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在经验教训中成长
股票市场对一个人性格的作用往往比人们想象的要大，我自始至终都觉得这种影响有些不可思议。
我年轻的时候，初入华尔街参与投机，对很多事情都一知半解，但即便如此，我也很快就得知，人们到底愿意多么不择手段，藏了多少鬼蜮伎俩，只是为了探求股票市场上一些“内幕消息”。他们总是对你笑意吟吟，盛情约你出去玩乐，告诉你这顿饭他们请，问你这场戏口碑很好，你是否愿意与他们一道前去观看，还邀请你到他们自己的俱乐部和乡间的家中做客。如果你认为他们是真心地想与你交朋友，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总有一些精心设置的问题，他们会在漫不经心间问出口。要发现他们其实是在打探消息很难，因为那些问题往往插在寒暄间，或者在对某些完全无关的事情的评论之后，交谈的最细微处。他们提问的时候连语气都不会变，你还没反应过来，可能就已经把一些重要的事情说出口了。
特拉普派修道士[1]在潜心修道的过程中恪守沉默，对任何不必要的谈话都三缄其口。我小时候在书本里读到有关他们的事情时，万万想不到等我步入华尔街之后，竟然会将他们视为榜样。因为在对话间能被用到的花招实在太多了，为了防止祸从口出，我宁愿一句都不说。但即便如此，单纯的沉默都很可能被误读为隐藏着某些重要的市场信息。
那些索求投资建议的信件经常雪片般飘来，将我家的信箱淹没，甚至就在我此刻写下这段话时。那些寄件人与我素昧平生，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样貌长相。有一封邮件里甚至夹带了厚厚一沓15 000美元的现金，它们来自一位孀妇，她在信中询问我：“这笔钱我究竟应该立刻投资，还是再过一段时间，等我攒下更多的钱再说，以保障我暮年的生活？”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出现频率非常高的问题，比如：
“现在的年轻人白手起家，是否也像您当年那样在华尔街发一笔横财那么容易？”
“你到底是如何发现1929年的时候，股价已经高于正常水平的？”
“我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不再允许我从事体力劳动了。请问有什么投资是绝对安全的，可以让我放心地把毕生的积蓄都投进去吗？”
“您能给我一些投资上的建议吗？我有一笔资金，甚至不担心它们会亏损。”
从上述问题中可以看出，对这些人来说，股票市场是个非常神奇的地方，无异于中世纪炼金术师的那些点石成金的魔法，好像当他们走进去，再出来时，就会摇身一变，家财万贯，衣冠楚楚。当然，如果魔法石真的存在，我大概也会趋之若鹜——在股市中，华尔街上，这就表现为许多人将希望寄托于所谓的“内幕消息”之上，指望着一朝一夕就能从贫穷变得富裕，并且不用担心那些使别人倾家荡产的商业风险。而另外那些，像我一样真的发了财的人，并不仅仅是因为运气过人，我们在实践中磕磕碰碰，积累了一套关于投资和投机的行动技巧，直到今天仍然适用。
华尔街被许多人视为一个巨大的赌场，然而事实上，股票市场和装有空调的跑马场迥然不同，前者要残酷得多。但不管我怎么劝说，鬼迷心窍的人是不会回头的，因此，在大多数时候，我都不愿意在这件事上多费口舌。
股票价格——当然，还有商品、债券等的价格——之变化多端，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可以说世界上的所有人、任何事都与股票息息相关，无论是新的科技发明、货币的价值波动、天气异常或正常、战争的威胁或是维持的和平，无论它们在多么看似毫无关联的地方发生，实际上却都有可能超越时间和空间，在股价上产生作用。说股票市场是反映我们社会文明的一块晴雨表丝毫不夸张。并且，这种影响是绕不开人的因素的。要记录股票市场所产生的波动，往往不是通过事件本身如何，而是人们对这些事件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就像地震仪在地震时显示出急速摇摆的波纹那样，只不过在华尔街，这座巨大地震仪是由数以百万计的一个个男人和女人构成，它的运行原理，则是人们对这件事将来的走向的理性的感知与预测。
