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J·P·摩根从来不赌

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古人说得确实没错。仅仅是一时的用词不当，老J·P·摩根先生便拒绝了与我的合作开发项目。就差一步，我们就能成为合伙人。虽然，后来这个项目成就了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盈利企业，还让美国稳稳站在世界硫黄市场领导者的位置上。但我依然对摩根先生的退出深表遗憾。对我来说，我失去了与美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金融天才合作的机会，而摩根先生只是放弃了那些应该属于他的巨额利润。

但是对于摩根先生来说，占有金钱，他并不太放在心上。摩根先生的银行本来应该赚到那些利润，但没有这些钱，摩根先生依然是摩根先生。摩根先生所重视追求的，是整体国家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尽管从经济产业和社会观点来说，我所支持的西奥多·罗斯福奉行的政策与摩根先生有着巨大的分歧，但这丝毫不影响我把摩根视作经济大师和自己的导师。追随他，对于我来说本应是一段不可多得的经历。

年轻的时候，我在华尔街做跑腿的小职员，晚上便在西六十九大街小伙子俱乐部上健身课。有一阵，我去本市其他地方的小伙子俱乐部转转，看看他们平时都在玩些什么。结果，我遇到了摩根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在公司以外遇到他。在工作中，我送过好几次证券和市场报告给他，因此我记得很清楚。摩根先生站在一个男孩边上，俯着身全神贯注地看着他，这个男孩当时正从一只雪茄盒子上剪下一个智力拼图。

在阿瑟·豪斯曼公司跑腿的时候，他曾让我送份报告给摩根先生，那是一份关于密尔沃基电气公司的债券报价。摩根先生突然问我对此有什么想法。我以为他问的是整体的金融形势，于是回答说：“我觉得一场恐慌即将到来。”他马上质问我：“孩子，你知道恐慌意味着什么？我想你应该知道。”说话时，他那双著名的眼睛一直紧紧地盯着我。我想我当时的表现糟糕透了。

我极其窘迫，张口结舌。

这是我与摩根先生在此之前的唯一一次谈话，如此的简短。直到1909年，我惊讶地收到了一份摩根银行的委托，调查一处硫矿，地点位于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市西南40公里处，一个叫作布拉佐利亚的县城。他们竟然找到了我，我很高兴地与其达成了协议，协议内容如下：如果硫矿开采前景看好，那么摩根投资，我负责具体运营操作，按照六四比例划分利润。

我首先找到西雷·穆德，一位资深的矿业工程师，我们是老相识了。他也曾受雇于古根海姆矿石勘探公司为哈蒙德效力。穆德又找了一个助手，名叫斯宾塞·布朗的小伙子。

我们南下来到得克萨斯，在一片荒野上，带着一帮钻井工人开始试探着打孔。

每天太阳升起，在那个被称作布莱恩山冈的地方，我和钻井工人一起晒着日头吹着山风，看着一个个竖井被他们安置下去，然后一块块需要检测硫含量的结实土块运上来。夜幕降临，月明星稀。我在布拉佐利亚县城的那个小旅馆里，研究着世界硫贸易的数据和资料，以确定如果此处开发前景光明，我们在这个大舞台将出演什么样的角色。周围静悄悄的，陪着我的只有月光，还有恼人的蚊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穆德得出结论，这里的硫含量有50%的可能实现盈利开采。

我迫不及待地返回纽约，向摩根先生汇报——我们可以直接买下那块地，包括缴纳矿产资源使用费，只需要50万美元而已。为了表示信心，我说自己也愿意出一半资金来“赌手气”。

