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有情人终成眷属

经过了在华尔街四年的摸爬滚打，我得到的物质回报依然少得可怜，显然跟付出的努力不成正比。这期间，我的薪资变化如同无规律的递增函数，但也只是由一周5美元涨到25美元。虽然足够我用来做点投机小买卖，但想借此大发一笔却没有一点希望。此刻，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要求加薪，于是便向阿瑟·豪斯曼提出周薪50美元。

如同猜想的一样，他拒绝了我这个要求，但表示可以给我公司1/8的股份。这让我有点意外。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我得到了更高的薪水。因为按前一年利润来计算，我的周薪相当于达到了30美元，以后业务量如果增多，我每周得到的可能还不止50美元。当时，我觉得自己赚了。

这个提议让我窃喜，便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于是，我年纪轻轻就成了华尔街证券公司的合伙人。那年，我25岁。

为了符合一所经纪行合伙人的身份和形象，我认为有必要提高个人佩戴层次。从阿尔伯特王子牌外套开始，随后又置办了一顶丝质帽子和一些饰品来搭配这身装扮。天气晴朗的星期天，我会在第五大道散散步，享受那惬意的时光。每当出门的时候，我会精心打扮一番，衣着考究，鞋子锃亮，拿上手杖，派头十足地出门去。

在公共场合散步，也不总是满心愉悦，因为会经常碰到一些其他学徒，他们大多是经纪人、银行家的儿子，手头富裕，能够随意地做一些我无法享受的乐事。我沿着第五大道欣赏沿途景色，却迎来他们一驰而过的豪华马车，常常燃起我的妒忌之火。

我必须抑制自己这种年轻气盛的想法，压制内心的怒火让自己变得理智，不去莽撞行事。如果不这样，我怕因为我对成功人士的妒火会让自己压抑，心灵受到伤害。

其实，在我要求加薪的时候，豪斯曼先生问过我缘由，我说我想结婚了。

我的恋爱对象是安妮·格里芬（Annie Griffen）。第一次遇到她还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和戴弗·申克（Dave Schenck）走在马路上，碰巧经过他继父开的一家旅馆的时候，碰到两位美丽的姑娘。他们打过招呼后，戴弗告诉我，那是他的表妹格里芬小姐和路易斯·格温登小姐（Lousie Guindon）。

格里芬小姐身材高挑，我对她一见钟情，于是开始四处打听她家的情况。我了解到格里芬小姐住在西五十八大街41号，跟她父母住在一起。我每天去第六大道上班，路过她家褐石砌的房子时，都会十分激动。她的父亲杰明·格里芬是美国新教圣公会牧师的孙辈，同时是纽约市立学院PBK联谊会的会员。他儿子跟我弟弟赫尔曼都在纽约市立学院读书，还是同班同学。

格里芬先生有个公司，主要从事玻璃进口生意。公司以表亲霍恩的姓氏结合自己的姓氏命名为霍恩·格里芬。格里芬夫人的父亲是个猪油商人。我依稀记得几年前她父亲威尔考克斯（W．J．Wilcox）的工厂被烧毁了。格里芬家境富裕，有辆体面的马车和马匹。

我从得到的各种关于格里芬的消息中寻找结识她的突破口。然而，这些消息看起来对我帮助并不大，即使我们的弟弟是同班同学，但要和她发生接触还是丝毫没有进展。我做的一切，显得苍白无力。

有一天，我经过她家门前，格里芬小姐离我越来越近。我一鼓作气地走到她的面前，绅士地举了举帽子问：“请问你是安妮·格里芬小姐吗？”

“不是。”她冰冷的回答让我措手不及，呆呆地望着她回家的背影。

这件事情过后，我很长时间无法接触到她。后来，戴弗安排我认识她熟悉的朋友格温登小姐，通过她，我们才逐渐接触起来。

熟悉之后，我便经常去她家登门造访。但她的父亲反对我追求安妮，我们之间存在着宗教差异，在他看来，这是无法逾越的婚姻障碍，最终在一起也不能幸福。所幸格里芬夫人没有持反对态度，让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安妮和她的母亲夏天通常在马萨诸塞州的匹兹菲尔德度过，格里芬先生则继续待在城里。每逢周末，我就到匹兹菲尔德去，有时会跟安妮的朋友们一起跳舞玩耍，很多时候我们会一起骑自行车去远足。