可以说，人才是构成股票市场的最重要部分，在努力阅读未来的正是人类本身。人类根深蒂固的欲望让他们对某件事情孜孜以求，而这种特性又使得股票市场充满了戏剧性和斗争性，男人、女人在这座竞技场里进行较量，手持他们相互冲突的判断作为武器，利用对手内心中的希望与恐惧彼此竞争，学习运用自己的优点，针对他人的弱点，这一切都是基于他们对财富的贪婪之心，或者换个说法就是理想抱负。
这些都是我后来才明白的事情。初到华尔街，我只是个办事员和跑腿的，几乎把该犯的错误都犯了一遍，甚至因为年轻人身上常见的野心勃勃、精力充沛与眼高于顶，我实际做错的事情还超过了所有错误里那些能够被原谅的范畴。纵观我在华尔街的整个生涯，可以说就是一个在人性上接受教育的漫长过程。那些我慢慢体悟到的知人识人的方法，远比投机技巧要重要。
因为金融知识只适用于特定的领域，而人性却是在所有人类事务上都相通的。随着我的事业逐渐转向公共生活领域，我越来越感激自己还是一个投机者时，在华尔街上所学到的关于人的事情。后来，当我站在股票报价机器边上俯身查看今天的报价行情时，当我在白宫中面对众人视线发表演说时，当我出席战士理事会、当战争结束之后我去参加和平会议、当我在全心投入获得利益时，当我设法控制原子能的运用时……我发现无论在哪儿，人性都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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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的时候，我到位于交易大街52号的豪斯曼经纪公司工作，这时才算真正在华尔街有所起步。惭愧的是，我能去这家经纪公司工作主要也是通过母亲的努力，就和我得到的第一份工作一样，她在从事慈善事业的工程中结交了德弗雷斯，在为雅各布·西弗创立的蒙特菲欧之家募款时，她协助德福雷斯先生共同打理展会，获得了这位先生的赏识。后来，我一从科罗拉多回到纽约，母亲就介绍我专程拜访了这位德弗雷斯先生，他又把我推荐给了阿瑟·豪斯曼（Arthur A．Housman）先生。
豪斯曼的弟弟克莱伦斯是个温和的小胖子，当年我刚刚来纽约时，就是他每天接送我上文法学校。我每天还和他一起工作，当然，他是公司的记账员，而我是个小办事员、跑腿、校对员和办公室勤杂工。这份工作每周能拿到5美元，这在我这个年龄是很好的薪水了。
为了对得起我的一系列头衔和算得上优厚的薪水，每天我要早早地打开办公室。首要工作是确保豪斯曼先生的办公桌整齐，墨水池、墨水笔、吸墨纸都在顺手的位置，否则豪斯曼先生就会说：“今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呢？”然后，我要为亲爱的克莱伦斯把账本从保险柜里取出来，摆在他的桌上。然后，我的工作就剩下誊抄信件并编索引，帮着他们编制公司月度报表。最麻烦的是有别的公司的跑腿的过来，我就得追着查问那些没完没了的事情，这可让我很不开心。
股票清算所在当时还没诞生，我们就得跑着到处送股票，一般得在第二天下午2：15以前送到。当时好多经纪人事务所都密集地挤在交易街西北角的百老汇大街上的一栋高楼里，人总是非常多，我们为了赶时间，在楼梯上匆匆忙忙，横冲直撞，衣服之间发出摩擦的声音。股票总是被捆成一大把，我们没多少时间逗留，总是不等回应就把它们递进出纳员的窗口放下，随之才大喊道：“麻烦给豪斯曼开支票。”解决之后，马上就又匆匆赶往下一家。
一天，我在杰维特兄弟公司（Jewett Brothers）遇到了一些麻烦。我到那儿送完股票之后，因为等不及，先赶到别的地方去送股票，完了之后才回来取杰维特公司开具给豪斯曼公司的支票。
还有许多跑腿的男孩也正巧站在出纳员的窗口等着票据，但我的个子比他们要高，视线可以越过他们的头顶看到窗口里面。我本来努力想插进去，还是被一个男孩子挡住了，我隔着他就朝出纳们大声喊道：“请问豪斯曼的支票在哪里？我回来取了！”
过了一会儿，没人回应，我就又大声叫起来：“出纳员先生，麻烦快点儿了！把豪斯曼的支票给我吧！”