我当时太兴奋了，言多必失，“赌手气”，这个措辞实在是太像赌徒了。

我本来应该用“投资”的。

“我从来不是一个赌徒。先生，到此为止了。”摩根先生一边回答，一边用力地做了个手势，这表示面谈结束了，一切到此为止，这个风险项目于他再没有任何意义。

天知道当时我是多么的激动，又是多么的沮丧。我有满肚子的高明等着在他面前宣讲，我在布拉佐利亚的旅馆里研究世界硫贸易所得出的结论表明，当时美国工业的增长增加了对纯硫的需求——硫酸是当时所有化学品中最为重要的产品，而纯硫是生产硫酸的原材料。当时正是美国硫的生产需求急剧扩张的黄金时代，美好的画卷已经在我面前展开。可是壮志满怀的我，就在几分钟之内被打发了。如此的粗鲁，连一个阐述的机会都没有给我。

需要备注的是，当时的硫矿开采技术进入了特定时期，已经足以支持美国生产商摆脱对进口硫的依赖。

1900年之前，意大利垄断了世界纯硫生产，西西里岛占据了世界产量的95%。1891年，石油工程师弗拉施经过多年研究，终于完善了一套开采硫矿的新工艺，弗拉施法由此得名。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当时硫矿开采的背景。早在1870年前后，在路易斯安那州西部，人们发现了一处含量丰富的硫矿。但是开采的难度极大，流沙覆盖了整个硫矿，而且硫矿本身还存在有毒气体。开采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停滞不前。困难会让人低头，但天才反而视其为挑战。弗拉施曾在路易斯安那州勘探石油。硫矿的开采技术激发了他的斗志，直至1891年弗拉施法闻名世界。

弗拉施的新工艺是这样的：首先从地表钻孔至硫矿表面，将一根直径大约为10英寸的金属圆管插入孔中，这就是所谓的采硫井。在采硫井中，再放入3根同心套管。其中一根灌入热水，压入地下熔融地下硫矿。然后，将压缩空气通过另一根管子压入地下，迫使已经熔融为液态的硫矿从第三根管子上升。当硫矿升至地表，液态的硫直接导入大型储藏箱冷却，最终形成固态硫。

弗拉施法的诞生使得路易斯安那州硫矿的开采变成可能，联合硫矿公司应运而生，成为一家获利丰厚的企业。但是，正如上文所说，美国工业的发展导致硫的需求量快速增长，联合硫矿公司的产能不能满足新增的需求缺口，国内需求者都在寻找或者说期待着其他新的供给来源。

弗拉施法的基本专利权利到1908年到期终止，技术上的限制打开了，其他遇到类似路易斯安那州的开采问题，或者我眼前的得克萨斯州拉佐利亚县，都可以无条件地使用这一开采工艺了，这真是天遂人愿啊。这本来也在我准备的阐述资料里，用以说服摩根先生。但是很遗憾，他粗暴地打断我的话，退出了这一项目。

我对此感到非常气愤和尴尬。我决定寻找其他合作伙伴，继续推进自己的硫矿开采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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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我们为摩根先生调查硫矿的时候，很多人聚集在我们周围，包括探矿人、发起人以及其他期望成功的家伙。他们向我们描述各种关于含硫地区的故事，或者是作为主人和掮客，报价出让含硫地块。当时我们只是匆匆看了一部分地方。现在摩根先生退出了布拉佐利亚县的项目，我和穆德继续进行相关的调查。

在此之前，爱因斯坦曾为我们推荐一处叫大穹顶的地方，位于得克萨斯州的玛塔戈达县，他和圣路易斯市的一家公用事业公司保持着业务联系。穆德非常看好这个地方的开发潜力，随后的矿体测试证实了穆德的眼光是非常准确的。于是我组建了海湾硫矿公司，开始在玛塔戈达县大肆收购土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市场对硫的需求急速提升。联合硫矿公司的产量不足以满足新增市场。同时由于摩根先生放弃了投资，于是一些前期参与了我们对布赖恩山冈调查的人，开始以自由港硫矿公司的名义开发布赖恩山冈的硫矿。开采很快就获得了收益。同时，市场需求的缺口促使自由港硫矿公司开始迅速提高产能，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当时的情况是，市场似乎不再需要第三家公司了，联合硫矿公司和自由港硫矿公司已经满足了市场的全部需求。

