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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购买第一个席位时，花了19 000美元。之后的两年里，公司业绩蒸蒸日上，我拿到了一笔可观的分红。权衡之后，我又在证券交易所购买了一个席位，之前的那个送给了哈迪。新的席位花了我39 000美元，代价显然大了许多，价格比上次的两倍还要多，可是我并不在乎这些。

我不断地四处寻找其他新的金融冒险机会，并且深明风险越大、收益越高之理。我对投机一直充满了自信。每当在交易所会员名单中看到自己的姓名，我就像喝了一杯醇厚美妙的烈性甜酒，精神振奋，无比满足。但接下来的惨痛教训给了迷醉中的我当头一棒——使我终于明白，赚到钱是一回事，留住钱又是另一回事。在资本市场上赌红了眼的人，想要留住赚到的钱实属不易。

我承认我犯了股票市场上最为致命的错误，即使是最业余的人犯了这种错，也没什么值得原谅的地方。一个所谓的“内部消息”告诉我说，美国烈酒酿造公司前程大好，值得买入。况且这消息来自一个与托马斯·莱恩先生关系密切的人，他说即使是莱恩先生本人也相当认同这一点。而我向来对他十分信赖，便把这只股票买了下来。

在我兴致勃勃地买进美国烈酒酿造公司的股票时，这家公司还是美国数一数二的烈性酒制造商和销售商。以前的烧酒养牛^[1]联合公司，即“威士忌托拉斯”在1893年的金融恐慌中毁于一旦，但托拉斯将美国酿酒公司遗留了下来，就像醉汉在彻夜狂欢之后衣衫不整地醒来。我听说他们正在筹划，将美国烈酒酿造公司与其他三家大型烈性酒企业合并，这一举措必然将美国的威士忌业务几乎一网打尽，在利益的诱惑和对消息来源的信任之下，我几乎毫不怀疑地将身家性命都投了进去。

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次让我真正知道了什么叫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还是怪我不够谨慎。合并的消息公之于众之后，美国烈酒酿造公司的股票却与我预期的正相反，忽然一改往日的暴涨，一下子就变得无人问津起来。在此过程中，保证金不足，我却没有一分钱的现金储备，无奈中只好卖掉了持有的其他股票。

我此前一直志得意满，为了利杰特米尔斯那桩非常成功的交易，也因为我的前途持续平步青云。谁能料到在不到几个星期后，我又从云端跌落，到了“刮桶底找酒喝”^[2]的地步。

我一心想给妻子幸福美满的生活，之前为她买了一辆漆黑的豪华折篷马车，车上有几盏吊灯，用厚玻璃制成，晶莹剔透，华美非凡。我甚至雇了两个身穿制服的男仆专门照顾她乘车出行，让她可以体面地生活，受人尊敬。而现在，我一下子经历了如此惨痛的失利。虽然我羞愧难当，却只能鼓起勇气告诉妻子，她可能短时间里都没办法“在戏院包厢里包下那两个座位”了，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奢侈梦想也都暂且付诸东流。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损失，哪怕是相对于我全部的财力而言。

我非常失意懊丧，见到莱恩先生时，老老实实地说了自己落魄的缘由。他问我：“我有没有授意过你去买那只威士忌？”

“没有。”我回答。我只是从一个和他关系密切并且喜欢我的人口中听说这只股票非常好，但却并没有亲口问他关于这只股票的事。

莱恩听了我的讲述，依然很平静：“关于我向其他任何人讲了什么话之类的说辞，千万不要理会。”他说，“只有你有权利在问我问题时知道清晰的答案。”

所谓“吃一堑，长一智”，这次的挫败让我学会了一点，那就是人们不经意间说出的一些话语可能并不是真的想表达某些意思，甚至有时候只是蓄意想把小米诺鱼^[3]引进网中，好来喂大鱼。而在这次失误中，我也无意间穿过了渔网，被渔船捞起来，成了这些无助的小米诺鱼中的一分子。

华尔街总有形形色色的小道消息和所谓的“内部”消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些空穴来风越来越不信任。

内幕信息有时很可能是个定时炸弹，时间一长，甚至连英格兰银行或者美国财政部也可能被它们蒙蔽而犯错。

关于内幕信息，一方面会有居心叵测之人用它来误导轻易相信它的人，另一方面，即使内部的人真的了解公司的运作，他们也可能因为对内情过于自信而疏忽大意，犯下想当然的错误。