出纳员听到了，抬头看我。在我眼里，他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他冷冷地说：“给我从凳子上下来。”
我觉得好笑，回答道：“可我没站在凳子上啊。”
“礼貌点，孩子，小心我出来给你几个耳光。”出纳员说。
我笑了：“你认真的吗？”
过了一会儿，门真的开了，出纳员气势汹汹地走了出来，后面甚至还跟着杰维特公司的两个合伙人。结果，他们看到了我6英尺3英寸的身高，全都惊呆了，打量了一遍我的全身，然后感叹道：“天哪！”
我们全都放声大笑，出纳员和合伙人又回到了房间里，很快我就拿到支票离开了。后来我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后，有时候还会遇到杰维特公司的那两个合伙人，他们看见了我，都会笑着对我说：“从凳子上下来。”
当时我不满足于一直做这些跑腿的活儿。我想试着爬到记账员的位置上，我以前就为父亲管过一些账目，但为了学到更多东西，还是报了一个教授簿记和合同法课程的夜校。我在里面学会的东西直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你要是给我一套复杂的账簿，我根本不用别人帮忙，就能自己查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信息对证券交易来说实在至关重要，要是你想投资哪家公司，最好对它的情况了然于胸，这是我从科恩公司的事情中得到的经验。
因此，在豪斯曼开始工作后，我隔三岔五地读一读《金融年鉴》（Financial Chronicl），《普尔手册》（Poor's Manual）也总是放在手边。一有空，我就会随手翻阅这些介绍各种公司的书籍，强迫自己把它们的具体情况装进脑子里。
只要我闭上眼，整张美国地图就能够浮现到眼前。美国所有重要铁路的运行路线我全都熟悉，甚至包括它们获得的主要收入是靠运输什么种类的货物。我可以推算出一片新的矿藏的开挖，或是新的住宅区的建造具体会影响到哪些铁路的兴衰；要是某些地方发生了干旱、洪涝之类的自然灾害，我也可以非常迅速地反应，周边究竟哪些地区会受到比较大的损失。后来，我在电视里看到那些答题得大奖的智力竞赛节目，有的答案我甚至不用回忆就能脱口而出。要是早几十年有这种节目的话，我大概都不用做别的什么，只要一直答题，兴许就能轻轻轻松地挣到许多钱了。
除此之外，我获得消息的渠道还有“听”。因为我的左耳听力很差，所以我就单靠一只右耳，全神贯注地倾听身边发生的各种谈话。我很早就发现了，比起很多地位同我有天壤之别的杰出人士，我对留心听取一些街道上的谈话，反而要擅长得多。传到我右耳中的各种声音，让我对这条街上发生的大事小事都看得更加清楚了。
在大家的眼中，我渐渐成了一个消息灵通的家伙，给人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不管身份高低，下至负责跑腿的人、小职员，上至一些公司的初级合伙人，一旦有什么事情想打听，都会来找我。也正是因为我知道的这些东西，对我这个小职员来说高攀不起的一些精英人士，都常常来找我问问题，他们似乎也不太热衷于查阅书籍寻找答案。
这就是我与米德尔顿·斯库布雷德·巴里尔结识的契机；对股票投机来说，他实在算不上什么专业人士，但他却能在股票市场里不断盈利，非常难得。青年巴里尔当时在他父亲约翰·巴里尔的律师事务所里从事法律工作。范德比尔特家族是他父亲的法律业务客户，而他是豪斯曼公司的客户。有时候他会来我的办公室闲聊，他对我桌面上的《金融年鉴》和《普尔手册》不太感兴趣，但是经常问我一些问题。
这些大人物向当时还籍籍无名的我咨询，让我颇为得意，不是每个华尔街的新人都能有这种境遇的。当然，成为大家的询问对象并不仅仅能让人面子上有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对市场参与者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信息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同时也更加热情积极地向更多我不知道的领域求知。