发展陷入停滞，我们等待市场出现新的转机。这时，我接受了爱因斯坦的建议，继续在玛塔戈达收购土地。我授权他处理这方面的事，同时允许他邀请土地的产权人也参与我们的开发。不过最终所有地块的收购都是我独资完成，没有一个业主参与进来。

到了1916年的时候，我们等待的转机似乎出现了。战争导致硫的需求猛增，自由港硫矿公司的股东投资获益达到了惊人的200%。机不可失，穆德认为可以启动我们自己的硫矿开发了，但是为了更好地开采，我们还需要更多资本的支持。考虑到几年前摩根银行对硫矿开采曾有很大兴趣，而当时拒绝的J·P·摩根先生已经在3年前去世了。我认为是重新联系摩根银行的时候了。

这时候，威廉·鲍埃斯·汤普森出场了，他是纽蒙特矿业公司的发起人，这家公司后来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矿产和石油投资公司之一。这位先生是我几经辗转联系到的。我与亨利·戴维森商量，他委托给了摩根的另一位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而拉蒙特恰好与汤普森关系很好，事情很顺利，汤普森乐于在这件事上出力促成。

汤普森经过调查研究我们的开采计划，将其推荐给摩根银行作为优质资产，参股共同开采。摩根银行大约占据了60%的股份。可能是命运的惯性吧，我与摩根银行的合作似乎很难长时间持续。我们的开采刚刚开始，还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摩根银行就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便将持有的股份转手给了汤普森，仅仅获得了一些蝇头小利。我找到摩根银行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的转让行为有失公允。

如果他们一直持有这些股票，他们会获得丰厚的回报，因为他们当时是以每股10美元的价钱获得了这些股票。而截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初期的360万美元投资已是价值4 500万美元，同时还产生了至少2 500万美元的现金红利。摩根银行在违背商业惯例的同时还损失了上述金钱。按照商业惯例，涉及股份转让，我这个合作人具有优先购买权以及充分的知情权，而不是汤普森。异位而处，相信摩根银行绝对无法接受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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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最终将我们也卷了进去。我受威尔逊总统邀请，参与战时工业委员会的工作，后来又成了委员会主席。这些可见前文，在这就不一一赘述。鉴于自身所担任的公职和责任，我本人认为不应再与任何可能从政府合同和政府采购中得益的企业有利益牵扯，因此我放弃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席位，同时抛空了上述企业的股票和债券。

人在追求财富的同时，应该在精神领域追求更高层面的东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种满足感，是金钱无法取代的。说实话，我从未因卖出这些股票而后悔。哪怕像飞雪汽车车身制造公司这样的一些股票，抛空它们让我在未来几年丧失了一大笔唾手可得的财富。

由于有几只股票没有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无法交易，所以我不得不留在手上继续持有。这其中包括我自己开办的硫矿公司和加利福尼亚州一处钨矿的股权。对于这些股份的处置，我是如此处置并向威尔逊总统报告的：由我的秘书玛丽·鲍埃尔负责，将这些股票今后所有发放的红利全部转给红十字会或者其他爱国机构。这个做法也获得了威尔逊总统的赞赏。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此期间，那一笔笔数量可观的、捐赠给慈善事业的红利都来自那座钨矿。我开办的海湾硫矿公司（后来改名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直到战争结束才正式投入生产。

我在战时工业委员会工作的时候，联邦矿业局要求稀缺战争物资的生产厂家开足马力并增加到最大产能，提高绝对产量。那时我还没有成为委员会主席。我开办的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也在此列，矿业局承诺公司，作为回报可以优先得到建筑材料和设备。