人们都有这样的共性：对于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总是极其重视，即使这件事不一定是真实的。当一个人没有特别的信息来源，会热衷于研究某个形势下的经济事实，并且冷静地以此为据付诸行动。若是让这样的人得到了内幕信息，他就会因为自命不凡而对最显而易见的事实熟视无睹。这时候的内幕信息就会让人麻痹大意，让人冲昏了头脑，无法利用理性来思考问题。我见过许多这样的内部人员，他们总是拼命护住手中的股票不放，即使其他人都认为应该卖出去，这些股票毫无前途，他们依然无动于衷。

有一天，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上交投异常活跃。著名的库恩-洛布银行的奥托·卡恩（Otto Kahn）一向热衷于讲解市场上的情况。当他打算开始告诉我一些什么，不管是他真的相信的有理有据的事实，还是一些经验之下的判断分离，我都打断了他：“我不想受你说的话的影响，我想保持自己纯粹的判断，所以就别跟我说联太现在怎么样了，我会自己找寻线索的。”这么做是因为我发现，长期以来，人们依靠自己对经济事实进行冷静而客观的判断的做法显然更为可取，而流言就像风。

詹姆斯·基恩告诉我，一些与美国烈酒酿造公司有关联的人在商业上已经不择手段了，因为他们已经陷入了绝境，不可能更糟糕了。这家公司一路走来，遍历血雨腥风，有人一夕发了财，但更多人的财富也随之化为乌有。他们走过的那条路上几乎尸横遍野。我并非想用基恩的真知灼见为自己的失利寻找借口或解释，我只是想表达，在你的错误当中，其他人都是没有责任的，你永远只能责怪自己的判断。

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我的调查流于表面，被一些浮光掠影的蜃景所吸引，之后我又根据未经核实的“内部消息”采取了致命的错误行动。每一步我都违背了一个合理明智的投机者应该遵循的行事准则，因此到头来只能怪自己像前人和源源不绝的后来者一样，无非咎由自取，自食恶果。

经历了这次的惨败后，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又找回了勇气，幸运的是这勇气来得也非常及时。在我四处寻找能令我摆脱困境的良机时，我开始注意到前州长罗斯维尔·弗劳尔（Roswell P．Flower）在从事的一些事业。

弗劳尔早年生活在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农场。他自幼丧父，家中的重担都压在他一人身上。他一生都为养活自己和家人不断奔波劳碌，很少有能够消停的时候。困苦的人生经历历练了他，使他变得像钢铁一样顽强、值得信赖，也让他拥有了很高威望，以及国会议员和纽约州州长的崇高地位。亨利·克卢斯^[4]（Henry Clews）也认识他，这位金融家善于识人，他一看到弗劳尔，就觉得他像一个知书达理、身着节日盛装的农场主。

弗劳尔州长声望很高，据说他有神奇的魔力，能够让公告板上任何一只股票涨起来，只要他在“街上”反复对朋友们说某只股票不久必然溢价，很快就会奏效。弗劳尔先生也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公司高层管理人。即便是破败不堪的公司，在他引进优质的行政管理方法后，盈利总能得到提升。在芝加哥煤气公司和芝加哥洛克岛太平洋公司的时候，他都充分地显示了自己突出的经营才干。

弗劳尔州长刚在布鲁克林捷运（BRT）公司上任的时候，该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是20美元。我开始关注弗劳尔州长时，他已经接手了管理不善、经营不当的BRT公司。上任后的他向众人宣告，在胜任其责的管理层领导下，公司有能力实现盈利，提高后的盈利可以让股价名正言顺地达到75美元。这也无形之中让公司职员有了信心。他拨乱反正，针对公司的问题进行了有力的整顿，终于使得公司营业收入上升，股价也随之提高。

在弗劳尔州长的领导下，BRT公司的股票在1899年春季成为股市上的一只领涨股。看到它蒸蒸日上，我也买了几次，但随着时间的推进，我的怀疑却越来越深。直觉告诉我这只股票肯定有什么问题，因为公司的财务报表没有之前那么清晰明了了，内行人一看就会觉得隐藏了什么事情。在股价20美元时，弗劳尔州长踌躇满志地宣称会涨到75美元；待股价涨到50美元时，他又预测会涨到125美元。弗劳尔州长直到现在所做的每一次预测都一定会实现，没有一次落空。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了当头一棒，4月，股价上升至137美元，随后突然开始不断萎靡。这时市场上渐渐有了一些和我相同的看法，都认为这只股票飙升太快，涨幅太大，任何合理稳健的盈利预测都难以支撑。

