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转折点
有一天，我去看望父亲，告诉他自己已是百万身家了。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亲切和蔼的脸上显出询问的神情，似乎对我说的百万美元不大理解。我以为父亲不太相信我的话，就说让他看看真凭实据。
“不必了，”他说，“你说的话我是信的。”接着便聊起别的事情。
也许我不该期待父亲有什么别的想法。父亲一直认为，与道德价值和社会贡献相比，赚钱多少是次要的。记得那还是在南卡罗莱纳州时，父亲就是这样的态度。当时母亲对父亲总有抱怨，认为他把治病的时间都花在“实验农场”上了。我在普特因贝铁路的投机中把他的储蓄金赔了进去，他的态度也没变，因为他对我是充满信心的。他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便拿出更多的储蓄金，支持我去冒险。
但从父亲的态度中，我也开始对困扰我的问题做认真的思考。如果一个人有了钱，却不拿钱去做有意义的事情，那即使拥有了亿万财富，又有什么意义呢？
市面上出售的东西，我现在都有能力买到，但我也认识到，有很多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我不由得将自己的职业和父亲的事业结合在一起做比较，从中我发现，钱我是赚到了，而父亲却在他的医学和卫生领域还有帮助自己的同胞方面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从内心来讲，我真的认为自己最初学医的愿望不该放弃。弟弟赫尔曼已经是一名医生了，我很羡慕他。
我决定了，从最低限度讲，我也要以某种方式在情感上与父亲保持一致。当时，纽约的莱文顿大街建成了第一批公共浴室，这是父亲努力争取来的。父亲还撰写了有关水疗法方面的书籍，其中有两本被译成德文和法文，但父亲依然像一般开业医生那样辛苦单调地工作着。他像往常一样乘坐自己的轻型马车去出诊，在休息时间不被打扰是什么滋味，对他来说几乎是不知道的。当他和母亲以及朋友共进晚餐时，很可能中间就被叫去出诊。大家去戏院看戏时，总要在售票处留下父亲的名字。
我从未听到父亲对自己的职业有什么抱怨，但他的工作显然在消磨着他的健康。1900年7月的一天，是父亲60岁的生日，当天我劝父亲放弃职业，领受一份收入，用这份收入去进行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能够得到新的自由，父亲自然非常高兴。做儿子的主动提出这样的建议，他更高兴。在此之前，他对我已经是个有钱的人还没有什么兴趣。
但父亲还是犹豫着，他无法放下他的病人，他了解他们的病情，觉得不能将他们移交给别人。他继续给这些病人诊治，无论白天还是夜晚，他都随时在听候召唤。
我乐观地认为，我会用钱给父亲买来时间，让他集中精力在水疗方面做开创性的工作。到1906年，父亲在美国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权威。从1907年至1913年，他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水疗系主任。
当时，很多医生对水疗法还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那就是一种江湖骗子的把戏。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才清楚地认识到，为了推广水疗法，父亲克服了多少障碍。我给一些大学和医疗机构捐了很多钱，希望他们加强物理医学的研究。我还帮助贝勒福医院（Believue）建立了物理医学与康复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目前在全世界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模范机构。
在我努力进行这些工作时，我意识到自己要和美国医疗协会的某个部门抗争，才能在医学领域为物理医学获得一席之地。1957年春天，是令我欣喜的季节。美国医疗协会准备为小亨利·维斯卡迪（Henry Viscardi，Jr）颁奖，表彰他在理疗康复医学方面做出的贡献。维斯卡迪天生丧失双腿，他为许多残疾患者提供康复的帮助，使他们能够参加一些生产劳动。维斯卡迪长期以来的工作正是我父亲首先倡导的，这种工作现在终于在医学界得到了承认和支持。