在大多数稀松平常的日子里，我独自吃饭，一般只点得起一份三明治加上一杯啤酒。但有时候，巴里尔先生会邀请我出去吃午饭。在这些时候，我兴高采烈，不必再为少得可怜的工资考虑，在午餐吧点上一份烤牛肉和土豆泥，大快朵颐。老联合交易所位于交易街西北角的新街上，那座楼的地下室就是我们常去的午餐吧了。
我不常对别人感到羡慕，只有在午饭时间，看到其他跑腿儿的人坐在餐厅里，面前摆着一份丰厚的午餐，我才会从心底涌出一丝酸涩的妒意。他们大部分都毕业于哈佛或者耶鲁，还有一些是知名金融家的儿子，而我没有漂亮的学历，也没有富裕的家境，哪怕我想要的只是一份美味的午餐。
在我的朋友里，詹姆斯·基恩是我所见过的最出色的投机家之一，他的水平比几乎所有的其他投机者都要高出许多。正是通过巴里尔先生，我才与他相识。基恩对赛马非常着迷，而且自己也拥有一匹高大威猛的马，他给它起名叫作“多米诺”。他非常看好这匹马，准备把它送到科尼艾兰去参加比赛，并对它下注，借机大捞一笔。然而詹姆斯·基恩担心这笔巨款赌注会泄露出来源，从而影响原本的赔率。巴里尔就向基恩提到了我，觉得我是替他完成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
我忐忑不安地到基恩先生在百老汇大街30号的办公室里去见他。在过去的几天里，我查了一些关于赛马的知识，对整件事有了一定的了解。基恩先生也确实问了我几个问题，幸运的是都没有超出我的准备范围，于是他认为我有能力胜任这次赛马押注的工作，就将几千美元的现金装进袋子里交给了我。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现金。以前我也参加过赛马，但在一匹马身上下的赌注往往只有几美元，聊以消遣而已。第二天我就坐上火车，赶到科尼艾兰，非常利落地给基恩先生的马投了注，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更不会有人能猜到这笔钱的来源。
那匹马确实没有辜负基恩先生的期望和这一大笔赌资，在比赛中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赛马。回去时，我在三十四大街乘坐渡船前往城区，一路上提心吊胆。当时我身上全都是钱，纸钞塞满了我的所有口袋，把它们撑得鼓鼓的，非常明显。在这种时候，大概没有人不担心会遭遇某些突发事件，比如头顶突然挨了一下之后就不省人事了，醒来之后身上已经什么都没了。
那天风还挺大，波涛拍打船头，发出阵阵响声，我在颠簸之中抱紧身上的口袋，脑子里不断设想着要是船翻了自己该怎么保护好这些钱逃生。要是真的落水了，我要远远地游开，绝不靠近沉船和那些落水的人。我扣好了每一颗扣子，又一再地检查，然后抱紧双臂。这些都反映了我当时完璧归赵的决心，如果弄丢了这笔钱，我没法子跟基恩先生交代，也赔不出来，但向来我的性格都不允许自己到处搜寻借口，为自己犯下的错误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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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年轻的时候，股票市场还没发展得像现在这样成熟，你要是想买股票，只要付给经纪人公司买入股价的1/10到1/5作为“保证金”就行了，剩下的那些钱都由经纪人来出。当然并不仅此而已，如果那只股票不幸跌价跌到连保证金都拿不回来，你也没法子攒到钱作为追加的保证金再投进去，经纪人就会把它们全都卖掉，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说是血本无归。而如今这个时代，在证券交易所买卖股票的门槛变得高得多，你需要投入的实有资金高达买入价的70%，是以前的好多倍。
等我工作了一段时间，攒够一笔小钱，就到百老汇大街上的豪尼格曼-普林斯公司（Honigman and Prince）开通了一个保证金账户。账户里没什么钱，所以我买卖的股票数目也很小，一般在联合股票交易所一次只买卖10股。