1899年5月12日，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吃完早餐，读到《晨报》上的一份声明，里面写道，BRT公司的盈利毫无疑问是稳步增长的，公司前景一片光明，署名正是：弗劳尔州长。

这份声明让市场大振，BRT公司的股价又有短暂的回暖。然而，不过当天下午，证券市场就风云突变，不知何处来的利空消息突然传至证券交易所，导致这只股票大跳水。有消息称弗劳尔州长突然患病，已经奄奄一息了。那天傍晚，交易所收盘后，《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安抚股民，称州长只是突发消化不良症，并用了大字标题“前州长弗劳尔安然无恙”吸引众人眼球。然而弗劳尔先生却没能真的像上面所写的那样恢复健康，待报纸发售到街上时，他已经处于弥留之际，整个人都昏迷不醒。

后来我才了解到了事发原因。弗劳尔州长拖着疲惫的身躯去了长岛一家乡村俱乐部，他原本的计划是在和煦怡人的春风中钓一天的鱼。那天州长的心情十分不错，收竿后，他像往常一样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问题在于他在饭后竟然又喝下了一壶冰水。也许是冰水让他的食物堵住了咽喉，也许是他经年累月的旧疾被这阵冰凉激发，总之，不当的饮食让他陷入一阵急病。在挣扎许久之后，他终于支撑不住，晚上十点左右，死神悄然前来，带走了他。

恐慌随即蔓延开来。幸好，有J·P·摩根、范德比尔特家族、达里尔斯·米尔斯（Darius Mills）、约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亨利·罗杰斯（Henry H．Rogers）以及詹姆斯·基恩等人联合参与护盘，缓冲这一消息对股市带来的冲击，否则它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毕竟，经济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有传言称，有些市场上的大腕儿在股价跌至100美元后维护股价，股票出现了反弹，慢慢地回升至115美元。他们害怕引起市场的恐慌，悄悄开始撤出BRT公司的股票。在其他股票上涨的时候，BRT公司股票却逐渐滑向100美元。终于，股价在9月的某一天跌破100美元。为了让股价维持在100美元的位置，L·S·沃姆瑟尔公司一位合伙人的儿子艾里·沃姆瑟尔（Allie Wormser），想以100美元的价格买入两三千股。我几乎毫不犹豫就卖给了他。

可想而知，那些股票后来再也没有涨到这个价位。在年底的时候，BRT公司的股票下跌到了60多美元。这次股票操作，我重新把握住了机遇，赚了约60 000美元。我终于从上一次的打击当中恢复过来，重拾了一个华尔街人士该有的信心。

然而，世事总有起伏跌宕。重新找回自信不久之后，我又遇到一次至关重要的考验。我开始看重联合铜业公司，并在1901年春天（我31岁之时）和发起人准备联手抬高公司股价。这家公司在1899年成立，作为一家联合企业，它致力于实现铜业垄断，如同洛克菲勒运用美孚石油控制炼油业一样。托马斯·罗森（Thomas Lawson）1905年出版的一本名为《疯狂金融》（Frenzied Finance）的书中讲述了这次联手操作的全班人马是如何奇怪地聚拢到一起的。

一开始，马科斯·戴里（Marcus Daly）手中的森蚺铜矿（Anaconda Copper）及其他公司被联合铜业的发起人收购，总收购价为3 900万美元。根据罗森书中的描述，为了得到这笔钱，戴里和他的一些朋友收到一张由国民城市银行^[5]签发的全额支票。银行与他们私下约定，今后可以据此提出现金。

这张支票很快就能够兑换成现金。联合铜业以7 500万美元的核定股本开始了股票认购。几个人有着明确的分工，罗森负责吸引公众的认购兴趣，亨利·罗杰斯、威廉·洛克菲勒和国民城市银行的詹姆斯·斯蒂尔曼（James Stillman）这三位美国金融界的耀眼人物被宣传为铜业公司的保荐人。结果，公司的发行价为每股100美元，却还得到了超额认购。

戴里先生将支票兑换成现金，且余下的3 600万美元被打到了联合铜业公司的账户上，公司的发起人巧妙地操作没让自己冒一点风险。

这些细节在1901年春季无人知晓，然而此时的联合铜业公司发起人已经开始着手控制世界铜的供应量。到了6月，股价已经从发行价抬高到了130美元。人们纷纷预测着股价会涨到何种程度，一时间华尔街风声四起。就在这时候我遇到了赫尔曼·西尔肯（Herman Sielcken）先生。他是一位颇具盛名的咖啡商，在商业事务中，人们都十分重视他的惊人判断力。我遇到他时他刚过中年，眼神犀利，身长超过6英尺的他健康强壮、精力旺盛，有着非凡的魄力。他的咖啡生意非常成功，但为了检验自己的判断力，喜欢在股市上进行相对小规模的投机操作。

