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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汽车，那是一辆8或12马力^[1]的潘哈德^[2]。有一次在巴黎至波尔多^[3]的车赛中，我的车参赛获得第二名。1901年，伯斯维克（A．C．Bostwick）建议我买下那辆车。他投资美孚石油公司继承了一大笔财富。

潘哈德在那个时代跑起来就像个怪物，它的速度很快。买下它我非常自豪，当我能够自己驾驶后就更得意了。买车时我还特意请了一位专职司机，他叫海因里希·希尔根巴赫，对驾驶技术非常熟悉。海因里希没有喝醉时是个非常好的人，但他嗜酒如命，这样再驾车就增添了很多刺激。

潘哈德的点火系统是由一些电子线圈组成的，点燃时就有爆响，就像一门小型的加农炮在开火。因为这个原因，有些人不敢乘坐。北泽西沿岸是我们度假的地方，在那里谁都清楚我们的潘哈德什么时候会开过来。每当这时，大家就会从自己的小马车上跳下来，牵好马笼头，不让马被惊吓。

我的一位邻居，小尤金·梅耶尔的父亲，他认为我的潘哈德“在公共场所扰民”，可是我要过许多年才能领会到。

梅赛德斯，黄色车身，40马力，花费了我22 000美元，这是我买的第二辆车。W·K·范德比尔特有一辆车，和我这辆一样。也可以说，我的车和他的一样，他那辆车在美国的同类车型中是第一辆。

我这辆车装有电子管，第一天我开上它跑了很远，一直到了格兰特将军墓，直到出了故障才停下来。后来，我还开着它和伯斯维克在朗布兰奇的小路上做了一次表演赛。他开的是国产车，车速是每分钟1英里多一点。对于这次表演赛，大家反映很精彩，但没有谁会比我感触更深。

汽车诞生早期时的交通规则有这样一条规定，当一辆马车上的人举手示意时，汽车驾驶员就要立即停车，等待马车主下车把马勒住。在纽约，规定汽车行驶速度的上限是时速10英里，禁止汽车进入中央公园。因为有这些限制，所以我多数时间飙车是选择在新泽西州。那时，欧洲的道路等级比我国要高，所以到了夏季我就会把车运出国，就是为了玩个痛快。

早期的汽车价格很高，而性能又不稳定，一个车胎经过几百英里行驶不爆胎就算好事了。

我不敢说大话显示自己预见到汽车发展的前景，但我当时确实认为，开车已经成了一种时尚，深受人们的喜爱，对橡胶产业来说，这是非常有利的。

在1903年的金融恐慌期间，在我买进的工业股中就包含了橡胶制品制造公司的股票。生产橡胶的企业当时还不多，而这家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持有这家企业的股票，也促使我对橡胶消费做了大量的研究，同时也激发了我建立一个庞大的联合企业来整合橡胶产业的念头。洛克菲勒家族就曾这样涉足石油行业。

从我个人的财力看，我还无力做成此事。于是，我在1903年金融恐慌的第一波冲击还未结束时，就开始到处寻找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他们一方面要有雄厚的资本，同时在业内要具有领先的地位。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我感到古根海姆家族最适合。为了实现建立橡胶帝国的梦想，我找到了丹尼尔·古根海姆。

我请丹尼尔先生和我一道去收购橡胶制品制造公司的控股权。当这只股票因为金融恐慌而处于低位时，我就买进了一批，这时已经上涨了一些。我主动提出一个建议，将为已经买入股票所付出的价格与为获得控股权需要另行买入的更高价格进行平均处理。只要能和古根海姆家族合作，这个代价我愿意付出。

丹尼尔先生表示他会认真考虑这个建议，他要和几个兄弟商量一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却没有任何消息。

我买的橡胶制品股票已经涨至利润可观的价位时，我的心理却很不踏实，我的愿望不知能否实现，于是只好让橡胶联合企业的设想放在次要的位置，将股票全部抛出。

几个月过去了，丹尼尔先生向我打听那些橡胶股。我说因为等待时间太长，我已经失去耐心，所以已经把股票抛空。他对我的举动表示惋惜，接着就提出了另一个和橡胶有关的提议，希望我能做出调查。