我青睐的股票范围非常集中，大部分是一些铁路公司的股票，处于破产管理人的监管之下，此外还有一些散的工业股。它们偶尔也会让我赚到一些钱，不过，在这行里，任何刚上路的新手都有机会赚到钱的，与其说是依靠丰富的经验与精确的判断，倒不如说这么得来的财富就像早上出门时阳光灿烂一样，全凭好运气。而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幸运之神真的时常前来敲门。于是一些人产生了错觉——天气永远会这么晴朗下去——他们变得更胆大，以及更鲁莽，被贪欲和泡影般的短暂成功冲昏了头脑。然而要是遇到了亏损，他们就更睁不开双眼了，只是越陷越深，越陷越深。曾经我也是一个这样的年轻人，因为手里几百元的利润沾沾自喜，不知缩手，最后反而赔光了所有的钱，甚至包括最开始积攒了许久的本金。
我赔掉的钱里面甚至还有一部分属于我父亲，这才是最让我懊悔不已的事情。当时，我看中了一只高价有轨电车线路的股票；而且这并不是无端的信任，我确实调查过了，结果显示这条线路将伊利湖中普特因贝上的一家宾馆和陆地连接了起来，所以我才会认为它能够盈利。但我会在茫茫的股票之海中注意到它却是因为约翰·凯洛瑟尔斯（John P．Carrothers）。我和父亲在1890年去欧洲探访祖父祖母，在回美国的轮船上与他结识。当时他就在经营一家自己的公司，为人正派，谈吐不凡，极富人格魅力。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后来在华尔街重逢。他给我推荐了这只股票，并向我介绍它未来的非凡前景，说实话，他说得有些夸张。但之前在股市里的几次小得意让我错觉自己会一直这么一帆风顺下去，再加上值得信赖的约翰·凯洛瑟尔斯，我觉得发财致富近在眼前，就说服父亲也往里面投资。我父亲非常信任我，出了8 000美元，这笔钱在他一生的积蓄里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一段时间之后，股价跌至谷底，我变得几乎身无分文。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深陷在自责与痛苦当中，我自己倒是不介意重新一无所有，但让父亲也遭到了一样沉重的打击才是最令我内疚的。我父亲对我是如此宽厚，竟然丝毫没有责备我，反而安慰我一次的失败算不了什么。他对人的道德、价值等品质的关心，要远远超过对金钱的在意。
后来，我又重新看中了田纳西煤铁公司的股票，可惜手上凑不出500美元，我告诉母亲，要是有的话我一定能赚到些钱。
我母亲极力劝说我向父亲求援。
但当时离我买卖有轨电车股票受挫没过去多长时间，我告诉母亲，出于一个青年的自尊心，我是不会向他开口要一分钱的。
然而，母亲回过头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一天，我在公司，突然被通知有人来找我，我打开门一看，那人正是我的父亲。他掏出藏在上衣口袋里焐热了的500美元的支票递给我，我呆住了，如遭雷击。记忆总是那么脆弱，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有没有接受那笔钱。然而，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拿没拿钱的细节，而是我的疏忽大意让父亲的半辈子辛劳的积蓄打了水漂，他却仍然选择相信我、支持我、帮助我。我暗自下定决心，发誓永不再让他失望，我父亲对我的厚望与爱意，激发了我身上所有的冲劲。
刚出事时，我甚至想过离开华尔街，放弃金融，我过去的雄心壮志失去了自信作为支点，整个人似乎变成了一架天平，不管谁轻轻用手一碰，甚至一阵微风，都会使我突然偏离原来的事业路径。而我父亲是个温柔敏锐的人，对他人心情的体察细致入微，他感受到了我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并安抚了这些情绪。