这天下午，我在他居住的华尔道夫酒店和他促膝长谈。他认为，当下铜价普遍较高，在全世界范围内限制了铜的使用，因此市场上的铜正在过剩。美国的铜出口量在下降。人们至今还记得几年前未遂的法国铜价操纵事件，并为此感到担忧。他不知不觉间就对铜业形势进行了细致清晰的阐述，并预测说，联合铜业公司试图大幅度提高铜价，这一举措最终会重蹈覆辙，归于失败。

与西尔肯先生谈话后，我认真思考，并亲自做了一番调查，结果证实了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7—8月间，联合铜业的股价下跌。后来，1901年9月6日发生的威廉·麦金利总统在水牛城遇刺事件又让全国发生了恐慌，幸好有J·P·摩根的威望和能力，才将股民安抚下来，股价暴跌后重新反弹。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做出了卖空联合铜业股票的决定。

我认为，不管为了让这只股票价格上涨，发起人会做多少事，但依据我的判断，这只股票还是要跌。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力，所以坚定不移地卖空了该股票，否则我将会损失惨重。听说我卖空了联合铜业的股票，托马斯·莱恩便来找我。他说：“伯尼，听说你在卖空联合铜业。那些大腕儿会让你好看的，你要知道。”

我不得不停下来思考。除了莱恩的话，还有一个原因。和联合铜业的大腕儿一同拉升股价的，还有詹姆斯·基恩。在重新考量后，我依然坚信，联合铜业发起人的做法违背了供求法则。铜的供应量已经超过了其需求量，它的股价必定下跌。这是纽科姆教授在市立学院对我的教诲，我一直牢记在心。所以，我还是决定继续卖空股票。

J·P·摩根安抚民心、让股价反弹后不久，联合铜业的股价还是掉回了106美元左右。此时，我赚到了钱。很快，它又涨了回去。后来，又有一个消息对市场产生了打击。先前有可靠消息称，麦金利总统遇刺后已经恢复了健康，然而在9月14日，总统却与世长辞。此时华尔街有个传言，联合铜业的一些内部人员正设法卖出股票。得知这一消息，我又小心谨慎地增加了一些空头仓位。

我的卖空让操纵联合铜业的重要内部人员气得咬牙切齿，这让我更加坚信自己已经处于优势地位。有人提醒我，如果我继续卖空他们的股票，只会得罪那些大腕，引来他们的联合对抗。我自恃年轻，对这样的威胁狂傲不惧，引用鲍勃·菲茨西蒙斯的话说：“他们体重越大，摔得越重。”还有人告诉我，联合铜业是一家有益于社会的企业，做空他们的股票会让他们崩溃垮掉，这无疑是伤天害理。

这样的妄言对我不会有什么作用。我知道，联合铜业的股价能够涨到这么高，又忽然跌得如此惨重，一是他们过度募集资本，二是操纵股票吹胀股价。正是因为经济引力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寻找它的平衡点，才让联合股票下跌。

但是，经营者总是幻想建设商业帝国，他们为了企业付出高昂代价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并不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动机不纯。然而，联合铜业的合伙人们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并不能用合理的经济因素给出恰当解释，人为地推高股价是不明智的，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所以我用自己的钱来支持自己的想法。

至于外界对我的质疑和攻击，我坚持己见，并且保持沉默。输赢是我自己的事，而我究竟是对是错，到最后自然会给出最准确的鉴定。

我在华尔街的一贯策略是保持沉默，因为我希望用自己的方式独自进行投机交易，也不希望有其他人听从我。但现在我发现，这样的态度可能是错的。也许，我应该用那些想要对付我的人使用的武器来与他们较量，揭露他们犯下的愚蠢错误，甚至以牙还牙，进行同样的人身攻击。

联合铜业即将召开董事会议，备受瞩目。人们都猜测着，他们是否会继续发放8%的股利，还是削减股利，或者不做任何决定。

这个星期注定让人心绪不宁。因为如果他们继续发放8%的股利，那么像我这样购买空头股票的人可能就会遭受重创。到了9月19日，星期四，证券市场因麦金利总统的葬礼而休市。纽约的财经记者们一致认为，股利会持续稳定。

