黑暗中，有时就在漫天的星月中划船出发。这时四周一片静谧，只听得到划桨的声音和水的哗哗声，野鸭不时被惊起，发出嘎嘎的叫声，有的野鸭惊恐地迅速从我们的头顶飞过。月亮正在隐去，旭日慢慢升起。
红日初升，这时，你可以看到东方的数万只野鸭。它们有时就像一群蜜蜂从一个巨大的瓶子中蜂拥而出，它们数量之多，能让你看着发呆，甚至会觉得眼前的一幕就是一种幻觉。当太阳在地平线上慢慢升起，野鸭从稻田里一群一群地飞起，它们排成人字形向盐沼飞去。当飞近盐沼或听到猎人的叫唤时，它们会盘旋在诱鸟[2]上空，接着飞落下来。我见过许多小野鸭从小溪飞起，在空中它们会形成小溪的图案。
看到野鸭这样多，我就定了一条规矩，从上午十一点后，任何人不许猎杀野鸭。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情况，那时打野鸭可以延至十一点。一般情况下，我们在九点钟时就已经结束打猎了，十点半动身回家。
我们一整天都在打野鸭，打中的野鸭就躺在我们四周120码左右的范围内。在赫伯考的盐沼中是不能使用猎犬的，因为它们的脚会被牡蛎壳割伤。我们也曾尝试过各种办法，比如给猎犬的脚套上靴子，但还是没用。
但只要你能记得射中的数量，向导就能如数捡回。一个优秀的向导，他会记住每只野鸭落下的位置。我记得哈克斯有一次几乎将所有打下的野鸭都找了回来，最后只剩两三只没了下落，记得当时的数量是200只。
在赫伯考有时一次打下的野鸭多得让人难以置信。我从赫伯考回纽约或华盛顿后，常跟人说起这些故事，有的人说什么也不相信。威尔逊总统在位时的总检察长托马斯·格雷格瑞（Thomas W．Gregory）就认为我是在撒谎，他对罗斯福时期的商务部长和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杰西·琼斯（Jesse Jones）说：“杰西，安静一下，我们都坐好了，听伯尼说瞎话，听他怎么讲野鸭的事情。”
我们再说说1912年或1913年的事，那时，惠特尼兄弟——哈里（Harry）和佩尼（Payne），他们驾着自家的游艇来到Winyah海湾打野鸭，用这种方式度过周末。第一天打猎过后午餐时，哈里说：“伯尼，你要想把这个地方卖掉的话，我出100万美元。”听他的话是认真的，但是我不打算卖，于是就聊起别的话题。
我在赫伯考见过的最出色的猎手要数罗伊·雷尼（Roy Rainey），他是纽约的商人。哈克斯曾对我说过，有一次雷尼因为穿的大衣太厚重，影响了射击的精准，连着有2只野鸭都没射中。雷尼便将大衣脱掉，一边甩着膀子让血液循环起来，一边高声吼叫：“让所有的野鸭都来吧。”说着就端起猎枪射击，真是弹无虚发，有96只野鸭被他射中。
在赫伯考还有一项受人喜爱的户外项目，那就是打鹌鹑。但树木枝繁叶茂时，要发现鹌鹑就很困难了。当你发现一只鹌鹑时，下层的灌木丛一般都很浓密，在这样的条件下是根本没法射击的。我打鹌鹑一般会选择在大约45英里外南卡罗莱纳州内陆靠近金斯特里的出租土地上进行。我现在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我还继续在这里打鹌鹑。
为了保护鹌鹑，在我的土地上，每一群鹌鹑（一般一群有12～20只）不能被射杀到不足5只。这个数量能够保证下一季鹌鹑的产出量的最佳效果。
和别的猎物一样，鹌鹑会选择条件好的地方，那里适于觅食和栖息。在几年间，我都做出安排，派人认真检查捕获的鹌鹑胃中的食物。我发现，鹌鹑喜欢吃鹧鸪豆或叫化虱[3]，它们一般都是野生的。我们学会了如何采摘和种植这些植物。为了保有鹌鹑，我还采用了另一个办法，让手下人用捕鸟夹捕捉“湿地”鸟儿。要想射中它们是很难的，一旦捕捉到，就把它们放在小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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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肯色州参议员乔·罗宾逊是我曾经认识的最为热情的猎手，不管做什么，他都格外认真，但也正因为这一点，让他丢掉了性命。