有的人跟我遭遇了一样的困境之后，可能会变得更加大胆，将一切抛诸脑后，寻找风险最大、回报也最丰厚的道路，而我正相反，变得小心翼翼，若非反复权衡，不敢再妄下决定。但我也因此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这之后，我不管遭遇了什么样的失败，都会在事后仔细地寻找原因，分析清楚到底哪些地方与我的预想不符。哪怕我真的成了富人，不再需要死抠每一笔金钱，也没有摒弃这个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跟随我的习惯。而且正相反，当我在股票市场操作的金额越来越大，这个习惯也随之越来越深入，什么样的成功带来的得意都无法动摇它。
我每次做完一个重要的决定，或是结束了一笔重大的交易，都会暂时地离开华尔街，找到一个安静的所在，让自己能够拥有清晰的思路回顾之前的一切，尤其是当股票市场的形势露出了经济萧条的端倪，我就加倍小心缜密，不放过每一个可能藏着纰漏的细节。而一旦真的有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任何借口都没办法让我原谅自己，哪里思虑不周将会使我铭记许久，始终警惕着相同的错误再度发生。
其实，不管从事什么行业，不管是在私人事务当中，还是从事社会公共事务，不管对谁而言，这种不停地回头进行自我反省的习惯都能带来相当大的助益。错误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可能甚至比正确还要多，比如避免重复地犯错，比如我们越是了解自己身上的缺陷和弱点，也就越能够理解他人的想法与行为。反思还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一些突然发生的陌生状况，这种时候，闭上眼睛问清楚到底是该像之前那样盲目地照着既定路线飞速前进，还是对行动的方式、速度、目的进行调整或改变，毫无疑问是明智的，能够避免许多岔道与碰壁。人们似乎很容易就把充沛的力量和精力徒劳地耗费在一些对问题本身没什么作用的细枝末节上，却无暇剖析其本质与核心。
其实，要思考清楚我做事情的时候究竟有哪些常犯的问题也并不算太复杂，因为我年轻时候所有的错误，都可以被归为两种。几乎没有一个投资者能够绕开这两个错误，至少我见过的里面没有。
第一个错误是，我对自己手里头正在交易的证券知之甚少；甚至有时候，我对一只股票仅有的了解就是它的名字，而事实上，一家公司的盈利状况、经营模式、行业前景，甚至管理层的人选，对股价的涨落都有重大影响，都是我应该去探知的。
第二个错误，也是我犯下的主要错误：好高骛远，手上没有多少资金，却妄想迅速挣到大笔财富，高于自己的财力进行证券买卖。最初我踏入证券市场时，真是可以说把全部的钱都带在了身上。我能够交给经纪公司的保证金微乎其微，这也意味着一旦股价波动稍大，我的股权就会泡汤。那是真正的投机，跟赌博没有什么区别，这一只股票上涨，那一只股票下跌，对一个没什么信息来源的年轻人来说全凭上帝的旨意。当然，有时我也会下对赌注，然而那些看起来没在上涨的股票对我来说仍然摇摇欲坠，因为我随时有可能血本无归。
1893年，美国经历了一次金融恐慌，经济形势很糟，很多工厂和矿山都破产了，留下一片空寂无人的废墟，就连全国铁路里也有很大的一部分被破产管理人接手了。直到两年过去，1895年，人们才从恐慌中脱身，看见了未来迷雾中的一丝希望。这是美国经济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在金融气氛又温和下来的时候，我在豪斯曼公司已经成为一名债券销售员了。
我一边继续着小额的投资交易，一边在公司兼职做客户管理的事务。此前，我从没亲眼见过经济萧条的景象，不知道这种颓势大概还会持续多久，之后又有什么会发生。
大多数人都被不断走下坡路的生活消耗得筋疲力尽，认为好日子可能永远都不会重新降临了。但我隐隐地察觉到，就在不久的将来，一定有许多挣钱的机会纷纷涌现，填补上这段时间的空缺。事实终将证明我是对的，他们确实被灰蒙的现实遮蔽了视线，如果能透过那曾悲观的雾霭，未来的光芒将会使你忍不住眯起双眼。
我之前就从书本、传闻以及亲眼所见之事里，知道了那些金融巨头和产业巨人发迹的方式之一，就是在萧条时期私下收购一些资产的廉价股份，然后只需要坚持到经济繁荣时期再度回归。那些资产虽然暂时失去了偿债能力，让持股人也随之暴露在亏损的风险里。然而你永远可以期待，有一天，正常的经济秩序恢复了，美国又回到了原来飞速发展的状态，在能力很强的经理层专业人士的管理下，公司会恢复活力，那些你低价购买的股票也终究会回到正常的价格上，让你几倍甚至几十倍地赢利。