回过头来说说1900年，就在这一年的夏季，我帮助父亲拓宽了他对社会的贡献，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但通过帮助他人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这是很难做到的。只有经过自己的努力，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不会满足于单纯地赚钱。我还认识到，把钱投入有价值的事业中，这是一种进步，但还远不像为某种事业做出贡献那样具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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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意的心绪侵扰着我，但我并没有因此付诸行动。一年多以后，在华尔道夫的一次晚宴又唤醒了我的烦恼。这次晚宴是专门为戴梦蒙德火柴公司董事长巴布尔（Barber）举行的。
就在自助冷餐会后，有人安排好桌子，准备玩百家乐。曾在Goodwood杯马赛中与盖茨合伙支持同花大顺夺冠的约翰·德拉克和房地产商人老伊尔·史密斯（Loyal Smith）联席坐庄。大家落座，买了筹码。白色代表金额最少的赌资，每枚价值1 000美元。
盖茨在押了几轮2 000、3 000、5 000美元的赌注后，就开始骂我们是派克佬[1]，接着就提高赌注。哈里·布莱克（Harry Biack）和人称哈蒂的哈德森也随之提高赌注，押到2．5万美元，但紧接着哈德森又拒绝提高赌注。我发现盖茨是准备大赌，就将赌注限定在每局5 000美元以内。客人们看到我有了防范，有两人也学我的样子采取预防措施，这两个人后来成了驻法大使，他们是休伍·沃利斯（Hugh Wallace）和威里斯·麦考米克（Willis McCormick）。
劳伊尔·史密斯看了非常不快，他正在帮助将各家赚到的筹码收进，取出坐庄输掉的筹码。“真讨厌这帮派克佬，”他说，“你们自己动手拿筹码。”
赌注又升高了，一局升到了5万美元、7．8万美元。
本来是平常的押注，现在却变成不计后果的赌博，这是怎么回事呢？除了输得惨的人孤注一掷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一个人手风很顺，一直在赢钱，他就会头脑发热，认为提高赌注还能再赢钱。但这场赌局到了这种地步，没有谁输得很惨，也没有谁赢得很多。奇怪的是，一晚上下来，基本上都是平手，不管押大押小都难分输赢，没有谁只赢不输或只输不赢。
也许因为输赢没有最终的结果，盖茨感到很恼火。他随手往桌子上抛出两枚黄色筹码，每枚的价值在5万美元。庄家接受他押的注，别的玩家也随之提高赌注，但我没有随大流，依然坚持用不超过5枚1 000美元的筹码下注。
拿10万美元凭翻看一张牌来冒险，这在我平生还是第一次看到。此情此景让我看呆了。我在想，这钱是真的吗？德拉克和史密斯脸上的表情让我相信，那是真的。
盖茨还是不满意。他往桌子上又抛出4枚黄色筹码。两个庄家一商量，接受了他的挑战。谁也没有把赌注翻倍。现在每局20万美元，我们都成了派克佬。盖茨虽然几次押了同样的注，还是既不输也不赢。
接着，他将自己的筹码收起，攥在手里晃了晃，发出声响，又用他那短粗的手指灵巧地摆出两叠同样多的筹码，在自己一边放一叠，把另一叠放在我正在玩的那一边。每一叠都有10枚黄色筹码，两叠一共是100万美元。
“这就是个小赌注。”盖茨边说边望着两个庄家。他稍微喘了口粗气，好像在压力之下的激动，讲话时的声调有点不同寻常。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两个庄家那里。史密斯表示反对，他觉得押得太多了，他不愿意冒险。
经过一番说服，史密斯终于同意接受赌注。德拉克开始发牌。只见他脸色苍白，但手的动作还是稳健的。史密斯站在他的身后，史密斯的脸色就像死人一样惨白，额头上已经渗出汗水。
我看看自己的两张牌，那是一个天然9点，很快我就亮了牌。盖茨把我和他的牌都押上了，在我这一边，他就赢了50万美元。
接着，盖茨把自己的两张牌翻起来看，牌点不合意，就又要了牌，希望点数能好些，但他还是输了。盖茨和庄家打了个平手。
德拉克是我认识的人中胆量最大、信心也最强的，他对这样的结果也表示满意。但盖茨不这样认为，他押注时，目的就是赢。
在晚上剩余的时间里，赌局的高潮落下了，因为庄家宣布，如果桌面上的赌注超过50万美元，他们就不能接受。但我们玩的时间还是很长，赌注的大小对我来说是适合的。说实话，赌注依然很高，我只不过拿着白色筹码跟在后面应付一下，每次押注都不超过5 000美元。
说来很奇怪，牌局继续以平衡的方式发展。多押的人差不多都是输赢相当。有一位输得最惨的，却是原本最输不起的。我离开时留下了1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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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和平时一样，我在埃德文·霍利位于五十七大街和百老汇大街之间的单身公寓短暂停留了一会儿，接着就和他乘车到市中心去。他把盖茨和德拉克来纽约的原因告诉了我。他们准备和基恩、丹·雷德、霍利以及其他几人联手抬高股市。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说话。