罗宾逊时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斯福总统提出了不得人心的重组最高法院的计划，身负重任的罗宾逊竭力想让国会通过这个计划。许多年了，为防心绞痛，罗宾逊一直都在服药。给他看过病的医生都告诫他要将工作节奏放慢，但他不听。1937年正忙于为罗斯福在最高法院安插亲信的计划而努力运作时，在一天清晨，人们发现罗宾森已经死在他的床边，身边是一本摊开的《国会记录》。
人们都能感到与他相处时的愉快，他对饮食不加节制，精力旺盛，浑身都充满了勇气。我总试图把他从华盛顿拉出来好好休息几天。有时到了周末，想到他的辛苦，我就在纽约给他打电话：“乔，我准备明天到赫伯考去，火车晚上7点45从华盛顿路过，我给你预留座位了。”
他总是这样回答我：“实在抱歉，我没有时间，一天也走不开。”
聊了一会儿，罗宾逊会问我：“你过去说在那打猎，是怎么说的？”我回答说：“很好。”他接着对我说：“你刚才说火车几时从这里经过？”其实他很清楚是晚上7点45分。最后他说：“我尽量来，但现在还不敢肯定。”一般来说我会在第二天晚上在车上看到他。
在打猎时，罗宾逊的敬业精神也会表现出来，他目标专一。清晨的太阳还没升起，他已经去寻找野鸭了。到了下午他就去打鹌鹑。晚上他会到湿地边缘，在那等一只火鸡飞到一棵高大的树上栖息，这一等就要花上很长时间。
一天，罗宾逊正想着什么，这时，一只大鸟轻轻飞来，落在大约100码远的一棵大树枝上。从鸟儿的长须看，罗宾逊判断那是一只雄火鸡。我不许任何人射猎雌火鸡。罗宾逊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他举着枪大声咕哝道：“我就这样把休斯部长先生从台上打下来。”
回到屋里时，他的手里已经提着那只重达24．75磅的大鸟了。我们很快就听到外面有人说话的声音，那是几个黑人，其中一个说，罗宾逊先生真有意思，他把火鸡当成休斯部长。
我们打算将这只火鸡送给沃伦·哈丁（Warren G．Harding）总统。罗宾逊回到纽约后好几天，还没有收到总统的任何回执。后来，在偶然间他遇到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吉姆·沃森（Jim Watson）。沃森对他说：“你送给总统的那只鸟太好了。”
听了这句话，罗宾逊像平时一样直言不讳地说：“是挺好，我还觉得，总统也不写张条子把我们民主党人请来帮他吃掉这只鸡，真不够意思。”
此后不久，我们所有的人就收到了来自白宫的致歉信，信中措辞温文有礼。虽然这样，罗宾逊还是发誓说，如果还能打到24磅重的火鸡，一定不送给共和党人。
海军上将凯瑞·格雷森（Ary Grayson）过去给威尔逊总统做过医生，他和乔·罗宾逊一样喜欢打猎，但成功的机会不多。凯瑞是个善良的人，他彬彬有礼，这让我非常喜欢他。他能一整天都待在树林里，但我的一位向导曾说，他可能就“带回家一只羽毛”。但凯瑞心眼宽，从不为此感到沮丧。
我想让凯瑞在回家时不至于空手而归，就如此这般做出安排。一天，当他正在树林中穿行，他的向导突然示意他，在一棵大树下面有一只大火鸡。凯瑞端起枪来射击，然后跑到树下一看，原来是一只火鸡被拴在树上。火鸡的脖子上还系着一根线，上面挂着一张卡片，只见上面这样写着：“伯纳德·巴鲁克向您致意。”
对这个玩笑，凯瑞和我们都很喜欢。他还把这个玩笑对卡尔文·柯立芝总统讲了，总统又让它传遍华府。如果凯瑞不说的话，这个事情将永远无人知晓，因为在赫伯考有个规矩，不允许透露客人的打猎成绩。