而且，我也相信国家是不会对这种经济形势放任自流的，我的成功指日可待。
我对铁路的热爱从孩提时代起就根植在了心里，当时我在温斯伯勒的外祖父家里住过一阵子，门外就是铁轨，货运火车每天都铿锵铿锵地开过，然后消失在地平线上。车上的司机也许真的记熟了我，又或许只是出于对陌生人的热情，经常远远地朝我挥手。铁路将遥远的城市与你连接起来，无论建设和运营都那么浪漫。
根据我的判断，现在这个时期，全国铁路毫无疑问被过度建设了，那些不必要存在的线路就会被整合改造，被更高效、优质的资产所吞并。所以我的当务之急，就是找到那些能够挺过重组的证券；而这件事的棘手之处在于，最终存活下来的证券固然会带来巨大的财富，然而，万一它们的公司不幸破产，那所有有价证券都会变成废纸，唯一的结局就是被扔进垃圾桶。可以说，我站在人生道路的抉择点上，天堂和地狱可能只是一念之差。
之前我犯过的那些在证券选择上的失误，让我这一次更加细致而谨慎地开始研究起各家铁路公司的经营情况。我拿了一个黑色封皮的小本子，把那些处于重组过程当中的铁路公司列了一个清单。里面有一些公司发行的证券有很大可能值得投资，说不定上面的哪一个名字就将使我成为富翁呢。我还在它们的名称后面巨细无靡地写下了自己对未来的预测，以及操作步骤，既为了方便查阅，也算某种对自己的考验。
我先是卖出了纽黑文铁路公司的股票，然后买入了理查蒙德西点铁路公司的股票。后者在重组之后，并入了现在的南方铁路系统公司。这一切我都记录了下来，后面还有一些我对艾托桑铁路公司（Atchison，Topeka ＆ Santa Fe）和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的分析。但我所记载的最有用的信息，是这一条：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很有潜力，如果它以当时通行市价被收购的话，一旦走出破产托管程序，规模不会比原来小，而投资它的人就会得到一倍的投资回报。事实证明，我确实有一些目光独到的地方，这个判断后来应验了。
但不管我把这些铁路证券研究得多透彻，都必须考虑另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我身为一个无名小卒，怎么说服别人去购买这些证券呢？这比一切技术问题都要难。当时，经济依然很不景气，豪斯曼又是个没有足够说服力的小经纪公司，最重要的是，我看好的所有铁路公司损失都非常惨重，处于无力偿债的胶着状态，什么人敢在这样的情况下冒险往里投钱呢？就算是在经济繁荣的时期，那些投资人就已经十分谨小慎微了，碰到现在这个时期，当然更提心吊胆，生怕因为一点点风险就陷入万劫不复之中。
我也没办法从信任我的人里找到机会，我身边根本没什么还有余力进行投资的富人朋友。于是，我只好借了一沓工商企业名录，一页一页地搜索，像大海捞针一样，找里面可能投资的人。我翻看得眼睛都花了，最后挑出了几十个名字，给他们每个人都写了信。我先打好草稿，然后用最标准的字体一笔一画地把信誊抄完毕。信寄出去后，我零零星星地得到了部分人的回信，然而答复却全是负面的。
但我并没有彻底失去希望，每天在证券交易所闭市之后，我都会到百老汇大街，挨家挨户地叩门，走进每一家公司，试图向他们推荐我看中的股票。日复一日，我无数次想过放弃，特别是被人赶出来之后，我走在每个人都神色漠然的街头，觉得自己像一只丧家之犬。但第二天，我仍会踏上那条路，继续尴尬又坚持地在那些陌生公司的门口驻足。我都数不清自己在百老汇大街上到底走了多少英里的路程，鞋底被磨得多薄，然而谢天谢地，我最终还是做成了第一笔交易。