接着，霍利又解释说他们计划怎样吃进30万股不同的股票。一路上，他都在和我谈论联手操作的细节，这是有意让我开心，并邀请我参加。
我继续沉默着。我在想，这样一帮抱着投机目的的人联手炒作股票，说明股市已显露脆弱的迹象。来到百老汇大街20号我们公司驻地，霍利站在楼梯上问我：“伯尼，你打算占多少份额？”
“也许是25%吧。”我回答道。
霍利扬了扬眉毛：“我看可能无法满足你的要求。”
“霍利，实际上我什么也不想买。”我说，“我想的是卖出。”
我向他解释，在一路的交谈中，我一直在想着前一天晚上华尔道夫的赌局，那是一场让人不安又有教育意义的赌局。我从中看到，钱如果是轻而易举地到了人们手中，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得来的钱好像不是真的。
在打牌和赛马时，人们将很大的赌注押来押去，这说明他们所有的价值观都已经丧失了。我对霍利说，市场在这些人手里不会稳定的，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
“市场股价已经很高了，”我接着对霍利说，“如果说有什么区别，就是股价实际上过高了。”
我的话可能触动了霍利，他到底是个有判断力、有见解的人。但在那一刹那，他还是反对我的观点。分手时，他没有说看淡股市的话。
我上楼到了公司，立刻要下单，准备卖出股票。我的合伙人阿瑟·豪斯曼反对我的做法，他的态度是乐观的。华尔道夫那群看多股市的人在当天下午让我很恼火，他们要么拿我开玩笑，要么纠缠着让我加入。但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事态的另一面，那就是他们有一种不安稳的感觉。他们之所以出言强势，似乎就是在掩饰自己的虚弱面。
我通过电话告诉霍利：“和这群家伙在一起，那就是太傻了。”
“是啊，”他回答得有点勉强，“可能你说得对。”
就在他们合伙重仓买入的刺激下，股市开始上涨了，但很快又萎靡不振。
“就是让你看空的，造成了市场走弱，”这是聪明人在说，“下跌不会持续下去。”
但下跌还在继续，有一次的跌幅相当大。收盘后，我来到华尔道夫酒吧，在一张桌旁坐下，我听到一些交易员在讲着自我安慰的话。雅克·菲尔德也是站在看空股市的一边，他代表我们两个人的观点与他们交谈。对于目下的行情，我不会以此和人争辩，我只想让结果来做证明。没多大工夫，詹姆斯·基恩来了。
“先生，你对豪斯曼这家优秀的公司印象如何？”他的声音很尖厉，“一边是公牛在咆哮，一边是大熊舞动着爪子，在龇牙咧嘴地低声怒吼！”
也许将自己的损失归于看空市场的人，能让自己的伤口得到缓解。但真正让市场跌落的肯定不是我在将股票卖出，而是股票价格抬升得太高，已经超过了经济意义上能做出合理解释的高度。至于说到区别，看空者的批评意见和卖出操作，既拯救了那些赌徒，也拯救了大众。不然的话，假如看空者对本来无法支撑的行情继续走高不加以阻止，也就不能阻止算总账时本会出现的更具灾难性的下跌。那样的话，赌徒和大众的损失将更加惨重。
对于那些具有丰富经验的股市操作手来说，也很难认识到操纵只能在市场上产生有限的暂时性的效果。说到底，一直都是经济事实和价值决定着一切。做空股市的人只能在做多的人把股票推升到价格过高而站不稳脚跟时才有可能赚钱。
一直以来，看多比看空更为普遍，这是因为乐观精神是长期根植于我们文化中的一种极为强烈的传统。但过分的乐观也会造成损失，这种损失甚至比悲观情绪更大，因为过分乐观时就会丧失谨慎和小心。
要想享有自由市场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就要买家和卖家都兼有，看多做多的人要有，看空做空的人也要有。市场上没有看空做空，就像缺少了言论自由，失去了批评，对错误虚幻的乐观情绪没有人去抑制。这样，灾难就要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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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对自己的处境也开始厌恶起来。我是一个经纪人，我的职责要为别人管理投机账户。对于拒绝加入中央信托的董事会一事，我向安东尼·布拉迪做了解释，我认为一个投机者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在我看来，一个投机者应该独自踏上征途。在以后的经历中，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十拿九稳的事情”在市场上是没有的。况且，我也不希望别人依据我的判断行事，为此而承担责任。哪怕是最优秀的投机者也难免会犯错误，操作中会出现一些失误。一旦发现自己的失误，就要迅速地悄然撤出。