这个提议的目标就是，设法寻找到一个有足够大的供应量而且可靠的橡胶来源。这个目的达到了，橡胶的工业用途就会得到扩展。这时，种植园才开始种植橡胶。橡胶的全部来源都是野生的，它们大部分来自亚马孙河下游流域的巴西Para地区。野生橡胶的品质是有区别的，而且它们由土著人来采集，要想有一个稳定的来源，仅仅依靠他们提供是不行的。

从当时的形势看，10万吨橡胶对于全世界来说，这个需求量也是相当大的。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我担任国防部橡胶委员会主席时，美国对于橡胶的需求一年就达到了67．2万吨。

有位发明家名叫威廉·劳伦斯（William A．Lawrence），他发明了一种新工艺，可以从银胶菊中提取橡胶。银胶菊是一种银灰色灌木，属于菊科紫苑族植物，产于墨西哥北部。劳伦斯向托马斯·莱恩和纳尔森·埃尔德里奇参议员做游说，希望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两位又把古根海姆家族竭力拉进来，就像我们把他们拉来入伙一样。丹尼尔·古根海姆能来找我，都是莱恩和埃尔德里奇的功劳。

我来到墨西哥收集第一手材料，要把银菊胶的发展前景搞清楚。这种灌木生长在数百万英亩的半沙漠地带，通过简单的方法就能做人工培植，三年左右就能成熟。随着考察的深入，我的兴趣也更大了。在我家门口，在气候条件有利于健康时，存在着一种能和热症肆虐的南美洲和非洲丛林所产橡胶形成竞争可能的橡胶供应来源。

这次实地考察促成了大陆橡胶公司于1904年成立，后来又变更为洲际橡胶公司。埃尔德里奇参议员、莱恩先生、丹尼尔还有我，在公司里都持有相同的股份。另有一些股份被约翰·洛克菲勒、H·P·惠特尼、列维·莫顿（Levi P．Morton）、毕林斯（C．K．G．Billings）还有他们的一些亲属和朋友拿走。

我们寻找橡胶并不只在墨西哥，事实上，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公司在地球上的许多地方进行勘察。我们派出的人员曾深入亚马孙河上游，他们翻越了安第斯山脉，沿着山脉西面山脊向下寻找。在非洲，他们沿着刚果河逆流而上，把刚果河支流都找遍了。还有几支队伍在波罗洲半岛和海峡殖民地^[4]勘察。

在非洲，我们有两个人失踪了，一个在加勒比海遭遇暴风雨落水而亡。

威廉·斯戴顿（William Stayton）曾在委内瑞拉的热带丛林中被困，后来他因为坚决要废除禁酒修正案而出名。斯戴顿在经过艰难跋涉后，终于到了海边。他看到远处海面上有一只双桅小帆船，就大声呼救，他游过去上了船。他们的相遇对于船上的人和斯戴顿来说，都是值得庆幸的。船上的人都染上了黄热病。斯戴顿在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受过训练，他接管了这只帆船，把它带进港口。

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5]邀请我们到非洲探险。他是个非凡的人。还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发现，对于自己奢华的生活，小王国的收入是无法满足的，自己对国家所抱的远大理想也难以实现，于是他就想改变这种现状，办法就是让比利时成为一个殖民强国。

经过一系列的灵活处理，利奥波德将物产丰富的刚果河盆地建设成为貌似独立的刚果自由国。接着，他将其纳入比利时的势力范围。所有这些举措都是在英国和其他强国的眼皮底下进行的。从经济的角度讲，所有这些成功的举措，都应该是像摩根、哈里曼、洛克菲勒或莱恩这样有才干的人才能做出的。

比利时王室对刚果河流域最富饶的地区拥有经营特许权，他们对这些地区进行了非常野蛮的开发，特别是在早期的开发中表现得更为残酷。刚果橡胶有着“红色橡胶”的美名，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橡胶的颜色，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据说是当地居民为生产橡胶付出了血的代价。一些强国对骇人听闻的残暴故事做了刻意的渲染，利奥波德耍弄狡诈的政治手腕，这让一些强国大为恼火。当然，比利时也做出了反向宣传，声称这一切都说明一些国家的忌妒，但在我看来，所谓“红色橡胶”的说法还是有来头的。