詹姆斯·泰尔考特（James Talcott）是第一个接受了我推销的证券的人。他生得高大结实，看起来强壮有力，凹陷的脸上长满的修剪得当的灰白胡须，又为他增添了睿智和精明。他的外形就是那种最典型的苏格兰商人形象，与他的干货商代表人物的身份不能更相符了。那天的推销情形我依然历历在目。我本来没抱太大见到他的希望，但还是不太想放过每一个机会，虽然他的秘书早就不耐烦地多次拒绝了我，我仍然站在外面，想等他离开办公室，至少要亲眼见他一面。他终于出现在了门口，我急忙上前拦住他，向他介绍了自己。他只是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走开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厚着脸皮跟在他身后，不停地说明着我想卖给他的股票和我推荐它们的原因。我回忆着过去学会的所有演讲、说服的技巧，并努力将它们运用得毫无痕迹。我自认舌灿莲花，泰尔考特却显然越来越烦躁和恼火了，皱起眉头，不断地摇着头，说他对我说的一切都毫无兴趣。但可能是被我纠缠得烦了，他最终还是答应买下一只俄勒冈大陆运输公司发行的一只债券，年息6%，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的价格应该是每份78美元。
我每卖出一份债券，豪斯曼公司就会给我1．25美元的佣金。但盯着这些小钱也未免太过短视了，我真正在乎的东西是未来。如果那些股票真的如我预想的一样升值，那些人可能就会开始信任我，采纳我的建议，从出于厌烦而掏钱的买家变成稳定的长期客户，这比短期内赚到佣金显然要重要得多了。
果不其然，俄勒冈大陆运输公司发行的债券成功地逃过了当时公司进行重组的影响，存活了下来，价格也水涨船高。借此我还让泰尔考特先生记住了我的名字。正是这件事为后来他把一笔规模相当大的业务交由我们经纪行负责埋下了伏笔。
我为客户操作的时候小心又小心，盯紧他们已经买入的那些证券，要是预料到会有很大的波动，马上建议他们变更投资策略，以保护他们的财产不受损失，有时甚至能给效益带来可观的增长。然而矛盾的是，我却始终克制不住自己内心疯狂投机的欲望。
傍晚，证券交易所收盘之后，白天西服笔挺的年轻人就舒缓了紧绷的神经，到大街上去找五花八门的乐子。就连别的城区的年轻人都会被吸引过来，我自然也抵挡不了这种诱惑。有一家酒馆里经常会举行一些斗鸡比赛（当时被称为“mains”[2]），酒馆位于一七五大街附近的哈得孙河沿岸，从窗口可以俯瞰一到夜间就波光粼粼的河面。带我去的人叫桑迪·哈齐（Sandy Hatch），跟我一样是证券交易所的一名会员。他对各种运动都十分在行，而且拥有许多斗鸡，热衷于观赏它们缠斗。
一个非常热闹的夜晚，在不大的斗鸡坑里，我和一群人围在一起，兴致勃勃地看着两只公鸡捉对厮杀。场面非常激烈，看得人热血沸腾，在关键时刻，我也跟着鼓掌和喝彩。突然，身边的人开始陷入慌乱，朝四周散开，匆匆忙忙地朝门外跑去。有人大喊：“警察来了！快跑！”
我也是“要鬼捉不到，抢在人前跑”，只愣了短短一会儿，就跟着一部分人直接跳出了窗外，又一直跑了好长一段路。
结果什么事都没有，想必有人误传了情报。看客们放下了悬着的心，三三两两地回了斗鸡坑，可我却陷入一种失落当中，不想再跟着回去了。
这件事我每次回忆起来都忍不住要发笑，要是我真的因为有一天在看鸡打架，然后被押到法庭上，在治安法官面前为自己辩驳，就真的太荒诞了。这绝对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要是传了出去，甚至会影响我长期以来在客户们眼中塑造的思而后动又保守审慎的良好形象。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去看过斗鸡赛。随之我想到，对客户的稳健和自身的冒险，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投资态度，很可能不知何时就会因为疏忽大意相混淆，造成难以预料的损失。
这种冲突在我身上其实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我第一次如此清楚地正视它，并在内心深处正极力斗争着，试图彻底解决它。可能每个年轻气盛的人都会有类似的挣扎：到底是继续这么横冲直撞，不放过任何一丝微末的机会，但同时也极有可能一事无成，多少努力都付之东流；还是小心谨慎地落下每一步，走得无比、无比缓慢，为自己的将来逐渐积累财富，安稳，但也可能是长久的贫穷。对我来说，后者才是正确的道路，可它虽然要平坦许多，依然伴随着许多崎岖的苦熬与挫败。
【注释】
[1]特拉普派修道士：罗马天主教中缄默无言、苦心修行的修道士。
[2]指两个斗鸡所有人所安排的系列斗鸡赛。