假如他的行为对很多人形成误导而犯错，他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他承担了责任，就要给予他人和自己一样的逃脱的机会，这也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好几次，我发现自己就处于这样的困境中，这时，我或者替所有的人行动，或者马上告诉他们我的行动计划。但承担这样的责任总让人提心吊胆。
就像前面所说的，对于投机者为什么要独自上路，我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但我这时已经感觉有些不对头。一方面我在做着自己的投机交易，同时我还在帮助别人打理账户。但要想和别人的账户彻底隔绝开，就意味着我要退出豪斯曼经纪公司，这是很难做到的。还有，如果我离开了公司，后面会发生什么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在我32岁时，曾经想象过自己一生所需的金钱，这时都有了。说实话，我每年都要花上10万美元，而且还是现金。这些钱都是在5年内赚的。
在我们家族，除了外祖父沃尔夫外，还没有谁发财致富过，这主要是指独立战争以来。而且，外祖父去世时还是个穷人。父亲和母亲家的人们生活很好，都很满足。我自己感到很困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华尔街去学习法律，做那些穷困和不幸的人的守护者。
就在那个夏天，也就是1902年的夏天，我做出决定，去欧洲，我要把事情弄个明白。
股价已经普遍高企，基于这一点，我将持有的多数股票换成了现金。我在起程前，为了把自己的资本重新配置一下，就从公司提出些钱来，存放到国民城市银行。因为忘记带介绍信，我要求见一下银行总裁詹姆斯·斯蒂尔曼。当时的银行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副总裁，他们就让我去见出纳霍利斯·吉尔伯恩。
吉尔伯恩问能帮我做些什么，我说开个账户，他问我是谁。这一问对年轻的我是个打击，我以为银行应该熟悉我的名字，因为斯蒂尔曼先生感兴趣的联合铜业和其他交易，我都积极参与过。
我感觉有些尴尬，就主动提到了咖啡商赫尔曼·西尔肯。这可能起了点作用，吉尔伯恩先生问开多大规模的账户。我掏出一张100万美元的保付支票。这张支票足以让任何一个狂妄的人看了羡慕。
妻子和我的父亲随我一起赴欧洲，同行的还有亨利·戴维斯（Henry C Davis）。阿瑟·豪斯曼认为公司正是用人之际，就引进了戴维斯，他可以告诉我们霍博肯[2]以西的美国当时发生的事情。戴维斯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美国，在豪斯曼公司表现出色，使我们对美国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要在这次旅行中报答他，让他对欧洲更熟悉，但我的努力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戴维斯随我们去了伦敦，但之后就不愿再继续走下去。他认为“我不会讲当地的语言”的地方，他都不喜欢。戴维斯对欧洲没有好感，他不了解欧洲，也不准备去了解。
戴维斯曾做过探路工，那是在铺设北方太平洋铁路的时候。对股票市场的运作他很熟悉，但又不十分热心。如果他想知道股票的跌涨，他就要把视线越过我们这些盯盘者，目光移向广阔的田野，那里就有想要的答案。我还记得有一次和他一道驾车从一片广阔的田野穿过。
“我们每年把地里长出来的连鬓胡子剃掉就可以了，”他说，“我们成功的途径就在这里。”
我和妻子和父亲从伦敦出发，悠闲舒适的旅行开始了。我们向东穿过欧洲大陆，直到君士坦丁堡。接着，父亲就一个人去了维也纳、柏林和巴黎，到那里的专业圈里访问，在这些地方他非常有名望。我和妻子又回到了巴黎。
从我个人的前途来说，在旅行后，我并没有进行深刻的思考，但我过去想成为穷人的法律守护者的想法，至此就放弃了。这是因为重回学校读书，再开始从事一个新的职业，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但自己究竟能做什么，我还是没有理出头绪。
在巴黎，我们住在里兹酒店（Ritz）。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被叫醒，是我的小弟弟发来的电报，他说我的合伙人阿瑟·豪斯曼遭受了灭顶之灾，公司处在危难之中。看了电报，我震惊得几乎瘫倒在地。