1901年9月20日，星期五，董事会议终于召开。股市收盘后，联合铜业的股利从8美元降至6美元的消息迅速传开。在星期六的短暂交易时段中，联合铜业又下跌了7个点^[6]，收盘价险些低于100美元。我在心中默默告诉自己，整个操作的紧要关头即将到来，就在下周一。箭已在弦，一触即发。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迅速赚到了一大笔钱。母亲忽然打电话来问我：“儿子，你知道赎罪日就要到了吗？”我知道赎罪日是星期一。也就是说，它赶上了下一个交易日。

得知这个消息，我的心凉了一大截。赎罪日是犹太教圣日中最为神圣的日子，虔诚的母亲一直期盼着我过这个节。如此，我便不得不杜绝所有俗事。

我让我的经纪人艾迪·诺顿（Eddie Norton）继续操作。随后，为了止损，我又告诉另一个经纪人哈里·康登特（Harry Content），一旦联合铜业的股票涨到某个价位，就开始买入。我担心那些利益相关者会从中做出一些应变，推翻我认为的股票下跌的想法，所以用尽办法布置妥当，自我保护，以防不测。如此，我才可以安心地和母亲过赎罪日。

我告诉他们，无论星期一有什么交易上的事，无论事情是否严重，都不用找我。即使如此，星期一还是有人心急火燎地找我。此时，我还在新泽西州南埃尔北仑的房子里。朗布兰奇的那些经纪人在纽约找我找得焦头烂额，但我就是不愿意知道任何消息。下午，我和妻子到约1英里外的母亲家看望她，电话也仍然不依不饶地跟到了那儿。

夕阳西下，圣日过完，我才终于有闲心从人们那里了解情况。原来联合铜业以100美元开盘，开盘后一小时内股价下跌了2个点。后来股价反弹，直到正午还维持在97美元之上，之后股价再次下跌。如果我当时在交易大厅，很可能采取清仓的行动，那么我就得不到现在的收益。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但这只股票在下午持续下滑，最后于93．75美元收盘。这让我大赚了一笔，并且有了充足的应付反弹的保证金。

这件事使我受到了鼓舞，从此，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联合铜业股票注定会跌得更加厉害。于是，我根据自己的想法放手大胆地操作。12月，股价跌至60美元，我赚了个痛快。

我记得，在这次操作中，我赚了70万美元左右。至于在哪个价位平掉仓位结束交易，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只知道，这是我那些年挣得最多的一次。一方面，我同意母亲的要求，恪守习俗，和她过了一个宗教圣日；另一方面，联合铜业的那些大腕儿们的的确确犯了经济上供求法则的错误。这两点促使我成功地赚了这么多。

我在威士忌托拉斯股票上损失惨重，又在联合铜业股票上大获成功，这两件事都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认识：小道消息、内部消息或者他人思考的结果都不是真正的事实，在决定时不要被这些所左右。在股市上，一个人必须时刻保持冷静和客观，就像外科医生做手术时那样，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一旦事实得到确认，就要保持自信，即便发生再多的事情都不要动摇，只有这样才能对抗那些所谓的了解内情之人的意愿。

这一准则同样适用于公共事务。政府交付给我任务后，我会先毫不动摇地寻求任务所面临的形势的所有事实，查明真相后再开始行动，一旦行动便不会受他人意见的左右。威尔逊总统开始称呼我为“事实博士”。我习惯了遵从事实胜于雄辩，当事实在众人面前显而易见的时候，政务建议便自然而然地得到支持。有很多次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在“一战”期间及之后，我用这样的方式与通货膨胀做了不懈斗争，一开始朋友们总是过来向我抱怨：

“伯尼，你应该明白你的提议在政治上是不可能被通过的，为什么你就不能现实一点？”

但即便是处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也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只要针对事实摆出措施，这样就足够了。没有人能让二加二等于任何其他的结果，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不管别人如何质疑我，或者现实如何坚不可摧，我也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只要我认定了某个事实，并思考出了我认为的解决措施，就不会轻易地被别人撼动。于我而言，这样虽然辛苦一些，但是足够了。毕竟二加二，永远只等于四。

[3]小米诺鱼：米诺鱼是多种小型淡水鱼类的总称，喜群游，可做鱼食和活饵。

[4]亨利·克卢斯（1836—1923），美国金融家，著有《华尔街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