到了1906年的夏天，利奥波德已经71岁了，他觉得对刚果政府该进行重组了。他对当地居民的残暴行径，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他对此再也不敢漠然视之。利奥波德打听美国对天主教最为信奉的资本家是谁。有人提到了托马斯·莱恩，他在自家建了一座私人天主教堂。

利奥波德听说此事时，莱恩正在瑞士，他当时正热衷于购买艺术收藏品。来到布鲁塞尔后，莱恩见到了利奥波德。利奥波德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样，就诞生了美国刚果公司和刚果森林矿业合作公司，后者一般被称作森矿公司。美国刚果公司享有特许权可以寻找和开发橡胶新来源，森矿公司作为经营更为全面的企业将立足矿业和林业的开发。

利奥波德有着商人的精明，他用特许权做交换，从两家公司中都得到了一半的股权。另外，森矿公司1/4的股权留给了比利时资本，莱恩的股份只占25%。我真是想象不到，如果不是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又精于商道，还有谁能把托马斯·莱恩诱骗到这项交易中来，接受这样的结果。

比利时王室所给予的支持感动了莱恩，他怀着满腔热情回到家。他将古根海姆家族、H·P·惠特尼、艾尔德里奇参议员，还有我本人以及其他两人都拉进了项目。丹尼尔·古根海姆开始没有兴致，他一向与劳工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以此为自豪。他不喜欢利奥波德作为雇主的恶名。他认为，如果参与项目，就要公正地对待当地工人，以此作为先决条件。

我参与这些风险投资拖延了一些时间，因为我怀疑利奥波德的行为旨在消除美国对他的批评，但是莱恩的热情很高，他坚信那些特许权提供了实行人道主义的好机会，我们每个人也有机会成为塞西尔·洛兹（Cecil Rhodes）^[6]。于是，当古根海姆参与进去时，我也决定加入了。莱恩期待着对刚果劳工状况的改善，这个愿望后来还是实现了。

经过两年的勘察，期间充满了危险和艰辛，美国刚果公司的特许权没有产生什么结果，但在森矿公司的地产上却找到了钻石，森矿公司的股票成了很好的投资对象。对这两家公司，莱恩一直充满热情。在我看来，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公司是一个国王请他帮忙开的。第一次发现钻石后，莱恩就经常在口袋里揣上几颗，到处炫耀，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就像是一个小男孩在炫耀自己收集的玻璃弹球。

但对我们来说，寻找橡胶的重点还是在墨西哥。1904年初，我在墨西哥期间决定购买几百万英亩土地来种植银菊胶，还要建一家工厂，利用劳伦斯的新工艺专利从银菊胶植物中提取橡胶。

我们乘坐自己的私人专列奔向墨西哥，同行的有我的妻子、弟弟赛林、在北方太平洋股票轧空行情中有突出表现的艾迪·诺顿，另外还有一些人，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

我们从得克萨斯州拉雷多过河进入墨西哥。当列车经过海拔最高处的阿瓜连特时，我的腹部和胸口突然感到疼痛，但列车翻过最高的地方后，症状就消失了。

我们的住地在墨西哥城的伊图尔维德（Iturbidc）宾馆，当地人称为Ity Bitty。在这里，我们平生第一次看到斗牛。大多数运动我都是喜欢的，特别是赛马，总让我感到紧张刺激，直到现在，我还在南卡罗莱纳州寻找那种令人激动刺激的感觉。但在墨西哥，我却不希望看到斗牛。好几匹马被公牛顶伤，鲜血从伤口流出凝成了块。对这样的场面，我感到恶心和愤慨。

我的妻子和赛林把多数时间都花在购物上，买的东西可谓花样繁多，其中就有半宝石和墨西哥珠宝。当他们出门旅游时，我就埋头于生意，和墨西哥官员谈判。很快，我就发现自己被法律、技术、农业甚至社会问题给埋没了，通过这些问题，我对这个国家的认识更加深刻。