凯瑞对这个玩笑的反应，是对我的一个信念的支持，也就是没有什么运动能像打猎一样显示出男人的个性。有什么运动项目能将一个男人潜在的野性激发出来，对此我还真不晓得。也不了解还有什么运动会对一个男人产生这样的压力，使他说出实话。
有一次，沃森将军和罗斯福总统的新闻秘书斯蒂夫·厄利（Steve Early）在一起开玩笑，要比试一下看谁能打到最多的鸟儿。斯蒂夫首先回来，他创造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沃森回来时，斯蒂夫踌躇满志地问道：“你打了多少只？”
赫伯考还有一个“习俗”考验人性，就是用袋子和灯笼打沙锥[4]。经受住考验的客人多数都成为赫伯考捕猎沙锥俱乐部的成员，但有一位先生没能通过测试。
他就是乘坐莫泰默·西弗（Mortimer Schiff）的私人专列南下赫伯考一行人中的一员。同行的人还有中央联合信托公司的董事长詹姆斯·沃利斯（Jamea Wallace）、从前美孚石油而现在为洲际橡胶公司总裁的霍华德·佩吉、金融家奥克雷·索恩（Oakleigh Thome）、来自华尔街的约翰·布莱克（John Black）、我的哥哥哈迪，还有我自己。
这位先生过去没来过赫伯考，对赫伯考打猎的各种神奇之处自然持怀疑的态度，在车上有人给他讲述在这里打猎的奇妙。在我们看来，猎捕俱乐部已经有了新的候选人。
一天晚上，索恩的表情像个庄严的主教，他一边思考着什么一边拽着小胡子对我说：“伯尼，你为什么让我们打沙锥？”他接着解释道，他清楚我是不喜欢打沙锥的，因为这不用什么高超的打猎技巧，但他又说这是很神奇的活动，还觉得我们都会从中找到乐趣。
我提出了抗议，认为这种野外运动非常愚蠢，眼看着一个男人手里提着袋子和灯笼、吹着口哨吸引沙锥进入光线跳进袋子，这是很愚蠢的。最后我被说服了，同意就用一个晚上打沙锥，多了我不奉陪。
接着，客人们就谁捕捉到的沙锥最多赌开了。没多大工夫，我们的俱乐部会员候选人就上钩了。他觉得打沙锥很容易，于是就主动下注。我在纸上将所赌注的数目写在上面，传给桌边每个人过目，看看是否有误。
第二天，我们还是有些不踏实。鸟儿听到口哨声或看到灯笼就飞进袋子，在这一点上，沙锥当然不会比别的鸟儿更容易飞进袋子，那位候选人是否会发现这一点，我们对此十分担心。整个白天，我们都会听说他在与一些仆人和向导讨论打沙锥的事，好在没有人泄露玩笑的内容。他又向黑人管家询问对打沙锥的想法，管家这样回答他：“对喜欢打沙锥的人是很容易的。”
鲍勃·凯因斯领受任务，带着候选人出发，他要教候选人怎样使用袋子和灯笼，怎样吹口哨把沙锥吸引过来。鲍勃回来后说：“伯尼先生，我不想出去带他回来，事情会被他弄糟的。”
那些猎人助手在紧张地忙碌着，听说只要有响动就会把沙锥惊起。那位优秀的银行家候选人按照原先教他的方法吹着口哨，他要把沙锥引到他的灯笼边来，他的声响我们都能听到。他吹的口哨声越响，我们就越要笑起来。我们中的有些人直笑得在地上打滚，有的还把拳头塞进自己的嘴里，生怕声音太大了。
不用去叫候选人，他自己会回来的。看看他的表情，我们都忍住没有笑出来。
“简直不是人干的事情！”只听他喊叫着。他说的是一家信托公司的董事长，他的竞争对手，和他一样优秀。
在赫伯考猎捕沙锥俱乐部的勤务表上，像金融、工业、法律、文学和政治等各个行业的著名人物都编了号，但候选人没有资格上榜。
【注释】
[1]沃卡莫地带：指位于西边的沃卡莫河与东边的大西洋之间的狭长地带。
[2]诱鸟此处是指诱鸭。
[3]叫化虱：一种植物，果实很小，且布满细刺，容易沾到衣服或动物皮毛上。
[4]沙锥：一种嘴细长的鸟，居于水田、溪边、湖畔等湿地，习惯在早晨、黄昏或夜间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