上班的时候，每当我经过她家门前，安妮总在窗前守着向我挥挥手。我们私下里还制定了联络暗号。如果她把遮阳窗帘拉上去，代表她父亲不在，我可以跟她待一会儿；要是放下来，我就继续前行上班去。

有时，我们会偷偷约在中央公园碰面，相依在公园的长椅上。我向她许诺，当我赚够可以养活我们的钱时，我们就结婚。但结婚的希望就跟我的投机小生意一样飘摇不定，行情好了希望就大了，但行情一直在变。

1951年，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在中央公园选了块地方想要建个凉亭供人们下棋，向我寻求投资，我毫不犹豫的态度让摩西颇为吃惊。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是我跟安妮常去的地方，所以才会答应得如此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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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为合伙人的第一年，公司净收入48 000美元，我拿到了6 000美元。这笔钱超过了我的预期，如果放着不动的话可能就可以结婚了，但当时我还在过度交易。当我看准某一行情时，就会把钱全用来买入股票或证券。一旦行情波动，我就被湮没在股市里。这种状况接连发生，让我得到了教训。从此以后，我都会预留部分资产备用。之前一次次蒙受的挫折让我痛心疾首，心想要是要早一点认识到这点就好了。

1897年的春天，我成为豪斯曼合伙人快要两年的光景，我四处凑齐了几百美元，如愿买入了美国炼糖公司（American Suger Refining）100股股票。这次交易成了我投机交易中的一次质的变化。在那之前，我精心并彻底地研究了这家公司的发展前景，它不再是你们所认为的赌博，而是基于众多事实数据后得出的判断和结论。

那个时候，美国3/4的食糖由美国炼糖公司提供，税后盈利达2 500万美元，给股东派发的福利一直很丰厚，但是公司也有未来能不能明朗发展的不确定性。

通称为“糖业托拉斯”的美国炼糖公司当时卷入了一场商战，与咖啡商爱阿巴柯尔兄弟公司（Arbuckle Brothers）互侵对方领域。

另一个让公司发展形势严峻的消息是公司可能遭受国会调查。当时粗糖根据从价关税进口，有传言说，这家糖业公司粗糖的进口价格被人为降低了，国会调查发现的证据表明似乎确有其事，糖业公司为此要支付200万～300万美元的税款。

换言之，我买入炼糖公司股票的时候，关税问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农民中对“托拉斯”的敌对心理尤为明显。人民党的鼓动宣传加大了群众情绪的爆发。为此，众议院讨论通过了降低食糖进口关税的法案。法案的通过必然对国内的炼糖企业造成打击，外来的竞争使得这家糖业公司股票大幅下跌。

参议院对关税征收进行多方讨论，如同我预想的一样，通过的法案实质上使关税税率没有发生变化。因为，以农业为主的西部地区觉得关税有利于国内甜菜种植者。随之，美国炼糖公司股票一直飙升，9月初到了159美元的高位。

我通过各种方法利用这只股票上涨的钱去买进更多的股票，让自己一直处于随时盈利状态。当我手中的股票全部抛出时，我用先前的几百美元获得了约为60 000美元的利润。此时，我感到无比自豪，感觉自己就是心目中的克罗伊萨斯（Croesus）^[1]。

赚到钱的喜悦让我迫不及待地给安妮打电话，欣喜地告诉她，我们可以结婚了。显然，我忽然大赚一笔对她而言有点难以接受，她担心突然飞来的钱也会稍瞬即逝。我向她保证，这钱只用来结婚不会用在投资上。于是，我约她晚上见她父亲，告诉他我们结婚的事。

格里芬先生对我的接待礼貌而周全，但对结婚的事还是拒绝得很决绝。

他说，在来过他家的年轻人中，他最喜欢我，但我跟安妮都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他觉得宗教信仰的不同是将来破坏我们婚姻的利刃，我们以后不可能过得幸福。