逗留时间是短暂的，在这期间，墨西哥在我面前渐渐呈现出对比鲜明的画面。在波菲里奥·迪亚兹（Poorfirio Diaz）^[7]周围聚集了一个小团体，他们有才华，讲礼节，有相同的趣味；他们这个社交圈优雅，比得上任何欧洲国家首都的社交圈。但就在他们枝繁叶茂鲜花璀璨的庭院外，那些数以百万计的抵债奴却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后来，人们才发现这种状况需要改变。但当时的我还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对这种社会问题，我没有予以足够的关心和重视，而我理应如此。

去墨西哥之前，我就听说在那里和官员打交道有些特别的做法。以我的经验，我只能说自己还没有发现墨西哥人有什么不同之处。我认识一些墨西哥人，他们很诚实，但也有些人不诚实；有些人私心很重，有些人却很爱国。总之，无论在什么样的国家，你又期望遇到什么样的人呢？

有一位墨西哥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名叫帕布罗·马丁内兹·戴尔·里奥。他能讲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他的形象像西班牙大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深厚的文化背景，放在世界上任何一群人中，都是很出众的。

戴尔·里奥对美国人有所担忧，担心美国人对墨西哥的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他对我说过，他很担心给予美国人的特许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为美国人攫取墨西哥北部的借口。

几年后，戴尔说的话应验了，我们石油界就有人提议要做戴尔所担忧的事情，幸亏伍德鲁·威尔逊出面阻止，不然的话那些人真的就要行动了。

此事就发生在我们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威尔逊总统邀请我到白宫，那里有一场关于石油短缺问题的讨论。当时的形势是，石油短缺使我们的各项军事计划面临危险。这时就有官员提出占领位于Tampico的几座墨西哥油田，几支海军分遣队已经得到预警。

威尔逊总统情绪非常激动，他几乎不能等到争论结束，就以坚定而慎重的语气说：“你们现在希望我做的，正是德国所犯下的罪行，这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他的口气非常严厉。“你们说墨西哥的石油对于我们来说是宝贵的。德国在入侵比利时时也这么说过。入侵法国时也说是‘必不可少的’，先生们，”最后他这样说道，“你们有多少石油，就用这些去打仗。”

为了开发墨西哥的橡胶，我们置办了300多万英亩地，这是通过常规渠道购买的，价格合理，没有附带条件。虽然听说有捷径可选择，但我没找到合适的时机。在向墨西哥人介绍自己时，我们向他们表示，我们希望给墨西哥引进一种产业，这样既能把数百万英亩的闲置土地充分利用起来，又能让墨西哥人找到工作。我觉得这些好像就是迪亚兹的真心实意。我们和墨西哥人签订了很多合同，后来在执行程度上与其他地方都基本一致。

事实上，执行合同时有些麻烦，但并非出现在墨西哥，而是出在美国国内。在墨西哥的托雷翁（Torreon），我们建了一家工厂，从银菊胶中提取橡胶。开工前，我们签了一个协议，协议规定，美国的橡胶制品公司在两年里按照实际产量接受托雷翁工厂所生产的橡胶。托雷翁工厂刚开工，橡胶公司居然拒绝履行协议，理由是产品不合格，但这不是事实。

生意上的分歧，一般我都会想办法在法庭外解决，但这次我对美国橡胶公司提起了诉讼，美国橡胶公司已经获得了橡胶制品公司的控股权。但摩根和第一国民银行的乔治·贝克尔（George F．Baker）硬要拉住我们阻止我们控告。于是，我就建议由我们收购美国橡胶公司，把它作为我们所产原材料的制造业的出路。此事没有做成。我又找戴蒙德公司，计划和该公司建立生意往来，但因为对方想得到更有利的交易条件而作罢。

我无法和美国橡胶公司抗争，为此感到非常气愤，于是将所持有的洲际橡胶公司的股份处理掉，从公司退出。但洲际橡胶公司和其他买家采购自己的产品，在1910年墨西哥爆发马德罗革命推翻迪亚兹的统治时，公司的红利也正开始支付。反对派的军队对我们的种植园肆意骚扰，托雷翁被迫关门歇业。但在此时，这一风险项目已经形成了稳健的经营管理模式。