某天，我在华盛顿战时工业委员会办公楼的走廊上，遇到沃尔特·艾尔德里奇，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的现任总裁。我问他来这干什么，他说是来询问优先订单的进展。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政府正在考虑给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优先权，以提供用于开发马塔戈达硫矿的设备。前文提到过，当时我已经完全退出公司的管理层很长时间了。我马上联系战争部长牛顿·贝克尔，告诉他我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同时，我联系当时担任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董事的老同学迪克·莱登，请他务必坚持一点：硫的销售价格必须是公司的成本价，如果成本价依然高于竞争厂商的最低报价，那么便亏本供应。

实际上，战争结束四个月后，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才投入生产，我当时的举动显然有些多余。

巴黎和会的召开，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战事的突然中止，给另外两家硫矿公司——联合硫矿和自由港硫矿带来了大麻烦。市场需求迅速缩小，而战时过剩的产能无法立即降低，数百万吨硫只能在露天存放。参加完巴黎和会后，由于硫矿开采业千头万绪，有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和事情需要处理，我便又回到了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开始积极参与公司管理。

过剩的产能，缩小的市场，三大硫生产公司拼得你死我活，彼此之间充满敌意。早在战争结束前，联合硫矿公司就以弗拉施工艺的专利权受到侵犯为由，起诉自由港硫矿公司。当然，由于专利权的保护已经到期失效，联合硫矿输了官司。这让同样在使用弗拉施工艺的我们松了一口气，躲开了一场麻烦。

但是，有些麻烦是躲不过去的。联合硫矿又找了一个理由，对我们发动了攻击。由于我们之间有部分矿区相连，他们居然以我们的矿井抽取了他们矿床的硫为借口，发起了诉讼。双发争执不休，尽管双方在庭外达成和解，但已经撕破脸皮了。

在法庭上，一位弗拉施家族成员，作为联合硫矿股东，指控我在担任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期间，以政府采购合同为条件，向联合硫矿公司勒索一大笔佣金。同时，他为了增强说服力，声称赫尔曼·弗拉施先生生前就曾向政府提出过此项指控。但天可怜见，赫尔曼·弗拉施先生于1914年去世，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打响。我当庭提出要求——这种提出荒谬无理指控的人，应该好好回去学习下历史。

20世纪20年代，经济大萧条，工业的萎靡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矿物和金属需求量锐减。美国迫切地需要打开世界市场，以消化每天都在转动的流水线下的产品。同时，国外的卡塔尔垄断组织也有同样的需求和想法。这推动了Web-Pomerene法案的诞生。该法案从各方面为美国厂商进行联合出口提供了便利和支持。对于嗷嗷待哺的硫矿公司来说，真是一场及时雨。

很快，联合硫矿、自由港硫矿和得克萨斯海湾硫矿三家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硫品出口股份公司。随后，与意大利西西里岛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分配国际市场需求。

在随后的5年里，美国硫产业内部的形势变化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先是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的发展突飞猛进，很快销量就与联合硫矿公司并列第一，而自由港硫矿公司下滑至第三位。紧接着，联合硫矿公司由于路易斯安那州的硫矿储量枯竭，关闭了工厂。不久，自由港硫矿公司发现，那些本来寄予厚望的新收购矿区，盈利能力远远低于之前的预期。最终，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有如神助一般，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成本最低的硫生产商。

此后，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股价也随之扶摇直上，从成立伊始的每股10美元，涨到1929年的320美元。不过在我看来，股价已经严重偏离了正常值，攀升得太快太高了。在此之前，我已经抛空了自己持有的121 000股，同时向朋友发出预警，建议他们也照此处理。

当时，公司的股票依然在大幅上升，很多朋友对我的警告和建议充耳不闻。一些朋友甚至反过来暗示我是个过气落伍的人，他们认为我抛售股票是因为我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对自己和未来信心不足。好吧，让时间来证明一切。1929年股市大崩盘来临前，我已经抛空了硫矿公司的股票。