这番话我如实告诉了安妮，但丝毫没有扭转她要嫁给我的决心。于是，我们把1897年10月20日定为我们的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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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炼糖公司的股票套现后，立即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购买了个交易席位，花去了我19 000美元。把这告诉母亲的时候，她很开心，骄傲地称赞我：“你会越来越棒，前途将一片光明。”

那晚，我跟母亲玩了单人纸牌游戏。按老式打法，我玩牌，母亲洗牌、发牌。午夜过后，哈迪来了，为了跟奈瑟索尔小姐谈续签合作的事情，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气鼓鼓地走掉了。

为帮助他走出困境，我提议他如果愿意安心做交易，我的交易所的席位可以送给他，当时席位的一些手续还没有办完，还没有归到我的名下。他欣然接受了，结束了无望的演艺生涯，开始了稳定的生活。

当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时，才为自己做的事后悔莫及。如果当时认真考虑，考虑自己失去这个席位会怎么样，就不会这么草率了。此时的内心表明了失去这个席位很痛苦，漫漫长夜却无法成眠。良久之后，我决定再买一个席位来消除我内心的挣扎痛苦。

我跟安妮如期结婚了，婚礼由格里芬先生的一个亲戚理查德·范·霍恩主持。霍恩博士有着典型的牧师形象，并不高大的身材，络腮胡子贴在他慈祥的脸上。他为人善良，做事考虑周全，婚礼开始前，他告诉我打算带我去一些地方，满足我作为新教圣公会教徒所憧憬的婚礼仪式。对婚礼仪式这件事，我不是很在意，于是告诉他随意一些，按平时主持的那样就好，并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跟安妮蜜月旅行到了华盛顿，由于总是晕船，坐船去切萨皮克湾边的老波因特康福特海峡时，都不能好好享受旅途风光。随后，我还带安妮看了我的出生地卡姆登镇。

旅行结束，我们回到纽约，与我的父母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他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小家，过得幸福快乐，小家安置在西七十大街51号。我跟安妮的住所也稳定了下来，在西端大道345号租的房子，很小却很温馨。1899年8月，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小宝贝，父亲给接的生，取名贝尔。

后来，我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房子很宽大，交通便利，在西八十六大街351号。有轨电车每天穿梭在这里，小伯纳德在这里呱呱落地。一个彼得·米纳弗的电车司机跟我们很聊得来，经常来家里做客。寒冷的冬天，我常常泡一杯热咖啡让他暖暖身子。我们在一起相谈甚欢，其乐融融。小伯纳德很喜欢他，3月17日每逢小宝贝生日，彼得总是穿着正式，给儿子一枚金币贺生。

我们后来相继搬了两次家，最后定在第五大道，离八十六大街拐角很近。

到我们最后尘埃落定，顺利结婚，安妮无怨无悔地等了我很多年。我内心一直感到愧对她，于是总是买各种礼物补偿她。她真的是值得我用一生去疼爱的好妻子。有一次，她责怪我，让我不要一直给她买昂贵的东西了，她说想要的幸福一直都在。妻子的深明大义让我很感动。

格里芬先生虽然到最后也没有同意我们结婚，但是结婚一段时间后，看到我跟安妮生活幸福，他也从内心接纳了我们的婚事，并为他之前的错误想法而感到抱歉，很后悔没去参加我们的婚礼。

跟安妮婚后的时光总是幸福美满的，我们尊重彼此的信仰，互相陪伴，我去教堂参加周五晚上的礼拜仪式时，妻子总是陪同我。这么多年，她也坚持自己去教堂。我们每天遵循着自己的宗教习俗，互不干涉。

私下，我跟安妮在孩子宗教信仰上达成一致。两个女儿贝尔和蕾妮按照她们母亲的宗旨信仰接受洗礼。儿子小伯纳德，我们采取由他自主选择的方式，等他长大有了自我判断选择能力的时候，遵循他选择的宗教信仰。

在宗教信仰这个问题上，虽然我一直无法说服自己认为别人的信仰是正确的，但我有着自己的准则，任何人都有信仰自由权，我不会去强求他们，去影响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我在内心认为，在对上帝的感知上，男人与女人存在差异，都有着自己的判断倾向，我们能做的是无论别人怎么选择，我们都要去尊重他人的信仰。

【注释】

[1]克罗伊萨斯，古希腊财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