尽管我认为年事已高的迪亚兹为国家也做了很大贡献，但从他被推翻后新生的墨西哥看，还是有了进步。我当时就感到，美国人忽略了在墨西哥的大好机遇。墨西哥的局面有了改观，但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发展。

困扰墨西哥的问题，一部分来自过去遗留下的对帝国主义的疑虑，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情形。我出生时，美国处于南北内战后的重建时期，清楚过去的噩梦给人们带来的深刻印记。但这些欠发达国家要想处理好经济难题，就要将过去埋葬，不能让过去的幽灵在身边游荡，它只能给现在带来挫折。

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许多地方，政府领导人对过去的不平遭遇总是耿耿于怀，这就使他们对自身的利益缺乏清醒的认识。

有一件事没能引起这些国家的注意，就是对人们的利润动机缺乏理解。人们经过辛勤的付出应该有所得，也就是收入要大于投入，这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如果投入大于产出，能够给予分配的必然减少。赢利企业对于国家独立和自由的贡献，肯定要大于亏本的企业。

当然，在利润的分配上可能会出现分配不公的现象，但在利润条件不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徇私舞弊的行为能够得到惩处。

利润动机作为一种工具，能帮助人们获得自由。人们的工作动机是什么？通常有三方面的原因：喜欢工作或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服务、对利润和收益的渴求、在某个权威的高压下而工作。

在一个社会中，吸引人们希望改变自身命运的因素一旦活跃，所需要的推动力就大于缺乏这种激励因素的社会。

欠发达国家在利润的观念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卡尔·马克思的理念，也就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特有的产物。在这些欠发达国家的很多地方，在过去的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扮演了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角色。但从古代罗马、古代希腊和古代波斯的历史看，在资本主义兴盛前，帝国主义就已经先期出现了。

我们从苏联更能发现，帝国主义的一系列倾向，即使没有利润的趋势，也一样存在。事实上，一个时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就在不断地摒弃过去的帝国，而苏联却在竭力建立一个新的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它们说明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国家是优是劣，不能单凭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等等意识形态的标签。我觉得，衡量标准应该是它们能否为改善人民的生活有所作为。

我对这个标准的强调，是源于国家对外政策的水平极少会高出其国内水平。任何一个国家在海外的运作与国内相比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差异。一个国家在改善民生方面投入多，那么在对外政策上也会倾向于帮助别国人民提高生活水平。一个政府如果蓄意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有可能推低每个与之有交往的国家的生活水平。

引入外资，确实能为国家带来自身所缺乏的资源，引进资本的同时，还会引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而这些正是那些欠发达国家所缺少的。只要为引进资本和管理技能所付出的代价不算很大，那些欠发达国家就能从外资的投资中获益。经过这样的交往，欠发达国家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一点，就是如果他们增加了外资的风险，就等于增加了自身对一切外资必须付出的代价。

简单地说，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它们当前所要争取的，就是在使私人投资互惠双赢的条件下达成一致。在公平的原则下达成谅解是不难做到的。当然，外资的投入应当有益于改善欠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在技术培训方面也要为欠发达国家做出贡献，让受训工人和管理人员的数量得到稳步的提高。在可以获得本地资本的地方，外资应该尽量给予本地资本更多的股份。

从欠发达国家的角度讲，对于国家的有序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应该防止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歌功颂德：承诺能够带来一切，但结果却是束缚和制约。学会自我管理的方法和艺术，这些都需要时间。我们自身在对外政策上，不要比其他国家做出更多的承诺，重要的是帮助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让它们学会自己管理。

我们和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要达成这样的共识，就是我们都期望这些国家保持自由。

[4]婆罗洲半岛位于东南亚，归属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三国。原英属殖民地，包括马来半岛南部和西部及附近岛屿，也包括新加坡。

[5]利奥波德二世（1835—1909），比利时国王，1865年继承王位，因在中非残暴的殖民政策而闻名。

[6]塞西尔·洛兹，生于英国，曾参与南非淘钻热。他是戴比尔斯钻石公司的创始人，也是一名狂热的殖民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