在多年的股市生涯中，我之所以能无数次躲过灭顶之灾，守住自己的财富，是因为我能克制自己贪婪的欲望——一次又一次地在股票上升的途中便抛出。虽然继续持有，可能会挣到更多的钱，但适时抛出，也让我避免因股票崩盘而落入深渊。许多人正是因为不明白这点，过分地追高，导致一败涂地，不名一文。这种略显保守的做法保证了我财富的稳定增长。我虽然会错过一些赚钱的机会，但同样也避免落入破产的陷阱。我就这样谨慎地行走在欲望和陷阱之间的小路上。

有些人自诩英明睿智，总是能够在峰顶脱手而在谷底接盘——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这种幸运儿只会出现在传奇故事或者白日梦里，就像曼丘森^[1]一样。我深知极端的狂热和极端的悲观氛围都会招致灾难。集体狂热一旦在市场波动中出现，那么众人就会被冲昏头脑，在颠簸的浪潮中沉入海底，尸骨无存。正因如此，我从不破坏自己的原则：在价格合适的时候就买进，在价格有利可图时就卖出，不从众而动。股市的真理，从不站在多数人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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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股市狂热的、不计后果的投机行为发展到了顶峰，加速了股市的崩盘。为什么我们一次又一次成为这种疯狂行为的牺牲品呢？我相信，人类历史上一次又一次重复出现的群体盲目心理，其表现出来就是这种类似的疯狂行为。

20世纪初，我在从欧洲旅行返回美国的轮船上，接受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老刊的一名财经记者约翰·戴特尔的采访。正是与他的交谈，引发了我对这种奇特的群体行为的思考。在这次采访中，我们谈到金融恐慌的时候，戴特尔极力向我推荐他偶然间读过的一本书，书名叫作《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和群体性癫狂》，作者查尔斯·麦基。随后，我和戴特尔开始四处寻觅，逛了很多图书馆和二手书店，终于找到了一本。

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841年，于1932年被L．C．Page公司重印出版。书中记载了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投机狂潮是如何一次又一次让自诩万物之灵的人类，陷入癫狂状态而不能自拔。可笑的是，这本书出版之后，依然没有任何国家对这些癫狂浪潮产生一点免疫力。冷静的荷兰人热情地追捧郁金香球茎而忘乎所以，冲动浪漫的法国人紧随其后，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密西西比经济泡沫，而自诩绅士保守老派的英国人也无法幸免，迎来了他们的南海泡沫。

作为一名读者和旁观者，我难以相信自己所读到的疯狂行径。我忍不住大叫：“这太荒谬了，这不可能！”然而，在此后的时间里，我不止一次目睹和经历了类似的疯狂运动。比如20世纪20年代的佛罗里达地产泡沫和

1929年我全身而退的股市投机所导致的崩盘。同样，正是这种集体狂热让希特勒在德国政坛强势崛起。这种群体性的无理智行为是如此频繁地在人类历史上重演，说明其根植于人类的血液骨骼之中，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某种特质的外在表现，所以才会如影随形，无法摆脱。也许，鸟类的长途迁徙、沙丁鱼的回溯或者各种海鳗的群体活动，也是基于同样的特质。这种特质似乎存在着周期性交替变化的特征。举个例子，一次牛市行情在不断的推波助澜下快速攀升，之后会突然发生什么事情——或大或小，或如灰尘落地，或如洪钟大吕，总之，会有一些人突然卖出股票，紧接着其他人会接二连三地抛出，似乎整个市场里的人都被叫醒了，脑海中股价继续走高的思维惯性被突然打断。

“思维惯性”——这个词真是恰到好处，妙不可言。这个词汇来自米德尔顿·巴里尔，并非我的首创。当时，我正在操作一只钢铁股票，J·P·摩根的收购导致整个市场都在上涨。就在这只大手继续托着整个股市攀升的时候，洛克岛的股票突然开始暴跌。当时米德尔顿·巴里尔跟我说：“这只股票的崩盘将终结牛市思维的惯性。”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种说法，但很快我就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并深深认同。这就像先知的预言。因此，我快速抛空了手中的美国钢铁公司股票，即使当时摩根银行已经出手为他们护盘，我还是选择全身而退。