我马上从账户上划出部分资金给公司，坐上最早的船回美国。阿瑟·豪斯曼在码头接我。他告诉我，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和科罗拉多南方这两条铁路的股价巨幅下挫，他和艾德文·霍利投资了这两只股票。我接手合伙人的账户，将大量资金注入，这样他就继续持有那些股票。在我的箱子里一直存放着这些股票，过了一段时间后，铁路的情况有了改善，我才将它们交给豪斯曼，这时他就可以卖出获利了。
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用自己的信用和资金帮助豪斯曼先生度过了那段艰难时光，保住了他一生的积蓄。我很感激他，是他给了我在华尔街起步的机会。我在最初的几年挣扎时，也是他给了我同样的帮助，他给予我的或许远多于我回报他的。
我的内心正遭受着煎熬，我反复想着自己的事业该有一个怎样的转变，我终于做出决定，逐渐从豪斯曼公司退出。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难的，因为我和豪斯曼兄弟交情很深，但决定一经做出，我还是感觉轻松了很多，因为一仆服侍二主是很难做好的。现在我可以获得自由了。
我对托马斯·莱恩讲了我的想法，他表示支持。他后来还多次表示让我与他合作，但我也多次提到他当初对我的忠告，表示我要走独立自主的路。
1903年8月，我已经从豪斯曼公司完全撤出，搬到了百老汇大街111号，直到后来退出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席位，我一直住在这里。这时我虽然已经33岁，但搬到属于自己的公司，那种兴奋的感觉一点也不比玩棒球时自己打出本垒打差，也不次于菲茨西蒙对我说我具有拳击冠军的潜质，同样不次于我千辛万苦谋得的第一份工作、推销出的第一份债券和将自己持有的一份债券的息票剪下来——那是佐治亚州太平洋公司年息5%的一周抵押债券。
新公司开业时，母亲发来了贺电，我把电文装好，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她还把一只绿色瓷猫送给我，上面有些红色的斑点，现在它还在我的写字台上。父亲把他的一张相片送给我，上面有这样一句话：“让始终不渝的诚信作为你永久的座右铭。”
我给自己定下了规矩，第一条就是“不为任何人代理证券账户”。我严格执行这一准则，只有几个例外。一个是代理罗德岛参议员纳尔森·艾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的账户，我们在一家橡胶勘察和开发公司结成了生意伙伴。有一次在橡胶公司开完会，他问我，有什么办法把一些钱投资出去用来获利。我对他说，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被低估了，我认为国家经济将会复苏，这家公司将得到很多钢铁订单。他请我替他买下这些股票，我没有答应。
艾尔德里奇参议员的年岁和我父亲相仿，他曾在北方联盟军队中服役，他宽容地看着我说：“你听着，孩子，你买下那只钢铁股，把他放在我的名下。我的计划是赶上有资格知道这个信息的人，就告诉他我正在买入美国钢铁，卖单交给了你。”
我把股票买下交给他。很快，他就把自己买股票的消息告诉给一些在美国钢铁公司的朋友。朋友们都为他担心，生怕他出错。参议员说这是年轻朋友巴鲁克建议买的。
“哦。”美国钢铁的人说。我是后来听说的，他们就回答了一个字。
对于艾尔德里奇参议员的政治观点我虽然并不赞同，但直到他去世，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我发现在他的遗产中就有我替他买的股票，我为此感到高兴。
但除了几次私人的帮助外，我是不会替别人管理证券账户的。我之所以自己开公司，就是为了能够独立自主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如果出现错误，也就不会连累别人。
这些步骤一经采用，我就开始自主地从事投机交易，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影响很大，以至于我不仅不能做更多的投机交易，相反，却越做越少了。1903年秋季过后，我用在股票上的时间逐渐减少，对股市行情的关注也逐渐减少。我发现自己的注意力转移了，转向了一些新的领域，我的时间被对社会有益的事业和投资逐渐占去了。
【注释】
[1]19世纪中期，密苏里州派克县人来到西部淘金，以节俭、不赌博、不饮酒、不乱花钱而出名，便有了派克佬的外号。后来，派克佬开始用来指赌博时押注很少的人，或者在股市不敢大手笔投资的人。现在一般指没有野心或者缺乏胆量的人。
[2]霍博肯市位于新泽西州东北部的哈得孙河边，隔河便是曼哈顿，19世纪末是重要的工商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