在麦基的书中，通篇记载着国王、贵族、商人和教授都无法抵挡诱惑而投身这种狂热风潮不可自拔。在这种集体性狂热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性传染下，我们受过的教育、我们的职业、我们的社会地位，完全无法使我们对这种狂热病毒产生免疫力。1927—1929年的股市投机浪潮，上至贵族、教授下至贩夫走卒，社会各个阶层纷纷被席卷其中，无法幸免。

我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一切，以及自己在这场浪潮中是如何应对的。早在1927年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实行放松银根政策时，对于它带给市场的后续反应，我便心存疑虑。到了1928年，急速攀升的股票价格更是让我感到深深的不安。股市的繁荣必然以经济繁荣为依托，而当时战败国赔款和战时债务问题纠缠不清，国际贸易就像海老人骑着的水手辛巴达一样，步履蹒跚地行走，这又如何会迎来新一轮经济繁荣呢？

事实上，在1928年我便多次卖出股票。当时，我觉得牛市行情不可能持久，很快就会一泻千里。但出乎意料的是，整个市场行情继续看涨。

到了1929年的8月，我接到国内的消息——当时我正在苏格兰享受自己的狩猎松鸡之旅——市场上有人准备通过几家老铁路公司与新组建的控股公司进行股权置换，使得相关公司的股票飙升至高价位。可见当时的市场是多么的狂热。

我马上发电报给三个身在纽约的密友，询问他们对当下市场行情的看法。其中两位的答复比较含糊，没有给出确切的判断。但是最后一个人，某位在当时美国金融界身居高位的朋友，他的电报内容是这样的：整体的工商业形势“就像股市的风向标，这表示股市很快就会出现狂飙猛进的发展”。他说得斩钉截铁。我知道，这是他深信不疑的判断。事实是，他在这次股市大崩盘中倾家荡产。

股市的动荡让我心神不宁，我决定当即取消苏格兰之旅，乘船返回国内。我在伦敦等待上船的短短时间里，就数次给纽约的经纪人拍电报，下单买入股票。但是，第二天，我又通知他马上卖出，可见利润面前，我也不能免俗。在这条船上，凑巧碰到一个招人喜欢的年轻经纪人，他经营着一家证券经纪事务所。他向我招揽生意，希望能够成为我的经纪人。我让他帮我报了几次卖单。当船航行在海上，时间和行程都不再由你做主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身体和灵魂，考虑方向。也正是在船上，我想清楚了一切。船到纽约，我就安排抛空所有的股票。

在今后的岁月里，每当生活被黑暗笼罩，我多次重读麦基的书。在他的这本阐述绝望故事的书中，我慢慢读出了鼓舞人心的一面。在故事中，人类因过高的期望或欲望，而毫无根据地陷入了各种狂热的盲目乐观情绪之中。同时，麦基也说明，放弃任何希望的悲观情绪一样不可取。俗话说，否极泰来。无论前方的光明多么微弱，后来我们总会等到温暖的日出。

过犹不及，人们在做事的时候，似乎总有一种力量促使我们去画蛇添足，当然也有些人把这叫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此，每当事情的前途看起来很美妙的时候，我就告诫自己：“二加二总是等于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也不会不劳而获。”而当前途一片渺茫、意志消沉的时候，我又会告诉自己：“二加二依然得四，守得云开见月明，总会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时候。”

【注释】

[1]曼丘森（Munchausen）：原是18世纪一个擅长讲故事的德国人，他讲的自己作为士兵和猎手的历险故事均荒唐透顶。现在有曼丘森综合征一说，指假性心理疾病或欺诈性心理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